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阿尔蒂尔·阿尔努《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1878）
十三、公社——战争，警察，新闻界
绝不应该只从公社委员会犯的错误中来寻找公社失败的原因。总之，任何一个政治代表机构都可能犯同样多的错误，甚至更严重的错误。没有一个代表机构具有如此真诚的民主天性，对人民如此热爱。因此在无情斗争中出现的狂怒和失望所造成的缺乏，经验和错误行动是能够原谅的。
我前面陈述的情况使公社很难、几乎可以说不可能夺取物质的胜利。除这些情况外，使公社失败的直接原因和思想原因还存在于其他方面。
应该从治安和军事领导部门去寻找原因，这是公社组织中两个薄弱环节。
凡尔赛深知对公社委员会是无能为力的，于是就在这两个部门中竭力制造混乱。
然而，我对这两个部门的问题不打算讲很多，因为这超出我计划的私人回忆录范围，而且有关军事行动我一窍不通。对这些问题我一无所知，因此我担心会作出错误的或轻率的判断。
像所有巴黎公民一样，在第一次围城时期，我是国民自卫军的一员。作为国民自卫军战士，我不止一次上前线作战。我对受围困地区的军务有所了解。
这只能使我听见炮弹和子弹的呼啸声时不太紧张，但不构成足够的军事科学知识。
一切曾经身临其境的有见识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提出一些一般性的看法，我也只能要求自己做到这一点。
公社在陆军部里有三位代表：克吕泽烈，罗谢尔和德勒克吕兹。
在4月3日出击以后的紧急关头，克吕泽烈担起了军事领导责任。当时公社的一些忠心耿耿但缺乏经验的将军，因冒冒失失地组织了一次袭击而铸成大错，使形势急转直下。
从物质角度来说，这种局势当然可以挽回，但在精神上却造成了令人沮丧的后果，使这支热情和忠诚有余，但纪律和经验不足的队伍从第一天起就丧失了勇气。
4月2日，当巴黎第一次听到凡尔赛的炮声时，人民同仇敌忾的情绪令人赞赏。
经过历时五个月的第一次围困，城市到处是普鲁士人的炮击留下的累累伤痕，人民在严寒和饥馑的袭击下饥寒交迫，无数的妇女失去了丈夫，无数的儿童失去了父亲，在这种形势下，使人感到忧虑的是大家会厌倦和泄气。巴黎的全体居民一直不愿相信会爆发内战，他们抱着特有的强烈幻想，以为凡尔赛会因不敢承担挑起流血事件的责任而退却，以为政府绝不敢犯下这样的滔天大罪，在普鲁士人眼皮下包围这个它自己没能解救和保卫的英雄城市。很少有人料到这个卑劣和奸诈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政府，在它宣布没有军队、武器弹药和金钱来驱逐外国人以后，竟会如此厚颜无耻和丧尽天良地找来人力、火药和黄金，让自己祖国的首都人民活活饿死，并对他们进行烧杀、掠夺和攻击。
令人气馁和逃避斗争的因素何止千条万条，我相信，除了巴黎人民，谁都会受到这此因素的影响。
巴黎人民却丝毫不受影响。
听到第一声炮响，全体巴黎人民便怀着坚定的热情和满腔的怒火起来抗击，如果正确引导，他们的热情和愤怒就能成为胜利的保证。
一得到凡尔赛袭击的消息，所有营队一下子都拿起了武器，仅几小时功夫，从巴士底狱广场到协和广场就聚集了二十万人。
当我见到这支排列整齐的群众队伍，荷枪实弹，高唱着马赛曲请求战斗时，刹那间，我兴奋异常，心里充满了希望，作为一个男子汉我感到自豪。
我甚至希望凡尔赛在听到人民一致奋起的消息时会有所犹豫，会对他们的行动重加考虑。
也许他们只是想吓唬一下巴黎，探一下虚实。
看到国民自卫军和人民的这种态度，看到为了制服巴黎要进行数月殊死的战斗，要打到血流成河，凡是有良心、有道义感、有人性的人难道不会感到他那罪恶的决心动摇了吗？
梯也尔却无动于衷！
他要独揽大权，他要镇压革命。别的都与他无关。
巴黎越伟大，越崇高，就越危险，因此越有必要压垮巴黎。
此外，除非梯也尔说的是实话，除非梯也尔真像他向全世界通电所说的那样，他确实认为3月18日运动是几个狂热分子的闹事，否则他是不会退让的。
但梯也尔不相信他自己的谎言，在他看来，问题全然不是这样。
对他来说，问题不在于巴黎是否万众一心，问题在于在更广的范围内重演有利于自己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12月2日事件，问题在于确保资产阶级的特权。
普鲁士人已经对我们发动了一场种族战争，梯也尔又要向我们进行一场社会等级战争，这是一场丑恶卑鄙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权利、正义和道德不再有任何价值，唯一的问题是：
把起义的无产者重新置于桎梏之下，保住手握鞭子的主人的统治权，用屠杀平息请愿运动！
