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卡尔·拉狄克 相关链接：供宣传用的问题与答复（托洛茨基，1926年9月）（1926年9月） 关于反对派 （1926年8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9卷 №07941
第1个问题：联共（布）内是否存在反对派？ 答：1923年联共（布）的队伍中产生了反对派。反对派提醒党注意由于不善于加强工业、由于官僚主义压制日益严重而产生的威胁革命的危险。反对派要求实行党内民主和计划经济。尽管反对派集合了三分之一的党员，但还是被以一己的意志冒充党的意志的党的机关所击败。然而反对派并没有消失。 1925年末，一部分党的领导人确信，1923年的反对派提醒注意对党构成威胁的危险是正确的。这部分党的领导人坚定地认为，继续存在对党施加官僚主义压制将扼杀工人阶级先进部分的积极性，将使他们在面对小资产阶级群众首先是富农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解除武装。这些领导人坚定地认为，应当通过发展党内民主和加快发展工业（工业化）来对付这些危险。 1923年和1925年的反对派在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上联合起来，为纠正党的总政冶路线而共同奋斗。 第2个问题：反对派对联共多数派提出了哪些指责？ 答：（1）对党进行官僚主义的压制；（2）美化苏维埃国家的现状，否认苏维埃国家接近工人的必要性；（3）美化新经济政策和对资本主义倾向的比重估计过低；（4）不理解工业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所潜伏的危险；（5）对农村的分化估计不足，掩饰富农不断增长的作用，同时纵容农业人民委员部在农业合作社方面采取依靠生产能力强的中农即实质上是富农的方针；（6）对城乡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积极性比工人、贫农和贫苦农民的积极性提高得还快所产生的危险估计不足，由于放宽了选举条例和选举办法而助长了这种提高；（7）对工资、农业、住宅建设等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节约制度问题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8）歪曲统一战线策略，将团结群众的方针偷换为同工人运动的右派领袖结盟的方针；（9）对建立东方全民族运动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强大的独立组织的必要性不理解。 第3个问题：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对反对派提出了哪些指责？ 答：（1）不理解苏维埃国家的工人性质；（2）过分强调官僚主义的危险；（3）对靠牺牲农民实现工业化会破坏结合的危险性估计不足；（4）对工人问题采取蛊惑人心的态度；（5）企图通过组织派别来分裂党；（6）结成无原则的联盟；（7）借口党内民主而鼓励取消专政的小资产阶级倾向。 第4个问题：党内官僚主义制度的表现是什么？ 答：表现是：1．党的机关代替党作决定。 2．在党的会议上每个党员都不敢对党的机关和党的政策提出批评。 3．敢于揭露和批评的人均遭到迫害。下放到农村和撤离生产岗位不是出于工作上的考虑，而是为了进行迫害。 4．在党内建立告密和诽谤制度（通过所谓的秘密情报员），受害者往往是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党员。 5．从上到下，从省委书记到支部书记，挑的都是“阿谀奉承”的人，这些人由于“害怕”而不顾党员的良心执行上边的任何决定和命令。 6．工人党员感到自己在支部书记、行政领导人和地方委员会或工厂工会委员会主席面前处于无权地位：一旦发生冲突就有被解雇的危险。 7．一切关系到工人阶级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都未经广泛的党的会议讨论，都是背着党决定的（生产伏特加酒；工资问题；向农村有产业的工人征税；推行节约制度问题，而节约制度往往是裁减低级工人；国际工人运动问题；修改工会章程，从而为加入阿姆斯特丹国际打开了大门；放宽选举条例，违反苏联宪法给富农、小业主等以选举权）。党的机关进行上层争论，而全体党员群众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 8．向党隐瞒在个别问题上的分歧，重要决定和问题不在党内进行集体讨论，而是事先按照官僚主义的方式在统治集团中问加以敲定，然后拿出准备的决定，谁也不敢对之提出异议。 9．中央委员会内部的统治集团由于害怕公开性和批评自己的错误，自己就在组织派别。上行下效，省委和区委内纷纷组织派别性的三人小组、五人小组和十人小组，在小组范围内传阅秘密文件，作出不仅党全然不知而且其余正式的机关干部也全然不知的决定。因此，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派别集团脱离其余机关干部，而机关干部本身又脱离党的状况，具有危险的性质，结果党在党外群众中丧失了威信。所以，1923年12月5日的决议提出，官僚主义导致党脱离群众并成为派别活动的根源，这是正确的。 10．党在思想上的蜕化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出现了新的工作人员阶层，这些人官气十足、一身媚骨、阿谀奉承、在任何问题上都没有独立的见解，成了一群没有原则、只知服从的官僚主义乌合之众。 