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了解苏维埃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把社会主义最初时期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初时期进行系统的比较是非常有益的。这种比较是极其有教益的，对于我们整个的分析有很大的帮助。无论是共同点或不同点（而不同点比共同点多得多），都同样清楚地说明了苏维埃经济制度的特点。
我们从决定着一系列其他不同点的最重要的不同点入手。
资本主义生产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前的几十年内，在封建社会或被商品经济半瓦解的封建社会内部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必要的前提阶段的商业资本的发展就完全是这样。英国工场手工业的最初阶段以及大陆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最初阶段也是这样。资本主义尚在专制制度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简单商品生产和封建农奴制关系在经济方面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就能够渡过自己的原始积累时期。
资产阶级革命是在资本主义在建立自己的经济制度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之后才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只是资产阶级发展过程中的一段插曲，资产阶级的发展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早就开始了，在革命后以更高的速度继续进行着。相反地，社会主义制度是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起才开始写自己的编年史的。它是由社会主义经济的特性本身产生的，这种经济作为统一的综合体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内部一点一点地形成。如果商业资本能够在封建社会的毛孔中就发展起来，如果最初的资本主义企业能够经营，而不同当时存在的政治制度和所有制形式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反而象我们将在下面所看到的那样会从中吸取养料，那末，社会主义国营生产综合体只是由于旧制度全线崩溃、由于社会革命才能出现。这个事实不仅对理解社会主义的产生，而且对理解整个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重大的意义。相反地，由于没有充分了解或忘记了社会主义的实质本身，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止一次地使许多同志得出了关于苏维埃经济及其发展道路的十分庸俗的、有时简直是改良主义的概念。
要能够开始进行资本主义的积累，必须具备下列前提；（1）在一些人手中事先积累了足以采取较高的技术或在这种技术条件下实行较高程度的劳动分工的资本；（2）存在雇佣工人这一基本力量；（3）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积累的基础的一般商品经济制度有了充分发展。
关于第一个条件，马克思曾说过；“商品生产的地基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上才能担负起大规模的生产。所以，单个商品生产者手中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前提。因此，在从手工业到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中，我们必须假定已经有这种积累。这种积累可以叫作原始积累，因为它不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历史结果，而是这种生产的历史基础。这种积累本身是怎样发生的，我们还用不着在这里研究。只要知道它是起点就行了。”[1]
试问，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在这方面的情况怎样呢？社会主义有没有史前时期？如果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可以在封建主义基础上进行，然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不能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进行。因此，如果说社会主义有自己的史前时期，那末，这个时期只能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开始。大工业国有化就是社会主义积累的第一个行动，也就是把对工业进行社会主义领导所必须的起码的资源集中在国家手中的行动。但是我们在这里立即遇到了问题的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国家对大生产实行社会主义化，仅仅通过这一个社会主义化的行动从一开始起就改变了生产工具的所有制：无产阶级国家使所有制适应它未来在对整个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所采取的步骤。换句话说，工人阶级通过革命仅仅获得了资本主义作为私有制不经任何革命而在封建主义基础上已经具有的东西。[2]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作为创造真正社会主义生产的物质前提的时期，应当是从夺取政权和国有化才开始。实际情况正是如此。资本主义积累是在经济上和技术上不同于手工业的、在生产基础上的积累。只有当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经济上比手工业优越的时候，只有当前者采用的分工制度和大生产对小生产的其他优越性使得前者生产单位产品的消耗有可能比后者消耗少的时候，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才可能证明它比手工业优越。但是，工场手工业的组织，厂房的建设，原料的储备，流通过程中流动资本的耗费——所有这一切在缺乏现代工业信贷制度的条件下要求有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并不是在工场手工业中创造的，而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之前，在小生产中创造的，是商业资本从小生产那里掠夺去的。大机器工业要开始运行就更需要预先积累的资本。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要能够显示它对手工业的优越件（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必须有一个长期掠夺小生产的时期。
真正的社会主义积累，即在社会主义经济（它已经发挥它固有的一切特点和仅仅是它固有的优越性）的技术——经济基础上的积累，同样只能在苏维埃经济渡过了原始积累阶段以后才能开始。正象为了使手工工场，尤其是使拥有机器技术的工厂能运行就应当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预先积累的生产实物要素形式的资金一样，为了使国营经济综合体能够发挥自己的全部经济上的优越也使它能够建立新的技术基础，也必须有某种最低限度的积累。
我们在这里均上就碰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上的根本区别，当我们分析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和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的竞争条件时，还要谈这个问题。为了使工场手工业能够证明自己比手工业优越，根本不用要立即组织大量的手工工场。一个、两个、五个手工工场就能够证明自己比手工业优越并在竞争中击败后者。可见，资本原始积累的规模同整个国民经济的规模相比，可能是很小的。在经济战线上打先锋的、重要的、作为新经济的代表的若干企业，不必等待整个过渡大规模地同时实现，就能够开始向前发展。虽然原始积累在商业资本发展时期具体地和历史地推进如此之远，以致到组织手工工场时并没有严重缺乏游资的现象，然而整个运动在这里带有无组织的、自发的性质。这种新经济形式向前推进的方法使得后来有可能输出资本。资本主义企业能够在那些既无技术条件又无经济条件来采用新的生产方式的小资产阶级国家里出现或者这一切是潜在的，需要先进的外国资本从外部推动一下。[3]
相反地，任何局部的和数量不大的社会主义积累都不能决定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经济的基本问题。例如，问题关系到苏维埃经济的时候，这里必须有：（1）那种在没有可能逐步过渡到新技术基础上的地方使国营经济有可能获得现代资本主义技术的积累；（2）那种使改变国营经济的技术基础、科学地组织劳动、有计划地管理国营经济综合体（没有大量的保险储备和计划后备是不可能的）成为可能的积累；（3）那种保证整个综合体而不是它的某些部分前进的积累，因为整个综合体运动中的链式依赖关系使得综合体完全不可能按照资本主义工作无计划件、个人主动性和竞争的方式分散地前进。因此，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不仅不会以对资本主义积累起来的东西实行国有化而告终，而且正好相反。这种积累时期只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并且在积累的第一个行动——经济的最显要部门社会化之后才能展开。如果情况是这样，那末，用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类比的方法来谈社会主义原始积累[4]，一般地是否可以，一般地是否正确呢？前者不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前开始的吗，而后者不应当同向社会主义生产道渡的开始时期同时产生并与社会主义综合体本身的积累同时产生的吗？我们认为，这个术语可以有条件地保存下来，因为虽然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在时间顺序上同社会主义生产并部分地同在生产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积累交织在一起，但这一过程在同社会主义生产的关系上的经济实质正象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在同资本主义生产[5]的关系上的经济实质一样。即使这一术语被认为是不妥当的，那也应当立即被另外的术语代替，因为它标志的事物的物质实质并不是不复存在的。反过来说，把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同真正的社会主义积累区分开来具有巨大的原则意义。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区分对我们的经济政策具有巨大的意义，而把这两个过程混淆起来会在对经济的实际领导方面产生极大的错误。
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积累就是把剩余产品加入到发挥职能的生产资料中去，这种剩余产品是在已经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内部创造出来的，不是用来在社会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之间进行额外分配的，而是用来进行扩大再生产的。相反地，我们把国家手中的主要来源于或同时来源于国营经济综合体之外的物质资源的积累叫做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种积累在落后的农业国中应当起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将加速国营经济进行技术和科学改造的时刻的到来，加速国营经济最后获得对资本主义的纯经济上的优势的时刻的到来。固然，在这一时期，在国营经济的生产基础上也进行着积累。但是，第一，这种积累也带有为真正社会主义经济预先积累资金的性质或服从于这一目的。第二，用第一种方法进行的积累，即在不等价交换的基础上靠牺牲非国营成分的积累，在这一时期显然占优势。因此，我们应当把整个这一阶段叫做原始的或预先的社会主义积累时期。这一时期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自身的规律。目前正在经历这个阶段的我国苏维埃经济的基本规律恰恰是原始的或预先的社会主义积累的规律。在国营经济部门内的经济生活的一切基本过程都服从这一规律。另一方面，这一规律改变并部分地消灭了在我国经济制度中出现的并可能出现的价值规律以及商品经济和商品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规律。因此，我们不仅可以谈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而且如果我们不理解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在苏维埃经济中所起的中心作用，我们对苏维埃经济的实质就一窍不通。原始积累规律在同价值规律的斗争中决定着经济中生产资料的分配、劳动力的分配，决定着国内的剩余产品转让于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方面的数额。
现在我们来系统地研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基本方法并且尽可能把这些方法同类似的成相近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方法和过程相比较。我们将拿来做比较的不仅有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时期，而且有资本主义生产初期，因为原始积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范围之外的积累，在资本主义企业产生之后还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继续下去。