因此，如同古罗马元老院当年在奴隶战争时期不承认奴隶的权利，不同他们和谈一样，梯也尔和他的国民议会也不可能倾听巴黎的声音，不可能与巴黎和谈。
埃德、贝热瑞、杜瓦尔和弗路朗斯是我们年轻的人民将军，他们血气方刚，受到勇敢的群众散发出的电流一样的热情的感染，在没有得到执行委员会同意的情况下决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出击，击退进攻者，挺进凡尔赛。但如此重大的行动是只有执行委员会才有权下令进行的。
因此，这次出击是在公社未被告知，执行委员会未予准许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次出击完全是心血来潮的突然行动，是在这种形势下必然出现的一片混乱之中进行的。当时什么都未组织就绪，炮兵、弹药和粮秣都尚无足够的保证，而且又是处在掌握于凡尔赛分子手中的蒙-瓦列连炮台炮火的射击下进行的。除了几个头头以外，国民自卫军都以为蒙-瓦列连炮台是在公社战士手中。
3月19日，中央委员会本来可以像夺取其他防御工事一样，轻而易举地拿下蒙-瓦列连炮台。但它错误地把这项重大使命交给了留尔耶将军。这位将军后来在新喀里多尼亚的殉难是凡尔赛分子对他犯下的又一次无耻行为，因为他们曾利用了他。留尔耶将军是一个勇敢的人，这是事实，但他缺乏头脑，竟然跑来向公社报告说蒙-瓦列连炮台的指挥官以信誉担保保持中立。
中央委员会对这位指挥官的担保深信不疑，却未曾想到，凡尔赛可以在第二天撤掉这位指挥官，换上一位不必为许诺承担义务的指挥官。公社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不可原谅的大错。
这个错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巴黎的命运，从此巴黎就暴露在俯视全城的蒙-瓦列连炮台的炮火之下，凡尔赛分子也得以在炮火掩护下安全地修筑迫近城墙的战壕。
如果公社把蒙-瓦列连炮台掌握在手，军事形势就会截然不同，巴黎的抵抗就能在百倍有利的局势下展开。
这个不可理解的错误的第一个恶果是公社国民自卫军4月3日的失败。
在防御工事前列队通过的营队突然遭到机枪的密集袭击，被截成几段。人们感到自己被出卖了，于是队伍不可避免地惊慌失措，乱作一团，丧失斗志，使战局转而大大地不利于我们。
一个接一个的疏忽大意，使杜瓦尔和弗路朗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人民失去了两位勇敢的斗士，失去了两位为社会民主事业而战的英勇和忠诚的战士。
至于埃德和贝热瑞，他们即使有经得起任何考验的勇敢和忠诚，也不足以弥补这些不幸；虽然初战告捷，而且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挺进，他们还是不得不把惨遭伤亡、疲惫不堪、灰心丧气的部队撤了回来。
因此，这次出击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错误的，首先，因为事先没有针对这类复杂的行动作仔细的准备；其次，因为这次行动是在不正常的条件下，是在敌人堡垒的炮火下进行的；最后，这次行动第一天就使国民自卫军打了败仗，对这样一支年轻的、容易感情冲动的部队来说，这始终是应该避免的。
这种热情，这二十万要求战斗的人，当然是一支可观的力量，是取得抵抗胜利的重要保证，但条件是，使用这支力量必须巧妙，必须得当。应当信任这支公民部队，每天训练它，让它去进行可能会从中得益的小型侦察活动，而不要拿它孤注一掷。
一个较谨慎、较有经验的军人会这样去做的。我们年轻的将军们不懂得这点，因为他们不但不去整顿和指导群众运动，反而做了群众的尾巴。
紧接着这第一个错误，他们又犯了一个同样严重的错误，即未经公社的同意，没有执行委员会的正式命令，便动用公社的军队；执行委员会作为唯一的负责机关，不能允许：有人在如此危险的时刻这样擅自行动。[1]
翌日，公社把改组国民自卫军和领导军事行动的任务交给了克吕泽烈将军，一个由公社委员组成的委员会给予协助并进行监督，他们每天在陆军部碰头。
克吕泽烈做的第一件事是禁止在新的指示下达之前从没有防御工事的地区出击，他把作战行动严格限制为保卫防御工事和城墙；由于占领了纳伊和另外几个前沿据点，城墙得到了保护。同时，他打算在国民自卫军内组织一支现役部队，全部由年轻善战的人组成，运用这支力量，进行经常而有力的出击。
这里产生了第二个更致命的错误，根据我个人的判断，这个错误引起了最可悲的后果。这个错误就是，如同在第一次围城时期那样，想把国民自卫军分成两个部分：作战部队和留守部队。[2]
因此命令所有十九岁至四十岁的男人参加作战部队，而超过四十岁的人留在筑有防御工事的巴黎城墙内。
再没有比这更能削弱防卫力量，更能全面地破坏营队组织的了。
