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A.卡利尼科斯：反资本主义宣言

引 言


· 一起不期而遇的事件
· 社会批评的复兴
· 为运动命名
· 另一起不期而遇的事件
　



一起不期而遇的事件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自由资本主义在共产主义政权瓦解后的10年间又恢复了生机。弗朗西斯·福山当时提出了著名论断，称这种资本主义复兴代表着“历史的终结”：共产主义的失败表明，除了自由资本主义，任何其他所谓的进步制度都是不可行的。[1]尽管几乎没有人认同新黑格尔主义以及引发福山论断的里根必胜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很多人却在实际上接受了它的理论实质。毕竟，后现代主义还有其后的衍生主义（例如后殖民主义），在以英语为母语的自由主义的学术圈内早已根深蒂固，并且早就预示着“宏大叙事的破灭”，而一个分割的、多元化的世界即将形成。在这个新世界中，对自由资本主义的质疑，将会导致集权主义的复生，这种集权曾造成了奥斯威辛和古拉格群岛的惨案。[2]

　　更重要的是，同样的思想倾向也已经反映到公共政策中。1990年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杜撰了“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一词来指世界范围内的执政者们在至少10个政策领域采取的新自由主义式的安排，包括：财政制度，公共支出优先权，税务改革，金融自由化，竞争性汇率，贸易自由化，外商直接投资，私有化，放松管制，知识产权等。[3]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长期繁荣中，上述政策的大多数会被当作是那些梦想回到19世纪的异端经济学家的妄语而被嗤之以鼻，因为主流经济思想体现的是凯恩斯关于资本主义的稳定取决于政府的介入并以此保证充分就业的论断。苏珊·乔治（Susan George）的描述只是稍稍有点夸张：“在1945年或者1950年，如果你提出任何属于现行新自由主义框架的见解或政策，你就会立刻被轰下台，或被送往疯人院。”[4]

　　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发生战后首次大规模的经济衰退，这些所谓的邪说才逐渐为人们所接受。新自由主义，作为各种政治与意识形态主流不断较量的结果，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正统经济学思想。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克服了来自当权派和强大的工会团体（比如成立于1981年的美国空中交通管制组织和1984——1985年的英国矿工组织）的重重阻力，成功地推行了自由市场政策。到80年代末期，当时的国际环境开始变得越来越有利于推行类似的改革。一方面，始于80年代初期的第二次经济大滑坡带来大规模的国际债务危机，使得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能够要挟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所谓结构性调整；另一方面，共产主义阵营的瓦解也使得美国趁机怂恿中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前苏联的执政者推行“休克疗法”，从而生硬地将他们原有的国有独立型经济纳入竞争激烈的世界市场体系。[5]

　　从全球的角度看，新自由主义正统地位的确立至少部分反映了美国政府为保住其冷战后的霸主地位所作的成功的政策性努力。这一系列政策的总称——“华盛顿共识”，象征着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间错综复杂的关系。[6]而且很大一部分国际左派也接受了这些思想，使这一胜利变得更为重要。第三条道路作为一种政治口号，将比尔·克林顿的新民主路线与里根的共和主义和以前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林顿·约翰逊为代表的中央经济统制论者处理经济、社会问题的做法区分开来。事实上，克林顿政府对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承诺很快就通过其联合大企业与共和党右翼，成功说服国会在1993年通过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不懈努力中体现出来。[7]

　　有了托尼·布莱尔同他的幕僚安东尼·吉登斯近乎狂热的宗教式宣讲，第三条道路几乎成为一种必要的经济安排。全球化已经使得财富再分配、公共所有权等陈旧的左翼残余观点黯然失色。而被改头换面的“中左派”（centre-left）则不得不接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和某些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集权的社会政策。[8]这样一来，可以说是把政治剔除到了政治之外：既然所有权威人士都接受了自由资本主义，那么所谓政治上的争论就只能局限在一些次要的技术性问题或者人性阐述问题上。毫无疑问，托尼·布莱尔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中大放异彩：他对英国政治的统治性影响在2001年6月那场沉闷乏味的大选中得到充分体现。2002年4月的法国总统大选中，马利·勒庞在第一轮出人意料的胜出，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当时的两股主流候选力量立场太相似。当时的原法国总理利奥内尔·若斯潘居然被挤到第三的位置上。看起来意识形态的终结，似乎真的像丹尼·贝尔在上世纪60年代初预言的那样，已经来临。或者说，一种意识形态，已经无庸质疑地取代其他意识形态，成为真正的主宰。一位资深的西方左派学者佩里·安德森曾这样写道：“自宗教改革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我们把宗教教条斥为腐朽的古训，在整个西方，甚至是全世界的思想界，已经听不到任何显著的系统化的反对呼声了。”[9]

