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
第七章 巴兰
我从1900年至1920年之间发展起来的帝国主义理论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出的各种理论，因为两次大战之间的那段时间在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中没有产生值得注意的创新。俄国革命的成功和西欧革命的失败扩大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共产主义者（随着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建立而制度化）之间，以及欧洲不同国家各共产党之间的裂缝。伴随斯大林执政的是，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所有的共产党中，强迫人们在理论上接受陈旧的正统观念。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大陆许多地方的胜利进一步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何重要的发展。我不愿讨论出现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它们相当机械地照搬照抄列宁，就所涉及的帝国主义问题来说，它们往往吸收列宁著作中更不充分的方面，强调资本主义的“过度成熟”并在消费不足论的意义上解释它（关于某些这样的著作，参见肯普，1967年，第7章）。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在斯大林得以巩固其权力之前，俄国在经济学上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讨论，但是它们当然主要针对革命之后的经济政策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被理解为对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硏究，由于有少数在与西方孤立地进行工作的作者而在这段时期保持着活力。莫里斯·多布写了许多有价值的著作，但对帝国主义却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多布，1940年，第7章；多布，1963：311 ff）保罗·斯威齐的教科书《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1942）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更新近的著作之间的一座重要桥梁。
保罗·巴兰的《发展的政治经济学》（1973年，下面简写为PEG）出版于1957年，无论就其所涉及的问题，或是就其理论内容而言，都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新的环境中，敌对和战争已经不是突出的问题。巴兰指责垄断资本既是先进国家，又是不发达国家停滞的根源。同时，他是第一个认为不发达国家的权利本身就有研究价值的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确，列宁曾经写过《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74）但是，俄国是半发达的，而不是不发达的国家。在把不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看做是一种不同于先进国家早期曾经经历的发展过程方面，巴兰与其前辈不一致。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这种态度支配着马克思主义关于不发达的思想。
巴兰和斯威齐密切合作了很长时间，合作的最大成果就是他们合着的《垄断资本》（1968）。试图确定哪个人是他们所代表的一般思想路线的原始作者确实是没有用的。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经过《发展的政冶经济学》直到《垄断资本》，有一条连贯的发展路线，开头非常接近经典马克思主义，逐渐演变成某种与众不同的东西。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20世纪60年代复兴的时候，尤其在美国，在北方和南方，巴兰和斯威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每月评论》（由斯威齐和其他人编辑》，培育了整个学派的作者。
― 垄断和停滞
如上所述，巴兰和斯威齐是“消费不足论者”，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因为工人有限的购买力而经受持久的需求短缺。他们全部的论证显然接近霍布森的论证，尽管他们似乎一直非常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我已经讨论了霍布森的看法（第四章），因此我将简单地脱提及。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中，斯威齐认为，如果人们考虑马克思所描述的不同的趋势，资本主义制度的持续扩张从逻辑上讲是不可能的。这个论证适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所有阶段。他还认为，垄断企业不太可能实现足以维持需求的投资。第二个论证是由巴兰展开的。它们以一种十分不同的形式结合在《垄断资本》之中。
斯威齐的第一个论证是这样展开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资的份额和此后靠工资为生的人的消费份额在总产品中的比例有所下降，与此同时，资本集中到更少数人的手中则意味着下降的利润份额被消费了。因此消费吸收了总产品下降的份额（这预示了《垄断资本》中的“剩余上升的规律”），下降的消费份额必须与上升的投资份额相等。消费和投资两者随着时间的过去都增加了，但是，如果需求的扩大要与产出相一致，投资的增长必须快于消费。斯威齐认为，只是要求新的投资来扩大生产消费品的能力（这一点是含蓄的，不是显而易见的），在新的投资和生产出的额外消费品产量之间有一个由市场内部因素加以确定的比例，这样两者只能同步扩大。然而，在为维持需求而要求投资应该比消费增长更快，与市场内部因素要求它们同速增长之间存在着矛盾。他得出结论说，需求将与产出不等，除非在非生产性使用中（军费等），或通过资本输出找到某些吸收产出的方法。
