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狄克自传

原载：《格拉纳特百科辞典》第41卷第2分册附录第138—169页。
来源：《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8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1980年版，第144页。译者：唐春华

　　拉狄克，卡尔·伯恩哈多维奇（Радек，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1885年生于东加里西亚的利沃夫城。五岁丧父，由母亲抚育成人，母亲是西加里西亚塔尔诺夫城的国民教师，我也是在这里念完中学的。母亲一家人都是渴望文化，靠自学有所成就的人。由于波兰文化是教权派天主教文化，因此德国古典文学及其全人类的人道主义思想，既是教育母亲一家的源泉，也是教育加里西亚所有犹太人的源泉。母亲的大哥，一位啤洒酿造工人喜欢莱辛的《智者纳坦》这本书，他在业余掌握了几种欧洲语言，阅读了大量哲学书籍。另一位舅父，他是奥地利军队的一个军官，喜欢作家海涅。他以感人至深的方式帮助了我母亲。我从小就用德文阅读父亲留下来的书，其中德国民主主义者罗特克的《通史》起了主要作用。但是在学校里，我很快就受到波兰文学和波兰历史的影响。波兰爱国主义虽然具有天主教的外壳，但是使我入了迷。我也就接受了这种外壳。到十三岁时，我不仅成了波兰爱国者，而且热中于天主教。探讨波兰四分五裂的原因以及把它重建的途径等问题，阅读旧的民主爱国主义的文学作品（它指出小贵族的统治是波兰没落的原因，并把波兰的未来同各国革命运动联系起来），都促使我去研究社会问题。当然，我们家所面临的困境（母亲不得不以可怜的一点钱来供养、抚育我和妹妹），我们周围穷手艺人的困境，也都在这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当我十岁那年在农村度假时，我听过一个老雇农讲述的关于1846年农民起义的故事：在奥地利政府保持中立（它企图以此消除波兰贵族向外扩张的危险）的情况下，农奴们杀死了一些波兰地主。维斯沃卡河和白河的整个地区，也正是抚育着我的地区，成了这一运动的中心。这个故事纠正了我对事件的那些来自爱国主义小册子的看法，这些看法掩盖了起义的阶级原因并把一切罪过归之于奥地利官僚的挑唆。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这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给予我的第一个印象，我开始贪婪地倾听农民在做什么。加里西亚的农民当时已经经历了一个政治动员时期。农村的民粹派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天主教士斯托亚洛夫斯基一度被教皇革出教门，遭到政府和贵族的疯狂迫害，他向社会民主党求援。我开始倾听有关社会民主党的消息。当我还是小孩时，在报纸上读到关于它争取普选权的斗争时，在读到反对巴德尼伯爵的议会争吵的情景和维也纳的街头示威游行时，我对它就有了一个初步的泛泛的印象。今天记忆犹新的是，当警察逮捕工人代表，当矿工领袖希别什的上身从警察手里挣脱出来而头部掩到警察身后的议会的石阶上时，维也纳议会的情景给我留下了何等的印象。我十四岁时认识了第一个工人。我每天早晨五点到市内公园去读书。有一个星期天，在公园的出口处有一个不识字的建筑工人斯塔日克把我拦住了，问我能不能给他读读报纸。他从兜里拿出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前进报》，我只好把报纸从头到尾给他读一遍。我从他那里得知，市里有一个制帽工人工会、纺织工人工会和几个有组织的建筑工人。由于同他建立了联系，我开始从他那里得到社会民主党的小册子和国外的波兰社会党的出版物，这些东西模模糊糊地使我了解到了波兰无产阶级反对沙皇制度的英勇斗争。我这个中学生同这个工人团体建立了秘密的联系。他们在一所小房子里集会，那是一个犹太面包师住宅的一间房子，我在那里发现了一书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书籍。这些制帽工人是全奥地利联盟的盟员，这个联盟把德文藏书分发给自己的下属机构。在那里我发现了考茨基的《爱尔福特纲领》、倍倍尔的《妇女和社会主义》、拉萨尔的演说集、梅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史》。在一年之中，我放弃了学校的学习，夜以继日地阅读这些书籍。在我掌握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知识以后，当然，我便着手在学校进行宣传。学校通常都有地下组织。我本人参加了一个爱国的地下组织，这个组织提出了一些我不了解的最低目标，它在傍晚把我们这些小孩派到墓地去，试探我们的力量和性格。这个组织后来暗杀了格茨的一家大啤酒厂的厂主，为的是从他那里弄到钱财去解放波兰，我的一位高班同学参加了这次暗杀，他被捕并被判处四年苦役。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了端正我们的思想，当局给加里西亚的学校派了一个视察员——保守的历史学家鲍勃任斯基。两年来，悲惨的结局使我们畏缩不前，但是后来，在我拿到社会主义小册子以后，我便在社会主义原理的基础上着手建立新的小组。将近二十人加入了这些小组，其中有现在波兰的著名演员斯特凡·雅拉奇和波兰军事史学家、独立后的波兰一所军事学院的院长马尔扬·库克尔。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是同向往波兰的独立联系在一起的。关于波兰和立陶宛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情况，我们一点都没有听到过。这个党为1896年的逮捕所破坏，只是在1902年到1903年间才在较广泛的范围内公开进行活动。爱国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是波兰爱国社会主义的老战士鲍列斯拉夫·利马诺夫斯基文集的标题，这三个词概括了我们的政治思想。但是，在我同工人们交往以后，我就得探讨他们的日常斗争问题，劳动保护、保险、工资问题，而且我觉得，争取他们的日常要求的这一斗争不是同争取波兰独立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斗争不是导致三部分波兰（波兰分裂成了三部分）工人的单独斗争，而是导致奥地利、德国和俄国的波兰工人争取解决这些国家的发展所提出的问题的共同斗争。我开始阅读奥地利、德国、波兰王国的波兰报刊，开始订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主要机关报《莱比锡人民报》。梅林、罗莎·卢森堡在这个报纸上激烈地、坚决地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这在我面前提出了社会民主党的策略问题，那时我就感到我的世界观是不对头的。这种感情在1901年我读了《反杜林论》和《资本论》第一卷以后加强了。我们在中学的鼓动工作没有摆脱得了我们老师的注意。他们之中有些人，如波兰第一批社会主义诗人之一的诺维茨基，以及著名的波兰文学史家塔德乌什·皮尼，都帮助我们，保护我们，其他人则陷害我们。最后，人们对当局忍无可忍了。1901年夏天，在纪念格伦瓦尔德会战一周年时，在西加里西亚的波兰农民运动中心东布罗瓦城农民举行了大规模的公众集会。我的某些中学同学出生于这一地区，我们应农民的邀请坐着农民的大车去参加集会。那时我生平第一次在市场上的大规模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这个演说不仅指向地主，不仅指向资本家，而且指向奥地利、德国和俄国政府，并且以号召工人和农民为独立的社会主义的波兰共同战斗而结束。会后农民款待了我们，有一个老农大概在自己的一生中见到过一些起初表现得很好的知识分子后来叛变了的情况，他打量打量我就亲切地对我说：“要注意，别背叛。”反犹太的克拉科夫报《人民之声报》报道了这件事，作者是加列茨基律师，现在他是西加里西亚的省长。有一天清晨，当我从市内公园回到学校的时候，我从校长那里得知我被开除了。
　　由于波兰语文教员塔德乌什·皮尼的坚持，前来参加中学考试的波兰中学视察员、把《尼伯龙根之歌》翻成波兰文的译者格尔曼把我叫去了，并且问我能不能等一年再去从事社会革命，把中学念完。我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后同意这样做了，他允许我在塔尔诺夫把中学念完，但我仍然不愿等待，并且很快就带着一包社会主义书籍失踪了，我第二次被校方开除，但仍然保留我在其他城市参加考试以取得文凭的权利。
