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德〕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

第二章 自然的社会中介和社会的自然中介


（A）自然和商品分析
（B）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概念——历史的辩证法和“否定的”本体论


（A）自然和商品分析


　　自然作为与人对立的物质，仅仅是与人的活动目的有关的而尚未经创造的物质；作为马克思视为与物质等同的那种自然物质，其自身则已经是被创造的东西，即它遵循自然科学同物质生产不断保持接触所发现的物理的、化学的诸规律。自然物质有自己的规律，也正因此，人的各种目的通过自然过程的中介才得到实现。这时，这些目的的内容不仅受到历史的、社会的制约，也同样受到物质自身结构的制约。内在于物质中的各种可能性能否实现，或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当然是总归依物质的、科学的生产力的状况如何而定的。但物质的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物质的概念是从自然科学的历史过程中不断丰富起来的，这个历史过程极为密切地和社会实践的历史结合着。基于这种理由，列宁拒绝了机械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他把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同历史地规定了的自然科学意识的状态结合起来，使之不离开自然科学内容的阐述。正如马克思所说，人若想在任何历史条件下生活，面对不可废弃的物的世界，必须使之成为为我之物，以为生存之需。
　　同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物理学的新的重大发现相关联，人们广泛议论“物质的消失”和哲学的唯物主义前途幻灭时，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指出，物理学家们关于物质结构的见解历史地发生变化，并不能动摇哲学上的物质概念，“因为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哲学唯物主义是同承认这个特性分不开的。”[1]在列宁看来，失去了存在理由的不是整个唯物主义，而是它的机械的形态。若干世纪以来，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作为对世界的总体说明的力学，降低为认识的、甚至物理世界本身的一个阶段，“‘物质正在消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迄今我们认识物质所达到的那个界限正在消失，我们的知识正在深化；那些以前以为是绝对的、不变的、原来的物质特性（不可人性、惯性、质量等等）正在消失，现在它们显现出是相对的、仅为物质的某些状态所特有的。”[2]
　　物质是在一切意识之外并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这个认识论的定义，完全和青年马克思已在《神圣家族》中从社会劳动的观点给物质所作的规定相一致；“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入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3]
　　从同样的客观观点出发，他在“巴黎手稿”中写道：“说人是有形体的、赋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对象作为自己的本质、自己的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等于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4]——“一个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的存在物，就不是自然的存在物，就不参与自然界的生活。”[5]
　　因此，他完全以黑格尔的方式把自然规定为外在性，自然在本质上具有物的性质，而人也是一个自然物。这是马克思追随费尔巴哈而贯串他的全部发展阶段的观点。无论人们怎样对费尔巴哈加诸种种批判，但在他从本质上、客观上去理解人和自然这点上，还是超过了以机械的或生物学的观点为主的以往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比之“纯粹唯物主义者”具有这样的长处：“他也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6]在劳动中，人把自己对象化，但并非用劳动去“设定”自然的对象性本身，对于马克思来说，中介不同于设定[7]。人的本质“仅仅是通过对象而被设定的，正因为它本来就是从自然来的，所以它就通过对象而被设定。所以，在设定的活动中，它不是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跌进创造对象的活动，而不过是证明把对象的产品作为该对象的活动、作为对象的自然本质的运动而已。”[8]
　　在《资本论》中这个论题被重新提出来了。所谓劳动是诸事物之间的一个过程，这是哲学的唯物主义为经济学分析所设的前提。“人本身单纯作为劳动力的存在来看，也是自然对象，是物，不过是一个活的、有意识的物，而劳动本身则是这种力的物质表现。”[9]
　　他在另一个地方把劳动力特别说成“首先是已转化为人的机体的自然物质”[10]，劳动不过是劳动力本身、纯粹自然力的表现，总的表明它们是劳动中所不能消灭的基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次系统地论及劳动的这个自然基质，而且分析了商品以及在商品生产中被物化了的劳动的二重性。商品是各对立规定的统一，商品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11]，正如它在生产力的发展阶段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在自身里面反映着自然和历史过程的关系，商品包含着作为“自在存在”以及“为他存在”的自然。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规定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的、一般的而且相等的劳动，作为规定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具体的、特殊的劳动，是从种种劳动方式中形成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完全不包含任何自然物质在内，交换价值与商品的自然性质无关，它体现人的一般劳动，由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来计量，因而消灭掉一切自然规定性[12]。如果交换价值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形态中典型的“超自然的属性”[13]，那末在使用价值中，商品采取“日常的自然形式”[14]出现在我们面前。本书从它的研究任务出发，特别关心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以有目的的特殊的活动为中介的特殊的自然物质，它为满足特殊的人的需要服务。马克思对它作了如下更为详细的规定：“上衣、麻布等等使用价值，简言之，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个要素的结合。如果把上衣、麻布等等包含着的各种不同的有用劳动的总和除外，总还剩有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15]
　　正如劳动是形式的“价值创造者”一样，自然物质是实质的“价值创造者”。因此，从已经说过的劳动的性质来看，自然物质与劳动的分离决不可能是绝对的。在个别的使用价值中，也许能够设法把劳动、因而把来自活动的人的东西，同由自然赋与的作为商品体的“物质的基质”的东西抽象地分离开来。可是，如果说到感性世界的整体，那末把自然物质从使之变化的实践的社会方式中分离出来，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在马克思看来，关于劳动产品的完成，我们一般地并不能断定人与自然物质在量与质上占有怎样的比例。说这种关系在形式上并不能断定，是因为这些因素的作用过程成为辩证法的过程[16]。如同还未被人所渗透的自然物质，在其原始的直接性上和人对立一样，劳动产品、劳动加上自然物质而构成的使用价值的世界——人化的自然——一旦作为客观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人而存在的东西，就和人相对立。人类生产力作为知识的以及实践的东西，由于给自然物质打上自己的烙印，因而与其说否定了不依赖于意识的自然物质的存在，不如说完全确证了它的存在。被人加工过的自然物质，依然是感性世界的构成要素，“例如，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事物。”[17]