论证中的缺陷（恰恰与霍布森的论证一样）是显而易见的；斯威齐假设，生产资料只是用来生产消费品，但是投资还進入生产生产资料的产业。较低的消费份额能够通过更快速增长，与更多的进入生产消费品产业的投资保持平衡。当然不能保证这会发生，但是，如果存在足以赢利的投资机会，那么，加速积累的机会就将被利用。推动资本主义的是赢利的前景，而不是消费的扩大。要反驳斯威齐的消费不足论的分析，就得依靠投资率，它本身是由投资机会决定的，投资率决定着产出和消费之间的差额是否会被消除。
斯威齐有一个进一步的论证，与消费不足论的论证不同，它在巴兰的《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和他们合著的《垄断资本》中占主导地位。我将全神贯注于巴兰的阐述，因为它看起来比所引用的其他著作中的阐述更完整。巴兰认为，有两种投资动机：引入新的生产技术和扩大产量。垄断将阻碍新技术革新的引入，因为它们会形成使现有技术过时的危险，同时它不会扩大产量，因为它为了卖出更多的产品将不得不削价，从而减少了它的利润。他把竞争的资本主义与垄断组织支配的资本主义进行比较。在竞争的资本主义中，任何阻碍降低成本创新的公司都将由于其竞争者的低价而被驱逐出市场。竞争的公司为了扩大产量而进行投资，因为它们每一家都试图扩大它们的市场份额，而不注意对总产品和总价格的影响。阻碍扩张的公司将落后于其竞争者，将以更高的成本而告终，并将缺乏引入新的生产方法的资源。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偏离经典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情况。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把朝向垄断的趋势看做是一种强化竞争，而不是抑制竞争的因素，尽管在这一问题上他们的确不是完全一致的。相比之下，巴兰和斯威齐却认为，当每一个市场上只有一些大公司在活动的时候，竞争性的斗争事实上已经消失了，因为他们彼此之间将普遍采取“自己活也让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的政策。希法亭曾经以非常开放的方法讨论过这种可能性，但是列宁和布哈林曾经把它当作他们所拒绝的“超帝国主义论”的一部分而加以拒绝。这里有一些悖论式的现象。虽然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布哈林，往往把每一种国民经济都说成是由一个单独的“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所支配，但他们的思想受到下列事实的影响：集中实际上并没有达到那样的程度。垄断的主要形式是相当数量的公司之间相对松刚散的卡特尔协议，很有可能分解为激烈的竞争。后来写作的巴兰和斯威齐强调指出，在每一个市场上都有几个有代表性的公司，而不是一个，但是，它们是为数不多的足以并且已经足以维持一种稳记的“力量均势”的公司。
然而，有必要对理论论证作出评价。垄断组织通常会比竞争的公司投资得更少吗？我相信巴兰和斯威齐没有证实这个中心点。首先考虑一下技术创新。关于市场结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曾经有过大量的争论。没有明显的经验证据表明竞争性市场所具有的优越性。小公司可以感觉到的任何更大的创新动机都被它们下降的创新能力所抵消（例如，参见海和莫里斯，1979年，第13章，以及那里所引的参考书目）。从理论上讲，情况并不是很清楚。垄断组织和竞争性公司两者都具有使成本最小化的动机：因而就有采用任何降低成本创新的动机。在两种情况中，只有当运用新设备的总的生产成本比运用旧设备的直接成本低（因为运用旧设备的资本成本已经下降：可选择的事就是把它抛弃，或者只要它还给资本成本带来任何回报，就继续用它）时，引进新设备并且抛弃旧设备就是值得的。巴兰意识到这一点（PEG：198—199），但他以把资本委托给公司使用要承担风险和资本供应有限为依据，提出了其他论证。他认为，这些将导致垄断组织退缩不前，而竞争性的公司则被迫向前走。另一方面，人们能够认为，大公司会投入大量资源来有意识地探寻新的生产方法和新的产品，因此会有更多的创新机会，即使他们在某些机会的利用上会更迟钝。巴兰的论证所归结的结论并不是说，从长远看垄断组织延缓了技术变革，而是说它们将更经济并因此用更少的投资来引入新技术。这是会促进还是会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终取决于资本主义的扩张更经常的是因为需求短缺而放缓，还是由于可资利用的技术机会的短缺而放缓。换言之，垄断组织对技术变革的反应方法仅仅导致一个体制之内需求的不足，需求不足在这种体制中不管怎样都是一个难题。
论证的重心因而落在这样的主张上：垄断组织限制产量的扩大以保护垄断利润。这是把静态论证运用于实质上是动态的问题上。对一定的成本和需求水平来说，有产生最大利润的特定价格和产量。只要既定的条件保持不变，一个垄断组织就会继续生产这种产品，并且不会为了扩大产量而投资。为了分析投资，我们必须考察成本和需求的变化。静态的模式无济于事。一个同样静态的竞争产业模式能够被构造出来。再者，在一定的成本和需求条件下，存在着确定的均衡产量。任何的产业扩张将降低利润并导致资本外流。也是在这种情况下，投资率受成本和需求变化所支配（参见马修斯，1959年，第33页等处）。
必须在经济整体中寻找需求变化的决定因素。一种产业的扩张造成对投资货物的需求，还创造了就业，扩大了对消费品的需求。需求的扩大，如果不被别处的收缩所抵消，具有一种累积效应。其他产业逐步增加投资，这引起进一步的扩张。无论经济是竞争的或是垄断的，这个累积过程将始终起作用，尽管并不必然以完全相同的方法。当需求缩减时，同样的过程朝相反方向起作用。结果，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连续的繁荣和萧条。决定着整整一段长时间的总投资率的主要因素，因此必然或者是缓慢而且稳定地在整个繁荣和萧条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力量，或者是通过循环机制、通过繁荣和萧条的相对强度和通过使繁荣或萧条中止的限制因素而实际发挥作用的各种力量。垄断组织通过过度扩张来避免扰乱一个特定的、静态的市场的愿望根本就不解决问题。
必须承认，没有人具有一种真正令人满意的关于投资的决定性因素，或者关于它们与垄断或竞争在经济中的优势的关系的理论。