　　母亲十分不安，担心这样会把我断送，而她则会被剥夺教课的权利；我失去了借以度日的学习机会，但我是很幸福的。我公开着手组织工人。经过两三个月的组织工作，我到克拉科夫去了，并且说服克拉科夫《前进报》的编辑黑克尔到我们这里来作公开报告。我在很多方面受惠于黑克尔：尽管他具有社会爱国主义思想，但读起古典社会主义文献来却如醉如痴，他热悉古典社会主义文献，并且帮助我开始系统地进行阅读。我从他那里得知（当然是以歪曲的形式知道的），罗莎·卢森堡在波兰问题上是什么立场，以及加里西亚社会民主党的青年党员之一齐格蒙德·茹拉夫斯基是支持卢森堡的。我赶紧同齐格蒙德·茹拉夫斯基结识了，他很快就取得了在这段时间发展不大的塔尔诺夫工会书记的职位，我从他那里得到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的最初的文献，以及阿道夫·瓦尔斯基、罗莎·卢森堡和梯什卡出版的出色的马克思主义杂志《评论》的最初几期。这个杂志，特别是瓦尔斯基的文章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我从中得知，波兰的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波兰运动的一些纲领性问题，我便在内心深处同波兰的社会爱国主义思想决裂了。整整这一年我是在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度过的，那时梅林出版了马克思青年时代著作的最初几卷，这些书把我引进了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实验室，而在实际工作中，我是处在面包工人、制帽工人和建筑工人中间。1902年夏季，我通过考试取得了毕业证书，于是便在文化方面迈出了一大步。我写了我的最初的三篇文章，即由青年社会主义杂志《光线》发表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处女作，《前进报》登载的关于塔尔诺夫面包工人的境况的文章（师傅们为了这篇文章想要揍我），和评麦克斯·席佩尔的一本好书《沙糖生产史》的文章。我从当地律师西姆赫那里弄到一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学术杂志，我一期接着一期读了这些杂志。秋天，我进入了克拉科夫大学，在这里我不仅决定研究法学，还争取加里西亚的社会民主党执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我不得不与齐格蒙德·茹拉夫斯基一起去做这件事，顺便说一下，现在他作为波兰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波兰议会的代表完全放弃了这项任务，成了十足的波兰社会党分子和共产主义的死敌。他们不管我的观点，把我吸收进了《前进报》编辑部，或者象加里西亚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达申斯基取笑说的，激进主义的幼稚病不会持久，每个人都会满怀信心地从事党的工作，党将由此揭开自己的篇章。这一年是在巨大的物质困难中，在紧张的脑力劳动中，在对克拉科夫工人的工作中度过的，我的生活的第一个时期就是在这样的一年中结束的。我同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结识了，他的革命热情、同志式的直率和关心使我长进很快，而且我认识到，在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国家里要争得社会民主是不那么容易的，而在波兰王国进行工作将比较有成效，但是为了这项工作应当认真作好准备。因此，在我和黑克尔发生冲突（我在公众集会上攻击了他）后，我来到了瑞士，口袋里一文莫名，却希望靠为华沙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周刊《呼声》撰稿为生，在这个周刊起领导作用的是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政论家阿道夫·瓦尔斯基。1904年，我在这个杂志上初次发表了关于加里西亚农民运动的发展的文章，并且开始每周刊登关于西方工人运动的文章以及关于波兰经济问题和国际工人运动问题的书评。那时我开始同罗莎·卢森堡通信，当瓦尔斯基把考茨基的《共产党宣言》新版序言的手稿交给我翻译时，我感到无比骄傲。
　　秋天，我丢下了在克拉科夫没有偿还的债务，对未来满怀信心地来到了瑞士。在瑞士，我学习理论和参加工人运动。学习条件比克拉科夫好得多。大学图书馆设备完善，具备研究经济史的大学生所必须的一切条件，在国立图书馆，研究工人运动史的资料很丰富。我的学习就是通过这两条基本途径进行的。在所谓的“国际协会”——瑞士的外国工人首先是德国人的组织里，有一个收藏旧的社会主义出版物的非常好的图书馆，有一个不仅有中央的而且还有外省的工人报纸的阅览室，每周开会讨论工人运动的种种问题，——所有这一切使我有可能（尽管瑞士幅员不大）较广泛地掌握国际现状，较深入地考虑工人运动的一些问题。我加入了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国外支部，它使我同俄国的工人运动联系起来了。这个支部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组织联盟，我通过它结识了许多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那时季诺维也夫在伯尔尼学习，著名的崩得分子，以辩才出众的麦迭姆住在这里，我在这里第一次听到列宁在集会上演说，但是他讲的内容连一句都没有听懂，在这里第一次听到普列汉诺夫演说，但给我个人留下的印象很坏。日俄战争爆发了，革命投下了自己的阴影，分裂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这种情况迫使人们对革命的基本问题表示态度。
　　以后我移居苏黎世，在那里，在组织成“统一”协会的外国工人中间，我同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交了锋。我第一次不得不公开反对半无政府主义者、社会民主党党员、现在的共产党员布鲁普巴赫尔博士，因为他在无政府主义者的集会上以最激烈的方式抨击瑞士社会民主党是纯粹的机会主义组织。作为改良主义的敌人，我对他的批评抱有好感，但使我大为恼火的是，他把党内的丑闻搬到敌对的集会上去了。我对他进行了痛斥，以致无政府主义者几乎要把我揍一顿。
　　俄国革命爆发了，这使我离开瑞士来到沙皇统治的波兰直接从事党的工作。早在1904年，当我还是加里西亚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时候，我就同罗莎·卢森堡通信，并且为在波兹南出版的《人民报》撰稿。现在我建议她到波兰来，卢森堡要我先在国外（那里有党的文献中心）工作一下，很快我就被邀请到柏林。在那里我并没有住很久。但是，当我在图书馆从事文献工作的那几个星期中，我仔细研究了工人集会，工人组织；极其忐忑不安地结识了考茨基；加强了同由梅林和耶克出版的莱比锡《人民报》的写作方面的联系。我早在瑞士时就同耶克有过交往，从那里我给他寄过有关参加第一国际的波兰人的材料。
　　终于有一天我带着秘密护照来到了俄国边境，那时我连一句俄国话都不懂。我在华沙一所秘密住宅里见到的第一个人是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第二个人是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梯什卡（利奥·约吉希斯）。我当即被安排在党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工作，参与党的第一个合法日报《论坛报》的出版工作，于是我便埋头于在华沙工人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我第一次同大工厂的无产阶级接触，在有成千上万人的群众大会上讲话，看到群众在革命斗争中迅速成长，我抖掉了自己身上的那种社会民主党传统的灰尘。我在华沙经历了很好的锻炼。如果说，在革命战火中直接参加大规模的革命群众运动，参与创建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和群众性的工会，这就足以抖掉我最初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学校中学到的一切东西，那么，这一抖掉的过程就更加富有成果，使我同当时来到了华沙的罗莎·卢森堡以及梯什卡和瓦尔斯基这样一些优秀的革命家进行紧密合作。梯什卡给我留下的印象最强烈，他是我一生中碰到过的一个最好的编辑。对他来说，革命报纸不是革命文章的汇集，而是象大炮一样的战斗武器，它的每一篇文章、每一篇小小的评论都是配合中心任务的一颗螺丝钉。