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雷蒙·威廉斯 电视：文化形式与政治 赵国新 译 戏剧化社会中的戏剧戏剧不再与剧院共同存在；现在，大多数戏剧表演是在电影和电视拍摄棚里进行的。[1]关于剧院自身——无论全国性剧院还是街头剧院——有着极为多样的打算和方法。各种新文本、新标志、新媒体和新惯例奋力推进，与我们自以为熟知的文本和惯例拥挤向前，但是，我发现这种现象令人困惑，原因就在于对立事物的存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戏剧时间和连续场景、古希腊悲剧中复杂精细的节奏以及合唱队与三位演员之间的关系：我相信，当我们在电影或电视拍摄棚里观看剪辑台或编辑器时，或者当我们在街头或地下室里的临时剧院中看到演员与观众之间的新关系时，这一切会以新的方式发挥作用。 其次，我们还没见过哪个社会有这么多戏剧演出，或看过这么多演出。当然，观看有其自身的问题。观看本身已经变得有争议，因为按照字面意义，戏剧最初用于盛典活动：在雅典纪念狄奥尼索斯的节日里或在中世纪英格兰圣体节里，其时有四轮马车驶过大街。在伊莉莎白时代的伦敦，节目创新的商业剧院退出了盛典活动，但仍在固定地点举行演出，先在首都演出，然后在外省城市巡回演出。剧院既有过扩大又有过萎缩的经历。在王政复辟时期，伦敦的两家特许剧院——合法戏剧的垄断中心——很少满员。18世纪的外省剧院的建立，各种剧场和音乐厅的发展，19世纪后半叶伦敦西区剧院的扩展：所有这一切改变了盛典活动，但主要还是数量上的变化。正是我们所在的20世纪，在电影、广播和电视方面，戏剧的观众经历了质的变化。我的意思不仅仅指许多地方，在一段持续的时期内，有几千万人观看过《战舰波将金号》和《公共马车》，也不仅仅指目前有一千万到两千万人同时在电视上收看易卜生或奥尼尔的一部剧作。尽管观众数目巨大，这种扩展还是可以理解的。它意味着，大多数人能够在盛典活动和（特定）季节之外，第一次能够经常不断地观看戏剧。但是，这种扩展的真正新颖之处在于，它不只是特殊戏剧的观众问题（这种扩展如此之新，以致我认为很难参透其重要性）。戏剧以各种新的方式被纳入日常生活的节奏之中。仅就电视而言，一天之中，占人口大多数的观众看上三个小时的戏剧——当然观看的是各种各样的戏剧——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并且不光一天如此，几乎天天如此。这就是我所说的戏剧化社会的部分含义。先前，戏剧在某一节日、某一季节、或作为有意识地到剧院去的一段旅程才有意义；包括纪念狄奥尼索斯或基督到观看演出。现在我们将戏剧当做习惯性的经验：许多人在一周之内观看的（电视）戏剧比从前大多数人在一生之中观看的戏剧都多。 难道这仅仅是一种广泛传播的人类习惯的扩展吗？就好像我们现在所吃的牛肉或穿破的衬衫，数量之多超过祖先的想像这类事情吗？当然，它看起来并不是一种线性的发展。不是偶尔看一看，而是经常观看电视上重复出现的各种表演动作，看电视的时间超过吃饭的时间，几近于工作或睡觉时间的一半，在我们这种社会中，作为大多数人的行为，这的确是一种新的形式和压力。如果我们能够同意，几百万人正在心平气和地观看的电视节目都是或大部分是垃圾，就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那么，理所当然，就很容易会对这一显著事实感到惊恐或将其抹煞。事实是不会被抹煞掉的：如果情况属实，它将使这一事实变得更加不同寻常。而情况绝非如此。只有死去的文化才有可靠的衡量标准。意义重大的作品和无关紧要的作品，二者之间显见的、重要的和不同的比例是存在的，但尽管如此，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在国家剧院中发现庸俗之作，在警匪连续剧中发现极具独创性的剧作。批评鉴别既很重要，同时又无法预先假定。但就某一角度而言，它们在这种普遍存在的习惯面前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们不得不发问，在我们以及我们的同代人当中究竟是什么不断地吸引我们观看成百上千个表演动作，观看这些电视剧、这些表演和这些戏剧式表现？ 答案取决于你是从哪一个角度问这个问题的。我是从观看以及促成这一不同寻常的过程本身提出问题的。但是我能听到（有谁听不到呢？）一些熟悉的声音：表情严肃的商人，他们的学徒和店伙计偷偷溜到岸边区[2]；一家之主和公学校长，他们的妻子和入学读英文的学生喜欢在早晨读小说和喜剧。这些严肃的人知道对当代加利福尼亚说些什么，在加利福尼亚早晨6点半你可以看到第一部电影，如果你真的愿意一试，你可以看七八部影片，再看随后重复时段中播放的新片。虚构，表演，无聊的梦想和替代的景观，同时满足懒散和欲望，通过消遣从消遣之中得到的消遣。它是一部厚重的、记载我们愚行的目录，甚至是一部总目录，但是，目前，几百万人将这本目录抛在脑后、弃之不顾。我们几百万人观看影子的影子，发现它们的实质，观看各种场面、情境、行动、争吵、危机，直到眼球疲惫不堪为止。生活的侧面，以前是在自然主义戏剧中生动表现的，现在成为一种自愿的、习惯性的、内在的节奏；情节和表演的流动（flow），戏剧性再现和表演的流动，提升为一种新的常规，一种基本需要的常规。 举例说，假如当年环球剧院有播放设备，我们不知道情况会怎样。在一定程度上，至少我们应当继续保留观众数量会增多这种假设。然而，我认为，实际发生的情况还不仅如此。实际上，还可以发现因果关系性质的各种因素。我们都习惯于说（这样说仍然有意义），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它既较为多变，又比较复杂，因此，某些关键方面相对来说更难了解，较以往大多数社会更不透明，然而，它们也更有持续不断的压力和穿透力，甚至更有决定作用。我们使用某种统计学方法试图从不透明和不可知之中解开的事物，让另外一种戏剧化方法解开了（统计学方法提供了有关我们生活方式和思考内容的概要和分析，比较精确的概要，以及更为精确的分析）。矿工和电厂工人，部长和将军，窃贼和恐怖主义者，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天才；一前一后的居室和乡村住宅；都市公寓和郊区别墅；卧室兼起居室和山区农场；形象、典型、再现；一种关系开始，一场婚姻破裂；由金钱或疾病或混乱或骚乱引发的一场危机。不只是因为所有这些被再现出来，而是因为多数戏剧现在都将这种实验性的探索方式视为自己的功能；发现一个主题，一个背景，一种境遇；同时有几分强调新奇性，强调将那种生活中的一些内容置入戏剧之中。 当然，所有的社会都有其隐晦和不可知的领域，有些是因为同意，有些是因为隐蔽。但是，好多代人以来，我们实际上还未触及到许多传统戏剧中清晰的公共仪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伟大的自然主义戏剧家们，从易卜生开始，离开了早期戏剧情节发展的宫廷、广场和街头。首先，他们设计出房间；封闭舞台上封闭的房间；生活主要在房间中进行，在房间里，人们等待着有人敲门，等待着信件或消息，等待着来自街头的大声叫喊，他们想知道什么事情将要在他们身上发生；什么事情将要贯穿和决定眼下他们自身依然紧张的生活。