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3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阿尔蒂尔·阿尔努《巴黎公社人民和议会史》（1878）

八、3月18日

　　基于人民的一致意愿，国民自卫军联合起来了，也就是说，它由最高统帅手下一个毫无生气的分散的团体一变而成为一个自治组织。该组织使连、营之间建立了联系，实现了连、营的大联合。它受自己的章程约束，由自己的代表管理和领导。
　　这些代表就是人们称之为中央委员会的最初成员。
　　事实上，国民自卫军根本不是一支军队，所以它的营队不应该是军队里的一些团。
　　公民拿起武器仍然是老百姓，正因为他是身穿军服的老百姓，他才胜过那些形同机器的土兵！
　　国民自卫军感到有被解除武装的危险，便应用了社会主义的伟大原则，从中寻求解救的办法。这个原则就是自治和联合，即每个团体独立自主，各团体之间自由联合。
　　国民自卫军特别不愿意人家从外面、从常备军里拉个人来强加给它，当它的领导；它要求通过选举任命各级长官，从下士到将军，无一例外。国民自卫军公开地、和平地完成了这个共和组织的建立工作。应该承认，这个组织没有触犯国家的任何法律，对国家不构成任何威胁，除非国家蓄意妨害它的自由，或是企图对它动武。
　　国民自卫军没有等待哪个政府前来解救，而是在前进过程中提供了和平地——我要再次强调，和平地发起运动的范例；他们只在存在解救办法的地方寻求解救。这个办法就是“团结一致，共同努力”。这一点是每个具有共同利益、有生命力的自然形成的团体的权利和义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革命党人根本不打算发动内战。“相反，它千方百计努力避免内战或尽可能推迟内战的爆发。
　　事实上，马上发动一次暴力革命，对社会革命党又有什么好处呢？
　　巴黎还从来不曾这样万众一心地主张共和。人民还从来没有这样广泛地被武装起来过。组织国民自卫军也从来不曾采取过如此民主的方式。
　　的确，巴黎的各个不同阶级并不都有激进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但整个巴黎至少都主张共和。由于感到了波尔多国民议会的威胁，整个巴黎便团结起来拧成了一股绳。
　　再说，这个波尔多国民议会可耻到了愚蠢的地步，因为它颁布了两项法令，既直接危害首都商业，又使首都半数以上的商人沦于破产或濒临绝境，甚至竟然把巴黎居民中最反动的那部分人的支持都丢失了。
　　我指的是关于商业证券期限和延期交付房租这两项法令。
　　9月4日上台的那些人始终按自己的逻辑行事，他们拒不实行定量供应，而且对于房租也仅仅规定暂缓缴付，所以当战争结束，在大家的财产和存款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的情况下，还不得不把自己的几乎全部收入都交给房主，于是房产主就成了这次民族大灾难中唯一未受损失的人。
　　由房地产主组成的波尔多国民议会一心要打击巴黎，打击这个全法兰西引以为荣、视为珍宝的城市，使它物资匮乏，产业凋蔽；于是他们颁布了两项法令，逼迫工业家立即在极短期限内付清欠款和票据，从而使他们倾家荡产。
　　因此可以说，3月的巴黎，虽然绝不是人人拥护公社，却至少没有一个人拥护波尔多政府。
　　因此，革命党面临的形势几乎好得出乎意料，有全城两百万不满现状的居民可以依靠，又掌握着一支少说有二十万人的军队，而这支军队又是见过战火，表现了决心、勇敢和毅力的。
　　在这样的条件下，显而易见，国民议会不得不认真对付这支巨大的力量，何况这支力量又得到各大城市的同情，这些城市和巴黎之间不仅在思想上——这早已如此——而且在行动上，也是协调一致的。
　　这种状况倘若能维持下去，哪怕只维持两个月，那么，波尔多国民议会结束了与普鲁士人和谈以后，它便只有引退的份儿了，因为组织这个议会，就是为了干这件不光彩的勾当。
　　面对武装起来的巴黎，面对同样武装起来的里昂、马赛、波尔多、图卢兹、南特……，波尔多国民议会就绝不敢夺取政权，宣布自己为制宪会议。
　　在这两个月中，国民议会的垂死挣扎，它的残暴、无能以及愚蠢的挑衅，可能已使它失尽人望，事实上也确乎如此。而正直的人们——遍布全国的几十万国民自卫军士兵鼓舞了他们——对它的厌恶之情，也可能早就迫使议员们作鸟兽散了。
