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战后的危机（1919

第七章战后的危机

（1919—1924年）

　　随着四年战争痛苦的告终，在1914年已迫近的“革命爆发”现在似乎又有以更尖锐的形式成为事实的可能。资本主义在英国也同在整个欧洲一样，是处于致命的危机的苦闷中；在俄国革命后，革命的浪潮在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过的地方迅速地高涨起来。已大大增长起来的工会会员大军[1]响应了工党紧急会议上的主张，工党在停战后三天即把工党在联合政府中的大臣撤出，并提出“对重整旧经济体制的抗议”。虽然凯恩斯政府中的“似乎在战争中做得很好的冷酷的人们”在1918年“咔叽选举”（想利用战争热而得到多数人投票的政略选举——译者）中取得胜利，但新年的头几天已显出胜利的牟利者的不祥之兆。

　　第一个斗争是1919年1、2月之交在克莱赛德进行的。这就是著名的争取每周40小时工作制的罢工，当机器工人、船坞工人和其他产业工人团结在克莱德工人委员会和车间代表的领导下为缩短每周工作时数而斗争时，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不是寻常的罢工。当局公然表示害怕发生暴动。在“乔治广场之战”后，当遭到警察猛攻的大罢工示威在反击中取得令人振奋的效果时，政府立即调派有力部队驰赴出事地点。但是，正如罢工的主要领袖之一加拉赫在他的书中所说：由于车间组织运动对于产业组织的成见，和他们轻视“政治”，造成了“每当我们应进行革命时我们却去实行罢工”[2]。这次罢工受到有关工会的全国机构职员（他们还惩戒了支持运动的地方工会职员）的隔离，因而在两周之内就结束了。

　　同时，矿工也已准备斗争。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在1月里决定提出要求，希望增加工资30%、实行6小时工作制和有工人参与管理的矿山国有化。在一次所有煤田参与的投票中，以615164票对105082票通过以罢工行动来达成这些要求。因此政府——政府对矿山的战时管制仍然照旧——发现在煤斤储存枯竭时面临矿工罢工的危机。既然矿工是在和三角联盟中的盟友铁路业与运输业（它们自己也已提出要求）互相磋商，政府也正面临有造成革命可能的总罢工的形势。劳合·乔治公然施行虚张声势的威胁。他向矿工建议设立一个皇家委员会，保证政府采纳它的建议，另一方面又发出要用武力镇压罢工的恐吓。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的领袖们，特别是主席罗伯特·斯密利在恐吓下退缩了——虽然在当时情况下这种恐吓是极端空虚的[3]——并说服联合会会议以勉强多数接受首相的建议。

　　[1]职工大会所属工会会员人数在1920年增至650万人；同年职工会会员总数为850万人。
　　[2]加拉赫著《克莱德起义》，第221页。
　　[3]胡特著《战后英国工人阶级史》，第21～22页。

　　由法官桑基（后来为勋爵）主持的皇家委员会，提供了对煤矿资本主义进行详尽和书面揭发的机会，引起公众的热切注意，并且以多数票通过了实行国有化的建议；但是，政府以这种办法和“全国产业会议”作为进一步的安全措施度过了危机最严重的一刻后，冷酷地背弃了它的书面保证，并拒绝实行委员会的建议。诚然，他们的作为尚不止此，他们又使一件官僚主义的愚蠢行为引起了约克郡煤田的一次暴风雨般的罢工（1919年7～8月）。

　　同年夏季，总的工业形势仍然是阴霾四伏，最大的运动要推6月间的兰开夏30万棉织工人的罢工，他们罢工争取每周48小时工作制和要求增加工资30%，这些要求他们都胜利地达到了。在7月里，第二次的警察罢工在极度紧张的气氛中被残酷地粉碎了。次一震动全国的冲突是秋季的铁路工人罢工。这次罢工是经过几个月的谈判后发生的，政府故意拖延谈判，并有种种迹象显示政府企图迫使工人的斗争陷于失败，从而造成工会战线上的分裂。劳合·乔治指责罢工为“无政府主义者的阴谋”；政府御用报纸的强烈攻击，用差别配给制来饿毙铁路工人及其家属的计划，令地方政府征召“民兵”的凶恶命令，都带有内战的气味。但是铁路工人在一星期中赢得了轰动一时的胜利；工资并没有削减（政府曾威胁要削减），当时的工资率得到稳定，最低级的工资也得到增加。