我们从对非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掠夺谈起。从手工业者不再为定货人和为本地市场工作而为远方市场工作，包买主成为必要的生产代理人的时候开始，商业资本存在的整个时期实际上就可以看作原始积累时期，看作不断掠夺小生产的时期。
具有巨大意义的另一种掠夺形式是世界贸易国的殖民政策。我们现在在这里指的不是同在“正常”贸易基础上以较少量劳动与较大量劳动交换有关的那种掠夺，而是对土著居民征税，剥夺他们的财产、牲畜、土地、贵金属矿藏，使战败者处于奴隶地位，使用无穷无尽的各式各样粗暴的欺骗办法等等形式的掠夺。对宗主国的农民人口使用的暴力和掠夺的一切方法也属于此类。为了原始积累而对小农生产进行的掠夺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以极其光辉的篇章写的著名的“圈地”并非对于一切国家都是典型的原始积累方法。最典型的方法是；第一，封君掠夺农奴并且同商业资本瓜分掠夺物，第二，国家向农民征税并把这些资金的一部分转归资本。当地主经济开始从纯自然经济变为货币经济或半自然经济的时候，当地主由于商业的发展和由于自己需求的增长而产生一种增加对农民的敲诈勒索的动因的时候，地主就开始同商业资本进行某种不知不觉的合作。在农村掠夺的一切，除了当地所需要的以外部卖给了商人。商人也给地主提供了城市和外国生产的产品以满足地主日益增长的和比较讲究的需求。商业资本以百分之百或更高的利润出售这些产品。后来它给破产的贵族贷款，收取很高的利息。结果封建主在这一时期在一定意义上成了商业资本的代理人成了为进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而掠夺农村小生产的传送泵。由于他们同第三等级相比在法律关系上是“上层阶级”，所以他们在经济上同商人合作时，在压榨农民的资金方面所捞取的不是高额的，相反地，是低额的。
掠夺小生产的另—种形式是国税。专制制度的国家从税收来源中提款鼓励手工工场的发民投给成为工业家的商人或变成工厂主的贵族补助金。这种支持特别绪子这样或那样为军需服务的手工工场：呢绒工厂，武器工厂，冶金企业等等。这种从小生产渠道来的资金通过国家机构转到大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中的情况是发生在晚得多的时期。
关于在原始积累时期国家的作用，特别是国家暴力的作用，马克思写道：
“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6]
这种暴力在作为商业资本活动场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只要回想一下米·尼·波克罗夫斯基对莫斯科沙皇的政策进行的深刻的和充满具体历史真理的阶级分析，我们所说的时期的这些篇章就能在脑海里浮现出来。夺取必要的地区和商业通道等等——这也正是原始积累链条中的一环，因为没有必要的物质前提的积累，商业资本的发展和它向工业资本的过渡就不能顺利进行。从这个观点来看，不仅当农民通过封君之手把一部分自己的代役税转交给商人的时候，不仅当他们通过国家把部分赋税转交给手工工场主的时候，而且当他们不借牺牲子孙去开拓新的商业通道和征服新的国家的时候他们都在向原始积累的太阳神上贡。
国家公债制度在原始积累过程中起了至要的作用，在这种制度下，小生产者的一部分年收入以利润的形式转到了同国家订立贷款协议的资本家——债权人手中，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说：
“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象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位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投资于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国家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变成了容易转让的公债券，这些公债券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现金完全一样。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产生的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入的金融家就大发横财，每次国债的一大部分就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入包税者、商人和私营工厂主的手中，——撇开这些不说，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证券投机，总之，使交易所投机和现代的银行统治兴盛起来。”[7]
现在我们来谈谈刚才列举的主要是以掠夺小生产和对小生产进行非经济的强制为基础的原始积累的方法，并看看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这方面的情况如何。
至于殖民地掠夺，社会主义国家奉行民族平等和各民族自由加入某个民族联合的政策，原则上反对资本在这方面的一切暴力方法。达种原始积累的办法对社会主义因家来说自始至终都是禁止的。
把一切社会主义前的经济形式中的剩余产品的一部分转归社会主义，达就完全不同了。向非社会主义形式征税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象苏联这样的农业国中还必然具有巨大的、简直是决定性的意义。我们应当十分详细地谈谈这一点。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只有依靠从小生产那里得来的资源，才能开始进行和向前发展。如果没有靠牺牲小生产的利益而取得的预先积累，社会从小资产阶级生产体系向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过渡就不可能完成，如果靠牺牲小生产而取得的追加积累不是同靠剥削无产阶级劳动力的资本主义积累同时进行，这一过渡以后会象乌龟爬行那样慢。这一过渡以小生产给予大生产的要比从大生产那里得到的多这样一种价值交换的体系为前提。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如果不把农村和手工业的部分剩余产品归公，最后，如果不从资本主义积累中扣除一部分给社会主义积累，国营经济就没法应付过去。我们不知道，其他的无产阶级专政取得胜利的国家经过内战后破坏到什么程度。但是象苏联那样经济受到破坏并且总的来说相当落后的国家，一定要渡过原始积累时期，从社会主义前的经济形式的源泉中吸吮大量的东西。不应当忘记，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是国内战争结束后社会主义国家生活中最危急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制度还不能发挥它本身固有的优越性，但它却必然要消除发达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一系列经济优越性。更迅速地渡过这一时期，尽快地达到社会主义制度发挥自己对资本主义的一切天然优越性的时刻——这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至少对苏联来说，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明摆着的，对无产阶级将获得胜利的许多欧洲国家来说，也许在一段时间内问题也将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只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部门内部的积累上，那就有危及社会主义经济生存的危险，或者说，就会使预先积累的时期无限期地拖下去，这是不以无产阶级的善良愿望为转移的。在本文具体论述苏联工业和农业的部分中，我们将用数字来说明，如果我们仅仅依靠工业本身的剩余产品我们必需等多久才能使我国工业恢复到即使是战前的水平。无论如何，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可以不触动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经济的资源而自行发展的思想无疑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国家在这里的任务不是从小资产阶级生产者那里拿得比资本主义从他们那里拿得更少，而是从在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因国家整个经济包括小经济的合理化而保证小生产得到的更多的收入中拿到更多。
社会主义积累的另一个来源可以是对私人资本主义的利润征税，即从资本主义积累中经常不断地扣款。这种资源的性质可能是不同的，但是，归根到底这里的问题当然是一方面靠工人的劳动来积累，另一方面靠农民的劳动来积累。当国家向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大量征税时，它就把国家如果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亲自领导这些企业便能得到的作为剩余产品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为社会主义积累基金。这里，资本家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所扮演的角色同封建地主在对原始积累骑士的关系上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样的。向使用雇佣劳动的农村富农阶级征税归根到底同样意味着靠农村雇农的劳动来积累。反过来说，既然社会主义国家向那些也从独立经营的农民那里得到部分收入的商人、包买主、资本家和富农征税，我们在这里也是靠农民经济进行积累。而且象以前一样，上述人物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积累的蓄电池，另一方面也是社会主义积累[8]的两极中的一极上的导体。
至于作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极重要渠道的国家公债，它在社会主义积累时期所起的作用则不同。这里应当区分两种根本不同的公债制度。我们的半强制性的公债，象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有奖公债，确切地说应当归入来源于税收的积累制度，即归入采用非经济的强制方法进行的积累。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实行的正常借贷类型的信贷业务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这种借贷，譬如说向英国资本家借贷的利息七厘为期三十年的债款，不能直接算作社会主义积累的来源，因为苏维埃国家将从自己的收入中付出债款利息，因此它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积累和外国资产阶级对苏联劳动群众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导体。而从另一方面说，这些债款可以成为对社会主义积累的极强大的刺激，结果使得社会主义积累基金比资本主义积累基金有更高的利息率。我们在分析商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外债和租让的经济意义时将从另一个角度论述这类借款。
在我们谈到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原始积累的形式以前，我们还应当谈谈国家收入的一种来源，也就是在苏维埃制度下原始积累的一个来源，把这个来源算作税收是比较正确的，但在经济理论著作中表面上、形式上一般不把它列入税收。我指的是纸币的发行。我在自己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纸币》和《我国卢布贬值的原因》中已经证明，在货币不断贬值的制度下，发行纸币是税收形式之一。这里只需要指出，发行纸币也是原始积累的方法之一。而在资产阶级经济制度交上的相应时期，发行纸币并没有起资本主义积累辅助因素的作用。封建君主和我国沙皇降低铸币的成色，以后发行纸币，这是国家对全体居民的征税，其中部分地是对资产阶级货币资本的征税。当国家既是管理全国的机构，又是极其庞大的经济综合体的主人时，发行纸币是社会主义积累的直接渠道。进行这种积累或者是靠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分子的收入，或者是靠缩减国家职工工资。这一来源是非常可观的，从建立苏维埃政权起，到最后确立稳定的通货为止，发行纸币的收入，包括国家本身的损失在内，约等于十八亿金卢布的数额。发行纸币也是匈牙利苏维埃政权在它存在的四个月期间的极重要的财源。
现在我们来谈谈导致用经济手段积聚资本的原始积累的力量。这里应当把两种积累区别开来：一种积累是在生产本身中靠在企业工作的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形成的积累，另一种积累是一种经济制度或一个国家的较少量的劳动同另一种经济制度或另一个国家的较大量的劳动的交换。
我们象过去一样，先来观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期在经济基础上的原始积累方法。
我们从我们的第二节开始，也就是从我们现在在我们经济中所谓的价格政策开始。我们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找到了论述这个问题的下列非常重要的地方，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文献中，并没有充分利用这段话来从理论上对殖民地的剥削以及资本主义一般对资本主义前的生产形式的剥削进行理论分析。