因为缺少任何理论，我们必须求助于证据。巴兰，写作于20世纪50年代，寻找的证据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段时期的。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是历史上最严重和持续时间最长的萧条，使他易于找到垄断资本主义失败的例子。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长期繁荣”强有力地表明，垄断资本主义与发展并不是不相容的。“长期繁荣”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它远远超过竞争资本主义时期任何这样的阶段。当巴兰和斯威齐在60年代写作《垄断资本》时，他们应该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但他们似乎由于过度关注美国经济而误入歧途。当然，日本和欧洲是发展的主要中心。
二 增长和剩余
经济剩余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和“重农主义者”，他们是从物质剩余方面来思考的，物质剩余是社会或国家可得到的、超过维持人口和股本不变所需要的产品以上的部分。这种剩余或“净产品”能被用作积累、军事用途或文化发展（例如，参见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951年，第26章）。马克思把这一观念转变为阶级关系的表达：剩余劳动是被剥削阶级不得不从事的为其剥削者生产商品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这采取了剩余价值的形式，相当于剩余产品，即资本家为其自身消费、为投资，或为非生产性工人和食客而占有的商品。
巴兰实际上回到了经典的、前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很大程度上出于与古典经济学家同样的原因：讨论“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他把经济增长定义为“一定时期内人均物质产品产量的增长。”（PEG：128）为了衡量增长，我们必须有一些总计物质产品产量的方法；巴兰讨论了这个问题，但决定假设“总产品的增长能够以某种方法加以衡量。”（PEG：129）关键不是测量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事实上巴兰是从数量上来界定发展的，与更早的马克思主义作家不同，他们的焦点在于社会生产关系上的质变。在某些方面，这代表了一种前进，因为像“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之类的观念基本上是数量式的，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分析资本主义的核心。然而，存在着忽视质变并且把社会主义仅仅看做是更快增长的一种手段的危险。
巴兰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关于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理论。他列举了许多导致增长的因素（PEG：129—131，但以新的在生产资料方面的净投资而出现的因素是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净投资是部分的经济剩余，他总结道，剩余的规模和用途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他把净投资定义为生产资料股本的净增加额。这一定义被主流经济学所釆用。另一方面，马克思对资本的定义涉及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这样，对马克思而言，资本积累包括预付给新工人的工资，但不包括非资本主义经济部门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增加额。在“原始积累”的标题下，马克思把由于从非资本主义部门向资本主义部门转移而产生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向资本的转变包括在内。在巴兰的理论框架中，其惟一的意义就在于由它产生的剩余使用上的改变。
巴兰的目的是要证明，资本主义在一个阶段上是发展的一种（适度）有效的动力，但是，社会主义现在将做得更好，因此，他需要把发展界定为与社会关系无关，以便能够比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完全一致：他一直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并因而己经到达其历史规定的时间的终点。
他把实际剩余（actual surplus）定义为当前净产出与当前消费之间的差额。因为事实上，与对新的生产资料上的投资不同，一切产品的使用可以被算作消费，实际剩余等于净投资加上超越有关国家边界的所有资金的流出量（或减去所有流入量）。这并不意味着剩余必然决定投资；如果投资不足以吸收（潜在的）剩余，那么，或者是产出下降，或者是剩余必须被用于当前的消费。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如果没有对商品的需求，它们就不会被生产出来。而对整个世界而言，实际剩余必须等于净投资（加上黄金储备的增加额，这能够被忽略不计），这样，一个国家的任何差异必然形成剩余转移为在另一个国家的投资。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这种转移能够通过资本输出（它仍然是资本输出国资本家的财产），或者通过作为先前投资行为结果的利润、红利和利息的流入来实现。它还能够釆取“贡赋”通过统治权直接从殖民地榨取流入的形式。
潜在剩余（potential surplus）的数额等于在不把当前消费降低到某一最低必要水平的条件下整个具有发展趋势的社会能够用于投资的数额。因此，它是“在一定自然和技术环境下借助可利用的生产性资源能够被生产出来的产量与可以被当作必要消费的数量之间的差额”。（PEG：133）这里有大量的概念上和实际上的测量困难（泰勒，1979：第79页），但是巴兰没有从数量方面使用这一概念，而是满足于指出潜在剩畲与实际投资水平之间存在的巨大差额。
巴兰花了一些时间来讨论哪些种类的劳动是生产性的，哪些是非生产性的。从定义的角度看，更贴切的应该是思考不同产品被使用的方式，因为剩余的各种定义是从产品的产出和使用方面提出来的。简单说来，巴兰不赞成的所有产出（“在一个秩序合理的社会屮这将是不存在的”）都算作是实际消费的部分，而不是必要消费的部分。因此它们说明了潜在的与实际的剩余之间的差额部分。（我禁不住有这种想法：在“一个秩序合理的社会”中，工人阶级可以给他们自己每人分配一辆镀铬的卡迪拉克牌轿车，哪怕让巴兰这样的淸教徒式的知识分子烦恼。但最后谁来决定什么是合理的呢？）