在我看来，从那些封闭的房间，封闭的和点着灯的构架房间，一直到我们观看电视定格形象的房间，存在一种文化持续性，我们在家里、在自己的生活中看电视，但同时需要观看我们所说的“外面”（out there）发生的事情：不是在外面某一条街道上或某一个特定社区中发生的事情，而是在复杂的以及在其他方面不聚成焦点的和无法聚成焦点的民族和国际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关注的领域和明显关注的领域，其范围之宽广是史无前例的，别的大陆上发生的事情进入我们的生活也就是几天和几周之后的事情——以最糟糕的形象，在几个小时和几分钟之内即可进入我们的生活。然而，我们的生活依然在这里，基本上在这里，和我们认识的人在一起，在我们自己的房间里，在朋友和邻居们的相似的房间里，并且他们也在看电视：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了解公共事件，或是为了消遣，而且是出于对形象的需要，对（戏剧性）再现的需要，再现各种人在各种处境和地点的生活状况。这或许是华兹华斯在早期阶段所见到的情况的全面发展，当时，街上的人群（新型的都市人群，他们在身体上很密切，但依然是陌生人）已经失去了任何共同的和稳固的人的观念，因而需要再现——广告牌上的形象，各种新型符号——来模拟（simulate）人类的身份，即便不是为了证实人类的身份：在这个紧张和焦虑而且困窘和混乱的私人头脑世界之外，生活是什么样子。 这是一种说法。新的需要，新的展现，它们在共同的运动中走向形象的流动，走向不断再现的流动。这种流动不同于复杂程度和易变程度较小的文化，在这些文化中，意义的再现、秩序的展示，清晰、准确、严格地在某些固定地点进行，在特殊的场合、节日、体育比赛的日子或列队行进赞美诗的日子里举行。但这里不仅仅是需要和展现：它们既被制作出来，又被使用。不断的戏剧再现被当做日常习惯和需要而吸纳到生活之中，所以在最简单的意义上，我们的社会已经被这种吸纳戏剧化。但是，实际的过程要更加活跃。 戏剧是相当普遍的表现、再现和指意过程的特殊使用。高高在上的权力地位——显要的皇家戏台——在历史上早在戏剧表演舞台之前就已经建立了。权力在等级制分类中、在显著的前进队列中的表现，先于目前再现的戏剧状态的方式。它们通过恰到好处的动作、语言，以已知的常规形式来表现诸神，或使观众能够理解他们。目前戏剧经常与所谓的神话和仪式联系在一起，以致很容易地得出一般的观点。但是这种关系不能被归结为通常不够严谨的联系。戏剧为了达到新的特定的目的而将某些共同方式完全分离。它既不是向公众揭示神意的仪式，也不是要求保持重复的神话。它是特定的、积极的、互动的综合：一种情节发展而不是一个动作；是从临时性的实用或巫术目的中有意抽象出来的一种开放的实践；以复杂的方式向公众和多变的情节发展开放仪式；它超越了神话，戏剧性地表现神话和历史。正是这种活跃多变的实验戏剧——而不是已知的符号和意义的封闭世界——凭借自身的权利和力量获得了成功；实验戏剧经常在危机和变革时期出现，此时，一种秩序已经为人所熟知，并且在形式上依然存在，但是，经验在向它施加压力，检验它，构想着与其断裂和将其替换；实验戏剧在已知的过去行为的范围内，可以戏剧性地表现未来的行为，并且每一种都以特定的表演形式互相矛盾地呈现出来。现在我们尤其需要看到这一点，因为现在通常意义上的神话和仪式已被历史的发展打破，实际上它们不过是一种学者和思想家的怀旧和修辞，然而，表现、再现和表意的基本社会进程又前所未有的重要。戏剧脱离了固定的符号，确立了它与神话和仪式、与统治人物和国家进展之间的永久距离；完全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戏剧闯入了一个更加复杂、更加活跃和更喜欢探究的世界。戏剧的后续历史中存在着相对性，突破不只一次地发生。任何符号系统，表现的和再现的，都可能被纳入一种被动的秩序，而新的陌生形象，被压制的经验和被压迫的人们的陌生形象，都必须再一次超越这种情况。各个时期的戏剧，包括我们这个时期的戏剧，都是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实践，其中有一些实践被吸纳——一种残存但依然活跃的系统的已知的节奏和运动；有一些是探索性的——一种新兴的再现、新的安排、新的认同的困难的节奏和运动。在实际压力之下，这些独特的实践经常错综复杂地和强有力地融合在一起；很难说它是一个简单的新的和旧的戏剧的问题。 但是，分离的戏剧，并没有完全分离出来。正如戏剧中所表现的那样，社会的其他领域之中存在着一致的和类似的实践，而且这些实践经常是相互作用的：固定符号的世界越是不合乎传统习惯，相互作用的程度就越强。实际上，目前我们经常见到的是一种新的有意重合的惯用手法。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演员们经常离开我们可以称之为戏剧艺术的剧本中的角色，运用那种受雇于人但却欢天喜地地演示香烟或雪花膏广告的相同或相似的技巧。他们对此可能感到不自在，但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这总比闲呆着要好。这毕竟还是在演戏；他们对香烟的个人责任，并不比对虚张声势的督察员那样人物的更大，他们这样做也是受雇于人的。英国电视的商业广告会告诉你它们即将出现的惯用符号，但是方法、技巧和实际个体的重合，却是一个更普遍过程的小而不易读懂的符号，在这个比较普遍的过程中，断裂很难察觉。 我们当前的社会——反复讲简直令人痛苦——在一种显见的意义上，具有足够的戏剧性。吸引戏剧比较的某种类型和范围的情节，在演出之后给我们留下的感觉是，我们一直无法确定自己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描绘戏剧方式的专门词汇——戏剧本身，然后是悲剧、剧情说明、情境、演员、表演、角色、形象——不断地以成规的方式被擅自用于这些庞大的情节。现在有人可能经常感觉到，如果只有演员表演，只有戏剧家写脚本，事情就会变得更容易。但远非如此。在所谓的公共舞台上，或在公众的眼里，荒谬可笑而又貌似可信的人物一再出来表现我们。具体的人被吹捧到具有临时普遍性的地位，这个过程是如此活跃和复杂，以致我们经常得到邀请去观看他们排演，或讨论他们的脚本。瓦特·白哲特[3]曾经区分过现实中的统治阶级和戏剧中的统治阶级：他以有新意的赞许和温文尔雅的讽刺语调论证说，应当将《温莎的风流娘儿们》演出给从来就不能理解比较复杂的权力现实的人，在他们面前展示一番。今天早晨，我看了电视播放的议会开始时的隆重场面。说它是纯粹的戏剧是一回事；更难理解、更难说的是，另一种更自然化的过程超出了它残存的浮华虚饰，而这个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类似的戏剧。当然，君主们总是做这类事情，或让别人为自己做。那些坚持的人意识到他们的形象，即便他们称其为陛下。此外，同许多演员一样，人们发现他们的角色越来越多：他们同愿意扮演国王的人一样，适合演这个角色。其实，新的事物不在他们中间，而在我们中间。 相信这个普遍的戏剧化过程的任何一部分常常是很难做到的。如果我们在其他时期或在其他地点或从其他地点来看它，可以看到它趾高气扬和烦恼不堪，听到它的机器开始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在危机时刻，我们有时候离开这所社会剧院，或者很容易地在里面沉睡。