梯什卡不编辑作者们写好的现成材料，他作为党的主要政治家把每一号报纸当作一发战斗的炮弹来安排，并在作者中间分配任务。他善于通过两三次周转把一篇文章同另一篇文章联系起来，我们的合法报刊和秘密报刊总是把全部攻击集中于整个资产阶级报刊，对它进行攻击。撰稿人同党员群众的密切联系使我们的报刊成了一种与群众同命运共呼吸的报纸。梯什卡不容许任何过分讲究文字和擅自行动。撰稿人所写的一切应当配合党报当时提出的目标。不久，梯什卡和罗莎·卢森堡被捕，瓦尔斯基失踪；报社里只剩下马尔赫列夫斯基、马列茨基和我。同时开始了第一届杜马的选举运动。我不得不和一批工人一起夺取资产阶级报纸的印刷所，以便保证每日出版我们的秘密的中央机关报。这常常引起一些具有幽默意味的场面，例如同自由派报纸的一位编辑克姆普涅尔就出版自由进行的一场讨论就是这样，克姆普涅尔在看到我们的战士手中拿着手枪以后，就不再空谈一气，并且放弃了他的自由派立场。同时我不得不出席那些参加第一届杜马选举的资产阶级党派所召开的合法集会。我们党不仅抵制选举，而且常常用武力破坏选举集会。1906年3月或4月间，我在华沙被捕，由于我是在街上偶然被抓的，“我的长相不讨人喜欢”，党员同志们得以用钱把我从狱中救出来。过了两个星期，我又被捕了。这一次我坐了半年牢，这半年在帕维阿克过得很有意义，我学了俄文，读了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书以及那时刚刚由考茨基出版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狱中，我为《新时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写了第一篇论述波兰工会运动问题的文章，当我收到考茨基的登有我的文章的一期杂志时，我感到异常骄傲。出狱以后，我被党派到工会中央委员会工作，编辑机关报，参与领导一系列的罢工运动。由于我懂得俄文（狱中学的），因此我开始对俄国党内的争论有了较确切的了解（我们党在很大程度上是置身于这些争论之外的）。一般说来，我们支持布尔什维克，首先支持他们反对孟什维克同自由资产阶级联合的倾向（在波兰，自由资产阶级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波兰方面（那里富农在农民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还不是主要的）的影响下，我对农民革命作用的估计无疑是不足的。参加工会运动，增加了我对直接参加工人群众为改善自己的地位而斗争的兴趣，增加了我对工人阶级生活问题的重视。1907年春我再次“坐牢”，立即被从洛兹转移到华沙要塞的“第十室”。在那里，从学习的意义上说，我独自度过了自己一生中最富有成果的几个月，我当即研读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借此学英文），研读三卷《资本论》，读了很多逻辑学的书，用柏拉图的对话（早在中学时代我就对柏拉图感兴趣，由于有一位很好的希腊文教员，那时我便读了这些对话的原文，并且记熟了许多段落）来作形式逻辑的练习。
　　冬天我被驱逐到奥地利，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立即经柏林去捷里奥基，瓦尔斯基和从服苦役的地点（捷尔任斯基到了那里）逃出来的梯什卡在那里，俄国中央委员会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也在那里。在那里我第一次同俄国党的领袖们亲切地结识了。我们在捷里奥基只住了几个月，在那里出版了党的中央机关报。警察的迫害迫使波兰中央委员会把我们转移到国外。1908年春，我同梯什卡经瑞典到柏林，在那里筹备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党的理论杂志《社会民主党评论》和党的一系列其他出版物的编辑部。我加入了这个编辑部，但是那里的工作并未占去我的全部时间，于是我开始经常为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的刊物撰稿，脚踏实地地投入了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1908年，正是巴尔干危机的那一年，新的摩洛哥危机临近了，斯托雷平的俄国在巴尔干、君士坦丁堡和波斯转而采取积极的政策。土耳其爆发了革命，国际政治成了问题的中心。早在日俄战争时期，我就对国际政治有着强烈的兴趣。现在我全力以赴地研究论述现代帝国主义的文献，并且注视它在各国报刊上的发展情况。我开始在莱比锡的《人民报》、法兰克福的《人民呼声报》、不来梅的党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和波兰的理论刊物《评论》上每天写一些有关国际政治问题的文章。在我了解了国际政治的动力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对这些动力的阐述以后，我立刻感到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在理论上的前后不一致，感到它们的和平主义在面临的巨大危险面前注定会无所作为，感到要重新评价沙皇俄国的反革命作用，这种评价促成了采取反俄的方针，正如以后表明的那样，这种方计正是采取1914年8月4日那种立场的桥梁。1908年秋，我系统地阐述了我对国际形势、对社会民主党在不来梅党的机关报上提出的任务和所犯的错误的观点。在我调到莱比锡以后，我着手每天在莱比锡党的机关报上探讨国际政治问题，同时继续就这些问题同其他地方党的机关报进行合作。有一段时间，我在莱比锡大学听中国史的讲座和在拉姆普列赫特学校从事对外政策方面的研究工作。这一工作，特别是对社会民主党对待国际政治问题的态度（从1843年马克思所采取的立场起）的历史探讨，使我深信：社会民主党处于两个时代交替之间；西欧解放战争时期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的传统妨碍这个党提出正确的观点；要使工人阶级对当前冲突的观点屈服于某一个玩弄外交手腕发动战争的人，是十分荒谬的，而执行同自由资产阶级接近的政策以借助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和平主义条约（实际上将是瓜分殖民地的条约）来避免战争，也是十分荒谬的。一部分要求党参加争夺殖民地的斗争的改良主义者也反对这一政策，这迫使我详细地探讨欧洲列强殖民活动的情况。到1910年底，我就有了一种看法，在日益临近的战争危险面前，激进的社会民主党应当从反对资本主义的激进的抗议行动直接转到大规模准备革命斗争。在所有这些年代，我在德国工人中直接参加了宣传鼓动工作，同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情绪最高的青年人建立了很密切的联系，因此同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便立即成了为改变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性质而斗争的一般问题摆在我的面前了。同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是同宣传总罢工和一般地宣传工人阶级议会外的斗争方法的问题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我因个人的事情返回柏林，而两年后到了不来梅，这使我有可能就这些问题同罗莎·卢森堡和荷兰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潘涅库克更接近于取得一致的意见，并且在同社会民主党的日常实践及其各派代表人物的密切接触中检验自己的观点。根据我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日常活动的密切接触，我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完全不象按照代表大会决议和文献来研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波兰革命家和俄国革命家所想象的那样。党在议会讲坛上的鼓动工作和群众性的集会纯粹是本着改良主义精神进行的。在工会生活中，工会甚至没有尝试过把自己的日常工作同工人阶级的革命任务联系起来。尽管战争的危险、军备的增长、取得社会政治成果的机会的完全丧失这些情况提出了议会斗争不足的问题，必须摆脱改良主义政策框框的问题，必须过渡到进行大规模的革命鼓动和采取直接的大规模行动的问题，然而总罢工的问题只是由于俄国革命的爆发才提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面前。