　　在生产过程越来越高的阶段，使这种自然的直接性——现今作为被人中介过的东西——得到回复。马克思在讲下面这段话时，他确实想到这样的关系：“在劳动过程中，劳动不断由动的形式转为存在的形式，由运动形式转为物质形式。”[18]
　　在作为劳动结果的已完成的事物中，以劳动为中介的运动消失了，但反过来，作为其结果的事物，在进入下一个劳动过程的时候，再次被降低为劳动这个中介运动的单纯要素。在一个生产阶段中是直接的东西，在另一个生产过程中是被中介的东西。“当一个使用价值作为产品退出劳动过程的时候，另一个使用价值，以前劳动过程的产品，则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劳动过程。同一个使用价值，既是这种劳动的产品，又是那种劳动的生产资料。所以，产品不仅是劳动过程的结果，同时还是劳动过程的条件。”[19]
　　“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20]，这不只是劳动过程的定义，更具有普遍的理论内容。恩格斯的关于费尔巴哈的论文中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许多过程的集合体”[21]。和这说法相反，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的思维过程与物化了的意识不同，它不进行任何抽象的二者择一，正如人为了免于陷入谬误，不允许把事物形而上学地僵死地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东西一样，反过来，也不允许把事物完全消溶到使它受中介的社会过程这要素中去，因为这意味着仅把前提倒过来，同样是形而上学的谬误。重要的是阐明关于在每时每刻形态中的物的存在之直接性和中介性的具体辩证法。
　　在《资本论》关于“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22]一节中，特地研究了唯心主义对商品的解释。就象马克思在该处所揭示的那样，资本主义的生产通过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就使以它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关系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23]，因而，劳动产品的商品形态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24]由于劳动产品成为商品，已经不体现人与自然的生动的交换，而作为死的物质实在出现，人的生活也就作为宛若受盲目命运支配的客观必然性出现。
　　劳动产品社会地转化为商品，它就受到由之而来的“物的外观”[25]的迷惑，而经济学家们论及交换价值的形成中自然的作用时，进行了冗长的空洞无味的争论，错误地颠倒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现实关系，发现了仿佛“物的使用价值同它们的物质性无关，而它们的价值倒是它们作为物所具有的”[26]。商品的自然规定性表现为社会的规定性；商品的社会规定性表现为其内含的自然规定性。经济学家们之所以困惑难解，是因为“他们刚想拙劣地断定是物的东西，突然表现为社会关系，他们刚刚确定为社会关系的东西，却又表现为物来嘲弄他们。”[27]
　　生产总是社会的，它总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28]，那时，各个个人直接际遇到的是各自互不相关地从事自己的私人劳动；他们生产出来的物的使用价值，是无交换地在“物和人的直接关系中就能实现的”[29]。与此相反，互不相关地从事的私人劳动，其社会性质乃是在劳动产品的交换中、即在社会的总过程中才是明显的。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形式以人之间的人格依附关系为其本质，它阻碍“劳动和产品……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30]，这几乎是十分清晰的。所以，劳动产品不就是商品，因而，构成社会劳动的基本形式的，是作为具体的、特殊的东西的“劳动的自然形式”[31]，而不是作为抽象的、一般的而且相等的东西的劳动。
　　所谓历史的关系物化在商品形式中，这是马克思的独到发现，它很可能遭致曲解而形成下述唯心主义的结论：马克思把一切经济学的范畴消溶到人的关系中去，因此在世界上并不存在有形体的物质的东西，仅仅存在种种关系和过程[32]。的确，马克思分析的主要课题之一，是突破被强化为物的经济现实的外观，深入到隐藏在它后面的本质、即人的社会关系中去。已如前述，这时这些关系对马克思说来，决不是最终的东西，对支配流通领域的生产过程的分析本身，就说明了人的劳动决不是物质财富的唯一“创造者”。抽象的一般劳动的存在形式、它的“表现形式”[33]，总是具体的特殊的劳动，以不能还原为人的社会规定性的自然基质为前提。一切社会关系以自然物为中介，反之亦然。这些关系总是“人与人之间的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34]
　　就象不能把自然消溶到形而上学地把握的“精神”这要素中去一样，也不应把自然消溶到用实践占有自然的历史形态中去。卢卡奇在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就陷入了这种新黑格尔主义的“现代的”观点，尽管他这本书在其他方面对研究马克思有重要意义。他详细地讨论了商品拜物教性质的哲学状况，与此相关地也论及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他说：“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即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什么可以看成是自然呢？自然对人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人和自然的分离又是在怎样的形式上展开的呢？从而，从自然的形式与内容、范围与对象性来看，自然应意味着什么呢？这一切总是受社会制约的。”[35]
　　卢卡奇正确地指出，一切有关于自然的意识以及展现着的自然本身是受历史、社会所制约的。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自然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的范畴。从自然的形式、内容、范围以及对象性来看，自然决不可能完全被消溶到对它进行占有的历史过程里去。如果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那末社会同时是一个自然的范畴，这个逆命题也是正确的。在唯物主义者马克思看来，自然及其规律是不依赖于人的一切意识和意志而独自存在的，但只有运用社会的范畴，有关于自然的陈述才能定型、才能适用。如果没有人为支配自然而努力奋斗，就谈不上自然规律的概念。自然的社会烙印与自然的独立性构成统一，在其中主体方面完全不起象卢卡奇归诸给它的那种“创造的”作用[36]。被人的劳动“滤过的”[37]、并不是原本被创造的物质世界，仍然是马克思一再强调的上述“不借人力……存在的……基质”[38]。所以，马克思也象黑格尔那样，即使在对异化进行理论的、实践的扬弃方面，也比扬弃对象性本身更为注重扬弃它的异化了的性质[39]。在黑格尔的现象学中，黑格尔的精神随着它的发展阶段的逐渐上升，起初把对于精神来说具有外在的对象形式的世界，作为对象的东西、被精神设定的东西来考察，最后在绝对知识中对精神自己已经历过的诸阶段的总体进行反思，从它的异化彻底回归自身。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同样，仅把精神理解为有限的人，他因而批判黑格尔哲学把绝对的自我意识作为一切对象的根基，是巨大的主观主义[40]。黑格尔的思辨与其说是研究人的本质以和自己自身相对立的方式把自己物化这一点——马克思理解为劳动产品和它的生产者的现实的分离——，不如说他反过来是研究这一点：“把与抽象思维有别和对立的人的本质对象化。视为异化之被设定的和应予扬弃的本质。”[41]
　　和黑格尔相反，在马克思看来，异化的扬弃不存在于哲学之内，而存在于作为人与自然的现实中介之最高形式的社会主义之内。在那里，自然的对象性不会简单的消灭，应作为我之物占有的东西，即使它们成为合乎人需要的东西，也仍是“外在的”。人总必须劳动，“因此，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42]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草稿”[43]中，还更多地使用哲学的范畴，使得自然存在的独立于人和依存于人的关系这个难题得以展开。
