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雷蒙·威廉斯 -> 《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1989）
七 重新界定社会主义民主
劳工的前进步伐停止了吗?
1981
如果仅仅是前进中的立定，整个问题就简单得多了。人们使用这类比喻的目的，是为了使讨论变得更加生动，但是“前进”这个词可以追溯到以步兵浴血拼杀为主的古代作战。现在只有在操场上还在演练这种作战，由士官大声下达各种口令。实际上“立定！”也是其中的口令之一——其目的是准备下达新命令，重新组织，或稍事休息。肯定有一些人，包括一些处于所谓领导地位的人，确实就是这样看待目前的政治形 势的。
我们其他人不能这样做。对于我们近期遭到的重大挫折，有些人从一开始就看清楚了，很多人现在正在慢慢地领悟。我们不应当用比喻来进行掩饰。失败已既成事实，而且败得很惨。在1945年或者1946年，甚至在1974年，我们有谁会相信在20世纪80年代初不仅会有一个强大的右派政府，小有成功地倒退到30年代的政治和经济之中，而且——更糟糕的是——会出现一个实际上使英国工人阶级深受其害的社会秩序，造成数百万人失业的残酷事实？
这是任何一个持“前进”看法的人都没有想到的。既然事情已经发生，就必须直面以对，1978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他没有采取那种无所谓的态度——“做两个深呼吸，吐一口唾沫，呸一声‘撒切尔’ ”——而是比较认真地审视我们的组织、设想和理念，以便理解像这样毫不掩饰自己的反动力量怎么能打败我们的（哪怕是暂时的）。有些人并没有因此感谢他。习惯上的嗤之以鼻，习惯上的重下决心（“下次等着瞧”），做起来要容易得多。
他没有说自己的所有分析都是正确的，但是他所说的却是一个很好的起始点。我首先来谈一个关键问题。这么多年的经历之后，我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实事求是地谈论一个所谓“劳工运动”的单一整体？我们大多数人也像霍布斯鲍姆一样，知道先前我们为什么把它称之为运动，并且参与到其中。这是在艰苦条件下的凝聚力，为的是相互帮衬，把直接的斗争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并超越这些斗争去改变社会。这是一场运动，而不是一个机构。它是有组织的，但不只是为了维护一个组织，而是为了使这个运动不断壮大。
当然我们也必须说，在这场运动发展比较顺利的时候，它的许多机构都建立起来了,它们被作为现代社会的一套机构而得到承认，并拥有各种大型复杂组织以使之正常运作。这既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问题。即使一场运动的现实并非总是如此，但在这些变化了的条件下，它的形象却依然如故。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都经历过的：即工业和政治“两个翅膀”的形象。什么翅膀？是飞鸟的翅膀，还是飞机的翅膀？在一个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秩序中，如果有一个翅膀开始把自己看成是“自然的执政党”，其实就是把自己看成是议会中独立、自治的力量，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如果另一个翅膀出于自身的原因开始向相反的方向拍击，那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对于一只飞鸟或者一架飞机来说，这样就会出现倒栽现象，在倒栽过程中你可以听见它们相互指控的声音。两个翅膀？那么躯干在哪里，头又在哪里？自1945年以来，我们还没有碰到过像这样的严重问题。我们不断地说两个翅膀要不断保持接触，要注意共同飞翔，而且保持一致的速度，必须稳健地拍击，飞向毫无争议的共同目的地。但是对这个问题现在有必要提出质疑。像现在这样，这两个翅膀是不是还属于同一个躯干呢？
从最原始的含义上来说，还属于。它们不仅是历史的创造，而且是英国劳动群众主要组织的具体化。霍布斯鲍姆所说的这种创造和具体化的条件问题以及在社会条件方面真正重大的后续变化——部分原因是它们的成功——在我看来都是真实的。但是，这些变化的影响有两种：一是对整个运动（现在它在某些方面仍然可以被看成是一场运动）产生的影响，二是对这场运动的具体要素以及在许多方面已成为独立的、在很大程度上自我标榜的机构产生的有选择性的影响。他是否对这两种影响进行过充分的比较？
首先来看它们对工会的特殊影响。霍布斯鲍姆所分析的因素都是历史事实，是难以改变的，由于劳工运动进程本身的急剧变化，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因素实际上肯定会得到强化。同样明显的是，它们已经导致某些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倾向，导致了他所说的宗派主义和经济主义的讲求实际的习惯做法。
但是我们必须再退一步，因为就其本身而言，这只能很快导致“倒栽”过程中的相互指责。若千年之前我把其中一种相同的现象称为“好斗的排他主义”。这种表述很别扭，但我想要超越我那个“社会主义战斗性”的简单准则。当然，几乎所有的劳工斗争开始时都是排他的。人们认识到他们所共同面临的情况和问题，力争联手改变这种状况或者解决这种问题。不过这在工人阶级中并不少见。只要看看股票经纪人、乡村土地拥有者或者私立学校校长那种争强好胜的劲头就明白了。工人阶级自我组织的独一无二、不同寻常的特性就是，它历来把具体的斗争和总的斗争以一种相当特殊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作为一场运动，它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把乍看起来异乎寻常的说法变成现实：如果把对某些具体利益的维护和推动适当地组织在一起，实际上是符合总体利益的。这毕竟是朝着社会主义理念过渡的时刻。这种时刻的出现不只是一次，而是许多次：它失去过，也找回来过：如果要让它存在，就必须对它加以肯定，并使它继续发展。
你可以说导致这一时刻到来的是理想主义：对一个美好社会的展望。你可以说这是一种艰难痛苦的学习：如果你不能普及并扩大这些具体斗争，不能改变它们的基本条件，你就会失败，或者只能取得部分胜利。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这两种情况都不乏其例。但是，我们不要相互指责，必须坦率地面对一个事实：为了那一时刻的斗争——向社会主义思想转化（就像向社会主义实践的转化）的斗争——至少已经暂时失败了，其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我们在最广泛的层次上被击败的事实——说我们能从失败中恢复过来也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这场斗争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组织内部的原因，无论对我们自身的特定利益进行多少必要的、积极的维护或者推动，都不可能使它起死回生了。在我们的文化中，的确有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事实：认为我们只对自己的私利感兴趣并且这样说的人，不仅仅是雇主和富人以及他们的朋友和代理人，而且还有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包括我们自己组织内部的很多人，他们冷嘲热讽，愤愤不已，而且人数在不断増加。
不过，以前就有人这样说过。我们一听就知道这是老板阶层的宣传。嗤之以鼻，唾之以沫。不过现在的情况比那要严重得多。在贫穷文化中，我们的先辈曾经组织和领导我们许许多多人参加斗争，这些特定利益汇成总体利益的说法要付出某些绝对的代价。那么多人像那样地生活，那是不对的，所以，那些极为贫困、度日艰难的男男女女，无论他们实际上是怎么想的，即使他们只想暂时解脱，没有其他想法，从某种绝对意义上来说，他们也是正确的。事实上，即使是在最困难的岁月，其中有些人也在考虑更长远的事情。现在也经常是这种情况。在近期的斗争中，为地方政府干体力劳动的工人、煤矿工人、医院护士就是这样：具体的要求和真正的总体利益。
再也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种绝对联系会不可避免地存在，当然也不能认为这是工会行动的神奇效应。这只是因为，有了其他一些好的影响，工联主义已经在一些相对舒适，甚至在一些具有相对特权的白领甚至职业性的行业中发展起来，从前那种基于贫困和无助、要经过绝对认可的做法现已不复存在。因此这就远非利益群体之间不亦乐乎的讨价还价了：从内部来看,大多数时候是这样；从外部来看，几乎一直是这样，包括其他许多利益群体也都是这样看的。在有利的情况下，这确实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它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机制的一部分。即使是最现代的资本主义者也只是希望对它进行调节，使它绕过诸如改变社会秩序或者超越讨价还价过程而进行直接行动等比较危险的思想。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见在很广的范围内所发生的事情，在国家、在城市、在大公司中，比较强大的利益群体依然在进行组合,于是我们其他人就说：“他们做，我们也做。”但是除了我们之外，还不仅仅是他们。
在我们国家有数百万处于贫困线边缘以及贫困线以下的穷人，在许多与我们有贸易往来的极贫穷的国家中，穷人的数量要大得多，对于那些目前没有讨价还价条件和程序的人，现代资本主义无动于衷，这是尽人皆知的，也是很没面子的事情。问题是：我们也是这样无动于衷呢，还是要真的有所作为？
这又是社会主义的机会：不只是嘴上说说的。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表明：我们的特定利益就是要提高总体利益，它与总体利益是一致的，至少没有破坏它，我们不仅要使自己满意（这一点往往比较容易），而且要使其他群体中有效的大多数都满意（这一点要困难得多）。另外有必要承认，在一般性的讨价还价——这就是资本主义劳务市场的日常运行机制——的情况下，肯定很少发生这种情况。实际上，只有资产阶级才试图相信：通过一只隐形的手，就可以在追求特定利益的时候确保总体利益。起初的劳工运动以及后来比较自觉、比较有效的社会主义运动，着手挑战、摧毁并最终准备取而代之的，正是这种卑鄙、错误、特权的社会观点。那么我们要说的是，工会自身，如果仅仅起到工会的作用，是无法改变这个社会秩序，建立起一个新社会的。但是随着自身的壮大，它们就可以减少这个社会的影响，使其内部发生_些变化，并最终使现行的社会秩序变得相对无法运行。这些情况一直在发生，但是在这样的变化中，好几代人看到的和想做的事要多得多，那就是政治上的努力：建立工党，资助工党；把工党看成是通向新社会秩序的道路。
霍布斯鲍姆对现代工党以及工党政府——我认为我们仍然必须尽量这么说——的评论，我认为是很实在的，但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个过程起伏曲折，所以很难给它确定一个日子。但是，一方面（其中一只翅膀），长期以来人们清楚地看到，虽然工党在议会中进行了多项重要改革，但却没有改变这个社会秩序的意向。在同一时期，工会运动也没有真正敦促工党去做这类事情，虽然它支持这些改革并坚持要求得到对工会来说非常重要的具体措施。相对而言，这两只翅膀之间的相互指责是没有意义的。时机的选择也许经常出错，许多细节问题都经过争论，但是那漫长的、缓慢的翅膀动作却大体在同一个方向上：向着看似合理的未来，这也许是我们大家都会同意的，但是它现在却突然被取消了。
这就是目前的危机。这就是那些简单的“前进”思想的错误所在。处于改革中的工党和进行稳健的讨价还价和自我完善的工会运动的前景——在这样的前景之下，曾经有过许多重大的收获——似乎突然之间到了尽头，进了死胡同。
所以我毫不怀疑，现在的大多数领导人，就像以前每次世界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一样，在他们强大的组织机构内部依然充满信心，并且会不遗余力地维护老的看法和老的做法。除此以外，他们大多数人实际上究竟还能做什么呢？正如他们所说，这一直是他们毕生的事业。但是，此前并没有发生老的领导人有什么变化的情况，他们也没有很快被有新思想和新方法的新领导人所取代。通常出现的情况首先是，这些老机构在外人看来依然十分强大，令人佩服，但是机构内部已开始萎缩（不过要经过很长吋间）；成员失去活力或意志消沉；充满小宗派和小动作；逐渐滋长的无可奈何和玩世不恭的情绪，因为过去的方法好像都不灵了，当然机构内部那些经验丰富的人还在批评新方法很不切实际。在我看来，这是当今工党和工会运动中很大一部分的明显状况。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没有必要感谢说这种话的人了。
那么世界历史上的所谓主要变化是什么呢？难道不就是（呸）撒切尔、（呸）威尔逊或者（呸）别的什么人吗？如果仅仅是这样那就好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具体危机确实存在，而且具有许多本地特色。但是这个危机是一个更强大的国际（包括英国）资本主义向英国资本主义大规模渗透所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军事和政治联盟的政治和文化渗透所造成的。而且，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是在世界性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强大冲击下，那个广义的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危机。在那些终于决定创造自己历史的贫穷国家，就发生了这种情况。由于自身的贫困，它们力图推进自己的具体利益，因为这既是人类的特定利益，也是人类的普通利益。在一些战略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也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而且其影响要大得多。它们能够扰乱并且永远改变有些贸易的条件，进而改变并威胁要推翻过去区域性贸易的常用的一般条件。此外,它还发生在帝国主义联盟和现已很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致命军事冲突之中，而在这些新兴的国家中，大多数并没有我们这样的预见或者愿望。这些不同层次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新近出现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实：在物质方面我们已不能继续走老路；在我们现代劳工运动进程的关键吋刻，尤其是在能源输入方面，至少会面临极大的局限，弄得不好还会出现绝对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坚持过去的条件一成不变，就只能去争夺一些暂时的优势。
这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果真如此吗？在电视上或者在报纸上，我们有些人说得头头是道。可是在它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前，谁也没有真正地理解这个问题。这么说我们受到国际资本主义的渗透了？好吧，那就退出（呸）共同市场或者对进口实行控制。尽管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但真正的世界并不是静止的。因为资本是可以迅速增长的，其速度是任何人为动作所望尘莫及的，工作机会可以很快地转移到劳动力廉价或者劳工组织不健全的地方。为了降低成本、恢复利润率，英国资本可以在一夜之间转入某个方便旗[1]下。可是我们其他人还在这里，在这个曾经充满荣耀，在世界市场占据优势和优越地位，而现在这个地位正在消失（已经消失？）的岛上。所以我们是不是应当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和更高的效率？让英国的资本主义自己实现现代化。但是要以我们为代价吗？尽管我们在过去若干年中，经过组织已经稳步降低了利润率，现在是不是要重新就利润率进行谈判？即使我们四周都飘扬着方便旗，即使那些国际公司正准备挥手告别，这也是不大可能的。
现在是差异效应的时候。在议会中的工党把这场危机的部分问题摆到了桌面上，把新的社会秩序问题置之脑后，决定接受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民族主义，从公共税收中找到使英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途径。这一来，反对它的就不仅是那些不愿为提高税收而纳税的人，也不仅是那些“消费者”——我们现在都是消费者——他们对自身的具体利益进行过咨询，发现他们的计算令人满意，认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购买外国的产品。所以要注意这种关于进口控制的说法。但主要是引起了工会运动的激烈反对，当然是出于其自身的理由，虽然这个过程只是英国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及类似国家企业的现代化，但它却从恢复利润率到恢复所谓“生产力”（实际上历来都是用较少的工人生产出同样数量的产品——在必要的新生产流程中，减少了数百万人），从总体上反对工人 阶级既定的短期和长期利益。
从理性上来说，当前这种反对保守党政府的斗争是相对比较容易的。自1966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内部的斗争比较令人震惊：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与目前这个单独的政治纲领之间，斗斗停停，不断达成一些脆弱的妥协。即使我们把撒切尔政府赶下台——幻想也罢，真的也罢 （实际很困难）——我们都不能说我们还可以像以前那样用陈旧的观点来看问题。从主观上来看，许多人的头脑中仍然存在着利益与目标的一致性问题。它珍藏于人们的记忆中，而且经常表现为积极的渴望。但是从客观上来看，这样的一致性已经不复存在，或者正在迅速消失。这就是劳工运动内部的危机（即差异危机）的深层原因，也是霍布斯鲍姆开始描述的。
不过，这是不是这个故事的悲惨结局呢？如果我们相互之间不能开诚布公，不准备做一些新的工作，那就肯定会是这个结局。也许英国工会运动确实会以激进的方式支持这种类型的工党政府或者支持某种更加公开的中央集权的政府。是采用美国的、近期德国的还是日本的解决方法？它将为数量更少的人贏得某些暂时的优势，但这无疑会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劳工运动的终结。当然如果不支持，那么会不会面临失败（不是暂时的而是永久的失败）？如果这场危机进一步深化，如果早就有人想到的更为极权的决策变成大刀阔斧的行动，随时动员公众舆论（早就不那么讨厌了）来孤立、控制并最终阉割工会，这不也是一种可能吗？这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这里？在这些方面早就采取了一些步骤。
所以要准备进行积极的防卫？同意，但是在大多数行动中，我们要做的远不只是防卫。在这个实际正在发生迅速变化的世界上，我们必须真正确立一个必要而可行的解决具体利益与总体利益问题的办法，而不是沉浸在历史的记忆中或文字上。这无疑意味着，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要改变关于自身具体利益形式的想法。而且这肯定是非常痛苦的，我们面临着要“真正做到平等”这个异常艰巨繁重的任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我们必须学会一种新的谈判方式，这场运动中最活跃的部分正在采用这种方式，正在重新考虑我们对劳动和劳动生活的看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考虑现实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考虑“收入”和“工资”。
这能起很大作用，但是还不够，因为在这场运动中，在整个社会中，真正失败的是没有一个总体利益的有效概念。这也是关于总体利益的呼吁往往受到抵制和拒绝的原因，我们知道它的形式是不加区分的“国家”，还有“经济”需要等，它一再表现为虚伪的总体利益：是为极不平等的社会或者必然是特权与剥削的体制所贴的一个标签。虽然我们一直在谈论劳工运动的种种失败，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一种貌似悖论的成功。关于总体利益的各种说法坚持要维护_些特定的利益，其虚伪性也就得到了彻底的展示，但还不是自觉的展示，不是在争论水平上，实际只是在感情和情绪上的展示。确实我们对它几乎有了彻底的了解。1945年以来，劳工运动没有对研究、教育和大众争论予以充分的关注和支持，这是它的主要失败之一，这个失败之所以特别令人痛心，是因为它发生在劳工运动的成员以及子女处于能更好地发挥作用的情况下。由于缺乏必要的觉悟和论点，关于总体利益的这些说法的虚伪性仅在日常实践中有所表现，它们不仅站不住脚，而且明显没有人相信，即使在被人提问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背诵这些论点，但往往都是用来对付别人的。
这是一种成功，因为“国家”需要或者“经济”需要这些常见说法确实是虚伪的，但是，如果我们脚下的土地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而所剩下的只是保护并推进具体的利益，这种成功就很危险。即使那些老的说法貌似有理，现在却不可能再采用了。不过，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在规模显然超出英国的时候，必须通过谈判、寻找、协商来构建一个实用可行的、包括所有合理的特殊利益在内的总体利益的概念。
我认为，这只能是社会主义。不只是名称，也不是某种进口模式。我们可以说，我们必须朝着另一个方向前进，朝着另一种可行的民主前进，真正平等地逐步控制那些可怕的、有限的客观条件，这确实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这不仅意味着大踏步前进。这将意味着实际上重新思考我们每一次的积极努力，同时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将意味着建立一个新社会秩序的总体形态，不仅要有令人信服的细节，还要从我们共同的实践经验和严格的理性分析出发。在我们找到共同点之后，这也将意味着我们要尽可能地联合起来向前进，克服真正的阻力，开始付诸实施，也许还要一再进行修正。