4月3日的出击中曾全军出动，而人们本来应该懂得，当时的情况与同普鲁士人对阵时的情况已经不同了。
凡尔赛和巴黎之间的战争是一场内战，一场政治战争。
设在市政厅的政府尽管是由人民合法选举出来的，但从实际上和精神上看，它毕竟是一个革命政府。应该考虑到这种情况，应该懂得我们只有依靠人民的热情，依靠愿意把生命献给公社事业的忠诚而坚定的公民的良好愿望，才能进行斗争。
对于组成一个营队的一千名战士来说，年龄问题无足轻重，信仰问题才是关键。有些不满四十岁的人可能指望公社失败，而有些四十岁以上的人却可能愿意为公社抛洒热血。
应该深深领悟到，在国民自卫军里，每个营队、每个连队都构成一个真正的家庭，其成员有邻居、同车间伙伴、同一条街和同一幢楼的居民。如果把这个精神上紧密相连的整体分隔开来，为了使用上的方便，试图以人为的、硬凑成的单位取代这种在精神上有着可靠的、深刻的联系的单位，那就把这些单位破坏了。
尤其不应该忘记，一场内战、一场政治战争，其伟大和正确在于战士的信念，这些战士不只是士兵，而且个个体现着活的思想，因此，这样一场战争是不能与抵御外国侵略者的战争同样对待的。
在反侵略战争中，不可能有分裂和迟疑。在普鲁士人的征服面前，9月4日以后，只有而且只应该有保卫祖国领土的法国人，因而，政府要考虑的只是这场侵略战争的现实迫使它不得不采取的必要措施。
面对凡尔赛，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很明显，在巴黎和在法国全境，不是所有人看法都一致，不是所有人都一心期望社会革命的胜利；有些人甚至把社会革命看作是十恶不赦的罪行。
不管人们说什么或作什么决定，都不可能使这种人走上前线，即使走上前线，也是另有打算；或者投弃敌人，或者听到第一声枪响便逃之天天，或者意在制造恐慌，导致失败。
因此分别组织作战部队和留守部队这种做法，常常带来以下的结果：在规定的非战斗人员中，经常有忠诚、坚定、刚毅的战士，他们心甘情愿在饰有金穗的红旗下流血牺牲；相反，在符合年龄规定的人中却很难为战斗连招募到士兵，这些连队由于有人开小差或逃避兵役，几乎总是兵额不足。
很多革命热情高涨的营队根本不理会法令，不考虑年龄条件的限制而全体开上前线。第四区十一个营队中就有三个营队谢绝法律给予的照顾，全体奔赴硝烟弥漫的战场。
难道这不是对法令的最好批评吗？
相反，在很多其他营队里，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不拥护公社的人为了领取军饷和保住武器参加了留守部队，因为公社决定，不服兵役的人要解除武装。[3]
法令还存在另一个不妥之处——这还是说得轻的，那就是它迫使人们在敌人的炮火下重新进行军事编制，因此浪费了大量时间。
于是，每个营队和连队不得不进行费时而困难的人员分类工作，然后再选举两套军官等等。
恕我重复，这一切浪费了宝贵的时间，[4]削弱并阻碍了防务，最终使实际战斗人员减少了几乎三分之一，至于由此而引起的不满情绪，就无法计算了。
的确，对于国民自卫军来说，始终应该考虑到大量的感情因素；当涉及到一个没有思想的粗鲁工具——士兵——的时候，人们可能忽视这点。国民自卫军首先是一支精神力量，然后才是一支军事力量。每个国民自卫军战士都在思索、考虑、议论问题，每人都有自己的意志。而且还应该考虑到妇女的意见，她们对自己的丈夫、情人、儿子、兄弟和父亲都有重大的影响。假如有两个人住在同一层楼，你将很难使其中的一个人，尤其是他的妻子明白，为什么一个三十九岁零十一个月的人应该去战死，而他那位四十岁刚过几天的邻居就可以平平安安地留在家里。
假如一起去赴汤蹈火，他们会争先恐后，互相鞭策，毅然决然地参加战斗；假如把他们分开，出征者就可能带着思想疙瘩，看着他的妻子因这种不一视同仁而忿忿不平，而他自己也讲不出道理。
因此对国民自卫军只需按照原样使用，不必进行分类改编；应该召集各营队，把所有前来报到的人都派往前线，而不应该在我们当时所处的困难条件下作勉强的改组尝试。
这样，公民们便能互相带动，每个国民自卫军战士便可监护自己的楼房，把他的邻居们带来参军。逃避兵役者便失去了任何借口，从而堵塞了抗拒、欺诈和谎言的漏洞。
公社立即便能知道谁拥护它，谁反对它。只有为公社服务的人才能领到军饷和武器，其余的人都要被解除武装，而真正参战人员的阵容就会大大加强。
第三个错误比前两个严重百倍，即忽视了在巴黎市内设置街垒，现在我仍然不知道应该由谁为这个错误直接承担贵任。
公社曾建立一个街垒委员会，下达了一道道命令，甚至耗费了大量资金，但未见建起什么有用的或合乎需要的工事。
在普鲁士人面前，用街垒把巴黎封闭起来是幼稚可笑的。不必害怕他们试图发动一次武力进攻。这样鲁莽的举动不合他们的脾气，而且，俾斯麦太了解那些负责防务的人了，他知道总有一天这些人会拱手交出巴黎的。
