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雷蒙·威廉斯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和上层建筑 1973年11～12月 说明：此文写于1973年11-12月，1982年发表于《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杂志。
任何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现代理解都必须从考察关于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的命题开始。从严格的理论角度来说，这实际上不是我们选择的起点。要是我们从原本同样重要、同样真实的一个命题，即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命题开始，说不定在许多方面会更可取。这两个命题并非必然互相否定或处于冲突之中。但是基础与上层建筑命题，因其比喻性的因素以及它固定而明确的空间关系的暗示，起码在某些人手中会构成对另一命题的非常专门化的有时不可接受的看法。在从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的转换中，在主流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中，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的命题，到目前为止，已被普遍地看作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关键。 当我们试图分析这一命题时，它包含的关系术语即”决定”，具有语言学和理论意义上的很大的复杂性，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与“决定”有关的语言，甚至宿命论的语言都是从唯心主义尤其是关于世界与人的神学解释中继承而来。有意义的是，正是在他的一个熟悉的倒转，他对公认命题的否定中，马克思使用了这个词语，该词在英语的翻译中成了“决定”（determines）（常用的并非不可更改的德语词是bestimmen）。他在反对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一直强调人之外的某种力量，或者这种力量世俗的版本：一种抽象的决定性意识。马克思自己的命题明显地否认这种意识形态，而把决定的源头归于人类自身的活动。但是，特定的历史和这个术语的连续性却提醒我们，在“determine”一词的平常使用中，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可能意义与内涵，这在大多数主要的欧洲语言里是普遍的。一方面，从神学的继承中有一种完全地预告或预示，以至完全控制后续活动的外部原因的观念，而从社会实践的经验角度，又有着作为设定界限，施加压力的决定观念。 在设定界限，施加压力的过程（姑且不论是由于一个特定发展的某种外部力量还是内部法则），与后续内容（subsequentcontent）基本上被先在的外部力量所预告、预示、控制的其它过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在考察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许多寓意之后，不妨说上述第二种意义，即预告、预示或控制的观念，常被明显或潜在地使用着。 上层建筑：界定与修正关系术语成为我们在这个命题中必须加以检讨的第一个对象，但我们必须通过考察相关术语本身才能达到目标。“上层建筑”（uberau）最引人注目。马克思以后，它在一般的用法上，获得了一个单一“区域”（auni tary“area”）的主要含义，其中可以放置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所有活动。但马克思本人与恩格斯的后期通信中以及后来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许多要点中，对某些上层建筑活动的被决定性质进行了界定。第一种界定涉及时间上的推迟、多种复杂情形和某种间接的或相对远的关系。上层建筑最简单的观念，仍没有完全废止，它是以多少有点直接的方式对上层建筑中的基础实体进行反映、模仿或再生。反映和再生的实证主义观点当然直接支持这种观念。但因为在许多文化活动中，找不到这种关系，或者说，不能不费吹灰之力或对所研究的材料和实践不牵强附会就找到这种关系，所以，对上层建筑的解释就采用了时间上的推迟，著名的滞后，不同的严格意义上的复杂性、非直接性。在非直接性中，文化领域的某些门类如哲学，距初始的经济活动距离更远。这是对上层建筑观念界定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这是一个起作用的界定。第二个阶段与此有关，但更为基本，因为联系过程本身得到了更实质性的考察。这是一种引起了现代意义的“中介”（mediation）概念的再思考。在中介概念中，一种不仅仅是反映和再生，确实也完全不同于反映和再生的东西能动地产生了。