1905年俄国的总罢工在德国工人群众中激起了巨大的热情。在这一情绪的影晌下，倍倍尔在1905年的耶拿代表大会上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它规定，如果反动派企图侵犯议会的普选权，总罢工就是可以容许的斗争手段。在俄国革命失败的影响下，工会的官僚开始着手取消这一前进的步骤。在曼海姆代表大会上倍倍尔大大地后退了。但是，同盘踞普鲁士邦议会的普鲁士反动派的斗争尖锐化了，这个邦议会是在金融寡头控制选举权的基础上选出的，这就提出了为普鲁士邦议会的普选权而斗争的问题。很明显，普鲁士的容克们不会放弃采取大规模的高压措施的立场，为普鲁士的普选权而进行的斗争可能发展成反对德国的资本主义反动势力的共同斗争。因此，以罗莎·卢森堡和潘涅库克为首的极左派开展了争取在普鲁士实现普选权而举行总罢工的运动。就这一思想进行宣传鼓动就是德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全部问题所在。这一宣传鼓动是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危险的斗争、同反对德国内部反动势力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罗莎·卢森堡提出，党要把自己纲领中包含的建立共和国这一口号交给群众，她的这一要求体现了这种斗争。
　　上述情况既表明左翼激进党人的立场的力量，也表明这种力量的软弱性。德国的一切革命斗争都应当发展成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在德国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情况下，事情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我们都了解这一点，但我们缺乏实现从纲领上导致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过渡要求的办法，而主要是没有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具体化。在我们当中进行的并在报刊上得到反映的热烈讨论中，我们表示坚信，不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考茨基在同潘涅库克的辩论中把这一思想斥为无政府主义）；但是当直接接触到一个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时，我们却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从1910年到1913年，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激进派建立的这个时期里，我做了大量工作。我每天在不来梅和莱比锡人民报上写东西；此外，为党刊发布探讨世界政治的公报（每周两次），定期在十五种报纸上发表。在1912年，我出版了一部关于德国帝国主义的著作，这部著作试图阐明它的发展的历史道路，并且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我们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进行了斗争，这使激进的一翼分裂了，它分成了一个由考茨基和倍倍尔所领导的中央和一个左翼激进部分，后者就是现在的共产党的前身。除了上述的罗莎·卢森堡和潘涅库克外，最直接地参加这一斗争的还有现在的德国共产党党员：克拉拉·蔡特金、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布兰德勒、瓦尔歇、弗勒利希、皮克，当时我就同他们不仅实行了战斗合作，而且建立了私人友谊。在从我们即左翼激进党人中形成了未来的德国共产党的核心的时候，我们不仅对党的右翼领导人的仇恨增长了，而且对党中央的仇恨也增长了；我们日益感到，我们同他们走的不是一条路。但是，在德国工业中心的大批工人作出热烈响应之后，我们深信，如果工人群众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影响下投身运动，那么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打退党和工会的官僚机构的反抗。因此，我们甚至没有想到必须使党走向分裂，而这是未来德国革命胜利的条件。但是很快我们就较清楚地看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官僚机构是怎么回事。
　　我的朋友塔尔海默是符腾堡的格平根城党的机关报的编辑。格平根是一座小城，冶金工业发展迅速，它同斯图加特一起是德国南部激进运动的中心。斯图加特报和格平根报完全拿握在我们手中。符腾堡社会民主党委员会则依靠本国非工业地区的组织而不断地同这两个激进組织作斗争。为了顺利进行这一斗争，它决定扼杀格平根报，这一报纸虽说篇幅小，却是属于最审慎的左翼激进派机关报之列的。为了这一目的，委员会利用了下面的事实，党组织所领导的格平根的工人由于不懂法律在建立印刷所时犯了一系列错误，这些错误可以把他们置于被告席上。根据德国法律，合作社只能在同其本身的资本成一定比例的情況下借债。根据合作原则建立起来的印刷所，其债务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标准，于是它处于财政困难的境地，顺使说一下，党的其他很多印刷所也是这样。塔尔海默对所有这一切一无所知。在他去休假而我代理他的职务时，符腾堡委员会突然向这一组织的领导提出了最后通牒。它赞同结清印刷所的债务，其条件是格平根的机关报同改良主义的机关报合并，并且解除塔尔海默的职务。如果这一组织不同意这样做，符腾堡中央委员会就拒绝对报纸进行帮助，这必然导致破产，按诈欺破产条款对格平根组织的领导人提出指控。当我知道了这一切以后，我给塔尔海默打了一个电话，我们在党组织内作了动员，并向全德中央委员会提出了申诉，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一套把戏是在党的第二主席艾伯特赞同下进行的。艾伯特为了审理这一案件同布劳恩（现在的普鲁士总理）一起来了。
　　在格平根组织的领导人和全德中央委员会以及符腾堡中央委员会的代表的联席会议上，我们证明，这是涉及到讹诈的问题，涉及到利用左翼激进报纸的财政困难使之转到机会主义者手中的问题，当时艾伯特和布劳恩向我们宣称，他们为调解冲突而来，而由于我们不同意这么办，所以他们要中断会议。他们不让我们把我们证明过的事实记录下来。但是格平根的冶金工人把桌子挪到门边以后对艾伯特说，只要他不表示要把那一点记录下来，就不放他离开会场。暴跳如雷的艾伯特对我们说：“左翼激进的脓疱在党内成熟了，我们就要把它切开。”当时我们懂得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格平根的组织没有去冒彻底破产的危险，假如它的领导人因诈欺破产而受到判决，那种彻底破产无疑会随之而来的，所以这个组织不得不屈服了。塔尔海默和我不得不进行斗争，于是他们便使出了各种手段来反对我，先是说我在德国是个外国人，加上出于政治考虑又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搬来搬去，我没有按时缴纳党费，最后说由于波兰和立陶宛的社会民主党发生分裂，现在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温什里希特和我因背后有华沙党组织而被总委员会开除出党。一方面是以加涅茨基、温什里希特、马列茨棊、多姆勃斯基和我为首的在波兰的党内反对派，另一方面是以瓦尔斯基、马尔赫列夫斯基和捷尔任斯基为首的总委员会，这两方面的斗争不具有原则的性质，而只涉及到组织问题；这一斗争是革命时期得到发展的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反对国外中心的一次反抗，这个中心不了解工人的更大的自主性是革命的成果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委员会以我被开除出波兰社会民主党为借口，宣布不再把我算作是该党的党员了。在开姆尼斯党代表大会上，这个委员会掌握了一张绝妙的王牌：一个来历不明的外国出生的人竟敢指责德国中央委员会有营私舞弊行为。格平根的这个事件是压下去了，但是参与这一事件的人已经懂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官僚机构是怎么一回事。我应当向德国工人致敬，尽管他们受到党的官僚机构的种种压力，这个机构未能迫使不来梅的工人拋弃我。有一周的时间进行过这样一场斗争：一个被开除出党的人是否可以当不来梅党报主要的政治问题撰稿人。我的朋友克尼夫·约翰（不来梅的工人，于1919年去世。由于他的死，共产主义运动失去了一位既有钢铁意志又学识出众的有组织才能的人物，他无疑是德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和安东尼·潘涅库克的领导下捍卫了我对他们的机关报的领导权，而且多年以来不来梅报出现了一幅国际工人运动中前所未有的情景：一个被两个党开除的人在一家办得很好的党报上不仅阐述所有的一般政治问题，而且阐述党的所有的策略问题。不久俄国社会民主党派际委员会完全消除了在派别斗争的后方即在波兰对我提出的个人指责，我似乎可以在下一次德国的党代表大会上有幸重新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了，假如……事情不是这样急转直下，使一个革命者不再有幸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的活。理应重新提出我的问题的代表大会不举行了。1914年8月1日爆发了世界大战；德国社会民主党转到帝国主义一方。