但是，这些不仅仅是角色和脚本；它们是惯例。当你见到一条惯例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意识到它，这时候它可能已经开始失效。在许多人视为表现了我们的形象—意识(image conscious)的公共世界的戏剧性行为之外，有一种更加严肃、更加有效、根基更加深厚的戏剧：意识自身的戏剧化。“我替英国说话”在模仿知名人士的台词中频频出现，但因为我们正在参加试演，看别的演员是否适合角色，我们依然可以有保留意见；我们甚至可以说：“我就在这里，用不着你替我说话。”“一点儿不错，”这个人泰然自若地回答，对他的角色满有信心，因为在这时候一种不同的意识、一种比较深刻的戏剧化开始发挥作用了；“你替自己说话，但我替英国说话。”“英国在哪里？”你很可能惊讶地环顾四周，考虑问这个问题。在天气好的时候，登高望远，可看到大约五十英里以外的地方。但是你知道一些地方，便会想起其他地方；你有记忆、定义和一部历史。 然而，在那个连续体的某一点上，实际上通常是在非常初期的阶段，你知道什么？再现；典型化；积极的形象；人们正在表演或有时候拒绝表演的积极角色。这种特殊戏剧化的特定惯例——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段历史、一场文明的危机；这些惯例不是抽象的，它们在我们实际生活关系中不断发挥深刻的作用。它们是我们观察和认识的方式，每天我们都付诸实践，尽管各种惯例制约它们，尽管各种关系制约它们，大多数实践却进一步肯定了它们。一种特定的自主性——此性（this ness）和此在性（hereness）——在一定程度上不受它们的约束；但是，这通常是一种私人的自主性，而私人人物——自我的特征——已经被这些戏剧化形式中的某种形式广泛利用：生产者或消费者，已婚的或单身的成员或流放者或流浪汉。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所说的无法归纳的人：总是感觉不适应的人。但是，这个过程已经走得很远，实际上表示现在已经有了孤独本身的惯例。孤独的个体现在是一种常见的类型：也是我通过戏剧惯例所表示的例子，它从戏剧一直延伸到意识。在创造了封闭房间的一代自然主义戏剧内部（封闭房间指的是人们生活于其中但必须等候来自外面的消息的房间），另外一场运动创造了另一个中心：孤独的人物、陌生人，他在斯特林堡的《通往大马士革之路》中仍在积极地寻找自己和自己的世界，检验或抛弃这种角色和那种形象，确认这种记忆和那种证实的情境，直到每一次返回到同一个地方，都以身心崩溃而告终。半个世纪之后，有两个极其孤独的人，他们的世界尚未消失，但以前从未被创造出来，他们坐在路上等待，等待何人？等待戈多的到来。一起走吧，他们说，但他们不肯离开。十年之后，人们看到其他更加极端孤独的人物被土埋到了脖子，在那个片面的和使人信服的惯例之中，最后所能听到的是一声呼喊，一声呼吸。隐居；丧失。一个失去的公共世界；一个无法创造出来的公共世界。 这些形象向我们提出挑战，并且吸引我们，因为在一开始，至少它们是异己者形象，有意识地摆脱固定形式的异己者形象。但是其他的模仿，公共的戏剧化，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经久不息，以致异己者独自对它的反抗被证明是软弱无力的。异己者，换句话说，像任何其他现代悲剧主角一样，只能死去。批判性异己者，一种公共形式，你可以将它带到讲座中，甚至带到考试中；它也回到起始的地方，并且它第一次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我认识的一个法国人，这个人学会了批判性异己者的认识方式，学得不可能再好了，有一次，他非常高兴地对我说，“你知道，法国是一部很糟糕的资产阶级小说”。我能明白这句话的正确程度：戏剧化方式，虚构化方式，同社会和文化惯例一样活跃，不仅同观察现实的方式而且同组织现实的方式一样活跃，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是一部资产阶级小说；它的人类典型依旧是固定的，但他们却失去了某种坚定的信念；在互动的公共现实和公共意识之中，它的人类行动，为争取财产和地位而进行的斗争，为职业和职业关系而进行的斗争，还是像以往那样有限，但仍旧在苦苦地坚守阵地。“是啊，”我很有礼貌地说，“英国也是一部糟糕的小说。并且纽约是一部糟糕的都市小说。但是有一个困难，至少我发现它是一个困难。你没法将它们送回图书馆。你无法摆脱它们。你不得不一遍又一遍读它们。”“但是批判性地读，”他警觉地说。“可还是在读它们”，我说。 我想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处境。如果人们确信我不会感到冒犯的话（相反，有些人确信我间接地感谢他们），人们会经常问我，为什么受过文学训练，并且专门受过戏剧训练，我却转向他们所说的社会学。我本可以辩驳说，拉斯金并没有从建筑转向社会；他从建筑之中—从它的风格中、它的造型意图中、它的权力结构和情感结构中、它的正面和内部以及二者的关系中——看到了社会；这样，他就学会了以新的方式读解建筑和社会。但是，我更希望为自己说话。我从分析戏剧当中学到了一些东西，在我看来，它们不仅作为观察社会的某些方面的一种方式，而且作为理解我们归类为社会自身的一些基本惯例的一种方式而发挥作用。相应地，这些东西使一些戏剧问题变得重新活跃起来。正是通过从两方面考察舞台和文本，以及它们上演的活跃的社会，我看到了既作为戏剧事实又作为社会事实的封闭房间——舞台上具有拆除第四堵墙的新的隐喻意义的房间——的重要性。 因为房间在那里存在，不是作为可能存在的一个舞台背景的惯例，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塑造的环境——我们于中生活的特殊结构——并且它还继续存在，被继承下来，处于危机之中——它是我们怎样生活以及我们有什么价值的固定形式和惯用的宣言。舞台上的这个房间，这间封闭的起居室，重大事情在里面发生，另外一条重要新闻从隔绝的外部世界传到这里；这间房子是戏剧的一条惯例，现在是一个戏剧习惯；但它暗地里一直是一个角色，一个演员；限定我们和能够使我们中圈套的一个布景；现在在世界上再现我们的异化客体。当那个房间解体的时候，我在观察，被强烈地吸引住了；家具搬走了，清理出一个空间；人们在空虚中面面相对，只有身体，作为物体的身体或作为节奏的身体，去发现、玩弄、消耗自己。但更重要的是在房间被拆掉时的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布景虽说不再是外在的可是还在起作用，我们所见到的是观察到的、想起来的和渴望的形象的投射。尽管斯特林堡在世纪之交就在创作一部新的、移动形象的剧作——用画着面孔的墙纸裱糊的一面墙；人物和外观的某些部位分崩离析，支离破碎，合为一体，令人难以忘怀；就在你观看的时候，客体确实在变化；斯特林堡的这部剧作超出了当时的戏剧创作能力，可就在此时，其他人以极不相同的方式发现了使形象移动的手段；发现了电影的技术基础：新的移动性，以及与之相关的淡入淡出、叠化、切换、闪回、画外音、蒙太奇，这些都是技术形式，但同时也是我们从新的角度感知、叙述、运思和发现出路的技术方式。 我又一次听说了习惯上所说的戏剧台词，甚至戏剧对话，就好像头一次听说的那样；我是从契诃夫的剧作中听到的，并且注意到目前已成为习惯的一种陌生性：声音不再是针对彼此讲的，或者说给彼此听的；声音或许是彼此之间的交谈，当着他人的面自己的交谈。