在20世纪后半叶，有一个“同构”观念（homologous structures），在上层建筑的过程与基础实体之间，可能不存在直接的或特别明显的相似，但可以通过分析发现重要的结构上的类同或对应。这和“中介”不是一个意思，但属于同样一种修正，因为基础和上层建筑间的关系不再被认为是直接的，在操作上也不仅从属于滞后性、复杂性和非直接性。就基本性而言，此关系不是直接的再生。 这些界定和修正是重要的，但在我看来，对普遍接受的“基础”观念并没有得到同样仔细的考察。而且我认为，如果要理解文化过程的现实，“基础”是更重要的需要考察的概念。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命题的许多用法中，因为语言习惯的问题，“基础”逐渐被基本看成一个客体，或在经过修饰的实例中，被几乎千篇一律地经常静止地看待。“基础”是人类真正的社会存在。“基础”是与物质生产力发展阶段相对应的真正的社会关系。“基础”是发展的特定阶段的生产模式。我们制造和重复着这类命题，但其用法却非常不同于马克思对生产活动的强调，尤其是对构成所有其它活动基础的结构关系的强调。因为生产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可以通过分析得以发现并具体化，但实际上它从来既不规范也不静止。在生产关系及以后的社会关系中存在着尖锐冲突，这确实是马克思的历史感的核心命题。由此，这些力量的活跃变异的连续可能性也得以成立。另外，和马克思观点一样，当这些力量被看作真实人类的特定活动和关系时，它们意味着的活跃、复杂和冲突的程度比已经成型的关于“基础”的隐喻性观念所能允许我们意识得到的程度强烈得多。 基础和生产力所以，我们必须说，当我们谈到“基础”时，我们指的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状态。而且，我们不能赋予这个过程以一些固定的特征，以免随后转移给上层建筑的多变过程。大多数想使这普通的命题变得更为合理的人都集中精力对上层建筑观念进行推敲。但我得说命题中的每一个术语都必须在明确的方向上进行重新估量。我们必须把“决定”重新定义为设定界线和施加压力，而不是某种内容被预告、预示和控制。 我们必须将“上层建筑”定义为文化实践的相关范围，而不是一个被反映的、被再生的、尤其是依赖性的内容。关键是，我们必须将“基础”从固定的经济或技术抽象物观念中抽出，而推向人类真实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其中包含着基本的斗争与变异，因而成为总是处在运动过程状态中的特定活动。 值得考察的是隐藏在习以为常的定义之后的更深含义。“基础”，尤其是它的某些概念在20世纪的发展中，逐步纳入了一种基础工业的强烈的限制性的含义。甚至重工业的强调也扮演了某个文化角色。这样就提出了一个普遍的问题，因为我们发现自己被迫再次审视“生产力”的普通概念。但在此我们必须做一些非常关键的区分。的确，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中，他在非常特定的和专门化的意义上思考了与那种生产模式相对应的“生产劳动”（productive work）。在《导论》中有一个难懂的段落，其中，马克思认为制造钢琴的人是生产工人，销售钢琴的人是否也是生产工人却成了一个真正的问题。但他也许是，因为他为剩余价值的实现做出了贡献。但至于演奏钢琴的人是否是生产工人，则对于他自己和其他人，都不成其为问题：他根本不是一位生产工人。所以钢琴制造者是基础，而钢琴家是上层建筑。 作为一种分析文化活动的方式，偶尔也作为分析现代文化活动的经济学的方式，这种观点非常明显将导向困境。但对于任何理论阐述来说，关键要认识到马克思藉此致力于分析一个特殊种类的生产，即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他对模式的分析中，他必须赋予“生产劳动”和“生产力”的观念一种专门的以生产商品为形式的对材料的最初劳动的意义。但这一意义是从他更核心的“生产力”观念中明显地缩减而来，在文化背景中也非常有害地偏狭化了。在生产力的观念中，做一些简要的提醒，一个工人生产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他自己，那种劳动的事实中的自己，或者是生产着自身及其历史的人类更宽泛的历史的重要性。现在当我们谈到基础，谈到首要的生产力时，我们是像在这个命题的退化形式中形成习惯那样，指向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意义上的首要生产，还是指向社会本身的首要生产、人类本身的首要生产、以及真实生活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拥有更开阔意义上的生产力，我们就会以另一种方式看待基础的整个问题，我们就不会那么受诱惑而将一些有活力的、刚开始在开阔的意义上是基础性的生产性社会力量，解释为上层建筑性的，即仅仅是派生的。 整体观念的作用至此，由于基础和上层建筑一般命题的诸多困难，就出现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主要与卢卡契有关的对于社会“整体”（totali ty）的强调。社会实践的整体反对基础及其作为结果的上层建筑这种分层的观念。这个实践整体的概念与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观念相容，但并非必然地按照一个基础和一个上层建筑来理解这一过程。