和凡尔赛分子打交道，问题就变了。他们不可能无限期地围困巴黎。应该肯定地预见到，迟早他们会进行巷战。因此我们应该作好准备的正是这场不可避免的巷战。
在公社存在的两个多月里，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在第一道围墙里筑起第二道、第三道围墙，在军队可能通过的道路两旁的房屋里修筑射击孔，在蒙马特尔和各制高点上建起真正的防御工事，使巴黎成为任何敌军都难以接近的堡垒，使凡尔赛分子，如同预料的那样，在通过第一道围墙后，不但不能处于较好的地位，反而面临更为不利的处境。
那时，他们只得撤退或被消灭。
面对这样的抵抗，凡尔赛必然碰得头破血流，溃不成军，而外省就会感到有必要进行干预，使双方议和，至少要使双方停火，直到选举出一个新的国民议会为止。
实际情况完全不是如此！
我将永远不会忘记，5月22日星期一早上，当我奉德勒克吕兹之命到巴提诺尔和蒙马特尔高地执行任务时，看到巴黎没有一个能起防卫作用的街垒，我是何等地失望。里沃利街和旺多姆广场有一些街垒，但已被包抄，不起任何作用了。
当敌人已深入巴黎腹地时，在没有全盘规划的情况下，应该边战斗边筑街垒。
这种疏忽，不管来自何处，已远不只是一个错误，而是罪行了。
我有权利这样说，因为在整个公社期间，我一再提醒，要求认真地根据合理部署和战略需要建造街垒和内部防御工事。当凡尔赛以为胜利在望的时候，这些工事是我们免于覆灭的最大保证，能够挽救一切。
我不断地提出我的要求，结果使陆军部的各位代表都感到厌烦。
人们到处回答我：“正在这样做。”
如果我不健忘的话，克吕泽烈将军曾有过一份计划，但是他没有对计划的实施进行监督，或者是没有时间这样做。
罗谢尔只是一个职业军人。他从不相信街垒，因为士兵不喜欢也不懂得巷战，然而巷战恰恰是人民，尤其是巴黎人民的天才创造。
至于德勒克吕兹，当他进入陆军部的时候，再发现和挽回失去的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总之，一切或多或少参与陆军部事务和军事领导工作的人，他们的重大错误在于希望打正规战争、传统战争，从而深深地陷入了墨守成规的泥坑。
人们耗尽精力组织军队、军团，发布命令，制订战略规划，然而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
两个月中，我们把革命人民的精华派往防御工事、堡垒和前哨。两个月中，我们失去了数以千计的最优秀的人才，然而负责的人没有找到什么新鲜的、独创的方法，没有领悟到要认真地组织真正的人民战争。
多数派一贯大声疾呼采取革命手段。
然而怡恰是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运用革命手段。
在这儿允许使用一切手段，因为这儿是问题的要害，在争取防务胜利这点上，不会有任何争论和犹豫就能取得一致意见。
可是他们宁肯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在一场据守在防御工事中的旷日持久而徒劳无益的战斗中消耗人力。
由于旷日持久地据守堡垒，成千个英雄献出了生命，然而这些堡垒在炮轰下注定要被摧毁，[5]本来就不可能保住。
有人会问，梯也尔既然从第一天起就向一些区打炮，难道就不会炮轰全城吗？
也许他会炮轰全城！
但我们因此会损失什么呢？公社战士们难道都在巴黎拥有房屋、饭店和宫殿吗？
假如梯也尔炮轰巴黎市中心，他可能击中他的朋友、他的选民，毁了他的拥护者和支持者。再说，请相信，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会放弃这种极端的做法。
像他这种气质的人完全可能冷酷地下令大肆屠杀十万工人和社会主义革命者。因为这不会留下可见的痕迹，这不触犯有产者。
只有登上幸存的孩子在饥饿中哭喊的凄凉的阁楼，才能知道母亲已经倒毙在父亲的遗体上。
只有掀起街道上的石板，看到下面被征服者的正在腐烂的尸体，才能计算得出有多少人惨遭屠杀和谋害。
一个在城市里散步的外来人什么都发现不了。房产主回到他那完好无损的房屋里，满意地搓着手。半夜与女孩子们胡混，白天为《费加罗报》写稿的浪荡子庆幸又有一批女孩子供他玩弄，这些女孩子因双亲亡故、家境赤贫沦为娼妓。
但是烧毁巴黎，荡平宫殿，梯也尔绝不会干！
杀死妇女和儿童？干！
炸毁房屋？不干！
以后的事实确实如此，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私有财产的保护者。
事实上，在5月的日子里，巴黎发生的火灾十有七八是由凡尔赛分子干的，但是在混战中，却可以归咎于公社。与此同时，却有不少的部长、梯也尔的将军、波拿巴分子和保皇分子乘火灾之机销毁了于己有碍的文件。
这些火灾是意外事故，没有人发出过正式的命令。