“处在有利条件下的国家，在交换中以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种劳动，虽然这种差额，这种余额，同劳动和资本之间进行交换时通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总是会被某一个阶级装进腰包。所以，只要利润率较高是因为它在殖民地国家一般比较高，在这个殖民地国家的有利的自然条件下，较高的利润率就可以和较低的商品价格同时存在。”[9]
如果我们观察任何一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比方说英国，另一方面，观察它的许多同它有贸易关系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那末，在对英国向殖民地输出的东西和它从殖民地输入的东西进行价值分析时，总是可以肯定花费在作为等价物交换的许多商品上的劳动消耗是不相等的。最显而易见的例子可说是以野人的金首饰同商人从欧洲贩来的一块红布进行的交换。但是，就是在同殖民地进行“正常的”贸易的情况下，马克思所指出的现象也仍然存在，因为技术较低的国家花费在单位商品上的劳动平均比技术较高的国家所花费的劳动要多。因此殖民地或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中的在业居民的生活水平，包括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工资水平就比较低。在同样的技术条件下，殖民地某部门的企业同宗主国的同类企业相比，会得到超额利润。这也经常发生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所以可能发生，只是因为根据调节某一国家内的价格的价值规律，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在整个劳动战线上比宗主国的低，因此，技术较高、工资较高同时价格较低的国家，比起技术低、工资低和价格较高的国家来，就处于比较有利的交换条件之下。投入殖民地的资本能够获得比较高的利润，全靠利用殖民地和宗主国情况的这个主要差别。从这个现点来看，向殖民地投资所得到的超额利润实际上是从一种技术体系向另一种技术体系、从一种经济体系向另一种更高级的经济体系过渡时产生的利润。这种利润同那些资本家由于首先在某项生产中采用立即会减少生产开支的新机器而获得的超额利润没有什么根本区别。但是由于资本一般说来是运动，由于从一种技术制度向另一种技术制度、由一种经济形态向另一种经济形态（例如，从资本主义前的经济形态向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过渡永远不会停止，“一定的阶级”对这一过渡的利用也就不是偶然的，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时期内经常的现象。资本家阶级靠社会经济发展所得之税，既由宗主国的小资产阶级生产者支付，又由殖民地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包括它们的整个经济）支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兴趣的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时期。这一时期具有稍相接近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特点。我们应当把资本主义在经济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前的形式的剥削史中的三个时期区别开来。自由竞争时期，实际上是年轻资本主义垄断的时期，因为资本创造的第一批企业利用的价格水平是在手工业生产基础上形成的，决不是在广泛竞争的状态下形成的。大资本，尤其是资本主义企业本身就是少数人所垄断的。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商业资本，因为资本不足，风险很大，因而附加保险费很多，最后，在这些条件下产生的象东印度公司那样的对外贸易垄断组织已经存在，使在交换基础上对殖民地的剥削也成为极少数资本家集团的垄断权。在这个时期之后就出现了自由竞争时期。这个时期没有消灭这里所说的对小生产的剥削形式和积累的方法，但使这些形式和方法受到一定范围的限制，受到一定的平衡条件的限制。最后，第三个时期就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建立了靠关税壁垒防止外国竞争的民族资本主义机体的体系，根据托拉斯的垄断价格对国内小生产的剥削又加重了，并且象在原始积累时期的那样，这种剥削又成为少数资本主义豺狼的特权。至于对殖民地的相应的剥削，一方面，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每个资本主义殖民强国把国内市场的垄断化推广到殖民地并用武力来保护这一权力的倾向。另一方面，由于向殖民地输出资本，从殖民地得来的超额利润日益具有从技术条件同样但工资较低的企业得来的超额利润的形式。这就导致了一种剥削逐渐被另一种剥削所代替，这同时导致殖民地经济同宗主国经济相比，两者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拉平的局面，从而正好加强了各资本主义殖民地强国牢靠地掌握国内市场的倾向，因为国内市场为了加强积累应当提供在发展殖民地工业是所失去的东西。下面我们还要回头来谈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产生的而不是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基础上产生的这一事实对理解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具有多么巨大的意义。我们在这里只应当指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不仅建筑在通过税收剥削小生产的基础之上，不仅建筑在曾经只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个阶段的封建剥削基础之上，而且被背后隐藏着比较少量劳动同较大量劳动交换的类等价物的市场交换制度所掩盖。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和手工业者受资本的剥削有些象工人受剥削一样，因为工人以工资形式、以自己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形式只得到自己劳动重新创造的产品的一部分。
* * *
当我们从历史上回顾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以后，我们来分析社会主义预先积累时期中的各个相应阶段。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区别在于，第一、社会主义积累不仅应该靠小生产的剩余产品进行，而且应当靠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剩余价值进行。第二、无产阶级的国营经济在历史上是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拥有用经济办法来调节整个经济的手段和重新分配国民收入的方法，这些手段和方法是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初期所不能具有的。
我们从铁路运价谈起。这一完全掌握在苏联国家手中的调节经济的有力杠杆，却极少用于作这种调节，完全没有用作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手段。现在对某些货物（煤、石油、盐）的优惠运价制度，与其说是对非社会主义经济部门的间接征税，还不如说是重新分配国家资金的方法。同样，现在国营和合作社的发货者同私人发货者相比享有的微小优惠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利用原始积累的这个杠杆还完全是未来的事情。只有在运输业扭亏转赢时，才能对国家货物和私人货物分别来相应地确定铁路运价，实行一套对私人生产者和私商征税的办法，从而从这一端砍去私人资本的部分利润。在这里无须证明，所有这一切将是对价值规律的打击之一，这些打击使社会主义积累的经济时期变成逐渐改变、限制和部分消灭价值规律[10]的时代。
原始积累的第二个有力杠杆是银行系统的垄断。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高利贷是把国民收入从封建主手中重新分配到正在产生和巩固的资产阶级手中的手段。至于作为动员社会闲置资金并按扩大再生产的渠道分配这种资金的工具的信贷，那末，这种形式的信贷或者并不存在，或者处于萌芽状态。相反地，在苏联经济经历的社会主义预先积累时期，即积累的最初阶段，国家的信用系统在重新分配国家的闲置资金方面所起的作用比在重新分配国民收入方面所起的作用要大。看来这可能是不对头的，因为银行的贷款利息（如果不算货币迅速贬值时期）高于正常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利息，而存款业务简直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们在这里一分钟也不应忘记那种实际的经济来源，即银行可以发行切尔文，并用这种发行的纸币开展贷款业务。如果银行发行六千万切尔文，而不波及货币的行情，这在经济上就意味着国家的这个数目的商品价值在不同期间系通过某些途径由国家银行掌握。假定，如果考虑到这种“向流通的借款例如”按国营经济和私有经济参加国家的货币商品流转的比例由它们分担，而这种借款几乎仅仅用于国营和合作社的工商业拨款，那末，我们就会看到社会主义积累的过程会以非常高的速度进行。我们将在第二卷的专门章节中，更详细地从理论上和数字上分析这一过程，以及整个信贷系统对国家经济的作用。
至于通过信用系统重新分配国民收入的问题，这主要还是将来的事情。如果国家银行从接受长期贷款或短期贷款的国营企业收取高额利息，这显在我们面前出现的就不会是国营部门中的积累过程，而首先是国营部门内部资金分配的过程。只有在银行系统通过接受存款而聚积的私有经济的资金按较高的贷款利息在私有经济中分配的时候，才能直接把私有经济的资金重新分配到社会主义部门中去。银行按存款支出的总额同银行得到的贷款利居和其他各种服务费用之间的差额，将成为社会主义积累的基金。如果把国家资金贷给私有经济来生利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目前，在国内和首先在国营部门内部资金普遍短缺的情况下，后一种业务虽然形式上是积累的源泉，但显然是不合算的，因为它在这个阶段会变成靠国家信贷来进行资本主义积累的明显工具。这种业务只能靠贷款给国营企业这一比较有利的业务才能维持下去，因为贷款给国营企业不仅保证银行利息，而且保证国营企业在生产基础上的资本积累。在这种条件下，贷款给私营工商业，如果银行能得到十厘的年息，就不如贷款给国营工业有利，假设国营工业能因获得借贷资本而付给银行八厘的年息，但国营工业本身在生产基础上能从借贷资本获得十五厘的年息。在这种场合下，虽然国家银行本身贷款给私营工商业似乎比较有利，然而从整个国营综合体的观点来看，从整个综合体的社会主义积累的观点而不是从国家银行单方面来看，这种业务显然是亏损的。这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现在尽管私营工商业准备付出比国营企业更多的利息，国家银行几乎不给它们贷款，而几乎只给国营企业贷款。从社会主义积累的任务来看，这种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
但这方面的情况将来应当发生变化，这样的时刻可能到来：向私有经济发放贷款变为有利于国营经济的国民经济重新分配的极重要工具之一和使私有经济在经济上服从国营经济调节中心的极重要的手段之一。在发展长期农业贷款时，特别是在我们能够同外国签订巨额借款协议，并且国家银行在外国资金流入苏联经济机体时能充当债款的调度者的时候，苏联的信用制度在这方面可以起特别大的作用。
由此可见，我们整个信贷政策现在服从于并且不可能不服从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
现在我们来谈谈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两方面的贸易都是这种积累的工具。商业资本对小手工业生产进行剥削是历史上初期的形式。这种通过商业和通过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贷给手工业者的原料等等）的剥削同工人在资本主义企业中生产的产品的贸易毫无共同之处。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在前一种情况下，商人和包买主如果是花了100单位去买以手工业方式生产的商品，卖出这些商品嫌回150单位（除去运输费等开销），从生产者的收入中获得50单位。商业资本经营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情况则完全不同。这里的平均商业利润只是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中的扣款。在这种情况下，商人的超额利润不是从资本主义生产中产生的。它只是在资本主义体系同非资本主义成分进行物质交换时靠牺牲后者才能得到的。在没有充分展开竞争的时候，特别是在某些商业资本集团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的情况下，即当商业本身（比方说，在国内资本普遍奇缺的情况下）几乎成为这些集团的一种垄断行业的时候，超额利润就可以产生。当小资产阶级生产的产品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国内商品流转发展得比商业网的发展、比商业资本的积存过程更快的时候，商业资本便能够加强对非资本主义生产者的剥削，这种剥削程度比在商业资本过剩和充分展开竞争时要高。究竟应当把在商业资本和年轻的工业资本垄断条件下黏附在商业资本口袋上的超额利润看作是仅仅在商业中实现的生产资本的利润，还是看作真正的商业资本的利润，从理论上分析这个问题，对于实际由商业资本和年轻的工业资本垄断的原始积累时期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里说的是掠夺工人，而不是掠夺小生产者。只是必须把这种利润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业资本的正常利润严格区别开来，况且这种利润在实际企业中是同一切其他利润完全混在一起的，并且任何簿记都没法把它们分开。其实，把两者区分开来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说的是这种利润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来源，即说的是两种不同经济制度之间的物质交换，在分析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来源时，这具有重大的意义。
