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安德鲁·克莱曼《大失败：资本主义生产大衰退的根本原因》（2012）
译者序
安德鲁·克莱曼（Andrew Kliman）现为美国佩斯大学戴森艺术与科学学院经济学教授，左翼经济学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分期单一系统解释（TSSI）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2007年出版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再生：对矛盾神话的反驳》，作为一部载入政治经济学历史的杰作，如同一尊屹立在马克思价值理论学术争论历程中的灯塔。2012年，克莱曼出版了《大失败——资本主义生产大衰退的根本原因》（英文版）一书，在西方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伯特尔·奥尔曼认为，安德鲁·克莱曼的此书是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解释经济危机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克莱曼是一位杰出的理论家和经验数据分析家（Paresh Chattopadhyay，2012），其学识具有楷模性。本书写作晶莹剔透及其明白，而且清澈﹑缜密且极具思辨性。全面阐释了当前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Rick Kuhn，2012），在无数关于危机的出版物中本书尤为突出。
一
当今，以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2008年的大恐慌及由它们导致的大衰退为主题的诸多研究著作已问世。与这些研究成果相比，该书着力关注为危机和衰退搭建舞台的长期而根本的条件，这些条件使金融危机能够引发一场尤为深重、长久并具有持续后遗症的衰退，而不是在现象层面上做简单的因果分析。本书认为，这一长期而根本的条件（或原因）就是：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变化而引起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所揭示的道理。为危机创造条件的利润率下降，无须持续到危机爆发的时刻，而只需要造成一个极低的利润率就可以了。这一极低的利润率作为危机和衰退的根本条件通过两个中间环节实现其作用，这就是低盈利能力和信用制度。利润率下降引起积累率的下降，进而造成一个或长或短的投机热和大量无法偿付的债务，最终导致危机的爆发。而这一切都符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
在西方学界，关于大衰退根本原因的争论分为马克主义者和激进经济学家对立的两派。而这一对立的焦点在于是否承认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对危机与衰退的解释力。传统左派中的新自由主义，对危机的解释基于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阶段的理念，即新自由主义。这个阶段总体上被定义为两种机制：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挤压及之后收入不平等的增大；信贷的急剧增长促动经济的增长，从而扩展了金融业在经济中的作用。消费不足论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和弗雷德·马格多夫，2008）认为，大量的消费不足和之后需求的下降是危机的根本原因。所有这些分析都否认大衰退的根本原因是利润率下降趋势。关于利润率变化趋势在当前危机分析中的重要地位和“分水岭”作用，早在2009年安德鲁·克莱曼在阿根廷的一次学术讲座中就已经激烈地表达了出来。2012年，克莱曼在其新著《大失败——资本主义生产大衰退的根本原因》（英文版）一书中，采用大量的官方数据及一系列的逻辑推论，通过实证研究，剖析了占统治地位的各种传统左派观点，指出了其非科学性，从而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LT-FRP）在解释最近危机与衰退问题上的核心地位。
在本书第一章导论部分，克莱曼阐明了在关注危机与衰退根本原因的研究中自己与以往传统左派的不同；这种差异集中体现在方法论和理论上。克莱曼是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单一分期体系解释（Temporal singlesystem interpretation，TSSI）的支持者；以此理论为基础，克莱曼发展了自己以历史成本衡量的利润率。长久以来，在西方学界，价值理论和以之为基础的最重要的规律——即作为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核心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LT-FRP）——两者之间一直被认为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因而它们必须加以修正或拒绝。他们把马克思的理论中指称的随时间决定的利润率替换成了一个非时间的“利润率”（现期成本或重置成本率），经过这一替换他们发现马克思的规律不再成立。接受了这些论证的人也接受了这些论证以现期成本这一错误方式衡量的利润率。这样，当他们发现在1980年代早期非时间的“利润率”具有上升趋势时，就把这一现象当做是资本主义生产仍然具有合理性的决定性证据，因此危机与大衰退的真正的根本原因则是新自由主义、金融化和强化了的剥削；那么，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就不具有脆弱性。克莱曼在第一章中继续指出，这一争论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如果危机与衰退的长期原因是不可还原的金融的危机，我们就能够通过废除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金融化”来防止这种危机的再次发生，而没有必要废除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即由“价值”或抽象财富无休止的扩张这一目标所驱动的生产体系。这样，被危机提上日程的就不是社会经济体系的根本特征的转变，而是需要这样一些政策，即诸如金融监管、积极的（“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货币政策或许还有金融部门的国有化等政策。