　　人在给自然以形式的有目的的活动中，超出了物质存在的自然发生的和抽象的直接性。马克思完全在黑格尔的含意上把生产活动同时理解成消费活动[44]，生产活动既是被加工的物质的消费，也是活动本身的消费。劳动不仅是精神对直接的东西的否定，也是对肉体的否定，它在人理论地、实践地改变自然物质之后，而再度回复其物质的对象性时，又是否定之否定。
　　生产过程具有三个抽象的要素：生产活动本身、质料和形式；质料有别于原料和工具，形式构成劳动的物质要素的物质关系本身。通过劳动，不仅被加工的原料，而且用于加工的工具也从其可能性转化成现实性，依据其对物质的关系被消费掉。生产过程的三要素在劳动的“中性的结果——产品”[45]中，如同被再生产出来一样，又同样被否定掉。“因此，整个过程表现为生产消费、也就是表现为这样的消费，它的结局既不是无，也不是对象的简单的主体化，而是它自身再表现为某种对象。这种消费不是简单的物质消费，而是消费本身的消费；在物质的扬弃中包含着这种扬弃的扬弃，因而是物质的肯定。创造形式的（在‘草稿'中用大写字母——著者）活动消费对象并消费它自己，但它消费的只是对象的既定形式，以便赋予对象以新的对象形式，并且它只是在它的作为活动的主体形式中消费它自己。它在对象上消费对象，——与形式无关，——而在活动中消费主体；它赋予对象以形式，使自己物质化。但是作为产品，生产过程的结果是使用价值。”[46]
　　凭借劳动作为为我之物占有的自然物质都是使用价值，但是，一切使用价值未必都是被占有的、即被人所中介过的自然物质。空气、水等等和整个自然同样，不凭借人力而存在着，虽然它们对人有用，但这有用性不是劳动创造的。一般说来，劳动资料、生产工具，也就是说“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的、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47]，其自身已经是使用价值，是“自然物质和人类劳动的结合”[48]。但是，由于劳动本来只是在人和作为劳动的“一般对象”[49]的土地之间发生的，因此，整个自然只有在社会过程的各时的历史框架中才是有意义的。但总还有并非是劳动产品的因而并非是自然物质和人的附加物相结合的生产资料投入劳动过程，这种生产资料既不创造使用价值，同时也不创造交换价值。
　　一切劳动从使自然物“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50]开始，例如锯倒树木，从矿场采掘矿石。然而人所应处理的劳动对象大抵已被以往的劳动“滤过”[51]，它们是原料。可是原料作为“主要实体”或作为“辅助材料”[52]，能为产品的创造作出贡献。一个使用价值究竟是起着原料、劳动资料或是起产品的作用，这完全靠它在劳动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如何而定。
　　使用价值通过对自己的否定达到它本来的规定；它在消费中确证自己。使用价值作为已被加工过的材料，如果投人新的生产过程，从某种意义上对人来说，它被证实为是自然的“非真实存在”，是未充分被人中介过的、还不充分合乎人的需要的东西。在使用价值里已被物化的、凝结为物的劳动，在与它发生关系的材料进一步受到加工时，就再次获得了生命，而在那里，被中介过的旧的直接性把自己扬弃到新的更为丰富的使用价值里[53]、“更深地被中介了的直接性”里，淹没到它们里面去了。“活的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变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它们被劳动的火焰笼罩着，被当作劳动自己的躯体，被赋予活力以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与它们的概念和职务相适合的职能，它们虽然被消费掉，然而是有目的地，作为形成新使用价值，新产品的要素被消费掉”[54]。
　　个人的消费是消费那作为活的个人之生活资料的使用价值，而生产消费则消费那作为“劳动即活的个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的生活资料”[55]。为了在物的存在中把以往的劳动产品当作使用价值来保存，必须使它再和活的劳动相接触，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作为劳动过程的结果，作为劳动过程的生存条件的产品，必须“投入”[56]劳动过程。
　　无论在个人消费的意义上还是在生产消费的意义上，一个使用价值的可能性如果得不到实现，从而不能为人的目的服务，那么该使用价值只好听命于“自然界物质变换”[57]。以第一自然为基础所产生的第二自然、即人化了的自然，归趋于第一自然；受人类的外界自然的破坏力的影响，人为的自然物质的“变换”会倒退。一切旧汽车销毁场证实了马克思的话：“个体化的东西（即人所占有的东西——著者）不断分解为元素的东西是自然过程的要素，正如元素的东西不断个体化也是自然过程的要索一样。”[58]
　　马克思还用其他哲学少有的重要方式，解释了还不足以满足人的目的的使用价值在自然过程里的蜕变。我们至此反复说明的是；在马克思看来，使用价值是两个要素，即自然物质和创造性劳动的结合。诚然，自然具有“沉睡着的潜力”[59]，自然中固有的形式诚然允许人发挥创造作用，但在马克思那里，自然以及物质的概念其含义虽然也包含着人类以前的自然界，但它并未转化成“半神话的自然主体”[60]，因为，如果发生这种转化的话，他将退到他原来从唯物主义立场所批判过的那种黑格尔的主观与客观同一这立场去。自然、包括着劳动的主体与客体的物质世界，二者决不是同质的基质。这种非同一性要素，确实还在另一方面以把主体与客体结合起来的劳动为基础，在各种社会条件下把自己保存下来。关于物理的自然本身，假如说“它的意义和内容……至今未曾表现出来”，“就和人的意义和内容同样，仍然处在乌托邦的潜在形式”[61]之中，那就会象布洛赫那样，只是导向终极之说的形而上学。
　　关于这里所讨论的主体与客体的非同一性问题，意味着人的形式对于自然物质是漠不关心的、外在的，这一点在一个使用价值进行自然蜕变时可以看的很清楚。
　　马克思非常强调形式与物质之间的漠不相关性。在强调这点时，他谈到自然物质固有的形式和人中介过的有规定性形式之间的区别，这区别应成为一切劳动的出发点：“从单纯物化劳动时间，发展起来了物质对于形式的漠不相关性；因为在物化劳动时间的物的存在中，劳动已只是消失了的东西，只是这种物化劳动时间的自然实体的外在形式（这种形式对于这种实体本身来说是外在的，例如桌子的形式对于木头来说是外在的，轴的形式对于铁来说是外在的），劳动只是存在于物质的东西的外在形式中的东西。物化劳动时间保存它的这种形式，并不象例如树木保存它的树木形式那样是由于再生产的活的内在规律造成的（木头所以在一定形式上作为树木保存自己，是因为这种形式是木头的形式；而桌子的形式对于木头来说则是偶然的，不是它的实体的内在形式），物化劳动时间在这里只是作为物质的东西的外在形式而存在，或者说，它本身只是物质地存在着。因此，它的物质遭到破坏，也会使形式遭到破坏。”[62]
　　如果使用价值解体了，传导到该物质上去的劳动量也就消失了。
　　当然，这里所讨论的只是对物质的相对的漠不相关性，正如上面已说的情况那样，由自然物质和劳动所构成的产品，在它与新的劳动过程合为一体时，决不是可以不管那个产品究竟已包含多少劳动或怎样的劳动，“物化劳动的量被保存下来，是由于物化劳动通过活劳动相接触，它的作为下一步劳动的使用价值的质被保存下来。”[63]
　　在那里，如果已花费的劳动的质的规定性得到保存的话，那末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同时也是劳动的量的保存。这显然是简单生产过程的特征。诚然，活劳动给已物化了的劳动追加了新的劳动量，但是保存物化了的劳动量的东西，并不是追加的劳动量，而是作为一般活劳动的劳动的质，被附加给产品，在该产品之内，扬弃掉形式对物质的漠不相关性。“物化劳动不再以死的东西在物质中作为外在的、无关的形式而存在，因为物化劳动自身又表现为活劳动的要素，表现为活劳动对处理在某种物质材料中的自身的关系，表现活劳动的对象性（作为手段和对象）（活劳动的物的条件）。这样，活劳动通过把自己实现在材料中而改变材料本身，——这种改变是由劳动的有目的的活动决定的。这种改变不象在死的物中那样是在创造物质的外在形式，创造物质存在的仅仅转瞬即逝的外表，因此，材料在一定形式中保存下来，物质的形式变换服从于劳动的目的。劳动是活的、塑造形象的火；是事物的易逝性，是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64]
　　被加过工的物质在生产过程中，逐步采取为人的消费服务的形式，“最后，它采取能直接消费的对象的形式，因此，物质的消费和物质形式的废除就成为人的享受，物质的变化就是它本身被使用。”[65]
　　物质的中介之最高形式，同时也是作为对人有使用价值的物质之直接存在的最高形式；在它是可能的条件下，人的劳动能使自在的自然变成为我之物。