现在整体范畴已变得平常，而在许多方面，确实它比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观念更易于接受。不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保留，整体观念非常容易排空它的主要内容：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命题。因为假使我们说社会是由组成一个具体的社会全体的大量社会实践组成，如果我们给予每一个实践以某种特定的认识，只要它们以一种非常复杂的方式互相作用、联系、结合，那么我们一方面正更明显地谈论现实，但另一方面正从现实中有决定的过程这一主张中撤离。而对我来说，我十分不情愿这样做。事实上，关于文化理论的任何整体观念的最重要问题是：整体的观念是否包括意图的观念（the notion of intention）。 如果整体仅仅是具体的，仅仅是对大量同时发生的形形色色的实践的认识，那么它就完全抽空了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容。意图及意图观念恢复了关键问题，或者说关键性的强调。因为如果说任何社会都是由那些实践组成的一个复杂整体，这一事实是真实的，那么，同样真实的是，任何社会都有一个具体的组织，具体的结构，该组织和结构的原则可以看成直接与某些社会意图相联系。我们通过意图界定社会，在我们所有的经验中，意图已成为特定阶级的规则。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模型的天然未凿带来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便是看起来已不尽天然的人见人爱的模型——整体的模型或者复杂全体的模型。可这整体已排除了社会意图的事实、特定社会的阶级特征等等。 这提醒我们如果全部放弃上层建筑的强调，我们的损失会有多大。因此，我很难在平常使用的公式的意义上将艺术和思想的过程看成是上层建筑性的。但是在社会和政治思想的许多领域，如某些种类的认同理论、某些种类的法律、某些种类的机构，毕竟在马克思原初的公式化中，构成了上层建筑的绝大部分——在所有这些社会形态中，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活动和建设的决定性领域中，如果我们看不到上层建筑的因素，我们就根本不可能认识现实。这些法律机构、理论、意识形态，平素常以自然或拥有普遍的效果和意义相标榜，其实必须被看作对特定阶级统治的解释或认可。当然，基础和上层建筑公式的难以修正与许多斗士的感受力有关——这些斗士不仅要打经济战，而且同样也要反对机构与观念——如果这些机构及其意识形态不被看作具有这种依赖性的认同的关系，如果他们关于普遍效果与合法性的主张不受到否定和抨击，那么就再也看不到社会的阶级特征。这一直是作为文化过程描述的一些整体观念的作用。事实上我想我们只有把整体观念与马克思另一个关键概念“霸权”结合起来时，才能恰当地使用整体观念。 霸权的复杂性强调了霸权并且以在我看来如此罕见的深度理解霸权，是葛兰西做出的巨大贡献。因为“霸权”假定真正的完整的事物存在，它不仅仅是次等的，上层建筑性的，如微弱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它存活在一种深度中，并以如此程度渗透于社会。按葛兰西的说法，它甚至构成了在其控制之下的多数人常识的内容及局限，所以它比任何源于基础和上层建筑公式的观念清晰得多地对应于社会经验的现实。因为如果意识形态仅仅是某一套抽象的、强加的观念，如果我们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观念、假定和习惯都仅仅是特定的控制，以及一种外在的可以轻易废止和取消的训练的结果，那么，社会将比在实践中的任何时候都容易得多地进行运动和变化。在我看来，深深渗透进社会意识的霸权观念非常根本。霸权观念比一般的整体观念更有优势，因为同时，它还强调了主宰的事实。 但是，有时当我听到霸权的讨论时，也感觉到作为一个概念，它正被拉回到“上层建筑”在一般的用法里已经显示出的相对简单、规范、静止的观念。确实我想如果我们要谈论任何真正的社会构成，就不得不给予霸权一个非常复杂的解释。首先我们不得不给出一个考虑到霸权真正而连续变化的各因素的解释。我们必须强调霸权不是单一的，它自身的内在结构高度复杂，并一直处于更新、重建、抵抗之中，尤其是，它的结构会持续地受到挑战，并在某些方面得到修改。因此，我想建议一个考虑到这种变异和冲突、多种选择和变化过程的模型，而不简单使用“一种霸权”或“这种霸权”。 在一些最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中，很明显的一点是它对人们所称的“时代问题”（epochal questions）比对于人们所称的“历史问题”（historical questions）精通得多。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在区分不同社会时代的大特征方面，如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比在区分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同阶段，以及这些阶段的不同时刻方面，通常优越得多。