另外，克莱曼特别强调本书为实证研究而非理论研究。如他所言，“如果我现在能说美国公司盈利能力的持续下降是大衰退的一个显著的根本原因，并且马克思关于利润率为什么倾向于下降的解释是明显符合现实的，那是因为我已经对数字进行了处理和分析。”严密的数理分析为其研究结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二
由于数据的可用性和对危机震中的选择，在本书中克莱曼主要考察了美国经济的状况。他的核心论点为：利润率下降趋势是危机与衰退的间接原因。他认为，经济没有从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的低迷中完全恢复过来，这一因素，以及政策制定者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为最近的危机搭建了一个舞台。
克莱曼以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为其研究的理论基础，通过对美国官方数据的实证分析，考察了2007年金融危机的成因，进而提出：1970年代而不是实行以金融自由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路线的1980年代是美国经济长期相对停滞的转折点，即：最近的危机不是金融自由化导致的金融危机，而是资本主义生产运作过程中自身固有的危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注定将走向失败。本书主要阐明了两大问题：
第一，克莱曼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根本原因为利润率下降趋势这一客观经济事实；而利润率下降背后的低盈利能力和信用的过度扩张则为直接诱因。
首先，在本书第二章，克莱曼阐释了后续实证研究章节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一个为追求高额利润而生产的制度体系。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资本家倾向于采取效率更高的劳动节约型技术，换句话说，他们越来越多地转向以机器代替工人的生产方法。在这一趋势以及他关于价值取决于劳动时间的理论基础之上，马克思推论出了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这一规律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提高造成了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因此，一般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趋势，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因此，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所决定的，经济危机的爆发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固有的属性。
在本书第五章中，克莱曼大跨度地考察了美国公司1929—2009年间财产收入利润率（与马克思用“剩余价值”所指称的含意非常接近）和税前利润率的发展趋势，并剖析了摒弃马克思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的诸种观点。当利润率的计算以财产收入减去雇员报酬再除以历史成本的固定资本存量时，美国利润率显示了从1947年后持续下降的趋势。克莱曼指出，拒绝利润率趋于有效下降的那些人，他们是以本期成本估算度量资本存量的，因此，“本期成本”利润率自1982年后呈现上升趋势；这也就成为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被摒弃的一个根本原因。而这样计算的利润率把现在和未来价格同时计算，这是一个逻辑错误。克莱曼用第六章整章内容进一步阐明了为什么现期成本利润率根本不是一个利润率。克莱曼拒绝Michel Husson，Fred Moseley，Duménil和Lévy提出的1982年后利润率已经恢复的观点。他认为，Moseley，Duménil和Lévy未能区分周期性变化和盈利能力的长期趋势，因为他们的利润率结论结束于随意选取的峰值点。克莱曼认为，利润率下降作为最近经济危机的一个解释为什么被摒弃的主要原因是一个逻辑问题，而不是实证原因。而这一逻辑反驳就是著名的“置盐定理”。据此，技术进步不会导致利润率的下降，因为资本家只会引进利润率提高的技术，而资本家利润率的提高将会提升整个经济的利润率。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历程中，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常常会被危机中的资本消灭所打断和抵消。在危机及它所引致的大萧条期间，资本价值大量消灭，大量实物资本被闲置和毁坏，特别是实物资本资产的价格下降，以及金融资产的虚拟价值下降。