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瞿秋白 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一九二五年九月八日） * 本文原载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一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一百二十九期。
五卅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是工人阶级首先发难的。上海方面日商纱厂的工人早已在二月间便开始斗争，因此而顾正红[1]被杀，南京路发生屠杀[2]，全上海二十余万工人宣布总同盟罢工，甚至于英、日各厂之外，各国的工厂企业以至于华商工厂的工人，都以同情罢工加入；这次罢工的性质，便从内外棉一公司内的经济罢工变成政治罢工。汉口的屠杀[3]，也起因于码头工人反抗外国资本家的虐待。广州、香港的罢工，更是响应上海的极大规模的反抗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经过英、法帝国主义者残忍的大屠杀之后，工人民众的坚决勇猛的斗争一直继续到现在。青岛方面，同样是发生于日商纱厂的工人，虽然在五月二十九日已经经过帝国主义走狗张宗昌[4]的一次残杀，他们始终还能联合胶济路路工等各业工人第二次的起来发难；如今他们艰苦的斗争又被张宗昌摧残了。南京方面，英商和记工人响应上海的五卅惨剧，而引起社会上有力的反帝国主义运动；随后又遭帝国主义勾结军阀而压迫了。天津方面，到七月初海员方首先加入罢工，日商报馆内的印刷工人、码头工人陆续的参加；美商宝成纱厂及华商北洋纱厂罢工相继胜利；最后日商裕大纱厂罢工，外国资本家指令走狗李景林[5]加以空前的屠杀和逮捕，方才把工人及一般民众运动镇压下去。河南方面也到七月初，焦作英商煤矿工人才能发动罢工。其他长沙、安源、水口山、汉口、厦门等处，凡是运动的范围及力量比较扩大的地方，无不是工人做先锋队。这次总运动的发难，完全是因为中国工人阶级，觉悟了自己阶级的地位及利益，与帝国主义势不两立，起而实行阶级斗争。这次总运动的发展，从上海、青岛开始，而渐渐波及全国，差不多没有一处不是工人阶级最勇猛、最积极、最持久的阶级斗争做一般反帝国主义运动中的骨干。中国的工人阶级既然有这样的阶级觉悟和斗争力量，又因为他的阶级地位是被帝国主义压迫得最厉害的，他的奋斗，自然而然一开始便在阶级争斗中含有极彻底的政治意义；他不但实行阶级斗争而已，而且他的阶级斗争亦就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所以这一发难于工人阶级的运动，立刻便结合革命的学生群众和一般小资产阶级。譬如上海的工商学联合会[6]，以结合二十余万工人的上海总工会为主干，一开始便提出民族解放的总要求：撤退驻华的海陆军、取消领事裁判权[7]、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等。随后各地的民众，尤其是南方国民政府之下的工农群众，渐渐集中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的总要求，于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关税自主、承认工会、增加工资等的呼声普遍全国。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对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努力，不但能结合一般革命的各阶级，甚至于使比较反动的资产阶级也不能不加入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譬如上海总商会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尚且敢于站出来主张关税自主、收回会审公堂[8]等等。 中国这次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在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之领导之下，如果没有卖国军阀的摧残，而能充分的发展，那将不难结合全国平民的革命实力，国民党、国民军等，集中于一真正人民的全国会议，建立统一的人民政府，统一的人民的国民革命军，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彻底解放中国的目的。至少，这种运动应当使中国工人阶级及一般民众得着充分的政治自由及参与政治的权利，使中国的民众得以团结并准备自己的力量，以便继续斗争，以达根本解放的目的。 可是，中国现时的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发展，遇见很大的阻碍。英、日帝国主义勾结奉系军阀，使他在沪、汉、粤等处大屠杀之后，再在青岛与天津等处直接实行军阀的屠杀，在奉天、济南、南京、上海等处，或者严厉的压迫，或者示威的逼胁，禁止一般民众运动。这种反动势力，现时正在预备以武力并吞全国，以竟其媚侍帝国主义的全功。不但如此，五卅以来，中国的工人阶级虽然从部分的反对外国资本家压迫的斗争，直接进于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斗争，然而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却只想利用这全国工人、学生的“爱国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牺牲大多数民众的要求，间接破坏民族解放运动。工人阶级能为民族利益而勇猛的斗争，因为他的利益与全国大多数民众的利益是相同的；大资产阶级却只求自己利益的满足，而赶紧要和帝国主义者妥协，因为他的利益是与大多数民众相冲突的。便是小资产阶级，在这反帝国主义运动里，也是动摇不定、组织不固，战斗力量非常薄弱。于是帝国主义者便能利用中国民族运动中这些弱点，而逐渐反攻；他们利用军阀的帮助，大资产阶级的妥协，来摧折工人阶级的运动。