11．官僚气十足的党和苏维埃的干部占据了党的所有职位，并为那些等待时机以便把无产阶级专政拖离共产主义政策轨道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开辟道路。他们企图利用工人阶级的消极性把无产阶级专政转向农民资产阶级一边。 12．官僚主义制度扼杀了党内的积极性，从而使工人阶级无法对走背离革命的共产主义政策的小资产阶级道路的企图予以反击。 无产阶级恰恰在城乡小资产阶级赢得民主权利的时刻失去了主心骨。（农村的苏维埃民主和最近选举的总结。） 第5个问题：能否一下子消灭官僚主义？ 答：当然不能。但问题在于，官僚主义没有减少，相反却有了极大的增长。党内反对官僚主义的每一次重要尝试都引起上面的迫害，从而迫使优秀的党员去建立派别，官僚主义越是反对派别，它所产生和滋养的派别就越多。 思想上的短视总是与官僚主义相伴而生。统治集团的领导者使自己越来越孤立，已经没有能力评价整个形势和预见明天，也不能给党以广泛的指示。党的政策盲目不定，从而有导致更大失败的危险。无论是谁，只要他试图总结困难，弄清困难之间的联系，对未来作出展望，都会使官僚主义保守主义者惶恐不安，并招来搞派别活动的指责。一种制度积累的经济困难和政治困难越多，它就会变得越让人难以容忍。 第6个问题：官僚主义增长的基本原因是什么？ 答：基本原因是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党的基本群众是工人。党的传统是革命无产阶级的传统。背离阶级路线就必然要剥夺党的决定权，必然要以机关官僚主义的方式将政策强加于人。 与农民的关系第7个问题：反对派的政策有破坏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结合的危险，这种说法对吗？ 答：反对派的政策旨在加强结合。结合的基础不是关于结合的动听言辞，而是以农民能够接受的价格向他们供应足够数量的优质商品。商品荒及由此而引起的价格上涨对结合构成了威胁。反对派极力主张加快发展工业，这是克服商品荒从而克服城乡分离的最重要的手段。此外，对结合的威胁来自富农和耐普曼的增长，他们试图将农民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并将农民同无产阶级分离开。反对派力图缩小富农和耐普曼在经济中的影响，从而缩小他们的政治影响。可见，反对派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巩固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结合。 第8个问题：反对派想不顾一切地把农民的积累抽给工业，这种说法对吗？ 答：这样提问题的目的无非是想搞乱人的思想和吓唬农民。这也是一种蛊惑煽动。既然我们的国家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农民，既然这个国家要发展自己的工业，——这对于农民的利益来说同对工人一样必要，那么就不能把人民的即首先是农民的资金投入工业。全部问题在于，我们的国家在每个时期能给工业投入多少资金，以便通过这种途径达到最正确地、对全国来说最合理地分配积累和全部资金。工业品的匮乏和批发、零售价格的巨大差别表明，对工业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远远超过了供给。任何数字、结论、尤其是关于超工业化主义者的任何空话，都无法消除这个基本事实，这个事实表明，国内的积累在工业和非工业居民阶层之间的分配比例不当，由此产生了商品荒，从而养肥了私商并削弱了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 农民从这种实物和货币积累中，即从农民无法换取其所需要的工业品的积累中，能否得到好处呢？不能，农民由此得不到好处。在工业国有化和外贸垄断的情况下，农民本身已成为整个国家经济的股东，因此同正确而合理地分配国民经济积累以及农民积累体系相关。对于农民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不是他投入了多少卢布，而是他拿这些钱可以买多少东西。商品荒和价格的过度差别表明，如果农民投入国有工业的积累比现在多，国有工业将会给他们绰绰有余的回报，即向他们提供较便宜的商品，这样全体农民就会得到好处。 第9个问题：笼统地说从“农民”口袋里掏钱是否正确？ 答：不，不正确。农民根本没有一个总的口袋。农民现在已经包括有经济力量各不相同的各个阶层。据粗略计算，农民积累了大约4亿卢布的钱财。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每个人平均4卢布或每户20卢布。农民积累的分布极不平均。贫农一点儿积累也没有，却负债累累。中农多少有些积累，但大多数积累在上层即最富裕的阶层手中。积累的主要部分在富农上层手里。粮食储备的情况也是如此：储存和积累粮食的是富裕农民。可见，这里说的不是从农民总的口袋（没有这样的口袋）里，而是从富农和富裕阶层的积累中抽取额外的资金给工业。这样取得资金将会给中农和贫农提供比较便宜的工业品。这对于农村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有利的。 对工业的态度第10个问题：说反对派认为应当把国有工业租让给外国人，是这样吗？ 答：这种论断同关于“超工业化”（即力图过度而不合时宜地发展工业）的叫嚷直接矛盾的。不仅如此，这种论调也是一种最卑劣的诬蔑。所以能够采取这样的手段，只是因为党被官僚主义扼住了脖子。 