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介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国革命共产党《共产国际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路线》（1981年 6月）

　　“坦率的说，西班牙毁掉了这个国家和世界重大的革命性进步的可能……”

第一章介绍

　　“在安托查的马德里火车站附近活动的人们可以听到乌谢拉区（Usera）和卡拉班切区（Carabanchel）的低洼处的枪声，看到天空中的闪光。大学生维多利亚·罗曼看到年幼的孩子们开始将鹅卵石拖到男人和女人正在设置路障的地方。她原本应该离开这个城市，但现在她不能走。
　　“‘我留下来了，’我告诉那些希望我陪伴孩子们的疏散人员，我一直在照顾勒旺（Levant）。‘没有人能在此时离开马德里，’我告诉他们。
　　“佛朗哥的军队几乎到达了城市的近郊区。‘去前线，五分钱，’电车售票员开始喊道，因为你现在可以乘坐有轨电车到前线。画家兼海报设计师何塞·巴达萨诺这样描述有轨电车的离开——这里满是理发师，他们甚至没有时间脱掉白色工作服，还在拿着梳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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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7月，西班牙社会爆发了强大的社会力量，震撼了整个世界，开始不可逆转地把世界推向最大的帝国主义内部冲突。
　　7月18日和随后的几天，西班牙军队开始了推翻共和国的行动。弗朗西斯科·弗朗哥将军不久后将成为其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共和国现在由一个赢得最近议会选举的人民阵线联盟运转。在几乎所有西班牙统治阶级的支持下，在意大利和德国的积极支持以及英国的准许下，为了迅速在首都马德里集结，佛朗哥的军队在西班牙的八个战略军事区域进行了攻击。它（这轮攻势）并没有那么成功。相反，这种加强法西斯主义的企图在整个前二战时期引发了席卷欧洲的最广泛、最深刻的革命热潮。在西班牙最保守和社会落后的地区——纳瓦拉——群众涌上街道，夺取武器并组建民兵，包围并击败了许多佛朗哥军队，也粉碎了统治阶级挽救十年来一直摇摇欲坠的反动秩序的企图。
　　工人、小农和农村劳动群众开始活跃起来，以反对资产阶级统治最基本的基础。象征性的是对天主教会的自发和极其普遍的反抗，由于大资本家和地主因为弗朗哥路线的安全而逃亡，天主教会是遗留在共和国领土上的旧统治阶级的主要代言人之一。西班牙教会不仅仅是一个宗教象征。它占有超过15％的可耕地，拥有大量的银行资本和其他金融企业。作为西班牙殖民帝国的遗产和统治阶级持续寄生的标志，西班牙教会拥有的35000名牧师，2万名僧侣和修士以及 6万名修女——在2400万人口中——构成了统治阶级的一个主要政治压迫道具，特别是在农村。
　　教会阶层不仅在政治上，而且以更多直接的方式支持佛朗哥。在弗朗哥的军队被共和国的军队围困的特鲁埃尔，主教以赐福为名，扣押镇上的妇女和儿童为人质，以保证法西斯分子的安全。主教被捕后，人们要求他解释自己的行为时，他回答道：“没有人能让自己轻易地失败。”在内战初始的几个月里，教堂被数百人烧毁，欢笑的人群在灰烬中跳舞。跳舞的不仅是最遭受教会剥削的、憎恨教会的人们，还有很多知识分子（如厌恶教会对教育事业的反教育控制的教师）为教会的焚烧而欢呼，尽管一些较富裕分子表示震惊。
　　逃向佛朗哥控制区域以寻求安全的资本家们所留下的工厂和农田被接管。工会、工厂委员会、农民合作社和快速组建的民兵在社会中日益稳固，尤其是在巴塞罗那。在这里,在西班牙最工业化的城市，来自“文明”欧洲的游客觉得他们已经降落在另一个世界：咖啡馆、街角和手推车随着工人之间激烈的政治辩论而震动。现在工人们掌握一切的感觉非常强烈，每个阶级的人都穿着工作服。即使是留下的金融家也把自己描述为“银行工人”。
　　只有在西班牙的摩洛哥殖民地，将军才能巩固一支由外籍军团的雇佣军和摩洛哥军队组成的可靠力量（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们的参与并非是必然的）。意大利和德国飞机将这些部队从摩洛哥经直布罗陀海峡，空运至西班牙南部城市。这些部队打算从那里横冲至马德里。
　　在3个月的进军中，弗朗哥的民族主义军队突破了共和国部队的抵抗，解救了了很多被围困的驻军。但是在11月7日，他们终于止步于马德里的郊区。在那里，由各政党和工会仓促武装起来的工人和其他群众，在大学城的楼与楼之间、楼层与楼层间和横穿整个城市西郊的战壕中，与弗朗哥装备精良的正规军进行了惨烈的战斗，并阻止他们进军。第二天，共和国的民兵和妇女加入了第一国际纵队。这支部队由来自世界各地具有革命思想的志愿者组成的，以协助共和国，维持战线。从此时开始，西班牙分为两个部分，两个对立的政权，他们之间的内战持续了三年。组织对共和国的支持成为了共产国际在此期间的主要工作。不久，这项主要工作变成了在内战中领导共和国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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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条线被摧毁了，我们和法西斯分子之间除了令人厌烦的战争和疲惫的人群,什么都没有……我看到另一个爱尔兰社会主义志愿军的同志，乔克·坎宁安，聚集了一小群人，我们赶忙加入其中……我们身后的人群默默地前进……我想起过去我们在爱尔兰举行被禁止的示威游行的恶作剧。我猛地抬起头，‘枪炮之子，高歌起来！’起初颤抖，然后更加响亮，这首歌从队伍中响起——《国际歌》在破败的乡村中飘扬。
　　“在我们接近前线的路上；撤下来的散兵惊愕地停了下来，然后转身加入我们，欢呼，继续歌唱。我回头看，跟在后面的是由举起的拳头组成的森林，多么粗犷的队伍！‘曼努埃尔，西班牙语中的向前怎么发音？’‘阿德兰特！’他大喊道。‘阿德兰特！’我们用六种外国口音喊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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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朗哥军队在1939年3月的胜利不仅标志着三年内战的结束，而且标志着西班牙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十年顽强奋斗的阶级斗争落潮。然而，内战见证了革命精神的逐渐消失。当佛朗哥的军队再次发起进攻并最终在战争结束时占领马德里时，共和国所依赖的专业军队在其将军的叛国和失败主义中崩溃了。曾经依靠武装的英雄主义拯救了这个城市的平民群众现在默默地观望着。十年的革命斗争既没有导向革命，也没有取得任何进步；相反，正如西班牙人所言，葡萄酒变酸了。在积累了所有丰富的经验之后，西班牙无产阶级没有了革命的知识和组织。尽管群众在战争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事实上，即使共和国以某种方式击败了佛朗哥的军队，无产阶级最终还是会在战争中受到挫败：在军事失败之前，革命的领导——共产国际和西班牙共产党（PCE）就在政治上投降了。
　　这是怎么发生的？
　　根本原因在于共产国际对当时世界正在走向的那种历史转折的完全错误且灾难性的观点。正如鲍勃·阿瓦基安^[3]在1979年向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其中一段引人注目地讨论了西班牙：“问题在于：世界范围内的矛盾日益尖锐，使许多国家的革命所需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或逐渐成熟，甚至包括帝国主义列强本身。而恰恰是这种矛盾提供了跳出资本主义循环的方法，也预示了即将世界大战的迫切前景——同时也使社会主义国家极有可能面临帝国主义势力的全面攻击。这就提出了捍卫社会主义国家与协助，支持和加速其他国家革命斗争之间的矛盾。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