　　战争开始的时候，我正在柏林。从奥地利皇太子被剌时起就清楚了，我们面临着世界大战。战争爆发前的几周在不来梅报上是激烈争吵的几周。我们知道我们很快将不得不闭起嘴来，我们所作的一切是为了使工人群众牢记，为什么进行斗争，为什么应当进行反对战争危险的斗争。在柏林，我们在李卜克内西领导下建立了一个小组织，这个组织力图使社会民主党举行的示威游行尖锐澉烈，使之同警察发生冲突，以便促使工人群众加强斗争。勃鲁特的柏林警察局竭力避免冲突这一事实清楚地告诉我们，政府决心打仗了。终于宣战了。应征拿起武器的工人完全被引入了歧途。党沉默了。酒吧间里一片狂饮，炮灰打算把自己的惊慌不安压下去。我们激进派拼命地奔走，咒骂党不发出一个信号，哪怕是号召举行群众性的示威游行也好。悲观情绪最重的人害怕社会民主党党团在议会投票时弃权，但是没有一个会容许议会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可以投票赞同拨款的悲观主义者。当8月3日晚议员亨克离开议会党团会场通知我说议会党团决定投票赞同军事拨款时，我们立即商定好，他将投票反对，我在早晨以前起草好一项说明投反对票理由的声明，他要设法聚集几位左派议员团结在这项声明周围。我感到完全手足失措。只是在回我居住的郊区的途中、一个人留在车厢里的时侯，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才明白工人运动的整个时代可耻地过去了。当清晨我把声明的草稿交给亨克的时候，从他的脸上就可以看出，他下不了决心逆流而进。李卜克内西（我是在4日遇见他的）说明了为什么连他也没有下决心投反对票：在他看来，政府无疑很快就会转而去迫害党，那时全党就会使队伍转过来去反对战争。我已经不相信这一点了。社会民主党的报刊现在已经成了臭不可闻的藏垢纳污之地，以自己的臭气毒害工人群众。所有的报刊都为帝国主义效劳去了。
　　最初几天，我大概也象其他许多同志一样，感到用不着写什么。社会主义宣传持续了四十年，难道它能拯救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于不祥的8月4日吗？但是不言而喻，这样的情绪只能持续几天。我着手工作了，尽管有检查机关，我还是在不来梅的党的机关报上开始阐明战争的性质。在这方面，我所采取的详细介绍书和小册子一类的帝国主义出版物的做法，以及那些吹嘘德国帝国主义如何充分地准备了这场战争的军事杂志，都给了我很大帮助。显然检查机关认为这一连串的引证是在替审慎的德国政府增光，但是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却十分清楚地懂得这样做的目的。罗莎·卢森堡和梅林在哥达的机关小报上开始了他们的活动。斯图加特党的机关报很快作出了反应。李卜克内西开始周游全国，摸清党的组织。罗莎·卢森堡开始在柏林郊区发表演说。1912年在波兰组织中发生的分裂当然使我和罗莎·卢森堡之间的关系疏远了。但是我同李卜克内西和梅林保持了最密切的关系，并且通过他们不仅了解了罗莎·卢森堡的团体（后来由此发展成斯巴达克团）的创举，而且使自己的行动同他们协调一致了。因为我同西北的组织最接近，所以我就为自己提出了把汉堡和不来梅以及同它们有联系的城市的革命力量集中起来的任务。在不来梅，尽管保尔·弗勒利希和约翰·克尼夫应征入伍了，但原来的党组织的核心仍然完全保留在我们手中。区议员和党报编辑亨克在工会官僚的压力下表现得很没有信心，但毕竞还没有同我们断绝关系，因此报纸还在我们手中。在汉堡，党组织完全掌握在右派手中，但是在党的基层进行活动的有劳芬堡教授（汉堡工人运动史学家，他在工人队伍中享有很大的声望）和年青的鼓动员沃尔弗海姆（他从美国的“世界工业工人”组织汲取了革命精神）。9月，我在不来梅同他们见面了，我们决定出版反战的宣传性小册子。劳芬堡对罗莎·卢森堡的理论观点持怀疑态度，不愿同她的团体直接联系，但是答应通过我配合行动。在柏林，有一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私立学校，它是由一个十分古怪的、但却是很倔强的人即博尔夏特领导的。博尔夏特在战前出版一种通俗的宣传性的杂志《世界之光》，这个杂志在基层工人中传播很广。他毫不迟疑地让自已的宣传学校和杂志去为反战宣传服务。我借口讲授英帝国主义的历史在这所学校里为数百名工人举办了讲座，这些讲座是要训练我们的宣传工作者去反对谢德曼政府。讲课时的喇叭声表明，有几辆汽车开来了，这使在场的人想到可能会从这里直接到亚历山大广场的柏林警察局的客厅里去。我所进行的工作不可能长期隐蔽。社会民主党人都非常清楚地了解我们的这些关系，而我很快就从海尔曼（开姆尼斯党机关报的编辑，战前改良主义政策的最卓越的倡导人之一和社会爱国主义政策的最坚决的倡导人之一）那里收到一封分析我们所采取的立场的信。他企图劝我，如果我们已经打算采取反对派的立场，那么就最好不要采取原则性的立场，而是目的在于争取政府方面作出具体让步的反对派立场。同时我和我的老朋友、激进派的优秀人物之一的康拉德·亨尼施进行频繁的通信，他在战争的最初几周就转到大多数社会爱国主义者一边去了。我企图阻止他，而我们的这些来往信件落到了汉堡改良主义者的手中，他们把这些信印成了小册子，并且发给了各个组织。气氛紧张起来了。李卜克内西劝我到瑞士去调整同意大利党和法国国际主义者的关系。这项任务我完成了，在瑞士我还同党的一家机关报《伯尔尼哨兵报》的编辑罗伯特·格里姆谈妥，我们如何保持秘密通信和为他的报纸写稿。他把自己的日报完全交给德国的反对派支配。我们商定，只要政府没有醒悟过来，我们就在德国散发报纸。我同安吉利卡·巴拉巴诺娃见了面，她为了同意大利中央委员会进行联系而住在瑞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奥地利获释以后到山区去了，我无法找到他，但是他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的宣言以提出问题的尖锐性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我完全同意宣言对战争的评价和对国际的评价，但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的影响下，即我们在德国所采取的最初一些软弱步骤的影响下，我认为通向国内战争的道路还很遥远，还不能提出关于分裂的问题。托洛茨基当时在苏黎世，他在后面那个问题上同意我的意见，但对革命前景很乐观，并且责备我在苏黎世国外工人联盟所作的报告有悲观情绪。我同巴维尔·波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得也有过多次长时间的谈话，他是反对社会民主党所坚持的观点的，他认为他可以成千上万次地说，那种观点实际上是维护社会爱国主义的。在我弄到了在德国无人知道的一切文件以后，就在德国帝国国会第二次召开的时刻回去了。李卜克内西这一次决心以相应的革命宣言公开投票反对拨款。梅林和罗莎·卢森堡认为，只有在还有几个左派同他一起投票的情况下才应当这样做。他们担心，如果只是他投反对票，那么这会对群众产生他完全是孤军作战的痛苦印象。但是在本来可靠的人当中，连施转到社会爱国主义者一边去了；累德堡下不了决心站出来反对党的原则；希望只有落在吕勒和亨克的身上。处理这后一个问题是我的任务。我和李卜克内西一起去见亨克。李卜克内西读了自己的宣言草案。亨克开始表示异议。李卜克内西立即同意委托我起草宣言，如果亨克同意这个宣言，就可以采用它。我回家就着手起草宣言。我们三人在12月2日的国会会议前几个小时在约斯蒂咖啡馆碰了头，无论是李卜克内西还是亨克都对我的稿子表示满意。但是尽管如此，亨克声明他不会投票反对拨款，并且十分坦率地说明了他作出这个决定的理由，这就是：不来梅的工会官僚加强了，工人当中还看不到有任何的运动，他是有家的人，不能冒险。当李卜克内西回答说孩子的多少不能决定一个革命者的立场时，亨克恶狠狠地回敬他说，他说得很轻松，因为他在物质方面可以不依赖别人，不过，李卜克内西也未必敢于一个人站出来反对党。李卜克内西没有回答他什么。我们到帝国国会去了。当我在国会走廊看到李卜克内西一个人站出来向帝国主义世界提出自己的挑战时，这给我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所有的报刊都吵吵嚷嚷起来。它们开始把李卜克内西描绘成疯子。甚至那些未下决心同他一起表示反对的所谓的左派也开始窃窃私语起来。但是在党内一切还多少有点生气的和革命的东西抬头了。斗争从秘密集会、从党的小组转为公开，树起了一面工人可以在其下面集合起来的旗帜。我以秘密途径寄给不来梅报并在报上以巴拉贝卢姆的署名发表的那些通讯，转移了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和资产阶级报刊的注意力，因为这些通讯显示了反对派的团结，公开地传播了反对派的思想。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对作者的猜测，人们对我的点头赞许，都提出了这祥的问题：冒被捕的危险是否值得，企图到瑞士去建立反对派的秘密基地是否更明智些。同志们都表示赞同后一种做法，于是我到了瑞士。