翅膀呢？我们必须把躯干放回去，但是唯一能够到达某个目的地的躯干都必须有一个非常清醒的头脑。所以现在迫在眉睫的是研究、信息、论点、发表：对于新型的工人阶级来说，对于一场新的、也是重获新生的劳工运动来说，这些都是具有充分战斗力的条件。
民主与议会
1982
“议会民主的敌人！”的呐喊声甚嚣尘上。保守党人、自由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一些工党领袖以及许多附属记者都在这样呐喊，并且在指指戳戳。我们可以看一看他们在指向哪里。是指向那些对授权加以定性的法官？还是那些政府公务员或者军队中比较神秘、难以指认的人？抑或是金融公司和跨国公司具有的超越议会的权力？秘密警察的政治文件？有些人大致是在指这些。但大多数都人激昂地指着一个方向：指向某些“新”型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那些坚定的左派。
呐喊，那我们呐喊什么呢？我们是不是要像展示战斗勋章那样，展示一份秘密名单，一份明显的拉票名单——作为长期选举服务的证据？我们要不要抓住那些习惯上指指戳戳的手指，看看那些记者，尤其看看他们与哪些有名的公开和民主的机构有关？这很有诱惑力。但是，在任何现代社会中，民主问题都是很严肃、很复杂的，不是简单的公开争论的问题。由于政治体制内部的原因，关于民主与议会的争论的重要新阶段实际早就开始了。社会主义者有必要以积极的姿态介入这场争论。如果在现行条件下我们有一些不同的问题，并有一些不同的回答，那么我们在表述时就必须非常谨慎。此外，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既受到一段传承历史的鼓舞，同时也承担着对它的责任，所以我们不仅要向自己提出一些非常严肃的问题，而且要找出这些问题的困难答案。
一、议会民主
对“议会民主”的呼吁以及对它正受到左翼敌人威胁的断言都需要仔细甄别。首先，“议会民主”是个什么概念？ “议会”是一个限定性形容词，用来指一种民主，但也承认还有其他形式的民主？还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排斥性形容词，表明只有一种真正的民主，而且只能在议会程序中实行这样的民主？第二个问题往往有这样的含义：议会不仅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也是它的充分条件。如果有了议会，那就有了民主。
当然，这样的结论是难以立的，因为在那些根本没有民主可言的社会中，也存在着各种形式的议会。英国中世纪的议会或者叫议事会（parliamentum）,就是国王召集的法官会议。同样是“议事会”这个词，后来被用来指国王召集的贵族、高等神职人员或者各郡各地代表到宫廷来就某项具体事宜进行讨论的议政会（colloquium）。再后来，这样的“议事会”——当时仍然是表示会议和讨论的一般性词汇——成了常用词，而且有别于国王的宫廷会议。最后才有了可以立法并将其提交给国王的宫廷会议批准的“两院”（即上议院和下议院）的定义。所有这些以及后来的发展，都是从绝对君主制到立宪君主制变化的几个重要阶段，但是并没有人对它们下过定义，说它们是民主的因素，当时没有，现在也没有。
但是，如果议会不是民主的充分条件，那么是不是应该给它下一个完整的定义：议会民主，或者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我们所了解的议会民主”？那么选举议会代表的过程就是一个重要条件，这一点得到了人们广泛合理的认可，问题是我们如何识别它并且为它标注年代。这一条件的两个要素，即议会和民主，不仅经常同时出现，而且往往容易混淆。因此“英国议会传统”可以说已经有了七百年左右的历史，而“民主”这个要素的历史要短得多，而且尚有争议：最多也就一百五十年（1832年的选举法修正案），五十多年前所有成年妇女才最终获得选举权（1928 年）。选民人数占成年人口（二十岁以上）总数的比例从1831年的4.4%, 到1868年的 16.4%、1914年的30%、1921 年的74%，到 1931 年的96.9%。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重要而又复杂的阶段往往受到了占极大优势的“议会民主的传统”咒语的践踏，使这些不同的、往往形成对照的因素堕入普遍的甚至“难以回忆”的迷雾之中。
但是，据说这是过去的情况，现在问题的焦点是“我们所了解的”议会民主体制。然而就是这一点也需要仔细研究。假定我们不是从历史而是从形式的角度开始，来界定议会民主及其条件。“我们必须承认，在不同国家的传统中，对它的安排是有所不同的。但是我们也许能在最普通的特点上达成共识。考虑一下这样的定义：议会民主是这样一种体制，整个社会是由一个代表大会来治理的，而这个代表大会是由这个社会的全体成年成员在所规定的间隔时间内，用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出来的，而且这个社会的任何成员都可以成为一个公开的、平等的候选人。所有的正式定义都有其自身的困难，但是这似乎公平地代表了现在流行的议会民主的总体思想。
这样我们就可以提出三个问题。根据这样的定义，今天的英国在多大程度上是议会民主？推而广之，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议会民主决定了一个现代社会的全部治理？最后，在这样一个共识基础上，议会民主和其他实际的或可能的民主制度之间有什么关系？
英国的议会民主
在时下的争论中，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英国是一个议会民主的国家。但是可以证明，这样的假定无疑要依靠这一定义的两个因素同时运作。我们确实有一个议会。我们还有一个成年人参与普选的大选体制，支撑这个体制的是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的通行惯例和约定。这是英国社会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条件，有必要予以支持与捍卫，尤其要反对右翼分子大谈所谓社会是“无法治理的”，并且大谈所谓的“民主危机”。但是为了捍卫它们所代表或者部分代表的真正价值观，我们必须用“议会民主”，尤其是用“我们所了解的议会民主”来衡量这样的说法，而不仅仅停留在表面。
因为，严格地说，首先，英国的议会不是一个机构，而是三个机构的集成，其中只有一个是民选的。下议院是由这个社会中所有愿意参选的成年人选举出来的，而这个社会的任何成年成员都有机会成为候选人（只有少数例外）。下议院的选举其实并不是像所说的那样定期进行的，而是根据最长任期（五年）；在这个期限内，选举日期不是法定的，而是由现任政府的首脑决定的，是一种政治性的决定。它的代表组成是由选举程序决定的，这些程序不需要（其实一般情况下也没有）与选票的实际分布有直接相应的关系或者密切的关系。然而，它却是一个选举产生的代表机构，而且往往就这样被称为“议会”。
然而，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英国的议会只有这个成分是选举产生的。议会中的另一个议院，即上议院，由有一定等级的世袭贵族所组成，通过任命可以担任国家公职，可以通过皇权和政治来任免。两院间的权力分配问题历史久远，而且充满矛盾对立。到了20世纪，下议院取得了实质性的优势。然而，从形式上和实际上来看，在所有的立法问题上，议会仍然由两院共同发挥作用，并与第三方发生联系：世袭君主的“钦定”：法律的制定要得到最尊贵的女王陛下.本届议会的上议院神职议员和世俗议员,下议院以及同样的权威机构的提议和认可。只有“御驾亲临议会”，下议院议员被召集到上议院，聆听代表王权的“女王演说”，议会才称得上完整。
这似乎不像是现代选举民主的语言和程序，这一点是几乎不争的事实。当然，实际上这一真实情形的某些方面只被当成了一种仪式：也就是白哲特[2]所说的宪法中的戏剧元素。其中有些情况肯定是这样。众所周知，“女王演说”是由在下议院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府决定并起草的。在这样的场合下，精心安排的奇特服装和仪式显然也是戏剧性和装饰性的。但是如果认为这个真实议会的实际构成只不过是一种独特的遗存,那就大错特错了。上议院是由世袭而不是由选举控制的，它往往被看成是残渣余孽，是与选举民主的思想格格不入的。它确实与这样的思想格格不入，但是从实际构成上来看，真正格格不入的也许不是上议院而是下议院。与大多数具有选举民主的国家不同的是，掌握英国国家主权的不是英国人民，而是具有特别定义的“议会中的王权' 从法律意义上说，英国的成年人不是公民，而是臣民——由绝对王权衍生的陈旧词语。从法律意义上说，在宫廷和枢密院中的往往不被人们所注意的“第三元素”的权力范围非常之广，尽管从常规来说，它的权力仅限于正规的以及某些有限的领域（例如大学），到了 20世纪，人们认为下议院已在“正常”发挥作用——例如在下议院，明显有一个首相和一个多数党——然而议会的权力实际只是形式上的。但是，有两种可能的情况，要改变政治条件——各政党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在下议院中没有一个多数党：或者有一个比较普通的紧急状态——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权力就在那里，可以随时使用。
不管怎么说，这样的权力总是得到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支持，而这种意识形态和选举民主的思想几乎在比肩并行。英国的所有部长都是内阁阁员，都是女王陛下的大臣。即使是反对党也是女王陛下的反对党。这句话最早是19世纪的一句笑话。国家的官僚机构是“文职公务员”，武装部队是“武职公务员”，同属于一个“王权”或者“议会中的王权”。这个层次上的权威在不断加强，虽然局部具有戏剧色彩，但在文化方面无疑是非常强大的，而且它在政治上也绝不可能是中立的。要想把上议院同化到这个选举思想中来——例如，通过全体投票或者下议院投票的办法废止或者改革上议院——在这个立法的每一个阶段，在议会合法组成的问题上都会遇到顽固的阻力，甚至真的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在现有条件下，这个选举过程以及被选出的下议院都会被看成是不正常的、无效的。大多数讲究实际的政客们在面临这个禁区的时候，似乎就准备打退堂鼓了，因为在实际上要推翻选举的授权（对合法性的正常的意识形态要求）很容易，而继续与这些顽固势力斗争则要困难得多。
这样一来，是求助于“议会民主”还是求助于“我们所知道的议会民主”，在英国当前的争论中就显得非常重要，按照普通的理解，后者具有深刻的保守内涵，必须与前者有明确的区分。要实现英国的现代议会民主，似乎要有三个最基本的条件：
（1）把合法的主权交给人民或者由人民选举的议会；
（2）废除基于世袭和授权的第二个议院，由另一个基于选举的不同机构取而代之；
（3）根据民众选票的实际分布，采用能够确定一个民选议会组成的选举体制。
根据其他的政治标准，完全可以对其中任何一项或者所有的变化提出反对意见。真正无耻的是，以代表制民主或者议会民主的名义来反对其中任何一项变化。这些变化的详细情况，包括在这些条件下对其他可行和可能的程序做出必要的选择，都可以进行单独的争论。但是有必要从一开始就抵制目前正统的伪善说法，把整个争论放到真正的现实中来，也就是说，如果英国想要实现完全的议会民主体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议会”民主和“代表制”民主
可以把英国的“我们所了解的议会民主”看成是历史的残存。但是还有争论的另一面（往往被用来为这些残余成分进行辩护或者使之合理化），这就产生了一个广义的“代表性”问题：“议会民主”就成了更宽泛的“代表制民主”原则中的特殊模式。
乍看起来，“代表性”是个非常简单的概念。实际上，在一个社会中，能够聚在一起开会或者作决定的人太多了，所以就以某种方式指定或者选出各个地区、各种利益、各种意见的代表，让他们到一起来开会，并做一些必要的工作，在当前的一般情况下，有必要的常识，往往以压倒一切的方式，来为许多自称“有代表性”的政治制度辩护，这显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再看一看刚才所下的定义，好好想一下，许多问题很快就会浮现出来。“各个地区……各种利益……各种意见”：首先，这说明代表性有三个截然不同的基础。“以某种方式指定或者选出”：这说明实际上有一段多样的、往往斗争非常激烈的政治历史。“必要的工作”：这说明对“代表性”的范围和权力有一个进行界定的问题。
在详细讨论这些问题之前，首先有必要弄清一组重要词汇的实际含义：作为……的代表（represent）、代表（representative）、全体代表（representation）。在这些词出现的初期，就有两组相关但明显不同的含义，一个是指“作为代表而出席”的过程；另一个是指“成为象征（代表）”的过程。在用于政治描述时，它们往往是跨越这个范畴而混用的。
例如，在议会选举的较量中，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后，胜选的候选人会说（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做法），她/他不仅要代表那些把票投给自己的选民，而且要代表自己选区的所有选民。这是什么意思呢？这种说法听起来可能很荒唐或者很唐突，尤其对那些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反对她/他的人来说，因为这个人的政策曾经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现在她/他怎么可能在议会中“代表”他们的意见呢？在选战结束之后，存在着争取团结和一致的因素，但是这种思想有一个不同的基础，而且其本身也是合理的，因为它是基于经过选择的“代表性”的思想，在实践中，他们往往都兑现了自己所说的话，也就是说当选的议员会认真处理自己选区的个案问题，不管他们是不是投了自己的票。这种做法与能者可代表他人的“合法代表”的做法非常类似。目前的做法是，议会代表在一系列问题上代表各自选区与政府和各种公共团体打交道，他们的正式职位使他们有了地位和影响力，而且是比较广泛的影响力。这是非常有用的职能；具有矛盾意味的是，在议会民主的政府体制中，政府官僚部门机构庞杂、高高在上也是一个原因。当然，这与“代表制民主的中心思想几乎没有关系，因为代表制民主意味着选举出来的代表大会是代表全体公民各种政治观点的工具。实际上在英国，如果我们与某公共机构发生了局部或者个人的摩擦，我们就写信给我们选举的议员，请她/他给我们做代表，但是如果我们育一个政治性的争论或者_项政治事业，虽然 我们可以想办法影响她/他（我们往往事先知道她/他与我们的政治观 点不同或者实际上是公开反对我们的观点的），但我们还要找到其他渠 道来代表（“代言”）我们的观点：其他政党或其他地方的议员，或者更普通的公开论点或行动。
这个熟悉的问题把我们引向“代表性”这个大问题的核心。议员对选区的责任（他们用“我的选区”的谦虚说法）是以从前的议会选区划分为基础的，每进行一道选举程序之前或之后，都要把议员们从郡和区召集起来。本来人们就认为这些“代表”具有混合含义，“代表”了两层含义：他们在权力中心“代表” 了一个具体的地区，他们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是整个那个地区的象征性的“代表”。另一层意思更为重要，就像人们说“有代表性的家庭主妇”或者“年轻一代的代表”时的所指：这种代表不是“选举产生的”，也不是“指定的”或“授权的”，但却具有代表性，具有典型性。例如，有时候我们说上议院在某种程度上比下议院“更具有代表性”，因为它包括一些经验实体——从目前直接介入的情况来看，最明显的是工业以及职业行业——这是下议院的“政党政客们”无法匹敌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但非常含糊的论点，因为这两种“代表”的含义相互渗透了。
如果有意识地把代表性基于典型性——根据地区、性别、职业、年龄组——那么我们就应当只有一种议会（实际上根本不会是像上议院那样的机构），而如果有意识地把它基于代表各种明确的意见，那我们就应当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议会。在实际中，大多数“有代表性的”体制都是这些不同基本原则的大杂烩。如果后者往往总是通过现代政党体制（它们往往把“各种明确的意见”笼而统之，然后垄断起来）来占据主导地位，那么从地区、性别、职业、年龄组（这是包括下议院在内的大部分民选议会机构的实际社会构成，它们提供了这方面，尤其是性别和职业方面的典型例证）来看，它几乎总是（在整个实际社会关系中跟随主要的力量）非常“不具代表性”。另一方面，用来为这一点进行辩护的原则——持明确意见的有组织的代表摆平了其他各种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确认——议会是合法的，因为它是根据这些明确表达的意见选举出来的——然后把其他意见加以否定，因为大多数代表都肯定了其他几项终极原则：“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总体的公众舆论”、“个人经验”、“个人道德”。
当然，有时候要解决这些相互矛盾的参照点是不容易的，重要的是，用虚假的安逸来回避真正的冲突，为了一时的需要或方便，从一种代表制的思想转变为另一种，非常常见的情况是，首先用所谓的占主导地位的“代表”思想来代表“明确的意见”，然后再证明它的资格，应当以此为据来看待“议会代表”和“会议代表”这两种思想之间的长期争论。通过有组织的政党体制进行选举已经大大地背离了象征性或典型性代表的思想；明确表述的意见被拿来进行投票，于是合法性必然要取决于这些有意识选举的职位的持续代表性——积极的代表性。无法预料的情况变化，思想的实际变化，都可能导致许多困难，但是根据所选择的代表性原则，就需要进一步的正式协商或者辞职并进行新的选举。有些代表是这样做的，但是大多数不是，为了证明他们自己是正当的，他们转向了另一种“代表”思想，认为“代表”是一个根据自己的最佳判断而行动的有经验、有能力的人：也许我们可以说，“议会代表”是一种职业性代表。
这种思想现在具有相当大的力量。从广义上说，已经形成了一个“代表”阶级，开始时与具有明确观点的群体有着密切关系，从过去的象征意义上说，这些人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把当代表作为自己个人的职业生涯了。他们有政治经验，有判断能力。如果他们还没有（通过某个职业生涯或者选举事件）“代表”什么人或者什么地方，人们就会公开讨论并私下采取行动来“给他们找一个代表席位”。于是在谨慎保留的正式意义上，往往就会产生还没有代表任何人的重要政治“代表”。用这样的方法来界定，那么当代表就等于一种职业、一个地位或者一份工作，可以把代表一些固定观点的实际过程搁置一边或者使之处于从属地位，以至于到了这样的程度：“没有能”选出或者重新选出这样一个人，就可能被说成“解聘”或者“解雇”她/他，把她/他从“工作”中赶走。这是很荒唐的，虽然议会的合法性仍然靠的是在“各种明确的意见”范围内的正式选举。
在议会代表和会议代表的实际程序内，还存在着授权和收权以及挑选具有明确意见的群体代表等许多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确切的讨论，不仅要根据现有的条件，而且要考虑目前公共信息和交流迅速变化的社会和物质条件，我们首先要明确代表和具有代表性的概念，然后再从现在这种混乱的不同表述中做出选择，否则这场争论是不会有多少进展的。
三、被代表的是什么？
积极提出一种明确一致的立场的“代表”和广义上的特别或典型的“代表”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把我们引入一个非常深刻的现代民主问题。从历史与理论的角度来看，最简单“典型”的代表的说法是基于把社会秩序看成由“庄园”构成的观点，代表则是从这些庄园召集来的。这是在预想一个国家象征性的“多样性的统一”。在现代条件下，可以用具有明确意见的团体——“政党”——来代表“庄园”，或者，根据相同的预想，可以具体地代表社会各阶级的“多样性的统一”。实际上，在英国，还有另一种典型的代表性，但它不是基于“庄园”或者“阶级”，而是基于具体的地域。虽然这些都是自然的多样性，同样这个“多样性的统一”原则——就像“联合王国”这个有说服力的意识形态描述一样——被说成是主宰着这个特点，尤其是主宰着代表性的功能。所以说伯克提出的“议会代表”和“会议代表”这个颇具影响力的区分显然是建立在国家统一思想的基础之上的：“议会是一个国家的审议性大会， 具有统一的利益，是整体的利益”（对于伯克来说，这个“整体”不仅包括活着的人，还包括已经死去的和还没有出生的！）同样，在这条政治光谱的另一端，1719年的法国宪法说：“从各部门挑选的代表不应该只是某个特定部门的代表，而是整个国家的代表，谁也不能给他们以任何授权。”这是为了总体利益而避免地方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愿望，我们可以看出它与伯克提出的“一个国家，一种利益”之间的区别，因为伯克的设想决定了一种松散的代表性模式，而不是具体的代表。
这种预定的“国家利益”的说法当然也就强有力地存活下来了。即使再糟糕，它也可以通过假定，在所有关于国家和国家利益是什么以及应当是什么的基本论点中抢占先机。不过，除此而外，要让社会主义者假定有一个超越阶级的利益统一，这显然是相当困难的。无论从哪一方来说，大量的政治实践都有意识地代表着各种具体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阶级利益：各种指令或授权的细节也许有所不同，但是在利益问题上的意识——现在显然要包括地区的具体利益——都是公开的、明摆着的。此外，发表宣言的现代做法，在胜选之后就变成所谓授权，由具有松散特点的代表来审议关于预想并取得一致意见的国家利益的做法早就被抛弃了。
在思想层面上，通常发生两种情况：一方面，只有在被选举者和选举者之间，或者在被选举者和政党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伯克的思想才会被保留使用，而根据授权的原则，要通过政党来有意识地进行选举；另一方面，出现了对典型的或者半自治的代表性思想的激烈挑战，并力图通过不间断互动的方式，代之以对所代表的那些人的观点和利益比较具体的表述。
重要的是，这些不同思想演变成公开矛盾的情况主要出现在工党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内部，在其他理论中，这条很深的分界线出现在两种推测之间：一种推测认为有预先存在的共同利益，是由典型的、自治的或半自治的代表在一起审议，根据他们自己的判断和觉悟来确定的；另一种推测认为，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存在着激烈的利益冲突，有冲突利益的各方代表在一起进行谈判或者讨价还价，那么被代表的人群和利益的明确和公开的观点就是重要标准。
但是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层次。在选举权扩大（到所有成年人）之后，无论哪种形式的代表都是由个体投票的数量总和来决定的，即使在所有的个人选票都很重要的按比例分配的选举体制中（明显不同于“得票最高者当选”的体制，在达个体制中，许多个人选票都被统计，然后予以忽略；在有三个和三个以上候选人的较量中，被忽略的往往是大多数），选举和授权的基础仍然是个体。它认为先是由主权个体对自己国家的整个政府做出选择，然后对所有或有些主权个体进行统计，这种理论上假定的“主权个体”当然是在主权个体“代表”之前就预想的，虽然当时还有一些明显的混乱。无论是哪种情况，整个一系列社会关系就被简化成两个实体：“个体”和“国家”。