第三个剩余概念是计划剩余（planned surplus），这是惟一与社会主义社会有关的概念，它在巴兰论证的进一步发展中没有什么作用。它是“最佳的”产出水平（也许低于最大可能的产出量，因为更短的劳动时间，等等）与“最佳的”消费水平之间的差额。因而它代表了在消费和投资之间精心的、有意识的集体选择的结果。
巴兰的程序现在是非常明显的：计划剩余表示一个合理的社会打算对其潜在剩余的使用。在资本主义社会，实际剩余小于潜在剩余，因此，剩余的规模和使用，实际剩余和潜在剩余之间的关系是调查研究的焦点。
三 发达国家
巴兰关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讨论实际上是对美国的讨论，尽管他没有这样说。事实上，他列举的所有例子和证据都是美国的，而且，所有的叙述与其说它将适用于，比如说，日本或西德，不如说在美国那种环境中才更有意义得多。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国家”或“国民经济”的概念被想当然地作为分析单位，没有经认真的讨论。从对诸如剩余、投资等之类概念的讨论中可以清楚看到，它们是在国家水平上的集合概念。
关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论证取决于竞争的资本主义和垄断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对比，尽管它是相当混乱地根据古典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竞争的理想化模式与（巴竺所看到的）垄断资本的现实之间的对比而提出来的；理想化的模式“至少大致，表明了实际上己经为……生产力空前发展作好准备的机制的基本原则”。（PEG：165）由此看来，竞争的资本主义由于把工人的消费压到最低的程度而使剩余最大化，促使资本家去节省，而且消除非生产性支出。因为竞争引起的创新和扩张的压力，剩余主要用于投资。竞争的资本主义因而是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动因。
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剩余的演变被证明是非常难以阻止的：
然而，垄断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的经济剩余，从这一概念最相应的意义上讲，是越大越好，也就是说，要考虑现行的产出水平，资本主义制度下影响收入分配的市场机制，以及传统的基本生活水平的或多或少的平衡上升。（PEG：177）
换句话说，剩余就是剩余。然而，它是大量的和增长的。这里，巴兰似乎（这不是非常清楚）已经使用了作为总利润和其他资产收入之和的剩余概念。换句话说，他回到了马克思的概念，尽管是在价格方面，而不是在价值方面。
他全神贯注于剩余的使用，认为与垄断集团所能够的投资相比，它们将倾向于更少地投资，这样就有一个持久的需求短缺，除非有其他的刺激因素盛行起来。我已经叙述了（并且拒绝）这种把垄断当作停滞原因的说法，它是巴兰反对垄断资本主义的例证的核心。然而，如果剩余未被使用，它就根本不会以货币的形式实现。卖不出去的商品将不再生产。随之产生的失业将减少消费，还要进一步地削减总销售额和产量。因此，对垄断资本主义来说，中心问题是避免20世纪30年代那种规模的萧条或更糟的情况。在巴兰的论述中，这是以不同的浪费形式吸收剩余来达到的，有些形式是对需求不足的反应，有些形式是资本主义其他发展的偶然结果。因为持久的需求不足，销售努力逐步加紧，同时，部分潜在剩余转向广告业、挥霍性产品多样化等等。（这种论证在《垄断资本》中比在《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中得以更充分的展开。）另一部分剩余被投入到大公司之内增加的非生产性活动，并非出于与需求不足有直接联系的原因，但仍然有助缓解需求不足。
国家支出以不同的浪费的方式吸收了大量的潜在剩余，尤其是通过军费。巴兰讨论了有用的国家支出的可能性，但却未必可靠地在政治的范围内对它作出判断。首先，统治阶级对国家支出是左右为难的；它想要维持需求，这就要求剩余被使用，但同时它又想要保持对剩余的所有权，并不愿在税收方面放弃它。其次，对任何与私人供应相竞争的集体供应存在着强烈的反抗。无论如何，国家将不会真诚地致力于充分就业，因为一定数量的失业对维持劳动纪律和缩减工资是必要的。这些论证使巴兰接受了凯恩斯主义失业分析的基本内容，但拒绝凯恩斯主义关于国家干预能够产生一个稳定的、无冲突的资本主义的论证。以同样的方式，巴兰拒绝了关于通过提高消费而带来的工资提高或向穷人转移支付的提高能够解决问题的论证。这是霍布森的处方，但巴兰同列宁一样认为，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这并不是一条可能的出路。
军费——与此相关的各种支出形式，如间谍活动，给同盟国的军援等等是作为为数不多的国家支出形式之一出现的，它能够在不伤害统治阶级任何权力部分的情况下吸收剩余。在巴兰的分析中，军费是与帝国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巴兰没有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定义，从他对这个词的使用中也不清楚他的词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像布哈林一样）用这个词泛指扩张主义的政策和意识形态，而不是发展的一个阶段（列宁）。它并不必定指形式上的领土扩张政策，但包括更普遍的打算增进国民，尤其是其大公司全球利益的政策。它并不必定指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竞争（尽管巴兰的确以一种非常隐含的形式提到了竞争；PEG：242一243）。简言之，巴兰关于帝国主义起源的论述大致遵循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但是他认为，它在先进国家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军事和其他有关开支而表现出来的；实际上，帝国主义最终成为国家支出的一个借口。这个非常令人吃惊的结论需要进一步的考察。
商品输出不会有助于吸收剩余，因为它必须通过相应的商品输入或资本输出来保持平衡，否则支付平衡会被扰乱并且将促使重新调整（通过币值的重新调整或其他方法）。这不会阻止个别的企业通过寻找出口市场来试图减缓它们自己的需求不足问题。