《真理报》断言，梅德维捷夫同志在其1924年1月所写的一封信中主张对大部分国有工业实行租让。梅德维捷夫同志两年半以前所写的这封信没有在任何地方发表过。谁也不知道这封信，因而无法判断《真理报》所讲的信的内容是否属实。但1923年的反对派和1925年的列宁格勒反对派与这封无人知晓、反对派既没写过也没传过的信毫无关系。 反对派认为，关于国有工业发展速度的问题对社会主义的命运具有决定意义。为此反对派要求改变税收体制和价格政策，重新编制预算。租让在我国的经济中只能而且应当处于受到严格限制和从属的地位。任何试图使租让的范围超出一定限度，即让外国资本对我国经济拥有主导性的或哪怕只是相当大的影响的做法，都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公然背叛。 第11个问题：说反对派想提高工业品的价格并通过这样的方式靠降低工人和衣民的生活水平来发展工业，是这样吗？ 答：不，不是这样。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最大祸害是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的剪刀差。这种剪刀差养肥了商人和投机倒把者，他们赚了数亿卢布（今年已近百万卢布）。国家按出厂价格出售商品，而农民和工人则按零售价格购买商品。近一年半以来我国的批发价格始终未变，但零售价格却大幅上扬。在许多情况下，当零售价格上涨导致需求减少时，可以提高出厂价格而不提高零售价格，因为需求制约着私商哄抬零售价格的限度。任务在于把尽可能多的批零差价交到国家手里以发展工业，而无论如何不要提高零售价格。如果零售价格居高不下，批发价格低廉对工人和农民来说毫无关系，提高出厂价格要打击的是私人资本，而不是消费者。应当从这个方面寻求解决办法。 要是提高出厂价格导致零售价袼上涨怎么办呢？应当谨慎行事，密切关注市场的变化。如果零售价格随批发价格开始上涨，应当停止行动。应当慎之又慎地摸索。国家得到的商业加价部分越多，工业发展得到的资金就越多，工业就能更充分地满足需求。这是降低零售价格的惟一途径。这与农民和工人的利益紧密相连。 工资第12个问题：说反对派提出先保持现有工资等以后再逐渐提高的口号是在进行蛊惑宣传，对吗？ 答：只有不知道应当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工业的人才会这样说。不逐渐地提高工资，不提高工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们在工业化和社会主义道路上将一事无成，因为如果工人不关心工业的发展，就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我们只是在工人开始“磨洋工”时才提高工资，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首先是靠劳动力单纯地拼体力。同时，工资的提高甚至常常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或者相反。（从1925年8月至1926年3月这段时期每个工人的日生产定额提高了7.0%，而日工资却下降了8.0%。） 这不是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政策。这种政策带来的是昙花一现的效果。最后，机床过载将导致机床的损坏，劳动力超负荷将导致产品质量下降和工人体力衰竭。在企业的官僚主义制度下对这种政策的不满也会促使工人走上酗酒和政治消沉的道路。这就是对工资问题采取官僚主义态度导致的后果。在工资方面的社会主义政策应当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整个国民收入的增加，提高工资和工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应当靠对机床和机器进行技术改造。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均匀增长。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反对派两次提出这个问题： 1．在中央四月全会上，反对派提出建议，主张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要降低实际工资，并在商品的市场价格提高时提高名义工资。相反，统治集团起初建议不降低名义工资，但允许在一定情况下降低实际工资。只是在反对派的压力之下多数派才通过决议，同意“把工资保持在现有的实际水平上”。 2．在中央七月全会上，针对实际工资持续下滑和推行节约制度时出现的官僚主义弊端，反对派再次提出讨论工人状况问题。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拒绝了这一建议。 可见，在工业接近战前水平、耐普曼和富农的收入不断增长的时期，提高工资的要求却被看做是蛊惑宣传。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关于提高工资是蛊惑宣传的论断被他们自己推翻了。中央由于害怕反对派的壮大而任命了一个全苏委员会来制定提高工资的措施。这就表明，反派提出的要求是可能得到满足的，所谓反对派进行蛊惑宣传的叫喊只不过是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居心不良的表现。 最近，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由于觉察到了工人的不满和惧怕反对派，于是宣布将工资平均提高7％。