但是还有一种理论认为，议会是“全体人民”的选择，通过这样的选择产生了大多数，并组成了政府。这不是一个完全错误的理论，但也不是一个完全正确的理论。因为在实际上，人们以其他方式组成了积极机构来代表自己的利益：工会、雇主组织、特殊利益运动等等。议会理论认为，议会集中并代表了所有的利益，所以很难说清楚其他代表形式究竟是什么。
有一种回答认为，它们“把代表性带进了”庄严的议会，然后由议会对这些向题做出决定。然而实际情况既比较间接，也比较直接。对一届政府的授权要基于当选议会中的大多数，而这个大多数，就像原先的大选一样，尤其要基于对各种问题的总体包装，这些问题必须由议会代表体制进行筛选，变成不同的问题包，这就为随后的实际多样性和不同意见留了余地。在实践中往往出现的问题是，建立在总体大多数基础上的一届政府要积极地与议会外的各种代表机构进行磋商，常常是进行谈判；确实有时候比它与议会进行的磋商和谈判还积极，因为它必须从在下议院的多数地位转向对国家最高政权的垄断——首相为中心的垄断——但不超出传统的后封建的“君临议会”体制。这种复杂性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们在实践中则表现为：议会声称要垄断代表过程并为之做出解释——这依然是他们的理论依据——但在实际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
接着要面对的，是被代表的两种不同形式的利益的实际共存。每隔几年就要在一定的层次上对全部或部分个人选票进行统计——虽然民意调查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定期模拟——产生一个任期的代表制议会以及一个总体上依靠它的政府，这样的代表性不仅是间接的而且是不公平的，这已是不言自明的了。更糟糕的是，英国几乎所有的现代政府都没有得到半数或半数以上选民的积极投票，一个政府能得到投出选票的一半也就很不错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大的距离和进一步的衰退。多数党或者最大政党的领导人“应邀”组建政府：在宪法上与君主有关联。从这时候起，首相的权力实际上就是整个国家的权力。其他大臣都由首相来遴选，而不是由当选的议会来确定（甚至无须它的认可）。总是有一些人没有经过任何人的选举就当上了大臣。这样一位首相和这样一届政府必须得到大多数当选代表的支持，而实际上他们几乎立即就开始了有效的自治。这个体制在《漫长的革命》中被形容为“宫廷”的阶段性选举，此后又被右派更加不客气地说成是“选举的专政”。这样，内阁的权力以及由内阁授权的少数派委员会日益增长的权力，就成了至高无上的，这个权力来自代表过程，而且最终对选举过程负责，但是在这两者之间的重要空间，它确实是自治的。用于进行决策的许多详细信息既没有向议会透露，也没有对大众公开，而且关于一些主要问题的关键性决定，甚至根本就没有公开宣布过。
接着发生的，就是在这个谨慎保留的选举进程与君主国家之间的矛盾体内建立一个临时的绝对主义的机构。维护这一机构的是这样的论点（它本身是公平的）：这个机构要对议会并最终对选民“负责”，但是“负责”的有效含义往往总是滞后的，这样就把有代表性的东西转化为一个复杂过程的开头和结尾部分，并使恰如其分地称为“内阁”的机构对之进行有效控制，而内阁是一个由皇权式国家的官员组成的内部机构（“内阁”最初指的是君主的私人密室）。与这一体制相关的议会仍然是举足轻重的，但是大多数评论家认为，起关键作用的体制不是议会而是内阁政府，在内阁中所代表的利益都进行了有效的划分，轻易不去触 动。这种情形在最近的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危机中表现得十 分明显。为避免战争而进行谈判的各阶段的复杂细节并没有在相关时间 提交给下议院，而下议院却部分同意派遗武装部队作为支持这些谈判的 一种方式。议会有理由要求得到有限的信息，但又不合理地把要求扩大 到有关实际军事行动的有限信息，在这个问题上，这些要求是正当的， 对公众来说很重要，根据定义，从内阁政府的有效主权来看，其中的细节“对方”也都知道，到谈判即将结束，军事行动即将开始的时候才公布了比较完整的信息。
在另一个层次上，在新问题出现，总政策被具体化的时候，就存在着政府与明确利益和观点的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当然有时候这被准确描述为“与那些受影响者进行磋商”，但是其中许多都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进程，被议会的某些神秘状态所遮掩。因为除了主权个体被计算在内的理论，还有议会外的主要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各种组织形式。当然左派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看到（右派在实践中总是这样认为）主要的金融机构、大资本主义公司（包括主要跨国公司）、资本主义报纸在信息和其他主要政策的制定及其可行性方面都起着直接和间接的重要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工会和基金运动却往往被看成是在寻求行使议会外的权力。但他们只不过是参加了一个已经非常活跃、非常强大并得到认可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资本主义体制的议会外力量，包括国内和国际那些掌握着资源的力量。
那么如果现在的论点是，应当保护议会，使之不受这些利益的侵犯，那么有两个问题要说清楚。首先，在这个问题上有诚实的和不诚实的两种说法，不诚实的说法是它选择工会、激进运动和政党的委员会作为议会外施压的主要机构。由于这些机构通常没有系统，往往只有私下的接近方式，它们有时候最显眼，但根本谈不上是最强大的。其次，而且比较激进的观点是，现在是重新审视在大规模复杂的现代社会中决策的实际过程和机构的时候了，要超越那些被人们接受的、往往是以前残存的定义，即这个体制在名义上是如何运作的或者它的一部分是如何运作的，这就使我们要正视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和“我们所了解的议会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
四、社会主义和代表制民主
社会主义主要反对现行的各种代表制民主体制，包括“我们所了解的议会民主”，因为声称这些体制组成了这个社会的整个政治体制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当然，一些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决策都是在这样的体制中做出或者是在其中进行较量的，但对国家重要经济资源的控制和决策问题却牢牢地控制在“私人”手中：实际上都控制在国内和国际资本主义大公司手中。这样，影响大多数（个体）公民生活和生计的主要决策都是以相当合法的方式做出的，而且是政治“代表”体制做不到的。为了扩大并造就经济民主，使之成为政治民主的必要对应成分，真正的社会主义方案就必须集中在公共拥有和公共控制的方法问题上。同时，这些方案也有很多重大的差别。它们可能导致现有“公共”意义上的公共拥有、公共控制或指导，这种状态是已确立的机构与由政治代表性产生的政府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控制方法和政策不是直接的，所以说它们类似政治民主，那是虚幻的、虚伪的。此外，在这些企业中，决策的直接社会关系往往根本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对经济民主的实际主张就完全不同，它的核心在于通过所有在企业中工作的人来控制和管理企业，在于在把这种自我管理和比较普通、比较宽泛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具体政策。
如果经济民主没有在这个完整的意义上建立起来，社会主义者就有必要对现行代表制体制进行实际描述：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描述被口号化了，但是它具有精确的含义：它是政治代表性和参与性与并不承认这些权利、程序或主张的经济体制的共存。这样的认同是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非常必要，所以社会主义者不仅要坚定地反对自己政治上的敌人，而且要反对自己的一些所谓朋友。
伴随资产阶级民主发展并使之成为可能的，是在实际中被看成真正民主的东西，这在长期的斗争中更是如此：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代表自由、选举自由。指出资产阶级民主中的这些东西并没有完成，“私人”（公司）的金钱可以限制，有时可以主宰这些民主的东西，这是一回事。但是假装改变资产阶级民主的真正明显的特色——继续资产阶级对占优势地位的经济力量进行的垄断，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用这样的力量来影响政治民主，有时候把政治民主边缘化——然后把它定为纯粹“资产阶级民主的”，因为在任何民主中都有必要进行权利和程序的分类，根据“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占主导地位的倾向，这样的论点不仅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它与大力否认或者压制这些权利的实际做法相关——最明显的是在言论自由方面，在自由参选和自由选举问题上同样非常明显——对社会主义民主既是一种威胁，也是一个障碍。此外，不可原谅的是，它让资产阶级民主从钩子上解脱了,使它能够展示自身那些即使并不完美但却毋庸置疑的元素，以掩盖它对公民经济上及与之相关的政治上实行控制的事实。
这样，对“我们所了解的议会民主”或者对仍处于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代表制选举体制进行必要批评的社会主义者，就不应当让自己或者其他人失望，不要认为还存在着可以实际运行并到位的实际模式——社会主义民主，现在人们再次对达成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些手段进行积极探索，但是我们现在还处在相对初期的阶段，所以不仅要向其他人，而且要向我们自己提出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
五、左派的两条道路？
在一个特别活跃、特别有战斗力的左派中，现在最令人吃惊的是它对两条原则的依赖，这两条原则即便从终极意义上说并非必然有矛盾，至少也不能证明是相互兼容的。这些可以简要地归纳为（1）左派政府执政以及（2）自我管理。
左派政府执政显然是必要的。我们的社会经济危机只有由这样一个政府或者由一个更厉害的右派政府才能得以解决，或者得以缓解。这个问题非常紧迫，而且实际上已经有了一套与此相关的民主提案。因此工党左派提出要建立一个组织严密的群众性政党——工党——通过代表大会多数人的决定，达成“明确表述的”政策。这些是它在大选中极力宣传，然后通过它的代表在政府中执行的政策。这些代表具有很强（但不是最强）的代表性：他们为这些政策尽心尽力，接受对它们的询问，并接受最终的重新选择，但不接受主动罢免，这是一场激进的运动，它反对的是人们所熟悉的对代表体制的回避以及对代表性最松散的说法，而提出这种说法的人正是那些利用并选择利用政党机器的人，这样的压力是一件好事，但是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几个方面是不堪一击的。
首先，在大会上，合法性的源泉本身就面临着能够从总体上就代表性提出的种种反对意见，在工会的板块选举中，这不仅仅是代表性的说法问题，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以不同方式得出的，但是只有在基于愿意参加选举的全体成员积极投票的少数案例中，在保留这些选票的实际分配或者委员会和代表团的比较间接的选票实际分配时，则没有这种情况。即使通过政党代表，它也是一个相对间接的代表性问题，也是难得基于愿意参加选举的全体成员积极投票，而且也没有能够保留这类选票的实际分配或者委员会和地方代表的间接选票的实际分配。
其次，想通过这种体制造就一个经选举产生、保留现有权力和任期的代表大会。没有人提出按选票实际分配比例的代表性提案——实际上这样的提案往往都受到抵制。历史遗留的非民主的代表大会——上议院——被正确指认，是有必要废止的。尽管一院制政府有一些明显的不足与危险，但是没有人提出要成立另一种形式的第二议院的提案。
第三，也是最根本的，而且与前面两点都有关系，这些提案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指挥方案的几个元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某些民主化的元素可以被变成政治垄断元素，有望在现有国家机器的权力中发挥作用。由于这是公开的社会主义计划，那么出于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整体批评，就产生了许多重要问题，而正是出于真实的原因，这里出现了指挥元素。社会主义者有理由相信，只有一个坚定、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击退并战胜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方法的抵制：非常典型的抵制是以议会外的方式，通过货币市场及其国际盟友与机构来实施的。明显的希望是，能暂时垄断政治权力的一届当选议会可以利用国家机器来解决这个问题。从一些令人信服的历史性原因来看，有必要进行这样的尝试，这种必要性是所有社会主义主导经济的起源。识别这种必要性并通过它来诠释民主是一回事，而运用它——根据历史设想，根据先锋理论，或者根据过去的决定和选举的事实——来证明对政治权力的实际垄断是正确的则是另外一回事。
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要在这个积极、充满希望的运动中，找出真正的民主脉动和所提出的实际方法之间的区别，前者的目的是改善和扩大议会民主，而那些实际方法的现存形式——没有提出缩短议会任期，没有提出按比例的代表制，没有提出代表大会的改革，没有提出对代表和候选人进行民主筛选，没有提出积极的罢免程序，而且是一院制的——可能很容易就朝着指挥—官僚式政府的方向发展，就像朝着社会主义民主方向发展一样（“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民主”离前者当然要比后者近得多）。
正是在这一点上，有人提出了第二个原则，而且往往是同样的人，从同样明显的理论观点出发。有些人说，通过指挥计划得到的将是自我管理：大众的民主、社区的社会主义、工人的控制。当然还有一些人把自己的主要重点放在指导民主的方法上，作为代替代表制民主的一种选择，这样代表就只能是那些人来担当：他们由于无法避免的实际原因出来当代表，然后向那些把持主要责任并能单独决策的人汇报。整个这种方式，现在正在尝试，而且在我们最新的社会形态中非常活跃——在实际运作的合作社和集体组织中——所以不大可能被简化为在一个指挥—代表体制中的意想的状态。但是这也就糊里糊涂、容忍大度地成了这一论点的基础。
我个人认为，在老牌工业化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中，唯一可能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主要是基于新社区、合作社和集体机构，在那里有完全民主的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竞选，而且有可以受到所有相关人员进行公开评论的决策，这些不仅能得到合法的保证，而且可以采用现代技术能做到的方法积极实施。这确实是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可以走的唯一道路。但是也有必要展开一场非常公开、实用的讨论，讨论这些机构与大规模机构的必要性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在不可避免地反对主要资本主义或外部抵抗的斗争中，还是在形式复杂、数量众多的现代工业社会的实际运作中。我认为，现行的组织严密、进行自我管理的政党政府占主导地位的准则，最多不过是一种虔诚的希望，弄不好就是一个可悲的幻觉。
六、社会主义民主的机构
现在被普遍看好的自我管理之所以有吸引力，就是因为它完整、直接的民主特点。这是超越代表制民主的一个自觉的阶段，无论它是以封建后民主、资产阶级民主还是社会民主的形式出现。显而易见的是，大多数民主计划和实验都采取了比较小的规模，是在比较小的社区进行的，因为在这些地方民主原则明显比较可行。超越这些，在较大的規模上进行，就只留下一些含糊的、总体上的良好愿望……或者社会主义的中央管制经济。
这就需要考虑一些新的定义和原则，首先，规模问题就比通常说的大小对比复杂。无论从劳动的垂直分工还是水平分工来看，有些工业生产过程都比较复杂，其中决策的各个方面也不可能都分到企业各部门去做。同样，还有一系列的社会政策，有些只影响一定范围内的居民，有的则影响更大范围内的人口，影响到地区之间的关系。这样，自我管理就不能局限于可以孤立的企业和社区，在这方面现在有一些具体模式，原则上在不太直接、范围较大、比较复杂的形式中也可以采用。这可以被规定为许多新的中级机构的需要，当然我们必须谨慎，对于占主导地位的大机构与局部自治的小机构之间的中级机构使用的标准语言，不要不加批判地接受，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转移”和“权力下放”这类术语。社会主义民主的条件是从直接社会关系中建立起来的，要使之成为各种间接和拓展的必要关系，用标准语言表达就是“来自基层的权力”或者“起源于草根”：这两种表达方式都比“转移”和“权力下放”要好，因为它们认为真正的权力在某个中心，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它们的影响。真正的重点被较好地表达为“基层的力量”、“在草根水平”。不管怎么说，决策必须由那些与它们直接有关的人来做。
可是，这又使我们回到规模问题上。实际上，我们可以从目前地方政府的危机中得到一些启示。那里激烈争辩得不可开交、开动脑筋想解决的问题，就是对责任领域进行精确定义的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大难题，特别是它必然会包括资源供给问题，还有比较简单的服务提供问题。现在，讨论并识别决策的适当规模是一个紧迫的问题，要考虑一系列不同规模的社区，从小教区或选区到郡或市，进而到少数民族和地区，到想定的全国水平，并超越这些再次回到更广义的国际社会。实际上，在正统的政治中，这些规模和水平方面的问题正是不断谈判和较量的内容，而且产生了许多可取的实际经验，但是社会主义者的干预要引入“最大化自我管理”这个明确的原则，只有社区之间的经济责任和合理的平等才在考虑之列，而且要与占主导地位、便于中央集权国家行政管理的新标准彻底决裂。对于当前从交通政策到金融评估等一系列问题的干预，现在已提到日程上来了,但是完整的定义必须是全面覆盖的。
在这项调查中，很快就清楚地看到，根据所涉及的利益和服务，相关社区的规模是变化的，而且往往变化很大。在组织经济自我管理的时候，根据劳动方式的变化，根据企业的相关垄断因素、利润因素或魅力等因素，这样的变化就尤其必要，一旦这些复杂的问题已经不再由资本或者中央计划的需要来决定，自我管理企业与社区之间的自我管理和合作协议的新形式就必然会形成，从社会主义民主的视角来看，这一现实将产生第二个重新定义：我们必须超越全能的单一政治单元及全能的单一代表，进入一系列具体的不断变化的多个政治单元和具体的不断变化的多个代表。这就变成了对现行政治代表制度进行社会主义批评的理想的民主阵地。
可以肯定，在任何可以预想的情况下，只要是作为一种手段来协调和解决自我管理的不同形式和不同领域之间的必然存在的复杂关系，各种社区水平上的普遍政治代表形式都将是必要的。但是从社会主义民主的视角来看，不能把这样的代表看成全能的代表，不能由他们来包揽和主宰所有决策过程。这确实是一个反对社会主义的强有力的因素，因为即使在垄断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在许多经济决策中，非资产阶级的公民至少还有一些自由表达的机会，而这恰恰被看成是有可能被全能的社会主义代表制度所削弱和消灭的东西，因为这种制度在经济领域大大扩展了自己的权力。这样，各种新的、相应的代表机构就有了政治上和理想上的需要。
例如，公共拥有的工业和服务业不仅可以通过新的内部民主模式以及对管理层和董事会的选举来进行改革，而这些通过民主选举当选的人，可以通过这些机构，通过进一步联系和选举来组建代表制工业委员会，由他们与普选的政治代表一起参与行动和谈判，而不是与政府部门保持间接关系或者与之脱节。这样，在工业和政治的代表性方面，由于这两种宽泛的决策控制，国家和其他公共部门才会成为真正的行政部门。在这样的进程中就产生了普遍代表制的其他形式，它们有可能与新自治的少数民族和地区产生的直接代表制发生联系。这两种情形以及其他相关的资源，实际上就形成了相关的第二个议会的雏形，而在这样的议会中，民主进程同样会有力地运转，但却按照不同的关系原则，这不仅适合现行的“国家”水平，而且适合所有恰当的水平，是由地方（这是可以变化的）决策来决定的。
要充实这些重新定义的实用细节，还需要进行非常细致与广泛的调査和讨论。重新定义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可行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它既不同于中央管制经济的模式，也有别于日益分化的自我管理的发展模式。它们解决了这两种模式之间的紧张和混乱的关系，但也不要言过其实。它们都基于这样的信念：任何可以预见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具有完全充分的普通权力，与此同时这些权力必须依靠从根本上组织起来、直接参与的民众的力量。我们现在的主要历史性挑战就是要这样来解决问题。必须建立复杂的相关体系，用以应对紧急状态，处理持续的日常生活问题，把令人鼓舞的直接民众力量的种种模式——从历史上来说，还没有哪一种模式能持续很长时间——引向新的可能性，只有深度和机构的可变性才能避免堕入（政党或官僚机构的）权力垄断。同样，在经历并看重代表制民主的老牌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真正提高代表性并让所有人知情并充分参与的程序，才能使人们产生政治意愿，去争取达成根本的转变，并在这个较晚的阶段去完成即使有限的社会主义改革。
七、研究与讨论日程
那么，进入这些领域就应当是政治上的首选，凡是有可能的地方，都要采取可行的行动，进行可行的试验，进行研究，进行新的广泛讨论。