　　但这句话在2000年初刚一出现立刻就显得过时了，因为1999年11月末在西雅图发生了一件棘手的事情。当时世界贸易委员会正在那里举行新一轮的贸易会谈。会谈的首要议题就是进一步实现贸易与服务的自由化：那些已经在私营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的投资银行，跨国公司们正贪婪地注视着仍未完全开放的公共服务领域。在这次会议上，众多经济学家和投资顾问的立场空前的一致，齐唱赞歌，堪称达成“华盛顿共识”以来的又一胜利。然而西雅图也出现了许多不速之客——40000名示威者，他们是美国各大工会组织的核心力量，非政府组织及致力于环境保护、公平贸易和削减第三世界债务组织的成员。示威者的人数之多，态度之强硬，组织方法之先进，着实令当局吃了一惊。示威有效地干扰了西方政府（特别是因为一系列争端而划分开的美国阵营与欧盟阵营）在统一行动上的谈判，鼓舞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勇敢地站起来反对超级大国的欺侮。于是谈判最终破裂。不可一世的新自由主义的蔓延势头也暂时得到了遏制。

　　西雅图事件的影响非同小可。尽管示威者最后被新自由主义支持者和一些老左派人士当作扰乱社会治安的乌合之众驱散[10]，但这次示威的成功却给了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挑战新自由主义的信心。全球化的表现之一是当前各种简称的泛滥，G8，IMF，EU，APEC，FTA……诸多的示威行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矛头直接指向各种国际会议，比如华盛顿会议（2000年4月16日），米约会议（2000年6月30日），墨尔本会议（2000年9月11日），布拉格会议（2000年9月26日），汉城会议（2000年10月10日），尼斯会议（2000年12月6—7日），华盛顿会议（2001年1月20日），魁北克会议（2001年4月1—20日），歌德堡会议（2001年6月14—16日）……在这一系列示威行动中，示威者与警方的冲突愈演愈烈，在2001年7月1日至20日热那亚八国峰会过程中达到顶点。这次冲突中警察使用策略离间了示威者群体中的少数派（黑人无政府主义者）来瓦解暴力冲突，结果导致了当地青年卡洛·古里安尼遭枪击事件的发生。

　　在热那亚会议的余波中，《金融时报》刊发了一系列主题为“受围攻的资本主义”的文章，专门探讨所谓“反资本主义”的产生。“反资本主义者”主要涉及：

　　数百万参与者的全球政治运动中活跃着的成千上万的积极分子。

　　就在柏林墙被推倒和福山做出“历史的终结”论断后的10年间，人们能明显感觉到全球资本主义正卷土重来……新的激进主义浪潮对资本主义态度暧昧，只是简单地认为其超越了应有的发展程度。资本主义因为有多处抵触人类文明的地方，造成人们主观上的厌恶与警觉。正是它通过股票市场，驱使无数的公司企业为了追逐利润而不惜破坏性地掠夺环境资源，毁灭物种，并且拒绝履行救济贫困阶层的承诺。人们担心社会民主已经无力阻止它的扩张，因为那些政治家们可能已经被企业收买，国际政治机构也已经成为企业扩张战略中的棋子。 [11]




[1] F.Fukuyama（福山），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1992）。关于福山的论文及其引发的争论的关键性讨论，参加A.Callinicos,Theories and Narratives（Cambridge,1995），ch.1。

[2] 对这一论点最近的批判，参见Žižek, 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London,2001）。

[3] 参见R.Broad and J.Cauanaugh，“The Death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in W.Bello et al.,eds, Global Finance（London,2000）, p.84。

[4] S.George,‘A Short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ibid.,p.27。

[5] 这主要是站在第三世界国家立场上的说法，in W.Bello et al., Dark Victory: The United States and World Poverty（2nd edn, London, 1999）。

[6] 尤其参见P.Gowan,The Global Gamble （London, 1999）

[7] J.R.MacArthur, The Selling of “Free Trad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2000）。

[8] A.Callinicos, Against the Third Way （Cambridge,2001）。

[9] P.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Ⅱ）1（2000）,p.17。参见Gilbert Achcar's measured critique,“The ‘Historical Pessimism’of Perry Anderso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2)88(2000)。