资本资产的价格暴跌，致使资本价值大量消灭。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而言，资本（价值）的消灭意味着作为利润率分母的预付资本减少；即使社会需求没有增加的条件下，只要资本消灭的数量足够多，那么，利润率也会得以提高，企业盈利能力也可得到恢复。克莱曼以为，通过资本消灭，资本过剩问题得以解决，利润率得以恢复。换言之，资本消灭是危机带来的结果，但它同时也为危机过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所以，克莱曼认为，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所揭示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这一经济现象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根本原因。利润率下降导致危机，危机带来资本消灭，而资本消灭使利润率得到恢复并开启新一轮的经济繁荣，在新一轮繁荣中利润率会再次呈现出下降趋势。
其次，克莱曼进一步提出，利润率下降是危机爆发与衰退的根本而间接的原因，这一根本原因是先后通过两个中间环节即低盈利能力和信用的过度扩张而引致危机的。也就是说，直接引发危机的是低盈利能力和信用扩张。在本书第二章中，克莱曼对此作了详细论述。
克莱曼认为，一方面，利润率下降导致企业平均盈利能力降低，而低水平的盈利能力表明有较多的企业处于盈亏平衡线的边缘或以下。利润率下降时，资本（生产性投资）的积累率也倾向于下降。克莱曼在本书第五章以实证研究表明，美国公司的积累率始终与其利润率紧密联动。同时，低资本积累率又会相应导致就业、产出、收入和对消费品与服务的需求的低增长率。一旦收入（利润、工资、税收等）增长放缓，企业、家庭和政府就更加难以偿还其债务。这就给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到来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如果资本积累率较低，利率也会较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愿意借款以筹措生产性投资资金的企业越少，就会有越多的放贷者不得不降低他们索取的利率以吸引借款方借款）。而低利率使得借款更加具有吸引力，从而引致债券、股票和不动产的价格上升，它鼓励了这些资产市场上的投机行为，使这些市场更容易发生危机。随着债务增长逐渐超过收入增长，信用的这种过度扩张就会进一步加剧经济的脆弱与不稳定性。一旦投机狂热和债务增长无法维系，经济危机就会随之爆发。克莱曼认为，每一轮经济危机的爆发，都是由企业低盈利能力造成的经济脆弱和信用扩张导致的投机狂热及债务过度积累的经济状况所致。
第二，资本主义生产无法逃脱大失败的命运。
克莱曼通过对2007—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成因的分析，认为需要联系美国经济史进行探究方能有一个科学而全面的认识，其分析结论为：资本主义生产面临着不可避免的大失败。
克莱曼认为，1930年代大萧条是依靠危机和资本消灭来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度积累问题的。在危机和大萧条期间，市场自发实现的资本消灭要远远超过人们预期和可接受的程度，工人运动在此期间也变得极为激进。而这两方面对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威胁。因大萧条期间资本的大量消灭，利润率出现了大幅飙升；而利润率的提高带来了二战后长时期的经济繁荣。但是，克莱曼在本书第七章以实证研究表明，由于就业增长的速度总是赶不上资本积累的速度，新投资的资本有机构成总是高于既有的资本有机构成，再加上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无形损耗速度的不断攀升，自1950年代后半期开始，美国公司的利润率水平逐渐下降。到1970年代初，全球和美国的战后经济繁荣已经结束。克莱曼在本书第四章的实证研究表明，自1970年代起，美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金融体系越来越不稳定，美国国债和家庭债务负担不断增加，就业状况的疲软和薪酬增长的乏力，不平等现象的不断扩大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的恶化。这表明美国经济到1970年代初已濒临危机爆发的边缘。
事实上，1970年代的确爆发了危机，但美国政府采取了凯恩斯主义干预政策来缓解经济危机，以避免1930年代大萧条的重现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克莱曼以为，这种试图缓解经济危机的政策恰是2007—2008年危机的根源所在。为了把危机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美国政府采取了不断增加债务、人为制造短期繁荣的方式以刺激经济，从而致使1970年代没有像1930年代那样出现足够大规模的资本消灭，也正是因为如此，1980年代以来美国公司部门的利润率始终没有得到持续性的恢复。这表明，尽管政府的刺激政策阻止了危机演变成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威胁，但同时也使得经济陷入了长期的相对停滞状态。但是，所有这些刺激政策是不可持续的。克莱曼在本书第三章的研究表明，自19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不得不用一个又一个的新泡沫来取代一个个的旧泡沫：股市泡沫、网络公司繁荣、房地产泡沫等等。资产价格在新旧泡沫更替的进程中被不断推高，国家和家庭资产财富的增长掩盖了其真实收入增长的放缓，而这则进一步引发了投机的狂热：人们开始使用债务来购买资产。在资产泡沫仍在膨胀时，人们可以使用资产的投机收益来偿还债务的利息，因此，这种行为并不会立即导致严重的后果，而资产泡沫的膨胀本身又允许人们借入更多的债务来偿还以往的债务。然而，一旦资产价格出现停止上涨的迹象，债务缠身的人们就会发现自己早已无力走出沼泽。