为此，这里提出一个讨论的日程草案。
（一）在关于议会的讨论中进行干预
1．主权和公民资格
社会主义者应当拓展整个争论的范围，提出把英国人的合法身份从“英国臣民”改成“英国公民”。这里的原则很清楚，根据对民主社会秩序的真正奉献的观点，这个原则不仅自身是正确的，而且也不难赢得支持（但是反对它却相对困难）。另一方面，就英国目前的宪法而言，这个原则具有深远的含义，因为英国的强盛靠的就是这种内在的矛盾。要立即对与宪法和法律有关的细节和提案进行充分的研究和讨论。
为了对这一基本提案进行补充，社会主义者应当根据现代民主社会秩序的概念，提出对主权的重新定义。从原则上来说，这应当包括对全体公民主权的定义。改革后的议会的权威应当从法律上加以界定，应当完全由全体公民投票来决定，不需要任何形式的独立的或有保留的国家权力。
实际上，这些将会成为重要的政治斗争，但它们的基础是対民主社会的信念，对此人们早已普遍认同，重要的是，要让反对这些显见变化的人到这个明显的共同阵地上来进行对抗，或者让他们退回自己的阵地中去。
2．议会的两院
社会主义者应当支持当前关于废止上议院的一些提案。但是如果我们要寻求比较宽松的而不是比较狭隘的民主政府，就不应当不分青红皂白地要求解散第二议院。应当对它的种种可能的形式进行广泛的讨论。
有一个提案直接提出，它应当由被选举出来的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及职业代表组成。如果这个总的方向能得到支持，就有必要对由此而产生的代表比例以及选举方法进行详细的讨论。
3．当选议院的任期
长期以来一直有人提出议会一年选举一次，这一提议仍然得到许多社会主义者的支持。鉴于现代立法和协商程序的复杂性——许多程序从民主来说都很重要——这样的时间段也许太短了。三年任期的提议有望得到合理的支持，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即使保留目前的任期，固定的大选日期也应当有所改变，使那些暂时在任的人得不到这种政治上的重要特权。对于民主实践来说，在固定时期进行选举的权利是固有的，而且在社会的其他地方早就普遍实行了。（注意：一届政府在固定日期之前辞职或者垮台都是有复杂原因的。这样的紧急大选的程序仍然要进行设计，不会把随后的固定选举日期取消，但是在其他社会中有许多相应的案例。）
4．下议院的选举体制
许多左派人士仍然反对选举制度的改革，他们是根据传统的观点或者工党在目前体制中的优势来考虑问题的。但是在目前形势下，如果社会主义者不站在推动积极、公平、合理的选举运动的前列，他们将会失去所有的东西，社会主义不同于公司或政党民主，它致力于积极的大众民主，如果要在实践中取得一些成就，就不能怀疑社会主义的这种承诺。因此社会主义者应当支持选举改革，在多成员选区最好实行单一可转让选票的办法。如果这能得到非社会主义者的支持,那正是求之不得。
与此直接相关的，应当还有两项进一步的改革。在代表制体制中，积极的地方责任应当得到一种新规定的支持——这本身也是一种老的激进说法——所有候选人在参选前至少在自己的选区居住了三年。从现代社会的流动性来看，这一点有一些不利，但是它是在永久性职业代表实际居住的地方，在他们的阶级组成和再生的环境下运作的，所以具有更多的优势，与此同时，应当废止候选人保证金制度。它的运作主要符合既定的政党机器或者早已享受特权的那些人的利益，实际上是对多数人意见的惩罚。
5．（左派）代表的选择和罢免
最近，重新挑选参加议会的工党候选人的过程有了一些真正的进步，现在应当把这一点再向前推进一步。无论是哪一级选举，所有的代表候选人都应当由这个党或者组织的所有成员投票的方式来选择。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支持这种积极的大众民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同于比较受限的或者委派的或者社团的代表形式。相对而言，只要这个政党或组织超过半数的成员投票同意，任何一个代表都是可以被罢免的 （这也是他们当初竞争候选人时同意的条件）。
迄今为止所提出的细节上的变化仅限于对现行主流观点的干预，虽然为了积极的大众民主的利益也曾经尝试建立并且超越这样的观点。然而重要的是，社会主义者不应当把自己关于民主的观点局限于议会以及宪法问题。首先在中央议会和其他被选举的机构之间有一些中间段的问题；其次在总体民主的积极发展进程中，也存在着一系列非常重要的问题。
（二）议会和政府的其他形式
1．“放权”
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与重新开始关于“放权”讨论有关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讨论引向自治问题及权力与资源的分配问题。因此社会主义者应当提出并采取行动，以确保少数民族和现行的各地区通过公众代表和调查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自治政府机构和代表性的提案。当然，在后来的阶段，这些都有必要进行比较，并在某种程度上（虽然未必非常一致）进行协调，但在这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就连最善意的计划也是没有先例的。
2．“地方政府”
对于英国地方政府的既定构想和程序——曾经是一座毋庸置疑的大厦——最近受到了中央政府政策的严重干扰，已经到了公开的危机边缘，这是一个重大的缺口，有待于社会主义者吸取左派评议员的详细经验来填补。在“放权”问题上，所需要的是市和区、郡和各个地区都提出并准备他们自己为民主改革的提案，包括采取公众询问和听证的办法。地方政府的老问题和新问题不可能由任何传承下来的总体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因为这些改革仅仅认定现行的权力关系。
3．权力和资源
“放权的”或者“地方”政府的社会主义改革问题的核心就是一套新的、需要从最具理论性到最实际的层次上进行讨论和研究的问题。仅仅主张扩大这些机构的权力还是不够的，除非有：
（1）这些功能的临时列表，证明其中的全部自治和部分自治有正当 理由（当然这需要经验，但也需要从一开始就重新思考）；
（2）全部或部分自治功能所需资源的合理费用，对它们的直接或共享条款提出详细提案（包括本地累进所得税、销售税以及转移条款。下放中央国家机器对税收资源的控制权问题现已迫在眉睫。财产税〔税率〕同样需要改革）。
（三）民主的发展
1．工业民主与职业民主
社会主义者早已从理论和实践上对现行机构中的普遍民主的新形式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应当继续并发展：
（1）通过工会和职业协会来识别正在发挥作用的内部民主的新的准确形式，这要包括（特别是通过选举的）管理和指导人员以及功能的民主章程；
（2）从工作场所内部民主的这些形式，发展相关的代表机构，使之成为在经济、工业、社会及文化政策方面新的民主形式的组成部分。尤为重要的是，自我管理不应当局限于某一个工作场所、某一个行业或者职业，不过当然这又必须是它的起点。有必要建立这样的局部自我管理，至少使它能够与比较正式的普通代表体制平起平坐，如在（1）中的提案，而且要更广一些。
2．通信技术
社会主义者应当努力保持现有现代技术通信形式（电信）的公有制；把自我管理式的公有制形式扩大到广播业；在公共事业（如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中采用新的体制。
但是也有一系列新的工作，不仅与积极的大众民主的发展直接有关，因为这样的民主已经或者即将在技术上成为可能。现在必须由社会主义者来进行积极的研究，并在可能的地方进行试验，如在新的电子系统，特别是电子互动系统中，在诸如政治电视会议等领域；授权、咨询和罢免的传播和互动程序；“城镇会议”；就主要政策问题进行介绍和讨论，比如通过电子文本（这有别于在由中央确定的问题上进行民意测验）。这是社会主义者可能因大意而忽略的一个领域，而且都是正在出现的“信息社会”的关键进程。这些进程将被用于对付积极的民主，或者通过思考和努力，使积极的民主得到彻底、超乎想象的发展。
结论
这个日程草案中提出的建议是从先前的一些争论中产生的，当然它们目前还不完整，而且，在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方面，不妨这么说吧，还毕竟是刚开始在竞标中出价。提出这些建议只是供社会主义社会和其他地方进行讨论、辩论、补充和修改。我一开始就不同意目前这些以“议会民主”的名义反对左派的运动：不仅必须抵制这样的运动，而且要以所有社会主义者发起的比较积极的民主运动（包括争取议会民主化的运动）取而代之。这包括重新审查我们的思想，做出新的建设性贡献。社会主义者面临着许多其他紧迫的问题和运动，但是现在要讨论的是，无论在哪个领域，成功，即便只是避免失败，都取决于最普通的民主进程中所发生的情况。最近以来，我们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才明白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应当在这些斗争的中心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了。
倒退着走进未来
1985
“让我们面对未来”，这是一个著名的宣言里所说的。但是我们究竟应当在什么适当的时候这样做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面对当前往往就足够了，即使在选举时间表的活跃政治中，未来往往也是指四五年时间。大多数人都希望改变我们目前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用来界定我们意图的文字中有多少是提及过去的呢：恢复、复苏、重建。实际上，在所有现代政治思想中，一直存在着对美好的过去和美好的未来的相互驱赶，许多早期激进分子认为，在近期这种灾难性的变化发生之前，曾经有过一段比较美好、比较幸福的时光，这就是他们要找回或者恢复的东西，然而与此同时，其他一些人则在谈论一个美好的未来，它是我们可以倾毕生精力去打造的。支撑着几代人斗争士气的正是这样一种信念：未来属于我们。这样的情况现在不常见了，实际上的大多数，包括许多年轻人，都失去了这种传统的希望，因为他们经受了一次又一次政治上的失败和长期的经济不景气。现在我们往往是用“危险”来界定未来的：核战争的威胁；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的可能性；生态危机的逐步形成。我们许多人依然做出积极的反应，并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但是关于未来的思考发生了变化，它正使我们付出极大的代价。在这些阴影中滋生了恐惧和冷漠，并且成为强硬、自私的竞争性优势的政治基础：居于支配地位的死硬右派的宣传。
社会主义者的传统信念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来自关于新千年这个比较陈旧的宗教观念，而且我们还不愿意承认它的影响：认为新千年将是世界历史上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我们还能活着看到这一天吗？”人们会这样问。“我们能活着看到社会主义吗？ ”在对某个实际问题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思想方法，那时候总是有人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情况就不同了”，不过往往都说得很不具体。记得我曾经问过，为什么总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是那些缺乏信念的人们总是对我投以同情和不以为然的目光。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关键在于，它假定了某种近乎奇迹的总体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令人恼火的实际困难都将得到解决，不错，我们就要迎来新千年了，2000年。但是我也像许多人一样，感受到不可能发生那种事的难过心情。对于未来还有第二个信念，它在某些方面与前者类似，不过在其他方面则截然不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发现了历史运动的法则。我们知道，实际在历史上，重大历史时代是相互衔接的：最显著的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接着就是社会主义。从对这一发展脉络的实际历史分析中，我们学到了很多，如果不承认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地知道一连串危机及已出现的事态发展，那似乎就太不够意思了。
在目前的资本主义危机中，也不难看出一直延伸到今天的这个发展脉络。那么对于必然到来的下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的未来，原来的信心为什么就没有了呢？难道仅仅因为我们希望历史能比以前发展得更快？
是不是因为我们在资本主义的危机中生活得太久了，对于破坏、危险、混乱已经司空见惯，所以有理由怀疑还有没有走出这一困境的和平的、实际的路子？如果我们说（有人就这么说了），已经有多种版本的社会主义强有力地存在，说明现在已经到达了或者能够到达下一阶段，难道我们不应当说在当前两种世界体制的斗争中——我们的时代不断把它呈现在我们面前——并不是简单地从一个普通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但是有了核武器技术，可能就会是所有阶段的终结，人类历史本身也将终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想曾经产生过对未来的信念，现在却在除了我们少数人（陷入困境的乌托邦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之外的所有人心中产生了恰恰相反的东西，即绝望与悲观、新千年的世界大动乱的启示、核毁灭的最终危机。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精英人物，现在说话的时候就使用这样的灰色语言。他们那低沉压抑的声音不得不与消费的欢乐声一决高下，因为消费成了广泛存在的暂时乐观。难道面对一片哀鸣的表象，社会主义者只有接受这些令人痛苦的警告？在实践中，不是这样。最令人惊讶的是，虽然现代社会主义面临着这些作祟的灰色思想，那些对社会主义矢志不渝的人们却表现出令人惊叹的灵活性、精力和信心，其中的原因非常重要。最主要的原因是，无论我们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有多大——即将到来的新千年或从历史角度看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我们已经从各种不同的来源中吸收了真正的力量：从我们自己的生活实际关系以及阶级经验中。为了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从知识上区别社会主义思想和那些虽然相关但仍不同的进步思想。
社会主义（正如这个词本身所表明的）思想是建立在一个社会的思想和实践基础上的。乍看起来，这也许并没有把它和其他政治思想加以区别，但这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进行比较仔细的观察。“一个社会”这个思想——也就是说，在历史的某个具体时刻，在某些具体条件下确定的人际关系形式——本身就是比较现代的。“社会”这个词以前主要指“与其他人为伍”。关于社会的思想就是为了把一种形式的社会关系与另一种形式的社会关系加以区别，表明这些形式在历史上就有区别，而且会发生变化。这样，在考虑美德和幸福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时，从一个社会的思想出发考虑问题的人们，并没有马上把这个问题说成是普遍的人性或者是不可避免的生存环境，他们首先研究了自己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的种种准确形式，并注意观察必要时怎样使这些形式发生变化。最初“社会主义”这个词是作为一种思想方式而使用的，是为了有意识地与个人主义所表达的意思形成对照：它是在挑战另一种思维方式，因为那种思维方式把所有的人类行为都简单地说成是个人特点问题：它同时也是在更尖锐地挑战所谓人类意图的说法。难道生活就是个人努力改善自己条件的舞台？难道生活就是一张从他人身上获得一切有价值东西的人际关系网？
现在这已经不是什么新论点了，但是它和许多比较边缘化的定义不同，其观点和挑战仍然与现在有着惊人的关系。如果承认一个社会是可以改变的，那就当然能把它与进步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可以改善条件或者已经改善了条件。但是从那以后我们就非常清楚地看见，这两种思想未必是有联系的。在资本主义的所有动荡阶段，它总是把自己与进步思想联系在一起，当然是有它自己的说法。找到更加现代的方法工作和生产，打破旧传统习惯的阻力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资本主义一个不变的主题，直到我们这个不安的年代依然如此。
男女工人都经历过这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比较清洁和轻松的工作与生产方式受到他们衷心的欢迎（因为毕竟与肮脏和黑暗打交道的是他们）。但是，要打破他们的传统习惯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使到今天，这依然是另外一码事。对资产阶级来说，进步就意味着更多的利润，因为生产效率更高了，通过生产，被选择的个体，也许是所有的个体，都可以使自己变得富有一些。对社会主义者来说呢？长期以来，似乎没有真正的问题。在现代化的后期，社会主义在等待，更大的生产力所产生的果实最终将得到公平的分配，除此以外，按照那种关于进步的说法，令人惊讶的事情迟早总会发生。在生产和工作中可以取得很大的进步，现在真的不需要很多人，甚至也不需要什么大多数了。社会主义者相信人们从相互关系中找到各种有价值的东西，那么他们应当说什么呢？
现代社会主义经历过这样的令人震惊的过程，例如它发现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未必就能消除贫困，可是人们曾经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只要看一看大西洋彼岸，看看那个最富有的资本主义社会，就可以发现那里的贫困有多么顽固，而且有些贫困是由使他人富裕的发展所造成的。接着社会主义发现，或者也许只是现在才真正发现，承认这样的现实之后，还有许多陷阱在前面。
第一个陷阱很有诱惑力。如果生产方法的改进造成了许多冗余人员，难道我们不应当停止改进我们的生产方法吗？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特别是把它分离出来，然后放进许多不同的实际工作当中去考虑的时候。但是使用资本主义的术语是得不出社会主义的答案的，因为这些术语往往把生产问题抽象化了。社会主义者是从关于一个社会的思想开始的，而且从来没有动摇过，所以他们不可能转向其他方向来回避问题。我们必须生产足够的东西，来确保我们的社会得到充分的供给。我们不能同意那些会使我们整个群体、整个地区和整个社区成为冗余的各种生产以及各种货币和贸易关系，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假装有什么简单的办法能够满足这两个目标。我们所需要的实际转变是巨大的，要找到实现这些转变的程序，只有通过详细、充分地了解情况并进行充分的现代分析，不过，我们是否要进行这样的分析，并进而根据它来采取行动，仍然取决于我们的基本思想，取决于这些思想所预言的前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仍然从习惯和信念出发所说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共享思想。它产生于强调整个社会福利的思想，但是这里也有一个陷阱。有一种共享思想只是建立在消费基础上的。它的力量来自对生产出来的东西进行分配时的公平的思想，或者比较传统的慈善思想。这就是工作之后有饭吃，劳动之后有盛宴的公平思想，于是我们就必须坚持这样的思想，但是所有真正的共享思想在此之前早就有了。无论是所谓福利社会本身，还是对第三世界的所谓援助和慈善之举，都开始向真正的共享挑战看齐了。共享的需要实际产生于较早的阶段，必须要用一些具体的方法来开展工作，承担责任，给予关怀。此外，如果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真正挑战，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社会——现代历史中最不关心人而且最不负责任的制度——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们逐一击破，把我们说成多愁善感的理想主义者和逃避现实主义者。
这就是为什么共享思想有许多明确的社会主义形式。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形式——大众民主和共同拥有。就真正的社会共享而言，这是仅有的切实可行的手段。按照旧社会秩序中的语言，这种思想就是共享权力和财富的手段。用新社会秩序的语言来说，它们就是共享我们的决策和我们的生活。就我们的未来而言，社会主义和大众民主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关键所在。没有它，社会主义的实践就可能鋭化为官僚国家的形式或者中央管制经济体制下的政治和经济垄断。如果社会主义真想认真贯彻共享思想，它就必须超越代表制政治民主的各种有限形式，因为从历史上看，这些形式一直是对专制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的修修补补，因此它才能得到适当的支持，而且在必要的时候还有民主社会主义者来捍卫它。真正实现对影响我们生活的所有决策的共享，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历史重任，不要把它委托给某些万能的代表，而是要通过直接参与，把它交给负责任的代表。
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挑战这些保留领域，让社会的全体成员在我们共同生活的最基本的组织中得到实际的共享。实际上，这种共享应当从我们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劳动组织和社区组织——开始。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安排中，规范和影响这些决策的私人资本的力量被积极的、往往局部的社会决策所代替。在大规模资本主义的所有随心所欲的结果中，尽管有伪社会主义国家和官僚主义形态所造成的种种混乱，仍然存在着极大的、范围广泛的渴望，渴望能规范对我们自己生活的实际共享。这种渴望还没有用政治方式来全面表达，如果我们知道如何认真处理这个资源，它将是我们争取社会主义未来的最强有力的资源。现在有许多非常好的迹象。