[10] 比较M..Wolf.“In Defence of Global Capitalism”, Financial Times,8 December 1999 and F.Rouleau,“L' Ennemi, estce la ‘mondialisation’ou le capitalisme？”, Lutte Ouvrière, 3 December 1999。

[11] J.Harding,“Globalization's Children Strike Back”, Financial Times, 11 September 2001。更多类似的调查参见：A.Starr, Naming the Enemy: Anti-Corporate Movements Confront Globalization （London, 2000）,and E.Bircham and G.Charlton, eds, Anti-Capitalism: A Guide to the Movement （London, 2001）。Daniel Bensaid 做了很好的综述（2002）:“Le Nouvel internationalisme”, 即将刊发于Encyclopaedia Universalis。



社会批评的复兴


　　如果说新自由主义霸权始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那么截至1999年11月30日的西雅图首次示威行动，也不过存在了10年的时间。“华盛顿共识”仍在为几乎每一个国家提供制定政策的框架，但它现在却受到强有力的挑战。西雅图示威事件虽不是挑战开端的标志，却把这项运动推进到了实质性的阶段。本书并不打算记述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的发展史，但是那些促成上述运动的因素的确值得一提。

　　●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主要的导火索。虽然针对签署协议的反对运动未取得成功，它却使对全球化问题的辩论成为焦点。随后，像马克·鲁伯特所说的，“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化自由论调在美国国内开始受到至少来自两方面的质疑。一方面是大同主义者和主张民主的左派势力；另一方面暂且称其为民族主义色彩的右派。”前者——被鲁伯特称作“跨国政治参与的分享立场”，网罗了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左派势力组成后来日益壮大的反自由贸易组织。他们首先在1998年加速了一项旨在保护跨国公司全球经营安全的多边投资协定的最终流产，进而在西雅图示威中大显身手。[1]

　　● 在1994年1月1日墨西哥东南部的恰帕斯州发生的叛乱对刚刚起步运行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有深远影响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领袖马科斯发起了这次运动，并且公开指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剥夺了墨西哥宪法赋予农民使用公共用地的合法权利，无异于对墨西哥当地的农民“判处了死刑”。[2]于是墨西哥国内的混乱局势与新自由主义之间建立起的复杂关系成为萨帕塔当局宣传攻势的主题。[3]马科斯甚至称新自由主义导致的全球化“将金融市场冷酷的交易规则强加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简直无异于发动了“第四次世界大战”。萨帕塔民族解放军的领导者们有效地利用了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所有媒体加强宣传，使之成为正在兴起的反全球化运动的主力军之一。事实上，该国南部的恰帕斯运动不过是逐渐形成的反全球新自由主义斗争的一个缩影。尼日利亚政治活动家肯·萨罗维瓦由于领导了保护奥戈尼人免受荷兰皇家石油公司（壳牌）劫掠的政治运动，而在1995年11月被尼日利亚军政府处死。他的死是国民抗击资本主义全球化暴政的又一标志性事件。

　　● 一种被称为“全球治理”现象的发展也是促成反全球化运动的重要因素。全球治理不仅指如联合国、八国集团、欧盟这种正式的跨国政府合作机构的扩张，还指那些活跃在公共事务领域的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崛起。约翰·劳埃得曾指出，对非政府组织参加官方会议的鼓励，如参加1992年有关全球变暖的里约热内卢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一旦政府显得缺乏通过这类会议取得实质性成果的诚意，就会产生负面效应。[4]非政府组织的扩张会促使那些原本针对某个个别问题的改良运动的组织，例如法国的国际人道主义运动组织、反对在北美国家校园中剥削第三世界国家劳动力的禁止苦活运动组织，结成新的联盟。

　　● 第三世界的债务丑闻成为受公众瞩目的又一焦点。各种抗议活动甚至将教会等中性非军事组织，如福音两千年（Jubilee 2000）[5]，卷入其中。回顾1998年伯明翰和1999年科隆八国峰会期间的大规模反债务示威，我们已经可以隐约看到日后西雅图和热那亚更大规模对抗的影子。[6]