　　那样，仅仅维持现状，就能不发一枪地在法兰西建立共和国，赶走波尔多国民议会，也许还可以把梯也尔赶下台，也就是说，铲除这个与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
　　由此可见，在共和党、民主党、革命党或社会主义党内，谁都没想进行巷战；相反，一切敢作敢为的人在这个问题上都崇尚良知，俯顺舆情，竭力避免内战；而挑衅则只能来自政府，因为国民议会和梯也尔预谋已久，早就决定进行挑衅。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挑衅计划是如何实施的。
　　一切问题的根源是大炮。而这正是政府精心策划、极力渲染并蓄意激化的问题。
　　我已重复过多次，当初夺取这些大炮完全出于爱国主义的目的——使之不致落入普鲁士人手中。
　　普鲁士人撤走后，危险过去了，法国人民，尤其是巴黎人民，忠厚有余，早已把叛卖行为——尽管他们始终深受其害——忘得一干二净。如果没有来自波尔多的威胁和一整套意昧着向巴黎和共和国正式宣战的紧急措施，国民自卫军也许早已心甘情愿地把大炮交出去了。
　　但事到如今，再无条件地交出大炮，那就是懦弱，甚至是愚蠢了。
　　再说，交给谁呢？
　　这些大炮几乎全部都是国民自卫军自己的财产。
　　战争期间，国家并没有从军火库里提取大炮交付给国民自卫军。这些大炮是靠各营官兵拿出部分薪饷，或向公民募捐，醵资购置的。
　　的确不应该忘记，巴黎之所以具有相当数量的装备，那是因为人民具有公民的献身精神。当政府按兵不动，并抱怨缺乏炮兵的时候，人民却自己筹资铸造了大炮。
　　事实是，政府虽然没能阻止这场爱国运动，却至少也未曾动用这些新武器，因此，即使在1月19日的布桑瓦尔战役以后，这些大炮都还是崭新的。
　　因而大炮属于国民自卫军是合法的，和他们的枪支同样合法，甚至更合法——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因为这是他们的直接财产，是他们支付了大量现金获得的财产。
　　既然没有一条法律规定取消国民自卫军或命令解除其武装，因此它与别人有同样的权利，可以保留自己的所有武器，包括大炮。
　　我始终觉得，国民自卫军的这种愿望是无可非议的，唯一可以讨论的是它如何保存这些大炮。
　　谁都不否认，这些大炮摆在四周布满战壕的蒙马特尔高地上控制着全城，是不正常的，完全是临时性的。
　　这里存在一个危险，不是物质上的，而是精神上的。
　　诚然，人们不可能担心市郊会有炮击城市、给城市带来死亡和破坏的意图。这种滔天罪行，只有老朽、残暴的梯也尔才想得出来，只有波拿巴的、保皇党的和形形色色的保守党的将军们手下的兵痞才干得出来；他们干这类事总是自觉自愿的，而且不乏热情。
　　人民从来没有过类似打算，从来没有预谋过这种极端残忍的暴行。我们可以责怪人民对倒下的敌人往往太轻信、太宽容，但是这类暴行在人民历史的任何一页上都是找不到的。
　　即令遭到最骇人听闻的屠杀，人民也极少进行报复，更不必说这种报复与那些虐杀秩序、家族、财产和宗教的特罗普曼^[1]们令人发指的罪行相比，人民的报复相形之下简直是幼稚和微不足道的。
　　但是，尽管这些大炮实际上并不构成某种有形的危险，绝不会被用来轰击近在咫尺的城市，然而，毋庸置疑，它们的存在却构成一种精神的危险，因为它给反动派以口实，可以指责国民自卫军心怀叵测，而且也引起部分居民的不安。
　　凡尔赛国民议会欣喜若狂，他们死死抓住这个借口不放，拼命大做文章。梯也尔收买的警察报纸天天发布消息，说什么内战开始了，惨遭浩劫的首都街道已经血流成河。
　　在此期间，国民自卫军根本没有进攻的打算，恰恰相反，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他们对于在临时停炮场周围站岗放哨，以及总是处于这么一种战争状态，已经感到厌烦了。
　　国民自卫军知道这样的状况不可能无限期延续下去而不带来灾难，它强烈感到局势不利，在想方设法摆脱困境。
　　因此国民自卫军首先作出尝试，迈出和缓的一步，派调停人向巴黎总督说明，国民自卫军已作好准备把大炮搬走，集中到一个指定的炮场，由每个营队轮流看守。^[2]但不是把大炮交还国家，积压在军火库里。^[3]
　　政府只要在巴黎指定一个地点，就一切都解决了，至少在那个时候，在这个特殊问题上是这样。
　　每天派一个连队在停炮场入口值勤就可以了，民兵们会感到满意，胆小怕事的人也不必担惊受怕了。