　　这一次我立即找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季诺维也夫。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在关于民族自决口号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至于公开宣布分裂的口号，列宁也认为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策略问题，不取决于反对派的力量的问题。我在伯尔尼住了下来，在这里的党校举办关于帝国主义的讲座，在伯尔尼和苏黎世的党的机关报上写文章，为不来梅的机关报和为《世界之光》写文章。博尔夏特也通过在柏林的莫阿比特医院当医生的妻子同德国建立了秘密联系。每日同列宁接触、交换意见终于使我深信，布尔什维克是俄国唯一革命的政党，而且在1915年四月国际妇女代表会议上我声援了反对克拉拉·蔡特金的中派情绪的斗争。同时我们一起在出版《青年国际》的青年中进行活动，一起在瑞士社会民主党中进行宣传。当按照托洛茨基、巴拉巴诺娃、罗伯特·格里姆的倡议开始筹备召开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时，德国的部分左派（所谓的北德意志左翼激进派，布尔什维克）、瑞典的左派、瑞士的部分左派同布尔什维克的联系已经建立起来了。我妻子来到瑞士几个星期后，得到了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邀请，便到德国去了。我们十分周密地筹备了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我起草了提纲，这个提纲遭到了列宁的详细批评；他坚持赋予提纲以鼓动的性质，要十分简练。我们在起草提纲这一点上是没有原则分歧的。在代表会议召开的时候，会上力量对比的情况如下：以累德堡为首的德国中派分子代表右翼；法国人、意大利人、代表保加利亚的柯拉罗夫、拉柯夫斯基、马尔托夫、托洛茨基、以迈尔为首的斯巴达克派、代表波兰社会党左翼的拉品斯基，代表中派；由代表布尔什维克的列宁、季诺维也夫、代表拉脱维亚的别尔津、代表边区的波兰社会民主党的我、代表德国左派的博尔夏特、代表瑞典的涅尔曼和霍格伦以及代表左派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的弗里茨·普拉廷所组成的我们这个集团属于左翼。我受我们集团的委托作了报告；累德堡作了回答，后来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对他进行了抨击。斗争是在两个问题上进行的：关于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和关于力求跨出宣传小组走上街头的必要性，关于开展群众性的阶级斗争来反对战争后果的必要性（目的在于根据这一斗争的发展把它变为反战的斗争）。为了捍卫我们的观点，我们委派列宁参加了委员会。尽管我们对委员会通过的决议不满意，我们还是决定同意签署宣言，因为我们认为，只有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具有更大规模的时候，才可以同中派分裂。代表会议以后，我们举行了自己的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代表会议，会上决定发表代表会议宣言和关于代表会议并对会议的不彻底性进行尖锐批评的报告，建立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常设组织，我被任命为这个组织的书记。这个组织的斗争基金是这样筹集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代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交纳二十法郎；博尔夏特代表德国左派交纳二十法郎；而我代表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交纳十法郎（从加涅茨基那里拿的）。因此，未来的共产国际就用这五十法郎来征服世界，但是用德文出版关于代表会议的小册子就需要九十六个法郎。不得不向什克洛夫斯基借四十六个法郎，什克洛夫斯基是生产某些无机盐的厂主，他剥削着季诺维也夫和萨法罗夫。我们从出售小册子赚回了这借来的四十六个法郎。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组织后来同心协力地进行活动，在各国展开了反对中派分子的斗争。它的书记处由于情况的各种变化和由于中派所实行的策略而分发了通告信，这些通告信是我起草的，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作了审查修改由我本人誊清后送付胶印的。我们还没有条件使用打字机。在这段时间里，《世界之光》开始每周出版，于是我们在德国有了一个十分普及的合法机关报。1916年不来梅的朋友们以工人会费集资二百卢布，着手出版《工人政治》杂志，杂志的一半稿件由我在瑞士执笔；在这一杂志上撰稿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有：季诺维也夫、柯伦泰、布哈林、叶甫盖尼娅·博什。为了同杂志秘密联系，曾经采取了很可笑的办法。一切通信都是通过普通邮政进行的，但是为了避免边界检查，我在信封上写上：“由地方书报检查机关检查。急稿。勿压。”文稿和信件没有丢失过一次，也没有一次在慕尼黑被压下来等着检查。在不来梅它们不经检查便可交给编辑部，编辑部则只把确定付排的东西送去审査。所有的非法印刷品我总是公开地通过邮局寄出，但是邮票经常贴得不足。当时瑞士邮局在递送时就列为罚款邮件，不经打开便可迅速地将邮件送到编辑部，其唯一的目的是从中弄到额外的二十戈比的罚款。不来梅人没有立即猜到这是怎么回事，并且骂我粗枝大叶，给他们带来了这样的物质损失。《先驱》杂志的邮寄办法处理得更好，这个杂志是我们用罗兰—霍尔斯特的钱在瑞士出版的。杂志明确而公开地提出了一切问题，我们将它打百分之五十的折扣提供给社会爱国主义的鲍迈斯特尔出版社，让自己的同志到这家出版社去订阅。受政府保护的鲍迈斯特尔出版社定期收到邮件，以百分之五十的利润传播布尔什维克的书刊。
　　在1916年举行的昆塔尔代表会议上，我们已经代表一支相当大的力量了。战争的继续已经到处使人们向左转。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成了俄国唯一革命的组织。孟什维克分裂为公开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和不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在俄国他们没有现实的力量。在波兰，我们的组织进行了反对德国占领者的英勇斗争，在德国，虽然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被捕了，但是斯巴达克派的运动发展了并且站住脚了。在法国，莫纳特和罗斯梅排挤了比较温和的梅尔黑姆。我们同美国建立了关系。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反对立场加强了。由于有了这些进展，我们在昆塔尔代表会议上才能使齐美尔瓦尔德派接受我们的反和平主义的立场，放弃同第二国际谈判的企图。斯巴达克派和意大利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是赞同我们的。代表会议以后，我们在齐美尔瓦尔德执行局的会议上转而直接反对罗伯特·格里姆，因为他作为齐美尔瓦尔德联合会的书记在瑞士执行了机会主义政策。通过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组织，各国都有了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影响。
