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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

（一九二三年六月二日）



　　*本文原载一九二三年七月一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前锋》第一期，署名屈维它。作者自编论文集收入本文，个别地方略有修改，并加了小标题。这里选录的是第一、二、五节。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之特征


　　中国的宗法社会[1]遇着帝国主义之政治经济的侵入，而起崩溃，方开始有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发展”，亦可称“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开发、剥削殖民地以拓展其资本主义，适以自种世界资本制度彻底崩坏的祸根；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充分发展本非帝国主义所能容忍，然而，他既要投资投货于中国，就不得不破毁中国的宗法社会之束缚，不得不建立相当的资产阶级的关系。
　　帝国主义的侵略，割占领土，攘夺富源，投货投资，令中国农业破产，农民流离失所，变成兵匪；然而，他即此就令农村之中起阶级的分化，并造成闲空的无产阶级“后备队”——劳动力极低廉的工人，足以应资产阶级的需要。手工业受外货的影响日就衰落，更加增多失业的劳动者；而且亦因外货而国内渐渐形成“商业资本”，商人渐能组织生产，发现“家庭手工业”，如商铺散给小户女工以绒绳、洋线，而令织袜、帽、手套、线袋等类的制度；更进而成就“工场手工业”，如组织手机的小工场等。至于工业之中，外国资本主义最初本当力阻其发达，却因欲行铁路投资，且尤须采取煤铁，非有大规模之机器事业不可，于是借款官营，千方百计自取其管理权，成就中国特有的所谓“官僚资本”，实际上是外国资产阶级的势力。然而机器既已输入，引起中国资本发展的自然要求却反因与之竞争，而不得不趋于更集中的倾向，甚至于一瞬而已入最新组合企业的方法，如华商纱厂联合会已具“辛迪加”的雏形。外国资本主义投货时能豢养一种寄生的中国商人阶级，专销外货或代收原料；然而中国工场手工业及工业既有片面的发达，市场之上发现所谓“国货”，亦就造成与外货对抗的形势，与外国资本家对抗的商人阶级。尤其是侨居外国的商人，借外国市场完成他们“资本之初期积累”，能力更超过国内商人，更进而能与外国争投资。固然，外国巨大的财政资本与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之间，无所谓自由的竞争，列强单刀直入径借政治、外交势力掠夺范围，对矿山、铁路的投资无不带政治意味，欲使中国资本之发达径成为帝国主义的发达，至今汇丰银行[2]已能掌握全中国的金融，新银行团[3]更想操纵全国的财政、交通。因此中国虽有自己资本发展的形势，造成稚弱的新式银行资本，然而，一则大工业所须过多非其力所能支，二则政治投机获利常较生产事业为大，于是也来争尝异味，以政治为营业，又因关、盐大抵押品都在外国人之手，始终跳不过他的范围；然而国内经济生活为帝国主义所拓展，内地旧式的放款（信托）事业始终日有发展。
　　既如此，宗法社会的小农及小手工业经济日益崩坏，而资产阶级的新手工业、工业、商业、信托事业日益发展。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顺此发展便能敌帝国主义吗？不能。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非由自力能渐展开及于“世界”，乃由外铄自“世界”侵渗而入中国；非但不能如英国资本，首先开发，侵入其他各国，并且不能如东欧（俄国）资本之方出世即遇劲敌，乃是受强敌之暴力所开拓：一，对外工商业受协定关税[4]之限制；二，工业中所须之半制原料及机器，中国所无，为大工业国、大农业国所垄断操纵；三，财政权操于列强，一切信托事业为所挟持；四，工业略有进步而农业反有退化之象（即为帝国主义及资本主义之本性），原料食粮更受限制；五，农民手工业者破产甚多，而工厂所能容纳者甚少；国内市场上外国资本主义大生产的商品与中国资产阶级小生产的商品间之势力悬殊的竞争，还不算在内。有此数因转转相乘，政治的经济的紊乱更迭而起，帝国主义更得乘机扑取，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决无独立之可能，更决无充分之可能。
　　虽然，有资产阶级的发展，就有无产阶级的形成。因物价昂贵工价低廉在帝国主义之下双方日益增盛，所以无产阶级实行经济斗争；更因列强蛮横卑鄙的政策，军阀强暴残狠的手段，无产阶级的运动在极幼稚的状态中已经逼得直接行向民族斗争、政治斗争。小资产阶级（小农、小商人、小手工业者、知识界）破产异常之速且烈，虽有流入兵队转成反动势力的工具者，而普遍的始终不满于现状（连土匪亦在内）。新生的“婴儿”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及商人之稍能自立的）亦无不本能的反对外国；至于所谓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最近新起的工业家”等，亦迟早必觉着抵制帝国主义的必要。于是，中国的民族运动，得最宜于组织、最易有团结的无产阶级之猛进，当能联合小资产阶级，督促资产阶级而行向民族革命，以至于与世界无产阶级携手，而促成伟大的长期的世界社会革命，彻底颠覆帝国主义。