　　获得这次非常胜利的原因是值得注意的。第一，铁路工人之间保持了百分之百的团结；机车司机没有接受单独对他们自己的要求作让步的贿赂而破坏罢工。第二，铁路工人有愿予援助和力量强大的盟友——合作运动方面即曾贷给作罢工工资用的大量贷款，在三角联盟方面，其领袖们在“约束会员们的支援铁路工人的激烈行动”[1]时也曾遭遇困难，同时伦敦报纸印刷工人也声言如果不公平处理罢工案件他们就要采取直接行动。第三，劳工研究所应全国铁路工人工会的要求所进行的积极而巧妙的宣传，是以前（或以后）的大罢工中所永没有过的[2]。

　　[1]韦伯夫妇著《英国工会运动史》，第543页。
　　[2]胡特著《战后英国工人阶级史》，第25～29页。

　　政府以国家的全部力量向罢工者作正面进攻，这种骇人听闻的反击深深地激动了工人阶级的舆论；当时仅有杰·赫·托马斯及其同僚们的保守势力阻止这次罢工的开展，并阻止它成为一个普遍前进运动的起点。后来其他部分的罢工也获得了胜利；码头工人于1920年春季从萧勋爵所领导的调查委员会取得增加工资的胜利，贝文在这个委员会中的主张使他得到“码头工人高级顾问”的称号。矿工虽然把他们的案件提交职工大会，并在1919年9月的大会上以及另外的两次特别大会上进行讨论，但没有任何进展。“矿工归国家所有”的宣传运动没有打动政府；在总罢工建议以4票对1票被否决之后，这个问题便被悄悄地搁置起来了。1920年10月，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领导了一次争取增加工资的简短而无效的全国罢工（所谓基准线罢工），这次罢工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三角联盟在它的初次实际考验中失败了。铁路和运输业工会的领袖们在接到矿工的呼吁后，竟不敢采取任何同情的行动，虽然会员们都赞同这样的行动（正如铁路工人的一次投票表明）。这种示弱的表示鼓励了政府立即通过罪恶昭彰的《紧急权力法案》，使外国应用的“戒严”政策英国化。

　　政府很可以掌握新的特殊的权力，因为它已对工会运动作了惊人的政治权力示威。就在1920年8月，英国对社会主义俄国的长期干涉大有成为支持波兰侵略军的公开战争的可能，这种干涉最后因行动委员会的成立和立即举行总罢工的威胁而停止了。这个历史性的成就乃是反对干涉的长期运动的顶点，在这个运动中矿工联合会在许多工会中起了领导作用，（例如）赫伯特·莫里逊在1919年工党年会上说道：

　　“他们已认识到：目前我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俄国的战争并不是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或反对列宁的战争，而是反对社会主义国际组织的战争。它是反对工会运动组织的战争，因此必须以整个工会运动的政治的和工业的全部力量加以抵制。”

　　1920年春季，当波兰在英、法支持下，未经挑衅即向苏维埃国家发动攻击时，伦敦码头工人对载运军火赴波兰的货船之一“水手乔治号”所举行的罢工激发了整个运动[1]。“水手乔治号”的海员得到码头工人工会的支持，一周后码头工人工会在它的全国会议上，在贝文作了揭发资本主义战争阴谋的演说后，决定全面禁止装运供反苏战争用的军火。在8月的第一个星期中，公然进行战争的威胁发生了。工党地方组织和工会理事会应工党总部的要求而组织的全国抗议示威运动打破了前此所有的纪录。事实证明，团结的确就是力量；在那些日子里，在工会和工党之间，在运动中的每种意见和每一组织之间都存在着团结。

　　在8月13日，由职工大会和工党联合召集的一个代表会议在伦敦开会，代表们一致热烈地批准了成立行动委员会用“各种各样的撤退劳工的方式”制止战争的决议。贝文向代表们说：“今天你们所要决定的这个问题——迅速采取一切行动以争取世界和平——其重要性超过任何关于工资和工时的要求。”杰·赫·托马斯强调说这个决议“就是对国家全部宪法的挑衅”，那时的工党主席阿·格·凯默龙（木业工会）答复道：“护宪主义只有在宪法不违犯社会的道德时才能存在。”最后他说：如果委员会必须采取行动，而且，