　　在昆塔尔代表会议以后，我去达沃斯了，从那里同伊里奇和同德国保持联系。伊里奇同法国、英国、美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着直接联系。伊里奇从伯尔尼来到苏黎世以后，我们常常见面。在苏黎世，他迫使我和勃朗斯基同瑞士工人建立直接联系，他认为，甚至瑞士党的领袖中的最左的人也都是摇摆不定的分子。他为瑞士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制定了土地纲领，并同我一起参加瑞士工人的小型会议。
　　有一次在达沃斯的巴塞尔疗养院的午餐席上，当上牛肉和甜煮水果的间隙，一位瑞士医生带着难听的鼻音告诉我，城里张贴出了关于彼得堡发生革命的通讯社电讯稿。他说得这样不动声色，以致无论是我，还是到我这里做客的保尔·勒维都不相信。但是我们仍然感到不安，并且没有等到喝咖啡就跑到城里去了，在那里看到了通讯社的第一批电讯稿。当我回到家的时候，勃朗斯基给我打来电话，并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名义请我立即前往。火车是在第二天才到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迎接我们，立即提出了两项现成的决定：应该同齐美尔瓦尔德决裂并到俄国去。至于第一项决定，虽然按照他的论据，留在齐美尔瓦尔德就会造成同孟什维克联合的印象，但是我和季诺维也夫还是从伊里奇那里争取到了如下的让步，不同马尔托夫签署任何共同宣言，但不退出齐美尔瓦尔德。至于第二个问题，我和勒维一起按照伊里奇的委托同《法兰克福报》的一位记者举行谈判，他好象姓达特曼或迪特曼，他要从德国公使那里摸一下情况，德国是否同意以准许俄国侨民回国来交换相应数量的战俘。我们很快便得到了答复，德国大使准备讨论这个问题。于是我和马尔托夫把谈判的全权授予了罗伯特·格里姆。但是，他就谈判所讲的话使我们相信，这个沽名钓誉的政客可能把谈判搞成某些一般性的政治对话。因此，我们拒绝了他的效劳，我们把进一步谈判一事委托给了普拉廷，他认真地把这些谈判进行到了最后。帕尔乌斯所讲述的一切有关参加这些谈判的话都不符合实际情况。帕尔乌斯插手谈判的企图被列宁拒绝了，但这不排除德国政府询问他对这个问题的意见的可能性。关于车厢打上了铅封的神话也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车厢上没有打上任何铅封；我们只答允不离开车厢。普拉廷同德国人进行联系。我作为奥他利的国民，此外还作为德国的不合法的人（我妻子刚刚在德国被捕），在德国当局事前不知道的情况下到了斯德哥尔摩，如果我没记错的活，用的是沃伊柯夫的护照。我和加涅茨基以及沃罗夫斯基一起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代表留在这里同国外联系。在斯德哥尔摩工作的时期开始了，这个时期只有几个月，但却充满了最有趣的事件。
　　在斯德哥尔摩，从俄国革命一开始就形成了国际环境。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把俄国革命当作和谈的可能性来加以考虑。他们的尝试立即集中到这上面来了，他们同克伦斯基政府、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人进行了联系，以伯格比尔为首的丹麦社会民主党人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助手而进行活动。第一届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把罗扎诺夫和缅什科夫斯基作为自己的代表派到了这里。协约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则有瑞典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布兰亭作为自己的代表。以胡斯曼为首的第二国际国际局动起来了，他来到了斯德哥尔摩，在这里组织了他自己的国际局。召开第二国际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开始了；各国代表团来到了。到来的有以患重病的维克多·阿德勒和伦纳为首的奥地利人，以孔弗为首的匈牙利人，还有比利时人。我们试图同所有这些代表团的左派分子建立联系，以便了解情况，同有可能向左转的分子建立联系。最可笑的事情发生在奥地利人身上。同他们的代表团一起来的有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原来的女活动家、古斯达夫·埃克施坦的妹妹。同她一起的还有另一位同意我们观点的党的女活动家。可敬的伦纳对此一无所知，他在自己的箱子里带来了我们奥地利同志的信，信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中同情我们的同志交给他带来的。在其中一封信中，同志们告诉我们，伦纳动身参加代表会议前受到过奥地利皇帝的秘密接见，我们迅速发表了这个消息，这使伦纳吃惊不小。在到这里来的社会民主党人当中，使我触动最大的是比利时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德布鲁凯尔，我在战前知道他是优秀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之一，现在他所说的和所想的除了把战争进行到底以外就没有别的。孔弗把关于匈牙利革命形势的情况告诉了我们。他是社会民主党人中唯一坚信中欧面临革命的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给人的印象最可怜，他们口头上很革命，却害怕报道有关德国形势的比较具体的情况。当然，我们也同斯巴达克联盟调整了关系，富克斯代表这个联盟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还同与我们秘密通信的志同道合者调整了关系。约翰·克尼夫转入了地下，当时在德国东奔西走，他有办法为我们弄到关于革命运动的消息，我们通过电报把这些消息转告给《真理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到十分高兴。为了介绍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报刊，我们起初出版胶印的公报，每周出两次，名称是《真理通讯》。这个公报在工人报刊上得到了广泛的利用。它同时在日内瓦以法文出版。它很快就让位给了名叫《俄国革命通报》的周刊。公报和通报的出版带来了十分巨大的困难。我们不仅资金甚微（这迫使我们用手工出版，全部技术人员就是加涅茨基的妻子和我的妻子），而且得不到消息，因为彼得格勒的书报检查机关不许布尔什维克的报刊出境。不过，加涅茨基很快就打听到，这一禁令不适用于在芬兰出版的报刊，于是我们不仅可以得到我们芬兰党的机关报《工人日报》（上面登有很多来自布尔什维克报刊的消息），而且还得到了我们布尔什维克的赫尔辛福斯机关报《浪潮报》。《浪潮报》在很大程度上是转载《真理报》上的东西，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一切主要的消息。当时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处也出版了公报，尽管具有官方的性质，但它通过信使得到的消息是很晚的，以致不能同我们进行竞争。老头子阿克雪里罗得在七月事变以后来到了斯德哥尔摩，他表扬我们能干，并且确信无疑地认为我们有秘密的无线电台同波罗的海舰队进行联系。人们普遍地相信了，并且引起了很可笑的事。赫尔辛福斯的《浪潮报》刊登了克伦斯基给海军上将维尔杰烈夫斯基的命令，说如果赫尔辛福斯舰队企图驶入喀琅施塔特，就用潜水艇击沉赫尔辛福斯的舰只。我们得到载有这条消息的这一号《浪潮报》以后，就决定以《克伦斯基的叛国行为》为题将它刊登出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代表知道了这一情况以后对我说，秘密的军事文件是不准刊印的，所以这样做是一种叛国行为，为此不仅我们而且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都要负刑事责任。他还说，没有疑问，我们是通过秘密途径从赫尔辛福斯得到这些情报的。我们不想在这方面说服他，只是热情地说，我们对我们的行动完全负责，我们要发表消息。后来，当瑞典的密探以各种借口开始到加涅茨基的住宅来，企图探听无线电接收机藏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们感到十分可笑。