但是有一种新的组合，其中一个群体在说话，但却是一个陌生的、否定的群体；没有一个人能说完他开始所说的话，而是穿插着他人的话，与他人的话交织在一起，这些话都说得漫不经心和缺乏章法，相应地，属于没有说完的话：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尽管群体说话的声音依旧是否定的，然而没有一个人最后说得清晰明确。到目前为止，在写作戏剧台词的过程中，它已经成为一个很正常的过程，以致每一天晚上都能在电视剧中听到，并且这不仅是模仿。它是一种听说方式，一种特殊意识的特定节奏；最终是未结束的、短暂的、令人焦虑的关系的一种形式，它出现在舞台上或文本中，但是，它也是在当代世界、在具有那种熟悉的和复杂的转瞬即逝特征的历史时期普遍存在的一种情感结构。我认为，如果我不是从两方面进行观察的话，就不能将这些戏剧程序理解为方法，即理解为重要的普遍方式。或许我可以将它们视为技巧：一个职业视角，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它们的职业性还不够强，因为技巧和方法二者或者相同，或者正像目前常见的那样，二者之间存在着重大裂痕，而这正是造成这门艰涩学科的所有难题的原因。 在此我会恰如其分地承认这个学科的问题。也就是说，我承认这些问题，但随后就退到一边，超然地提出理由来证明自己的特殊答案。 《就职演说》，剑桥大学，1974年10月29日 距离最近几周以来，电视上最引人注意的形象就是作为新闻之夜片头的时新的世界地图。它没有显示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 在这场危机[4]之中，电视所表现出的问题似乎不出人们熟知的那些问题范围：控制和独立的问题；报道的性质问题；讨论中的增加和平衡问题。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是背后还隐藏着一些更棘手的问题，它们隐伏多年，但由于当前的这些事件及其再现而变得非常尖锐和具体。它们可以被总结为距离文化的问题。 电视的主要优势在于，它能够使我们看到远方发生的事件。合成词选中了这种性质，如望远镜、电报、电话、通灵术，这些都以tele为合成形式，tele取自拉丁文“afar”，与telos（“目的”）有关。然而，在每天播放的大多数节目中，距离在任何实际意义上都不是首要因素。我们在一个地方，通常是在家里观看另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虽说距离变化不等，可是通常这并不重要，因为科技已经弥合了差距，建立了亲近的关系。这关系可能是一种幻觉，但是，当我们真正看到远方的事情，通常质的变化就很明显了。我们在电视中见过人在太空中和在地球上行走。我们能够从外层空间看到整个地球。并且时不时地，我们看到人在战争中厮杀，实际上经常可以看到。 过去几周电视最奇怪的性质是一种缺失。这就是为什么新闻之夜的示意地图偶尔遗漏了当前名声大噪的福克兰群岛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它肯定会让我们想到，电视对世界的形象描述有多么强的选择性，选择的差异又是多么大。但更重要的是，从职业角度理解、管理和阐释的电视技术，与电视实际于中运作的政治和文化空间之间显示出的距离。 当然，从一开始，就有两个相关因素改变了众人所理解的电视新闻的基本准则。福克兰群岛与英国相距甚远，而且在初期阶段，这是一场海战和远距离空战，这一事实导致了几乎无法解决的后勤问题。同时还有真正的安全需要：泄露有关部队的身份和位置可能会使他们遭受打击。然而这些因素被夸大了。新闻和情报官员比政府其他部门都多的国防部，用了一个非常拘谨的人当发言人，以致他在电视上露面这件事本身就成了一种新的传播形式。不允许电视报道现场情况，记者们只能站在紧闭的门外，电视台在演播室里构建模型和组织专门讨论，播放来自阿根廷的影片。 这种奇怪的和长时间的连续镜头本身就是对距离文化的新奇再现。它导致了众多的不耐烦，但最终可以看到，有系统地消耗耐心是这些事件内在历史的组成部分。长时间、慢慢地接近福克兰群岛是一个物质事实。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这样下去和无所作为吗？一夜又一夜地听那些讨论，就像时间拖得异常长久的赛前分析中的讨论那样？至少希望发生一些事情，就好像平常电视节目里的事情那样？ “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讨论了六七周了。”津巴布韦谈判持续了六七个月。这两个问题的背后是进行了多年的争论和尝试性谈判。但是，在缺少比较熟悉的节奏的情况下，一种新的和特殊的节奏最终建立起来了。缓慢和不可避免是其主要要素。支持它的因素是，由于多种不同的原因，以及对多种不同舆论的禁锢，长期注意的能力和充分的忍耐能力实际上消耗殆尽。缓慢的运动达到了血腥的高潮。“我们把它弄完算了。”许多人都这么说，而且一直不无效果地翻来覆去地讲。 可是，这依旧是距离文化的惟一组成部分。相比之下，假如这发生在美国会怎样？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影片会迅速返回，充斥我们的银屏。可是，都是些什么影片呢？据说，每天晚上电视上的地面战斗、交火和尸体的场面，使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公共舆论转而去反对越南战争。这很难说是真实的。越南战争旷日持久，人们失去了耐心，战争所产生的政治后果决非当前行动所能产生。但不管怎么说，它是对特写似的战争的再现：战事发生在遥远的他乡，但是又呈现在我们眼前。南大西洋所发生的事件，直到英国军队重新占领福克兰群岛，一直都是一场技术距离的战争：按下按钮，从正常视线之外的远方发射导弹；此外，在许多情况下，按照编排好的程序，导弹自己就会向目标发射。这种毁灭正是我们当中许多人在试图想像核交火的时候所想到的，但是有两处重大差异：它的规模比较小（正像缓慢的节奏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它发生在遥远的安全地方。 但是，在普遍认为安全的远方，这场远距离战争的清晰形象已经牢固地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在每一家游戏厅，我们按下按钮，一般都能看到毁灭性的信号在攻击目标上闪闪发光：“侵略者”。电视的库存胶片中，已经有了名字令人感觉刺激的各种导弹——响尾蛇，双刃长剑，海狼——的胶片，这些导弹呼啸着射向演习攻击目标，被击中的目标闪闪发光，炸成碎片落下来。如果（但更确切地说）南大西洋战事的胶片取回来之后，提出以下问题将是很重要的：当想到击中目标的闪光信号将要遏制和毁灭一个人的时候，有什么区别?表现出什么区别?由于不允许电视播放现场新闻片，电视节目插入了这些演习的影片，时断时续地配上字幕，这是退而求其次吗？谁能说呢？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再现惊人的破坏场面已经模糊了演习和行动之间的差异，模糊了排练和表演之间的差异。