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卡尔·拉狄克 关于共产国际政策的提纲草稿 （1925年8月） 来源：《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六卷 №02764
1．自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十分清楚地证明，第五次代表大会就共产国际的策略及其组织政策问题所奉行的基本路线不符合工人运动的利益，这一路线不仅不能使西欧各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相反，却导致了“左的”召回派的产生，进而割断了共产国际同广大工人群众的联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扩大［全会］和在其召开之后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都不得不采取措施来挽救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局面。这些措施纯属凭经验采取的，无论就其前提而言还是就其效果而言，都未经过深思熟虑，因此，既没有能使有关各党的党内生活真正健全化，也没有能在共产国际尚未来得及阻止有关同志“左”的冲动的国家里停止继续贯彻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错误政策。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以来的这段时期里所发生的事件都证明，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断发出的必须实行集中领导的号召并不符合实际。只要没有发生大灾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忙于各党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而不是它们的政策。对于那些共产国际所面临的，西欧各共产党不能独立解决，而只能由共产国际的优秀分子共同努力才能解决的基本问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既没有提出过也没有研究过。这些问题任由各议会党团去随便解决，而且解决时根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共同路线。尽管如此，如果在一系列国家里共产党的处境重新有所改善，那么，出现这种情况仅仅是由于资本主义稳定政策的压迫加强，从而把工人群众推向左转。很说明问题的是，在共产党相当弱小的英国出现了最为激烈的左倾；这种左倾是按照英、苏两国工会接近的路线，而不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轨道进行的。 2．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政治路线是以下列前提为依据的：由于资本主义有可能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稳定下来，必须把各个共产党的领导权交给年轻的左派分子执掌，因为他们没有受过社会民主主义的熏陶，因此较易进行反对作为法西斯主义左翼的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他们能更坚决地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去动员工人群众。作为防止这些左派分子脱离群众的保证，业已嘱咐他们要为争取工会而斗争。德国和波兰的货币稳定，信贷体系开始恢复以及专家们所撰写的报告，都反映了资本主义稳定的趋势，面对这一趋势，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不仅不打算把有关纲领的争论进行到底，而且甚至未制订出与行动纲领有关的要求，来反对国际资本主义把稳定资本主义的全部重担转嫁给无产阶级的企图。 根据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德国斯巴达克小组，波兰的基本领导核心（瓦尔斯基[2]、瓦列斯基[3]、科斯特尔热娃、普鲁赫尼亚克[4]）被排除出党的领导之外，捷克党中同群众联系最密切的同志——什麦拉尔[5]、穆纳、萨波托斯基[6]、克赖比赫——实际上被排斥于党的领导之外，荷兰共产党的缔造者——怀恩科普[7]、拉维斯泰因[8]和塞通——也被排斥于领导工作之外；在挪威，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之前发生了分裂，此后同群众联系最密切的舍夫洛同志实际上也被解除了领导职务。在美国的“工人党”内，就在其他国家发生政策转向的时刻，其为数不多的同群众保持联系的领导成员之一、美国一系列大罢工的领导人、广大群众中十分著名的福斯特[9]同志也被排斥于领导工作之外。尽管他的志同道合者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占多数，但党不再由他掌舵了。 在共产国际各党中掌权的共产国际左翼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直接压力下丝毫也承担不了共产国际的宣传任务。左翼时时处处都反复提出要布尔什维克化和列宁主义，但他们由于过去未受过任何马克思主义的训练，甚至不能安排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工作。倘要为之辩解，只能说他们未能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任何帮助。在宣传列宁主义上共产国际惟一做到的，就是出版了一卷德文版的列宁选集。