现在我们来看看苏联制度中的交换，首先是国内贸易。这里我们应当区分：（1）国营经济部门内部的交换；（2）私有经济内部的交换；（3）国营经济部门和私有经济之间的物质交换。
至于第一类，它在这里对社会主义积累当然不可能有任何积极的任务。交换的经济在这里就是交换时的经济，就是减少流通过程的费用。这些费用是从国营经济剩余产品中的直接扣款。而当私人中间人参加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时，这就不仅是从社会主义积累基金中的扣款，而且是资本主义“再生”积累基金的增加额。正象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私人中间人在国营托拉斯进入自由市场的初期，不仅企图占有私营商业的渠道，而且企图占有一个国营企业同另一个国营企业之间的空隙，并在这里收集“流通费用”。国营商业的合理化意味着把这些资本主义积累的吸血鬼从社会主义部门有步骤地排挤出去，并且不仅使国营经济在流通过程中的费用缩减，而且靠自己的力量把流通本身组织起来。
至于第二类，即私有经济内部的交换，情况相反，这里可以进行社会主义积累。关于从这种来源进行积累的非经济方法，即向私有经济的产品贸易征税，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了。另一种积累，即在商品交换基础上的积累不仅是可能的，而且现在部分地已经在进行，并且将来无疑还会发展。1比方说，一般由“粮食公司”向农民采购粮食、食物并在城市市场上把这些东西出售给私人消费者就可说是这种积累的例子。这样得来的商业利润实质上是从那些向国家机构出售自己的商品的生产者的收入中的扣款。当国营商业机构和合作社在私人消费者中间不仅出售农民的产品，而且出售手工业者和私人企业主的产品并从中得到利润时，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的这部分利润就是我们所考察的社会主义积累的来源。从社会主义积累的观点来看，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同私人商业在这个交换领域的斗争所面临的任务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这里正在进行（可惜目前是在小范围内）把一种经济制度的基金转到另一种经济制度的积累。从私营商业那里夺过来的东西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将在某种程度上充作国营经济的基金。我所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是因为这里的贸易政策可能不利于社会主义积累，而有利于那些竭力减少从他们收入中的扣款的小资产阶级生产者。这种政策是否合适，取决于目前何者对国营经济更重要：是降低商品销售价格和排挤私人资本，还是在流通领域中进行积累。毫无疑问，这一政策从经济上说可能意味着在一定条件下缩减社会主义积累基金和给私人生产赠礼。国营经济愈缺乏资本，在商业中占用生产本身所缺少的那部分资本而不去加强动员小生产者自己的资金来发展合作社周转的这种做法对国营经济愈不利，赠礼对它来说就愈沉置。不仅如此，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国营商业的工作比私营商业还差，对它来说，现在最迫切的问题是把流通费用哪怕缩减到私营商业的水平。但对我们来说，这里重要的是从理论上正确地提出全部问题，因为问题不在于当前的政策，而在于理解整个社会主义发展时期的基本过程。下面我们会看到，在国营商业同私人资本竞争的道路上有多么巨大的困难，这些困难又怎样受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的制约。这里我们只是应当指出，由于国内资本非常短缺，在国内商品流转相当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商业利润达到了很大的规模，这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情况相仿。在这些情况下，这个积累的领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私人资本取得的成就在这里大大阻碍了资金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流入社会主义积累基金的过程并吞食了国营经济本身的部分剩余产品。
第三类即国营经济和私有经济之间的交换是这样一个处所，在这里社会主义积累既象在自己的部门内部的交换那样面临着纯消极的任务，又面临着积极的任务，即靠非社会主义成分向国营经济提供养科。从这方面来看，我们应当把在社会主义部门以外销售国营工业产品和在国营部门内部销售私有经济产品区别看待。
我们从最初的过程即从国营工业的大量商品流入非社会主义成分的运动谈起。从社会主义积累的观点来看，无论是国营经济力图缩减自己机构的流通费用，即干脆给商业机构最少的开支去从事商业活动，无论是当问题涉及到在托拉斯的商品由工厂到最后一环即消费者那里所经历的整个过程中把私营商业排挤出去，这里的任务都是消极的。
这些任务中的第一个任务，是改善国营经济体系内部的组织。第二个任务反而具有重要得多的意义，因为它同两个敌对的体系争夺国营经济的剩余产品的斗争有关系。这里的敌人几乎就在我们自己家里。这里必须指出，以下两种相互关系即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私人商业资本和国营工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存在着原则的区别。如果在资本主义积累时期商业资本从私人生产资本中拿走的剩余价值多于工业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那末，这里说的只是在同一经济体系内部的剩余价值的另一种分配。今天商业资本从工业资本的剩余价值中积累过多，明天就会还给工业；过剩的商业资本转入工业是从资本主义生产产生的初期就存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当工业的主要部分局于一种体系，而商业机构属于另一种我们分析过的敌对的体系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时私人商业资本的积累是从国营工业的工人创造的剩余产品中的直接的和无偿的扣除。假定国营工业中创造的、通过商业流转的新的商品价值的全年价值在托拉斯批发出售中等于十亿而在零售中这些商品卖了十五亿，那充五亿就是商业机构从工业的剩余产品中的直接的扣款。如果五分之四或四亿被私人商业机构拿走了，这个机构就变成了社会主义积累（不仅是积累，甚至是国营经济体系中简单再生产）的来源本身的最危险的漏洞。这里私人资本剥夺的不是小生产的剩余产品（在历史上，资本主义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后来从未停止过对它的剥夺），而是社会主义工业的剩余产品。但后面这种剥夺却是经济史上未曾有过的奇怪现象。在这个领域里同私人资本的斗争，对国营经济来说就是反对不断侵吞国营经济创造的价值的斗争。把同私人资本的斗争转移到这个领域中来是完全正确的，正象力图从解决比较容易的任务转到解决比较困难的任务即首先着手掌握国营工业产品的批发和批发零售商业一样，是十分正确的。
因此，国营经济在掌握自己的产品的交换过程方面要为自己解决消极性质的任务：不把实质上属于社会主义部门本身的、在它自己的生产基础上创造的、它自己的基金交给私人资本。
价值从私有经济向国营经济部门运动的过程就完全不同了。这里国营商业机构同私人资本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争取私有经济的剩余产品的斗争。例如，当私人资本在农民市场上采购工业原料，由私人中间人切断了从原料生产者到托拉斯的整个途径的时候，向农民的买价和向托拉斯的售价之间的差价基本上就是从农民经济收入中的扣款。相反地如果国家机构自己收购全部原料，那末，从农民收入中的全部扣款就都进入国营经济部门。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现阶段，同私人资本的斗争比反对私人资本侵吞国营经济本身的剩余产品的斗争在技术上更困难，意义也不那么重要。另一方面，后面这种斗争的成就，即把私人资本从国营工业产品的贸易中排挤出来，无疑会加强私人资本向私营工业转移的过程，一般说来，在国营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这种过程经济上是有利的，并没有危险。
* * *
现在我们来谈谈对外贸易和社会主义保护关税政策（托洛茨基同志的用语）。对外贸易垄断制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第一，它本身是一种社会主义积累的手段。第二，它是保护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积累过程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从而也是反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价值规律的最重要杠杆之一。第三，这个制度是调节整个苏联经济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现在我们仅从对外贸易是社会主义积累的手段这一方面来谈一谈这个制度。
随着农民经济商品率的提高，随着苏联经济同世界经济的商业联系的增长，出口规模正在扩大。我们的工业产品战前在出口总额中占的比重比农产品所占的比重要小，在农业恢复时期，即使不能恢复出口商品额中的旧比例，那也可指望农产品的出口比现在有很大的发展。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利用农民经济的收入来进行社会主义积累的可能性增加了。农村的产品输出众多，农村对那种把农民经济同国外市场联系起来的机构的经济依赖性就愈大。对外贸易垄断不仅使小生产在销售余粮方面依赖国家，而且是在国外市场上获取超额利润的重要手段。确有一些世界贸易部门，那里苏联国营经济几乎占垄断地位。只要指出白金、皮毛、部分亚麻等等的贸易就足够了。的确，国家对出口商品的贸易进行垄断还决不意味着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手中掌握着国内市场价格和国外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例如，如果国营北海白海地区森林工业联合公司不通过中介人而销售森林工业的产品时，它就成了自己的全部剩余产品的所有者，那末，国家则远非经常能够把出口商品按其运转的各个阶段运到国外市场。又例如，如果粮食直接由“粮食公司”从农民那里买去并由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在国外出售，那末，这里买价和售价之间的全部差额都是经过国家之手的。相反地，在那些收购是通过私人资本的代表来进行的场合，特别是在国营商业机构向私人批发商采购出口商品的场合，国家的商业利润就会被私人资本截取很多。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出口产品由国营商业机构自己收购和运送的地方，这决不意味着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在这种场合下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利润。由于我们的交换机器极其低劣和昂贵，在国外市场上的买价和售价之间的全部（常常占很大的百分比）差额经常成为所谓的杂项开支，所以纯利润等于零。但社会主义积累，特别在社会主义积累的原始时期，远远不是经常意味着工业生产资本的增加。那种商业机构网的建立，就象为国营经济服务并保证在经济斗争中把私人资本从决定性阵地上排挤出去的全部起码必需的结构的建立一样，单单这一点也是社会主义积累，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积累。我们在下面会看到，由观察私人资本而产生的对国营经济内部的一切过程的狭隘商业观点，大大妨碍了人们对最初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实质本身的理解，并且常常在实践中把人引上错误的道路。由于某种机构不完善，人们常常看不到这种机构在整个国营经济体系中的重大作用。从商业观点来看，目前我们许多的国家商业机构的情况非常不利，这说明必须使这项工作合理化，而不是以“更有利的”私人机构去代替这些机构。如果从资本主义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利之处，而不是从社会主义观点来衡量资本主义的“有利之处”（无论是危机或战争等等都必然列入其中），即使当资本主义形式在某方面具有优越性的时候也这样衡量，那私营机构是比较有利的。[11]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是从这样一种假设出发，即私有经济攫取的国营工业产品的价格是已知数。现在我们必须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价格政策在社会主义积累中起什么作用。这里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下出口商品的价格政策，即我们的关税政策的原则及其后果，其次来研究一下我们的托拉斯和各国营机构的价格政策。
我们从关税政策谈起。我们说的是进口商品的关税，因为向国家机关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出口的商品征税并不是新的积累来源，而只是在各种不同的国家机构之间（例如在财政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托拉斯之间）对同一笔商业利润或商业周转收入进行的另一种分配。[12]苏联的关税政策，它对外国轻工业产品近似禁止的关税税率以及对机器制造业产品的高关税是把国内商品流转同世界价值规律的作用隔开并保护我们资本短缺和技术落后的社会主义工业在外国竞争的打击下免遭灭亡的强大壁垒。社会主义保护关税政策的这个作用，如同对外贸易垄断的作用一样，也是我们在分桥社会主义积累规律同价值规律的冲突时准备研究的问题。这里我们只谈作为社会主义积累来源的关税政策。