在筑壕固守的巴黎面前，我相信梯也尔还不敢下令从物质上毁灭城市，如果他这样做了，罪责就要由他承担，他将会众叛亲离。
对于那些秩序的维护者来说，连碎石都是神圣的！
因此公社所缺乏的是一个具有革命天才的军事领袖，是一个熟悉形势、能针对特殊情况制定出特殊计划的人。
人们考虑到了这点，但只是一种模糊的、不连贯的、没有结果的想法。
什么都没组织起来。
人们想吓唬凡尔赛，于是鲁莽从事，把一群在凡尔赛眼里连一根草都不如的人塞满监狱，结果，只不过为敌人的诬蔑提供了炮弹。
公社养活着数千人，但没有让他们发挥有益的作用，本来可以派这些人去修筑防御工事，而不必抽调上前线的人员。
人们把大量的士兵留在兵营里无事可做；不信任他们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把他们与所有被解除了武装的逃避兵役的人以及一部分留守兵合在一起，他们本来是可以担任修建工事和运输大炮以及武器弹药的工作的。
应该说出真相。
人们是否知道，为什么没有人考虑到这一切，或者考虑到了，但周围没有人响应？
就因为在革命传统里找不到这种先例！由于1793年巴黎没有被周困，国民公会没有采取过任何类似的措施。
我们逮捕人，是因为国民公会曾逮捕过人。
我们把人投入监狱，是因为国民公会曾把人投入监狱。
我们制定人质法令，就如同国民公会对可疑分子制定法令一样。
个别人甚至企图逮捕和枪杀少数派，因为当年山岳派逮捕了吉伦特派，并把他们送上了断头台！
过去的历史时刻都压在我们的身上，某些人不因时制宜，而是相信只要照前辈行事就可以挽救公社，如同国民公会派曾一度挽救了祖国和共和国一样。
希望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在这里我主张的既不是激烈，也不是温和。我主张的是合乎情理。
激烈和温和都不能作为原则，这种原则不存在。照应该做的去做，这就是一切。
我从来不会因为一项措施是激烈的或温和的而去反对它。我总是反对我认为错误的、不合逻辑的、危险的、行不通的以及与我们的目的相违背的措施。
为这种措施冠以革命的这个修饰语，又有什么用处呢？
一项措施不因为其激烈便是革命的，只有这项措施能导致革命的胜利，它才是革命的。
我过去从未有过，将来也永远不会有其他的标准。
应该避免巴黎战败。
可是，无论是在没有人质情况下发布的人质法令，或正在进行的逮捕，抑或建立一个社会拯救委员会，都挽救不了巴黎。
这些全是白白浪费时间！
从物质上看，能够挽救巴黎的是一个优秀的军事领导班子，然而巴黎根本没有。
从精神上看，能够挽救巴黎的是进行良好的内部行政管理和广泛的社会改革，使现代革命的令人赞美的激进的纲领首次变成现实，这场革命应该触及社会的基础，打击社会的根基：资本、特权、司法、警察、军队、宗教、财政、公共教育。
应该这样做，也能够这样做。[6]
如果我们当中某些人愿意倾听和理解别人的话：“你们错了！”而不是陶醉于说大话，事情也许能成功；那些提醒他们的人和他们一样也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来革命的。
不幸的是警察部门这个在战争期间公社最薄弱的环节，几乎总是脱离公社的控制，形成了一个国中之国。
关于警察问题，我认为存在原则的一面和实际的一面。
原则上讲，脱离人民的集中的警察组织应该取消。不应该设置警察总署。警察应该由每个地区、每个区、每个市镇的公民自己组织。只有他们才能搞好，并对正直的人没有危险。围城时期的情况就是明证。至多只需设立一个中央办事处沟通和协调情报。假如这个办事处为应付某些困难局势需要专门人员，这些人员应该是有职有权的；任命他们时，应该对他们有绝对的把握。
所谓警察局长应该只是一个与其他所有官员一样的、有一定任期的、选举产生的主要负责官员。
从实际上讲，我不同意有些人的想法，他们认为这个改革也许同取消军队一样是最紧迫的改革，只要公社还在和凡尔赛斗争，就应该实行这个改革。我认为应该只确定原则，准备建立新型的、革命的、公社式的组织，至于执行这个原则，应该延至战后。
的确，巴黎到处都有形形色色的凡尔赛代理人和阴谋分子。局势是可怕的、不正常的，应该把一个现成的组织再保持一段时间；考虑到我们目前的条件，这个组织的统一领导能够提供很多暂时的好处。
因此我赞同战争时期在警察总署内保留一位代表，并让这位代表拥有相当广泛的权力。
不幸的是，担当这项使命的人没有选择好，这是所有任务中最棘手的，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来承担。
警察局有三位代表：拉乌尔·里果，库尔奈和费烈。
库尔奈在那儿呆的时间很短，我完全不了解他做了些什么，不能妄加评论。