如果说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前各国共产党还出版了一些普及性的宣传读物或者翻译了一些有关的俄文著作，那么现在连这一工作也停止了。本该宣传列宁主义的惟一的“独立”著作即马斯洛夫[10]的《1917年》一书，在借助社会主义运动史上闻所未闻的广告宣传而风行数月之后，被共产国际正确地宣布为招摇撞骗、错误百出的修正列宁主义的企图。共产党的宣传鼓动半径空前地缩短了，因为它们不会在无产阶级所经历的全世界的异常复杂的形势下所提出的日常要求的基础上从事这一工作。到目前为止，各个共产党还不会充分利用议会讲坛来进行明确而又清楚的共产主义鼓动，在那些“左”派分子已经从党团里清除了所谓右派分子的地方，议会讲坛成了“左派分子”诋毁共产主义的工具。自第五次代表大会至今，共产国际第一次可以作为宣传小册子来翻印议会演说稿，但这是克拉拉·蔡特金的演说。各议会党团在最紧迫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庸俗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纳税问题），而最坏的则是自由主义立场（左派分子罗森贝格[11]关于海关税问题的发言）。惟一的亮点是法国同志就摩洛哥问题头头是道的发言或者什麦拉尔和克雷比赫[12]在捷克斯洛伐克议会里的发言。由于在资本主义稳定时期议会讲坛鼓动的作用增大了，这种不善于利用议会讲坛的所起的消极影响也变得越来越大了。 在工会中“左倾”方针的破产表现得极为明显。除英国之外，在所有国家都可以看到共产党人对工会的影响在缩小，或至少已非常不景气了。造成这一无庸置疑的事实的原因并不是左派领导者们的恶意，尽管费了很大的劲才迫使他们明白工会的意义。左派未能为争取影响工会而斗争，这是因为：（1）在依靠工人阶级最缺乏耐心的青年时，未能通过他们来深入工人群众之中（在某些国家，如在德国，我们整个一批有有经验的工会工作者都被作为“右派”而从工会运动和党的工作岗位上撤掉了）；（2）他们认为为赋税方面的要求等等而斗争是改良主义，两手空空地加入工会；（3）他们在宣传鼓动上未区分社会民主党群众和社会民主党领袖，把整个社会民主党斥为法西斯主义的左翼，自然就把工人群众从自己身边推开了。法国的选举表明了共产党人在最为工业化的选区力量很弱小。在德国，如同近来《红旗报》[13]所承认那样，我们恰恰在大型工厂里丧失了根基，而曾几何时我们在那里的力量曾相当强大。《红旗报》公开声明，其原因不仅在于企业主们对共产党人的迫害，而且在于共产党人不善于接近基本工人群众。这一切使得德国共产党人所获选票减少，自1924年春至1925年5月他们至少失去了250万张选票。法国的市政选举也表明选票减少或停滞。在捷克斯洛伐克，我们的对手们未能摧毁党，这是由于左派分子在前一次代表大会上虽然排斥了党的领导层中同工人群众联系最紧密的人，却没有别的人能在基层群众组织中取代他们，党因此才得以通过所谓“右派”同群众保持联系。加之，所谓“左派”同所谓“右派”一致反对真正的共产主义叛徒（布勃尼克集团），重新建立起符合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人员构成的领导机构［，］弥补了已造成的损失。 各个共产党举行任何超出集会和街头示威的群众运动的能力业已大大减弱了。只要指出以下情况就足够了：经过一年来的法国财政危机、物价腾飞、摩洛哥危机和叙利亚危机之后，法国共产党1923年10月12日组织抗议罢工的尝试以彻底失败告终。 3．共产国际的左的方针不仅意味着脱离社会民主党群众，脱离同情共产主义的群众，而且它还会导致脱离共产党的党员群众。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左派领导在党内只占少数的国家里，甚至还出现在像德国这样的国家里，德国的左派领导是在党员群众因1923年10月的失败而对旧领导深感失望急剧向左转的背景下才掌了权的。由于党的“左派”领袖们宣布整个旧的领导层均已沾染了机会主义，由于他们懂得党的多数积极分子都跟随旧的领导层，由于他们毕竟不能把广大“左派”阶层置于同党的历史和经验相对立的位置上，于是他们不得不冻结所在基层党组织的活动。任何一个党员只要在党的会议上敢于批评新领导人——哪怕是在党员群众众目睽睽之下——所犯的错误，均被他们解除职务，作为受机会主义沾染了的人而遭到迫害。他们使得大家在党的会议上都噤若寒蝉，党的会议变成了最终作出官僚主义决定的场所。这种状况的结果是，党员群众对党的生活完全失去兴趣，言不及义的会议保持了“思想一致”。几个月以前在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就是这种状况。现在在法国也是如此。那些使党与群众接近的人，那些争取现实的鼓动纲领的人在德国都被开除出党（亚纳克集团其实就是因为提出把纳税制度等作为动员工人群众反对专家报告的手段而遭开除的）。 为了在短时间内就组织起新的“左派”的党的积极分子队伍，左派们提拔任何一个“激进的夸夸其谈者”，既不问他关于党的问题，也不问他的个人历史。这样，一些品质不端分子在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混进了党的领导机构，后来不得不把他们清除出去。在德国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连串匆忙吸收的“左派”的党的官吏们盗窃公款事件。结果，在那些即使不了解丑闻内幕也能识别这些人的道德面貌的共产党人和非党人士眼里，党的信誉扫了地。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但不抵制驱逐所谓右派的行动，而且解除了他们所有与共产国际直接有关的职务，即使他们为了党的利益同意去做非领导工作也不行。同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甚至禁止翻印《真理报》刊登过的或者党的中央出版机构发表过的托洛茨基、拉狄克、塔尔海默[14]的文章和小册子，德国党中央委员会还订购了左翼社会民主党人的宣传小册子。