这种提高是一种蛊惑人心的举措，是为了对付反对派，而不是工人政策中心的某个方针，这有下面的事实为证：（1）这种提高是不够的，因为反对派要求提高15%，以使实际工资水平达到1925年秋天的水平；（2）这种提高不能保证工人的工资在零售价格上涨时不降低，因为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拒绝了反对派关于在价格上涨时提高名义工资的建议；（3）现在实行的提高完全被房租的提高和生活费用的上涨所抵消；（4）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在工业方面的政策导致商品荒加剧，使经济上的困难越积越多，从而使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阶级物质状况的改善更加困难。 可见，现在实行的力度不够的提高工资是一种蛊惑人心的举措，像12月5日的决议一样。其目的是让工人共产党员摸不着头脑，从而轻信他们的话。这就是反对派要求自由讨论一切有争论的问题的原因。 第13个问题：有加快工业化速度和保持并提高实际工资所需的资金吗？ 答：毫无疑问，资金是有的。提高工资所需的资金同发展工业所需的资金一样，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会放在国家金库里等你去拿。这些资金应当去争取。为了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当通过正确的工业积累政策、正确的税收政策和正确的预算政策挖掘这些资金。 为此必须：（1）在确定出厂价格时做到确保现在由于批零价格剪刀差而落到私商手里的那部分商业利润的相当大部分能流入国家的口袋里。（最近两年从工业领域的超额加价大约有15亿卢布。而今年的基本建设工程，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统计，至少必须投入12亿卢布。） （2）加强对富农的征税力度，因为富农利用手中积累的多余资金收购粮食，囤积居奇，促使粮价上涨，剥削贫农，不仅对工人的工资，而且对国家的整个进出口计划都是个打击（最近富农阶层的积累已达4亿卢布）。 （3）在分配预算资金时确保工业比以往任何时候得到的都多。现在根据预算，工业为预算提供23100万卢布，而得到23050万卢布。 （4）实行节约制度，吸收工人群众参加这一工作，应保证工人群众对旨在削减生产过程中的非生产性开支的措施的落实进行监督。来自下层的社会监督是实行节约制度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必须彻底消除那种主要是在工资上节约、动不动就裁减低级工人的节约制度。 （5）每年对国民经济资源进行有利于工业的再分配，以便结束那种工业越来越落后于国民经济需要的增长、由于商品荒导致零售价格昂贵而工人和农民多付钱的状况。 工人国家还是工农国家？第14个问题：说反对派否认苏维埃国家的工人性质，对吗？ 答：不对。反对派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不曾否认苏维埃国家的工人性质，但与列宁一样，反对派注意到，我们的工人国家的绝大多数居民是非无产阶级的，国家不能将大量的、与无产阶级格格不人的分子从国家机关中清除出去。这两个因素带来的后果是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部分使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困难重重。旧沙皇和资产阶级官僚的残余在工人阶级及其国家之间建起了一堵墙。要同这种情况进行斗争，只有尽全力吸收工人阶级参加国家工作，放手发动工人批判官僚主义弊端，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进行无情的斗争。党中央书记莫洛托夫借口苏维埃国家的工人性质而否定使工人阶级接近国家工作的任务。中央委员会多数派认为对官僚主义的任何批评都是故意捣乱和反对派行为。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对富农和私商的力量即妨碍社会议建设的力量估计不足。可见，他们实际上在促使我们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逐渐减退。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指责反对派，说反对派的言论削弱了我们国家的工人性质，这是错误的。可反对派指责中央委员会多数派，说他们的政策如果得不到党的纠正，就会在实际上导致苏维埃国家丧失工人性质，而这已得到了证实。 关于派别第15个问题：什么是派别，派别是如何产生的？ 答：派别指的是从整体分离出来，对一系列根本问题持有特殊的观点，拥有比较固定的单独组织，试图改变党的政策的党内一部分人。党内特殊观点的产生是由于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没有得到全党的赞同；但只有在党组织不让少数自由发表其自己的观点的情况下，观点上的分歧才会导致派别分离。在没有机会以合法方式捍卫党的情况下，少数派或者应当放弃自己的观点，或者应当进行斗争，但斗争会扩大由于意见相左而造成的裂痕。可是如果分歧事关重要的问题，那少数就不能放弃斗争，即使遭到再大的迫害也在所不惜，因为在他们看来，党的政策是错误的，有导致革命灭亡的危险。在各封闭的派别的斗争中，分歧越积越多并趋激化，派别的隔绝越深，暂时分歧变为永久的分歧就越多，并决定着派别成员对所有其他问题的态度。