　　● 1997——1998年的东亚金融与经济危机是又一关键性事件。尽管它被“华盛顿共识”的维护者们用为宣扬英美资本主义模式相对于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在其他人看来，它却说明了一个不受约束的世界经济环境是多么危险：巨幅的投机资本能够在一夜之间冲垮一个国家。这次危机连同随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有新自由主义味道的“援助”措施，在意识形态方面影响深远。一大批著名人物，如对冲基金大亨乔治·索罗斯，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里茨，保罗·克鲁格曼，杰弗里·萨克斯，开始站出来猛烈抨击“华盛顿共识”。斯蒂格里茨在西雅图示威运动前夕突然被世界银行解除其首席经济学家的职务，这更激起了人们对国际金融机构行为合法性的质疑。[7]

　　● 最终，大规模反对新自由主义行动在七国集团成员国之一的法国爆发了。1995年11月—12月间的公用事业领域大罢工沉重打击了保守联盟推行的自由市场“改革”，并且在1997年6月将奥内尔·若斯潘领导的“多数左派”推上政坛。若斯潘（在其社会主义论调掩盖下）则加紧推行自由化，规模之大更甚于其右翼前任。于是一股对立于若斯潘政府的新的左派力量又通过《雷·蒙德外交》月刊和ATTAC（法国的一个反全球化运动组织）的反对国际金融投机运动集聚起来。[8]这股力量在2002年4月的法国总统大选中发威，若斯潘在首轮竞选中就出人意料地被淘汰出局，极左派的候选人则赢得了超过10%的选票（即法国三大托派组织——录入者注）。全球性的新左翼倾向还有很多典型代表：例如以农民领袖若泽·博韦为代表反对转基因生物和其他危害农业健康发展行为的运动；《雷·蒙德外交》月刊和ATTAC在巴西波多·阿雷格里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中扮演的角色，以及ATTAC在全球的迅速扩张（截至2002年初已经在4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支部）。

　　整个反对过程绝非仅仅是示威游行和街头抗议。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全球性的运动是因为它已经通过众多学者的一系列重要文献建立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论调。这些学者中有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位是皮埃尔·布迪厄。从1995年的大罢工直到2002年1月逝世，他作为法国知名的政治学者，始终战斗在抗击新自由主义的前线。在一个叫做雷松·达吉拉尔的组织（由激进学者组成）的帮助下，他出版了一系列简短、便宜的图书，其中《反击》和《反击2》两册由布迪厄亲自执笔。另外一个是诺姆·乔姆斯基，这一位在上辈眼中孤立、倔强的美国外交政策批评家，如今发现世界上有很多人十分赞成他提出的关于美国在资本全球化过程中建立经济霸权的论断。与这两位老一辈的泰斗级人物并肩作战的还有很多当今的知名评论家和活动家——例如迈克尔·阿尔伯特，沃尔登·贝洛，苏珊·乔治，托尼·内格里等——以及一些像内奥米·克莱恩，迈克尔·赫特那样一夜成名的年轻学者。他们的立场和主张正在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这些人都是某部重要著作的作者，借助互联网的快速传播，更多的读者接触了他们的文章。

　　这一系列著作的出现还标志着学术群体在更大范围内的转变。在一项本身就促进了学术多样化的大规模的学术调查中，吕克·博尔坦斯基和伊夫·查皮埃罗把法国90年代针对新自由主义的运动称为“社会批判的复兴”。[9]然而社会批判实际上正是一种后现代主义力图排斥的言论。比如，让·博德里亚这样写道：“如今我们的文明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过分异化，而是为了达到主体间的至察所导致的距离的消失。”[10]异化的概念，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批判资本主义的主题之一，体现了一种本真的主体与排斥其自我实现的现存社会关系之间的鲜明对比。这种对比，存在于环境决定论者对60年代“作秀的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提出的批评当中。而在盖·德堡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就是作秀的统治：“一切直接存在的事物都转化为一种表达”，处于一种各种作秀逐渐汇集成“具体的生活倒影”的状态。[11]

　　但是，博尔坦斯基和查皮埃罗认为，在同一时期本真的概念也受到思想家吉尔·德勒兹，雅克·德里达等人猛烈的学术性攻击。他们的著作对后现代主义都有很深的影响。博尔坦斯基和查皮埃罗认为他们对本真与非本真之间对立的解构促成了80年代与9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的胜利：“事实上，无数的作秀在汇集，问题被隐瞒，人们相信任何事物都不过是幻影，在这个世界中所谓‘真正’的本真性已经被剔除，对‘本真’的追求只是一种幻觉。”[12]博德里亚作为解构本真性的领导者，声称一切思想和政治斗争在这个由模仿而非作秀构成的社会中已经过时，现象已经不再是真实的代表而成为真实的组成部分。[13]