当德国党内驱逐了近百名具有地下斗争和军事斗争经历的优秀工人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却不加干涉，而这些人即使在被开除后的所作所为也表明，他们是共产国际中最为坚定、最有觉悟的分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允许法国共产党开除像罗斯梅尔和莫纳特[15]这样宝贵的工团主义分子。本来可以同化他们的，相反，却又把他们重新推向工团主义了。即使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不得不对捷克党和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化提纲作出组织改变，在纸面上对共产国际各党的党内压制作出判决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以告密为由炮制了布兰德勒、拉狄克及其同志案件，批准了禁止他们“干预”共产国际事务的骇人听闻的判决，这就实际上表明赞同整个全面压制的制度。 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直接组建各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各个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整个人事政策的同时，从未向共产国际发出过最起码的指示。我们已经说过，共产国际未能帮助任何一个党就所有当前的重大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确定立场。这种缺乏政治领导的状况在保加利亚事件和爱沙尼亚事件以及德国的总统选举中表现得尤为严重。我们不知道共产国际执委会同保加利亚事件，同爱沙尼亚事件的真正关系，我们不仅不知道共产国际执委会同这些事件的实际关系，甚至不知道它对这些事件的政治态度，因为共产国际执委会拒绝对这些事件作出任何明确的公开评价。这只能有二种可能性：或者共产国际执委会对这些事件负有责任，这就意味着纯粹政治冒险主义；或者共产国际执委会不知道这些事件的酝酿过程，这就表明完全缺乏政治领导；最后，或许共产国际执委会参与过最初的几个准备步骤，确信这些步骤亳无希望之后没有勇气和决心中止这些准备工作，挽救党不让它遭到多年一蹶不振的下场。这又将是闻所未闻的缺乏领导的明证。我们认为，可以排除的只有第一种可能。德国总统选举时的事态发展充分展现出完全缺乏领导。尽管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时候将进行总统选举，共产国际执委会却未对德国共产党作出任何指示。该党进行的是符合第五次代表大会路线的运动，这条路线使该党不能在改选时采用统一战线策略。结果共产党遭受重大失败，而共产国际执委会只是按照被这一失败吓破了胆的马斯洛夫的建议，决定建议共产党实行统一战线策略，但连这一决定都为时已晚，传到柏林时该党已独立推出台尔曼[16]作候选人。这并末妨碍共产国际执委会攻击德国党的领导。后者则公开声明，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采用统一战线策略是由它最先提出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缺乏领导造成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下属各党的混乱。 说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缺乏对各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不能不提共产国际执委会对驻外代表的选派工作。派作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某些人不但在1923年10月表明完全缺乏任何党的责任感，而且向各个群众性大党派去的同志既没有组织工人群众的经验，也没有党的政治工作经验。一些同志在俄共内从未起过任何政治作用，被派出的甚至还有早在大战时期曾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报刊充当过领导角色的人。 5．共产国际执委会只是在面临各个党瓦解的危险时才开始改变政策，向绝对必需的压力让了步。例如，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在捷克问题上就作了转变，采取了依靠什麦拉尔派同左翼联盟的方针，正是这一联盟在最后关头使党避免了必然的分裂。在德国，需要有总统选举时的大失败，（思想一致的）党代表大会完全陷入死气沉沉，以及出现有关“左派”开始用国际协议来同在他们看来还不够激进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作斗争的尝试的传闻，只是在出现这些情况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才发表了那封声名狼藉的公开信，这封信说明不仅鲁特·费舍和马斯洛夫，而且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整个“左”倾方针都已破产。当季诺维也夫在俄共中央十月全会作的专题报告试图把问题说成只是共产国际执委会选错了两名领导人的时候，曼努伊尔斯基[17]在《真理报》上公开承认，共产国际执委会选错了它赋予领导各共产党责任的整个党内一层人。在波兰，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直接参与下选出的领导人根本没有任何政治工作能力，相反，却能够参与组建反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左翼”阵线。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尝试使党的领导职位空缺之后，又不得不恢复了刚刚被它清除并遭遣责的所谓右派领导人对党的领导。 