至于拉乌尔·里果和费烈就不同了。公社时期的治安工作是他们俩一手干出来的，当然，也不能把话说过头，时局使这个职位变得最困难、最微妙，因此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时局造成的结果。
这项不同一般的、职责明确的任务，要求大胆、百折不挠的毅力和不畏艰险的品质，挑起了这副重担的拉乌尔·里果和费烈后来以身殉职；他们本应在这个岗位上作出巨大的成就。可是，在当时这种艰险的环境里，要求挑起这副担子的人具有超群的才干，那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首先从政治方面讲，在完全看不到1871年公社具有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性质这一点上，他们比别人更严重，在他们看来，公社是第一个革命公社的继续，[7]只不过或多或少更巧妙一些而已。
像他们这样年纪的人，除了个别例外，容易反复咀嚼别人的思想，而缺乏自己独到的见解。[8]
其次，他们接收的警察局已完全瘫痪，始终没有必不可少的手段去做好治安工作。
逮捕不分青红皂白，抓的几乎都是无关紧要的人。真正的凡尔赛密探并没有抓住，或者是抓住后第二天就被释放，通常都不知道由谁释放、怎样释放的。
此外，几乎所有人都很清楚，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岗位上，拉乌尔·里果是不称职的。
起初，在库尔奈、德勒克吕兹、费利克斯·皮阿、特里东、瓦扬、韦莫雷尔等公民组成的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内部，曾考虑过撤换拉乌尔·里果，他是由中央委员会安排在警察局的。
德勒克吕兹特别坚持这点，韦莫雷尔和费利克斯·皮阿也支持他的意见。他们三人多次要求我担任这个职务，但我始终没有接受，我认为自己不具有完成这项工作的特殊才干。
很明显，韦莫雷尔是最合适的人选，在这个岗位上，他可以充分发挥他的活动能力、敏锐和机警。但他不愿别人提及此事，这是我们事业的一个真正的不幸。
在公社里，拉乌尔·里果频繁地受到质询，特别是受到韦莫雷尔的质询，他长期以来是治安委员会的成员，对新警察局的活动了如指掌，对里果非常严厉，从不宽容。
德勒克吕茲也不止一次地在公社会议上与拉乌尔·里果发生激烈的争吵。
然而公社还是把他留在了这个岗位上，决定性的原因是在公社执政时期找不到合适的人替代他。这个理由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占上风，尽管大家对他的工作和他手中的治安工作总领导权颇多异议。
里果终于在公社委员会进行的一次表决后[9]提出了辞呈，这次表决是我的发言引起的，我在发言中指责囚犯问题上的保密做法是不道德的、不必要的。
另外，公社又采取了多种措施，尽可能纠正过去公社代表下令逮捕时过于武断的行为。普罗托公民要求通过一项法令，“命令凡治安委员会进行的逮捕应在二十四小时内通知司法部代表，由他审批，否则逮捕无效”。
没有搜查证，不得进行搜查。
有大量逮捕显然是多此一举或没有正当理由的，但平心而论，应该承认，这常常是由一些个人的错误或我们所处的错综复杂的环境造成的，这种境遇有时甚至会使最沉着冷静的人头脑发热。
驻警察局的代表迫于无奈，不得不临时雇用一些人员，这些临时人员的低能、不忠和有意的过火行为[10]也是滥施逮捕的原因，而代表本人就是第一个应该抱怨自己能力低下的人。
再说，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知道一项合乎情理的命令会被执行的人歪曲到何等地步，他们有时会截然相反地去理解你的意图。[11]
我的很多同事在他们各自的区里与警察总局发生过多次冲突和纠纷。
我个人除了在公社会议上讨论的原则问题外，没有同警察总局发生过任何这类争执。在区里受我领导的有四个分局局长。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被任命的。前来听我吩咐的，我只见到过一个，我也曾用过他几次。
一般地说，在区里同事们的同意下，治安工作由我们直接负责，我们只愿使用国民自卫军，大家都与他们相处甚好，因为我认为我们区还从来没有这样安定过。
拉乌尔·里果受到最严厉指责的是在治安工作范围以外的一项行动，那就是他与报界的冲突，他所下的查封和取缔各种报纸的命令。
在这个问题上，他不是唯一的罪人，公社也通过了取缔各种报纸的决定。[12]
当然，如果有哪个政府需要因不尊重新闻自由而引咎自责，那正是公社政府。形势很险恶，战斗正激烈进行，周围处处是陷阱。几乎所有的报纸不是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中，便是凡尔赛的喉舌，它们肆无忌惮地号召诋毁公社，为我们的失败叫好，辱骂公社战士，泄露我们的军事行动，总之，公开与敌人阴谋串通。在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城市里这是不折不扣的反叛罪，应处以极刑。