　　反资本主义运动著作和运动的再现标志着后现代主义在过去的20年中独霸先锋思潮的格局已经被打破。反映这种变化的现象之一就是对文化背景问题的过度关注开始降温，该问题曾在上世纪90年代主宰了激进的学术界，取而代之的是对于物质的关注。这一变化在以往的某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中间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理查德·罗蒂，他的著作曾在后现代主义融入美国学术文化的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而如今他却开始抨击“文化左派”漠视全球化对美国社会的分化。[14]罗蒂帮助成立文化左派以及他那显然无效的回归社会民主的药方，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他的中肯判断。

　　这样的政治立场变化的例子还有很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拉康论文化理论家斯拉沃伊·日热克近年来对马克思甚至列宁主义的热烈拥护。[15]而反资本主义运动中最著名的作品，内奥米·克莱恩的《不要品牌》是一个以对资本主义的传统批判代替文化讨论的最好的例子。这本书灵巧、机智地占领了博德里亚学派名下1000余个文化研究组织的思想阵地——对当前多元文化中的各种发展趋势的集中描述——通过对大同小异的公司品牌的描写，揭示资本主义者惯用的统治模式和正在兴起的反抗，将读者带到一个新的思想战场。在书中的某一章，克莱恩描述了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她和她同时代的校园活动家中所流行的认同政治学和政治上正确的观点，实际上与某些公司制定的从多元文化论中攫取价值的战略相吻合。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整个学术范式的崩溃：

　　值得回顾的还有在政治上正确的观点达到孤芳自赏的顶峰时，世界的其他地方却更加开放并不断扩张。当全球贸易的范围扩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时，大多数极端左翼进步势力的视野却收缩到自己的周边环境……也许是他们故意漠视身边的变化。他们引入了其他因素，却忽视了妇女和人权运动中的根源性经济问题。这种政治正确性问题，导致了一代注重表象而非行动的政治活动家的诞生。如果太空入侵者能够毫不费力地入侵我们的学校、家园，那么至少是因为那时我们的政治体系还混沌不堪，以至于在受到侵略时居然说不清主权问题。我们只知道忙于分析挂在墙上的画的价值，却没发现整堵墙已经被出卖了。[16]




[1] M.Rupert, Ideologies of Globalization （London,2000）, pp.15,70。

[2] “Testimonies of the First Day”, in T.Hayden, ed., The Zapatista Reader（New York,2002）, P.216。

[3] Subcommandante Marcos, “The Fourth World War has Begun”, ibid., p.273。

[4] J.Lloyd, The Protest Ethic （London,2001）, pp.38—39。

[5] 一个主张免除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债务的国际组织。——译者

[6] A.Pettifor,“The Economic Bondage of Debt-and the Birth of a New Movement”, New Left Review, (1)230(1998)。

[7] 参见P.Bond. “Their Reforms and Ours”, in Bello et al., eds,Global Finance,and R.Wade,“Showdown at the World Bank”, New Left Review, (Ⅱ)7(2001)。自由国际主义者的观点由R.Gilpin提出,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Capitalism（Princeton,2000）and H.James,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MA,2001）。斯蒂格利茨特别在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London,2002）中提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评。

[8] J.Wolfreys, “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 International Socialism.（2）84(1999)。

[9] L.Boltanski and E.Chapiello, Le Nouvel esprit de capitalime （Paris,1999）,esp.Part Ⅲ。

[10] J.Baudrillard, The Illusion of the End （Cambridge,1994）, p.81。

[11] G.Debord,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Detroit,1970）, §§1,2。

[12] Boltanski and Chapiello, Le Nouvel esprit de capitalisme, P.548. 博尔坦斯基（Boltanski）和查皮埃罗（Chapiello）很偶然地与Bourdieu（布迪厄）走到一起，共同进行真理的批判，尽管他们承认这种思想在其心目中仍占有一定的地位。参见ibid., pp.549—550 and 769, n.39。

[13] 例子参见: J.Baudrillard, Simulations（New York,1983）:情景主义者的分析被明确地否定，p.54。

[14] R.Rorty, Achieving Our Country（Cambridge MA,1998）, pp.73—107。

[15] 尤其参见S.Žižek, The Ticklish Subject （London,1999）.