如今他们竟想以关税会议[9]等欺人的奸计，缓和资产阶级的“排外”情绪，而“结束”五卅运动了！ 除去军阀摧残民族解放运动及工人阶级的事实以外，在五卅运动发展的前途上，还有种种障碍；这些障碍在这三个月的经过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现时对于反抗奉系军阀，反对这帝国主义走狗的争斗，固然无论什么人也不能否认他是民族解放运动中所必需的。可是等到工人阶级及革命的学生群众，再进而反抗大资产阶级的妥协阴谋，那我们就可以听见许多“对外一致，对内不可斗争”的闲话。其实，这些大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同样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第一、最早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十七条要求的时候，上海总商会擅自修改条件，抛弃撤退外国海陆军、取消领事裁判权及承认工会等的要求。在工人阶级以全力来力争民族利益的时候，大资产阶级却先自妥协，并且竭力摧残工人阶级的利益。第二、在上海开市的时候，总商会便亟亟宣言，说对日问题限于上海纱厂，上海纱厂罢工解决，就可不必抵制日货。他们为日货商的利益起见，不惜抛弃全民族的利益！十余年来日本压迫中国的种种政策及事实，所谓二十一条，五七国耻[10]……完全忘了。并且资产阶级的学者，甚至于号称沪案后援会（如北京）也都到处高唱“单独对英”的论调。甚至于国民党的领袖戴季陶[11]先生，不但表示同样的主张，并且认这种政策是“中山先生的策略”，“希望日本作‘回东方来’的运动”！这样的四方八面逼迫，使上海日厂工人竟不能不签字于极让步的条件上而悲痛上工。第三、上海工部局电气处[12]停止供给华厂电气的时候，中国资本家一致压迫工人，不给津贴费；同时各方面逼迫、利用军阀官僚势力，要使电气工人无条件的去上工。他们也和帝国主义者一致的不肯承认工会，也都要“等工会条例颁布”。甚至于与帝国主义一样雇用流氓打手捣毁工会，杀害工人（如穆藕初[13]在河南），利用帝国主义捕捉工人（如上海中华书局以及其他华厂）。第四、一般的抵制英、日货运动里，许多奸商私自偷运偷买；甚至于以罢市要挟，雇打手捣乱（如太原等处）。 中国的工人阶级对于大资产阶级这种种背叛民族利益的行为，无一次不联合一般革命民众竭力抗争。这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一方面既是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别方面同时亦是为民族解放运动而奋斗。如今资产阶级的政策，一部分占着优势，已经使五卅运动的力量减少了不少，已经使帝国主义者得以反守为攻的开始在广州方面对中国进攻，并且在交涉上的态度日趋强硬，这种事实尤其证明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妥协倾向和压迫政策，不能不反抗，不能不实行阶级斗争。 所以我们在五卅运动的经验里，可以明确的知道：不但国民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本身，是中国被压迫剥削的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阶级斗争，而且民族解放运动的内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亦是必不可少的，是事实上必不可免的。这种斗争里如果无产阶级胜利，便能使民族解放运动得着充分的发展；如果资产阶级得胜，那就中国民族的要求、民权的要求，都要被他们的妥协政策和私利手段所牺牲。 现在总的民族解放运动，既然一方面直接受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所摧残，别方面又被大资产阶级及一切妥协派所遏抑，他的发展确有不能急转直下而达到多量胜利形势。可是，这次运动里的主干——中国无产阶级，既然能持久到两三个月的总罢工运动，组织极大的群众的工会，从上海、青岛、香港、广州一直发展到全国各大都市，引导着全国几千万群众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那么，民族解放运动更广大的发展和胜利，当然还是要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巩固并增高起来，要他的经济地位改良起来，才有希望。 事实上，中国的工人阶级也的确觉得他自己的这种责任。最近，在工人运动中已经开始一个新的时期——一般的要求改良待遇、增加工资、承认工会的罢工潮流。中国的工人群众，在五卅以后，参加民族解放运动，一天天增加起来，民众的力量一天天膨胀起来。极普通的不识字的工人，都亲身觉到团结的力量，深切的觉悟到反抗剥削者的必要，并且看到了反抗的方法。他们切身的经验到：一切剥削者压迫者的手段是一样的残忍、狠毒、狡诈，决不能等待戴季陶先生等去诱发他们“仁爱的性能”，也不能等戴季陶先生等去运用“回东方来”的策略，劝日本对中国亲善，而只能坚决的实行斗争，得到一步胜利之后，立刻积极的预备第二步作战。他们也切身的经验到：这种运动是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是争解放自己和民族的斗争，自己阶级、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争不到，什么“民族”利益也不会有。不能争得中国资本家承认工会，便更不能争得帝国主义者承认工会。他们实在不能懂得，为什么外国人的压迫和剥削要反对，中国人的压迫和剥削便不要反对；实在不能懂得戴季陶先生等的所谓“民生哲学”，所谓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抛弃了大多数中国被压迫阶级的利益，不知道还有什么“民族的”、“国家的”利益！中国无产阶级在五卅运动的大潮流里，“以事实做基础”，找着了“解放社会问题”的途径了：便是实行斗争，实行阶级的斗争，以达到解放的目的，这种潮流一天天的发展出去，或者因为中国经济上交通上的条件，还不能有很集中很一致的组织和运动，不能立刻便打倒一切卖国的军阀和买办阶级，建立自由的独立的平民国家，推翻帝国主义束缚我们的不平等条约；然而这个潮流正在汹涌着，这个斗争正在进行着呵！ 