因此在这方面应该采取某些措施。
看到有人对他们的苦难幸灾乐祸，人民异常气愤，公社战士们要求断然制止这些令人憎恶的挑衅和光天化日下的阴谋活动。然而，我们的公社委员会里很多成员自己也是记者，所有成员在帝国时期曾以同样的热情既要求结社和集会的权利，也要求新闻自由，就是这样一个公社委员会却下令或批准，至少容忍查封和取缔报纸，这就有点不合乎逻辑，而且令人反感。
这样做，我们就像是在自己打自己耳光，好像一旦政权到手，就否认前不久当反对派时宣扬的原则。
当凡尔赛分子后来进入巴黎时，所有不对屠杀高声叫好，不把加利费的丈夫和维努亚之流在巴黎的洗劫称作解放的报纸，统统遭到查封，对此谁都不曾感到惊讶。
因为这些人从来就是如此。
他们要的是暴力，不是法治。
公社情况却不是这样，当它触及到新闻界时，自己立即变得处境尴尬，这就束缚住了公社的手脚，使它无法坚决有效地一致行动。
损害自己，给敌人的攻击以可乘之机的事，公社做得够多的了，而认真地保卫自己的事却做得不够。
事实上，被公社取缔的报纸第二天又改头换面出版了。在这场狩猎中，胜利永远不属于猎手。受到公社打击的报纸装出受害者的样子，引经据典地为自己申辩，这些一心盼望公社完蛋并为此不遗余力的无耻之徒，几乎赢得了一贯支持反对派和被迫害者的巴黎人民的同情。
他们还大肆污蔑，说什么公社的记者之所以打击对手的报纸，是为了增加自己报纸的发行量。
而我为了避嫌疑，只要我还是公社的委员，我就决不在报纸上写一行字，尽管当记者是我的唯一生计。
然而还是有一些事，一些带有根本性质的事可以做。
我们中很多人建议，战时除了发表政府法令和其他文件的《政府公报》外，其他所有报纸一律暂停发行。
这项措施具有严重缺陷，无庸赘述。但是它至少是合乎逻辑的，而且从某些方面看是有道理的，因为自凡尔赛分子进攻以来，巴黎已成为一个军营，人民已成为一支军队。
在任何一支正在作战的军队里，不能也不应让叛徒、间谍和盼望并竭力制造失败的人有容身之地。
再说，这样一项法令——尽管我并不支持——有它的优点，它不像拉乌尔·里果对报纸所奉行的帝国手段那样直接触犯新闻自由的原则。
其实，我认为这是徒劳的，我认为，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在这方面有所创新，既确保我们应该捍卫的最高利益，又通过尊重原则的行动来证明这些真正的原则是非常之好的。
在整个帝国时期我们曾经要求过什么？我们要求取消一切有关新闻，即打击新闻的法律，恢复普通法。
我们应该有普通法就够了。
如果记者公开通过报纸谋划毁灭公社，如果他们把有关我们军事行动的情报提供给敌人，难道没有一般的法律——这里说的不是新闻法，而是普通法——来惩处这些罪行吗？
相反，如果他们只是议论我们的法令，批评我们的政策，写文章反对我们的倾向和意愿，这是他们的权利，是他们绝对的、无可非议的权利。
我们不也有自己的报纸可以回敬他们，维护我们的思想，在人民中宣传和散布这些思想吗？
我们报纸的成就不是远远地超过了反对派的报纸的成就吗？
他们的报纸之所以小有名气，表面上得点民心，只是因为我们忘记了真正的原则——这始终是危险的——笨拙地给那些报纸制造了一些麻烦。
在这方面，我问心无愧，我没有因当时面临的新的、极为严重的局势而投过一次赞成票；那倒并不是因为我把个人的思想看得比社会救亡的必要性还高，而是因为当时我认为，现在我仍认为我们既可做到有效自卫，又不损害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人类本性固有的。
尽管偶然的机遇使我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尽管在公社期间，我和我的朋友不但没有光荣牺牲，反而成了当政者，但我的感情、我的主张、我的政治观点绝不会改变。这就是我在一次吵闹不休的会议上，就囚犯的保密问题争论时所表达的思想：
“有些人以毕生精力反对专制政权的恶习，我不懂为什么就是这些人，当他们执政时却立即犯同样的错误。要么保密是必需的、正确的，要么是丑恶的，二者必居其一。如果是正确的，当初就不应该起来反对，如果是可憎的、不道德的，我们现在就不应该保留。”
随着自己地位的变化而改变观点的人是没有原则的人，他们反对的只是于己有碍的事物。
而我们应该与之斗争的是不公正的事物。
坏的不能变成好的，因为它如不害我，就必然害人。
依我看，这是唯一千真万确的，我过去坚持，并将永远坚持。
