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卡尔·拉狄克 中国国民军的失败 （―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来源：《1919-192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 第1辑》，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1985年1月版，第188页
国民军从天津退却是中国革命的一次严重的失败，这是无可讳言的。一份份报道北京反动势力嚣张的电讯就充分证明了这一情况。这次失败的严重程度究竟有多大，只有在弄清国民军第一军能否有秩序地撤退，能否扼守住自己原来的阵地之后，才能清楚。对国民军失败的原因必须认真加以研究。 头两个原因我们已经指出过了，这就是一方面各军阀组成了统一战线，即国内的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组成了矛头指向国民军的统一战线。但是，对这两个失败的原因仍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分析。原因主要是从天津附近触发的交战开始造成的。大家知道，这次交战是上海事件发展的最后阶段。张作霖企图利用上海事件夺取中国中部沿海地区。他扮演了一个戡乱者的角色，迅速派兵进入上海，希望因此得到英国的支持。当直系所属的中国中部各省督军开始撵他时，他只得匆匆撤离上海。直系对张作霖的进攻表明，在对外政策中亲英的直系将领不希望让张作霖取代他们，因此尽管张作霖得到英国的支持，他们仍然掉转枪头，兵戎相见。这使大家看清了中国督军对外国资本的依赖程度这一总的、十分现实的问题。他们只有在满足其切身利益的情况下才会听命于外国资本。一旦问题涉及到他们本身的生存时，他们就宁愿冒险执行各行其是的政策了。当张作霖开始撤退时，国民军的领袖冯玉祥便十分清楚地考虑过两面受敌的危险性：一面是张作霖，一面是因本系将领打败张作霖而得到加强的吴佩孚。冯玉祥一直迟迟没有发动对张作霖的进攻，但是郭松龄突然倒戈起义，从而动摇了张作霖的军心，于是冯玉祥决定进行反张斗争，消除从满洲对他造成的威胁，并夺取直隶省。吴佩孚利用这一时机向北面河南省推进以占领开封。当国民军第二军和第三军（在军队组织方面要比第一军差）在几次战斗中被击败后，第一军陷入了孤立无援、两面受敌的困境。这两支敌军在消灭国民军这一思想下联合起来了。 在事态的发展过程中，帝国主义建立了统一战线，这是因为日本认为保持它在满洲的影响是它的切身利益，它害怕冯玉祥壮大力量，一旦冯玉祥控制直隶、河南、山西、江苏等省，便可能对日本实现侵略计划构成威胁，换句话说可能威胁日本在南满的地位。中国革命在上海事件期间曾巧妙地使英国陷于孤立，但在这次迅猛爆发的战事过程中却未能巧妙地与日本沟通，孤立英国。结果，两个大国在天津采取反对国民军的共同行动，造成英、日以相当大的海军兵力在国民军第一军的后方海河河口登陆的威胁。 国民军的失败向中国革命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在国际上采取灵活手段以及有计划地努力去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包围圈，方法就是要向敌人中行动最不受约束、危险性可能最大的一个敌人作出让步。但是，这次失败还有其他原因。研究这些原因可以得出许多政治结论。国民军不是中国革命建立的。他们来自老的军事集团所建立的部分军队。近两年来，国民军第一军最接近民族运动，但还远远没有达到革命觉悟很高、组织性很强的程度，而达不到这种程度就不会成为一支能为革命目的服务的军队。国民军第一军的指挥人员部分是原来的军士，是冯玉祥提拔上来的，与冯玉祥有密切联系。但是，很大一部分指挥人员是一些旧军官，他们思想上没有革命的目的。我国红军在建军初期也没有自己的革命指挥人员，但是它有革命的政治委员，这些委员善于教育革命的下层军官，并使上层军官服从自己的意志。在冯玉祥的军队中却没有这样的政治委员。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刚开始渗入这支军队，他们的每一步行动都遇到上层军官的干扰。士兵群众也是刚开始接受革命教育。在第二军和第三军中，情况更差得多，而且国民军第一军所辖地区人口稀少，居民落后，对这支军队的革命化来说，不具备良好的社会基础。 中国中部各省民族革命力量的薄弱在国民军的失败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因为除上海外，在吴佩孚集团的军队占领的地区内，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尽管中部各省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在那里的力量很弱。这些军队的士兵没有受到革命活动气氛的熏陶，他们只是自己指挥官手中可以任意摆弄的工具。所有这一切向中国革命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必须从空喊反对帝国主义转为在所有派系的军队中深入地进行鼓动工作，必须把活跃的革命力量不仅输送到革命军队中去，而且输送到反革命军队中去。 国民军的失败会有什么后果呢？这次失败会不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转折点？我们认为不会这样。要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失败的一个条件是，世界帝国主义同中国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以及那些在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市场之间担任经纪人的资产阶级分子真正勾结在一起。而这种勾结现在是没有的，正如关税问题会议的进程所表明的那样，这种勾结也未必会在计划之中。世界资本主义不会在关税自主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而关税自主对于为数很多的中国工业资产阶级来说，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要使中国革命遭受失败的第二个条件是，中国的反革命势力要联合起来为统一中国而开展有效的活动。反革命势力要取得胜利，它必须哪怕是走了样，但必须解决历史所提出的并成为革命运动源泉的任务。但是中国的各个军事集团反映着中国资产阶级各种派系争夺中国的野心，各自与有关的帝国主义国家保持联系，因此不可能统一中国。张作霖和吴佩孚为了同国民军作战能够实现联合，但是一到分配果实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的时候，他们就会互相撕咬起来。反革命势力既不可能解决统一中国的问题，也不可能解决中国摆脱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问题。革命运动并未走下坡路，而是处于上升和结聚力量时期。甚至工业资产阶级也还在犹豫不决：既想解决民族革命任务（这些任务归结起来最终是要建立国内市场和摆脱外国资本依靠特权进行的竞争），又害怕工人的革命运动。由于外国资本竞争而破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还远远没有全部发挥出自己的革命力量。因经济崩溃、军阀混战而受害最深的广大农民群众才开始投入社会生活。虽然可以有信心地说，国民军的失败并不是反革命最后的胜利，但如果闭眼不看失败带来的危险，那也是可笑的。反动势力的气焰嚣张对于向人民群众进行革命鼓动和组织工作将会增加客观困难，假如吴佩孚得以牢固控制中国北方和中部各省，那对广州来说将出现非常危险的局势。但是，吴佩孚为此需要有很长的喘息时间。然而未必会有，即使有，广州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统一南方，并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 1925年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伟大的胜利。这就是人民群众起来了。1926年给革命军队中的一支军队带来了军事上的失败，但是这次失败并没有使1925年的胜利全部化为乌有。因此，尽管遭到失败，中国革命者必将加倍努力地沿着组织国民革命的道路前进。 （章任贤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