苏联的关税收入分为不同的两种，从积累观点来看，其作用是不相同的。对为了装备或重新装备国营工业而进口的生产资料和工具征税而得来的关税收入，无论如何不是积累的手段。事实上正是如此。比方说，如果纺织辛迪加在英国为纺织工厂购买三千万卢布的新机器并付出一千万卢布的关税，那末，我们看到的只是国家基金在纺织工业和财政人民委员部之间的简单再分配。如果对纺织机器根本不征收关税，或者把这笔关税还给纺织辛迪加，那末，国家基金的总数不会有丝毫的变化。当然有人可能会说，提高纺织工业设备的价值会迫使托拉斯增加自己的折旧费和相应提高自己的产品的售价。但这种不同的意见是想象出来的，因为在目前情况下纺织辛迪加只是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唧筒，这个唧筒从消费者那里吸走一千万卢布的款子，究竟辛迪加为了追加折旧费通过提高售价来捞取这笔款子，还是干脆提高这个价格，以国营企业上交利润的方式把这笔款子转交财政人民委员部，而进口二千万卢布的设备不交关税，这两种办法都与问题的实质毫无关系。另一个问题从技术上更容易解决。它正好可以归结为下面这样的问题。在目前的价格条件和其他相同的条件下，纺织工业的积累基金和其他一切工业的积累基金一样，是一个常数。如果关税由纺织工业的部分基金来负担而不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就是同一基金在国家部门内部的再分配。如果价格提高，基金也就提高，但基金的提高是由于价格的提高，而不是由于关税的提高。可能提高到怎样的规模，这取决于许多同时出现的经济条件，而不取决于关税率的高低。究竟在向进口的工业设备征税的压力下向该工业部门的消费者征税合理呢，还是正确地规定价格政策和规定从国营企业的利润中扣除一部分上交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条件合理呢，这是积累的技术问题，不涉及这种收入的来源。
可见，对国营工业的进口生产工具征税就是把价值从国家的一个口袋中拿出来放到另一个口袋中去：从国营工业的固定资本基金中拿出来，放到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出纳处中去。对国营工业的原料征税也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尽管这种征税根据其他原因来看是合理的，但在目前的价值水平下，这里的问题就是国家资金在国家部门内部的再分配。
向为私营工业进口的生产工具和向进口的消费品征税，情况完全不同。这里的征税完全是从消费群众收入中的扣款，或者是从私营工业的固定资本基金中的扣款。事实上，如果由于本国生产的产品不够，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从国外进口糖、鞋等等，那末，国内市场的价格和国外的买价之间的差额由消费者支付并由国营商业机构获得。甚至这个差额由工人支付，那末，在这种场合，国家也会增加收入和积累，尽管这会降低工人阶级的实际消费水平。
如果进口的消费品只是弥补国内本身生产之不足并按国内市场的价格出售，情况就是这样。这种进口业务丝毫不会妨碍国营经济其他各方面的积累和再生产的过程。如果进口的商品量超过拥有国内生产的产品的市场能够吸收的量，如果进口的商品比国内生产的产品卖得更便宜，情况就会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商业部门的积累即使是通过关税手段进行的，也是用部分地缩减国内生产的代价换来的，即用在某部门不仅停止在生产基础上的积累，而且停止在简单再生产基础上的积累的代价换来的。如果产品的进口没有超出市场的需求，但它们卖得便宜，那末，在一方面的收益就会伴随着另一方面的损失，如果损失能同收益相抵消，那末，这种政策是有利的，价格的降低会导致需求的扩大，归根到底，这对工业是有利的。这里，简单的统计数据将决定实际上应该采取这样或那样的解决办法。
现在我们来谈谈工业品的价格政策。这个政策不仅对社会主义积累，而且对整个生产的正常进行（甚至不扩大生产规模）都具有巨大的意义；它对农民经济具有巨大的意义；最后，它触及到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政治上的相互关系。我们现在只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观点来谈这个政策。
这里从一开始就应当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是，一般地说，国营经济和非社会主义成分之间是否有可能进行等价交换？这里可以设想三种情况：
（1）国营经济从非社会主义成分得到的价值比较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会看到，社会主义大生产不断瓦解，逐渐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其产品。这种瓦解可能采取下述形式：或者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下按低于不能得到全部更新的工业固定资本的成本出售产品，或者按低于工业无产阶级劳动力的价值出售产品，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初期，我们有许多工业品定价低，即按低于固定资本和无产阶级劳动力的价值出售产品的例子。[13]把这种价格政策变为制度，无疑会逐渐拆散大工业，让小生产战胜大生产。读者会在论述工业经济的部分找到具体的例证。无论如何不应把这种情况同下面这种情况混同起来：在价格竞命中增加了固定资本的折旧费，但实际上没有更新固定资本，因为收回的这笔款子或者用于提高工资，或者用于原料储备也就是说，都用于增加流动资本。这种把固定资本的基金暂时借来用到其他更迫切的需要上去的做法在苏维埃工业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一过程在国家工业的流动资本极其短缺的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即使价格相当高，并不低于更新的价格，这种现象也会经常发生。
（2）第二种情况。国家工业品的价格是这样定的：在这种工业的产品同私有经济的产品交换时进行的是等价物的交换，也就是两种经济体系的任何一方都不剥削另一方。这种情况只可能是一个非常短暂的偶然现象。认为这种情况是正常的，那就是认为包括在一个国民经济体系内的社会主义体系和私人商品生产体系可以在二者在经济上完全平衡的基础上同时并存。这种平衡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因为一种体系一定会排挤另一种体系。这里只能或者衰退，或者发展，停留在一点上则是不可能的。关于这方面，马克思在谈到作为运动过程的资本时写这“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它是一种运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包含循环过程的三种不同的形式。因此，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14]如果资本以及资本在某个企业内的个别循环（在我们假定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以前的成分发生关系的情况下），本身是一种运动，那末，社会主义形式在它同社会主义前的成分发生关系时，怎么会是“静止物”呢？在这种情况下，运动是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运动是二者之一：或者资本主义形式使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熔岩中形成的国营经济的整石迅速碎裂，或者社会主义形式既靠本身的积累，也靠非社会主义成分，即靠它提供养料来发展。如果资本主义是运动，那末，社会主义就是更迅速的运动。它在原始积累时期在发展自己的技术经济基础方面由于资金非常短缺而降低了速度，所以它不得不竭力靠非社会主义成分的积累来补偿。除了上述的和下面将要谈到的积累方法以外，最重要的积累方法之一就是同非社会主义成分进行不等价交换。只有对国营工业产品采取相应的价格政策，这种交换才能带来有利于社会主义形式的顺差。
（3）现在我们来谈谈第三种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我们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情况，即有意识地把多种形式的私有经济的相当部分的剩余产品归公的价格政策。这种政策是可能的，因为无产阶级的国营经济在历史上是在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产生的。垄断资本主义由于消灭了自由竞争便造成了自己的工业品在国内市场上的垄断价格，通过剥削小生产而获得了超额利润，从而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价格政策打下了基础。但是，把国内全部大工业集中到一个托拉斯手中，即集中到工人国家的手中，大大增加了在垄断基础上实行仅仅是向私有经济课税的另一种形式这种价格政策的可能。国营经济在这条道路上遇到的障碍，不在于它缺乏实行这一政策的经济力量，而首先在于必须把这一政策同降低价格的政策结合起来，这一点只有在更快地降低成本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而更快地降低成本的前提是，一旦达到了技术在陈旧条件下生产合理化的极限，就必须重新装备工业。另一个困难产生的原因是，国家并不是一切工业部门的垄断者。因此，考虑价格政策时应当使国家积累不致自然而然地造成私人资本主义积累。最后，我在这里没有说到政治性质的困难，这种因难是从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产生的，它迫使人们经常谈论等价交换，尽管等价交换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实行了大工业的社会主义化的条件下比在垄断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更加是空想。
通过相应的价格政策进行积累，比向小生产征收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其他形式更优越。最重要的优越性就是征收非常方便，不需要在专门的税收机关上花一个戈比。
有人指责根据一定的价格政策征税（我有意不说“在提高价格的基础上”，因为不仅在降低价格时可以征税而且我们就在降低价格或者有时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也完全可以征税，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产品成本降低的情况下，降低的价格并不是降低的成本的总数而是小于这个总数而其余部分充作社会主义积累基金和用来提高工资）会影响工人和贫农的工资，这种指责完全是胡说。贫农并不是我们的工业品的主要买主。他们在这里失去的，可以以信贷的形式，以他们的经济的固定资本的强制积累等形式从国家那里收回。至于说到工人，这种指责同指责间接税完全是从工资转移来的那种说法一体是没有根据的。举个数字为例：如果由于实行适当的价格政策工人阶级同全体居民一起，付给国营工业五千万，国家很容易通过提高工资把这笔钱还给他们，而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消费者那里得来的钱就不还给他们了，而用来增加社会主义积累基金。我们还将在论述工业经济的篇章中，用我们手头的数字来比较详细地谈这个问题。
* * *
现在我们来谈谈生产基础上的积累，即在制度本身内部以自己的力量在扩大再生产基础上创造的价值的增殖。
同上面一样，我们首先回忆一下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相应要素。马克思在给所谓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下定义时写道；“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15]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期并不是随着最初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建立而结束的，在那个时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还是处于它的极盛时期。为了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统治的生产形式为了使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被“正常的”资本主义积累时期所代替，为使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分离，即雇佣工人阶级的形成达到相当的程度，就要在剥夺农民的土地和使独立的手工业者进入无产阶级队伍的同时，非常迅速地对这些人员在生产上加以利用。为了在主要的方面完成原始积累的基本任务——“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资本主义就应该为实现这一任务同时也在实现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开始进行在生产基础上的积累，并越来越发展这种积累。这个过程已在进化同时也不断地发展。与此同时，以上面说过的经济方法和非经济方法进行的积累也在继续下去。但是，随着整个生产的基本部门转为资本主义生产，生产基础上的积累的作用就在不断地增长。马克思用以下这句话来表达结果转化为原因的那种过程的辩证发展：“因此，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随着资本积累而发展，资本积累又随着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发展”。[16]