（B）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概念
——历史的辩证法和“否定的”本体论


　　受费尔巴哈和浪漫派的影响，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把劳动看成是自然的人化这一进步过程，而这个过程同人的自然化过程则是相一致的。因此，在打上劳动烙印的历史中，发现一个愈加明显的等式：自然主义=人本主义[66]，而在经济学分析中更富有批判性的马克思也认为，自然和人的斗争可以改变，但根本不可能废除。这种论证具有自然科学的色彩，因为他使用了非思辨的“物质变换”这个术语。这种物质变换受人们面前的自然规律所支配，自然物质之一切形式化必须遵循物质固有的规律性。“人在生产中只能象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67]。形式化本身没有自然力的支持就不能进行；马克思在这自然力中还加上了活动的主体。
　　由于人把自然物质中“沉睡着的潜力”[68]解放出来，就“拯救”了它。把死的自在之物转变成为我之物，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人延长了依据自然史产生的自然对象的系列，使之在质的更高阶段上延续。通过人的劳动，自然进一步推进了自己的创造过程。这种变革的实践不只具有社会的意义，甚至具有“宇宙的”[69]意义。
　　因此，马克思在把人类劳动称之为物质形式遵循规律性[70]的变化的同时，也完全没有忘记一般的哲学的东西，即世界是以一定形式自己运动着的物质。这点非常值得注意。在这问题上，至少抽象地说来，马克思和恩格斯[71]是一致的：人在生产中只能象自然本身那样地发挥作用。显而易见，马克思为了证实我们前面所引用的观点，他引用了意大利经济学家彼得罗·维利在1773年出版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研究》，维利在该书中说：“宇宙的一切现象，不论是由人手创造的，还是由物理学的一般规律引起的，事实上都不是新创造，而只是物质的形式变化。结合和分离是人的智慧在分析再生产的概念时一再发现的唯一要素。而且，如果土地、空气和水在田地上变成谷物，或者一种昆虫的分泌物经过人的手变成丝绸，或者一些金属片能被装成钟表，那末价值……以及财富的再生产就是这样。”[72]
　　正如不依赖于人的自然过程在本质上是物质的、能量的转换一样，人的生产也不能置诸于自然关联之外。自然和社会不是相互僵死地对立的。进行社会活动的人，“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活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活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73]
　　物质变换以自然被人化、人被自然化为内容，其形式是被每个时代的历史所规定的。例如劳动力，它作为“转化为人的机体的自然物质”[74]，对外界的自然物质发生作用，这就是用自然来变换自然。正如人使他的本质力量和被加工的自然物同化一样，反过来，自然物在历史的进程里，作为越来越丰富的使用价值而获得新的社会的质。
　　为满足人的需要而使物发生质的变化，这正是马克思用“对自然的（人的——著者）运动”这术语所要表达的。所谓运动这个辩证思维的本质范畴，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运动范畴不同，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运动“不仅仅是位置移动，在高于力学的领域中也是质变。”[75]
　　的确，被占有的物质和还未被人的活动渗透的自然物质有本质差别。但同时必须注意：即使人的最精巧的发明，也是由于其本身的可能性包含在自然基础里面。只有从这基础来看，引自维利的“形式变化”、“结合与分离”才能实现，量的变化达致质的变化也才成为可能，自然永远是这样的材料；他（指工人——著者）“能利用这些材料并在这些材料中来体现自己的劳动”[76]。
　　马克思使用“物质变换”的概念，就给人和自然的关系引进了全新的理解。他首先和自培根以来在这点上有所发展的启蒙主义持有共同观点，即必须在根本上从对人的效用性观点去考察自然。当然，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生活过程的分析，既使他所获得的自然概念具体化了，又远远超过一切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的自然理论。启蒙主义不能把劳动作为占有自然的手段来进行分析，不能从劳动上升到分工的必然性，以及上升到随之规定的阶级分化的必然性，因此就不能揭露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性，这毕竟是由于“资产阶级把自己自身设定为绝对的东西，在他们理解阶级概念时，仅仅把阶级看成为以往阶段的一瞬间”[77]。从而，真正立于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后面的东西，更完全不能进入启蒙主义的视野。在启蒙主义看来，自然是直接给与人的东西，是随手捕获的东西。与此相反，马克思确认：“劳动对象只有在它已经通过劳动而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是原料。”[78]
　　如同一切自然被社会所中介一样，反过来，社会作为整个现实的构成要素，也被自然所中介。这种联系就是马克思那里所隐含着的自然思辨的特征。历史地更迭的各个社会经济形态，是同样数目的自然之自我中介的方式。人和应被加工的材料相分裂，而自然处于这种分裂之中，但这种分裂总以自然自身为原因[79]。自然在人那里达到自我意识，通过人的理论的、实践的活动，它和自身结合起来。自然对于人们来说是疏远的外在的东西，而人的活动对于自然也可以看成最初同样是疏远的外在的东西。显然，人的生存构成自然的一个片断，而人的活动自身则是“人的生存的自然条件，因而是自然的自身运动。
　　只有从这点来考虑，谈论“自然辩证法”才是有意义的。自然辩证法家马克思并不想停留在人类以前的自然存在及其历史上（在这点上，恩格斯奇怪地同曾被他激烈批判过的费尔巴哈广为一致），不是仅仅“从客体的形式”[80]去考察现实；尽管他高度评价黑格尔，但也不是仅仅从“主体的形式”去考察现实。他毫不踌躇地坚持这两个要素是不能相互取消的。对这种不可取消性的认识，毕竟是构成他的唯物主义的核心的东西。[81]马克思的主体一客体和黑格尔的不同，不完全是封闭在主体之中的。
　　前面称之为马克思固有的自然思辨的观点，贯穿他的全部著作，即他总是试图使用新的多少值得注意的生物学比喻，以便给自然整体内部的自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以确切的概念。马克思最后似乎把《资本论》中一直使用的“物质变换”看成是对这一事态的最好的表达方式。
　　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相关，在“巴黎手稿”中，自然作为“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82]出现的，自然是人的身体，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83]。在有生命的自然中，同化过程一般地使无机的东西转化成有机的东西；同样，在劳动中，人使上述的“无机的身体”和自己同化，使它越来越成为自己自身的“有机的”构成要素。但是，这只有在人自身直接属于下述的自然时才是可能的；这种自然决非仅仅是和他自己的内在性对立的外部世界。“说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这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84]
　　动物在自己占有的对象世界中，被束缚在自己所属类的生物特性中，因而也被束缚在这世界的一定的领域中；相反，人的普遍性的特征在于至少能够占有整个自然，人既然进行劳动，就使“整个自然界——首先就它是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而言，其次就它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而言——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85]。自然作为劳动的成果以及出发点，是一个“无机的东西”，是劳动占有的对象。人生产时和动物相反，能“自由地与自己的产品相对立”[86]，这是因为人对自然的关系并不是完全为了满足直接的肉体需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郁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87]
　　因而，说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这句话不只是具有生物学的意义，尤其具有社会意义，人的生物的类生活依靠社会生活过程才开始成为可能。
　　无论在《资本论》的“草稿”中，还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讲到可被占有的物质世界的时候，使用了一些和本体论有细微差别的术语。例如，他在“草稿”中把土地称作“实验场”[88]、“原始的工具”[89]、“原始生产条件”[90]，在《资本论》中称作“原始的食物仓”、“原始的劳动资料库”[91]。与此相关联，“巴黎手稿”中的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这一主题，在“草稿”中也以相当注目的具体形式再次表现出来，而且出现在对财产的发生史进行分析中：“蒲鲁东先生称之为财产的非经济起源（他这里讲的财产正是指土地财产）的那种东西，就是个人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首先是对劳动的自然客观条件的资产阶级以前的关系，因为，正象劳动的主体是自然的个人，是自然的存在一样，他的劳动的第一个客观条件表现为自然，土地，表现为他的无机体；他本身不但是有机体，而且还是作为主体的无机自然。”[92]
　　说人就象被束缚在自己的肉体上一样，被束缚在眼前所看到的自然存在上，这已不是一般劳动过程的特征，而是劳动过程的资产阶级以前形式的特征。奴隶制与农奴制对劳动和它的自然所赋予的先决条件根本不加区分，为了奴隶主与封建领主的生存，这两个要素溶化成一个未分化的自然基础，“奴隶对同自身劳动的客观条件没有任何关系；而劳动本身，无论采取的是奴隶的形态还是农奴的形态，都是作为生产的无机条件，与其他自然物质同属一类的，是与家畜并列的，或者是土地的附属物……被他当作属于他所有的无机体来看待的这些生存的自然条件，本身具有双重的性质：（1）是主体的自然；（2）是客体的自然。生产者作为家庭、氏族、特里布斯等等……的成员而存在……作为这样一个成员，他把一定的自然（这里说的还是土地）看作是自身的无机存在，看作是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和一定的自然相关联……[93]
　　这种原始的从而确实是抽象的人与自然的同一性，发展到不仅人作为自然的有机存在的一种方式出现，反过来，自然也作为人“自身的无机的存在”[94]出现。但随着资产阶级的生产条件的建立，这种同一性转化到它的同样抽象的对立物，就是说，转化到劳动和它的客观的自然条件根本分离。当使用价值形式中的人和自然的统一尚能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得到维持的时候，这种统一是“不相同的各个生产时期所共同的”[95]，在马克思看来，其理由是不证自明的。经济学批判所关心的、所要说明的，只是上述的仅对资产阶级社会是独特的东西：“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96]