分歧的总和可以说明，党内的各个部分开始或多或少地反映或表达不同阶级的利益。说到底，无产阶级党分裂为各个派别表明了非工人的集团和阶层对党的影响。处于荫芽状态的派别斗争是党内阶级分化的反映或先兆。 第16个问题：我们党内的派别斗争是否有阶级内幕？ 答：当然有。苏联存在着工人阶级和农民，除此之外还有在新经济政策的影响下复活的旧资本主义阶级的残余。工人阶级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是不矛盾的，因为农民将从社会主义的胜利中得到好处。然而，第一，农民的利益同少数农民——富农的利益是矛盾的；第二，广大中农群众并不向往社会主义，他们把要求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任何牺牲都看成是沉重的负担。因此在苏联以苏维埃政权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与农民之间展开了斗争，而富农和私商则极力激化这一斗争。 在共产党内存在着农民成分和受工人阶级熏陶不够即同小资产阶级各阶层有一定联系的知识分子。这些分子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党内维护私有者的利益。此外，党内的工人多数在实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时不得不顾及农民的情绪以及农民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反抗。对这种反抗过度恐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面前低头，导致从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滑向农民观点。这样一来党内的农民成分和半农民成分就结合起来，先进工人内部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方面产生的分歧就具有成为阶级分歧、成为拥护还是反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的趋向。 第17个问题：反对派是否维护派别的存在？ 答：从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反对派不仅不会维护派别的存在，而且相反，是派别的最坚决的反对者。反对派反对派别，首先是因为他们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党。按照反对派的意见，只有在非无产阶级成分服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并执行无产阶级政策的情况下，才允许他们在党内占有一席之地。我们不承认任何在党内建立小资产阶级派别的权利。先进工人中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和方法方面将会经常出现一些分歧，但这并不需要建立独立的派别。这些分歧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在党组织内消除。在工人们对问题经过讨论并弄清问题的实质之后，由各个组织通过决定，少数服从多数，因为这样或那样的暂时错误比党的分裂带来的危害要少。在共产党内是不允许出现小资产阶级派别的。要是有党内民主，先进工人并非一定要分裂为各个派别的。 第18个问题：谁应对联共内派别斗争的激化负责？ 答：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对联共（布）内派别斗争的激化负有特别的责任。 它以其堕落到为小资产阶级分子保驾的政策奠定了这种斗争的基础。工人共产党员不能容忍那种一提利用富农和耐普曼的积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大喊救命的政策。先进工人不能容忍那种要苏维埃专家和官吏低估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增长的政策。先进工人不能容忍农业人民委员部试图把合作社这种工人专政也就是在农村发展社会主义的工具，变为支持富农的工具的政策。先进工人不能容忍给予剥削分子苏维埃选举权的做法。任何从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转向小资产阶级立场的行动都会引起和应当引起党内无产阶级分子的反抗。但中央委员会多数派不仅以其政策引起无产阶级分子的反抗，而且使得无法通过正常的党内方式消除分歧。它禁止先进工人在党员大会上和在党支部内同背离阶级路线的行为作斗争，对提醒党注意党所面临的危险的每一个党员横加迫害。它不让先进工人说话，禁止党内争论，向党隐瞒反对派的真实观点，把一些表达截然相反观点的文件作为反对派的观点抛出来，并以这样的方式伪造党的意见，用各种威胁手段强迫党的组织通过有利于自己的决议。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在党内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党员不是根据自己的见解投票赞成决议，而是口是心非，以免遭到迫害。这种局面使得不能通过争论的方式形成少数派应当服从的真正的多数派。多数派除了不让党内先进工人的代表说话，还对任何试图在党内越过官方组织而弄清分歧的做法加以无情的压制。