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反第三条路》 后记 第三条路概念的吸引人之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远景，允诺我们能避免重蹈过去所深陷的困境。面对斯大林主义与撒切尔主义等令人不甚满意的选项，谁会不喜欢有第三个选择呢？这个解放的承诺又添加了「生活在一个新时代」的意义（源于东方集团的崩溃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冲击）。结果，造成的混合物有助于说明：为何许多合理怀疑现存第三条路概念的人们，却又向往着其它雷同的、看似具备更加有理之形式的方案，而这些方案正在某处等待被发掘[1]。 本书的结论是：首先，对于左派人士来说，目前市面上的第三条路并不足以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选项。这样的第三条路完全没有断绝和新右派之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联系，反倒是继续沿用这些政策，某些情况下，甚至还是激化它们。相较于其前任保守党政府敢于从事的作为，布莱尔政府已更进一步地推行私有化。这并不必然是指不再有比较仁慈的措施被通过，但是均衡状态已经被一些势力给大幅压倒，那些势力进一步确立了社会生活每个角落的市场关系。在美国和英国，第三条路社会政策的残酷无情都已被一九九０年代的经济荣景效果所掩饰；若是少了美国在九０年代后半期间急遽下降的失业率，则特别是福利「改革」的影响会是相当骇人听闻的。不过，未来经济衰退的受害者将发现，相较于在里根及撒切尔时代就丧失工作的人们，他们会更容易暴露在市场的艰苦困境之下。 本书的第二个主题是强调世界经济以及全球政治中的连续性。我的论据绝不是要否定较上个世代更大幅度之全球经济整合的存在；同样地，由于冷战的终结与苏联的垮台，国际政治秩序已历经了深刻的变化，这点只有傻瓜才会否认。然而，我们有必要去了解这些已发生之变化的限制。尤其是对于「新经济」所提出的要求已被极度地夸大。资本主义并未由于資訊科技革命（IT revolution）而超越经济繁荣与萧条的循环：实际上，美国自一九九０年代早期以来的扩张，其发热且投机的特性如果暗示着什么的话，那就是我们正进入一个更加经济不稳定的时代。同时间，国际政治却显示出矛盾的趋势：一方面，主要国际组织较高的姿态反映了美国的策略，其意在调动美国领导之西方集团的资源，并且规范集团内部的冲突；另方面，脱除冷战所加诸的紧身衣，则带来一个易变的局面，超级强权的谋略操弄变得更加复杂且不可预料。构成这两股趋势的基础是一个持续被国际紧张局势所撕裂的世界体系。罗尔斯的「万民法」，和康德（Immanuel Kant）的「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一样，距离被实现的时机还甚为遥远。 在这个仍然被资本积累之逻辑所宰制的世界中，哪里还有左派份子的存在？在第三条路的经验背后，有着上个世纪之劳工运动欲改革资本主义的长期努力。第三条路完全不是更新社会民主，而是相当于另一种企图：调动改革左派（the reformist left）的政治资本去支持一个完全放弃实质改革、反倒拥抱新自由主义的方案。这并不必然意谓着较传统类型的改革主义（reformism）就会因而失效。正如我在之前已提到的，事实上，布迪厄、哈伯玛斯以及拉方田都试图藉由将社会民主调换至欧洲舞台，以复兴社会民主。 然而，重新复苏的改革主义必须面对一个和社会民主最初兴盛时截然不同的背景脉络，其中代理人（agency）的问题尤为严重。传统上，社会民主将民族国家视为达成改变的架构以及工具。经济全球化并未消除民族国家的权力，但比起二十世纪中期经济独裁的时代，今日民族国家的操作空间无疑受到更多的限制。同时，强行在全球施加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动力，加上通讯设备的大幅跃进，已促进国际反抗运动的发展。这意味着一个比欧洲联盟更广大之政治舞台的形成。 为了要澄清反资本主义的涵义，我在前面第四章第二节陈述了九个论点。原则上，忠于改革主义途径的人，没有理由不去接受多数或甚至是全数论点。一九三０年代期间，诸如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等工党左翼份子，设想出一个民选政府，其运用宪政手段来强行贯彻社会主义改革方案，并压抑资本主义的反对[2]。这项策略的一个变体可以被修改为适合寻求一系列的结构性改革，其累积的效果将会彻底地改变全球资本主义[3]。在更广泛的策略考虑之外，对具体改革主义措施的要求，完全没有丧失其政治共鸣：譬如，民意调查即一致地显示，公众强烈支持英国铁路的再国有化（renationalization）。 探究健全形式的社会民主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中的发挥空间，是左派之真正复兴可以顺着发展的一个面向。在某些层面上，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尽管它并未使用传统社会主义的语言。如我在前一章曾提及，已经成为针对第三世界债务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运动之核心的非政府组织，越来越常遭遇到传统的改革主义困境：它们应当寻求改革或是直接废除国际资本主义制度？再者，如果它们选择进行改革，它们如何能避免和像是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这类机构进行对话（这样的对话会导致它们被并入该类组之中）？ 因此，第三条路的彻底失败并不等同于社会民主的毁灭。只要资本主义继续造成不平等和不稳定，就会出现试图改革资本主义的运动来挑战它。不过就我的观点来看，这些运动仍将会面临改革主义所固有的古典难题。正如我所主张，尤其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规则，限制了任何改革主义运动所能达到的成果。面对这些局限，这类运动将必须作出抉择：放弃其欲达成一个更公平且更仁慈之世界的企图，或是寻求移除这个体系本身。若是选择从事后面的选项，那么代理人的问题便会再次浮现。这需要发展一个集中在有组织之劳工阶级的群众运动，而其追求社会的民主重组。唯有以这个方式，才可能有效地改变经济结构和国家里集中的资本主义权力中心[4]。 然而，第一个选项通常都会被采用，这就是社会民主的悲剧。改革主义政府向资本屈服所造成的理想破灭，已促使创造出一个背景环境，让新右派以及随之而来的第三条路能够在当中强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但是历史并非一个囚牢，过去的事没有理由需要无止尽地重复上演。开始于西雅图的反资本主义运动，正在创造使一支新左派能够应运而生的有利形势。透过追求社会的民主转型，使社会中的人民大众能发展出他们欲掌控其生活并开始处理地球之问题所必需的政治形式，这支新左派能够提供一个货真价实的替代选项，剔除第三条路所引起的困境。 注译： [1] 德沃金（Ronald Dworkin）是这种趋势的一个范例：他形容其资源平等理论为一种「第三条路」，其介于忽视「个人责任」之「旧平等主义者」和忽视「集体责任」之保守主义者之间：Sovereign Virtue （Cambridge, MA,2000）, p. 7.不过，由于他把柯林顿签署通过的一九九六年福利改革法（1996 Welfare Reform Act）形容为「社会正义的彻底大挫败」（ibid., p. 320），因此，德沃金的第三条路显然不同于布莱尔－柯林顿的第三条路。 [2] Sir S. Cripps,‘Can Socialism Come by Constitutional Methods?’, in C. Addison et al., Problems of Socialist Government（London, 1933）. [3] Boris Kagarlitsky’s Recasting Marxism（3 vols, London, 1999-2000）本书或许最能被视为发展此一策略的尝试。 [4] A. Callinicos, The Revenge of History (Cambridge, 1991), ch. 4. 这个方案在本书有相当详尽的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