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上的演讲稿（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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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上的演讲稿

（1935年）

　　1935年6月，我们大家聚集在这个会议厅里，第一次在巴黎讨论这样的议题，这绝非出于偶然。若不考虑促使这次讨论在此时此地特殊环境下召开的因素，那绝对是不可能的。若将那些与保卫文化手段无关的考虑排除在辩论之外，那绝对是错误的。由此也许只会产生令人恶心的预卜。相反我们想强调一点，这次讨论是在法苏签署互助条约以及斯大林发表宣言的第二天举行的，为此，《人道报》还特意指出，接受斯大林的宣言是很“困难的”，但这份宣言“就像惊雷一样”回响着。只要政治激情尚未使人完全丧失评判能力，那么我认为，此人只能谴责目前所采用的所有手段，有人将在苏联和法国就这一话题不择手段地扭转公众舆论。在若干年内，为了让我们逐渐接受法国（《凡尔赛条约》的主要受益国）有可能遭受侵略的说法，人们究竟都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怎么不再赞成修改这个不平等条约了呢？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法国，一个超级帝国主义法国竟然愚蠢到去庇护希特勒这个魔鬼，这样一个法国在面对普遍责任感时却突然摇身一变，连它最近的所作所为也变成正当的了，难道这不是真的吗？一旦开战，法国将向苏联提供援助，虽然这个援助很成问题，作为交换，它不是在应对方的要求去加速军国主义进程吗？在这一点上，所有的一切都证明有人并不是在谋求我们的赞同意见，而是设法让我们屈从。即使现阶段法苏和睦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说是一种必要的手段，是一种极为沉重的必要手段，即使所有的革命者都应坚信这一必要的手段，就像几年前坚信苏联的新经济政策为必要手段一样，他们也不应该像瞎子那样被人牵着走，更不应该心甘情愿地去作做慷慨的牺牲。要当心别有用心的信仰主义！虽然法苏和睦已成为必要，但这绝不意味着要我们放弃批评精神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应该更密切地关注法苏和睦的方式。只要资产阶级的法国对此感兴趣，我们就应该当心，作为知识分子，我们要特别戒备法国与苏联在文化和睦方面所采取的形式。
　　为什么呢？当然，我们完全相信两国人民在科学及艺术方面紧密合作的设想。我们一直在重申，甚至完全是按列宁的原话去重申，无产阶级文化应该是“人类在资本主义及封建枷锁之下所获得的知识之必然结果”，苏联作家应该密切关注西方文学，甚至要关注西方的当代文学，而西方的革命作家同样也要密切关注苏维埃文学。因此，正如罗曼·罗兰所说，西方的革命作家应该放眼去观察“苏联大部分小说所描述的集体生活的巨幅画卷”，这是一个注重情节的流派，苏联作家同样也应该继续去观察西方文学所反映的“大都市之外的内地生活”。然而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在探讨“作家在当今社会的作用”时，罗曼·罗兰竟然得出这样一个简洁的结论：“列宁说，应该去梦想，而歌德却说，应该去行动。”超现实主义从未妄言过其他东西，它致力于以辩证的方式去解决这对矛盾。1932年，我曾经这样写道：“未来的诗人将会抑制那种令人沮丧的想法，这一想法认为，行动与梦想是难以协调在一起的……他将不惜任何代价让人际交往的两种关系保持对峙状态，当人际关系被摧毁时，最宝贵的胜利果实顷刻之间就变成毫无价值的东西了，这是由于现实客观意识的原因，在出现新的神奇现象之前，现实内部也在发展，个人的情感是一个因素，外界的情感则是另一个因素。”这种对行动及梦想的解释正是我们所寻觅的，我们力求使其变得更深刻、更有效，而这种解释又与对苏联文学及资本主义国家文学的解释有关。与此同时，我们期待着在对无阶级社会的解释当中，将这两种文学融合在一起。
　　但这种态度使我们备加警惕，我再次重申，我们要警惕法苏文化和睦背后所掩盖的东西，因为法国资产阶级政府似乎将其意图都摆在明面上，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它正在想方设法拿这个来对付我们。法国资产阶级政府要竭力让我们放弃信念，而革命者则要表现出坚持自己信念的意志，直到最后一刻也不屈服，这是十分重要的。法国资产阶级政府要以可靠的精神物品交换为手段，竭力去涣散工人阶级的斗志。结果，突然之间法国内部的矛盾减少了，可法国显然就像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无法避开这些矛盾，法国突然之间又重新受到他人的尊重，拉瓦尔先生则带着通融证明返回了法国。法国可以对苏联摆出一副大姐姐的样子，我的意思是说，一副保护者的样子，其实法帝国主义根本不需要这副面具，它照样能变得更加狂妄自大。在精神方面，我们期待着法国外交部的宣传部门能利用这个机会向苏联倾泻那些既缺乏理智又下流的东西，法国则以报纸、书籍、电影、法兰西剧院巡回演出的形式向其他民族推销这些破烂货。眼瞧着这些东西将和早先已进入苏联的莫泊桑的作品，将和斯克里布、克洛岱尔以及路易·韦纳伊的剧作混在一起，我们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些因素迫使我们处于戒备状态。