　　在资本主义之下，工人被排除在作为生产的客观条件之外，而从此才和本来意义上的生产发生“关系”。奴隶和农奴并不如此，他们处于仅仅作为土地的偶有性状况。资本家并不是把工人直接作为自然物占为己有，而是作为抽象的劳动承担者通过交换来占有，这样，工人就成了一个“失去客观条件的、纯粹主观的劳动能力”[97]，他在作为“自为存在的价值”[98]、作为劳动异化的客观前提里看到了对自己的否定。
　　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正是文献上一再议论到的，是从古代、封建时代向资产阶级时代转变的辩证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以农业的方式占有自然时，自然完全是不依赖于人的，人和自然是抽象同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淹没在自然的存在里。与此相反，由于人使自然转化为一个机械的世界，如果全面地从技术上、经济上以及科学上支配自然得以成功的话，自然就凝固成一个抽象的、对于人是外在的自在了。[99]
　　这里还可对在别处应予讨论的乌托邦问题予以一瞥，即所谓真正的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过程：在那里，人既非与自然简单地同一，也非和自然根本分离。[100]
　　上面讲了马克思对雇佣劳动与资本相分离的分析，它归总是对不关心商品使用价值的那种交换价值的分析。马克思在把劳动过程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来表述的地方，总是满足于列举在一切生产过程中所说的抽象的“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对象”、“资料”[101]等要素，而把它各时的历史规定性置之度外。在辩证法家马克思那里，上述值得注意的情况出现，恐怕应归诸于他的经济学分析之特殊的着眼点，即注意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的劳动产品之商品形式。在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出场时，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就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02]
　　使用价值的创造是为资本家而进行的，这个一般本性是不变的，因而应把劳动过程作为“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103]的一个过程来考察，就是说，作为“人以自身的活动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104]这样的过程来考察。在马克思这样说的时候，并没有象把辩证唯物主义理解为本体论的托马斯主义者马塞尔·奈丁古所解释的那意思，即所谓马克思认为“人和劳动的最一般的结构是超历史的、无时间的”[105]。
　　历史状况的变迁对劳动过程的各要素的性质决不是完全无关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认为；一切对自然的加工都是“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106]来进行的。诚然，思维使得一切经济形态所共有的一般规定确定下来，“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107]
　　对于研究来说，一般的东西是有目的的高度概括，这时候它在马克思那里总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一个“具体的东西”，它把特殊规定的充实性包含在自己之内[108]。马塞尔·奈丁古断言：马克思宣称“劳动和劳动着的人的结构”[109]是不变的。这时，奈丁古毫无根据的议论不过是贫乏而空洞的，他丢掉了和历史的东西同样重要的要素。马克思如何认真地思考关于人自己的自然之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历史辩证法，表现在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例子中：历史甚至潜入人的生理结构，即“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在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110]
　　人自己的自然、这“需要与欲望的总体”[111]，只有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才可以认识，在该过程中，不变的要素与可变的要素不是说无中介地并列着，而是特殊东西构成普遍东西的生命[112]。人的本质是从各个时代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发现出来的，它“不是各个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113]。
　　马克思决不是积极的本体论者。尽管如此，前面所提到的奈丁古把马克思观点误解为本体论，达并不意外，因为马克思也未必完全说清了唯名论与唯实论的关系，例如这表现在他解决历史进程中一般规律性和特殊规律性的关系方面，导致奈丁古的误解。在阿多诺的一篇论文——它指责说：甚至辩证法的理论也未必完全超出孔德的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的区别——中也作了这样的确认：“他（马克思——著者）使社会的不变的自然规律和特定发展阶段上的特殊规律相对立，使发展水平高低不同的特定社会的敌对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相对立。”[114]
　　这样，马克思分明是把对社会形态普遍适用的规律和它的或多或少发展了的现象形态之间区别开来，但远不止此，他更彻底地把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在作为“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15]这种抽象环节上确定下来，以对立于它具体的历史形式。尽管如此，这里的关键当然不在于把特殊的东西和一般的东西的关系看成是可以纯理论地解决的问题；对之仅作辩证法的解决是很不够的。关键倒在于：以往首先作为“史前史”理解的我们的历史现实本身被永续的范畴所支配，这种永续的范畴对一切变化相对地漠不关心。因而，在马克思看来，雇佣劳动自身中具有奴隶制的要素，甚至具有隶属的要素；同样，隶属和奴隶制具有雇佣劳动的要素。二者的区别在于：在一方劳动力直接地再生产出来，而在另一方则以市场为中介间接地再生产出来。在古代有营养很好的奴隶，在现代最发达的国家中，也有贫困的临时工人[116]。使得对人的支配得以形成的决定性阶段，当然是劳动生产率达到一定的程度。“如果工人需要用他的全部时间来生产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那末他就没有时间来无偿地为第三者劳动。没有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工人就没有这种可供支配的时间，而没有这种剩余时间，就不可能有剩余劳动，从而不可能有资本家，而且也不可能有奴隶主，不可能有封建贵族，一句话，不可能有大私有阶级。”[117]。为了批判地对抗那些把劳动的这种自然发生的生产率与“神秘的观念”[118]联系起来的人们，马克思接着说：剩余价值只具有“最一般意义”的“自然基础”，“没有绝对的自然障碍会妨碍一个人把维持自身生存所必要的劳动从自己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别人，例如，同样没有绝对的自然障碍会妨碍一个人去把别人的肉当作食物。”[119]
　　进一步说，劳动生产率是对特殊的资本关系进行考察的出发点，这种生产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120]但是，当自然所设定的劳动生产率不再是同样由自然所设定的人支配人的源泉时，当历史上发生的东西已经不能作为“自然发生的东西”而使自己永恒化时，生活依然被它的最一般的必然性所规定，即被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所规定。诚然，这种情况下的必然性在马克思看来，将是被控制的必然性，人已经不是处于人们之间的相互斗争之中，而将只处于同物的自然相斗争的关系中。但是，这种斗争意味着：没有阶级的人类也知道和自己在究极上是不同一的东西，在和自己对立着。所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奈丁古的劳动结构无时间性的说法倒是正确的，事实上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着一般本体论的东西，虽然应理解为是否定的本体论[121]。
　　马克思有时喜欢用一些大胆的方式，把自然关系作为模式，来说明社会过程的必然性，其最好的例证是这里所论及的物质变换的概念本身。他和恩格斯同样，既追求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进步与对它的哲学的概括，也思考社会理论的更进一步的发展。他关于《资本论》的预备性研究是在1850——1860这十年当中进行的，而此期间，毕希纳、福格特以及摩莱肖特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在德国广为蔓延。马克思完全和恩格斯一样，立即反复地激烈批判了[122]这些独断的、大抵是粗野的机械形态的唯物主义。但是，这并不排除马克思对这种唯物主义所担负的某个主题的领悟，正象已接触到的他的话所表明的那样，他熟悉地使用了唯物主义运动的代表人摩莱肖特的“物质变换”这概念。摩莱肖特今天几乎已被人们完全忘却了，但他最初是处于谢林的自然哲学和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之下，尔后——特别是通过和费尔巴哈结识——成为自然科学家，成为具有社会倾向的生理学唯物主义者，越来越倾向于具有自然科学色彩的唯物主义，晚年的费尔巴哈把摩莱肖特的学说看成是实现了他自己青年时期的“未来哲学”大纲[123]。
　　比如回顾一下《在植物以及动物中物质变换的生理学》（1815年）、《生命的循环》（1857年）或《生命的统一》（1864年）这些通俗著作，其中所阐述的用丰富资料来支持的这种唯物主义，把人的生理学作为模式，把自然描绘成一个大的转换过程和物质变换过程，处处都留下了思辨的痕迹。在摩莱肖特看来，正如事物的一切存在是通过其性质来显示其存在一样，一个事物只是通过和别的事物的关系才显示出自己，否则事物的任何性质都不存在[124]。
　　这里，我仅想从摩莱肖特的《生命的循环》一书中，举出两三句有关物质变换理论的重要的话，而这些话具有一定程度的正确性，当然马克思并非原封不动地搬用，而是利用这些理论作了推测。“人的排泄物培育植物，植物使空气变成坚实的构成要素并养育动物。肉食动物靠草食动物生活，自己成为肥料又使植物界新的生命的胚芽得到发展。这个物质交换名之为物质变换。这个抒发尊敬之感的词是正确的，因为，正如商业是交通的灵魂，物质的永恒的循环是世界的灵魂”[125]；“基本物质的运动、结合和分离、吸收和排泄，这是地球上所有活动的精髓”[126]；“奇迹在贯串形式变化的物质的永恒性里，在从一个形式到另一个形式的物质的转换里，在作为地上的生命根源的物质变换里”[127]；“我毫不隐晦地明确地说：物质变换的理论是使今日之哲学绕着它转动的轴心。”[128]