6．这一转变是否是认真的，使人们能相信共产国际的危机正在消失？不是的。这一危机只是采取了较为慢性的形式。压制的放松，在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和波兰执行使较健康的左翼分子同老领导人相接近的方针，在挪威尝试转向统一战线策略，这一切或许会延缓西欧各共产党灾难性的瓦解。然而所有这些转变都缺乏动力、明确的思想、对所犯错误的明确认识。时至今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仍未在组织上决定为被开除的德共党员恢复党籍，它在自己的信中指出，德国党的代表大会完全是弄虚作假的结果，却并未去争取，更未争取到召开另一次代表大会并且改选中央委员会，而把党的领导权仍然留在由弄虚作假的代表大会选出的破了产的中央委员会手里，仅仅解除了其政治领导人的职务。反对派分子只有在递交了虚假的悔过声明之后才被允许从事党的工作。部分反对派分子至今仍遭封杀。法国党的压制做法仍然未停止。美国党也如此。共产国际执委会在政治上试图转而采取统一战线策略，却并未为此排除意识形态干扰。在德国，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为任务提出要促进在工会中、在社会民主党内组建左翼并且争取同它结盟。可是这一政策要求取消“社会民主党是法西斯主义的左翼”这一口号。共产国际执委会现在建议在德国实行的，而《红旗报》也公开说它符合1921至1923年策略的统一战线策略，却毫无前途。如若像第五次代表大会决议所说的，工人政府只是一个宣传口号，那么，在萨克森、图林根实行统一战线策略就应当是或者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不可能通过民主途径争取到大多数并且利用它来作为实行革命政策的跳板，——这样的设想，不言自明，是不能使我们大张旗鼓地进行鼓动的；或者这种鼓动工作是指望社会民主党人不接受我们的建议，最后一切以对他们的成功揭露而告终——而这种出发点无疑是不能促进我们和社会民主党群众接近的。只有说服社会民主党群众相信我们愿意实际上同他们结盟并接受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才能够有声有色地开展运动，使我们接近群众，使我们能争取相当大的工人阶层脱离社会民主党人。我们的运动在法国能指望的也同样是上述问题，因为法国的财政危机和殖民地危机可能会发展成大规模的政治危机。 缺乏政治纲领，统一战线运动是不可能持久的。这一纲领不是告诉群众，无产阶级专政具体会是什么样的，而是告诉他们，现在，在资本主义稳定时期该为什么而奋斗，尽管谁都不知道这一时期——虽然有种种波动——究竟会持续多久。 7．因此，共产国际的现状要求作根本转变。转变大致如下。必须改变共产国际的组织政策。应当赋予共产党以从自身错误中学习的自由，以取代领袖自行其是、不断进行人员组合和中央委员会改组。同直接革命斗争时期相比较，在由稳定时期各种复杂过程所造成的革命徘徊时期，同样需要共产国际的集中化。如果说在直接革命斗争时期，任何错误都会立即带来往往是灾难性的后果，那么现在，党已经有时间去纠正自己的错误，而且能自行彻底加以纠正。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国际只能起到旁观者的作用。共产国际应当就某党的错误发表意见，向它作出指示，但应当使该党的优秀分子通过党内斗争的途径，通过耐心向党阐明所犯错误的途径来执行这一政策。共产国际的中心任务则是，对各共产党研究由生活提出的各种复杂问题提供思想帮助。创办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下科学研究这种问题的国际中心小组，系统刊印解答国际运动当前问题的共产主义出版物，创办国际党校——这就是近期国际性的组织任务。停止把共产国际的优秀分子说成是“右派”的指责，吸收他们参与工作，这不仅会加强共产党，还可以切实纠正健康的无产阶级左派分子的错误并且更新各党的领导，使得年轻的革命一代同最有经验、久经考验的人结合在一起，还可以吸收诸如法国的罗斯梅尔-莫纳特集团这样的人，把他们重新接纳到党内来，并且纠正类似洛里欧集团这样的错误。共产国际组织工作的转变要求停止执行资助各党的政策，特别对那些党已合法化、可以自给自足的国家更是如此。在存在直接革命可能性的时期，这种资助是必需的，当时党不得不试图争取广大群众，而形势又不允许党为进行这一争取工作而去建立自己的物质基础。现在去资助某党，就是资助独立于党的官僚组织。这种官僚组织不允许党去发展自身的党内生活，担心会被取而代之。然而它在出色地履行扼杀党内生活的功能的同时，却不能成为哪怕是共产国际决议的贯彻者，因为这要求密切联系群众。不取消对这种官僚组织的资助，所有其他改革都将是空想。这一点不适用于没有合法地位的各党，给它们资助是必要的。也不涉及党对出版社、杂志以及能提高党员群众觉悟水平的工作措施的支持。勿庸赘言，组织政策的这种根本改变不可能立刻进行，它需要分阶段进行。共产国际在最近时期的中心政治任务是制订纲领。纲领应当构筑得相当广泛、灵活，以期做到既能为已夺得政权的党的纲领，又能为正处于夺取政权的征途上的党的纲领，也能为目前只面临争取民主改革斗争的党纲领提供基础和框架。 对共产国际的东方工作的现状应当予以特殊关注。除了中国，这一工作在所有地方才刚刚起步。我们更不必说像伊斯兰东方和中亚这样的未开化地区。无论在日本还是在印度，在拥有大工业和革命前景的国家里，共产国际的工作至今都没有做到可以说它在当地已建立起基本组织的程度。 8．共产国际正历经的危机的意义，克服危机的必要性都是不容置疑的，不能像人们经常所做的那样，把目前的欧洲的形势同1907年至1912年的俄国形势相比。无论对西欧的直接革命前景持多么悲观的态度，无庸置疑的是，欧洲的群众性工人运动从未被摧毁过，它正在发展，可以期待群众性的大规模厮杀，尤其是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在这样的时期脱离群众，不能服务于群众运动的需要，这就等于死亡。