现代信息系统使得共同询问和决策过程变得比以前更加实际（尽管小规模、面对面的民主在早期仅局限于特定的群体）。虽然普及教育的规模仍需重点扩大，但一个世纪来它已极大地改善了人们必要的技能。现在无论什么时候，人们都感到他们是在为自己组织某些活动，由此而产生的社会能量，如非亲眼所见，那是简直不敢相信的。在这些历史性优势面前，如果社会主义者还不能通过和旧的思想发生联系，或者通过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限制进行妥协来推动切实可行的民主，那我们就不会有前途。
需要我们进行分析的，仍然是一些思想。很明显，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形式的过渡，无论这种过渡有多大的局限性，在金融、对外贸易、外交政策以及对现有国家力量的管理方面都需要一些坚强的中央组织。这些都从历史角度证明中央管制经济是正当的，在任何过渡阶段都是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为了达到过渡的基本目的，为了实现工作场所和社区真正的自我管理而采取一些行动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现在对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最大挑战是，找出这些在其他方面全然不同的种种形式之间的联系和中间机构。
这里可以举出一个例子。社会主义经济也需要总体规划，但是没有一条社会主义的理由说明这为什么必须是垄断式的，不要只设立一个国家计划小组，可以设几个不同的公共计划中心，为公众讨论和决策提供各种不同的分析和建议以及不同的优化组合。中央集权的直接防务功能可以保留，但从一开始就应当向一个比较宽泛的决策过程提交发展和增长问题，不是提交尚未形成的意图，而是提供详细的、有成本的其他选择。这就是共享的真正含义。老一点的社会主义者对于计划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准则——合理性加上公众利益。这往往会导致不可一世的垄断。因为这是一种日常体验，理性的人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公众利益不是单一的，而是各种实际利益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网络。一个共享计划首先要承认多样性，鼓励就这些真正的社会进程进行公开讨论、谈判 和协商。
另外还要面对各种困难，但要把困难当成挑战。未来正在以其他方式等待着我们，像以往一样是不确定的，但却可以进行合理的预测，如果我们继续肆无忌惮地利用我们的自然环境，就会招致巨大的危险。我们已经开始听到这样的情况了。但是同样的或者更大的危险已经发生在对人造成的伤害中：在错位和冗余的残酷现实中；在令人不安的贫困中；在人们受到剥削和压迫的同时所做出的反应中。现在非常活跃的社会力 量多种多样，具有很大的能量，实际上，如果找不到受大众欢迎的共同 方向，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控制它们，更不用说摧毁它们。
共享社会主义是唯一可能的、有希望的方向。有些社会主义者，包括一些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由于失望和失败而受到限制，感到懊悔，在这样的挑战面前退缩不前了。但是，在这些困难面前，仍然有许多更具普遍弹性的迹象，在压力之下，我们不仅从各种思想中学习，而且更多的是从我们自己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可以面对未来的，因为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正在真正地逐步了解自己：对我们自己的信心，这永远是我们主要的力量源泉。
面对社会主义的种种犹豫
1986
每隔几年就会有人宣布社会主义终于寿终正寝。接着他们就宣读遗嘱，并声称他们是社会主义的唯一合法继承人，这丝毫不让人感到奇怪。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者在继续前进。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在不顾一切地前进。对于一连串的冒险主义者和妥协主义者分道扬镳的枪声，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因而往往没有注意到一些截然不同的声音，谈的是一场真正的危机：在实践中，始终存在着变革的危机，如果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败，分裂的枪声就更响。是这样的，他们说，他们指的是斯大林和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劳改集中营，或者是前三届工党政府。好像社会主义是某种一成不变的实体，是由它的先驱者们留下的完美、永恒的体制，现在，看看吧，它出了问题了，必须摒弃。
尽管有人在鼓吹，实际上社会主义从来不是这样。它是一场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情况下有许多不同的人参加的运动。它和其他一些具体的运动经常发生重合：民主进步运动、社会福利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它最明确的分析历来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分析。它最明显的预见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人民可以在自己的地方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不受资本及其代理人的约束。然而这样的分析和预见都是在特定的历史压力下和明确的社会历史局限中产生的。随着情况的变化，成功和失败都需要成为不断变化、不断更新的分析和预见的一部分。无论是为失败进行辩护的人还是因胜利而带头欢呼的人，对我们的状况都有很多话要说，更不要说把这个不变的实体称为社会主义的那些诚实卫士们了。
在今天的西欧（在英国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社会主义普遍存在的犹豫，但这与我们的敌人对社会主义的拒绝以及那些逃兵们貌似合理的言辞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一套非常复杂的思想，也是一种同样复杂的情感结构。任何社会主义运动都不能忽视它，更不要说盛气凌人地对待它了。数百万人仍在通过一个有保留、有怀疑的网络支持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或者为之而奋斗。也许有更多的人选择了不同的优先项：反对这个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但却不赞成社会主义。
在实践中，各种社会主义所遭到的失败和犯下的罪恶都不足以解释这一点。尽管有些罪恶很严重，但也不能与长期以来独裁反动政府的昭彰劣迹同日而语，也不能与那些只能意识到战争危险、贫困、饥饿及剥削的温和派们残酷的冷漠相提并论。然而现在所谈的，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比较，问题是，尽管现在对社会主义有各种不同的理解，社会主义是否至少也是部分解决问题的办法，而现在许多人都想知道这本身是否也是问题的一部分。
这样的不安往往在不断扩散，而且只是部分地进行了表达。在公开的竞争中，它处于不利的境地，与仍然信心十足的教条和准则进行较量。虽然它绝不会沦为它们那样，但在当前流行的三种运动中，它仍然是可以识别的：有时候每一种运动都与各种正式的社会主义运动有重合，可是在每一种运动中，对社会主义都有很大的原则性犹豫。我将对这三种情况分别加以论述。
普及计划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影响最广的民主思想——人民应当有权力和资源来管理自己的事务——几乎把社会主义看成它的一个主要敌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讽刺，因为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力量就来源于这个思想。工会和社会主义秩序就是它最明显的手段。这里需要加以准确识别的，正是这种历史性的局限和压力，而且这种分析和见解也是在这些局限与压力范围内形成的。资本主义利用各种替换、拖延、欺骗、贿赂和暴力的手段来进行抵抗，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只有通过独特的纪律形式来证明自己：由领导在危机中执行的集体纪律。社会主义政党面临着更普遍而且肯定更复杂的抵抗，要着手改变强大的现存秩序，只能通过公共控制的形式，因为这些形式可以压制特权和宗派利益。这样，在民主思想的实际形态中早就嵌入了中央集权化控制的动力。
任何严肃的社会主义者都不能忽视使我们的运动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这些压力。此外，在那些可以识别的领域，这些纪律和控制对于任何真正的社会主义计划来说都是必要的。但是这些纪律和控制还是原有的形态，与仍在发展的民主思想不断发生矛盾。在我们的社区和工作场所，最强的单一社会要求就是要求进行自我管理：这对于资本和享有特权的当局而言是一个激进的挑战。但是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孤立的社区和工作场所。影响我们生活的重大决定都是在范围广大的地理和经济区域中采取的，往往大大超出了老的民族国家的界线，而且现在更是如此。
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把自我管理作为一种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法是 不切实际的。这是局部的政治或经济民主，只是提出其自身的思想，并没有提及任何可利用的资源及来自其他地方的影响。另一方面，如果不提自我管理——信心十足地回到中央集权，由专家、领导进行计划和控制——就将和现在唯一能改变社会的力量失去接触。面对这样进退两难的状况，犹豫不决更加严重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危机是：我们必须找到自我管理的方法，不仅要管理一个企业或者一个社区，而且要管理整个社会。一个很老但却依然很流行的准则是：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公众利益而合理使用资源，不过我们可以对它提出质疑，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现在所提出的专家计划就足够了。但是我们几经周折才知道“公众利益”这个简单而抽象的形式并不存在。
合理的东西经常会变得很棘手。煤炭局是为了 “公众利益”而设立的，但它的合理性却不同于煤矿工人的合理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的合理性不等于那些按照这种说法不具竞争力的人的合理性。身强力壮者的合理性不同于身体虚弱者或身患残疾者的合理性。因此我们必须超越“合理的公众利益”这个准则，面对公众利益具有多样性、在关键节点上有矛盾冲突的现实。这些利益可能遭到某些自信的中央计划的践踏，也可能变成需要和思想的复杂混合体，并通过它来谈判或形成自我管理的计划与形式。
工会就是一个特别的例子。它具有保护自己成员的责任，但关键是：它不是为了行使否决权，而是一个要求和建议的源泉，而且必须真正地让许多人信服，贫困城市和贫困地区的情况同样非常重要。那里反复出现的防卫性对抗都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要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运动，就要超越特别的案例，找到与所有实际上的大多数进行谈判的方式，因为决定最后结果的是他们。对特殊利益进行不合理的保护，把它们当成毋庸争辩的“公众利益”，只会使那些不在圈子内，但关注自身利益的人们更加犹豫不决。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关键就是修改“这项计划”的思想。再也不要认为这种修改会由于专家对一般性公众利益的理性分析而出现，它更不会由于对最紧迫的特殊利益进行中央集权式的调节而出现。
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会容许像普通金融和国际贸易领域中的防卫性中央机构的优先权，因为没有它们，资本主义机构就可能立即压倒所有的社会主义计划。但是说到建设，在这些防卫范围内，计划和方案都必须从基础开始：从实际的地点和企业开始。只有通过共享信息和谈判的详细过程，才有望建立切实可行的总体利益框架。此外，这种普及计划还包括其他需要花代价的建议，以供进一步讨论和抉择，这种计划现在是唯一能够根据自我管理这个伟大思想，从政治上捍卫和支持社会主义政府的力量。
负责任的生产
被以不同方式认定为“生态”或“绿色”的多种运动对社会主义表现出的犹豫也许是最强大、最有组织的。认识这一运动的多样性，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非常重要，参与这一运动的既有提出生存农业和技能经济的人，也有无论懂与不懂都在重复某些社会主义分析观点的人：
对那些大声疾呼“生产！生产！”的人们（现在有许多人就是这 样做的），可以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生产什食品、服装、住房、艺术、知识？那就尽管生产吧。如果这个国家真的缺少这些东西，那么先不要生产摄政街商店橱窗里陈列的许多其他东西岂不更好？……如果现有的生产力有一部分被不当使用，那么再提出有必要加这样的生产力是不是太像个不懂事的孩子了？
这是英国社会主义者R. H.托尼在1921年说过的话。许多人认为自己在其他方面都是社会主义者，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向他们提出这个简单的、要命的问题。
为什么这种反对随意性生产的社会主义论点——其核心论点中有一部分是反对不根据需要而根据利润来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受到了削弱？这里有两个原因。首先，实际上任何生产，甚至由密集的国内服务业所提供的休闲都会带来就业，在失业问题很严重的时候，即使是有害的或不理想的生产,也能用这种方法来为之开脱。在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中，这仍然是一个有强烈争议的问题。但是社会主义者的回答必须是明确的：可以通过压制资本优先选择的方法，把那样的工作引向生产我们可以总体上同意的、有用的、必需的、往往供应不足的其他许多东西。
第二，社会主义运动和劳工运动是对贫困做出的最深层的反应，对付贫困的唯一答案是增加生产，进一步增加生产，这看来似乎很有道理，但是我们已经有过多次学习机会，知道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答案，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欺骗性。从总体上看，一个经济体生产的东西多了，贫困显然就减少了，生活的总体物质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我们只要看一看像美国这样非常富有、生产上很发达的经济体，就能知道增加生产并没有消灭那里的贫困。
有理由把社会主义和现在的核心生态运动统一起来，只要社会主义能够理清自己的思路，就能使这个论点得到进一步发挥。由于社会主义考虑的是整个社会，而不是那个尽可能为资本主义生产副产品的社会，所以它可以稳步地改变整个工作的性质及其与物质世界的关系。社会主义经济在对自身的真正资源进行审计后，可以改变所有生产、服务和贸易的计算及其相互关系，优先考虑它的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因为所有的经济决策首先就是为了这一点。
国际主义
人们曾经说，战争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垄断，社会主义才是通向和平的道路，从历史上看,这样的观点依然很有力，但是在我们自己的世界中，我们不仅要面对我们所熟悉“防务”理论下的军事化的社会主义，而且要面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实际战争。所以许多人认为社会主义的论点是毫不相干的或者是带倾向性的，故而把它们搁置在一边，把他们的所有政治能量都直接给了和平和裁军运动，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西方的大多数社会民主政府（包括工党政府）都选择参与这个总体上的军事化，甚至支持对世界的这种看法。如果只有反对这个观点的社会主义者才是东欧实际情况的辩护士，那就太不够了，因为实际情况有其更深层的原因。1966年的工党政府所干的最糟糕的一件事，就是公开支持在越南的那场战争，它不仅支持了一个罪恶的军事行动，而且根本没有认识到这种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性质，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在世界很多地方造成这些运动的必然性，而“英国”——这个威风凛凛的抽象概念——就是帝国主义行动的主要参与者。
如果西方的社会主义政党认为，应当削减或禁止核武器或者某些种类的核武器，这种观点虽然有用，但还不够，只有对全球政治经济持明确的社会主义观点，不仅允许一般性的裁军谈判，而且允许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并由此产生新的信息秩序——这也是在最贫困、最受剥削的国家中那些应当成为我们战友的人们现在所要求的秩序——各种基本的和平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才会汇成一股洪流。
像以往一样，起约束作用的是所谓“爱国主义”。有太多的社会主义者过去一直在，而且现在还在与他们的政治对手较量，看谁从帝国的和资本主义的残渣中吸收的“爱国主义”更多。对生产和贸易的重新界定可以把爱国变成可行的——对我们国家的全体人民的强烈与长期的关爱——这种爱和与具有同样爱的其他民族经谈判所获得的平等是完全兼容的。有如此明确的情感，就会自然而然地承认别人的情感，这是（或者应当是）自然的社会主义的境界。把爱国主义降格为爱这样一个王国，而我们实际只是它的臣民，不是公民，而且它还顽固地、卑躬屈膝地与一个实际的军事联盟站在一起，这些都是社会主义者无法容忍的。
还能指认出其他一些地方，那里的人民正在积极地，或者可能会积极地反对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秩序，可是他们在与社会主义发生联系之前会犹豫不决，还有那个实行直接民主的整个有争议的地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实行与有限的（并可操纵的）代表制民主形式不同的直接民主，因为在直接民主体制中，当选的就有说话的特权，而其他所有人的主要任务就是选择和选举他们。
在个人关系，尤其是不断变化的男人和女人之间关系的新实践和新定义这个非常活跃的领域，即使是理论上，更不用说在实践上，社会主义不仅基本没有发言权，而且从男性工人的残留基础出发，往往成了公开的障碍。然而私下里对于这些问题的自由主义的或者心理分析的反应显然是苍白无力的。雇用规则的每一项条款，社会利益形式的每一个定义，每一种税收制度，都在与具体的资本主义经济压力联手，以规范社会模式，使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家庭关系得到复制与改变。
还有现在已被简化为“种族”的一系列问题，但从社会主义的视角来看，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实际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关系问题。但是在强大的压力之下，有些很老的群体，还有一些新的群体，都把他们的具体需要放在现行定义的总体利益之前，而且只要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不过是民族国家集成的进一步形式，是在践踏和消除真正的文化多样性和文化特征，他们就会继续这样做。
还有其他一些领域。但是我主要是想通过这些例子来探求潜藏的政治问题。在英国对社会主义的支持，无论怎样衡量，不但很低，而且比它实际上应该得到的支持还低。在一个特别强硬的资本主义政府控制下，必然会出现许多具有不同倾向和信念的消极联盟，而且都有实用的直接目标。然而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还必须说明自己的整个观点，因为我们知道从总体和长期来看，这是取代资本主义的唯一选择。要恰如其分地做到这一点，我们要不断对我们希望成为自己战友和盟友的那些人的合理的、可以理解的犹豫做出反应：不是例行公事式地大声疾呼，要求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而是对我们自身和我们的运动进行必要的改造，这样才值得那些认真的人们加入我们的队伍。这些严重的犹豫现象标志着一场真正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社会主义不是发现（在有些情况下是重新发现）更广阔的前景，就是拒绝进行调整，或者成为一个小派别而留存下来。
走向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
1985
从习惯上界定的“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性发展”开始比较合理。与世纪之初相比，在本世纪最后几十年中，我们可以在最普通的水平上比较自信地认定这一点，然而正是这种自信，这种认定才不是局限于承认某些错误和困难，而是在某些主要方面进行认定，而且必须包括这种发展本身性质的变化。
一方面，毋庸置疑的是，20世纪告诉我们，必须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这一前景之所以不可避免，不仅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而且是因为一个交互作用的全球经济的有效发展以及世界范围内通信系统前所未有的发展。可是另一方面，“世界—历史性进程”的语言以及镶嵌在其中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在许多方面都阻碍了对由这些思想所代表的这个进程的分析。