另一方面，资本输出导致一种平衡的商品输出（使支付平衡保持一致），并且因而有助于吸收平衡。同时，个别的垄断企业不愿意在国内扩张，因为担心扰乱市场一—渴望在国外扩张。世界市场并不像国内市场那样被彻底瓜分了（PEG：240），尽管同样的、避免在国内市场上阻止它们竞争的愿望这里也发挥着作用（PEG：239）。巴兰非常矛盾。一方面他需要资本输出作为他论证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另一方面，他想保留他把垄断作为一种阻止国际国内范围投资的力量的论述。因为各种原因（我们以后将考察这些原因），他认为，不发达国家仅仅为有利可图的投资提供了非常有限的机会。正如他的批评者己经指出的那样，无论如何，资本输出仅仅是以一种非常临时的方法促进了吸收剩余，因为他认为，利润和股息的回流它增大了剩余很快超过资本的流出。这没有真正损害他的论证，因为决定到国外投资的是个别公司，并且它们正在试图使它们的利润最大化。
巴兰认为，公司要求并得到了政府对它们国外行为的支持，以对东道国施加军事、经济和外交压力的形式，导致大量的支出用于军事机构的维持、对外援助、技术补助等等。这是帝国主义的真正意义：
这里，重要的问题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可以从对外贸易和投资中增加什么样的收入和就业。对个别的有关公司和与这些公司有联系的团体而言，这些增长尽管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但不必是非常大的……当人们不仅仅考虑到帝国主义的政策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的直接利益，而且从整体上设想这些政策的后果时，问题就会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显示出来。对所谓的友好政府的贷款和捐赠，军事机构上费用……所有这一切具有庞大的数量……因此，经济剩余的这种使用形式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收入和就业水平的影响，远远超过对外经济活动本身的收入和就业所产生的影响。与前者相比，后者就像一块撼动磐石的游石——实际上只具有次要的意义。（PEG：245—246）
乍看起来接受这种论证是困难的。纯粹为得到国家支出的好处就遭受所有与帝国主义政策有关的真正风险（如战争），这的确是不合理的，而且这种好处无论如何都能通过把国家支出导向更有用的目的上来取得。这正是巴兰的意思；它是不合理的，但（他声称）它发生了，因为资本主义政治就是不合理的，还因为某些强大的利益集团从这种政策中获益，而其他利益集团又会受到任何替代政策的威胁。这种论证事实上是旧的对殖民主义激进批评的一种巧妙倒置。人们常常认为，占有殖民地有利于一小撮受惠者，但是总的说来“国家”所付出的代价超过了收益。激进分子因此认为，全体人民应该反对帝国主义政策。假设站在其消费不足论的立场上，巴兰能够认为，帝国主义的“代价”事实上是有利益的，因为它们有助于通过吸收剩余维持需求和就业。因此在帝国主义的直接受益者和人民大众之间就存在着利益的一致（只要对采取帝国主义政策的垄断资本主义来说，惟一的选择就是不具备这些政策条件下的垄断资本主义）。当然，霍布森正好考虑了同样的论证，但是声称收入的重新分配能够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之内消除对帝国主义政策的需要。
巴兰在这段上下文中提到了列宁“工人贵族”的观念，但他的观念显然与列宁的思想不是一回事。他从列宁那里获得的所有东西就是这样的可能性：“帝国主义政策也许实际上对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普通人来说是有好处的。”（PEG：245）然而，列宁把好处看做是垄断利润的一部分以更高工资的形式给了工人阶级的少数人，而巴兰则把它主要看做是对整个工人阶级来说有更好的就业前景。
巴兰的例证，首先建立在一般的假设基础之上：即垄断资本在吸收剩余上有困难，浪费因此是——自相矛盾地——有利于垄断资本和全体人民的（只要基本的框架依然没有改变、其次根据的是有一个政治明星群体的存在，他们允许某些形式的国家支出，同时禁止其他形式。这两个假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要比其他时期在其他地方看起来更似乎合理。最后的评论是：巴兰的论证，正像在本节中所呈现的那样，实际上是霍布森论证的翻版。遗憾的是，巴兰没有给予霍布森其应有的荣誉。
四 不发达的根源
巴兰把世界经济分为两个部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只是作为其他国家跟随的模式来加以讨论的；只要它们与世界其他地方仅仅从事有计划的和均衡的贸易，那么它们对资本主义世界就没有什么直接的经济影响。处于发展中间阶段的国家也大部分被忽视了。
先进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够集中在三个主题之下：贸易流动、剩余流动和政治一军事影响。贸易流动有助于向先进国家提供廉价的初级产品资源，而不发达地区工业的发展受到先进国家进口制成品竞争的阻碍。当垄断资本中心地带由于过度剩余造成问题增加时，剩余流动，以利润和红利的形式使不发达国家丧失了非常需要的投资资源（尽管它们是可以得到的，但它们也许得不到利用）。先进国家的政治影响有助于维持善待外国投资者和抑制本土发展的不发达地区的政府。所有这些力量，因为它们影响不发达地区，将在随后的章节中加以更加详细的讨论。
为了建立这种两极模式的世界体系，巴兰必须解释先进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在积累资本、财富和力量方面巨大差异的起源。根据巴兰，资本主义中心地带高水平的发展是没有问题的，竞争的资本主义是高速发展的一种力量，先进资本主义经济在很长的时期中一直被竞争的资本主义支配着。问题是解释为什么同样的过程没有在其他地方出现。