中国的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5]


　　中国之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固然如上述之大致趋势，已可明了，然因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之途径有特异之点，自然显露种种驳杂的色彩。要明白此中的意义，也就不能不将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作更细些的研究。
　　大都社会间的变象，受纯粹经济原因的影响的，往往发露得迟缓些；而受政治上近因的影响的，必更急遽。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受外铄的，其第一步，应用近代的汽机技术，却始于军事；李鸿章[6]与彼得大帝[7]所行相同，而所得绝异，此中原因暂不能赘叙；唯军事技术的应用则同由防御外寇而来；在中国又恰与小农破产之过程相遇，于是上则造成军阀，下则造成兵匪。军事技术为武人附虎翼，小农破产为武人增“炮灰”。这是第一层。对于生产上绝无良果，而适得其反，陡然大增社会之消费。西欧资本主义要发达到制造巡洋舰，不知道得花多少年功夫，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却从巡洋舰开头！此外，外交失败，屡次赔款借债，更是增加平民破产的近因。
　　因侵入的经济力太强，中国自己的经济力太弱，若要勉强应付，不得不乞灵于所谓“国家”，这与西欧社会党在资产阶级发达已盛时要求“国有”的性质大异，其结果且不能令资产阶级的政府集中资本及生产（因为并无资产阶级国家），当然更不能以此口号而开社会革命之血路（因为本非劳动者所要求），剩得一班士绅阶级，并无经济基础而胡乱借此官营业做无本钱生意，于是发生官僚资本之第一种：此种营业最初大半是路矿。矿则一半供军事，一半供给外国，对于中国自己的生产事业所益有限，而消费却当比拟于先进资本国，因汽机生产成本须大；路则最初亦含有“媚外的”军事性质，虽增加国家收入，而一时并不是适应中国国民经济的自己需要的。西欧资本发达后，方要求煤、铁、铁路，以至于进而求其集中国有，还不知要经多少周折；而中国却为着外人起见，先开发路矿，再来勾通内地，并且逼得非官办不可。（辛亥革命虽闹“民有”铁路[8]，至今中国私人资本家该得起几里铁路！）固然落后的资本国，间或也有这等办法，然实按其当地经济情形，始终比中国此种悬隔状态好几倍。次则，最初一期所谓兴办实业，实在非可怜的小商人阶级所能担任，因此私人公司也往往先归那处于治者地位的士绅阶级，以官为业的官僚阶级，以及少数巨商，大半仍是官商合办等类的把戏；处处惯于借政权作弊，绝不能发生资产阶级最初期所当有的纯粹商品经济，就是不能全靠真正的经济力量来“自由竞争”。于是有官僚资本之第二种。当然流毒至于现在，不但不能十分组织生产，增加生产力，并且惯于与旧治者阶级妥协。这是第二层。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既然是适应外国帝国主义而非适应中国经济生活，所以先有国内的新式交通事业的发达，以便外货输入，原料输出；内地一切运输事业随之而兴，尤其是轮船火车兴旺；交通资本先工业资本而发展。这是第三层。交通部在别国不过是国务机关之一，处于资产阶级国家之下，全国资本家的经济力笼罩得住这小小官署。在中国他却会变成所谓一“系”——交通系[9]；可是这不过举例而说，其实这系乃是官僚资本与交通资本的复合幻化，且其灵魂还是包办国债制度呢。
　　这三层是中国资本主义出世时的特异之处，大足以定他终身的运命。本来中国旧时的所谓“一统江山”，并非政治经济程度已到的集权政府。其时，各区（省）处处自为风气，因为各有各的经济生活，所以若有武人占据，便可随时互相隔离；然而苟有力量征服“海内”，统治全局亦较容易，不用多养兵力，这亦因为各地方经济力弱，只须削除地方的武力，便告成功。因此，凡一统皇帝勘平“群寇”之后，反当解甲兵、“与民休息”。否则全国生活经济必重行骚乱，“长久”治安反不能保。宋的府兵[10]，清的绿营驻防[11]，人数都非常之少：一则恐怕地方将官割据为叛，二则“天下”的财力也实不能担负许多。既无必要又无可能。如今既有湘军、淮军[12]，在洪、杨[13]“屠杀”十数省之后，又要加以“新军”[14]，要用西洋军事技术，如何得了！全国因此雇佣军队的增多征调，各省游民已混流交汇；各省武官渐渐自立门户，其所凭藉之武器军队大非昔比，决不能再低头做“戈什哈”[15]；各地土匪更是暗中滋长，他们的兵器也能精益求精，这可不言而喻。既如 此，军阀割据的祸根早已伏下，他们正在想乘机攫取地方政权。再则，各地方士绅巨商，藉购军械、借外债、办“洋务”[16]而自肥，渐渐觉着自己的力量；不但此种畸形发展表面上增加地方“实力”，使能剜肉补疮支持新增的兵饷；而且巨商及官僚的资产阶级，也学会了借谘议局[17]或新式督抚和清廷捣乱，其实欲自获“利权”，却往往利用武人反而自缚。三则，交通事业过量的开发，骤然勾通国内的茅塞，毁坏对外的“长城”，真的资产阶级也未免更受外力的大触动而开始发展；国外的富商要求国家富强而资助革命党，国内的商人初步发展便很觉着外货的侵占；各省经济生活虽日在勾通，而畛域尚未能全泯，资产阶级受此交通先时开发的影响而偏向商业发展，组织生产的能力尚非常之小；于是因他们反对专制而久伏的动机骤发，既发而力又太小，不足管理国家，不得不随地“请”个武人“保护安宁秩序”。当时此种资产阶级发展的程度，本不能发生什么民主共和的运动。所以大多数资产阶级反对满清的动机，发于间接的恨帝国主义者多，而起于要求民权者少。辛亥革命为反抗满清及列强之双方的民族主义革命，当初是一部分失志的官僚资产阶级，利用此民族主义的国内平民及国外侨商，起而反抗在朝的官僚资产阶级。其结果，平民受欺，侨商被摈；而袁世凯[18]等更利用此自私的新官僚资产阶级，遂成军阀统治。当初是反对铁路“官”有，反对大借款，反对帝国主义；其结果，铁路及借款运动仍旧失败，反而断送关、盐管理权于外人，国债增加几十倍，帝国主义的势力反因此而大增。
　　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其为“辛亥革命”，中国之所以成其为“中华民国”，真是历史的必然！