[16] N.Klein, No Logo （London,2000）, pp.122—124。



为运动命名


　　诞生于法国大革命后的关于资本主义的论战，在200年之后又重新被点燃了。后现代主义虽已经成为历史，然而它在某些地区还是根深蒂固的，在北美思想界尤其如此，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就此消失，而是继续延续下去，甚至通过控制地区性的思想流派获得新生（事实上，近年来在英语国家的政治科学领域和国际关系问题专家们中，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可笑的时尚）。但是，论战仍在继续，与其说是源于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抨击（那些最有杀伤力的理论产生于后现代主义的鼎盛时期，但并没有削弱它的影响），不如说是因为世界性的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改变了学术界的议程。

　　然而有一件事令我们尴尬。我们应当怎样称呼这一新的运动？通常的称呼——反全球化运动——是荒诞的，因为这一运动本身就具有明显的国际属性，能高度有效地调动五大洲各国的力量。新运动的领导人都主动与这一称呼划清界限。内奥米·克莱恩写道：“使用反全球化的措辞毫无意义。”[1]在2001年1月阿雷格里港的首届世界社会论坛上，苏珊·乔治谈到：“我们‘赞成全球化’，因为我们赞同分享友谊，分享彼此的文化、美食、团结、财富和资源。”[2]维托利奥·安格诺列托在热那亚的社会论坛上表示他讨厌给意大利运动所贴的“反全球化”标签。[3]

　　许多北美的政治活动家开始注意两种全球化的区别，这一理论最早由理查德·福克提出：“自上而下的全球化，反映世界强国和资本形成机构的合作”，以及“自下而上的全球化……一大批致力于解决环境、人权、性别歧视问题的跨国组织，试图构造一个建立在多元文化基础上的没有贫困、压迫、屈辱和团体暴力的人类社会。”[4]其他人则试图用不同的称呼来特指他们所反对的那种全球化，如称之为“公司全球化”或者“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或者干脆称之为（这在英语国家可能会引起误会）“自由主义全球化”。众多的称谓并不仅仅体现了术语使用方面的差异。它们清楚地告诉人们西雅图和热那亚运动是在反对什么，而非提倡什么。不过这样说也不完全正确，但不可否认，两次运动并没有解决拿什么取代新自由主义以及如何去取代的问题。造成概念混淆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弄清谁才是主要的敌人。究竟是新自由主义——即体现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和采纳这些政策的英美资本主义体系，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决定应该选择哪种目标，以及用怎样的策略来实现它。

　　就我看来，以“反资本主义”来称呼这一运动比较恰当。这并不是因为多数运动参与者认为可能甚或希望推翻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崩溃使传统左派处于比较弱势，也使得人们不再认同社会主义将是资本主义的系统替代。这一运动实际上是乔瓦尼·阿瑞吉，泰伦斯·霍普金斯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说的反体系运动。[5]也就是说，这次运动不仅是反对个别的不平等现象或问题，如自由贸易、环境或者第三世界债务，而是被各种严重不平等及其所导致的危机所激发而产生的。阿格诺列托称他自己的政治生涯就是从个别见解向许多其他活动家的共同政治主张转化的代表。他曾经在上世纪70年代参加了极端左翼组织无产阶级民主党（Democrazia Proletaria），后来退出，成为一名医生，活跃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意大利的反艾滋病运动中。当抗逆转录酶病毒药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北半球出现后，阿格诺列托又将注意力转移到第三世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艾滋病患者面临的困境上来。在这里，他遇到了来自由世界贸易组织撑腰的制药公司的阻力，这些公司宣称拥有对药品的专利权。于是他联合其他非政府组织对抗世界贸易组织，并且在热那亚会议之后，成为社会论坛的领袖之一。当时的社会论坛已经遍及意大利，而且成为了全球性运动的主要中心之一。[6]

　　系统意识的发展是这一运动重要特点。在西雅图，公共事业组织在美国州、县和市职工联盟（AFSCME）的领袖盖罗德·麦肯提，重新提出了上世纪60年代的一句口号：“我们必须命名这个体系……这个体系就是公司资本主义。”[7]如果连强烈支持克林顿政府的贸易联盟的首脑也纵容这种激进论调的话，这将是一个政治气候发生变化的显著标志。这场运动的中心——反体系，在2002年2月第二次世界社会论坛上的一篇名为“社会运动呼声”的重要文章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我们正在通过我们的斗争和反抗建立一个联盟，反对一个建立在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和暴力基础上的体系。正是这个体系将资本利益和资本统治的特权凌驾于人们的需求和愿望之上。”[8]