巴兰认为，在欧洲殖民主义时期之前，“到处”存在着“一种生产方式和一种社会政治秩序，它被方便地概括在封建主义的名义之下。”（PEG：268）尽管有地区间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已经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进入解体和腐朽的过程”，它创造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性。相比之下，马克思认为，在欧洲（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与亚洲（“亚细亚”）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巴兰确定了资本主义的三个前提条件：（1）农产品产量的提高，伴随着农民被驱逐出土地；商品生产和分工的发展；（3）商人和富裕农民的资本积累。在这些前提条件中，他赋予第三个前提条件，即商人资本形式的资本积累以战略性的意义，理由是其他两个前提条件正在各处以一种大致同样的速度发展着。商人资本在欧洲的发展是欧洲扩张的基础，是欧洲资本得以在其中从世界其他地方吮吸剩余的过程的基础。世界经济，从它的不同部分处于大体同等的状态开始，由于剩余的再分配而被分成富裕的和贫穷的地区。这种解释主要是根据印度与日本的对比而提出来的，印度受到其英国占领者大规模地掠夺和剥削，而日本则保持着独立并成为一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强国。此外，巴兰强调国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支持。独立国家设法保护新产业免遭竞争，提供基本设施等等，而附属地区的殖民地行政当局则有组织地歧视本地的能与统治国竞争的生产者。
巴兰的工作代表了一种转变：把资本主义发展看做是以牺牲其他地区为代价的一个地区的发展。这最终可能导致一种历史观，即把历史看做一场零分比赛[1]，看做是一场为分配固定的世界收入而进行的斗争。假设他强调了竞争的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及其所创造的“生产力的空前发展，……，技术的巨大进步，和……产量和消费的重大增长”，（PEG：165）那么，为此指责巴兰将是不公正的。他的后继者，尤其是弗兰克，则进一步偏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五 不发达的持续
不管不发达的根源是什么，巴兰都认为，在不发达国家中开始存在着一个相当一致和具有特色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它阻碍了那里的进一步的发展。这个结构的主要因素是：一个庞大和非常落后的，具有小规模农民生产和一个寄生的地主阶级的农业部门；一个小却相对先进的工业部门，部分归外国所有，为有限的本地市场生产；许多为出口而生产的企业，具有代表性的是外国所有的和生产初级产品的企业；最后，人量的商人，包括大部分控制外贸和与外资有密切联系的商人，还有少数渗透到更偏远的农村地区的商人。巴兰把这描述为一种“资本主义的秩序”（PEG：300），但农业部分似乎具有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巴兰在他的讨论中事实上根本没有清楚地在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作出区分；从那以后，作出这种区分的正确方法已经成为一件激烈争论的事情。从“生产方式的连接”方面来理解，巴兰的描述等于是把资本主义的城市工业和出口部分，以及占支配地位的前资本主义的农村部分，等同于使两部分之间形成主要联系的商人资本。我想，这就是阿明对它的解释。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把这些视为“宗主国一卫星国关系链条”中的不同层次，其中，城镇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卫星，乡村是城镇的卫星，就像弗兰克所指出的那样（参照巴罗勒，1985，第4章）。巴兰把不发达国家的内部结构变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中心问题，但是他的相当描述性的和注重实际经验的方法为许多不同的解释留下了通道。
当然，分析的出发点是不发达国家中的经济剩余。他认为，尽管因为低水平的产量，剩余在绝对量上是少的，但因为大众消费被压至尽可能低的水平，剩余在相对量上是大的。经济剩余因而大到足以允许有一个相当快的增长，尽管从一个较低的起点。对不发达国家缺乏增长的解释必定在于剩余的使用，而不是它的规模。
关于不发达国家缺少生产性投资，他提出了一种双重解释。剩余不能够用于投资，因为它或者被引入到先进国家，或者被吸收到非生产性的应用，但即使它没被转移，它也不会被用于投资，因为投资的动机太弱。巴兰没有把这两个论证分开，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两者都提出来。也许是，如果剩余能够用于投资但没被投资，：将出现在长期的需求不足、价格下降和资本外流之中，然而如果投资机会在那里却没有可以利用的剩余，将会出现持久的繁荣和资本流入。伴随少的可用作投资的剩余和弱的投资动机，有一种低一增长平衡。无论如何，两种论证并不是完全可以分开的，因为在有些情况下，弱的投资动机是剩余转换成其他用途的原因。储蓄和投资决策不是完全分离的。我将跟随巴兰反过来仔细考察不同的部门，考察剩余的产生和使用。
在大多数不发达国家，最大的部门是农业。巴兰描述了两种农业生产可以通过它们被组织起来的方法：小规模的农民生产或大庄园系统。这些在不同的地区可以按不同的比例组合起来。在维持生计的农民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因为小规模的生产和古老方法的使用，生产率非常低。尽管这样，总产品的大部分被地主拿走，表明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农民并不投资以改良生产方法，因为他们承担不起（剩余正在从他们那里被吸走），因为只要土地被再细分为非常小的地块，就无论如何没有什么机械化的机会。
地主也不投资改进生产方法，因为他们不能够确信能以更高地租的形式获得回报，因为小块土地使得不可能有许多投资形式，因为他们控制的剩余大部分被“维持与他们的社会地位相称的生活方式的必需品”（PEG：304）所吸收。他们所实施的储蓄被转换成出借的货币或获得更多的土地，并因而也许转换成被迫借债或廉价出售其土地的贫苦农民的消费。这里显而易见的是，正是社会生产关系是发展的障碍，并且有一些从本质上讲是前资本主义的关系。以后的作者已经更清楚和更有力地论证了这一点。
在由雇用劳动工作的大庄园的地方，那里，换句话说，农业是资本主义的（巴兰没有这样说），当投资回报一般来讲是不确定的并且实现起来缓慢时，因为劳动力便宜和机械相对昂贵而使投资受阻。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不同的论证；不发达地区的资本主义遭受到妨碍其充分发展的各种困难。这条思路也己被许多作者所遵循；关于低工资的影响，见第九章。