脱离群众就创建不了共产党。因此，即使在由于反革命猖獗一时而使得争取群众的可能性客观上特别小的时候，列宁仍然推动布尔什维克去做群众工作。 在存在群众运动的环境里，在存在群众性社会民主党的条件下，缺乏能使我们争取这些群众的政策，这就使共产国际面临全面瓦解的危险。这种瓦解没有任何客观必然性。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个斗争都将国际化、尖锐化。共产国际有能力通过组建群众性的革命的共产党来履行自己为未来革命作准备这一伟大任务。 卡·拉狄克 [1] 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1924年6-7月在莫斯科举行，主要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活动和策略的报告；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俄共（布）党内的争论；法西斯主义；工会运动的策略等等问题。 [2] 阿·瓦尔斯基（1868～1937）——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和波兰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波共中央委员（1919～1929）和政治局委员（1923～1929）。 [3] 马·亨·瓦列茨基（1877～1938）——波兰社会党左派领导人之一。波兰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1921年起是波兰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人员。1925年转成联共（布）的党员。 [4] 爱·普鲁赫尼亚克（1838～1937）——波兰和俄国革命活动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8～1935）。 [5] 博·什麦拉尔（1880～1941）——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创建人之一，1922～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 [6] 安·萨波托斯基（1884～1957）——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1921年当选中央委员，1922～1929年任捷共中央书记。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1948年起先任政府副总理和总理、共和国总统。 [7] 戴·怀恩科普（1877～1941）——荷兰工人运动活动家。1918年参与创建荷兰共产党，任主席。1920年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6年被开除出荷兰共产党，1930年恢复党籍。 [8] 威·万·拉维斯泰因（1876～？）一一荷兰社会党人，曾创建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和荷兰共产党，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左翼机关报《论坛报》的创办人和编辑之一。 [9] 威·福斯待（1881～1960）——1921年参与创建美国共产党，1922年当选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1924年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候补委员。1957～1961年任美国共产党名誉主席。 [10] 阿·马斯洛夫（1891～1941）——德国共产党内极左派的领袖之一。 [11] 阿·罗森贝格（1889～1943）——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4年任德共中央委员会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7年脱离德共。 [12] 卡·克雷比赫（1883～1966）——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创建人之一。 [13] 《红旗报》一一德国斯巴达克联盟和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1918年创刊。 [14] 奥·塔尔海默（1884～194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918～1923年任德共中央委员，曾领导德共内的右翼，1929年被开除出党。 [15] 皮·莫纳特（1881～1960）——法国工会活动家。1904～1914年是法国劳动总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 [16] 恩·台尔曼（1883～1944）——1903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18年成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1920年底成立德国统一共产党时当选中央委员，属“左派”。在共产国际三大上维护“进攻理论”。1923年10月领导汉堡工人武装起义。1925年当选德共中央主席。1933年被捕，1944年在集中营遇害。 [17] 德·扎·曼努伊尔斯基（1883～1959）——1924～1943年先后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1923～1952年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