　　这种表述表明：第一，有趣的是：物质变换的概念虽然关系到自然联系，但摩莱肖特显然把它和社会的流通领域相比拟[129]；第二，它使人想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援引彼德罗·维利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的那个地方，即“宇宙的一切现象”都基于“物质的形式变化”、“结合和分离”[130]；最后，而且是最重要的，马克思在物质变换概念这点上追随摩莱肖特，总是把它作为“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31]来谈，在某种程度上把它抬高到“本体论的”地位。
　　为了理解马克思的物质变换的概念，必须进一步参考谢林哲学的潜在的唯物主义要素。如果看一看1843年马克思致费尔巴哈的信[132]，可了解到马克思对这些要素是熟知的。在信中，他把谢林的自然哲学作为“真诚的青春思想”同后期的“积极”的哲学思想相对照，要求费尔巴哈果敢地和谢林斗争。他在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中，发现费尔巴哈实现了谢林的自然思辨的“青春幻梦”[133]。
　　摩莱肖特把自然看成一个循环过程的观念，在早期的谢林那里已经常可以看到[134]。在谢林看来，“向个体性的最初转换”，“是物质的形成和形式化”[135]，由于事物被加工，就脱离了直接的自然联系，而打上了作为个体的烙印，自然过程本身也无意识地带上了这种人为的烙印。在他看来，越出无机物质而继续前进的“有机化的过程”，在本质上是“物质的无限个体化”[136]，这个个体化通过人的劳动实现，向更高的阶段发展。“在日常生活中，以自身为根据并通过人的手获得形式的一切东西，都是作为个体来认识和处理的”[137]。
　　在“草稿”中，马克思完全使用了谢林的语言，讲到构成自然过程要素的“元素的东西不断个体化”[138]，正如“个体化的东西不断分解为元素的东西”一样。
　　劳动过程嵌入伟大的自然联系之中。自然，它作为社会和社会每度占有的那部分自然的高度统一，最后又战胜人的一切干扰而自我保持，被人渗透了的自然物质又再度沉入自然的最初的直接性中去。谢林正确地说：任何天然物质，“仅在它靠人工去获得一定形式的时候”[139]，才可说它是能够破坏的。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生命过程的概念自《德意志意识形态》以来，一直被提到。而这个概念出现在“巴黎手稿”中，就象在谢林、黑格尔那里一样，它仅涉及有机的自然。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的外界自然这概念，或者受《资本论》的预备性研究及其完成所驱使，而把劳动过程称为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这种表述，都属于生理的领城，而不属于社会的领域。这些自然科学的概念发展到被用以标示社会的事情——通过马克思从狭隘的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而实现——，并不只是在质上获得新的性质，同时，它们即使在其历史的、社会的形态中，也仍然广泛地和它们的自然科学的素质牢固地联结着。正象个人的延续和他的肉体的机能联结着一样，社会也必须和自然保持在生产上的不断接触。自然作为使用价值通过人而再次转化，返回纯粹的自然，就象人通过自然物质返回自身一样。马克思使用物质变换概念不单纯是为了比喻，他还直接从生理学上去理解这个概念。这一点对于当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来说是典型的。从他的批判中，清晰地理解到城市和农村的明显的分离，他看到这种分离严重破坏了“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140]。由于城市中人口的大量集中，从土地那里夺走了大量肥料，而同时使城市居民的健康受到威胁。关于未来的社会，马克思关注的是“农业与工业的……高度联合”。当然，这种联合的前提是：在未来社会中，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141]。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来看，那末下述说法就是正确的——而且首先应努力揭示这一点——：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区别，并不对应于两个无中介地并列存在的实在层。而马克思虽然承认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之形式规定性有历史的变化，但更注意它的与此无关的质料方面。人类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规定着整个历史，在这铁一般的强制中，事实上有一些刻板的自然循环般的东西。
　　劳动的主体和客体最终由自然规定。如果说到客体方面，人们所创造的对象的各种形式即使是人为的东西，也仍然依赖于土地、水、空气之类的根本物质[142]。因而，对理解象分工那样的社会过程来说，这是一个极重要的现象，分工并不只是从经济的内在发展中产生的，它不受出现在人们眼前的自然事实所制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社会方式趋于多样化。”[143]
　　马克思特别强调：在地理上、气候上多少有缺陷的地区，比起易于获得还未经人加工的极为富饶的生活资料的地区，更能促进早期工业的发展：“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象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144]
　　主体方面的历史的变化也受自然制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已经从个人的“肉体的组织”和“受肉体组织所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145]出发。劳动过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和人的生理相关?《资本论》对这个问题作了相当详细的解决：“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都是人体的机能，而每一种这样的机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质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费。这是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146]“单个人如果不在自己的头脑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动起来，就不能对自然发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一体一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147]
　　正是现代工业本身，揭示出劳动的主体怎样和自然条件结合在一起。的确，在现代工业中，由于劳动过程越来越转化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148]，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可是工艺学也同时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不管所使用的工具多么复杂，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然在这些形式中进行，正象力学不会由于机器异常复杂，就看不出它们不过是简单机械力的不断重复一样。”[149]
　　在这里，马克思为了比较，而引用力学这个非历史的范例作为例证，这决非偶然。劳动过程从其质料方面来看，它并不服从于把生产阶段划分为相互根本不同的阶段所起的任何变化，因此，马克思明确地说，把生产的各个阶段相互区分开来的，不是生产什么，而是怎样生产[150]。
　　马克思用物质变换的概念把社会劳动过程描述为自然过程的状态。这里试图弄清：他是怎样进行的[151]，他采用这种类推究竟又有什么样的根据?自古典时期到马基雅弗利和巴雷特，都把社会面貌的变化解释为自然的循环，同样可以看到，从很早起，就已试图用社会的范畴去解释自然事物的变化和相互转换。那时，每每运用的范例是商品与货币、货币与商品的变换，例如在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中，“万物变换成火，火变换成万物，就象商品变换成货币、货币变换成商品一样。”[152]
　　在马克思那里，我们遇到另一种类推。他曾认为，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这是自然事物转化的一个特殊的例子——属于交换的范畴，为了规定交换过程的特征，他反过来又诉诸于物质变换的概念。在直接的劳动过程中，即在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中，质料方面对它的历史规定性占上风；在基于劳动过程的交换过程中，历史形式的规定性对它的质料方面占上风。
　　在马克思关于商品的形式变换的叙述中，所关心的不是人对自然——它作为商品使用价值的有用物质——的直接生产关系，因而也不是所有社会形态中特有的“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153]，而是把各种形式的具体劳动从质上还原为同等的抽象的一般人类劳动——这受特殊的资产阶级的制约——。商品作为这种抽象的人类劳动的“物化”——不是在主体的以及客体的自然规定性中——是交换价值。在对于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的要素进行考察时，当前没有必要去规定使这一过程得以进行的生产关系的待征。通过交换过程中诸个人——有别于劳动过程中的诸个人——的社会关系，一个经济时代的历史特殊性才表现出来[154]。马克思这样描写资产阶级关系下的商品交换：“商品交换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物质变换即私人特别产品的交换，同时也就是个人在这个物质变换中所发生的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生。”[155]
　　在交换过程中，作为人和自然的直接交换的产物的使用价值，转变成“同它的自然存在脱离一切关系的作为交换价值或一般等价物的存在”[156]，返回到被该社会的物质变换所中介了的直接性去，再度成为使用价值。随着流通转向消费，对商品的自然规定性的利用就完全抹杀了商品的社会规定性，因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商品生产中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量无关。