虽然土改所做的一切是要减轻租金负担和对大庄园进行再次划分，但巴兰对它作为一种答案并不热心。因为农民非常穷，他们把任何增加的收入花在消费上，而由土地的再分而造成的对进步的阻碍却强化了。在（现在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使农业生产集中化，把农民从土地上驱逐了出去，提高了生产率，并同时提供了一个工业无产阶级，一个工业品市场和供给产业工人的农产品（参见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巴兰认为，土地改革只有在工业发展、国家政策鼓励资本主义工业扩张的环境下才能成功。土地改革本身并不是什么方案并且也许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为什么农业上的资本主义道路只能够伴随着同时的工业发展，这其中确切的原因不是清楚的。的确，如果有工业雇用他们，被资本主义农业驱逐出土地的劳动者将只有在工业上找到工作，但是，这非得是资本主义农场主所关心的事情吗？资本主义农业事实上在许多不发达地区己经十分迅速地发展了，同时城市的失业也有相应的增长。巴兰对小规模农业的敌意也许源自对农业集体化的偏爱；如果是这样，现在没有什么人会赞同。
剩余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自然增加了“商人、货币出借人和各种中间人”，他们统统都可以被当作商人资本来描述（巴兰避免这个方便的术语）。商人资本在不发达国家“无组织的和孤立的市场”中能够利用许多机会来获得垄断利润，但同时，垄断利润从没落的地主、富农等中吸收新的成员加入到这个阶层。强化的竞争并不导致对垄断利润的侵烛，而是导致越来越小和更加本地化的垄断组织的创立。结果是，一个庞大的和寄生性的商人阶层吸收了大部分的剩余，尽管其许多成员是相对贫困的。就像土地的再分配一样，商人资本的再分配是进步的一个障碍。巴兰也认识到大规模商人的存在（正像农业中存在着大种植园一样）；由于生产性投资上比较低的回报和资金其他用途的吸引，他们不敢把他们的利润进行生产性投资。巴兰关于寄生性掌握商人资本的描述是令人信服的（PEG：308一313），但他对事态的这一阶段的解释却是粗略的。在先进国家也有一个其中商人资本占统治地位的阶段，但它被产业资本推到一旁。不发达世界中乡村地区对商人资本的持续控制必须用农业和工业两者有限的发展来解释，在巴兰的论述中，尤其是后者。
巴兰对工业发展不足的解释是他解释不发达的关键，具有几个相互联系的因素。来自国外的竞争扼杀了新生的工业，狭窄的市场阻碍了发展，存在的工业发展迅速采取了垄断的形式和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些阻碍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目前的先进国家处于其发展的初始阶段，但是因为有坚定的国家支持而被克服；缺乏同样的来自国家的支持是今天阻碍类似的发展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因素。
来自国外的竞争是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人）在解释工业发展不足时已经强调的一个因素。阿明更加细致地发展了这一论证，因此我将把讨论推迟到下一章。无论如何，来自国外的竞争都能够被保护所制止。国家支持因而是决定性的因素。狭窄的国内市场是普遍低水平的产量和收入的结果。巴兰这里没有提出消费不足论的论证：应受责备的正是低的总体发展水平。他的论证虽然有点古怪。“在这种情况下，在别处标志着资本主义从商业阶段向其工业阶段转变的小工场没能够扩散。”（PEG：314）狭窄的市场难以阻止小规模生产的扩散。对已兰而言，狭窄的市场的真正重要性是，大规模的生产导致了早期的垄断的发展，而垄断是彻头彻尾的真正的祸害。
在迅速完成从对经济制度的进步作用到退步作用的整个历程中，[工业企业]在早期阶段上就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其结果与不发达国家中主要的半封建土地所有制颇为相似……垄断性工业一方面通过妨碍资本和人员从流通领域转入工业生产领域，来延长资本主义的商业阶段。另一方面，垄断性工业既不能为农产品提供市场，又不能为农业剩余劳动提供出路，并且不能向农业提供廉价的制成的消费品和工具，这样它就迫使农业回到自给自足状态，使结构性失业者经常处于闲暇状态，并促进了小商人、乡村工业等的进一步增长。（PEG：315—316）
我已经叙述了巴兰关于垄断阻碍投资的论证及其他的缺点。他提出的例证在不发达国家也许更加有力，在那里，总需求的大部分来自非常平静和不灵活的农业部门，因为，正如上面我已经论证的那样，在一个垄断系统中，市场的扩张必定是发展的主要促进因素。
迎合国内市场的外国公司甚至更可能大规模地发挥作用和占有垄断地位。事实上，外国所有权与垄断对投资的抑制性影响没有区别。外国公司另外还被指责为把剩余送到国外并进口它们购买的许多东西。两种指责都不是十分令人信服的（斯齐曼斯基估算，有一个财富从先进国家向不发达国家的净流入；1981，第9章）。外国公司也许会把利润在当地再投资，如果这样做是有利可图的话，并且也许会购买当地的商品，如果它们更便宜或更好的话。更重要的是它们能够从其祖国获得政治支持，事实上，通过取代当地公司，它们阻碍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
还有为出口生产的公司，主要生产初级商品并且主要为外国所有。巴兰主张，从典型意义上讲，它们仅仅把其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工资，即剩余相对较高并主要从乡村获得。因此对消费者的需求没有什么剌激（它也许刺激了投资），对本地可供投资的剩余也没有大的贡献。我将把对这些问题的主要讨论保留到后而的章节；巴兰再次成为已经被进一步发展的思想的源泉。因为在巴兰的时代，来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品出口已经迅速增长，这是一个他没有预见到的发展。