　　“如果各国企图作过分的干涉，我们也许不得不采取行动迫使他们辞职，不得不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能以和平与人道的方式管理国家而不干涉别国的生活，那么我们将被迫冒险尝试一下，看看我们是不是能以行动将国家置于我们自己手中，为我们自己人民服务。即使这是违反了所有的宪法。”

　　的确，那个时代乃是工会运动的斗争达到史无前例的范围的时代，劳工大军也和战场上的军队一样不能以区域和孤立的行动取得胜利是愈趋明显了；它必须有一个“参谋本部”。为了这一目的，在铁路罢工中和紧接铁路罢工后都举行了讨论，并曾向1919年12月举行的职工大会特别会议提出详细报告。这件事的结果是把当时从未成为真正执行机构的职工大会国会选举委员会改组为最高委员会，遵循议事规则“倡导工会运动在一般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不幸得很，委员会没有得到对各工会推行决议的权力；因此，旧的地域主义仍然原封未动，以后仍可以公平地说，最高委员会的委员们“在精神上还是各行业的代表”[2]。

　　[1]全部历史见波立特著《我的学徒生活》，第111～121页。
　　[2]弗兰克·霍杰在南港职工大会上的演说（1922年）。

　　在开始时对这种可能性提出的警告显然是来自左派的；共产党在1921年（那时最高委员会刚刚选出）加的夫职工大会上向代表们提出的呼吁中就曾暗示，关于谈论中的劳工参谋本部可能只是“旧领袖们的一个新的联盟，他们早已表现出他们在真正领导工人反对资本主义的巴士底监狱时是多么无能。他们将让旧的地域主义原封不动，这就意味着在新的好听的名称下隐藏着旧日同样的混乱”。它力促职工大会应把自己转变成真正的劳工大会，不仅以各业工会为基础，并且也以团结在地方工会理事会周围的全部车间和工厂委员会为基础。

　　和这些发展同时发生的还有一系列的合并运动，这些运动也转变成工会运动。这在运输业与普通工人方面最为显著。码头工人和其他运输工人的许多工会在运输工人联合会中的组合，于1921年就加入了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精巧的机构——这个机构结合了高度集中性和双重划分会员的办法，在纵的方面以产业组织划分，在横的方面以地区划分——使这个强大的组织实质上受其握大权的总书记贝文的支配。后来该会吸收了普通工人工会而成为全国唯一最大的工会，涉及几十种产业并和全国普通与市政工人工会共同拥有普通工人群众。全国普通与市政工人工会是1889年煤气工人工会的正统的后继者，它把以前各个的普通工人工会结合成为一个工会。在它们之间，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和全国普通与市政工人工会不论在职工大会上和工党的年会上都因拥有众多的工会会员票数而日益支配着运动的主要决议。

　　在机器业、建筑业、毛织业、钢铁业、服装业、机关职员（特别是邮局职工）和分销业中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工会合并。但是这些合并既没有前述那样的普遍意义，也没有把它们产业中的组织彻底团结起来。因此，1920年旧的混合机器工人协会吸收了产业中六七个主要的同业工会而扩大为混合机器业工会，仍然有许多较小的同业组织停留在组织之外。建筑业中的情况也雷同，虽然砌砖工人工会和石工工会合并成混合建筑业工人工会，以及两个传统的木工和细木工工会（混合工会和普通工会）组成了混合木工协会；纵然如此，于1918年成立的全国建筑业工人联合会却证明它是比其他产业中的联合会更为有效的联络机构。