[1] 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4卷，第275页。

[2] 同上。

[3] 神圣家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8页。达两个物质定义当然是一回事，即是劳动过程与认识过程的统一。关于马克思的严格的有关对象理论的现实主义，参见《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3，487-488页。

[4]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1页。

[5] 同上。

[6]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页。

[7] 马克思在他所强调的黑格尔的“和解”的概念里看到了这种同一性，在那里，事实、矛盾着的东西的中介作为一个被积极设定的东西出现。

[8] 《神圣家族》，参见德文版，第84页。

[9]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28-229页。

[10] 同上书，第242页，注（27）。

[11] 列宁：《哲学笔记》，《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

[12] 参见《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9页。在那里这样说：“交换价值是表示消耗在物上的劳动的一定社会方式，它就象汇率一样并不包含自然物质。”

[13] 同上书，第72页。

[14] 同上书，第61页。

[15] 同上书，第56页。关于劳动的自然要素，并参见《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5页。在那里，马克思把自然说成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因此，他正确地反对纲领草案的所谓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这种意识形态的表述，“因为正是从劳动所受的自然制约性中才产生出如下情况：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许可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许可才能生存。”关于《哥达纲领》中对自然的作用的解释，参见阿多诺的《黑格尔哲学》，第28页，W.本亚明的著作集，第1卷（法兰克福，1955年）第500-501页。即使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5页），也可发现决不能把劳动看成是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的思想：“既然它是使物质适应于某种目的的活动，它就要有物质作为前提。”所谓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这种表述，总而言之属于规定流通领城特征的意识形态的假象，在流通领域中产生了这样的糊涂观念；生产过程的一切要素是从商品流通中产生的。“这种片面的看法忽视了生产过程的那些与商品要素无关的要素。”《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5页。因此，马克思关注被社会所支配的自然质料。参见《哥达纲领批判》，德文版，第11页。

[16] 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49页。

[17]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7页。

[18] 同上书，第214页。

[19] 同上书，第205页。

[20]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16页。

[21]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7页。

[22]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7-101页。

[23] 同上书，第51页。

[24] 同上书，第89页。

[25] 同上书，第99页。

[26] 同上书，第100页。

[27] 《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3页。

[28] 《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4页。关于一切被人占有的自然之社会规定性，参见《雇佣劳动和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87页。

[29]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0页。

[30] 同上书，第94页。

[31] 同上。

[32] 如布洛赫在若干点上受到卢卡奇的强烈影响，他对资产阶级的“商品思维”的批判陷入了放弃唯物主义立场的危险。

[33]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3页。

[34] 同上书，第96页。

[35]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柏林，1923年），第240页。

[36] 例如吉克弗列德·马尔克在他的《现代哲学中的辩证法》上卷（图宾根，1929年），第131页，批判了卢卡奇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的阐述，在那里他正当地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自然的存在能丝毫不剩地完全作为社会的产物来把握？”

[37]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页。

[38] 同上书，第56页。

[39] 关于这点，参见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在“对黑格尔辩证油和一般哲学的批判”中，对黑格尔绝对知识的概念进行批判。关于马克思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批判与解释，特别参见G.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柏林，1954年）。

[40] 当然，在严格的意义上这并不只是对黑格尔现象学的批判。马克思恰恰在创立他的理论的整个时期内，与其说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本身，不如说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歪曲，认为在布鲁诺·鲍威尔与其伙伴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那里，有这么一种倾向：把黑格尔的“精神”几乎还原成费希特的无限的自我意识。卡尔·古利耶也有这种倾向，他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受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8-549页）这样说：“这里我们看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理解的‘自由活动’。我们的作者不小心地泄露了自己的秘密，他说，自由活动就是‘不决定于我们之外的物’的活动；这就是说，自由活动是actus purus，纯粹的抽象活动，只不过是活动的那种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它又被归结为‘纯粹思维’的幻想。既然这种纯粹的活动有了物质基质和物质的结果，那末这种活动当然是完全被玷污了的活动。”显然，这里所批判的立场不能简单地和黑格尔的立场混为一谈。可是马克思在争论中，相当轻率地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青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混为一淡，最后他毕竟还是意识到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变种之间的差别。例如，他在《神圣家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46页）中写道：“如果说黑格尔的‘现象学’尽管有其思辨的原罪，但还是在许多方面提供了真实地评述人类关系的因素，那末鲍威尔及其伙伴却相反，他们只是提供了一幅毫无内容的漫画……”

[41] 参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14-115页。

[42]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页。

[43] 以《经济学批判纲要》为题发表，是1857-1859年为写作《资本论》第1卷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进行的准备性研究（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收，题为《经济学手稿》——中译者），尽管它确实包含着非常多的新资料，这些资料涉及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关系和马克思——通过黑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关系，但历来几乎完全没有为着理解哲学上的马克思而去利用它。如果从发展史上来说，它表现为“巴黎手稿”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所完成的唯物主义经济学之间的接合体。这部草稿尽管有的部分具有片断的性质，但包含着马克思在哲学上最重要的论述，它比《资本论》本身这完成形态更能表明：马克思的后期思想确实也受到黑格尔命题的强烈影响与制约，虽然马克思自己并不承认这一点。有这么一种说法：所谓只有“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在哲学上是重要的，相反，他后期的经济学的实际问题的提出，则葬送了出自现实的人本主义的冲动。这种说法成为今天研究马克思的严重障碍，研究“草稿”对于瓦解这种说法是会有特别贡献的。拉尔甫·达兰道尔在他的博士论文《展望马克思》（汉诺威，1952年）第165页，给所谓青年马克思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间有绝对的鸿沟这种无根据的论断，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例证，在达兰道尔看来，马克思的著作分成两部分，即早期的“预言的历史观”和中期、成熟期的“社会科学的假说”，“它们在原则上不能合理地联结起来”。达兰道尔忽略了这一点；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基本范畴正是在他后期著作中得到展开的，对于客观的研究来说，问题在于把这些范畴从经济学的外衣里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达兰道尔的死板的解释，乍一看象是认真地研究马克思，但由于他囿于青年马克思的理论之“伦理学核心”和“对实存的关心”，也就同时葬送了他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分析所作的展望，而马克思的这一分析对青年马克思所思考的东西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44] 参见《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8页。关于消费和生产的辩证法特别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7-28页）。马克思在展开消费与生产的同一性之处，值得注意的是把人的外界自然作为范例来使用，他说：“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正如自然界中的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是植物的生产一样。”

[45] 《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58页。

[46] 同上书，第258-259页。

[47] 参见《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页，并参见第206页。在那里，马克思清楚地说：“尤其说到劳动资料，那末就是最肤浅的眼光也会发现，它们的大多数都有过去劳动的痕迹。”

[48] 同上书，第208页。

[49] 同上书，第203页。

[50] 同上。

[51] 同上。

[52] 同上书，第206页。

[53] 《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32页。

[54]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7-208页。对使用价值更进一步的加工，对矿产品、植物、动物以及人的自然——作为人的外界自然的变化结果与条件的自然——的继续变革，绵延了相当长的时间，关于这一点，在第206页这样讲：“动物和植物通常被看作自然的产物，实际上它们不仅可能是上年度劳动的产品，而且它们现在的形式也是经过许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和借动人的劳动不断发生变化的产物。”

[55] 同上书，第208页。

[56] 同上书，第207页。

[57] 同上。

[58] 《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50-151页。

[59]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60] 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2卷（柏林，1955年），第244-245页。

[61] 同上书，第3卷（柏林，1959年），第391页。

[62] 《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30页。

[63] 同上书，第334页。

[64] 同上书，第330-331页。

[65] 《经济学手稿》，参见德文1953年版，第226页。

[66]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3页。

[67]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页。

[68] 同上书，第202页。

[69] 参见罗吉尔·伽罗第：《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巴黎，1953年），第301页。认为人的活动具有“宇宙的”幅度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们的炼金术。这种炼金术乃是近代人类控制自然的一种魔术般的萌芽形式，人决心把世界上的事物翻一个个。这正如巴拉塞斯所说：“因为自然在它的诸事物中是相当微妙而又严格的，没有高超的技术就不能指望利用它：因为自然并不能使自己臻于完成，而人必须使之完成，这种完成就叫做炼金术。”E.伊埃库勒：《巴拉塞斯，从他著作的语言看他的世界观》（苏黎世，1942年），第83页。

[70] 当然，人们的实践只能顺应自然本身去行动，即只能改变自然物质的形式。然面，马克思并没有预料到，二十世纪把包含在自然里的能量的利用率提高到无法想象的规模。人为引起的放射性元素的蜕变，诚然是在自然蜕变的基础上进行的，但前者对后者来说，表现为一种全新的质。

[71] 这样，在《费尔巴哈与德因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0页。他责备旧唯物主义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

[72] 彼得罗·维利著，载于库斯托第编的《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15卷，第22页。马克思在《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页注（13）中引用过。