主要原因是，这个“世界—历史性进程”以及在社会主义影响下产生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形态，都是典型的直线发展的[3]，是单一的。这样的思想是以18世纪的从“野蛮”到“文明”的“通史”、遗传学前的自然进化表述为模板的，这样的世界历史往往只是表面上的。对广义的、相对统一的发展阶段进行了有条理的概括，并且信心十足地把它与所谓“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联系起来。
现在被普遍描述为“社会主义危机”的主要原因正是这种僵化的思想形式。然而，实际非常复杂和多样的世界历史本身，不仅说明单一直线发展模式是不恰当的，而且说明这一模式所力图展现的分析和思想的真相。
这从三个方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这种标准模式和它18世纪的前身极为相似，具有明显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特点。这个简单的模式用从野蛮到文明的过时标准对千差万别的世界文化进行了最糟糕的分类，充其量也就是把文化简化为边缘或上层建筑的元素，但是实际上，文化在真正的世界历史中一直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与较为普通的经济进程发生交互作用。第二，向社会主义阶段转化的主要因素，有时被武断地与欧洲某个特定的（现正发生剧烈变化的）阶段中各种形式的工业无产阶级联系起来，而这其实就是基于帝国主义的各种形式工业生产的阶段，在真实的世界历史中，实际起作用的因素比较复杂多样，既有全国的，也有农村的。事实不断表明普通的产业无产阶级的简单说法是不充分的，第三，社会主义的基本成分被概要地界定为经济合理性和多数派阶级的公众利益的结合。在真实的世界历史中，这种不充分表现在几个方面。资本主义社会确实存在着根本的不合理性，但是在工具主义合理性的水平上，它过去一直是，而且至今依然是这个有限制性头衔的强有力的竞争者。大多数人的公众利益是一种简单的说法，实际上它不仅要面对实际社会阶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且要面对各个现存阶级之间甚至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利益、不同工作部门特别是工业和农业生产者之间的矛盾利益。此外，现有的表达或解决这个复杂的阶级和民众利益的体制主要来自原先存在的发展模式，基本没有分析它自身可能具备的形式，而且一开始也基本没有提到所继承的政体与机构的广泛多样性以及它们随时可能影响、左右、有时甚至阻止它。
那么就必须重申：实际历史表明，社会主义并不像有些人说的是不可能的或者不理想的，但它的一些指导性定义却有许多不充分的地方。就这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单一直线发展模式的历史而言，最大的讽刺是，在20世纪的最近几十年中，主要是在欧洲（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的西欧，当然在中欧和东欧也出现了一些迹象），有人放弃了他们先前的模式，严重地背离了社会主义。
这就是在目前这种紧张，有时十分激烈的思想交锋中存在的危险。一方面，如果不加修改地保持原有的模式，或者只是从其他方面或者以残留的形式进行宣传，认为这没有离经叛道，是永恒的真理，那么在真实的世界历史中，社会主义的力量就会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如果这种模式继续解体，没有活跃的理论观点，那么看似更复杂的向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方向的调节就会在更大范围内取而代之。
这并不是说进入21世纪之后，这种决定性的碰撞会出现在欧洲。这种说法会重复这个模式中的一个错误。但是首先，现在最令人恐惧的相互对峙的核力量就集中在欧洲：这是世界历史上能够终结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活跃的力量。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可能性的激烈争论实际上是这种对抗和冷战的主要因素。第二，西欧与北美和日本在世界贸易经济中，在世界货币体制中，在强大的新通信技术和文化形式中，都具有无可比拟的影响。这个气势汹汹、处于优势并在不断扩张的国际资本主义，正在把大批失败的社会主义者网罗到它的各种机构和意识形态中，这是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
在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者的中心任务就是削弱并力争结束这些占支配优势的形式。这不是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或所谓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其他人能够代替他们完成的，尽管在他们那里所发生的事情能起到重大的作用。有些人仍然通过被广泛接受的单一模式来解释这项任务，还有一些人也不甘示弱，不仅把社会主义简单地说成这种模式，而且不遗余力地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的宣传。与此同时，真正的任务是要把真实的世界历史、我们的各种不同观点以及我们和历史的种种关系，与这种概括性的、过于自信的模式区别开来，后者是当前许多问题的根源，这项任务应当由目前依然非常活跃、具有明显研究能力的马克思主义来承担。
如果我们要找这项斗争和复兴的起点，那它就是：既然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就必然会有许多不同的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仍然是世界历史的一段进程，但它显然是在摆脱这种单一直线发展模式，不过当时还有一个暂时的危险：社会主义可能会被，也许正在被暂时占支配地位的统治集团或好斗组织扣上种种帽子。确实，这些主要的反对都来自那些坚持旧模式的人们，他们可以给任何人都扣上修正主义者的帽子，很难让他们相信，他们所承袭的说法本身就是对真实历史上劳工运动、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长期斗争和思想的修正和贬低。但是他们唯一值得尊重的地方就是对时下盛行的重新命名和重新贴标签的事持谨慎态度。
这样，重要的理论探讨必须很快超越这种过于泛泛的争论，它必须识别引起这种辱骂的主要问题。我将谈三个问题，对这种识别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第一，社会主义计划和自我管理之间的一般关系问题；第二，先进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之间的相互作用问题；第三，当前反对资本主义的问题，它往往不是明确的社会主义力量，而是一个巨大的、不断发展的社会和知识力量。由于篇幅和经验问题，这里我将主要强调第三个问题：这倒不是因为它比其他两个问题重要，而是因为人们对它的探讨不多，反正对它当前的种种形式，尤其是复杂和原始的形式探讨比较少。
计划和自我管理
在讨论计划和自我管理的关系问题时，我要讲三点：每一点都是超越单一直线发展模式的方法。这三点是：
（1）合理计划的内在多样性；
（2）“市场”的不同含义；
（3）在实际工作进程中物质上和实践上的不平等，结果导致社会阶级内部以及超越社会阶级的种种复杂的转换问题。
奇怪的是，快到20世纪末了，我们竟然还在争论这样的问题：所有合理的规划都必须考虑到各种变化成分，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必要进行决策，没有必要进行优先配置。但是这种单一模式在理智上的最大影响还是它对单一计划的影响。这种情况的根源是一种未经验证的假设，认为发展显然具有合理性，总体利益是不言自明的。但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的经验、资本主义企业的记录以及进行改革的资产阶级政府的记录迫使我们弄清了这些假设的不合理性。即使把这个计划拿来进行广泛讨论甚至进行修订的情况少之又少，而且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显然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进行分析的空间也很小，但理想的发展形式却在这样的层面上建立起来，而且往往也没有什么重大的争论。
这种情况在一些重大事例中就出现过：决定给重工业以大大超过食品生产的优先权：决定把工业生产引向出口市场；决定基于石油而不是基于煤炭的能源供应。我有意识地从不同的社会和计划中选取例子，因为我的观点是广义上的。在每一个例子中（例如在苏联、意大利或波兰、英国），这些不同版本的计划都是针对现存的重大压力、需要和限制的，但是它们的共同问题是，在决定性的初期设想阶段，没有对计划进行充分的讨论。
所以这就不只是收集失败计划实例的问题。在所有的人类社会中，如果是由于真正的社会和物质方面的困难，那么仅仅对错误进行分类就毫无用处，甚至会使人愤世嫉俗，最主要的问题是理智上和理论上的。在对实际资源及其可能的应用所进行的实际分析中，对科学工作的认真记录就是一种多样化的记录，正是出于对单一模式理智的假设，才得出计划过程必然是单一性的假定。正是在计划的最初阶段和最基本的阶段，才有必要提出可供选择的不同计划，到了具体的阶段，可以对它们进行理性的评估和比较，在所有经济，尤其是社会主义经济中，这些都很明显。虽然从技术上来说，资本主义计划是由比较类似的群体执行的，但是在后来的某个阶段，也存在着不同计划之间的实际竞争元素，在这个阶段，一些公司的成功或失败往往会给这些决定所涉及的人和地区带来人为的优势或者伤害。同样，在具有竞选体制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在供选择的计划与计划种类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元素。
社会主义计划的思想旨在摆脱资本主义经济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不计后果、恣意妄为及功能错位，认为单一的模式排除了不同计划之间的“竞争”，这是它的一个特别的弱点，经常有人错误地提出，计划中的基本选择充其量只是表达了相互矛盾的阶级利益，虽然无疑是经常这样，但也存在着物质变量和社会变量，而且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要根据这些变量准备真正可供选择的社会主义计划。此外，由于在所有可预见的情况下，有效的中央计划都是必要的，所以重要的不是对计划进行纯粹的负面批评，而是逐步转向正面的批评。如果在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政党中都有得到公开承认的、在早期就能拿出自己的分析和建议供民主讨论和决策的其他计划团队，社会主义的前景就确实能够大大地改观，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乌托邦的东西，因为在真实的世界上，结果最终会自己亮相，所以更重要的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而不是代之以党内的派别斗争，更糟糕的是，在这些问题上不说实话，继续说谎。
这个问题现在与“市场”的几个多变的含义交织在一起，所以特别重要。显而易见的是，某些原始、单一的计划形式在一个特别具有破坏性的方面遭到失败：这些形式是以人民的名义公布的，但却没有认真研究人民实际需要的和想要的是什么，这些失败引起了大量反社会主义的情绪，不管怎么说，这很容易被那些从来不希望这类事情获得成功的人所利用。但是如果认为这些失败的教训就是要更加密切地关注一个没有被分析的“市场”，这从理论上来说是很危险的。我们这些人真正体会到资本主义关于市场的说法，那实际上是由现行的资本力量和高度发展的劝说形式所决定的，所以我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任何未经验证的、朝着被泛泛地称为“市场力量”的举动会产生怎样灾难性的后果。在最简单的直接供应，如许多食品、大多数服装以及大量个人小物件和各种服务方面，一个外向市场的反应——包括但并不局限于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显然是一种效率因素：由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它不仅满足了“消费者”这个奇怪的结构，而且成为有用的生产中的重要信息流。尤其是在这些方面，与指令性计划相比，它表现出明显优势。
另外，即使是在这些方面，尤其是在耐用消费品和大规模服务方面，企业资本主义内的组织只有通过类比，而且名称上有意识形态的巧合，才会产生这样一个直接市场。广告的严重歪曲只是产生了最明显的后果，因为它们把产品或服务的信息变成了相对随意的、与某些理想中的物体类似的、必然具有欺骗性的联想。广告依靠的是市场调研的一种思想形态，其中的那些明显的选择都是根据预先确定的公司利益和企图构建出来的，在这个方面，它常类似于选举中的民意测验，民意测验在很大程度上也靠这个，但其中的“公众意见”确实是经过分类和统计的，不过根据的是一套问题，并且其假设和排除项有效地限制了选择和明智的选择。
不难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者在面对这类比较原始的计划的错误和平庸时，居然能天真地说出至少某些“市场力量”还是具有优越性的话来。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短语融合并模糊了一系列实践活动，从直接信息的实用性流动和交互作用，到依靠大规模或全国性的操控手段对市场进行非常原始的支配甚至把它取消。“市场力量”的思想家们现在非常公开地使用“积极进取的市场营销”和“市场渗透”等重要术语，这不仅是经济上而且也是政治上的运作，其目标是其他各种社会和社会主义国家本身，这是他们的特色。然而，现在必须说的是，死抱着这种单向计划不放并不能挫败这种情况。实际要做的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公司的利益进行市场研究的转化，研究结果将作为进行计划决策的因素被公开，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主义社会高级形式的特别实例被公开，而且正如所有真正的研究一样，主要输入的将是全面的信息。如果同时可以获得关于食品的真实信息，想一想关于食品选择的研究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只是关于提供完整的相关信息的一个相对简单的例子，而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可行的。在生产天平的另一端，在个人机器这个新的高技术领域，同样具有很大的、即使不太明显的必要性，在这方面，正如在其他许多方面一样，20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可以跃过先进资本主义的表面优势，把它们变成真正的优势。
从计划到预想的公众利益，再到实际复杂的参与性计划，这场运动标志着即将到来的变革：从作为合理简化经济的社会主义思想到比较复杂、能实际达成合理性的政治经济思想的变化。由于历史的原因，在陈旧的单一直线发展模式没有充分认识这种情况的时候，这样的复杂性必然会表现出来。用资本主义秩序来终止剥削就是要斩断一个不平等的主要根源。即使这一点能最完美地实现，由于无情的物质方面的原因，一些根本性的不平等仍会继续存在。地球上的资源分布情况千差万别。石油和煤炭、可耕地、可靠的降水、渔业资源、森林资源是超越阶级的，而且实际上的分布也很不平衡。此外，在与阶级产生的复杂互动中，显然需要某些种类的工作以及支付这些工作的报酬，但是这些工作未必符合较长期的或不太明显的需要，而这需要有不同的评估标准。正是在这方面，先进的资本主义，由于它以占主导地位的、明显的短期利益为目的，早已开始在比较富裕的社会中引起混乱并深深地伤害着比较穷的人。
那么，如果把这两个事实——物质上的千差万别以及地球上的资源分配不平等；衡量人类需要的复杂标准——放在一起，应当能清楚地看出为什么单一的计划既不可能对“市场”也不可能对自我管理的社会主义思想做出简单的反应。物质上得到天赐的人和最明显的提供者们并不难接受自我管理的思想：它有别于企业资本主义，有巨大的吸引力，而且早就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在合作社和类似的企业中小规模地出现了。但是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这种形式只能部分地解决问题。在任何健全的社会中，这些可能持续存在甚至受制于这种形式的极端不平等都会造成混乱，是政治冲突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历史上不同社会之间战争的主要原因。
因此，21世纪的社会主义必须是一整套非常复杂的体系，虽然它的基础是一些最有可能进行自我管理的企业，但它将创造出一些能有效进行必要的社会和经济转变、保证较长期和不甚明显需要的机构，正是在这些领域，社会主义经济体已经超越资本主义的人类观点，但是仍然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在建立这些复杂、灵活机构的时候，成功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及平等和平的国际秩序将由我们的成功水平来决定，这样说并不过分。考虑到必要的具体解决方案的多样性，这就不仅是一个重大的机构问题了。它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为要造就这样的机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就要超越国家、阶级和宗派利益，主动建立并体现总体的人类利益。无产阶级在解放自己的同时将解放所有其他人的简明口号至今依然具有夸张的力量。但是这种说法会产生欺骗性的适得其反的后果，除非在几个重要方面——妇女的不平等，条件差的土地被剥夺，“发达”和“欠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结构不平等，一国之内的地区间不平等，有吸引力和赚钱的工作与很脏、很无聊但却必不可少的工作间的差异——实际有一些有效而开放的以转化和平等为目标的机构。这样，为了达到这些特定的社会目的，一种被转化的设计，在总体上，在其自身的方式和目标方面，将成为任何社会主义社会的持久条件。
先进的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
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和民主之间的意识形态反差。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常听说这种反差，而且越来越超出这个范畴，但是却不能把这种反差简化为意识形态的组成元素。当然对这种说法有几个非常明显的回应。所谓“自由世界”实际上包括了军事独裁政权和其他压制民主的非民选政权，只不过它们的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或者是对资本主义开放的。那里的自由只涉及资本主义贸易，不涉及民主政治的总体。尽管现在进入了比较困难的领域，但却与“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形成对照，即使在严肃的使用中，“民主”也被无理地局限在特定的形式中，尤其是“代表制”政府的形式中。其实“代表制民主”的用语和思想出现在18世纪后期，是统治阶级对直接大众民主的另一种说法。
可以实行民主的除了议会和全国代表大会之外，还有其他的机构，重要的是，在目前这种资本主义后期的危机中，既存在着摧毁或限制更多的地方代表大会的动向，也存着把有效的权力从日益徒有虚名的议会转移到国家行政机关的动向。此外，民主的手段——获取公共信息以及公民权利——受到了巨大的直接和间接压力，即使在具有长期自由主义传统的社会中也不例外。
但是这些都是对实际问题的反应而不是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是，大多数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那些没有长期的、实质性资产阶级民主的社会。结果，无论是在争论还是在辩护方面，更不用说那些一派谎言的宣传方面，资产阶级民主的复杂性都被简化为单纯的外表和欺骗，矛盾的是，这实际上削弱了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指控，因为，社会主义把它在与资产阶级国家及经济力量进行搏斗中所取得的成就，与长期以来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的经验成功地结合起来，成为对企业资本主义未经分析的案例的一部分。要听从一个凭少数票当选、与国际大公司及外国军事机构联手的独裁政府，还要说它代表民主，这是很糟糕的事情。但是，某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仅不给普通公民以权利，还对他们实施最可怕的压制，这是大家公认、毋庸置疑的事实，在那里也有人把“资产阶级民主”简单地说成是它的资本主义元素和局限性，这就更加糟糕了。现在确实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在具有长期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传统的国家中，搞社会主义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除非能从实践上证明，社会主义民主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基础上的质的进步，不仅在相对容易实行民主的经济领域如此，而且在广义的政治领域也是如此，因为在政治领域，民主取得了难以否认的巨大成就，而且它们的局限与否认言词使得这些成就显得更加突出。只要大企业资本主义还占有这块领地，它将不仅继续主宰自身的社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将主宰这个世界。