[1] N.Klein, “Reclaiming the Commons”,限New Left Review, (Ⅱ)9(2001),p.87。

[2] S.George, “Que faire à present？”, 第一届世界社会论坛的稿件， Porto Alegre, 15 January 2001。

[3] 第二届世界社会论坛上的发言, Porto Alegre, 1 February 2002。

[4] R.Falk, “The Making of Global Citizenship”, in J.Brecher et al., eds, Global Visions (Boston,1993), p.39。

[5] G.Arrighi et al., Anti-Systemic Movements (London,1989)。

[6] 第二届世界社会论坛上的发言, Porto Alegre, 2 February 2002。这种运动形态的发展参见Paul Ginsborg's Italy and its Discontents (London,2002),尽管他未能预见到如今的失控局面。

[7] M.Cooper, “Street Fight in Seattle”, The Nation, 20 December 1999 (online version)。

[8] “Porto Alegre Ⅱ: Call of the Social Movements”, 4 February 2002, www.resist.org。


另一起不期而遇的事件


　　在某些人看来，为了恰当定义这场反资本主义运动而做出的努力无关紧要，因为他们认为这场运动本身已经被各个事件所代替。《金融时报》“反资本主义”系列的第一部分在2001年9月11日出版了。这份曾经详细并紧张地追踪了反资本主义运动发展过程的刊物在“9·11事件”发生数周后这样写道：“美国遭受恐怖袭击所导致的一个不太显著的后果就是止住了大规模反全球化运动的步伐。”[1]一部分运动的反对者还试图诽谤运动与恐怖主义有关。与新工党关系密切的记者约翰·劳埃德写道：

　　反美主义的发展，至少证明了恐怖主义给一些全球运动中的反美主义带来了挑战。在这种敏感的环境下，那些持有上述看法的人必须小心翼翼地说明他们观点的严肃性……现在惟一使用全球性运动中产生的策略——使用零散的暴力和通过无法对其进行监控和预测的网络组织进行反抗的——是本·拉登的基地组织。[2]


　　这是一种可鄙的做法。它将一个把屠杀大量乘客、机组人员、办公室职员、消防人员视为合法策略的秘密组织和一个始终只进行和平抗议的开放、民主的自发性运动相提并论。而黑色组织（the Black Bloc）中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在各个反资本主义示威中的愚蠢暴力行为则是微不足道的：捣毁几家麦当劳连锁店或者焚烧几台自动取款机，这是无法与驾机撞毁世贸中心大厦相比的。即使示威活动中使用了武器，也只不过是警察用来对付那些抗议者的工具而已。因此，仅仅因为一系列运动中的某次著名示威发生在美国，就称该系列运动为反美运动，这是十分荒谬的。

　　从总体上说，“9·11事件”对反资本主义运动的确是一个打击，在北美尤为如此。原定于2001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华盛顿召开年会时举行的示威活动被取消。同年11月在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成功地恢复了曾在西雅图受阻的新一轮贸易会谈。布什政府宣布开展“反恐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公民权缩减（尤其在英美国家），营造了一种更加无法容忍各种抗议的氛围（值得警惕的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机构又重新发现了麦卡锡主义所定义的“非美国行为”）。一些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支持者认为应当支持阿富汗战争，因为战争可以推翻塔利班政权，将阿富汗人民，特别是阿富汗妇女，从伊斯兰军阀统治下解救出来。[3]而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可笑想法。从长远来看，更为严重的是，在“9·11事件”中遇难的人大多是反资本主义运动所依靠的白领阶层和蓝领工人。于是“9·11事件”直接威胁着“国际工人兄弟会与保护环境的龟领派的联盟”（Teamster-Turtle alliance）的生存。该联盟的主要成员由有组织的普通劳动者和非政府组织激进分子构成，他们是西雅图示威以及后来其他示威行动（例如魁北克、热那亚，巴塞罗那）的中坚力量。

　　这一挫折并未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而是使运动的中心从北美转移到欧洲和拉丁美洲。2001年7月的热那亚游行成为横扫意大利社会的一系列激进运动的开端，同时也唤醒了已经沉睡了20余年的左派力量。组织游行的热那亚社会论坛为全国性的运动提供了组织模板，在该样板中，不同的政治力量学会了建设性的精诚合作。意大利的运动通过一系列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反对正在阿富汗进行的战争。在英国也有一支重要力量参加了热那亚游行。英国国内对于“恐怖战争”和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的恐怖统治的反对，形成了首次规模不亚于欧洲大陆和北美的政治运动：年轻的示威者领导的大规模反战集会示威。