　　9月间要举行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我们为此作了十分周密的准备，以便打击孟什维克，迫使齐美尔瓦尔德的各党派对俄国革命中的无产阶级派和小资产阶级派的斗争采取明确的立场。孟什维克方面出席会议的是叶尔曼斯基和阿克雪里罗得。我们的代表团中有沃罗夫斯基、加涅茨基、谢马什柯和我。斗争采取了十分尖锐的形式，这主要是因为老头子阿克雪里罗得公开地为维护克伦斯基政府所采取的那些反对我们党的卑鄙措施。被我们窘住的德国独立党人的领袖哈阿兹，企图把争论转到我们是否对其他社会主义党派使用暴力的问题上来。我们十分明确地回答说，我们承认要对出卖革命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党派使用暴力，如果我们取得政权，我们就将进行实践。我们向齐美尔瓦尔德派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是否承认同对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采取暴力的小资产阶级党派有联系。在斗争中，我们不仅得到了斯巴达克派的支持，甚至连老头子累德堡也忍受不了哈阿兹的辩护律师的行径而公开表示维护我们。代表会议以通过一项号召采取大规模的革命行动来保卫俄国革命的决议而结束。应当指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他的来自彼得格勒的信中坚持准备同齐美尔瓦尔德派决裂，认为筹建第三国际的时候到了。我们对这一步下不了决心，认为为时尚早。
　　彼得格勒的斗争日益加剧，我们彻夜不眠地等待决定性的消息。深夜时分，消息终于来了，匈牙利记者古特曼把清早从电讯社得到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时的讲话稿交给了我们。我和加涅茨基立即准备起程，但是电报把我们留下了，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位代表要同我们会面。这位代表原来不是别人，而是帕尔乌斯，他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作出保证说，这个党立即同我们一起为和平而斗争。他私下对我们说，假如德国政府在军界的压力下不接受光荣的和平，谢德曼和艾伯特就准备宣布总罢工。我们在瑞典的党报上公开地刊登了有关这次会谈的情况，我和加涅茨基就动身到彼得格勒去了，口袋里只装着沃罗夫斯基开的证件，证明我们是布尔什维克国外代表团的成员。因为我们不知道国境线拿握在谁手中，我们派去了一位芬兰同志，他带去了我们收集的关于十月革命所引起的反应的消息。他很快就带回了消息，国境线掌握在我们的同志手里，于是我们在夜里越过了国境线。我们在那里找到了“共和国号”船上的热情的、忠诚的年青海员斯维特利奇内依，他立即使我们同赫尔辛福斯取得了联系，因为当时在芬兰发生了铁路罢工，而且不经罢工委员会的容许是不准继续往前走的。我们获准乘专列以后，便派人到加帕兰达去迎接来自美国而伺机进入俄国的俄国工人。在途中，我们得到了彼得格勒的资产阶级报刊，这些报刊鼓吹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中有分歧。我们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奔向彼得格勒，但当通过车窗看到训练使用步枪的红军队伍时我们感到异常的高兴。我们好象在梦中来到了斯莫尔尼宫，一瞬间便到了列宁的办公室。
　　在俄国革命队伍中的十年工作太新鲜了，以致我不能就这些工作提供一幅连贯的图景。因此，我只限于把这些年代我的工作的一些主要事实列举一下。我来到彼得格勒后立即被派回斯德哥尔摩去同德国政府的代表里茨勒尔举行预备性谈判。回来以后，我和托洛茨基去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在谈判破裂回到彼得格勒以后，我被任命为彼得格勒防卫委员会委员。在布列斯特和约签订以后，我领导了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中欧司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对外关系司。在德国革命开始以后，我同拉科夫斯基、越飞、布哈林以及伊格纳托夫一起被派去参加出席德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当合法地去不成时，我就秘密地去了。我参加了德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在罗莎·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被害以后，我秘密地留在柏林，并参加了党的领导工作。我于2月15日被捕，坐牢到12月份，从那里我出版了七本探讨众人注目的德国工人运动问题的小册子，积极地参与了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同奥地利共产党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同英国的运动建立了联系。同时，我从监狱里得以调整了同塔拉特帕沙和恩维尔帕沙、德国政界倾向东方的代表人物以及前外交大臣欣策等等的关系。根据皮尔苏茨基同苏维埃政府缔结的协定，我出狱后经波兰回到了俄国。1920年3月，我被任命为共产国际书记。我积极地参与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作了报告。在代表大会以后，我作为波兰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前往波兰战线。失败时正赶上我在谢德耳策。我同季诺维也夫一起参加了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作了报告。1920年10月，我秘密地前往德国参加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这次代表大会要解决左派独立党人与斯巴达克派的联合问题。1921年1月，我以所谓公开信的形式倡议采取统一战线的策略。回来以后，我以策略问题报告人的身分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我是关于统一战线策略和工人政府这一问题的报告人。在1922年，我领导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参加了三个国际代表大会。1922年底，我被指派为俄国工会代表团团长参加海牙代表大会，讨论同战争危险作斗争的问题。1923年初，我前往克利斯提阿纳以防止挪威共产党分裂。回到德国以后，作为第二国际代表大会的观察员到了汉堡。我以鲁尔被占领为借口参与组织了一次运动，并参加了德国共产党莱比锡代表大会。在回俄国的途中，我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在10月间参与领导预定的起义。10月22日我回来的时候，退却已经开始。我赞同中央委员会的这一决定。回到俄国以后，我站在党内反对派一方参加了1924年的争论。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我反对拟议改变共产国际策略的做法。我再也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而1919年以来我一直是中央委员。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我反对当时制定的策略方针，我再也没有进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革命的所有年代里，我是《真理报》和《消息报》的撰稿人。我写的主要是关于对外政策和国际工人运动问题的文章。我的文章和小册子编成的文集有：《共产国际五年》，两卷（红色处女地出版社出版）；《德国革命》，三卷（国家出版社出版）；有关当前国际政治的文章集成一卷，即《一九二四年》（国家出版社出版）。部分用德文写的战前著作于1920年出版，书名是《在俄国革命的队伍里》。从1925年起我是中山大学的校长，并参加苏联大百科全书编辑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