这样，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就有必要重新开始（在许多情况下有必要开始）对实际社会主义民主的长期艰苦的研究。这里所提出的21世纪的规律特别中肯：由于存在着许多民族和许多文化，所以就会有许多形式的社会主义，可想而知，会出现各种特定的机构和特定的实践。但是我们需要决定性的行动来超越所继承的模式，在这些模式中，为了打败资本主义，防御资本主义，权力就转向了政党，而政党则取代了阶级，接着它自身又发生演变，成为国家机器。打败资本主义与保卫即便是有限的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这些任务依然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进行，但即使是从最简单的战略意义上，从21世纪的前景来看，打破企业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的联盟并超越它们都是非常重要的。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障碍都是这个联盟设置的。但是至少要认真对待自由民主中的真实东西，这样社会主义才能从理论和实践上打破这个联盟。
所以自由办报的思想就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办报思想。资本主义所有制也没有完全取消公开的公众辩论，政治民主不仅仅是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竞争。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竞争也不是公共选择的错误观念。如果有一百个这样的案例，我们要寻找的是一种方法，一种超越简单的二分法的方法。可以举出许多例子，但是最有趣的领域可能与一直在争论的计划和自我管理的性质问题有关。
单一直线发展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基础是一个特定经济发展阶段中的一个特定历史阶级，在公众信息和争论方面是失真最严重的。即使在这个阶级还没有被某个政党、然后被某个国家机器所取代的地方,它的深层结构只进行了一种争论的分类：支持或者反对这个阶级。这样，在理论上就只有这个阶级和它的敌人，而在实践上，支持这一论点的是这样的事实：两者都是实际存在的。但是要把这一点作为公共论点和决策的基础，显然就捉襟见肘了。有相当数量的人并不属于这个阶级，用它通常承袭的说法，就是没有以任何预定的方式成为它的敌人。这在劳动的性别分工方面非常明显，而且现在受到了广泛的挑战和质询，在涉及中老年人、见习生和学生的问题上，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阶级内部，甚至在它的大多数意识形态解释中，都存在着重要的利益分配问题。职业性工作、科学和教育工作越来越多，其中的直接利益往往与直接生产者的利益不同，然而各种服务行业都有了重大的发展，而且仍然被错误地划归为第三产业（之所以是“错误地”，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多样的，在医疗卫生和娱乐这类服务行业中，“被生产的”的东西，用社会主义的术语来说都是“为了人类和他们的福利而进行的真正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对于商品生产的限制不同）。地球资源分布不平衡的严酷事实穿越并超越了所有这些不同的条件，往往在比较高级的社会主义的默认分析中发现了以民主主义和地区主义形式进行的不同表达。
应当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是一个民族真正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出协调这些多样性的，是各种复杂的联合和联盟，不能把它们简单地说成是简化了的阶级投影，说这些投影只把合法性赋予了某个普通部分的某一种说法。利益冲突问题当然必须解决，各种困难的解决必须有轻重缓急。强行推出政治垄断的残留说法不会有任何结果，其他人只能形成宗派或者充满敌意，或者采取同样具有破坏性的漠不关心或玩世不恭的态度。
这里，自由党的民主经验也很重要，在资产阶级选举体制中，作为对手的政党实际上都是以同一个阶级的各个派别和地区为基础的。各种社会民主党，尽管在初期具有不同的阶级基础，但却总是被或多或少地卷入这种阶级较量的有限关系之中。他们在最佳状态时，曾经超越了这一点，但往往总是被正规党组织形式中比较严格的要求拉回来，因此，从这个相对固定的意义上说，政党就是各种利益相对复杂性的典型简化形式，此外，在资产阶级民主中，政党越来越受受制于高度普及的选举竞争，往往失去了重要的其他作为，以至于政党体制在总体上已不能影响并代表有分歧的各种人群和各种不同的利益。
不过这只是自由主义民主的消极面。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在它早期的许多阶段及后来持续活跃的新运动组织的形成阶段，它的实践活动为真正的多样性的表达和谈判创造了条件，也为对总体形势的不同反应进行表达和谈判创造了条件。这些方式都很值待21世纪的社会主义学习。
自由民主的真正继承人目前不得不在由企业资本主义力量确定的系统中工作，而这种力量具有可变的、往往很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容忍性。社会主义力量，在它的初期及它的重要防御阶段，可能会不耐烦地否决这种民主，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它必须学习并超越这种民主。先前探讨了关于参与性大众计划的几个要点，这种计划以公开的公众不同选择、较高层次的可接近与可利用的公共信息为基础，21世纪的社会主义已开始确定其自身的方向。
但是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在某些问题上，在某些时期，必须形成某些规模相对较大的决策。这就是单一直线发展模式的力量。但是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在其他一些时期（而且在某些事情上毫无例外），一项社会主义进程的目标不可能，也不应当成为单一的解决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和“造就社会主义新人”的说法在这方面往往误导了我们。在成千上万的日常事务中，而不只是在某些民俗范围内，任何实际的人类解放都需要不同的解决办法。我们还不能说这些方法在可识别的种种社会主义中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但是现在重要的是强调的重点，在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中，民主有必要超越“为人民掌权”甚至“权力归于人民”这类光荣的口号。它将成为实际上每天由人民行使权力。人们认为直接的、面对面的民主是古代的梦想，局限在非常小的社区，但即使是这种民主也可以用某些新的方式在较大的社会中得以实现，办法就是利用新的互动通信和信息技术，这些都可以经社会主义的强调后为全人类所使用。
反对资本主义的问题
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把社会主义与反资本主义作为政治上和知识上的倾向加以区别，一直是很有必要的，往往也是很困难的，就我目前的目的而言，从前瞻的角度看,有必要提醒的是，区别问题现在特别复杂。在单一直线发展的社会主义模式中，人们习惯上把“反资本主义”视为不成熟的或者浪漫的阶段，要由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来加以完善和固化。有时候这样的批评走得更远，把整个倾向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多愁善感倾向。现在依然能够听到这些反应，但现在的事实是，在当前复兴社会主义的前景下，反资本主义的内容（其中有些地方还在继续使用早期的内容）既是一个主要困难元素，也是一个主要可能元素。
反资本主义是批判资产阶级工业社会秩序的一个元素，它并没有被用来或被限制在为前资产阶级或前工业的社会秩序辩护。确实，许多抛弃资本主义的说法都具有渗透力，它们没有社会观点，只有对某种被理想化的早期秩序回归的形式：尤其是古希腊、中世纪欧洲或者前工业化社会。但是这些最多只能找到一个实际的支撑点，而且它们最简单的形式也是公开反对社会主义的。确实，在这里以及在比较广泛的反资本主义倾向中，社会主义不过被看成是一种社会形式（有些观点认为它是最糟糕的形式之一），被界定为外来的、工具的、非人道的：一种机械的工业社会秩序,充满了颓废的文化和受操纵的大众民主。
在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是要看清并理解这些早期观点之间的相同部分，包括但不局限于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还有在生态运动中，在对工业劳工的批判中，在对个人关系尤其是两性之间关系新的强调中一些非常活跃的当代观点以及某些反对核武器和计算机化的战争的观点。当然，我们仍然可以说，这些主要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年轻人——特别是中产阶级年轻人——的倾向，不过，如果这种不完善的分析被接受，那么还应当补充一点：在资本主义社会，在年轻人中，他们构成了最活跃、最有效的反对力量。但问题是，在有组织的劳工运动中，这些运动与被大家认可的社会主义组织的基础之间有什么关系；另一个问题是，这些倾向如何影响那些根本的、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单一直线发展的社会主义模式。
我们只要看一看最明显的难点。在早期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说资本主义不能扩大生产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确实在资本主义危机和萧条时期，这往往成了社会主义计划的主要内容：释放新的生产力来结束贫困。现在这种观点无论怎样都难以维系了，资本主义生产有了令人惊叹的复苏，而且在社会主义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什么简单的关系。但是这种早期的观点总是忽略了必要的社会主义分析。在人们熟悉的资本主义术语中，这从来就不只是一个增加生产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控制问题，是对所生产产品的社会控制而不是资本主义控制，也不是变化了的社会关系，而这种关系只是在其他方面改变总产品的实际分配。
然而，像这样增加总生产的说法曾经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有力的影响，甚至在这一有限的方面，使社会主义根据这些条件与资本主义进行竞争。社会主义的一些老问题——不同于一般性的统计累计,如生产什么、有什么用以及有什么影响的问题——往往被各种运动接过来，它们不是从社会主义开始，但却可能采取许多社会主义的实践方法，结果成为类似的误导也就毫不奇怪了。最近对某种生产的可衡量的客观影响：普遍存在的污染问题，有些情况下对环境造成破坏的问题；某些生产过程对工人、对生活在这些场所或附近的人们造成的压力和身体摧残问题。特别明显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大型工业公司和农业公司已经造成了许多不计后果、客观上可以预计的损害，而且它们在政治上也特别起劲，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或回避必要的社会控制。在这个重要问题上，一些最认真的反对运动肯定会成为反资本主义的，但是它们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吗？问题是，无论在社会主义实践方面，还是在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方面似乎都没有实际的理由要求社会主义必须在这些方面有本质的区别。
但是，要提出有说服力的社会主义的理由，就意味着要再次超越单一直线发展的模式。生产的问题必须回到社会主义计划最深层的元素上来，作为超越它比较近期的、暂时的误导形式的方法。实际上，要理解这些复杂、充满活力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是最清晰的方法，因为它的整个重点都放在不容置疑的物质环境中正在变化的各种劳动力形式上。践踏过这个重点的各种思想——把物质世界和人类降格为原料、资本与可支配劳动力的三者合一：对于最大程度利用这三者或其中任意二者所进行的必胜主义的颂扬——无论它们以什么名义，实际上都是反社会主义的。人们知道，在劳工运动中，比较接近实际的情况是，对原料无节制的利用也涉及对劳工的残酷剥削，将他们看成人类原材料，此外这一事实可能继续贯穿在财产关系的变革中，而同样基本的努力仍将得到维持，面临绝对和相对贫困的时候，动员一切可能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来战胜贫困是一回事，但是把这个物化为抽象的生产，或者在我们把转移利润这个简单元素分离出来后，就认为我们己经对此进行了变革，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那么，在对生产进行新的社会主义定义和重新定义时，21世纪的社会主义主要观点就必须是开放的。
即使以最为人道的形式，仅仅靠其自身，反资本主义也不可能接受结束剥削和贫困的建设性挑战。“零增长”命题的某种形式以及结束工业生产并回到手工业和基础农业的各种形式的命题，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现今世界上，它们可能会变成令人痛苦的欺骗，所谓“后工业”资本主义可能仍将继续存在，而“后工业”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对其他非社会主义世界的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剥削。另一方面，对纯抽象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简单的再强调，都回答不了那些重要问题，而且在面对劳工运动自身真正的不断变化时，将越来越不堪一击。
因此社会主义必须提出不要再把劳动看成是一种商品，而且要比较实际地提出不要再把地球当成商品的原材料加以利用，这就涉及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更换资本主义的“产品”和“副产品”的术语，以新的方式强调，无论选择什么形式，这两者都是生产，而且所选择的产品以及工作形式中人和物的影响都是整个社会和物质生产过程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者可以用这些方式重新定义抽象的“资源危机”，因为这绝不可能仅仅是一个量的问题；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与质有关的社会和物质问题。这样，“零增长”或“结束工业生产”的原始反应就能被有鉴别力的评估和监测所取代，而在一个不可分割的物质世界上，这种评估和监测依然是一种人为干预进程：它们将同时改变社会和物质世界。
当然，这种社会主义的干预形式会从最普通的人类需要开始，但是我们也必须用当代术语来说明马克思曾经强调过的事实：各种不同的需要本身就是在社会与物质基础上创造的；对需要的反应造就了新的形势和相互关系：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继续观测、反思和重新评估的社会秩序，它不同于资本主义为増加利润的总体生产的驱动力，也不同于普通工业生产的驱动力（它包括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仿佛这是一种可以孤立的专门化活动。它将成为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决定性标志，实际上将把目前的经济和生态相互分割的学科统一起来，并且能够在物质社会科学范围内做到这一点。
我们现在离这一点还很远，但是这种前景是令人向往的。这种变化将不仅发生在生产和资源领域，而且会发生在理解人类工作本身。因为在资本主义关于生产和工作的说法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人类工作的相当广阔的领域被实际排除在外，而在对妇女的剥削方面则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形式。目前的妇女运动不仅反对比较具体的不平等，而且反对这种根本的剥削，但是还不可能相信这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完全对她们有利的。但是在简单生产过程的转变之中也会出现这种困难。在这种转变中，生产可以增加，劳动可以大大减轻，劳动时间可以大大缩短，结果就有更多的精力用于与人民有关的其他社会生产，这种生产是专门给妇女的，被傲慢地从“生产性工作”中排除，而且得不到社会与物质方面的承认和尊重。
这将不只是男子和妇女之间关系的唯一或实际的充分变化。不过，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会在这些关系的新形式中寻求单一的解决办法。这里，如果这要成为真正的解放，在社会中和社会间就会出现极大的差异。如果社会主义者回答不了当前反资本主义的生态问题，那是比较危险的。同样危险的是，如果他们回答不了关于男子和妇女关系的根本问题——在社会主义传统的全盛时期这个问题也没有认真回答过——从占主导地位的模式中，以老的方式，甚至主动要求回答，就像在回答原告、请愿者或被排除在外的利益集团。
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另一种前景将会是重塑它在文化和传媒中的理解和实践。当务之急就是结束令人窒息的正统教条，因为它在继续提出自己的“正确的”文化生产和传媒实践的定义。这里，反资本主义的问题特别复杂，它已经渗透到特别具有活力的资本主义形式中，并且在某些领域已为其所吸收。20世纪最具活力的文化生产其实是源自受压抑的民众力量和规模小、相对孤立的反对力量和边缘组织之中，当然，资本主义不仅活跃地参与了那个阶级的工作，而且在为那个阶级工作，其方式就是转化所谓“资产阶级文化”的方式。尤其是这方面，社会主义提出的选择屈指可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维护和尊重传统方面，它比资本主义更成功；在新文化生产的洪流中，在抵制真正没有人道和自我摧毁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术语比“体面的”更重要）东西方面，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它根据自身的单一模式，提出它的“正确”计划，或者充其量只是提出了对比较陈旧的传统流行形式的支持，对任何一般性的解放而言，这是不充分的；它往往可能被看成只想对它进行控制的力量，这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剥削的胡乱活力而言的。
到了21世纪初，文化和传媒关系的整个架构将发生实际上的改变。新技术将提供更多个人的、自选的形式以及扩展更广、形式更多样的传播方式和生产机遇。从其负面来看，这对社会主义已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各种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包括娱乐、体育和宣传的熟练混合，正在努力重新塑造自身形象中的意识并取得了许多成功。这是任何单纯防御的排除政策都抵挡不住的。实际社会为达到它们各不相同的目的，只有积极恢复、发展和公开探索性地使用新形式和新技术，才能创造出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因此，各地的社会主义者都必须支持关于新国际信息秩序的要求，超越西方资本的控制和影响。但这不是简单的向单一模式回归就能做到的。新的多样化工作应当来自实际社会内部，不仅来自其中的精英人物，尽管这些精英人物能进行有礼貌的交流，但却不能通过转向国际市场来进行控制，也不能靠转向某些内部的和全球性分布的单一模式来控制。在实践中，在这个新的文化方面，我们早已走在了政治或者经济的前面，然而技术变化的速度所带来的并不是简单的发展，而是有活力的、危险与机遇并存的新发展。
此外，它与老的模式不同，并不限于“上层建筑”领域。相反，在文化和传媒领域，现在所发生的和可能发生的事情与世界经济、政治，也许特别是与军事问题，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制导系统在比核武器更重要的层次上改变了战争，在大多数现代社会都能接触到其他社会和民族的各种特征和意图的情况下，制导系统就有了技术上与它们有联系的对应部分，在信息、思想和形象领域，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激烈程度现在至少与直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斗争不相上下。
21世纪的任何一种社会主义，其实也是任何一种文明的先决条件，就是应当直接避免战争的发生，在浪费资源备战的过程中进一步推迟它的发生，因为在迅速发展的技术层面，战争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大规模的屠杀，但是这里有另一个与反资本主义的形式有关的问题，这种形式并不赞成社会主义，而且确实有可能成为反对社会主义的。有些当代和平运动虽然正确认识到现代军事系统与有效的民主控制是格格不入的，但却认为在更广阔的领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体制之间没有差别。但是不能轻视这个观点，再次断言社会主义的和平本质，或者指出——其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在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社会、反对各地的人民革命运动的攻势中，什么是战争的根源。这些要点都对比较宽泛的种种断言进行了修改，但是它们回答不了这样一些重要问题：先进的军事体制本身与任何完整的政治民主形式都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只有废止它们，才能释放出新的解放力量；现在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都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目前处于防御阶段，不仅屈从了某些公开的军国主义政策，而且在某些悲剧性的事件中，甚至不能够保持它们之间的和平。