同时，它并不满足于夺取党的机关，还在党内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以保证其对党的机关的控制，不管党内大多数人是否拥护它。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政治局被盲目跟随斯大林的中央委员的不合法的全会所取代。政治局被不合法的斯大林领导集体所取代。从省委和区委直至基层党支部内部，都存在着靠派别内部纪律维系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秘密组织。这些组织不仅使反对派代表人物的权利，而且使广大没有参加反对派、但由于某些原因被看做不太“可靠的”党内同志的权利化为乌有。这样，中央委员会的斯大林多数派就以其政策、以其背离阶级立场的行动在党内造成了极其深刻的分歧，并以其组织政策阻断了通过正常方式即通过对党组织的决定进行争论的方式纠正中央委员会多数派错误的道路。可见，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及其政策和组织方法是联共（布）内派别产生和巩固的根源。 第19个问题：派别的存在是否违背党代表大会的决定？ 答：是的，违背第十次和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的决定，这两个决定清楚明确地禁止派别的存在。但这些决定同时也给予党以党内民主。正因为如此，这些决定要求抛弃由某些同志组成的集团封闭地、秘密地决定党的问题的做法，从而使全党有可能公开地、共同地解决党内问题。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断送了这种可能性。如果它在断送这种可能性的同时又叫喊反对派别活动，那么这就意味着它要求由那部分表现出官僚主义蜕化倾向、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党的机关的干部垄断党的领导权。革命工人没有给予它这种垄断权，因为这种垄断权以书记处专政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而书记处则把党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建设的政策引向具有农民民族局限性的政策，尽管速度缓慢，但确定不移。在中央七月全会上反对派不得不团结一致奋起制止党发生蜕化的危险。 反对派联盟第20个问题：说反对派是一个无原则的联盟，对吗？ 答：上面的回答表明，在所谓无原则联盟的叫喊后面隐藏着对反对派所捍卫的原则的畏惧。1923年和1925年反对派联盟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过去尽管进行过斗争，但这个联盟之所以能够成立，正是因为党的发展经验表明必须坚持三个原则：（1）加快和加强工业化，以此作为克服苏联社会主义成分所面临的来自资本主义成分的威胁的手段；（2）坚持党内民主，以此作为克服党的上层官僚主义蜕化的手段，这种蜕化表现为党慢慢滑向小资产阶级轨道；（3）坚持能保证建立群众性的共产党和加强共产党与处于动荡之中的非共产主义工人群众的联系的国际政策。这三个原则表明，反对派联盟不是一个东拼西凑、由各种不满分子组成的临时性的大杂烩，而是一个由那些对革命的发展提出的基本问题作出相同回答的共产党员组成的战斗联合体。 正是为了向党隐瞒反对派联盟这些意见一致的回答，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时而试图把所谓的“工人反对派”在1924年以书面形式提出的观点塞给联盟，时而试图把奥索夫斯基同志的观点塞给联盟，尽管中央委员会多数派非常清楚，反对派坚决反对把我国经济命脉拱手送给外国资本、解散共产国际和分裂党的思想。这并不妨碍反对派反对把持有这些观点的同志开除出党，因为反对派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如果党回到党内民主制度上来，如果党给自己明确地提出日益成熟的革命问题，——那么它就能够把党内所有的无产阶级分子团结在明确的革命答案周围，并根除过去曾与党一起进行反资产阶级斗争的那部分党内人士的悲观失望的错误。 第21个问题：是哪些原则把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团地［疑有误——录入者注］在一起的？ 答：如果可以笼统地谈论我们党内的无原则性，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对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提出这样的指责。它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国家工业化的口号，可代表大会刚一结束，它就开始叫喊什么实现这个口号困难重重。这些困难其实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就已尽人皆知。既然多数派认为这些困难是不可克服的，那它在代表大会上为什么要提出工业化的问题？它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向右转。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对于反对派提出的提高工资的口号不依不饶，揪住不放。而两个月之后，这个刚刚还被说成是蛊惑宣传的口号，却被它接了过去。