　　不过，意大利和英国的这些运动与2002年3月16日巴塞罗那欧盟峰会期间的“反对资本主义与战争的欧洲”示威行动比起来，仍相形见绌。示威组织者和当局都没有料到有50万当地人参加了这次行动。《金融时报》称之为“一次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和平示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运动没有因为9月11日发生在美国的恐怖袭击而停止，也不必对他们的示威施以武力。”[4]与此同时，2002年2月在波多·阿雷格里开幕的第二届世界社会论坛，规模较之上届已经扩大了两三倍。约65000到80000名与会者济济一堂，其中大部分来自巴西本国，参加了这次堪称全球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大会。世界社会论坛的运动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共鸣。2001年12月，南半球引发了震撼阿根廷政坛的大型反对新自由主义运动。至此，这项运动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件困扰富裕的北半球的事件了。

　　“9·11事件”和“反恐战争”，尽管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却在某些方面推进了反资本主义运动。它们迫使运动参与者们直接面对克劳德·塞法提所说的“武装的全球化”。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夸大了现存的地缘政治和社会关系的紧张性，使美国及其盟友不得不诉诸武力来解决这一问题。[5]波多·阿雷格里二次会议上采纳的社会运动口号斥责“一场针对美国及其盟国统治地位的全球性战争正在打响，这场战争将是旷日持久的……我们运动的主旨就是反对战争。”推动作用的另一个表现是在2002年春，以色列国防军残暴地入侵巴勒斯坦领土过程中，数百名反资本主义运动者在国际团结运动努力下结成人体盾牌，试图阻止以军进入约旦河西岸的事件。乔治·蒙贝奥特评论道：

　　约旦河西岸的这次运动是一个全球性运动的有机组织部分。多年来，这一全球性运动一直在指责那些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所制定的破坏性外交政策以及负责实施这些政策的多边组织的失败……在巴勒斯坦，还有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运动总是出现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6]

　　但是，即使反资本主义运动躲过“9·11事件”，并通过“反恐战争”得到扩展，我们仍需要解决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如我前面提到的，是关于我们的敌人本质是什么，打倒这些敌人的战略有哪些，还有在取得胜利之后应当建立怎样的社会。尽管对上述问题至今还很模糊的回答，曾经在诸多方面推动了运动的发展，但我们终究还是要给出清晰的答案。本书的目的就是对上述问题给出一套答案。虽然本书包括了部分纲领性内容（在第三章），但是与一篇政治宣言相比他，它更像是一篇关于反资本主义运动究竟代表什么的探讨。本书也或多或少的受到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的启发。当然，试图改进或更新这样的经典著作是愚蠢的。可是《宣言》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著名的论述。也许很多反资本主义者不愿意被看作“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却在理论和实践上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因此，马克思成为后来者的重要参考，我也零星地借鉴了“宣言”的模式。[7]这本简短的书当然不具权威性。反资本主义运动包含了大量不同的政治观点，兼收并蓄并广泛应用于实践是其始终坚持的原则之一。这只是反资本主义宣言中的一本：也许还有，并且也应该有很多其他的宣言。我的独特之处在于论述探讨了这个运动的内涵和沿袭了可能不受欢迎的马克思主义者传统的革命性。我把两者同时奉献出来，希望它们既能推动运动中的讨论，又能说服更多的人们：寻找另一个世界是实际可行的。



[1] Financial Times, 6 October 2001。系列讨论的结果同样是当头一棒，在事件发生过程中只有两部分内容得以印刷出版，而事实上全部内容都能在www.specials.ft.com/countercap上找到。J.Harding, “Clamour against Capitalism Stilled”, ibid., 10 October 2001。

[2] Lloyd, Protest Ethic, pp.66—67。

[3] Tariq Ali 在The Clash of Fundamentalisms (London, 2002)一书中对这种幻想提出强烈的批评。

[4] Financial Times,18 March 2002。

[5] C.Serfati, La Mondialisation armée （Paris, 2001）。

[6] G.Monbiot, “World Bank to West Bank”, Guardian, 9 April 2002。

[7] 我在此感谢Chris Harman做出的前期分析成果。“Anti-Capit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2)8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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