　　我们宣布处于戒备状态，因为有人试图证明他们抛弃布尔什维克的老口号是正确的，在我们看来，他们似乎太冒进了，而且好像犯了错误，这些错误有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在《人道报》上读到这样的话是绝对令人感到难堪的：“假如照马克思所说，无产者‘没有祖国’，那么从现在开始，所有国际主义者应当去捍卫的那些东西，就是法国的文化遗产，这是法国的艺术家、工匠、工人以及思想家所创造的精神财富。”这种说法与马克思的学说背道而驰，这是在篡改祖国的观念，虽然我所引用的后半句话还算说得过去，可有谁愿意从中看出篡改的意图呢？这里说得很明确，就是要让法国劳动者去捍卫法国的文化遗产，更严重的是，这肯定意味着要让法国劳动者去防备德国掠夺法国的文化遗产。然而，在最近的武装冲突当中，认定谁是侵略者最终是不可能的，有人想让法国无产阶级将新的世界大战之全部责任推到德国人头上，实际上，有人希望像1914年春季那样，挑动法国无产阶级去反对德国无产阶级。
　　作为超现实主义者，“我们不爱自己的祖国”。作为作家和艺术家，我们曾说过绝不希望抛弃几个世纪所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遗憾的是，今天我们迫不得已再次提醒大家，对我们来说，这是全世界的遗产，是我们仰仗德国思想以及其他东西所积累的遗产。说得更明确点，我们首先在德国哲学当中发现对付实证主义唯理论的解毒剂，这是唯一有效的解毒剂，而实证主义唯理论至今依然在摧残着人的精神。这服解毒剂不是别的，恰好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认识论的普遍理论。今天我们依然要像以往那样，继续批判实证主义唯理论。我们过去曾在精神上与实证主义唯理论作斗争，今后我们仍然要把它当作主要敌人，当作我们国家的敌人，与之进行斗争。我们坚决反对法国公民只对法国文化遗产承担责任，反对在法国出现颂扬法国情感的东西。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拒绝在文学及艺术界里去反映思想观点的大转变，最近在法国革命者阵营里就出现了放弃“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这一口号的动向。在我们看来，主张德国为一方，法国和苏联为另一方的战争不是帝国主义战争的说法是骗人的，就好像与苏联签署条约之后，法国就不再是帝国主义国家了似的！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承认这样一场战争有可能是半个帝国主义战争呢？在针对法国文化遗产而转变态度的同时，我们不会致力于扼杀德国思想，我们曾经说过，德国思想昨天是那么活跃，德国的革命思想明天一定能在这个基础上产生。正是基于这个观点，我们在知识分子反法西斯警戒委员会于3月25日所发表的宣言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反对恢复“神圣联盟”。我们与警戒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说服德国人民，告诉他们是希特勒（系所有资本主义和法西斯政府当中唯一想这么做的人）想要发动战争，但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我们希望不要以任何借口将德国排除在国际裁军与和平协商之外。我们绝不会致力于去扼杀德国的思想，当扼杀德国的思想有可能使人相信战争不可避免时，我们更要反对扼杀德国的思想，而法国的劳动者将愉快地奔赴战场，因为引导他们的不仅有法国三色国旗，而且还有鲜艳的红旗。