而这仅仅是开始。当次贷危机刚刚爆发之际，受到影响的似乎还仅仅是那些次级抵押贷款的债务人，但是，当房价泡沫因次贷危机而破裂时，承担泡沫破裂后果的就不仅仅是债务人，还有那些提供次级抵押贷款以及为次级抵押贷款提供担保和保险的金融机构。随着危机的蔓延，整个金融系统都被卷入这场危机，信用市场开始逐渐陷入一场信心危机：即使那些生产经营良好的公司也难以在信用市场上获得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链条断裂了。
自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至今，美国经济一直在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之间徘徊。克莱曼认为，这表明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着自身无法解决的困境。如克莱曼在本书第九章所言，1932年的罗斯福新政，就像最近的政府干预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挽救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资本持续的自我扩张，即让产生价值的价值产生价值，为了价值的积累而积累价值。
传统自由资本主义从19世纪初期到1930年代一直占据统治地位，人们笃信自由市场的魅力，可资本主义经济迎来的却是1929年的巨大经济灾难。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中，资本消灭的程度已足以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而1932年罗斯福的新政挽救了资本主义。此时，人们对仁爱而又全能的政府抱有无限的信任，对曾经挚爱的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却持有本能般的怀疑。但是，当资本主义生产体系进一步向前发展时，又出现了1970年的危机。为了将危机控制在不至于威胁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美国政府采取国家干预的政策人为地刺激经济。这种政策的后果之一致使美国经济陷入长期的相对停滞，危机再次爆发的威胁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困扰资本主义经济的梦魇难以摆脱。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转向了新自由主义。但当2007年危机爆发之时，美国政府又毫不犹豫地再次转向了国家干预，其目的仍然是挽救资本主义制度。
克莱曼对2007年危机爆发的成因的分析表明，这场危机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某种特殊形式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固有的危机。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所揭示的利润率下降的经济事实决定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而资本主义政府试图避免或缓解危机的政策最终都只是一场徒劳，甚至还可能加剧危机的爆发。基于此，我们可以说，本轮危机的爆发具有重大的历史性意义，它表明，试图通过外在因素对资本主义进行修修补补以挽救其大失败的命运，最终都无力解决资本主义内生的危机。
三
不可否认，克莱曼在本书中批判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价值取向是明晰的，而且他的批判是基于经验数据的，所以，这种批判是科学而有力的。如他在本书结束章中所言，最近这场经济衰退及其持续性后果已经给千百万劳动人民带来了苦难。但是，它们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机会以摆脱这种不断受到类似危机冲击的制度。资本主义根本上的不稳定性已经为人们所认识，这种认识不仅仅是像伯南克那样心照不宣的认识，它还为主流报纸和杂志明确承认。在最近接受《哈珀》（Harper's Magazine）杂志的一次采访中，市场导向的法学和经济学领域的主要创立者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宣称，“由于信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天生就是不稳定的。”（Silverstein，2010）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所说的除了资本主义“别无选择”的信条不再全面占据主导地位了。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制度对任何形式的人类利益的总体异化是一个清楚的迹象，表明它必然要灭亡，从而给更高级的社会秩序让路”。至于资本主义终究会以何种方式以及何时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一个需要立足于资本主义自身变化发展的状况而不懈地进行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宏大课题。
刘磊 周延云
201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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