因为，对观众而言至少效果是相同的，这正是距离文化的一种有害放纵。 因此，在支持有些人在电视上发出纯粹的职业抱怨时，我们中的一些人应当小心谨慎。某些记者的语言已经表明他们对立场和行动不耐烦，对精制的发送战事新闻的方式不耐烦。我们谁能肯定没有电视导演等着说“插入鹞式飞机”或“插入战舰”吗？观看电视演播室的模拟军事演习已经表明，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有一个群岛的模型，周围是游弋的飞机和战舰。战舰和飞机的比例尺寸，以及它们在演播室灯光下投下的阴影的比例尺寸，都被极端夸大，以致于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讨论处于距离文化的控制之下，事实上有时候在异化文化中达到令人厌恶的程度。在这些构制中，电视专业人员与他们采访的非战斗军事专业人员配合得如此密切，令人感到好像突然进入了另一个国家。然而讨论已经处于流动之中：《海员》和《战斗机驾驶员》等节目产生出战争是一种职业的看法。当部队被用于解决劳工纠纷的时候，军队自己的广告口号已经被借用为惯例：“垃圾车司机还在罢工，格拉斯哥市政当局调来了职业军人”（1975年3月23日）在这些方面以及其他方面，存在着统一观点的某些因素：好的清晰的确认；有序的排列；专业人员了解专业人员。 我碰巧在稍后的时候才接触到当前的动向，那时候节目已经开播。当阿根廷军队入侵的时候，我正在爱尔兰参加凯尔特地区电影电视节。我在基尔拉尼上空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下议院的第一场辩论。那种形式的距离产生了特殊的效果。每一个矛盾似乎都加剧了。这场侵略是在进行残酷镇压的军事当局的命令下进行的，工党和保守党政府都曾为这个军事当局提供过先进武器。使用武力去解决一个存在已久的问题，将会受到武力威胁或再度使用武力解决这个问题。远征攻打法西斯军政府的豪言壮语并不排除与智利积极合作的可能。进行恢复岛上居民的民主权利的事业，用的却是帝国主义行动的手段和象征。用国旗做内衣或购物袋的晚期资本主义的犬儒文化，仿佛在一夜之间就转向盲目的尊崇，而这种盲目的尊崇，尽管出自不同的立场，却同时出现在布依诺斯艾利斯的街头。在颂扬《蒙特·皮同》的文化中，作出了英雄般的姿态和决一死战的架式，或者至少摆出若有其事的样子。 当我还在阅读超然冷漠而颇有信息的爱尔兰报纸并观看爱尔兰的电视时，我有一种得到确证的感觉，感觉到了事情的实际复杂性。这些似乎击中了每一个矛盾的要害，使任何简单的论调或立场变得不可能。在这个突然成为中心的边缘性问题中，一切都失去了平衡。下议院的辩论证实但没有承认这一点。只是在我返回威尔士，阅读英国报纸的时候，才听到了刺耳的尖叫声。转向态度冷淡、声音低沉的电视节目，我发现了自己一直试图描述的漫长缓慢的节奏——一种拉长而又限制时间的专业性播出，或者走向模式的漫长征程。像这样几天之后，我偶然经过村子里用汽油和破布点燃的篝火堆，我感觉到沉浸在这种节奏之中，突然，在令人不知所措的时刻，感觉到自己身处诺曼底战场上，旁边的坦克车里有我的朋友们，坦克正在燃烧，马上就要爆炸。我想我这时候才理解距离的专业文化。它对战争形象的冷漠呈现技术娴熟，但很幼稚。这种感觉被以下事实进一步加深：按照我们这一代人的观点，电视上表现出的职业特性不是战斗的职业特性，而是演习和战争模型的职业特性。在危机的整个过程中，在各种不同的观点中，我没有从参加实际战斗的朋友那里听见他们谈论远距离计算。 这在我看来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有人真正企图在讨论中表现某种平衡。提供任何精确的叙述都为时过早，精确的叙述以后将会来到。但是，像以前那样采访持异议者和怀疑者的事情，发生在普遍不真实地表现战争的过程中。此外，甚至对谈判的立场和可能性进行的重要和持续的讨论，由于是在缺少实际信息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是没有说服力的，在最初几周，这种讨论与模拟军事演习形成了对比。是否有电视记者飞到秘鲁，根据总统建议的确切条件对他进行过采访，向他提问然后向国内人士提问?假如确有其事的话，那就是我没有看到这类报道。在缺少具体细节的情况下，猜测盛行一时。一些细节最终被公布出来，而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同大多数严重的国际争端一样，包括最终得以解决的许多国家争端，对立的立场无法调和，这时候，已经处于那种漫长的缓慢节奏达到高峰的前夕了。坦诚地说，忍耐力从来就没有这么好的那些人据说已经耗尽了忍耐力。 据说如此。在这几周里，我们的报刊和电视的一个恒常因素为观众所瞩目。我们可称之为“节录的部队”(Corps of the Briefed)，“白厅的感觉”，“部长身边的人提供的消息”。源源不断地提供这些官方/非官方的表示与大量的官方采访和录像同步发生。因此，有必要问一问他们究竟发挥什么功能。这仅仅是在事出有因的公开声明之外的谨慎刺激吗？抑或也是媒体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前提下，给人一种知道内情、接触机密的感觉，从而吸引观众的一种手段？希望可能来自于某种模式经过重新修辞的报道，但是在细节之前，甚至在有机会细致地考虑报道之前，“白厅感觉到这决不符合英国的要求”（黑体是我加的）。“众所周知，根本问题是我们正在试图加以解决的人民的信任问题”。 然而，一些电视观众，同少数几家报纸的读者一样，他们不只是熬夜看电视和读报纸以探察内情。这场危机最不吉祥的一个时刻是，观众对“势态综述”这类节目以及BBC对其他观点的报道作出愤怒、咒骂性的反应。有趣的是，通过民意测验作出的后续调查却显示，这只是少数人的反应。但是，这种反应在类似事件的漫长历史上是有先例的，迄今为止，大部分类似事件都与报道和讨论北爱尔兰的冲突有关。好像每发生一次类似事件，理解节目独立性的基本条件都要重新制定。然而，人们同样抗议的来自阿根廷的电影和电视剪辑，明白无误地显示出“爱国主义”电视模式的面目。在三幅相联银幕影片中，加尔铁里[5]在面色铁青的将军们面前发言。旗帜招展，领袖们神气活现地炫耀着。被赋予权威的声音进行解释和激励。后来战斗一开始，于己有利的新闻蜂拥而至，于己不利的新闻则被推迟或打折扣。难道这就是每一个人真正想公开看到的吗？可是也有几个次要的观点可以派上用场。当我们的小伙子们处于危险之中，我们能容忍怀疑他们的行为和声音吗？ 这个问题也受到了距离文化的影响。如果布依诺斯艾利斯的那些群众仅仅是挥舞着旗帜的暴民，如果那个国家和那个民族仅仅是身穿制服的军人集团，那么，或许它就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至少有一个专访很能说明问题，被采访的是一个由阿根廷人和英国人相结合组成的混合家庭，这个家庭中的儿子即将参军服役。片刻之间冲突成为现实，超出了官方对抗。可是，当戴维·福斯特与演播室里的英国观众以及通过卫星信号相联系的几个阿根廷人一起，重复演播他的独特节目模式时，就不存在任何传播价值了。在论点被完全表述出来之前，英国观众中传来了嘲笑，而远在电话线另一端的大部分亲英派阿根廷资产阶级，以被误解的老朋友的腔调提出了相似的民族主义的论点。因为那是由美国政府发言人的立场摇摆造成的另一个痛苦的矛盾。这些阿根廷人属于并且他们绝对感觉到属于“我们这类人”。