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我工作的简要进程:
全部著作的主题:确定正义的观念、它的原理、它的性质和它的公式。
“
方法。确定所有权中的正义观念;并且1.关于占用权,我通过分析证实了哲学家、法学家等等所想象的一切理论都不言而喻地把
平等当作是必要的。平等是必然的定律,绝对的形式;在一切关于所有权的学说中,所有的人,甚至在背离它的时候,都不知不觉地在服从着它。
“2.确定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权中合乎正义的东西。我用同样的分析方法证明,经济学家们所谈的劳动权,
无论他们对它具有何种方式的理解,并且
按照他们自己的论据,它的结果是平等。但是现在平等并不存在,甚至有人主张它是
不可能的。我却证明不可能的是所有权本身;它的不可能不是因为它被滥用了(per abusum rei),而是由于它的本质(in se);我证明所有权是荒谬的、毫无价值的,它在它的名词中包含着矛盾,它导致无数的形而上学的胡说和不可能的事;总之,它是
事实上的,但
它是不可能的。
“这里是:按照以上所获得的一切真理,关于社会性、平等、自由、正义和法权的原理所作的陈述。
“随后是:通过那种方法而得到的形而上学的定律或公式在政治经济学、民法、政治学上的应用以及对这些科学的批判。
“最后是:对历史哲学和人类进程的研究。
“第一次在哲学上采用了一种真实的方法并且用一种适当的分析法真实地
说明了用直觉或摸索所永远找不到的事理,因为直觉和摸索是什么也不能证明的。
“总之,在这一切之中,我一点也没有把属于我的东西放进去;我寻觅,并且为了寻觅得更好,我给我自己造成了一个工具,给我自己制造了一个向导,在我将深入到它里面去的迷宫的门上,我系上了一根线。然后,我绝不争论,我对谁也不加驳斥,我认可一切的见解,我但求找到这些见解中所含有的东西。而在所有这些见解中所必然都含有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真实的原理、一个定理;我就在一个生理上的或者自然界的事实中去确实地找出这个原理的理由,然后我就从这个原理出发,以我起先曾经为了确定那个原理而从事归纳时的同样严格精神,从事推理来进行我的科学研究。
“……至于这本著作的写作方式,虽然我绝对抽象地(in abstracto)来推论一切事物,可是我希望文体和理论的发挥既不至于缺乏生气,也不至于失去独特性。这一切,在一个为大家所热烈讨论的问题上,必然会造成一本奇特的著作。”
[1]
几天以后,他给阿盖尔曼写信说: “今天我写完了构成全部作品十分之一的第一章……
“著作的文体将是粗犷的、激烈的;这种文体将使人感到过多的讥讽和愤怒;这是无可救药的毛病。当狮子饿的时候,它是会吼叫的。此外,我要尽可能避免掉到雄辩和文雅的文体中去;我推论、我总结、我区别、我驳斥:我不必再求助于修辞学,主题本身必然会引起一切人的兴趣,即使是万事不关心的人也会如此,不管他们愿意与否。在哲学上,毫不存在像我这样的著作。但愿所有权遭到不幸!遭殃吧!
“……在一场激烈的决斗中,我必须消灭不平等和所有权。如果我不是瞎了眼,我相信所有权在我快要给它的打击之下,一定会一蹶不振,永远也起不来了。”
[2]
我们在这几句话里可以听到一种浪漫的、马靴后跟上的刺铁的铿锵声;这说明最独特的思想家也不能完全避免他们那个时代的影响,而且他当时正在全力以赴地写作,所以写信的措辞比较随便,这也是一个原因。蒲鲁东急于要把他认为已经体会的真理向全世界呼喊出来,他拼命赶写。那本手稿只用了六个月就写成了。5月3日,他好像一个快乐的伙伴似的把那束花朵高插在屋顶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得意万分。 “所有权就是盗窃;——所有权是不能存在的;——它是杀人的行为;——如果它存在,社会就将自趋灭亡;——在消费它的收益时,它丧失了它们;在把它们储蓄起来时,它消灭了它们;在把它们用作资本时,它使它们转过来反对生产……”当人们读了这些显然透露出要使资产阶级感到惊愕和恐惧的愿望的用语时,就会引起人们想离开一个喜欢吵闹和讲前后矛盾的怪论的狂热分子的意图。坦白说吧,这本书的编写并不是为了争取胆小的读者的。
但是,蒲鲁东曾经对一些人写道:“我的姓名像你们的一样,是 “……从1839到1852年,我的研究工作纯粹是争辩,这就是说,我只去研究那些观念就它们本身来说曾经是些什么,曾经有过什么样的价值,它们曾经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范围,它们曾经向哪方面发展,它们没有向哪些方面发展;总之,我曾设法使我对那些原理、制度和体系得到正确和全面的看法。
“……所以我曾开始或遇到新的困难时重新开始一种对
事实、观念和制度的一般认识的探讨工作,不抱成见,并且除了逻辑本身之外不用别的评价原则。
“这个工作并不总是被谅解的,在这里面,一定存在着我的错误。在讨论一些主要涉及
道德和
正义的问题时,我总是不能保持冷静和有涵养的置身事外的态度,尤其是当我遇到一些有利害关系的和抱有恶意的反对者的时候。因此,虽然我只想做评论家,我却被当做专事抨击的小册子的作家;当我所要求的仅仅是正义时,我却被当做捣乱分子;当我的愤怒只是去反对一些没有根据的主张时,我却被当做抱有偏见和仇恨的人;最后因为我迅速而毫不容情地同样指出在那些自命为我的朋友的人们身上存在着的矛盾和在我的敌人身上存在着的矛盾,我就被当作反复无常的作家。”
[25]
所以,要想看到一种比对于事实的精确观察多得多的对于观念和制度的批评,就应当到蒲鲁东关于所有权的初期著作中去找寻。可是不能说其中完全缺乏建设性的意见。贝尔多先生曾经很好地指出,在蒲鲁东关于所有权的全部思想中,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