在生产基础上进行的资本主义积累的源泉是对劳动力的剥削。在绝对剩余价值同相对剩余价值相比占主要地位的早期阶段，这种剥削的形式是原始的和粗鲁的。后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颠倒了。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时期，在最初的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劳动日比中世纪的手工业生产中的劳动日还长，假日还少，劳动强度自然还高。因此，一个工人在一天内花费的总劳动量比中世纪的手工业生产中所花费的要多。另一方面，最早的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资比手工业帮工的工资低。可见，同过去的经济制度相比，工资更低，工作日更长，而这一切又是在技术更高、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基础上发生的，这就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在生产基础上加强原始积累的原因。在这个时视国家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并不象以后那样是为了减轻或缓和剥削，而相反是为了减少工人阶级对这种剥削的反抗力量。当国家支持剥夺农民土地的过程的时候，当它颁布关于流浪的法律的时候，当它无情地惩罚不愿受资本奴役的“流浪汉”的时候，当它颁布关于最高限度的工资和关于最低限度的工作日的法令的时候，它就是在捍卫原始积累。社会主义的敌人，特别是苏维埃经济制度的反对者，幸灾乐祸地断言，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最初年代，我们这里的工资比战前和革命前低。这些先生们应该记做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期，正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一些学者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工厂的雇佣工人的生活条件比中世纪的帮工特别是师傅的生活条件恶劣得多，虽然资本主义生产同手工业生产相比，在技术上有巨大的优越性。换句话说，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工人群众的生活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的状况相比，表面上要坏些，这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在经济上比社会主义优越，正象最初的资本主义工厂和工场中的工人生活状况同手工业相比要坏些，这并不能说明独立的小生产在经济上比资本主义生产优越一样。
资本对劳动力进行剥削的各种主要方法，在《资本论》中已经作了十分清楚的描述，这是众所周知的。这里我还想谈一下剥削的一个方面，在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加以相应的对比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方面。我指的是这样一点，即为了千方百计地节约生产资料从而减少商品的成本而滥用无产阶级的劳动力。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说：
“这种节约的范围包括：使工人挤在一个狭窄的有害健康的场所，用资本家的话来说，这叫作节约建筑物；把危险的机器塞进同一些场所而不安装安全设备，对于那些按其性质来说有害健康的生产过程，或对于象采矿业中那样有危险的生产过程，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等等。更不用说缺乏一切对工人来说能使生产过程合乎人性、舒适或至少可以忍受的设备了。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会是一种完全没有目的和没有意义的浪费。总之，资本主义生产尽管非常吝啬，但对人身材料却非常浪费，正如另一方面由于它的产品通过商业进行分配的方法和它的竞争方式，它对物质资料也非常浪费一样；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使社会失去的东西，就是另一方面使单个资本家获得的东西。”[17]在资本主义的各个阶段所特有的对劳动力采取的野蛮态度在原始积累时期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形式，因为这时工人的经济斗争几乎还没有开始，力量的对比对工人阶级是极为不利的。
还必须指出这个时期的另一个情况，即资本主义还没有承担工业后备军的费用，这种后备军在后一个时期才是经济上所必需的。此外，资本家本身为了扩大再生产也尽量节约自己个人的消费基金。下面就是这方面的小例证。
“‘在第一个时期，工厂主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辛勤劳动。’他们特别是靠盘剥那些把子女送来当学徒的父母而大发横财，那些父母付给他们高额学费，而这些学徒却忍饥挨饿。另一方面，当时平均利润很低，要积累就得大大节俭。他们过着象货币贮藏者一样的生活，甚至连资本的利息也不肯消费。‘在第二个时期，他们开始赚到了少量的财产，但还象过去那样辛勤地劳动’，——因为象一切奴隶监督者都知道的那样，对劳动的直接剥削是要花费劳动的，——‘并且过着和过去一样的俭朴生活……在第三个时期，奢侈开始了，各企业通过派骑马的人＜骑马的推销员＞到王国各商业城市去兜揽生意而扩大了经营。在1690年以前，在工业中能嫌到3000一4000镑资本的人可能为数极少，甚至根本没有。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或者在稍后的时期，工业家已经积累了货币，开始建造石头房子来代替木棚或土房……但在十八世纪最初几十年，如果一个曼彻斯特的工厂主以一品脱外国葡萄酒款待自己的客人，那就会遭到所有邻居的议论和非难。’在机器生产出现以前，工厂主们晚上在酒店聚会时花的费用从来不会超过6便士一杯果汁酒和1便士一包烟。直到1758年，才出现了划时代的事情，人们第一次看到‘一个实际从事营业的人坐上自己的马车’。‘第四个时期’，即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多年， ‘是穷奢极欲，大肆挥霍的时期，这是靠扩大营业来维持的’。如果善良的艾金医生今天在曼彻斯特复话的话，他又将说些什么呢！”[18]
现在来谈谈国营经济中在生产基础上的积累问题。这种积累的来源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积累来源一样，也是工人阶级的劳动，工人阶级的工资应当低于这个工人阶级创造的新产品的一般价值。但是这里无论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一般条件方面，无论在使用劳动力和支付报酬的形式方面，都有许多极重大的区别。
首先应当在这里回亿一下我们在上面指出过的一个事实：社会主义积累一般来说只能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后才开始，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前就已经开始进行。在某些国家，这一过程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正处于极盛时期（英国，法图），在另一些国家，这一过程在资产阶级革命到来之前就渡过了自己的主要阶段（德国）。为了有可能开始对整个经济体系进行改造，资产阶级无须付出巨大代价。即无须破坏生产力和消灭原有的储备，而二十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国内战争都要求这样做。我们不知道，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要付出多少代价，但我国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付出的代价很高，以致在生产基础上的积累甚至不能马上开始。在此之前有一个时期，国营部门内部创造的和在国营部门内部和外部分配的价值总额不是高于，而是低于产品成本额。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向国家提出的不是在新的所有制条件下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问题，而是军事胜利的任务，从一方面来说，也是供养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作战的穷人公社的任务，这种公社当时即是无产阶级和穷苦农民及其军队。这个时期的经济是军事消费共产主义。它的任务是：坚持，勉强供应和取得胜利。国营经济的亏损无论如何不能成为经济收缩的动因，尤其不能成为经济停滞的动因。只有在原料和燃料不足的时候，生产才会缩减，从资本主义观点和积累观点来看是赔本的生产，从这一时期的特殊任务的观点来看则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我们随便举一个小小的数字为例：如果我们对那个时期典型的企业进行产品成本核算，那末，我们就会看到下面的情况（数字是随便举出的）。原料和生产工具折旧的价值，即不变资本——1000，工资，即可变资本——500，产品成本——1500，按战前价格计算的产品商业价值——600。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没有剩余产品，而且有大量的亏损1500—600＝900。但是，在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下，在完成战时共产主义的任务时，这种结果决不是消极的。工人赚得了工资，另外还有一些，为数是100，进入了国家公社的大锅。这100并不是剩余产品，而是从固定资本中的借款或固定资本的挪用。但这种借款，这种挪用在那个时期是积极的，因为如果劳动力不把固定资本和原料储备变成消费品，固定资本和原料储备就是死资本。这里可能出现，并且已经出现一种情况，即产品的商业价值甚至低于工资，我们这里的情况是400比500。但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进行部分的生产是合理的，既然反正应当养活工人和负担工厂停工的开支。对国家来说，工厂开工，生产的产品亏损（不用价值来衡量）为100，比工厂关闭时亏损为200或500更有利。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经济学，就其任务和核算方法来说，都是同资本主义生产根本对立的。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动力，即利润，马克思说道：“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那种而且只有那种生产出来能够提供利润的东西才会被生产出来。”[19]
而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从商业转入生产的资本通常带来利润。一般说来，资本主义没有，并且按它本身的结构来说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时期，即从资本主义观点来看，长期“白白地”“工作”，也就是不产生利润，或者还有亏损，而用资本主义企业范围之外的其他原始积累来源来弥补这种亏损的时期。相反地，那个对私人资本来说只可能作为例外，作为插曲而存在的东西，即无利润的生产，也就是无剩余价值的生产，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却成了常事。我们按照刚才援引的马克思的话，对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可以这么说：只要能够增加目前消费基金，哪怕是花掉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而没有很快恢复的希望，就用一切办法去生产一切。[20]
但是这种经济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这个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史前时期结束了，而它的历史则开始了。但这种积累并不是随着国营经济中每年的剩余产品基金的扩大而开始的，而是随着国营经济中每年的赤字减少而开始的。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积累在同资本主义积累相比时的第一个特点。
社会主义积累不是从零开始上升的：它是从低于零的水平始的。在整个国营经济中，剩余产品等于零同时亏损也等于零——这条零的界线是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向社会主义预先积累时期[21]过渡时的理准线。然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是追求最大的利润，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追求的是最大量的产品，虽然是以最大的亏损为代价，而从社会主义积累开始的时候起，对整个国营经济（并且尽可能对各个企业）来说，主要的目的是达到最小的亏损。日前，即1925—1926年，苏联的国营工业和运输业整个来说是盈利的。如果工业总产值等于25亿卢布，而净产值为七亿卢布，那末，就没有积累，如果这10亿m＝v，即净产值等于全部工资，而m，即此处不是剩余价值，而是剩余产品[22]，就等于零。相反地，如果全部工资额低于国营工业工人一年内所创造的新价值额，那末，虽然整个工业不仅没有从剩余产品中拿出什么来给国家，而且要求数百万的补助金来恢复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但是仍然有剩余产品。在世界大战、革命和国内战争时期，不仅没有正常的再生产，而且耗费了大量的生产资本要素。现在这些要素正在恢复。如果这里用于恢复的主要资源不是取决于生产基础上的积累，而是用上面说过的方法取之于非社会主义成分，那末，这决不是说第一种积累就不存在了。比方说，如果工业的年净产值等于10亿卢布，一年内付出的工资总额为7亿，而用来恢复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不仅是一笔对于国家预算不显眼的10亿—7亿=3亿的数额，而且还有对财政人民委员部来说是很显眼的和很沉重的2亿，那末，这决不是说剩余产品就不存在了。剩余产品在这种情况下是存在的，除此之外，还应当把工业在一年内上交的全部国税和地方税及支援公共事业的费用加到3亿数额中去。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我估计到产品上的c即固定资本，其价值在这个例子中等于15亿，是计算得正确的，由于不正确的折旧和低廉的价格而发生的工业亏损并没有吞掉工人创造的剩余产品。从另一方面说，在相反的方面也是正确计算出来的，即提高垄断价格的结果并不是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所造成的，而是靠对私有经济征税得来的。只不过由于实行了相应的价格政策，这种征税不易被察觉出来。