可是这并不适用于爱国热情高涨的英国观众。他们从一个不同的阶级角度看到敌人在讲空话。与此同时，在我看来，我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的阿根廷官方人士是我的阿根廷朋友们的敌人，同时，阿根廷朋友们也不会马上接受英国官方对这场争端和战争的电视报道。 战争。但它是一场战争吗？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一位政府发言人说，我们没有处于战争状态：我们处于武装冲突状态。那一切又在重新发生。它允许英国电视记者依旧从布依诺斯艾利斯发来拐弯抹角的消息，甚至从战争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它为达到这一目的的一言一行留下了法律空子，超出了任何一场危机中为舆论自由而进行的更一般的辩护：危机越是严重，就越需要自由的信息和舆论，而自由的信息和舆论仅仅受制于直接安全的考虑。然而，不仅是在这方面必须考虑这场危机以及将危机当做排练（需要细致评价的一场排练）的报道方式。 使战争显得遥远是最主要的方式：它通过实际距离表示出来，但通过一种特定的文化得到证实和发展。除了向直接露面的、代表我们官方的那些人进行还击外，没有任何还击，这就歪曲了想像并且允许存在没有经验的典型幻想和信服。但是，除了特定的环境之外，还有一个更一般的问题，正在演练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直接针对当代民主文化。议会在辩论，我们在倾听。然而，没有一位议员，保险点说，直接得到他们代表的人对这场无法预测的危机的看法。拉开整个序幕的、有决定意义的第一场辩论尤其如此。接下来就是内阁专制君主权力的独特现代组合，在议会政党、民意测验和电视的综合体中表演。它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针对一个被忽视的问题和一场无法预测的危机，它能够设定议事日程和公众反应与争论的措辞。某些电视节目和议会议员以及其他人，企图发表一些另外的看法以扩大议事日程的内容，他们的企图已经被视为异端。君主宣战的权力在支配远距离的文化权力内部运作。普遍讨论和投票被电视讨论和民意测验所取代。各种方式相互作用，因为战争很快就要开始，或被炒做得好像很快就要开始，当威胁迫在眉睫、热血正在沸腾的时候，就不可能再犹豫不决了。现代电视和民意测验制度本身就与这种由外力引起的紧急情况相一致。它是一种新的政治形式，隐藏多年，但在现在，至少暂时成为现实。它的名字是立宪专制主义。 假如它是一场排练的话，将会有一场表演吗？那种威胁甚至比这些血腥事件都更加严重持久。并且，或许那才是真正的惊人之举。60年代以来，有关英国政治文化的某些想法认为，英国政治文化是宽松的、宽容的、爱好和平的、怀疑的、当代的，但这些显然已无法维系。在重要问题上，这些态度最严肃或最时新的载体与我们潜在的、可以组织的多数人之间的距离突然之间显得非常之大。在前几周，持异议者声称为大多数人说话。在全部运作过程中，民意测验无情地驳倒了他们。舆论的捉摸不定性，对明天的展望，可被提出来用以安慰。但是，实际上几乎不再可能提供安慰。在一个让人感到大规模失业已经不复明显的文化内部，一场不必要的、令人感到遥远的战争已经安排就绪。战舰的沉没令人震惊和痛苦，但是马上就被主导的氛围掩盖住了。有关这场战争的争论非常困难，但它肯定会继续下去。不过，现在需要以其迫切性所决定的耐心开始更大的争论，这就是关于距离的文化的争论，关于潜在的异化文化的争论，在这种文化中，男男女女被贬低为模型、图形和喉头里发出的急躁的呼喊。 载《伦敦书评》，1982年6月17-30日 慕尼黑事件恐怖主义正变成一种吸引观众的体育运动吗？在慕尼黑发生的那场不同寻常的事件期间[6]，不得不提出这个尖刻的问题。据估计，世界上有1/3的人口在电视机前观看一个城市体育场上发生的事件，这种情况并非常见。巧妙地引起公众注意一定是策划这场袭击的一个因素。对这场袭击的肉体和情感反应也是一个因素。上届奥运会开幕之前，在墨西哥城举行的游行活动就是为了让全世界注意到一种政治局势。游行活动马上遭到血腥镇压，以便赛事如期进行。 现场新闻报道，随着比赛的性质发生变化，这种说法有了反讽意味。在星期二下午5点钟，电视摄像机正显示以色列运动员居住的宿舍，一个体育评论员熟悉的声音数着所报道的警察开始进攻和离去的秒数。当然，这种情况最终没有发生。摄像机拍下了直升机离去的镜头，第二天出现了性质完全不同的影片：穿过军用机场所看到的远方黑暗模糊的景象；非戏剧性的、可推断出来的不停开火的步枪喷发出的光亮。 大多数人会说，这一事件与奥运会精神形成了悲剧性的对比。这种解读能够为人所理解，并且毫无疑问，这一事件是悲剧性的。但是，有一种竞赛的修辞被枪击事件凸显出来。关于意志之战，关于通过训练学会超越痛苦，有过许多满意的评论。其中有些仅仅是一种体育惯例，就像使用“悲剧”、“灾难”、“大不幸”等词来描述运动员倒地或未能取得最后胜利一样。在大多数时候，惯例都能被充分理解。但是，与这类描述相关的事件在任何情况下并且总是在发生，我不敢肯定一种文化本着善意将这类语言继续利用到什么程度为止。 在任何情况下并且一直在发生。当我们试图理解这一事件和反应的时候，不得不强调这一点。每一个人注定要对突变的程度感到震惊。一周以来，我们一直在观看激烈的体育比赛，比赛根据评论员所解释的规则进行，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计算机系统向我们详尽和清楚地显示刚刚进行的赛事情况。报道那天晚上机场事件的基本信息不无讽刺意味，好几个小时之后才有报道，而且事实上电视进行了错误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与事实产生了直接矛盾。与其他竞赛和传播的总体可视性形成的反差是必要的，即便是尖刻的。 但是，这转而影响了传统上表现的世界的特征。他们告诉我，政治在体育运动当中是没有位置的。但是，结合具体的背景，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决定不予考虑你说的那种政治问题。因为谁都能够看到传统的政治。关于民族国家，首先就是旗帜，代表团，代表团团长。每一个人都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奖牌表格是非官方的，事实上每个人都编辑、传播或印制它。颁奖仪式是崇高的，要奏国歌、升国旗。在运动会正式开始的时候，在行进的纵队中间，经常有令人愉快的轻松感：人们挥手和微笑；跳舞和放鸽子。但是，当文思·马修斯和韦恩·科莱特本着同样的精神领取奖牌的时候，他们却被终身禁赛，原因是，他们在奏国歌的时候说话，马修斯欣喜若狂地挥舞着奖牌，向亚军作出运动家的大度姿态，招呼他一起站在冠军领奖台上。事实上，在这些非凡的男男女女背后总是有那么一群人，得到任命或自命有权控制他们。在为死去的以色列运动员举行的追悼会上，由于各式各样的宗教和非宗教的缘故，很难找到适当的郑重形式，追悼会的一个内容是布伦达奇[7]发表讲话，他的讲话粗略地提到了罗德西亚事件，具有直接政治性。联邦共和国总统也在追悼会上讲话，他的讲话比较平和，但同样颇有争议地给世界划了一条界线，这条界线不是在北方和南方或东方和西方之间，而是在恐怖主义者和所有珍视生命生存的事物之间。 