上海邮差罢工，商务印书馆罢工，中华书局罢工，石印工人罢工，河南豫丰纱厂罢工以及上海总工会最近发表要求总的增加工资、承认工会等现象，便是五卅后工人运动中的新时期的表现。五卅运动三个月的经过，已经很明显的表示：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已经不能不要求自己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已经不容忍以前的牛马一般的劳动条件和困苦的经济状况。况且，政治上的情形，也已经明白表现：卖国军阀和大资产买办阶级，都是帝国主义所利用的走狗，一般所谓中国小产业家，也大半宁可屈服于帝国主义者之前，而不肯对工人让步；中国民众的利益都被他们所牺牲。这种情势之下，中国工人阶级，尤其要对他们斗争。现时工人中罢工运动、组织工会运动的进行，便是积聚更多的力量，要求工人阶级地位之一般的增高，以发展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这种过程是中国国民革命中很重要的阶段。现时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发展，是准备民众力量以求民族解放的唯一道路，是以后国民革命的进展与胜利的唯一保证。 [1] 顾正红（一九○五——一九二五），上海人，共产党员，上海日商内外棉七厂工人。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领导罢工工人同厂方交涉时，遭日本资本家枪杀。 [2] 南京路发生屠杀，指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英帝国主义者对上海南京路游行的爱国工人、学生的屠杀，即“五卅惨案”。 [3] 汉口的屠杀，即汉口惨案。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一日，汉口两千余码头工人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抗议英国船员无故殴打中国工人，遭英租界军警开枪射击，工人死八人，伤数十人，造成流血惨案。 [4] 张宗昌（一八八一——一九三二），山东掖县人。曾先后投靠直系、奉系军阀。一九二五年四月被段祺瑞执政府任命为山东军务督办，成为山东的地方军阀。一九二五年五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授意下，调集三千余军队，残酷镇压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杀伤工人二十余人，造成青岛惨案。 [5] 李景林（一八八五——一九三二），河北枣强人，北洋军阀奉系将领，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进驻天津，一九二五年被段祺瑞执政府任为直隶军务督办，残酷镇压天津等地的工人运动。 [6] 上海的工商学联合会，是五卅惨案后由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组织的联合战线性质的团体，是五卅运动中公开的领导机关。 [7] 领事裁判权，是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取得的一项特权，即外国在华侨民犯罪或成为诉讼被告时，不受中国法律制裁，由各该国领事依照本国法律“裁决”。 [8] 会审公堂，即会审公廨。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租界内设立的司法机关。一八六四年首先在上海、其后陆续在汉口、厦门等地的租界内设立。公廨专门审理以中国居民为被告的案件，审判官由外国领事或其委派人员充任，与中国会审官“会同审理”，依照帝国主义国家的法律定案，并实行一审终审制度。这是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压迫中国人民的殖民统治机构。 [9] 关税会议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北京举行。参加者为北京军阀政府的代表与英、美、法、日、意等十二国驻华使节。军阀政府利用五卅运动以来广大群众所提出的关税自主的强烈要求，提出至迟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前实行自定关税税率，在实行前，先行对进口货物征收附加税。各国为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表面上同意中国实行关税自主原则，但要求中国裁撤厘金，并反对在实行前对进口货物征收附加税。 [10] 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于五月七日提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答复。因此，中国人民把五月七日作为国耻纪念日，称五七国耻。 [11] 戴季陶（一八九○——一九四九），名传贤，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逝世后，曾进行一系列活动，歪曲孙中山学说，反对三大政策，攻击中国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为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进行思想上的准备。以后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戴季陶在五卅运动中极力散布阶级调和论，宣传所谓“诱发资本家的仁爱性能”。在反帝斗争问题上，他还提出所谓“缩小范围”，“法律解决”，“单独对英”，“劝日本回东方来”的错误主张。 [12] 上海工部局是帝国主义在上海公共租界设立的行政统治机构。 [13] 穆藕初（一八七六——一九四三），又名穆湘玥，上海人，工业资本家。曾在上海、郑州创办德大、厚生、豫丰等纱厂和劝工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