　　总之国民自卫军只要求一件极为简单和绝对公正的事：由它负责单独看管大炮，因为这些大炮是它筹款买来的，是它抢救出来免遭普鲁士人没收的，是它的装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倘若梯也尔有过和解的念头，有过避免流血的希望，那就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了：政府可以对国民自卫军的爱国远见表示感谢，并在巴黎城内指定一两处或两三处地方停放大炮，在那儿安设一个国民自卫军的哨所，每天按例轮流值勤。
　　对政府来讲，这丝毫不失体面。
　　退一步说，即使政府存心有朝一日把这些根本不属于它的大炮据为己有，照上面说的去做是可能更容易把大炮弄到手的。
　　任何一个了解巴黎人民性情的人都知道，一旦这个要求得到满足，绝大部分人的疑虑就会消除。
　　人们初期保持的那种过度警觉状态就会渐渐地放松。政府也就随时有借口、有机会去夺取大炮，而不会使人感到是粗暴的挑衅和政变了。
　　政府拒绝了绝大部分营队的和解意向，甚至拒绝予以回答。^[4]
　　政府遵循的还是梯也尔上台以来就执行的策略，对此报以轻蔑的沉默，表示拒绝。
　　梯也尔想要干的根本不是收回大炮，而是扼杀巴黎的劳动阶级和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党。
　　他想要的是内战，是一场能使他手持利斧，带领十万刽子手，以胜利者的姿态凯旋而归的内战。
　　要是在大炮的问题上妥协，实现他一生梦寐以求的愿望就会变得遥遥无期，而到了他这把年纪，是不会再甘心等待的了。
　　因为他和所有革命党人都明白，目前局势继续保持下去会给共和国和民主事业带来怎样的好处。
　　他明白，巴黎站稳脚跟就意味着梯也尔的倒台。
　　因此，他竭力避免使人提出合情合理的解决办法，更不必说去寻求和采纳这类办法了；后来到了公社时期，对于某些区长和具有和解精神的团体提出的解决办法，他也一概冷漠地表示了拒绝。
　　我们甚至可以推测，他并不想出其不意地去夺取大炮，因为他生恐这样会使革命营队陷于全面混乱，会使他们完全失去勇气。
　　我们知道，国民自卫军经过了历时五个月的围困，早已疲惫不堪，对于守卫蒙马特尔高地已经感到厌烦，何况站岗总是由该区营队负责，他们实在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因此可以说，为了使这些忠心耿耿的公民不致丧失热情，梯也尔作出了一切努力。
　　否则，他屡次故作姿态地要夺取大炮，尔后立即原令追回，又作何解释呢？
　　梯也尔的这种一再拖延的办法，也使中央委员会有可能基本上建立起来，并使它能在民主力量各武装部队之间建立起联系。
　　3月6日，政府对在蒙马特尔筑壕固守的兵营作了一两次佯攻，尔后又对孚日广场那个不太重要的停炮场发动了一次佯攻。该停炮场位于马雷区中心，守卫这个停炮场的营队，其革命意识比市郊营队差得多。
　　因为，这些营队的人约有一半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代表。
　　就在3月16日晚上11时左右，巴黎卫队的一班骑兵，带着一些牵引车辆的马匹出现在孚日广场街口。
　　哨兵喝问：“口令？”骑兵不予理睬，继续前进。哨兵随即发出信号，哨所里的人携枪而出。国民自卫军士兵已是单膝着地，端起上了刺刀的枪，声称就要开火，骑兵这才停止前进，掉转马头逃跑了。
　　然而，在那儿能够抵抗的公民至多只有三十来人。广场的战略位置很糟，经不住任何严峻的战斗。包围这个尽头像个死胡同、只有三个出口的广场简直易如反掌。
　　全区当时正在酣睡中。
　　如果政府果真决心夺取集中在这儿的大炮，就会派出几百人而不是五十人。他们就会同时把住所有出口，同样，在场的国民自卫军战士就会像掉进了一口陷阱，被立即击败；不等该区的人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大炮就会不翼而飞。
　　事实却相反，政府只派了一支兵力不足的小部队，而且显然得到命令，一遇抵抗就撤退。
　　全区人都惊醒了。国民自卫军从四面八方赶来，断绝了交通，夜半露营，准备击退新的进攻。
　　中央委员会得悉敌人的企图以后，便发出相应的命令。它正确地作出判断，认为无法守住孚日广场，而且这个广场又位于以反动闻名的马雷区中心，因此次日早晨便派了几个最忠诚的营队去抢运大炮，肩扛手拖地把大炮运往安托尼市郊，安放在该区巴斯伐鲁瓦街和附近地带。
　　转移大炮是大白天——可能恰是正午——干的，搞了一两个小时，其间没有一个正规军兵士出现。