因此，在社会主义积累的最初时期，国家不顾亏损地进行生产，它追求的只是整个经济的最小亏损，而在选择应当开工的企业时，根本不是经常地追求最小的亏损（否则首先必须停办运输业）从这里，从同资本主义的这个主要不同点可以产生许多派生的不同点。但当积累方面超出了零的界线，当作为整体的国营经济从外部实行了象个体资本主义经济实行的那种积累政策，我们就会看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之间的不同点。这种区别不仅在于，单个国营企业中的积累原则和整个综合体的积累原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这对单个托拉斯采取的经济政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区别还同这样情况有关：资本主义企业从一开始起就在技术上高于和经济上强于那种应当被它们排挤和服从于它们的生产方式的各企业，即小生产的企此，而社会主义生产却不得不渡过相当长的物质资源的积累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营经济中的单个企业比起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中的现代资本主义企业来，在技术上必然不是更高，而是更低，在经济上不是更强，而是更弱。国营经济在这个时期的全部经济，一方面必然服从于这样的任务，即尽快积累足以在电气化及其在经济上按地区合理分布的基础上对工业进行技术改造的资源，另一方面服从于这样的任务，即保护这个新经济免受暂时还有力量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侵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及其所固有的规律不仅对那些象苏联一样的落后的农业国来说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欧洲社会主义经济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或许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目前的欧洲经济（即使没有它面临的国内战争的破坏）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比资本主义的北美经济要弱。只有在比较先进的工业国，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才会在大得多的程度上建筑在工人剩余产品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筑在从欧洲和殖民地的社会主义以前的生产形式得来的资源的基础上。但是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时期并没有面临这两个任务。曾经有过某些反对手工业的措施，但这与其说对资本主义是经济上必要的，不如说是过火行为和资本主义寻衅的结果，因为资本主义反正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坚决战胜了小生产。另一方面，工业不够发达的国家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目的在于保护该国工业免受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这个政策除了同社会主义保护关税政策在外表上相似之处，同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那里的问题是保护一国工业免受属于同一经济体系的另一国工业的侵犯。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保护处于年幼软弱状态的一种生产方式免受拼命敌视它的另—种经济体系的侵犯，后者甚至在衰老时期还在一段时间里在经济上和技术上不时避免地比新经济要强。只有完全不关心理论，才会认为社会主义的保护关税政策同资本主义保护关税政策完全相似。只有一个本国工业不够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采用关税来使它的工业同比较先进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隔绝，而不是作为一部分加入到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的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统一体中去，只行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比较才有意义。那时我们就会象资本主义那样，在一个经济体系内部实行关税。但未必有朝一日会发生这种荒诞的事情。顺便提一下，甚至这个例子，也象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对比方面的所有例子一样，暴露出两者在这方面的原则区别：资本主义是在其各部分竞争和冲突的基础上发展的，而社会主义在经济方面（同时也在政治方面）扩张的方法是各部分互相吸引，互相帮助和朝统一经济综合体发展。这不仅出于军事上的必要性，而且出于经济上的必要性。
上面我们已经说道，对资本主义来说，特别在原始积累时期，特点是无情地、野蛮地对待和滥用劳动力，资本主义力图把劳动力当作任何买来的商品（这种商品是生产要素）来支配。这方面的剥削和压榨界线是剥削的纯生理界线（工人必须吃和睡），或者是工人阶级的反抗。以后工人和资本家在经济斗争中的力量对比是使生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积累的速度和规模受到限制的极重要因素。相反地，从工人阶级取得胜利的时候开始，它也从剥削的对象成为剥削者。它不能象资本家那样对待自己本身的劳动力、身体、劳动及其条件。这里就是社会主义积累速度的一定障碍，这种障碍是资本主义工业在它发展的初期所没有的。当然，我们都知道工人阶级在组织同营工业的初期，特别是在国内战争时期的热忱和英雄的克己精神，但这个时刻对整个社会主义积累时期来说并不典型。无产阶级的国营经济间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个十分明显的区别是；虽然国营经济为市场工作，并在交换领域里是商品生产者，但对工人来说，它开始（但只是刚刚开始）成为为生产者的消费服务的生产体系。在社会主义积累时期支配工资运动的规律，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工资规律。下面的事实可以最清楚地证明这一点：例如，在1920年，失业现象比较少，曾经一度在某种程度上感到熟练劳动力不足（这要求劳动人民委员部采取一定的措施），工资比1924年国内存在着一百三十万失业者时还要低得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水平间同劳动力的价值背离取决于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反抗力量，因此，上述关系应当正好相反。可见，这一时期的工资规律服从于社会主义积累规律，这个规律表现了工人阶级的自觉的克己精神。这种克己精神代替了劳资自发斗争中的合力，这种合力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即首先在当时的劳动力价值水平下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的工资水平和剩余价值水平。社会主义积累对工人阶级来说是一种必然性，但这里是被认识了的必然性。
尽管国营经济还很贫穷，但它有力地坚持了八小时工作日，并且一年年在更大的范围内实行劳动保护措施，也只有当工人阶级成为生产的主人的时候，才可能出现这种事情。对资本主义制度来说，在当前这样的生产规模上，绝对不可能出现某种类似的情况。
必须指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同资本主义的相应时期比较，其特点之一是大量的失业现象。这种失业现象要求从积累基金中花费相当大的一笔资金，而负担这种开支的并不是首先开办自己的工厂并靠来自农业和手工业的劳动力后备养活的原始积累的骑士。
这里还必须指出，战争和革命时期极端穷围，工人阶级日常的需求大大降低，这些情况过去曾经是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积累的要素之一，因为工人阶级经历了不久以前的时期，很容易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任务提到首位的年代里克制自己的需求。
* * *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一基本规律是整个苏维埃国营经济的主要动力。但是，大概这个规律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也许对那些最后来用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国家来说，则又当别论。从我们上面所说的情况出发，我们可以从涉及生产的物质资源的再分配方面来对这个规律作如下的表述。向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过度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愈落后，小资产阶级性即农民性愈严重，该国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时能得到充作自己社会主义积累基金的遗产愈小，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积累愈要被迫依赖于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的部分剩余产品的转让，靠在它自己的生产基础上来积累的比重就愈小，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发展愈不依赖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者的剩余产品、相反地，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某一国家在经济上和工业上愈发达，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国有化后，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的高度发达的工业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的农业这类的物质遗产愈大，该国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形式比重愈小，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减少自己助产品和殖民地产品交换的不等价程度愈有必要，其社会主义积累的重心就愈要转移到社会主义形式的生产基础上去，就是说，愈要依赖于工业和农业本身的剩余产品。[23]
社会主义预先积累时期不仅是新经济积蓄物质资源来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形式的时期，而且是国营经济同也沿着劳动力分配方向发展的私有经济直接斗争的时期。苏维埃经济理论的一个最有意思的问题是，历史上比较高级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是怎样即以什么具体形式排挤一切社会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的。此外，问题还可以分为两方面：社会主义预先积累时期的社会主义形式同私有经济的斗争方式与真正的社会主义工业时期的斗争方法有什么不同，第二，社会主义形式同资本主义形式的相互关系，社会主义形式同小商品生产的相互关系，两者有什么区别。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战胜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马克思是这样说的：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它的各种条件也发展了，它使生产过程借以进行的全部社会前提从属于它的特殊性质和它的内在规律。”[24]
……“它的趋势是尽可能使一切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它实现这种趋势的主要手段，正是把一切生产卷入它的流通过程；而发达的商品生产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产业资本的侵入，到处促进这种转化同时又促使一切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25]
……“那些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即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的情况也促使一切商品生产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越发展，它对主要是直接满足自己需要而只把多余产品转化为商品的任何一种旧生产形式就越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它使产品的出售成为人们关心的主要事情，它起初并没没有显著地侵袭到生产方式本身，例如，资本主义的世界贸易对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国人民最初发生的影响就是如此。但是接着，在它已经扎根的地方，它就会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是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26]