这样，把社会主义文字生产作为消除战争威胁的方法是没有说服力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立场是一种全面的分析，要把引起战争的复杂原因放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体制的长期危机中来考虑，要具有足够的开放性，不搞教条主义，承认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关系中三个重要矛盾。它们是：
（1）资本主义反对民众运动和革命运动以及造成社会主义社会不稳定的事实，导致许多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不仅接受，而且往往开始了武装斗争；
（2）在许多情况下，尤其是在后殖民社会，帝国主义和其他外国主宰的历史造成了民族的混乱和随意的边界，这些必然会引发争端，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导致新解放的国家或民族与/或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战争；
（3）防御侵略和破坏的长期立场在许多社会主义社会和新获得解放的社会中产生了一整套形式，它以军事和安全力量为主，这些形式总是与适合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相矛盾，而且可能在很长时间内将其歪曲，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会导致它的失败或者实际上的倒退。
在国际社会主义社会中，应当对这些问题进行坦诚的讨论，这一点很重要，原因有三：首先，在实际上，应当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少任何规模的战争：其次，在理论上，依靠简单的、以前遗留下来的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准则是危险的，这就回避了我们的实际历史形势；再次，战争与和平问题将决定21世纪是否会有任何社会建设，而我们所有其他分析和斗争都将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明确认识和理解。
可能性的实践
1987
特里·伊格尔顿[4]: 1983年你从剑桥大学戏剧系主任的位里上退下来，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你在政治上一直支持左派，而且目前仍然如此。你曾在欧洲与法西斯作战，在新左派和核裁军运动创建初期，你都起了重要作用。从那以后你一直在介入工党内外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干预问题，你的学术工作——你现在称之为“文化唯物主义”——改变了文化领域几代学生和工人的思想。
如果在你退休的时候不是给你一块金表，而是给你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那该多好。然而，现在可以这样说，与你政治生涯中任何时期相比，现在这个目标依然是那么遥远，如果不是更加遥远.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大多数人的政治记忆最邪恶的、反对工人阶级的政权，它正在为建立警察国家奠定基础；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显然已迷失了方向的左派反对党。从军事上来说，我们现在生活在最可怕的危险之中。那么，我能不能请教你一下，经过如此漫长的斗争之后，你现在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感到幻想破灭了呢？在撒切尔政府第三次被选上台后，你现在的政治思想和希望是什么？
雷蒙·威廉斯：幻想破灭？无稽之谈；失望，那是当然。然而回想起来，这些失望有些我早就领教过了，所以近期的失败并没有使我感到非常惊讶，确实，1947年的事件使我大失所望，我当时还是个年轻人，一个参加过战争的军人，所以有一两年的时间我退却了，想搞一个不同的研究项目，其中也涉及一种不同的政治项目可能是什么。还记得吧，当时人们希望能有一个工党政府，这也是我整个儿童时期的希望，但是这种希望终究成了失望，被狠狠地击破了:优先考虑的是与美国的军事结盟，而不是工党在福利问题上真正有所成就，还有调用军队对付罢工工人等。所以在我看来，这场危机是比较早的一次；1956年的危机并没有使我像那些留在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那样感到震惊，这也许是部分原因，20世纪50年代后期，有了重整旗鼓的感觉，这种情况在整个60年代还在继续，出现了意在让左派力量重新集结的种种努力，到了70年代，这个势头消退，当然也就有了挫折感和失败感；但是我认为，整个历史已经使我准备从情感和思想上接受左派即将经历的失败。
当这一切都进入了撒切尔政府的公开反动时期后，我觉得左派似乎力图重新构建非常有限的希望，而我看到的却是不断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1945年的胜利语汇是无所指摘的，但是如果不能直接用1947年至1948年的现实来加以证明，它就不会有任何说服力。20世纪60年代（所谓）成功的工党政府的语汇，在我看来同样被1968年的事件所证明——在那段混乱时期，把新的思潮和情感注入劳工运动的企图不仅受到冷遇，而且实际被再次击溃。
如今，我比以前看得更清楚，这种社会主义的分析是正确的，而且我认为这种正确性已经反复得到了展示。但是支撑主要左派组织的那些观点，对于他们力图改变的那个社会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左派方面一直企图重建那些老的模式：“统一英国”的说法就是近期选举语汇中的一个例子，还有所谓自治县的主权经济的说法——好像过去四十年中发生在国际资本主义社会的事情简直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当他们根据这些口号进行斗争的时候，他们能够或者应当为之奋斗的东西就变成了很难界定的东西。
特里·伊格尔顿：那么应当为什么而战斗呢？你是不是认为左派应当采取完全不同的策略？
雷蒙·威廉斯：这样的策略还有待于发现，不过我说的是，起阻碍作用的正是要造就一个相对强大、统一、具有“成功的”自主经济的英国的老模式。我认为，这是已经被历史淘汰出局的模式。它的后果之一就是退却到某些传统的劳工运动堡垒地区：苏格兰、威尔士、英格兰北方。但是真正的战略思想就要超越只考虑改变英国的情况。至少要采取西欧的观点，因为那里有很多民族和地区的情况大致相同，都受到国际资本主义和军事联盟的渗透和扭曲。任何实用的战略都要考虑在英国这些地区大力发展自治，但是至少首先要注意能与西欧建立的各种联系，而不是要使这个战略适应英国这个国家。
选举体制是最明显的障碍，因为它在英国这种过时的模式上强加了—个全国性政党的要求——“全国性”。这就产生了左派力量联合的必要性，但每个人都知道这种联合实际上是难以真正维持的，从自由主义的到极左的各种舆论的范围太广。社会主义者希望打败的完全是个邪恶的东西，所以必须友好地对待工党右派、自由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甚至是进步的保守党人：但是如果你假装同意他们的观点，那你就没有尽到自己最基本的责任：说出你看到的事实真相。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战略的一个主要障碍，就是左派不断企图按照自己的愿望改变整个工党的形象，以区别于现在这种在约束状况下保留社会主义元素的形象。这实际上阻碍了工党为完成它必须完成的几项有限的工作而必须达成的团结。但是这也意味着在一致性的借口下，限制绝对直接的社会主义观点和宣传的总量。当你听到工党候选人大谈忠于北约，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等问题时（我们那个候选人就是如此），你就知道你和这样的人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虽然为了一些特定的目标，你在其他方面准备和他友好并合作。可是左派仍然把使社会民主党整体转变为社会主义政党作为自己的目标，从一个重要的意义上说，它也堵住了自己的嘴。
如果我们实行的是按比例的代表制，很快就会实现中心的重组。人们谈起过左派的重组，而实际上中心的重组早就开始了。我认为，现在这样的中心重组是必然会发生的，但它不关左派的事。社会主义的分析和宣传必须使用自己的术语。如果真有中心的重组，使工党进入某种毫不含糊的社会民主阶段，那么在被改变的选举环境中就会有社会主义力量、绿色和平的力量与激进民族主义的力量联合的空间。这在选举上并没有多重要，主要是它能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目前这在政治上还不会有多大的进展。对于工党中的左派而言，企图分裂它、进一步削弱它将会是非常糟糕的，而且根本不存在什么分道扬镳的问题。但是在我所描述的形势下，就存在着左派公开表明自己观点的可能性；在如此艰难的政治环境下，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特里·伊格尔顿：确实如此；由于资本主义的危机加剧，我们都目睹了极左派的知识分子在不断地流血.许多个体、群体、杂志乃至整个政党的右转已无法阻挡，而且在这个时候——辛辣的讽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显，更具破坏性，人们也许会把它描述为“整个全球体系”，它要求人们做出适当的激进反应.然而，在后现代主义正在分崩离析的时代，要认定这样的事实也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在某些所谓左派圈子中，只要你提到社会阶级，你就会毫不犹豫地被扫地出门。失败主义和适应性，无论被打扮得多么“充满活力并具有现代主义气息”，似乎都成了当代的秩序。我曾经听你用一个颇为讥讽的短语来指那些“为解决短期的问题而进行长期调整”的人。我想知道你所想的是不是干这种工作的人的背叛？
雷蒙·威廉斯：这么说吧，我们敌人的力量是不容怀疑的：然而运作这个体制本身的那些人非常聪明，他们知道它的根基有多不稳。由美国领导的反共产主义、反第三世界的联盟内部存在着分歧，美国对它的控制日益困难，它的整个未来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国际金融体系是一个十分混乱的经济体，是建立在令人担惊受怕的信用扩张和信用冒险之上的，早期正统的银行家和金融家在这种情况面前会吓得魂飞魄散，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在提倡某种等待经济崩溃的政策；一方面，这样的崩溃并不是自动的，另一方面，它们很可能造就出一个右派，一个我们迄今为止从未见过的死硬的右派——那些大谈英国死硬右派的人们实际上也没有见过，但是，如果这个体制这么不稳定，那我们显然不能向它那边调整。那不是一个人们必须接受的世界。它属于少数怪人，他们认为在一个非常强大和成功的体制内，还要保持过去的社会主义文本和思想的活力。强大，是的；成功，不是。
与此同时，在东欧所谓“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所发生的事给左派造成了难以充分估量的巨大伤害。这是许多知识分子当逃兵时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一个难以反驳的问题，当然，人们同意谴责恐怖活动，而在他们的回忆中，从历史的角度来说，这类恐怖活动远不及右派长时间的、系统的恐怖活动。如果因为这种恐怖的事情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进行的，所以这就成了脱离社会主义的理由，那也会成为脱离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体制的理由。然而，东欧社会是不会继续保持目前的状况了；它们知道不进行巨大的变革，它们就无法支撑下去了。对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来说，这将成为一个积极的因素。
特里·伊格尔顿：现在有时候，在左派的政治藩篱两边似乎分别是两种情况：一方面是致力于阶级斗争，另一方面是庆贺差异性和多样性。但是在你的著作中，几乎从一开始，这两种思想方法就巧妙地并存着。你对封闭的、统一的理论和战略早就深表怀疑，而且从一开始就强调社会主义的困难、复杂性和多样性； 但是， 在你过去十多年的发展中，你似乎丝毫没有坚持一种阶级的观点，而在这段时间里，一些其他左派知识分子夹起了尾巴或者干脆就背叛了。你对这两种思想方法之间的关系是怎么看的？
雷蒙·威廉斯：对于阶级和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我早就意识到了。我对地方有特别强的意识，而且仍然可以从一个地方和那里的人民中得到不寻常的情感确认。马克思主义中历来有一个重要观点，无产阶级是否会成为一个普遍的阶级——它从普通的剥削中形成的种种纽带关系是否会被看成是主要的并最终超越因地区、民族或宗教产生的局部关系纽带。一方面，承认剥削就会在一个更加普遍的基础上重新产生阶级觉悟和组织。另一方面，据我所知，在这样的长期斗争中，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是不重要的，也没有什么情况是决定性的。所以这个论点的两个方面我都支持，是的：我承认由这种基本剥削所产生的各种普遍的形式——这个体制中尽管存在着局部的多样性，可是无论在哪里都是可以识别的。但是，反对这种体制的斗争实践往往会受到其他比较特别的关系的干扰，有时则是被歪曲。
特里·伊格尔顿：这当然包括重要的性别问题。1961年，现在的妇女运动在当时连影子都还没有，可是你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就指出，你认为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四种相互连锁的体制，并把其中一个称为“产生和培养体系”。可是你的理论著作在这些问题上似乎保持了相对的沉默；相反，也许它们想驻留在你的小说中，其中的家庭，一代人以汉它们与工作和政治的联系都显得非常突出。
雷蒙·威廉斯：是这样的，这些其实都在我的第二部小说《第二代》中：这就是那本书实际上所谈的内容。大约在同一时间，我还在写《从狄更斯到劳伦斯的英国小说》，我在书中说，勃朗特三姐妹代表了被男子霸权边缘化的利益和价值观，不过，除此而外，还代表了一种比较普通的人类利益，证明男子主义特别具有伤害力的说法有局限性。我记得以前在讲课的时候曾经让学生感到很尴尬——你肯定会记得的——我说如果能确定男子不再在公众场合哭泣的那个历史时刻，那将是非常有趣的。对于柔情和情感反应的压抑，愿意承认什么不是软弱——对另一个人的情感或通过另一个人来表达情感；所有这些都不仅仅是女性体验到的压抑，而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情况，我想我发现在自己的小说中使用比较人性化的术语来探讨这个问题更容易。这其实不是什么借口；我在其他著作中也应当这样；但是等我像这样逐步理解了的时候，许多优秀的人早就这样做了,而且他们无疑比我理解得还透彻。
特里·伊格尔顿：长期以来媒体，或者你比较喜欢说的传媒，已经成了你的一项主要研究工作.不过“媒体”的整个概念在表达这些机构的巨大力量时肯定是太过消极了。对于撒切尔来说，在选举中，《太阳报》、《信报》和《快报》的编辑极为重要，其重要性无疑要超过她的核心圈子里的任何成员，他们应当在西敏寺大教堂内占有一席之地。我的意思是说，越快越好。要和这样一个庞大的政治力量作斗争，我们应当怎么着手呢？
雷蒙·威廉斯：这个嘛，当然我们可以谈谈教育——把人们的头脑武装起来，以应对那样的新闻报导，但是现在有一种持续的文化上的努力，为的是揭示这样的操纵是如何进行的，这几乎没有触及它的要害，我看教育的反应是远远不够的。那些操纵手段太厉害，也太下作了。必须把这些人赶走。我们必须创造一个由读者拥有并负责的报纸。奇怪的是，媒体中权力日益集中的过程竟然没有受到社会主义者的抵制，也没有受到整个劳工运动的抵制，而是实际上主动地放弃了一些关键的部门，20世纪50年代，我曾经集中精力进行过这样的文化分析，当时就有很好的马克思主义朋友告诉我，说这偏离了经济斗争的大方向。现在每一个工会领导人和政治领导人都大喊“媒体！媒体来了!”有人正确地预见说：在选举政治中，这是一个主要战场，但是对这种说法的反应却是非常滞后的。我在60年代初那本《传媒》中曾经提出，要对媒体进行民主控制，依我之见，这种方案现在依然很有必要。
特里·伊格尔顿：在历史小说和政治著作中，你越来越多地提到威尔士；从个人和政治的角度看，你都和威尔士有着密切的积极的关系。这样的边缘化是不是你著述中的力量源泉？不妨这样说，抑或这是为了在与中产阶级英国人周旋时，方便地拥有另一张护照和身份证？
雷蒙·威廉斯：我想我的一些威尔士朋友会很善意地说，如果我对他们有什么重要性的话，那恰恰是因为我比较突出——因为我在英格兰人中周旋，而且在他们的机构中说话时有人听，甚至得到承认。如果你是这些处于劣势的少数民族中的一员，你可能对离开自己到其他地方去的人耿耿于怀，但是如果你知道他们仍然和你保持关系，即使他已经跨过边界，不再留在那个圈子里，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总地来说并不后悔自己跨越了那道边界，虽然有时候我也有一些后悔。不管怎么说我毕竟是来自威尔士边界地区的，我的问题历来是，是威尔士人又怎么样——我是说从某种严肃的意义上说，而不是处于可出口的阶段——这是威尔士的说法。有一些群体的人我认为是真正的威尔士人，他们的身份不容置疑，他们会大批地站出来，对这个回归的移民表示出种种怀疑。
我所遇到的反应，特别是威尔士年轻人的反应，恰恰与此相反：感谢上帝有人出来了，而且问我们是谁，是什么人。我通常那些著名的修饰性的复杂用语，我所坚持的深度和模棱两可，都是他们早就知道了的。这种模棱两可和相互矛盾的体验不仅使我们这些威尔士人更好地理解了我们自己的处境；它也使我们从情感上和理智上理解了越来越多的人所处的境况——包括那些一度自诩与自信的英国人。换句话说，这将使我们比较容易地向这些简朴、自信、单一的人提出一些问题，而他们真的还是属于先前一个历史时期的人。
特里·伊格尔顿：最后让我回到我们开始的时候谈到的失望和沮丧的问题。你谈到必须拒绝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我觉得这是绝对正确的。在我看来，你的著作中具有明显不变的、深厚的人道主义，如果把这说成乐观主义那就未免太肤浅了。你的政治著作中总是充满了对人类能力的信心——这种能力非常稳定，非常持久，所以不看到它们最终胜利的政治前景似乎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不妨这样说，也是亵渎神明的.也许我也有同样的信念，但是让我用魔鬼的倡导精神给你另外一个情景。历史的记录表明，这样的能力迄今为止总是被打败。沃尔特·本杰明大概是这样说的：历史上更多的不是进步而是野蛮；你和我心目中的道德和政治美德，从来就没有成为任何社会秩序中的主流，只是昙花一现，没有代表性。真正的历史记录是苦 难和无尽艰辛的记录；而“文化”——你和我的专业领域——的根也可能就在这里。那么我们如何用它交给我们的这些受到严重污染的工具来解开这样的历史呢？换句话说，背离历史纹理的社会主义是比痴心妄想要好吗？更加针对你个人问一下：你对人类创造能力的信心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特别温暖与相亲相爱的工人阶级家庭孩提时期的产物，而这个时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是一种美好的怀旧记忆？
雷蒙·威廉斯：确实我的政治信念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早期形成的思想的继续。我记得我没有什么时候说话不像现在这样直白，除了我提到的20世纪40年代那个退却时期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不再去想儿时觉得肯定会发生的事情。我已不再是那种文化的产物，由于我不能接受提供给我的其他选择，我也不知道自己变成了什么东西的产物。在那段极度混乱时期重新建立的是一种知识分子的信念，而且我现在依然持这种观点。当然不可能永远都是那样。我父亲的死对我来说是一场危机，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名铁路工人——我没有能向人们适当解释这一点，也许我只在我的小说《边界乡村》中做过部分解释——这种危机就是一种价值观念的失败感。也许这只是一个不太合理的反应。好吧，他死了，他死得太早了，不过无论男人和女人终究都是要死的。但是到临了不把他看成受害者也很难。我认为正是这种经历，才使我最终决定要写我现在正在写的这本历史小说《布莱克山区的人》。它描述的是在威尔士某个特定地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的历史运动。这段历史记录了你们所说的一切，失败、侵略、迫害、压迫。当我们看到我的先人们受到如此对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几乎是难以置信的。
我从这里得到了什么？仅仅是继续生存下去的信心？是的，这是部分原因。在看似不可能的条件下，始终存在着一个自发产生和再次产生的异乎寻常的过程。在大游行中，托马斯·贝克特曾经就威尔士人的禀性问过一位非常精明、聪慧过人的官员。“我来把威尔士人的性情说给你听听，”那位官员说，“如果你手上拿着剑，他们就会服从你，但是如果他们手里拿着剑，他们就坚持下去。”我喜欢这个深沉的、一本正经的玩笑。这样的失败接二连三地发生，所以我的小说想探索的不过是事物能存在下去的条件。这不是什么简单的爱国主义的回答：我们是威尔士人，而且还在这里。这是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人们赖以继续坚持的无限弹性，甚至可以说是曲线迂回手段，也是他们用以表达自治要求的明显不同的种种信念。这是一种价值意识，它在各种形式的压迫逆境中不断前进。
举个例子，如果我说评估一下我们是否能避免一场核战争，“我看可能性是一半对一半”，我会立即错误地把它说成51比49，或者60比40。所以我才说我们必须谈谈希望，只要它不意味着压抑这种危险的本质，我并不认为我所说的社会主义仅仅是我早期经验的延伸。在剥削更残酷、更彻底的千年之末，我看到那个童年时代到来的时候，我可以认为这是很幸运的：它体现了一个根深蒂固、不可摧毁但又在不断变化的共同生活的可能性。
[1] 方便旗（flag of convenience）指船主为避税而将船在他国注册，挂他国旗帜航行。——译注
[2] 白哲特（1826—1877），英国经济学家、政论家。——译注
[3] 直线发展的（unilinear）亦译“分阶段发展的”。——译注
[4] 特里·伊格尔顿是牛津大学批评理论的讲师，利纳克尔学院的研究生。这次采访的时间是1987年7月。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