资产阶级的革命与无产阶级的胜利


　　中国实业要求发展而抗帝国主义，即必须有政治的独立；如今再一察能争此“独立”的社会力量，此等力量亦正养成于资产阶级发展之中。
　　军阀、财阀（官僚资本）勾结帝国主义，扰乱经济，为资产阶级的发展之直接障碍，当然不能为中国争独立解放。资产阶级之中，大商阶级依赖外国资本，每每易于妥协，或者想一个军阀来统一太平，以应其经济需要，或者竟想利用外国势力驱逐军阀；海外侨商则受外国直接压迫，比较的革命些；至于小商人虽然能力太小，却因所谓“国货”的发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情绪很普遍；新兴的工业阶级亦必被逼而不得不反抗。劳动阶级之中，农民处于半自然经济的社会里，虽然日渐破产，困苦颠连，而自己不见仇敌，始终有郁勃不平的倾向；无产阶级因商业交通偏颇的发展，运输工人居多，其中一部分仅是苦力搬运夫，没有受大工业的组织训练；手工业小工业居多，工业中的无产阶级很少很幼稚，大半不脱宗法社会思想的遗毒；然而始终有一部分：铁路工人、矿山工人、纺织工人、海员等，直接与官僚军阀冲突，感觉帝国主义压迫最甚，而亦最易组织。此中凡能反抗帝国主义的势力，自然倾向于联合，起而颠覆帝国主义。
　　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导源于帝国主义的侵入，亦就不得不成为帝国主义的对抗力。这些对抗力之中，劳动阶级固然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种种特性而尚弱，现在只有民族主义的觉悟；然而资产阶级之弱更甚于劳动阶级。外国资本的侵略却正在日益加紧，自然而然促成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劳动阶级的革命运动之第一步，在中国现时经济状况之下，便表示于民族主义运动之中；然而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运动，更非有劳动阶级的革命行动不能成功。此“最后之市场”——中国，若能奋起，世界帝国主义必然受非常之打击，而世界社会革命乃不得不爆发。



[1] 宗法社会，指中国古代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宗法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和庶子分封制。宗法制度由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到周朝逐渐完备。以后，地主阶级长期利用它来巩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