第一，因为外国资本在国家之内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及其取得其祖国支持的号召力，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结构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压力下形成了。巴兰主张，外国资本与经济发展是相对立的，因为它会威胁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因为它会产生更高的赋税，并使国家对促进国内发展的支持变得不利于出口部门对专门的基础设施“需求”。第二，有一个附属于外国资本的强大的商人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包括：起供应商作用的企业、代理商和承包人，还有那些处理进出口业务的人。巴兰把这些人称作“买办”资产阶级。在代表它们自身的利益时，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还代表着外国资本的利益。第三，存在着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集团，他们有自己的理由反命任何对现状的干扰，并与外国资本站在同样的立场上。最后，工业资本，尽管它在经济中具有相对小的分量，被集中到少数强大的垄断组织手中，但它们反对任何威胁它们垄断地位的发展。这些并不是惟一的阶级力量：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有其自己的利益，与占统治地位的寡头政治集团的利益相对立，这些阶级力量必须有所表达或以某种方式加以收买（或两者皆有），而一个进步的工业无产阶级，尽管弱小，但能够存在。
显然，有许多可能的联盟能够从这种阶级和阶级分裂的复杂网络中产生出来，在对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分析的发展中，就像其著作中的其他方面一样，巴兰的重要性主要在于他的工作暗示了一条可能的分析思路。他自己的着重点主要在外国资本，和它背后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抑制发展中的作用方面。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如果我们拿走外国统治的因素，将给我们留下非常多的同样的阶级和冲突，就像先进国家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争夺权力的斗争那样。我们也许怀疑巴兰的假设：商人阶级和封建阶级必定同样地敌视发展；在资本主义开始出现的国家，他们并不总是这样。
巴兰讨论了不发达国家中三种不同类型的行政管理（government），他把它们称作：殖民管理（colonial administrations）、买办统治（comprador regimes）和“新政”政治（“New Deal”governments）。这种划分现在看来是较不贴切的，因为非殖民化已经几乎消除了形式上的殖民统冶。当然，殖民的地域被外国资本直接控制着，兴趣在于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和廉价政府。买办统治被巴兰描述为与殖民统治没有什么区别。政府工作被委托给当地的利益集团，可以依靠它们来支持出钱的主人（或者如果他们惹是生非就被甩掉），这样，本地人口中的特权部分得到了大量的剩余，他们把它们铺张浪费掉了。他引证石油酋长作为例子（当然，这是在欧佩克（OPEC）之前）。
“新政”政治更加令人感兴趣。巴兰没有进行非常深刻的分析，而是描述了要求独立的大众联盟的形成。他写作的时代，只有少数的殖民区域已经取得了正式独立，而且它们处于其发展的早期阶段。他没有完全把这样的可能性排除在外：这些国家中的某一些可能沿着日本的道路取得真正独立的经济发展，但他预见到各种巨大的困难。中心问题是，并不仅仅是外国资本受到经济发展的威胁。国内有一些强大的利益集团也有许多害怕的东西。一旦获得独立，民族主义运动分裂为左翼和右翼，结果取决于各种力量的精确平衡。如果大众改革的压力是强大的，巴兰认为，很可能出现反动的本地利益集团与外国资本之间的快速和解；独立将变成一种假象，民主的伪装将被抛弃。这样的例子是不难想到的。在工人阶级弱小和工业资产阶级相对强大的地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景就更好些。
尽管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不可能的，巴兰却认为它是未必可能的，并且期望它最好比潜在的剩余在技术上所可能提供的发展要更缓慢。惟一可靠的发展之路是通过采用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他提倡苏联的发展模式，把农业剩余首先用在发展重工业上，然后用在发展消费品工业上。
因为巴兰做出了一个清楚的预言：垄断资本主义将会导致延缓先进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发展，人们可以尝试在与事实的比较中检验这个预言。情况并不很顺利。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中，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总产量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增长得更加迅速。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巳经比发达国家增长得更为迅速（沃伦，1973年，1980年）。的确，不发达国家按人口计算的平均产量，尤其在农业部门，已经比能够希望的发展得更为缓慢，但即使在这里，令人怀疑的是，以前的任何时期是否有一个更好的记录。可能引起争论的是，巴兰是把垄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进行比较，这种对比本应该做得更好，但我对他并不这样看。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记录。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景将在第11章作进一步的讨论。
六 小结
巴兰认为，垄断导致必要消费之外的产品剩余从生产性投资转移到浪费性使用。因此这就既是先进国家，又是不发达国家停滞的原因（这一论证从理论上讲是不充分的，并和事实冲突）。不发达国家受具有其本地追随者的外国资本的支配，受商人的和地主的利益的支配。所有这一切都与发展相对立。他把马克思主义者的注意力引向对不发达国家的分析，并且提出了许多被后来的作者进一步发展的观点。
注释：
[1] zero-sum game，零分比赛，即一方获胜受益（得n分），另一方失败受损（得n分），其总和为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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