在他讲这番话的时候，我环顾四周，看到了各国国旗。我不久就记不得那些代表已经存在的国家，或代表得到恐怖主义或武装反叛行为有力支持的国家的国旗总数。这就是传统的、有规则的比赛产生的一个效果：每一时刻都是起点，同时忘掉先前的历史？在黑色九月运动之前，难道就没有许多光荣革命的非战斗人员？就没有俄国民粹派、茅茅、斯特恩·冈以及成千个各种其他游击队？我知道，我只能对这17位死者表示哀悼，我能记得使他们成为受害者的历史：一部延续的没有规律的历史，在周末，它大大增加了死难者的数量，同往常一样，死难者包括在自己的村子里死于空袭的妇女和儿童。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甚至看过那种屠杀的现场报道，所以我们没有真正的借口忘记它。 不能用一个错误来为另一个错误辩解。我相信这是真理，应该得到普遍应用。在慕尼黑，令人感到震惊的是，编排就绪的对世界面貌的报道受到了世界实际面貌的几个组成部分的一个因素的侵袭。发生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编排就绪的报道行为已经形成了一种重要的政治压力。然后就是一场政治意志之战，17人是它的直接受害者。 一场吸引观众的体育运动？嘲笑是太可怕了，但它提出的问题还继续存在。最近，一位朋友说观众打开电视，选择他喜欢看的夜间战争报道。但是，我遇到的越来越多的人最终不再看新闻，这些新闻连续地报道杀戮和毁坏。他们经常说，世界从来没有这样过：这是一个悲哀的反思，完全不同于明显持有相同观点的机会主义评论和政治声明。真正的变化，除了在慕尼黑，是日益增强的引人注目性，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怎样作出反应。如果观看有关恐怖主义或轰炸节目报道的观众应当受到责备，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有意不看这些节目的观众也应受到责备。或者说，如果我们不仅仅想成为观众，而是想成为参与者的话，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有幸加入切实可行的政治过程，但是有几百万人则没有，其中的一些人走向了极端，成为我们这些人所说的恐怖主义者。在说那番话的时候，还是有必要记住，恐怖是现实存在的：它不是一种说法，或仅仅是一种策略，而是屠杀。 有谁不想看到世界就像奥林匹克运动会所表现的样子呢？地毯式的电视报道，大多数是令人愉快的，有一些是非常刺激的。不同寻常的体育表演，越过了所有心胸狭隘的沙文主义和仪式。但是地毯式的报道马上被撕裂了。 美国电视印象记加利福尼亚的电视节目在早晨6点钟开始。在早饭时间，你能看到第一场电影。如果整个一天你都加以留意的话，那么，在第二天早晨1点夜间电影开始之前，你能看到6部以上的影片。在当代加利福尼亚的电视节目中，电视电影最多。 但是，我们是在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两三个最富有的地区之一，旧金山的南部，在据认为正在产生未来的地方。沿着这条马路往下走，德福雷斯特[8]曾经在那里发明无线电电子管和有声电影。沿着这条马路往上走，他们在那里发明了晶子管。穿过这条马路，一位年轻的工程师发明了家用卫星电视接收天线。在这块技术的心脏地带，我们正在通过一个光线摇曳的小匣子观看老式影片。社会力量对技术力量的支配地位，在这里表现得最明显。 我们很容易收到6个频道，尽管没有一个效果好的频道。美国电视画面的一般质量普遍很差，好像确实如此。但是这似乎是一个次要的问题。旧金山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或许是世界上最名符其实和最活跃的大都市。在港湾地区，有两所世界名牌大学和6所其他大学。年龄群中约有一半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可是，如果你只看电视和听收音机，而广播制度不健全和糟糕之程度令人感到可怕和毫无希望，你可能认为你是在一个非常小的小镇里：恐怕还不止是小镇。只有伯克利独立调频无线电台和苦苦挣扎的旧金山公共电视台，表现出这五百万人口的某些非凡的文化和知识资源。 在我们这些“现代化的人”看来，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意义的经验。广告对网络和当地电视台造成损害的程度，甚至在事先知道这一事实的情况下，也会令人感到吃惊。一部影片要被商业广告打断好几次才正式开始。你很快就会了解详细情况。一小时之内，每隔6到9分钟就来一次广告。中断的习惯已经变得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大多数电视台也在你观看的电影中插入两三部过后要播放的电影的预告片。有时候，这会产生一些超现实主义效果。由于插播商业广告和预告片的间歇通常没有惯用标志，连续镜头可能从洛杉矶释放的恐龙跳到声音深沉的妇女为用咖啡留住丈夫表示忧虑，跳到印第安人从远方的地平线上走过来，跳到巴黎饭馆里的一个姑娘突然从餐桌边跑掉，开始放声大哭。或者你能看到较常用的有意义的连续镜头。简明新闻也定期被中断以插播商业广告。一天晚上，正在播放令人撕心裂肺的、残疾人从越南的老虎笼子出来的画面，连续镜头的下几个画面却是一群孩子在新英格兰的花园里奔跑，欢唱一首关于谷类食品的歌曲。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最深层次的缺点在于制度结构本身。如果你重温20年代的广播状况，你就能够看到，当时广播几乎只被视为节目播送。播送的节目材料被认为是已经存在的事物：国家庆典、体育赛事、音乐会和戏剧。在英国，我们有为独立制作提供保证金的播放权，这似乎算是很偶然的了。在美国这只是间或发生，现在能够深切地感觉到结构性的后果。你必须费好大劲才能让自己想起来，你现在所在的国家，在电影、流行音乐、调查性报道方面，在两代人的时间里领先于世界。你必须付出好大努力才能记住，假如港湾地区是一个独立共和国，那么，它在本世纪取得的学术和文学成就显然将被认为卓越非凡。但是，在广播制度方面，正如在一些其他社会方面，你感觉不到你是在一个物质和文化都很富有的国家。事实上，你感觉到自己是在一个贫困地区。 并非如此，知识分子们告诉我（正像除了在英国之外，他们在世界各地所做的那样），我们不看电视。可是并非如此，他们看电视。他们在情感上卷入了一部实况系列纪录片《美国家庭》，这部纪录片追踪拍摄一个加利福尼亚家庭。在拍摄过程中间，妻子提出离婚要求：它是一种新的、贴近的观察和谈论邻居的方式。最受观众喜爱的、能够产生万人空巷效果的节目是所谓的《杰作剧场》，这个节目中播放的连续剧却是从BBC二台的经典连续剧中选出来的。这是在公共电视网络上播放的。在我离开的时候，他们正开始播放《通往自由之路》，可是从前这个节目被拒绝提供公共电视资助，原因是，正如含蓄的解释所说的，它的“成人内容太多”。可是，在充斥着被官方禁止的、耀眼的“半裸体”和“全裸体”字样的街头招牌的旧金山，单独就能买到这部连续剧，并且你能够得到一本有会员签名的平装本萨特小说来作为礼物。为了继续办下去，这家公共电视台，KQED，不得不与几百名年轻的志愿者一道，经营拍卖和调动会员的积极性。整个结构的致命错误是缺乏节目制作的资金。KQED几乎没有制作出令人钦佩的节目。