　　产业组织的问题和政策绝非各业工会在这一时期中所关心的唯一问题。在政治方面，它们组织起来的工党在1918年已第一次有了确定的政党面目，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目标和纲领，允许个人入党，其地方组织在1914年不到150个，到1920年则发展到2千多个。但是，怎样达到新纲领“劳工与新社会秩序”的反对资本主义的目标呢？或者他们是不是要去完成这些目标呢？韦伯夫妇在这时曾把工会的目标解释为“改变英国的政治和撤换资本主义的牟利者”。不言自明，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必须推行一种独立的、和统治阶级根本相反的政策和观点，而不是奉行依赖和适应统治阶级的政策和观点。在这两种相反的政策直接展开了大论战。论战是在工党中开始的，詹姆士·拉姆赛·麦克唐纳是赞同适应政策的领袖，共产党是主张独立和斗争政策的最顽强的代表。

　　这就是工会运动中的麦克唐纳主义及其继承者们对1920年8月成立的共产党以及一切同情共产党或以任何方式与之联系的人士所进行的长期而残酷的斗争。欲知这次重要斗争的详情必须参阅别的书籍[1]，这里只须注意一下这样一件事便够了，即共产党从1920年8月成立以来在斗争的初期便得到工会方面的显著的支持。1921年当共产党加入工党的问题开始讨论时伦敦工会理事会和矿工联合会即予以支持，格拉斯哥各业工会和劳工理事会后来也参与其事，使共产党的代表和工党的执行委员会会晤。在当时及以后时期，当共产党参加工党的建议被拒绝时，值得注意的是，1923年工党执行委员会曾不得不取消一个旨在排斥共产党人以工会代表资格加入工党的条款。次年工党举行年会时，赞成共产党人加入工党的微弱少数在禁止共产党人为工党候选人问题上一跃而为极大的少数，而在排斥共产党人个人为工党党员的建议上，许多大工会的投票都转而反对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仅以1804000票对1540000票达到目的。

　　[1]胡特著《战后英国工人阶级史》，第54～56页、71页、96～97页、119页、189～190页。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1920年年底的情况，当时的战后短暂的繁荣已渐渐接近尾声。1921年2月，失业人数超过了100万人，至6月达到200万人。以前就曾有人要求行动委员会把日益尖锐化的失业问题列入委员会的鼓动范围，但是委员会宣称这不在它管辖的事务之内。接着就是一连串不得要领的调查和工党与职工大会的联席会议。对于考查工会的意见并没有作认真的努力；仅有一个大的工会曾这样作，那就是有名的温和的靴鞋工人工会宣布其会员投票赞成举行一次24小时的抗议罢工。联席会议上的这个最后的建议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结果建议只限于普通劝告工会增加其工党活动。这种政策——或者还不如说没有政策——把失业这个潜在的力量源泉变为弱点的源泉。到1921年年底，那些支付失业津贴的工会耗去资金近700万镑；失业者自己不得不独立地组织起来成立“全国失业工人运动”。在1923年，职工大会同意和“全国失业工人大会”成立一个联合顾问委员会，毕竟做了一些有益的活动，包括起草了一个《失业工人宪章》。

　　1921年可怕的经济恐慌的来临不可避免地预示着雇主们对工资和工作条件的普遍进攻。首先遭到资本家攻击的是煤田，理由有二：采矿业是受难最深的工业；矿工是工人大军的先锋队。政府和煤矿主暗中勾结，突然宣布对矿山的战时管制的终止的日期提前5个月。就在那一天（1921年3月31日），矿工由于拒绝矿主的毁灭性的要求而被解雇了；这些要求包括从全国协议回复到旧的区域协议，工资削减是如此严重，以致不啻是回复到低于战前的水平（比1914年工资率低20%，而当时官方的生活费用指数则相当于1914年的141%）。

　　很显然，问题所涉及的范围远远超过矿工的命运。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请求三角联盟给予援助，而整个运动本身，也以很大的热情和决心准备对抗《每日先驱报》所说的“资本家及其政府对整个工人阶级的正面进攻”。在4月12日，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举行了总罢工，所有工业中心在事前的响应是惊人的。与此同时，政府实施了新的紧急权力法案，举行广泛的军力示威，甚至征募一个“防卫部队”的特别团。这种黩武主义的姿态是不足惊奇的，因为矿场由于空前彻底的停工而关闭之后，甚至连全体“卫兵”都撤退了。同样，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也达到了它的力量的高峰，而舆论是无不表同情的。