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大叫大嚷反对分裂党的派别活动，但自己却建立了一个封闭的派别，而且滥用党的机关和设施。总而言之，多数派的行动和理论常常是脱节的。政策的无原则性正表现在言行不一上。 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称反对派是形形色色分子的大杂烩，那它自己究竟是什么。它是一个由形形色色分子织成的联盟。聚集到这个联盟内的有滑到富农观点的党员（加里宁[1]、亚·彼·斯米尔诺夫[2]、伏罗希洛夫[3]）和我国工会领袖中滑到工联主义观点、对欧洲工会的“能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分子（托姆斯基、乌加罗夫、施米特），有拜倒在富裕农民脚下的共产党员和在形形色色的普塞尔和皮尤面前、在“工人运动的铁腕人物”面前卑躬屈膝的共产党员；聚集到这个联盟内的还有鼠目寸光的党内官僚，他们把机关当作党，把革命和反对派提出来的重大问题看作知识分子的捏造。富农把掏不出钱的贫农看作不务正业的人，而欧洲工会的头子则对进不了资产阶级办事机抅的革命群众不屑一顾，党内官僚也一样，把不卖砂糖、不知花钱为何物、不愿背着党处理党的事务的革命者看作不务正业的人。热衷于事务工作，拒绝解决需要克服巨大困难的伟大任务——这就是维系斯大林集团的主线。然而革命的政策要求把日常工作同革命的前景、小心谨慎同敢想敢干结合起来。为了日常工作而放弃革命的前景，借口小心谨慎而放弃敢想敢干，将使党面临庸俗化和分裂的危险，使党内团结遭到削弱，使党没有能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能力反击巨大的危险和经受历史的考验。而失去革命前景的斯大林集团甚至无力保证自己队伍内部的团结。伟大的目的具有凝聚力，渺小的目的具有离心力。因此我们认为斯大林集团的队伍内地方利益、部门倾向之间将进行持续不断的争夺。如果明天反对派被消灭，那么斯大林集团就将会土崩瓦解，因为它没有一个统一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事务主义原则不能取代列宁的原则、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则，反对派就是在这些原则周围集结起来的。 第22个问题：说反对派得到国际孟什维主义、国际资产阶级的赞赏，对吗？ 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报刊对联共（布）内发生的事件的评价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也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都缺少正确评价复杂现象的方法，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这样的方法。因此，在世界报刊对联共（布）内部事件的评价中，不乏赞赏反对派的声音，例如有名的倒戈者、玩弄社会主义原则的保尔·莱维[4]。但越是接近资本主义实业界，对俄国共产主义内的派别斗争的评价就越正确。我国的报刊在斯捷茨基[5]和马列茨基、舒宾和扎斯拉夫斯基[6]之流的一手控制之下，竭力向共产主义工人隐瞒大资本主义报刊的声音。它们隐瞒这些声音是有原因的。资本主义报刊称斯大林的方针是依靠富农的方针。法兰克福交易所的机关报《法兰克福报》直言不讳地写道，只要斯大林掌权，就没有人敢欺负富农。纽约一家大银行的机关报《Guaranty Survey》对斯大林从依靠工人转而依靠富农的举动大加赞赏。不仅如此，以维也纳《工人报》为首的孟什维克报刊欢呼斯大林的胜利，说这是托拉斯大亨、银行经理、机关权势分子对1917年革命幻想家的胜利。但就是这家报刊在夸奖斯大林的有益开端的同时，也向他提出了要求：要想有所得，就要有所舍，既然中央委员会多数派想要依靠小资产阶级，那就应放弃专政，因为拥有革命的过去的官僚专政不难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需要得到法律保障，需要消除官僚主义土皇帝咨意妄为的行为。为了证明存在这种咨意妄为的行为，资产阶级报刊援引了反对派对党内制度即对官僚主义高压制度的批评。但如果把这看做是资产阶级报刊对反对派的支持，那么对于世界资产阶级报刊在得知捷尔任斯基[7]的最后一次讲话即关于现在的多数派领导下的经济机关土崩瓦解的讲话后而欣喜若狂又该如何解释。所有资产阶级报刊都一字不差地转载了这篇讲话。捷尔任斯基为此已不可能承担责任，因为这篇讲话是在他死后发表的，没有得到他的允许。但事实终归是事实。让斯捷茨基—马列茨基之流或前《交易所新闻》的编辑舒宾壮着胆子去谈论捷尔任斯基同资产阶级的团结吧。 最后，我们建议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出版一个单行本，把资产阶级领导机关报有关我们党内危机的文章都收进去。他们是不敢这样做的，因为大资产阶级报刊基本上是赞成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而既然事情是这样，那么请他们就不要嫁祸于人，对这些实际上是一种警告的称赞好好考虑考虑。 反对派追求什么反对派追求的不是党的分裂，恰恰相反，追求的是恢复党的统一。恢复党的统一需要：第一，建立党内民主，即党的所有组织都有权自由讨论党所面临的所有问题，有权在不受机关压制、不受迫害、流放和调动的情况下解决这些问题，有权选举所有公职人员，取消打着推荐幌子的委任制。所有党支部都应有相互交往的权利，因为党应当把工人群众团结起来，而不是把他们分成相互隔离的小团体。