《新闻室》是轻松自在的一个小时的新闻和讨论栏目。《世界新闻报道》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栏目，在节目当中，来自附近大学各系的4个人讲述本周外国各家报纸的内容。还有供教师和少数民族——中国人、黑人、奇卡诺人——观看的好节目。但是你走进富裕的、光怪陆离的旧金山，发现KQED坐落在高速公路下一座小楼里，《新闻室》的记者们挤在一间屋子里，坐在办公桌前赶新闻稿。KQED播放的大部分材料都通过公共电视网络：《芝麻街》和《电子公司》；公众事物节目《第一线》，《比尔·莫尔斯日记》，《华盛顿周评》。当我来到KQED办公室的时候，他们刚刚制定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上面说，这三个公共生活节目明年都得不到资助，原因是，负责拨款的委员会大多数成员都换成了新成员。甚至《新闻室》和《世界新闻报道》都处于危险之中。悠闲自在的节目主持人一下子变得绝望起来，他们请求观众，如果发现这些节目有用就来信说出来。 有用!你不得不住在先进通讯技术中心，以其他方式发现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以便获悉关于它们有用和必不可少的看法。《纽约时报》来得晚，除此之外，有一家独立经营的无线电台和这家苦苦挣扎的公共电视频道，加上使用多数频道的极少数地方广播电台。在这三类广播电台中，国家网络新闻还算不错，但是它应付不了目前生活在美国所需要和要求的信息数量和水准。有趣的是，网络一直遭到尼克松政府的训斥。如果他们的报道变得软弱无力，讨论节目被逐出公共电视台，那么这就是一个强权社会，一个大多数公民几乎得不到真实消息的社会。我记得我曾经费好大劲才了解到关于法国大选、智利大选和美元危机的真实情况。与此同时，我非常明白电视上所播放的咖啡或者谷类食品或者汽车销售广告中的可恶伎俩。 公平地说，我了解旧金山监督委员会和政绩非凡的阿里奥托市长采取的每一措施。它促使我重新思考地区的和当地的新闻，以及所说的社区新闻。当然，作为一名来访者，我了解得还不够深入。但是，每天晚上，我在多数频道上都能看到当地新闻是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的三倍。这些当地新闻只不过增添笑料而已。演播室里有4个人，两个人报道新闻，一个人报道体育，一个人报道天气情况。气象预报员是嘲笑目标，这已成为惯例。例如，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首席新闻播音员讲话非常快，在所有的当地新闻报道结束之后，他就会说，“接下来是由彼得报道天气预报——我跟你说，他的棕褐色皮鞋与他的领带非常不配。然后是法国和智利大选，美元在国外仍旧受到打击，以上信息和其他情况的详细报道，请见继续播出的《新闻风景线》。”这种“继续播出”公式值得注意，因为它纯属子虚乌有：就像《等待戈多》的结尾那样。《新闻风景线》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只有当它们即将插播商业广告的时候，才会“继续播出”。但节目最后返回气象预告员那里。他面前有气象图和标志，可是每次在他张嘴说话之前，就开始调侃他的领带或棕褐色皮鞋，在剩下的极短时间内，他迅速地预报完整个大陆的天气状况，你简直不知道他是否预报了龙卷风。碰巧，今年冬天加利福尼亚的天气非常古怪，下雨的时候比往年多，以致天气预报节目结尾的说明文字经常是“做事无碍（但要带伞）”。一天晚上，一个气象预报员打破常规，对异常天气的议论很见才智，很能使人增长见识。演播台后面其余三个人的脸上露出了被逗乐的顽皮表情。 简直烦死你了。它就像商业广告的主导风格那样，利用众所周知的方式，用颤音发声和提出建议，让人看起来喜欢或感到愤怒，但是，在人们所期盼的高潮之后，例如说完“好吧，我试一试”或“好主意”之后，还有其他妙语。我只能重复我对这一切与遇到的人之间的差距表示出的惊奇之感。人们认为加利福尼亚是快节奏的：我发现它在表面上是异常的轻松自在，甚至昏昏欲睡。我怀疑它是否是未来，但是，假如它是未来的话，在这里，喷气式飞机和军事电子学领域，经历着一种惊人的、几乎是触摸得到的私有化过程。在外部不断的冲击下，出现了这么多无声无息的智能，这么多敏感的温文尔雅；结果也产生了这么多孤独的绝望。可是这一切几乎没有在公共的声音中出现，除了偶有例外，也找不到对贫困表示抗议的声音，在富裕的加利福尼亚——它的富裕程度在世界上排列第九——你只需乘坐公共交通车就可看到真正的贫困，不仅许多黑人、奇卡诺人和中国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而且许多穷白人也在艰难地生活。富有而稠密、数量异常多的中产阶级似乎能够掩盖这一切，直到你利用各种渠道了解了真实情况。不用说，这些渠道不是电视频道。 我在加利福尼亚的电视上看到了一些不错的老电影。但是，两场电影的播放间隙，我收看了警匪连续剧、开发智力的猜字游戏、偶尔获得有限成功的连续剧，如《都是一家人》，以及比较容易引起反响的热线点播节目。当然还有某些不错的体育节目，当我看这些节目的时候，我认识到了这种广播系统所产生的后果，这种制度不以提供最低保证资金或提供长期资助资金的方式，资助任何重要的独立节目制作。电视节目当中最缺少的是有原创性的戏剧（尽管当地的戏剧人才是在小剧院里，但是早期的美国电视戏剧是非常出色的）和一整套专题节目、纪录片、特殊报道，而这正是英国电视的主要力量。我回到英国，在大多数其他方面，感觉到非常超然于我们当前的制度和态度，当然，我的感觉不存在低估我们自己的媒体在当前衰落的倾向，我们的许多媒体逐渐在效法错误的美国模式。但是，现在该到回忆一个聪明的加利福尼亚人说过的话的时候了，当我们离开的时候（那些天正播放《奥兰基郡黑手党》，他的话显得尤其适当），他对我们说：“不要让他们将世界变成加利福尼亚。” 原载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 注释： [1] 此处省略了这篇就职演说中的介绍部分。 [2] 岸边区在英国伦敦泰晤士河南岸，旧时为剧院密集的区域——译注。 [3] 瓦特·白哲特（Walter Bagehot［1826-1877］），英国作家和政治学家，《英国宪法》的作者。 [4] 阿根廷军队于1982年4月2日占领福克兰群岛，于6月14日向拥有30艘战舰和6000名士兵的英国特遣部队投降，威廉斯的这章文章完成于他们投降之前。 [5] 加尔铁里将军是福克兰群岛冲突期间阿根廷军政府总统，在阿根廷军队投降之后失势。 [6] 1972年9月5日，包括11名以色列奥运会运动员在内的17人遭到枪杀。劫持者以他们为人质，要求释放囚禁在以色列的200名阿拉伯突击队员。人质的劫持者，黑色九月运动的巴勒斯坦游击队通过谈判得到一架飞机，准备飞往开罗，但是据报道，在慕尼黑郊外的军用机场，德国步枪手向他们开火。在混乱的战斗中，一些以色列运动员可能被救援人员打死。在被杀的以色列人质当中，至少有两名乔装为运动员的以色列特工人员。 [7] Avery Brundage，美国业余运动员，从1952年至1972年任国际奥委会主席。 [8] De Forest，美国发明家，有“无线电之父”的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