　　政府得知此事以后，也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
　　政府是担心孚日广场的停炮场到手太容易，因而使安托尼市郊的人民营队失去了一项重要手段，不再会举行梯也尔及其帮凶所精心诱发的起义吧！
　　政府的这次试探也证明了一个意义重大的事实，那就是即使是市区的国民自卫军，即使在被人错误地看作——我后来发现了这点——比较反动而实际上显然是比较温和的第四区的国民自卫军，也全然不愿意被解除武装，在波尔多国民议会面前束手待毙。
　　人民同心同德，巴黎的运动不只限于远离市中心的郊区，甚至在市中心各区也已扎下了根，而且根深蒂固，生命力旺盛，而在这些中心区里，人们无法硬说大多数居民是“郊区的二流子”。看到这一切，除了凡尔赛那帮后来成了刽子手的人以外，任何人都会认真考虑考虑的。
　　我不记得那天守卫孚日广场的是哪个营队了，但这也无妨，总之这个营队表现了坚定的决心和沉着的毅力，值得高度赞扬。
　　3月17日晚，形势明朗，壁垒分明，一方是巴黎人民，他们枪不离身，决心自卫以对付政府企图解除武装和发动政变的尝试；另一方是政府，它决心挑逗巴黎放弃审慎的态度，掀起轩然大波，挑起内战，以便找到借口，进行一次大屠杀，用骇人听闻的手段一举打垮它的所有敌人和对手。
　　现在正是有利时机。
　　法国与普鲁士交战以来，已经疲惫不堪，渴望得到喘息的机会。此外，外省与巴黎隔绝已达七个月之久，而且自9月4日以来，政府就有意地对首都进行种种诽谤，不露声色地对外省进行煽动，此刻它已经认为挑起整个外省反对首都将是轻而易举的事了。
　　再则，普鲁士人还在那里，首都居高临下的防御工事，一半还掌握在他们手中。
　　万一巴黎起义的声势过于浩大以至可能获胜，梯也尔只要向俾斯麦稍加示意，就可勾结外敌一举歼灭聚集在巴黎的革命力量。
　　法兰西确实倒下了，现在还要这么干，真是极端卑劣的行径，即使这些人是法国的死敌，人们也不敢相信他们会有这种念头，但事实俱在，让历史来作证吧！
　　在胜利者德国人眼前，把巴黎人民抛向街头，在日耳曼军队刚刚冷却的炮口下打响内战，这就是那个嗜权如命、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原则恨之人骨的老家伙，冒天下之大不韪，打定主意，不慌不忙地策划和执行的阴险计谋和丑恶罪行。他那不动声色的样子，使有良心的人无不目瞪口呆。
　　梯也尔此时开始进攻以挑起战争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当时巴黎尚未从第一次包围中喘息过来，国民自卫军的组织尚未完善，尤其是巴黎尚未和法国其他地方重新取得联系，无法向那些地方的人揭穿针对巴黎制造的谎言，并把自己点燃的爱国主义革命火种传到那些地方。
　　迫使巴黎顽强抵抗，从而使资产阶级惊恐万状，梯也尔便能从中获得实惠，因为那样就会使梯也尔成为救世主，成为必不可少的关键人物。
　　的确如此，如果巴黎轻而易举就缴了械，结果会怎样呢？
　　无非是反动派获胜，共和国立即垮台，数以千计的共和党人和社会主义者遭到流放，宣布全面接管，然后宣布实行君主制，也就是重演12月2日的历史。
　　倘若如此，梯也尔就是为别人火中取栗了，政权就要易手，他就要从一生梦寐以求的第一把手退居第二、第三把手了！
　　尚博尔或奥马尔^[5]把他撇开，甚至不让他担任公职，也未可知。
　　革命纵然失败，梯也尔也并非胜利者。
　　我再重复一遍，他所需要的是一场战争，一场能满足这个最高统帅一切野心的、注定必胜——因为有普鲁士人为他撑腰——的战争。其规模之大足以令人生畏，以至必然使梯也尔出来左右一切。
　　这一招必须保证建立起他朝思暮想的真正的独裁统治，就像他一直羡慕的波拿巴当年干的那样。他要竭尽全力保住这一独裁统治，如有必要，即使在凡尔赛建立一个所谓的共和国，也在所不惜。
　　如果我表达清楚了，读者就应该明白，挑起内战唯有对反动派有利，而此时爆发内战对梯也尔先生的个人打算和他包藏的野心，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应该补充说明，梯也尔对自己的计划是守口如瓶的。
　　波尔多国民议会假如了解他的计划，肯定会加以抵制，因为大多数议员只是想恢复君主政体，无意捧梯也尔高升，他们对他是深恶痛绝的。
　　其次，国民议会不要说策划，甚至在理解任何一个政治计划方面都是无能的。
　　梯也尔只可能在左翼中找到同谋，而当时他并不需要，因为他深知胜利果实一到手，左翼中自不乏阿谀奉承之徒。