帝国时期，我曾强烈要求新闻自由，我宣称，新闻自由和结社、集会权利一样是一种绝对的、首要的。天赋的权利。我宣称，这些权利与呼吸、走路、吃饭的权利一样，不应该作为专门立法的项目。在任何社会里都存在镇压各种罪行的保护法，因此如果我在文章或讲话中犯下了法律规定的某一罪行，我就应该像所有公民那样被依法惩办，像他们那样受我的同事审判。但是我不同意让人阻碍我自由表达我的思想，自由讨论政府的法令。
如果当我们成了胜利者时，尚不能建立那些过去在失败时曾主张过的原则，尚不能让别人认真地尊重它们，尚不习惯于执行这些原则，那么，我们将永远不可能在法兰西建立起真正的原则。我们将永远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而摇摆，而力量则是最反复无常的东西，它决不会长久地属于某一方，而总是从一方转到另一方，像一把两面有刃的刀子那样，今天砍在被伤害的人身上，明天却又回过头来砍在拿刀子的人身上。
永远不要忘记，执政对任何一个政党来说都是暂时的；今天的胜者可能是明天的败者；如果不尊重权利和正义，给予可靠的自由权利，那就会产生混乱、风险和报复，而不会享有自由。
请注意，我说的尊重权利和正义，不是指对人民的敌人，即阴谋策划、妄图使人民失败的人，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人等等，表现出宽恕和极端错误的软弱。
不，为了尊重正义，为了夺取胜利，我们应该打击强盗和杀人犯。我指的是那些靠掠夺整个民族的财富养肥了自己的窃国大盗，那些在街道和战场上使人民血流成河的杀人元凶。
如果允许和有必要打击那些犯罪的个人，那么，某些权利是一切人生来就有的，是任何政权都不应该触及的，这就是生的权利，与他的同胞结社的权利，通过口和笔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享受自己全部劳动成果的权利。
因此，公社时期，应该允许人们对公社法令自由辩论，但由于是战时，还应该追究某些通过讲演和文章犯下的罪行，考虑到当时局势，这些罪行构成了真正的反叛罪。
我再说一遍，一个被围困的城市不能容忍在它内部有人公开期望这个城市的毁灭，挑动保卫这个城市的战士背叛，向敌人提供该城军队的调动情况。
公社时期的巴黎就是这种情况。
公社不应该侵犯报纸，而应该在这些记者的行动超越了实际上的围城状况所允许的界线，在他们超越了自由批评的范围向包围者伸出了手时，对他们严加惩处，不是把他们作为记者，而是作为人民的叛徒和敌人来惩处。
在凡尔赛，人们不容许公社报刊发行。
在巴黎，我们不应容忍凡尔赛分子披着记者的外衣来搞阴谋勾当。
[1] 毫无疑问，我认为埃德和贝热瑞公民的用意是丝毫不容怀疑的。
[2] 我必须立即说明，这个错误的责任似乎不应归于克吕泽烈将军本人，因为第一次围城时期他不在巴黎，根据他认为是了解情况的人的报告，他以为这种组织形式一直在起作用，只需加以运用便可。
在这方面，错误的情况介绍欺骗了他，他丝毫没有理由对情况的真实性加以怀疑。他这样做的目的是首先原封不动地使用现有的革命武装，这就使他在必要时有时间从容不迫地、有条不紊地进行考虑和改革。
不久，他自己便发现这个措施是有弊病的。
[3] 确实，公社不能允许在巴黎留下能够对公社进行挑衅或在一次武力进攻时与凡尔赛里应外合的敌对分子。
[4] 一些营队花了整整几个星期的时间搞选举工作，在此期间，不可能把它们派往前线。
[5] 在最后一个星期里，第四区一个拥有二百四十人的营队去占领了旺夫要塞。回来时只剩六十人。其余的人非死即伤！
[6] 我们当时几乎没有政治可谈，这不是时候。过去政治谈得太多了，已经浪费了宝贵的时光，而且我们一切分歧也正是从这里产生的。
[7] 指1789年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公社。——译者
[8] 大家知道，我在此丝毫不想对费烈进行人身攻击，也不想贬低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在军事法庭上，费烈的表现令人钦佩。在萨托里刑场上，他的表现是崇高的。他死得如此英勇，令人肃然起敬，公社为自己有这样的英雄而感到自豪！
[9] 决议规定，一个由公社委员组成的委员会有权进入监狱并审问所有罪犯。
[10] 凡尔赛确实把主要的破坏活动转到警察局方面。梯也尔成功地把他的几个密探打入了警察局。这些密探故意推行武断的、激烈的措施。此事后来有很多证据。
[11] 在第四区区公所，我发现了这样的情况：如果我发出三道命令，总是有一道根本没执行，有一道完全被歪曲了，只有一道是按规定完成的。
[12] 我因病没有出席公社的两次会议，其中一次通过了这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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