　　不幸得很，在三角联盟领袖们长期和焦急的会谈中，外界的热情却丝毫没有反应。就在同情的罢工来临的那天清晨，他们设法使矿工们和政府再次举行会议，罢工通知也推延到4月15日星期五。引证当时消息最灵通的观察家之一格·德·赫·柯尔的说法：这时联盟的领袖们的讨论已很“混乱和恐慌”。星期四晚间的一个事件给予他们一个机会。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书记弗兰克·霍杰斯在向包括有势力的政府支持者在内的议员们的非正式会议发表的即席演说中，毅然提出一项临时“解决办法”。次日晨，他因在这一刻所采取的未经许可的个人行动而很适当地遭到执行委员会的否认和责斥。三角联盟的领袖们以此为借口（据他们说矿工因为这事而拒绝了解决的可能性）干预其事。下午3点钟，停止罢工的毫无掩饰的声明发表了。这就是“黑色星期五”。

　　在这运动的最后一刻取消了罢工，其影响是极其惊人的。接着自然发生了剧烈的互相攻讦，叫喊“背叛”和辱骂“残废的联盟”。和“黑色星期五”有关的四个领导人物中后来有三人倒到另一方面去——弗兰克·霍杰斯（许多公司的董事）、杰·赫·托马斯（从另一方面被迫走得远些——退出公共生活）和已故的运输工人联合会的罗伯特·威廉斯（经过一段极端默默无闻的时期，晚年充当“国民内阁”的宣传家）。第四个人就是贝文，他在1921年6月的运输工人会议上说：如果他再遇到“黑色星期五”的话，他将重复他这次的行动。他说这次罢工失败是由于缺少准备和每个工会各自为政的事实；他强调说，“在它们的会员中也存在着弱点”[1]。

　　罢工的实际准备的程度和工会会员群众的自发的响应之不相称是无可置辩的；地域主义仍占优势也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贝文关于这些事实的声明却没有承认这样的问题是领导的责任；而他关于会员弱点的论断也是极其没有说服力的托词。再引柯尔的说法：在1919～1920年的罢工高潮中，工会领袖们“在他们应尽全力为即将到来的斗争作准备时却若无其事，或忙于琐碎的事务。结果是他们对1920年年底的经济恐慌毫无准备”。因而在1921年4月的危机中，“他们明白自己的软弱无力和缺乏应变的计划，明白自己的张惶失措，却在更大程度上把这种软弱无力和张惶失措归咎于会员群众”[2]。

　　[1]1921年6月10日《每日先驱报》。
　　[2]柯尔著《“黑色星期五”及其以后》（1921年7月号《劳工月刊》，第14页）。柯尔在这篇文章中发表他的看法说，运输工人联合会的“主要的常任工会职员们所表现的最为恶劣”。

　　在“黑色星期五”以后，除了一连串的后卫战以外已无任何罢工，这些后卫战虽然打得很顽强，但并不能挡住深入整个工业中的雇主们的进攻。矿工于6月中被击败了，到1921年年底，600万工人遭到平均每周削减工资8先令的损失。棉织业也发生了一次总歇业，结果机器工业中的雇主们于1922年再度取得有关“经理职权”的一切问题上的绝对权力，在这一过程中使有关的主要工会混合机器业工会耗尽了巨额的基金。工会在战后增加的大批会员都离散了。在1921年和1923年之间职工大会所属工会会员减少了200多万，超过了1918年以来所增加的人数。但是，到了1923年年中，工会运动终算又有了恢复的征象。东部各郡的建筑工人和农业工人、海员、锅炉工人和码头工人举行了一系列的罢工，其中许多罢工是非正式的；富有意义的是码头工人的罢工并不是防御性的而是要求增加工资的，而且只是在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同意发动一个全国性的工资运动时才告停止。当时还有其他若干因素促成这个复兴运动的前进的性质。在1923年职工大会（于普利穆斯召开）上所表现的阴郁的地域主义——一个最琐碎的工会之间的争论的表现——在积极的工会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接着就是麦克唐纳组成的第一个工党政府的经历，这个政府使许多工会会员和许多领袖深感失望，并促成了运动中日益增长的左倾势力。政府关于处理罢工的主要主张（引用这届政府的一位大臣杰·尔·克林斯的话）是：它“尽的是一个国民内阁的职份，而不是一个阶级政府的职份”。