　　政府自己对其首脑的真实意图还蒙在鼓里，看来这就是3月份前半月当局代表们举棋不定、行为前后矛盾的原因。
　　不了解这些原因，3月18日以前和当天发生的事件就会成为历史上绝对不可理解和完全荒谬的事了。
　　应该说，不是彻头彻尾的卑鄙行径便是显而易见的愚蠢举动。
　　虽然巴黎人民的热情出乎梯也尔所料，虽然他几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他这一招仍不失为经过精心策划的毒辣奸计。
　　像一切狡猾透顶的侏儒一样，这个特朗斯诺南街惨案的策划人也作了错误估计，他们总是忘记估量他们意识不到的巨大力量，这力量就是对事业的忠诚，人民的英雄主义和道德观念的觉醒。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它将永远载入史册，从现在起，这一天标志着人民为夺取未来所作的一次最非凡的努力。
　　残暴的敌人下手了，巴黎的命运已经注定。
　　巴黎人民一觉醒来，看到墙上贴出了蛮横无理、杀气腾腾的公告，^[6]未曾试图采取任何和解措施的政府，在拒绝了所有的和解方案以后，向巴黎人民宣战了。
　　政府挑战了，要应战吗？
　　是低头屈服，还是拿起武器？
　　低头屈服就意味着抛弃和牺牲共和国，意味着放弃社会改革，意味着在屠杀人民的刽子手面前引颈就戮，意味着堕落和背叛！
　　抵抗，拿起武器，无疑地意味着走向死亡。
　　为自己的信仰而死，为肯定-个原则、竖起一面旗帜、并在世界上创立一种真正的、新的思想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巴黎接受了挑战。
　　也可以说巴黎简直发了疯。但这是一种英勇的、崇高的疯狂行为，是有益的，影响深远的，整个欧洲都受到了震撼，其后果已经显现出来。
　　这一天事件的细节是众所周知的。
　　蒙马特尔高地首先遭到突然袭击，但是轻而易举的胜利显然不能达到梯也尔的目的，因此军队没有带来拉炮的马匹和马具。
　　袭击成功了，但没有留下必要的时间让国民自卫军得到警报赶来援救。
　　巴黎人民是异常敏感的。对事物的反应疾如闪电是他们特有的、给人印象至深的一个特点。这次他们又是闻风而动。妇女们首先到达，她们扑到已经落入军队手中的大炮上，紧紧抱住不放。她们飞快地奔到敌人队伍里，恳请士兵不要向自己的弟兄开枪，把他们一一争取过来，并从他们手中把枪支拿了过来。
　　这时国民自卫军也全副武装集合起来了。
　　士兵们早已厌战，由于屡遭败绩而纪律松弛，对自己的长官丧失了信任和尊重，因此很快就被争取过来。他们举枪投降，与群众站到了一起。
　　只有宪兵、巴黎卫队和旧市警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抵制。
　　对这些人来说，其枪口所对准的人群中，有他们的父兄和妻子，因此他们撤退了。
　　安托尼市郊警戒严密，对巴斯伐鲁瓦街停炮场的袭击没有成功。
　　早晨，当我来到巴士底狱广场时，那儿到处是军队和机枪。警察取下了系满在圆柱上的花环。
　　插在自由之神头顶上的红旗以及宣布世界共和国成立的告示都无影无踪了。
　　但是市郊的所有街口都已经筑起了街垒。每一个街角都有一位荷枪实弹的国民自卫军战士，在离敌军前沿哨兵只二十步远的地方，镇定自若地来回游动。
　　而士兵们却显得沮丧、疲惫、消沉，甚至不满。这是些很年轻的新兵。他们离开自己的队伍，走进酒店和群众一起饮酒，群众则向他们进行宣传，灌输道理。
　　中午，撤退的命令送来了。到处都接到了撤退命令。军队撤退了，而国民自卫军已经全体出动，仍然牢牢地控制着全城。
　　连治安营队也拒绝为凡尔赛的军事头目支撑局面。
　　当晚，政府逃跑了，突然之间巴黎完全落到了巴黎人自己手里，这在当时确是出乎意料的，是任何人不曾预见、也不曾设想过的。
　　大局已定。
　　公社诞生了。