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应当解散自己的派别组织。各级党委自由解决党的问题的权利应当得到恢复。这样一来所有其他派别存在的理由就将轻而易举地消失。党将在自由争论中确定解决经济、政治和组织领域中已成熟的问题的办法。第二，坚决反对党滑向小资产阶级轨道。只有放弃纵容富农和私商的政策，放弃给予剥削分子（牧师、磨坊主、烟草种植园主）权利的政策，放弃通过合作社扶持富农的做法，这样才能够把农村贫农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只有动员农村贫农和中农才能开辟利用富农和耐普曼的积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只有实行党内民主，只有每个工人共产党员都有同所有党、苏维埃和经济机关的奢侈浪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行为作斗争的自由，才能实现节约制度的口号，把现在遭到浪费的相当大的预算资金用于工业化。只有正确的革命政策才能保证党的团结和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革命不可能原地不动。它不是前进，就是后退。只有反对派的政策才能保证作为革命杠杆的党的统一和革命的发展。只有一个领导着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统一的布尔什维克党，才能保证现在成为列宁所创立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大团结的残留组织的共产国际的团结和发展。 卡·拉狄克[8] [1] 加里宁，米·伊·（1875〜1946）——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起任全俄（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19年起任党的中央委员、中央政冶局候补委员，1926年起为政治局委员。 [2] 斯米尔诺夫，亚·彼·（1877—1938）——1896年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十月革命后历任副内务人民委员、副粮食人民委员、农业人民委员，联共（布）中央书记等职。 [3] 伏罗希洛夫，克·叶·（1881～1969）——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苏联元帅。1921年起任党的中央委员，1926年起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925年起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国防人民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4] 莱维，保·（1883～1930）——德国共产党人。早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斯巴达克联盟的领导成员。1918年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0年当选德国统一共产党主席。在德国“三月发动”问题上同德共“左派”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发生严重分歧，被开除出德共和共产国际。1922年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接着又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 [5] 斯捷茨基，А．И．（1896~1938）——1915年入党。1926―1929年任联共（布）中央西北局委员和列宁格勒省委部长。1930〜1938年任联共中央部长，1934年起兼任《布尔什维克》主编。遭镇压。 [6] 扎斯拉夫斯基，达·约·（1880〜1965）——苏联新闻工作者、著作家。1903年加入崩得。1934年加入联共（布》。 [7] 捷尔任斯基，费·埃·（1877〜1926）——1895年加入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十月革命后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俄共中央委员、组织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等职。 [8] 拉狄克，卡·伯·（1885〜1939）——1904年加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国外支部，1908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德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1919〜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19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书记。1925年起任中山大学校长。1936年被捕，后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