　　这条路线我们已经执行了十年，我们绝不想借此机会去修改这条路线。我们曾经说过，我们的愿望就是要证明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西方，文化遗产可以拿来做什么用途。在我们所擅长的诗歌及绘画领域，我们一直以为：1．文化遗产应该经常清查更新；2．应该考虑其中不再发挥作用的东西，并将其尽快清除出遗产名录；3．唯一可以接受的部分应该得到充分的利用，不但要将其视为促进人类进步的因素，而且还要将其作为一种武器来使用，在资产阶级社会走向衰亡的时刻，我们要让这种武器掉转矛头，去抗击这一社会。为了在人类现有作品的迷宫中明确自己的方向，说实在的，后人的评判是一个相当可靠的准则，因为人总是在摸索中前进，思想也总会因此而发生变化，但人总是在向前走，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在此并不想用幻想去代替现实，撇开其“显而易见的内容”不谈，只要艺术作品一直是激情的源泉，只要越来越一般化的敏感性能从中汲取必要的动力，那么这个艺术作品就依然有活力。比如波德莱尔的作品就是典型的例子，我认为即使与新一代诗人相比，其中包括苏联诗人，波德莱尔的声望依然如日中天。然而具有这种特性的艺术作品越来越少了，在我们看来，这种特性与那些艺术作品所处的特殊时代环境有关，与那些作品在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所表露出的先锋气质有关，正是历史性的关键时刻让这些作品产生爆发的动力。这些作品体现了内外完美的平衡，而真实性客观地赋予这些作品的也恰好是这个平衡，正是这个平衡促使作品不受社会动荡的影响，继续走完这段光辉的历程。在大家认可的形式下，文化遗产首先就是这类作品，其“潜在的内容”极为丰富。当前在诗歌领域，奈瓦尔、波德莱尔、洛特雷阿蒙、雅里等诗人的作品都是具有前瞻性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威望越来越大，而那些所谓的古典作品（资产阶级社会所选择的古典作品并不是我们的作品）则绝对不是这样的作品，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位诗人想诋毁这些前瞻性作品的声望也只能是痴心妄想罢了。不但文学研究不能脱离社会史及文学史本身，而且在每个时代，作家只有将两个不同的素材协调在一起，才能造就出文学：一个是他所掌握的社会史，另一个是他所掌握的文学史。在诗歌领域，兰波的作品在这方面就是典范，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兰波的作品不仅仅部分符合革命者的要求，而且可以说全部符合革命者的要求。有人告诉我，在最近纪念巴黎公社遇难者的活动中，巴黎革命作家协会举着标语牌——“向巴黎公社的战士——兰波、库尔贝、弗路朗斯致敬”，在公社墙前列队游行。人们在此是在滥用兰波的名字。革命者不应以不正直的手段来回击对手那卑鄙的行为。艺术家兰波忍受着各种自身问题的折磨，1871年5月，他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这一责任与当今从事诗歌研究者的责任截然不同，如果将兰波描写成这样的人，那就是在歪曲事实。如果这么做，或大言不惭地声称，兰波之所以缄口不语，那是“因为没有听众”（有人曾用同样的方式玩弄同音异义的把戏，试图将《马尔多罗之歌》的作者与布朗基分子费利克斯·迪卡斯混淆在一起），这是故意制造虚假的证言。对于革命者来说，首要的勇气就是要热爱生活，而不是听信别人的传说。显然，那时真正的兰波是相信革命事业的，他不但创作出《让娜－玛丽之手》，而且还写出《痛苦的心》，他不再是巴比伦兵营里年轻的“革命的狙击手”，而是极为关注革命之外问题的人。那封所谓“通灵者的信”所揭示的恰好是这样一个人，有意思的是那封信就写于1871年5月15日。
　　在现阶段，我们的首要文化责任，我们在文学方面的首要责任就是要去保护这些充满活力的作品，使其免受右派或左派的歪曲篡改，而歪曲篡改只会使这些作品变得贫乏。我们之所以拿兰波的作品为例子，那是因为我们完全可能提到萨德的作品，或冒失地提到弗洛伊德的作品。任何东西都无法迫使我们去否认这些人的名字，就像任何东西都无法迫使我们背弃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一样。
　　从我们的立场来看，我们坚持认为解释世界的活动应与改造世界的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诗人及艺术家应该深入地研究人类各种形式的问题，思想在这方面的无限手段恰好有一种改造世界的潜在价值，而作为上层建筑演变的成果，这样一种手段只能强化从经济上改造这个世界的必要性。在艺术领域，我们反对所有将内容与形式对立起来的观念，反对为形式而牺牲内容的观念。今天真正的诗人在向宣传型的诗歌转变，对于这些诗人来说，这意味着在否定诗歌本身历史性的限定。保卫文化，首先就是要把在思想上经得起唯物主义认真分析的好处承担起来，把那些能生存下去、能结出果实的好处承担起来。单单依靠反对法西斯主义及战争的老套宣言是不能彻底解放思想的，是不能将人从束缚人的旧枷锁及威胁人的新枷锁中彻底解放出来的。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解放思想及解放人的强大力量，我们早已意识到这一强大的力量，今后还将继续奋斗，让其他人也能认识这一力量。
　　马克思说“要改造世界”，而兰波则说“要改变生活”，这两个口号对我们来说是同一个口号。

巴黎，193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