^[1] 特罗普曼，第二帝国时期的一个杀人犯。他一次凶杀七人，成为当时轰动社会的一桩特大凶杀案。——译者

^[2] 炮兵中央委员会要求重新组织国民自卫军炮兵军团，并宣布立即把大炮交还给它。
　　蒙马特尔第六十一营的代表甚至走得更远，他们非正式地委派十八区区长克雷蒙梭去商讨如数交还大炮事宜，条件是要争取一种能够维护国民自卫军战士自尊心的形式。
　　因此政府对人民的和解意图不可能一无所知。但是和平解决根本不对政府的胃口，它想诉诸武力，以便得胜之后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把所有的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一网打尽，全数杀光。

^[3] 然而国民自卫军还是把早先混在国民自卫军大炮中的属于正规军的大炮如数归还了。

^[4] 我们不能把奥雷尔·德·帕拉丹在和远离市中心地区的几位区长和副区长谈话时所作的口头保证作为正式的回答。这些保证只是诡计加谎言，目的在于争取时间、消除人们的怀疑和麻痹人们的警惕性。

^[5] 尚博尔伯爵是亨利第四的孙子，1873年企图复辟未逞。奥马尔公爵是路易·菲力浦四子。——译者

^[6] 以下是公告的结尾，文字冗长，内容粗野，谎言连篇：

“巴黎市民们：
　　……为了你们自身的利益，为了你们的城市和法兰西的利益，政府已决定采取行动。那些扬言要建立一个政府的人是有罪的，必须依法审判。从国家窃走的大炮必须交回武器库；为使这项合理合法的紧急命令得以执行，政府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良民要和那些捣乱分子划清界限，如此方能加速恢复城市的繁荣，为共和国效劳。否则共和国将因混乱而在法国舆论中丧尽声誉。
　　巴黎市民们，向你们说这番话是因为我们尊重你们的良知、智慧和爱国主义精神；但是通知一经发出，你们要立即赞同我们诉诸武力，因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毫不迟延地使秩序完全、迅速、持久地恢复起来，此事和你们利害相关。

巴黎，1871年3月17日（以下是鉴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