[73]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74] 同上书，第242页注（27）。

[75]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6页。

[76]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18页。

[77] 莱奥·奈维塔尔：《C.F.马耶阿的英雄史观》，载于《社会研究杂志》，第2卷，第1册，1933年，第42页。奈维塔尔着重批判了马克思之前的社会的、历史的障碍，这种障碍事实上阻挠了社会占有自然这理论的发展。

[78]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页。

[79] 这里使人想起《资本论》对劳动过程的分析。马克思在203页说：“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这里讲的是人作为“活的有意识的物”（第228页），与自然物质相对立，这种对立在唯心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区别上是相对的。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第245页，完全按照马克思的意思写道：“这种对立的绝对必然性和绝对真理性的界限，正是确定认识论研究的派别的界限。如果在这些界限之外，把物质和精神即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对立当做绝对的对立，那是极大的错误。”马克思所坚持的物质存在的优先地位，仍然保持在意识之对一切物质存在进行中介之内。

[80]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条。

[81] 由于既是辩证法的又是唯物主义的思维问题，参见T.W.阿多谣：《认识论的反批判》（斯图加特，1956年），第193页说：“与唯心主义相反的理论，其特质并不在于它对本体论的基质或本体论原来论述的内容作出规定，而首先在于它意识到：不能把存在的东西还原到不可悄除的差异双方之一方——它究竟是哪一个——这极点上去。”

[82]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9页。

[83] 同上，并参见《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14页。

[84]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9页。

[85] 同上。

[86] 同上书，第50页。

[87] 同上书，第50-51页。

[88] 《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1页。对自然过程所用的词句在巴拉凯尔塞斯那里已可发现。

[89] 同上书，第500页。

[90] 同上书，第492页。

[91]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页。

[92] 《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7页。最后一行的着重点系作者所知。

[93] 同上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8-489页。

[94] 同上书，第489页。

[95] 参见《经济学手稿》，德文1953年版，第389页。

[96] 同上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8页。

[97] 同上书，第499页。

[98] 同上书，第499-500页。

[99]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本书第三章。

[100] 这点参见本书第四章。

[101]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页。

[102] 同上书，第56页。

[103] 同上书，第201页。

[104] 同上。

[105] 马塞尔·奈丁古：《政治的无神论》（奥地利，格拉茨，1957年），第92页。

[106] 《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4页。

[107] 同上书，第25页。

[108] 参见上书，第22页。

[109] 马塞尔·奈丁古，同前书，第92页。

[110] 《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9页。

[111] 《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98页。

[112] 关于人的本性之历史规定性，参见“草稿”中许多对于理解马克思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再参见瓦伦·维纳布尔：《人的本性，马克思的见解》（纽约，1945年），这是资料丰富的博士论文，当然它并没有顾及到“巴黎手稿”与“草稿”。关于欲望的结构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在布洛赫用马克思观点解释精神分析的尝试中阐述了，见《希望的原理》，第1卷，第80页以下。

[113]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

[114] 阿多诺：《作为社会学范畴的静态学与动态学》，载《社会学》（Ⅱ），法兰克福社会学论集，第10卷，第237页，注（21），系引自《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

[115]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页。

[116] 例如同时代的权本华——他恐怕不能被怀疑为具有社会革命倾向——也完全和马克思一样，在支配形式中看到同一性的要素，这是颇有趣味的。叔本华这样说：“贫困与奴隶制……不过是两种形式，几乎可以说它们是同一个事态的两个名称，其本质在于一个人的力量大部分不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别人加以使用，因此，对于他来说就产生了这种状况：一方面劳动过度，另一方面他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因为对于人来说，自然给他的力量只能达到这样的程度：他通过使用适量的力去在大地上挣得自己的生存，自然没有给他过分的力量。可是，如果把人类维持体力以图生存的物质盤要这共同重担，完全从不能说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人身上解除掉，那末剩下的人将肩负过重的担子而陷人贫穷。这就产生了众所周知的灾难，即产生了压在名为奴隶或无产者的人类大多数身上的灾难。”巴维尔·托因塞博士缩的《叔本华全集》，第5卷（缪亨，1913年），《附录与补遗》，第2卷，第268页。

[117]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9页。

[118] 同上。

[119] 同上。

[120] 同上书，第560页。

[121] 关于马克思那里的“否定的本体论”问题，参见《社会学余论》，同前版，第30页，以及本书第四章。

[122] 关于这点，参见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书信集》。它和与恩格斯的来往书信一样，不仅是马克思批判卡巴尼斯与托拉西之流的唯物主义的感觉论生理学家——意识形态概念来自他们——的书，也是一部马克思理所当然地批判F.A.朗格的唯物主义史的书，它证明马克思精晓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唯物主义的争论。

[123] 关于这点，参见《自然科学与革命》中费尔巴哈对摩莱肖特的《食品论》（1850年）的评论，收入卡尔·古利耶的《从来往书信、遗稿和哲学性质的发展看费尔巴哈》（1874年），第2卷，第81页。

[124] 参见雅柯夫·摩莱肖特：《生命的循环》（美因茲，1857年），第27-28页。F.A.朗格发现了这种思考过程，把摩莱肖特的观点叫做“自然哲学的变种”。见《唯物主义史》，第2卷（依塞隆，1875年），第97页。

[125] 摩莱肖特：《生命的循环》，第40-41页。

[126] 同上书，第42页。

[127] 同上书，第86页。

[128] 同上书，第394页。

[129] 关于这点，将在别的关系上重复论及。无论是马克思（例如在《资本论》第1卷，第552-553页），亦无论是不能不接受其观点影响的化学家李比希在其《化学书简》（海德堡，1851年）第622-623页，都把自然的物质变换与国家作了比较。

[130]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页注（13）。

[131] 同上页。

[132] 马克思1843年10月3日致费尔巴哈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5页。关于马克思和谢林的关系，并参见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向题》（柏林，1958年），第15页。在那里，他在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意义上去理解谢林的“诚实的青年时期的思想”。卢卡奇进一步详细论述说：谢林的青年时期的思想反映在他的自然哲学的反浪漫派的、甚至是明显的唯物主义的著作中，以及反映在例如他1799年所写的值得注意的反宗教的诗中，即所谓哈因兹·维达波尔斯特的忏悔诗中。《青年黑格尔》（柏林，1954年），第293页。

[133] 卡尔·古利耶：《L.费尔巴哈》，同前版，第361页。

[134] 谢林：《关于自然哲学的概念》，1797-1798年，见全集；第一部，第2卷（斯图加特，1857年），第54、111页。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也讲到“物质运动的……永恒的循环”（《马克思恩格新全集》，第20卷，第378页）。

[135] 谢林：《关于自然哲学的概念》，同上书，第518页。

[136] 同上书，第520页。

[137] 同上书，第518页。

[138] 马克思1843年10月3日致让费尔巴哈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5页。关于马克思和谢林的关系，并参见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向题》（柏林，1958年），第15页。在那里，他在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意义上去理解谢林的“诚实的青年时期的思想”。卢卡奇进一步详细论述说：谢林的青年时期的思想反联在他的自然哲学的反浪漫派的、甚至是明显的唯物主义的著作中，以及反映在例如他1799年所写的值得注意的反宗教的诗中，即所谓哈因兹·维达波尔斯特的忏悔诗中。《青年黑格尔》（柏林，1954年），第293页。

[139] 谢林的《关于自然哲学的概念》，第519页。

[140]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2页。

[141] 同上。

[142] 关于这点，参见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2卷，第239页。

[143]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1页。

[144] 同上。

[145]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页。

[146]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8页。

[147] 同上书，第555页。

[148] 同上书，第533页。

[149] 同上。

[150] 同上书，第204页。

[151] 例如，马克思把机械的劳动资料叫做“生产的骨骼系统”，把起着劳动对象的容器作用的劳动资料叫做“生产的脉管系统”，参见上书，第1卷，第204页。

[152] 赫尔曼·迪尔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集》，第1卷（柏林，1922年），第四版，残篇（90）。

[153] 《政治经济学批判》

[154] 参见《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9页。

[155] 《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1页。

[156] 同上书，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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