　　当1924年1月麦克唐纳和他的友人就职时，铁路工人正举行罢工，机车司机拒绝削减工资。机车司机和加煤工人协会正领导罢工，而全国铁路工人工会（代表它的司机接受了削减工资）却使其会员照常工作。这种分裂自然造成了许多苦难；但机车工人最后得到一些让步，而这绝不应归功于政府，政府曾赶忙告诉下院：它“不同情这次非正式的（原文如此）罢工”。码头工人在2月里的全国罢工斗争很剧烈，工人在斗争中也很团结，工资得到了一些增加；但内阁对罢工领袖们施以极大的压力——贝文曾悲叹地说：“如果它是一个保守党政府，我们也许不会因他们的威胁而惊慌。”同时，本·蒂勒特说，他从未从保守党政府或自由党的大臣们那里听过“同样的威胁口吻或同样的恐怖言论”。但在这一年的几次争端中——包括船坞和铁路工场的非正式的罢工以及一次全国建筑工人的停工——最重要的要推3月的伦敦交通工人的罢工。电车工人罢工是为了争取较高的工资；公共汽车工人参加了他们的罢工队伍，地下铁道工人也在考虑采取同情的行动。麦克唐纳的声明中则带着明显的破坏罢工的口气，他说：“主要的交通事业必须予以维持，政府……必须给从事合法职业的人们以保护。”从政府的乞助于紧急权力法案和宣布紧急状态可以看出这种口气并不是空话；只是及时地终止了罢工才使因此而制订的独裁措施没有付诸实行。

　　在这个阶段，左派分子在“全国少数派运动”中得到一个据点是很重要的，这个运动是在1924年8月伦敦会议上发动起来的，它以老战士汤姆·曼为主席，哈里·波立特（锅炉制造工人协会）——他在担任职工大会和工党会议代表时声名渐著，并且是共产党的领导人物——任书记[1]。这个运动首先在煤田工人中生根，煤田中的重要地区（特别是南威尔士和菲夫）曾经支持1921年夏在莫斯科成立的红色工会国际。“矿工的少数派运动”也在1923年发展起来了，当大不列颠矿工联合会书记霍杰斯被迫辞职时，这个运动乃是支持富有战斗性的阿·杰·柯克为该会书记的选举运动的主干。

　　[1]波立特曾这样叙述“少数派运动”的目的：“我们不是出来分裂工会，或鼓励成立任何新的工会。我们的唯一目的就是组织工厂委员会来团结工厂里的工人；为争取每一工业组成一个工会而努力；加强地方工会理事会，以使他们成为工人阶级运动各方面的代表，使它在每一地方的工厂都得稳固地生下根。我们主张成立一个真正的最高委员会，这个机关有权指导、统一和联系各工会的各种斗争和活动，因而有可能结束现在的混乱状态，并在统一的进攻中前进，不仅为了达到我们目前的要求，还要争取工人对工业的完全控制。”

　　于工党政府在“季诺维也夫之信”选举中遭到失败的前夜——这次选举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选举舞弊，这次选举之所以有效，麦克唐纳应负主要责任——已有新趋势力量增长的充分征象。在1924年9月于赫尔召开的职工大会上，气氛和前一年的普利穆斯大会大不相同。大会通过了一项《产业工人宪章》，授予最高委员会以调解争端的某些新权力，以接近二对一的多数票批准了按产业组织的原则，并指示最高委员会起草方案把各个工会联系成“一个统一战线……争取改善工人的生活水平”。最高委员会又受权“在发生战争危机时立即召开特别大会，以决定产业应采取的行动”。

　　赫尔职工大会第一次接待了苏联工会代表团，这件事成了新闻，会议并决定派遣职工大会代表团到苏联去答访。大会也同样地注意到国际工会的团结问题。在这年6月，在“国际工会联合会”的维也纳大会上，英国代表在打开与苏联工会谈判之门的问题上获得胜利，而当时社会民主党多数则希望紧闭谈判之门。赫尔职工大会批准了这一努力，全体一致同意已故主席阿·阿·泼赛尔的声明，这个声明说：最高委员会应受权“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以团结欧洲劳工运动中的各种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