　　“不太好说。总的来说，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压倒性的倾向是将一切都用于保卫社会主义国家……”^[4]

　　直言不讳地说，为了保卫——国与国之间——苏联已经牺牲了在西班牙和世界范围内取得重大革命性进步的可能性。苏联领导层在战略上呼吁与英法集团结盟以对抗德国。包括革命在内的任何事情都不会被允许危及结盟的可能性，就像苏联支持的在西班牙（英国的初级合伙人）的革命那样。此外，共产国际的这种分析恰逢投降主义者们看到西共的自我发展，即西班牙和该党的群众，特别是在法西斯势力入侵之后，他们真的只能希望来自“民主”帝国主义者的干预，即英国和法国的大规模援助。
　　世界各地的许多革命者早就意识到这不是一个革命性的进程。但另一方面，西班牙统治阶级对群众的军事行动，以及意大利和德国的干预，无疑为西班牙无产阶级制造了困难局面；此外，世界危机对社会主义国家充满了危险。还有其他可能的路线吗？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对西班牙内战的总结，更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清晰和正确的理解，从而帮助在帝国主义战争或即将发生的战争期间为革命可能性的总问题消除阴霾和失败主义氛围。
　　这篇文章既不是对西班牙内战的完整明确的总结，也不是回答有关西班牙社会的性质和无产阶级革命必须遵循的道路的所有基本问题的一种尝试。相反，它是在二战前后世界革命者面临的历史转折背景下对西班牙内战的审视，并对这一转折做了更广泛的总结，是对对共产国际对这一转折的性质以及保卫苏联与推进世界革命之间的关系所采取的错误路线的考察。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需要任何代表共产国际的借口。我们需要的一种直率的评价，它可以在毛泽东与康生之间关于西班牙经验的讨论中找到。在讨论中，康生说（上下文主要是毛的长论，康的话可以明确表达毛的观点）：
　　“他们那里就是不搞这三条：军队、农村、政权。完全服从于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什么也不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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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脑海中仍翻涌着这一幕。欢腾的右翼分子横扫工人阶级社区；工人们没有攻击他们，也没有回击。若泽·韦尔加拉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脸上的仇恨和绝望。‘他们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他们输掉了战争。’”
　　“‘说起来容易’，共产主义学者兼政委保利诺·加西亚认为，‘战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德国和意大利正在帮助佛朗哥，而英国和法国并没有帮助共和国。谁能否认这一点的重要性？但这不是唯一的答案。我们不得不追问，我们能去做什么，有什么机会我们没有抓住，有什么任务我们没有未完成……’”^[6]

注释

^[1] 罗纳德·弗雷泽（Ronald Fraser），《西班牙之血》，万神殿书局（Pantheon Books），纽约，1979年，第332页。

^[2] 伯内特·博洛滕，《西班牙革命》，北卡罗莱纳州大学出版社，教堂山,1979年，第225-226页。

^[3] 鲍勃·阿瓦基安，美革共领导人，后来转向修正主义，声称自创了一套“新综合”理论，超越了五大导师。美革共逐渐篡夺了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委员会，给国际共运带来很大破坏。

^[4] 《未来十年的革命前进与紧迫任务》，《革命》，第 4卷，第11-12期，第16页。

^[5]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

^[6] 罗纳德·弗雷泽，如前引用，第502页，第3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