对这些真正的历史过程进行分析，需要比只关注主要轮廓和特征的总是宏大的时代分析明确而细致得多。 这就是我一直努力运用的理论模式。我要首先说在任何社会、任何特定阶段，总存在一个实践、意义和价值的核心系统。这意味着它的价值无从推论，我所有的意思是它是核心的。实际上我要称它为组合系统（acorporate system），但这样有可能使人迷惑，因为葛兰西用“组合”一词意味着与霸权的普遍的、主宰的因素相对立的服从。总之，我所想到的是意义与价值核心的现行的、主导的系统，它不只是抽象的，而是有机的、有血有肉的。所以霸权不该仅仅在意见和控制的层面得到理解。它是实践与期待的总和，是我们能量的投入，是我们关于人类及其世界本性的一般理解。这是一套意义与价值，当它们像实践一样被人体验的时候，它们与实践显得互相明确有效。因此，它构成了一种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现实感，一种经历过的现实的绝对感，超越了经历过的现实，社会上大多数人很难在他们生活的大多数区域行动。 但是，除了在有时抽象分析的操作中，这决不会是一个静止的系统。相反，我们要理解一个现行主导文化，只有了解这种文化所依赖的真正的社会过程。我指的是并入（incorpora tion）的过程。并入的模式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教育机构常是一个现行主导文化传递的主要代理，现在这成了一个主要的文化活动和一个经济活动，实际上它们同时发生。而且，在哲学的层面上，在理论的真正层面以及在不同实践的历史层面上，存在着一个我称之为选择性传统（selective tradition）的过程：从一个现行主导文化的角度内，它总是作为“传统”、“重要的过去”逐渐消失。但选择性（selectivity）总是问题关键，从过去与现在的全部可能领域中，以这种方式选择一些意义和实践进行强调，一些其它的意义和实践则被忽视和排除。甚至更为关键的是一些意义和价值被重新解释、歪曲，或者放入支持或起码在现行主导文化中不与其它因素相冲突的形式中。教育的过程;家庭式机构内部更为宽泛的社会训练的过程;工作的实用性限定与组织构成;在知识与理论性层面上的选择性传统：所有这些力量都卷入了一个现行主导文化的连续塑造和再塑造。当这些力量被经验过，并被砌进我们的生活，现实就依赖于它们。如果我们知道的仅仅是一个强加的意识形态，或者如果这只是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一部分的孤立的意义和实践，而这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凌驾于他人之上，仅仅占有着我们思想的表层，那么，有人也许会高兴，这将是一件很容易颠覆的东西。 问题不仅在于选择、组织和理解我们的经验的过程所达到的深度，而且在于这个过程是个持续的活跃和善于调节的过程，它不仅仅是过去，不仅仅是我们可以轻易摒弃的意识形态的干壳。如果它是比任何抽象的强加的意识形态更为实在、更为灵活得多的东西，那么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它在性质上能如上所述。因此我们必须辨识那些能被特定的现行主导文化所吸纳和容忍的另一类意义和价值、另一类意见和态度、甚至另一类世界观。这在我们的上层建筑的观念甚至一些霸权观念中一直强调不足。 而这种强调不足却为退向一个不偏不倚的复杂性打开了门路。例如，在政治实践中，存在一些确实的并入模式（incorporated modes）。这些并入模式属于那些观念中经过感知和较量的真正对应面。它们在联合体中的存在的可认知性建立在如下的事实上：无论内部冲突和内部变异激化到什么程度，它们实际上都不能超越核心的现行主导定义的限制。例如对于议会政治的实践来说，这也是真实的，尽管它的内部对立面是确实存在的。不容置疑的是真实社会中所有的实践和争论，决不可能贬为意识形态外壳，对我而言却可以适当地分析为组合的实践和争论，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一点，不论其内部冲突和变异激化到了什么程度，它们最终都不会超出核心的组合定义的界限。 但如果我们要完整地表述这个问题，我们还必须重新考虑没有被组合的力量，那些没有成为现行主导文化一部分的实践、经验、意义和价值。我们称之为现行主导文化的另类选择确实存在，也存在着真正意义上被称为对立的东西。这些另类的、对立的形式存在的程度本身就是真实情况下的不断的历史变异问题。在一些社会里，可能发现一些社会生活领域，其中，相当真实的另类至少被忽视（当然，适当的情况下，它们可以成为组合构成的一部分）。对立面及其表白的可能性的存在、开放的程度等等，又依赖于非常明确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与现行主导文化相联系，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另类的对立的形式的事实，就必须看作从属于历史变异，并具有与主导文化本身的事实一样非常重要的来源。 残存文化和突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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