[2] 汇丰银行，一名香港上海银行，英国资本开设。一八六四年设总行于香港，次年设分行于上海，天津、北京、汉口、重庆等地都设有分支机构。汇丰银行是英国对旧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控制旧中国金融市场的重要工具。

[3] 新银行团：一九一八年六月，美国向英、日、法等国提议，由四国组织新银行团，承受中国一切经济借款与政治借款。一九二○年九月，美、英、日、法四国新银行团成立。但因帝国主义之间，特别是美日之间的矛盾，新银行团并未发生实际的作用。

[4] 协定关税，又称协定税率。它是一国根据与他国缔结的条约或贸易协定，对进出口商品——主要是进口商品所规定的税率。有双边、多边和片面协定关税数种。前两种一般是平等互利的，而后一种则是帝国主义强加给弱小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片面减让税率。鸦片战争后，列强先后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规定中国对进口货物征收低税。

[5] 辛亥革命：指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所领导的推翻清朝专制王朝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在湖北武昌举行起义，接着各省热烈响应，清朝反动统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但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很弱，并具有妥协性，这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很不彻底，革命成果迅即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

[6] 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一），字少荃，安徽合肥人。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起家，先后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两广总督，长期掌握清政府的内政、外交、经济、军事大权，曾代表清政府多次签订卖国条约。他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开办军事工业，七十年代开始编练北洋海军，逐步扩大其所谓“求富自强”的洋务活动，是洋务派的首领。

[7] 彼得大帝（一六七二——一七二五），即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在位期间，对内曾进行一系列改革，如积极兴办工场，发展贸易，建立正规的陆海军，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等。对外多次发动战争，推行扩张政策。

[8] “民有”铁路，指民间自筹资金修筑铁路。清朝末年，为抵制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主权，一批爱国绅商创办铁路公司，从一九○三年开始，短短几年间，全国就有十多个省准备自办铁路，并开始集股、勘路、兴修工作。清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于一九一一年五月宣布将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又将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结果，激起了著名的“保路风潮”。

[9] 交通系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以梁士诒为首的官僚政客集团。清末梁士诒任邮传部铁路总局局长，把持交通事业，并以交通款项成立交通银行。辛亥革命后，梁士诒先后在袁世凯政府任总统府秘书长及交通银行总经理、署理财政部次长等职，培植势力，自成系统，被称为“交通系”。

[10] 府兵是西魏时建立的一种兵役制，军士由各级将领统帅，另立户籍。唐朝也行府兵制，兵士平时务农，农闲操练，征发时自备兵器资粮，轮流宿卫京师，防守边境。唐玄宗时，因兵士无力自备兵器资粮，府兵制已名存实亡。宋朝将强壮士兵留守京师，称禁军，弱者戍守地方，称厢兵，实际已不行府兵制。

[11] 绿营，指绿营兵，也称绿旗兵。它是清朝政府按明代军队建制建立的常备军。因这些由汉人组成的军队使用绿色军旗，所以称绿营。

[12] 湘军是曾国藩于一八五二年在其家乡湖南招募、训练的封建军阀武装。淮军是李鸿章于一八六一年将其家乡安徽的地主武装，按照湘军的组织形式加以改编组成的封建军阀武装。这两支封建军阀武装，依靠外国侵略者的支持，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

[13] 洪杨，即洪秀全（一八一四——一八六四）、杨秀清（约一八二○——一八五六），均为太平天国革命领袖。

[14] 甲午战争中淮军、湘军均告失败，一八九五年清政府决定编练新军，任袁世凯为新建陆军督办，开始在天津小站练兵，从国外采购新式武器，用“洋法”、“练洋操”。随后在其他地方也开始编练新军。

[15] 清代高级官员的侍从武弁，称为“戈什哈”，简称戈什，满语“防卫”的意思。

[16] 洋务，指鸦片战争以后与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有密切联系的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事务活动。

[17] 谘议局，一九○九年清政府伪装预备立宪而在各省设立的地方谘询机关。议员多系官绅和资产阶级上层分子。按规定谘议局有讨论本省行政兴革和公债、税法等权，但其决议必须取得本省督抚的同意才能生效。督抚有权监督局务，并可奏请皇帝解散。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后，许多省的谘议局曾策动督抚宣布独立。

[18] 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头子。辛亥革命后，依靠反革命的武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利用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篡夺了总统职位，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一五年十二月称帝，遭全国一致反对。一九一六年六月忧惧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