当自然经济同资本主义生产毫无接触点的时候，当两种体系是两个根本不相联系的脉管的时候，资本主义生产对自然经济来说并不可怕。自然经济干脆不应战，因为它没有卷入货币商品交换。资本主义那时是大力士，它徒劳地向自己的弱小敌人挑战和要求他们格斗，因为后者沉默不语，也不应战。只有当这个比较弱小的敌人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而被拖入资本主义的竞技场时，才在自由竞争的斗争过程中被打翻在地。在这里强调下面一点对我们是极为重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战胜原始的自然的生产方式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只要每个资本主义企业（甚至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发展阶段）在经济上比比较原始的经济形式更优越就足够了。主要是暴力起了辅助作用。暴力主要在促使自然经济进入竞技场方面加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资产阶级曼彻斯特派的理论不仅是抵御专制制度及其危害第三等级的干预经济过程的行为的产物，而且是资本主义认识到它比资本主义以前的形式具有纯经济上的优越性的产物，认识到系依靠多年的成功的竞争经验才获得这种优越性的产物。每个资本主义企业，单独看来，无论在技术上，无论在经济上，都比任何手工业企业或这种企业集团要强。在资本主义企业中花X单位时间生产出来的一尺印花布，在同花费两个或三个X单位工作时间生产这一只印花布的手工纺织工的斗争中，是资本主义拥有的致命武器。战斗的结局由消费者来决定，消费者购买比较便宜的产品，从而举手赞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由于他成了资本主义产品的买主，他就支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去反对手工业。
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国营工业同资本主义工业相比，情况完全不同。国营工业单个企业同同类的典型资本主义企业相比，情况也完全不同。只要我们一提出社会主义形式排挤资本主义形式的过程—般可能和应当怎样进行这样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我们就丝毫不应当忽略上面这一点。一种庸俗的看法认为，社会主义形式在它存在的初期就已经在竞争中战胜了资本主义形式，正象资本主义工厂战胜了手工业一样，这种看法是—种粗劣的、表面的、毫无批判的同过去的类比。这种类比没有弄清问题，反而使整个问题模糊了。当然，进行这种表面的和不加批判的类化，比起理解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特点来要容易得多。在成就微不足道的战时共产主义取消之后，在我们的经济著作中出现了相当多的这种类比。既然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政策是正确的并且没有走上那种社会主义的曼彻斯特派的道路，那末，它所摸索地和自发地实行的东西，同由一时代替了对我们经济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这种类比从逻辑上和实践上产生的东西正好相反。
目前我们的国营经济无论在技术或在经济上都比欧洲和美洲的资本主义经济要弱。无产阶级专政在欧洲取得胜利以后，欧洲的苏维埃经济也许比资本主义的美洲经济要弱。社会主义形式在它的发展初期，既缺乏对它的技术基础进行改造所必需的物质前提，又缺乏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和对在业的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必要前提，因而不可能发挥社会主义本质上固有的一切优越件，而这些优越性的存在使得社会主义形式在历史上比资本主义更进步。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在预先积累时期，社会主义形式尚未发挥它的一切优越性，但却失去了某些资本主义经济的优越性。相反地，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挥了它的主要优越性，甚至在衰落时期，资本主义一般使社会主义形式也不可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同资本主义进行竞争。企图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就在自由竞争的场所击败资本主义，这对无产阶级国营经济来说，是彻底的（也是愚蠢的）自杀。资本主义是会瓦解的，并且归根到底会在这个斗争中被击败。不应当忘记，如果整个说来我们的整个国营经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初期比资本主义经济要弱（为了准确地进行比较，我要说：我们的国营工业从1918年到1925年比我们的战前的大资本主义工业要弱），那末，单个的国营企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也比资本主义企业要弱。与外国资本主义工业相比，这表现在我们的工业产品大多数比外国的要贵，质量要差，并且也不能不是这样[27]在国内，私营工业之所以比较弱，只是因为它所处的斗争条件不相同。国家从一开始起就掌握了技术上最优良的大企业。其次，最重要的是，私营工业在其他方面的条件都比国营工业的条件更为不利。由于实行十分正确的社会主义政策，国营经济以及只是作为这个整体的一部分的各国营企业比私营企业要强，也就是说在各方面不平等的条件下比私营企业要强。如果是那样——确实也是那样——那就应该说，在国营经济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弱的时期，即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社会主义形式战胜资本主义形式无论如何不可能是各国营企业或国营企业集团同各个同类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竞争的结果。国营企业要用这种办法取胜，它们不具备资本主义企业同手工业竞争时所具有的主要的东西，即不具备对历史上比较低级的形式的企业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的个体优越性。但是，如果社会主义形式应当获得胜利，并且在社会主义预先积累阶段已在逐步获得胜利（积累本身，即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已经是斗争的结果，是一种战利品），那末，为此必须有某种其他超出两种不同经济体系的单个企业相互竞争的界线的因素。这些因素究竟是什么，把社会主义扩张和资本主义扩张区别开来的特点在什么地方，什么东西使得社会主义形式在同资本主义形式斗争时比较稳定？
第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国营经济仅仅是作为统一的整体参加斗争的，同时也不能不是这样的。如果国家的单个企业脱离了整体而进入竞争阶段，大概支持不下去并且会被击败。但是当那个企业置身于国营经济的统一综合体之内时，它就具有这个综合体的全部力量，因此它已经根本不是旧资本主义类型的单个企业或托拉斯，甚至当它“改用经济核算制”并且在表面上似乎类似商品经济的个体企业或资本主义的托拉斯时，那也是如此。正
像在协作基础上的劳动是大于由这种协作联合起来的个体劳动力总和的某种东西一样，完整的国营经济综合体是大于加入这个综合体的所有企业和托拉期的算术总和的某种东西。这里都有一种来自巨大的新型协作的附加力量，这是巨大的有组织的经济总体发生作用的结果。当我们的托拉斯建立起来并转到经济核算制上来的时候，这些托拉斯的外表，其资本主义面目和资本主义的核算方法使许多庸俗的经济学家有借口去建立某种类似单个国营企业同资本主义企业竞争的“理论”的东西，这种理论用令人怀疑的方法把受到马克思主义教育或至少是有文化的人同资产阶级“科学”的皮相论者和庸夫俗子捏在一起。
但是，国营经济这架大机器及其各个环节的实际需求，这架机器由于经济上的必要而被迫采取的实际政策是一种比这些微不足道的庸人的看法有份量得多的东西，那种看法企图把国营经济从按时共产主义向社会主义积累时期（或者象我们通常所说的，向新经济政策[28]）过渡时的暂时的表面现象，即托拉斯的某种紊乱、涣散等现象、缺乏管理等等冒充为托拉斯彼此之间的和它们同私人市场的正常类型的相互关系。其实，只要改造时期，只要根据商品交换的条件配置国营经济的经济力量的时期刚一结束，并且在新的情况下刚迈出头几步，就开始了作为统一整体的国营经济的“积蓄”过程，探索和实际利用由那些巨大的经济总体的协作提供的优越性的过程，最后，逐步缩小国营经济同私有经济“自由”竞争的阵地的过程，[29]
使社会主义形式在同资本主义形式斗争中保持稳定并且与自由竞争毫无共同之处（而恰恰相反）的另一个原因，是国家政权同国营经济相结合。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国家常常促进这一过程，其中包括用暴力的方法去促进，但国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促进作用，以及它的反作用，正象封建国家对这一发展的作用一样，同无产阶级国家在经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根本无法比拟。过去对这方面的某些看法，只有帝国主义战争时代的军事国家资本主义时期能够提供出来。1914——1918德国军事国家资本主义的经验表明，资本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经济结合可以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增加这个政治经济机器的力量和稳定性：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这个结合的过程发展得远得多。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经济是真正的统一的整体。这种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强大力量的熔合物在极大程度上既可增加国家的政治力量，又可增加国营经济的经济力量。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过社会主义积累的非经济方法起着多么巨大的作用。无产阶级国家取得私有经济剩余产品（当然在经济上可能、合理和技术上可以达到的范围内）的权力，不仅本身是原始积累的工具，而且是这种积累的经常后备，也可以说是国营经济潜在的基金。另一方面，对外贸易垄断制和我们的保护性的关税壁垒（世界经济的价值规律的浪潮碰上它会败退）是无产阶级国家国内政治力量和世界无产阶级从外部支援它的体现。在社会主义形式存在的幼年时期，在这方面利用这些力量的经济意义，对社会主义形式的整个生存都直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因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在资本主义扩张和社会主义扩张之间有形式上的相似之处，即两种形式都内在固有—种不仅靠自己本身的资源，而且必然靠排挤历史上落后的生产方式和靠经常剥削这些生产方式来发展的趋向，那末，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旧形式斗争的方法则完全不同。资本主义在同资本主义以前的经济形式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以分散队形获得胜利。社会主义在不断限制和几乎消灭自由竞争的条件下，以作为统一的整体与政权结合的国营经济的密集队形获得胜利。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消之后，自由竞争看来只是促进国营企业改进工作和使工作合理化的课堂，而不是回到资本主义在它发展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在历史上固有的同旧生产方式的相互关系的形式上去。社会主义具有它本身的同社会主义以前的形式的相互关系的形式，这种形式决不可能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情况的重现，它也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本身由此转向垄断联合阶段的自由竞争的至现。我们根本无法说出，当社会主义经济具有新的技术基础时，社会主义将以什么形式来排挤其他的生产经济制度。但是对于我们现在评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来说，取得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动力的方法是，限制或甚至消灭自由竞争，干方百计利用国家垄断的优越性，国营经济作为统一综合体来进行斗争，经济手段同政治手段相结合。
至于说到国营经济和小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之间的直接关系，那未，这种关系应当给人类社会的经济史带来某种同整个社会主义新经济学一样新的东西。国营经济使新资本主义服从自己的时候，也使它的从属者，即这个再版的资本主义籍以产生的简单商品生产成分服从自己。此外，在小生产和国营经济之间必然有一整套直接的相互关系。这些关系的实质是由下述情况决定的。小生产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在长时期内仍旧是小生产，另一部分按资本主义方式实行合作化[30]，第三部分则绕过后面这种过程，在某种新的合作基础上联合起来，即在特殊类型的过渡，在小生产不经过资本主义也不经过国营经济直接吞没小生产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看来，农民公社和劳动组合是这种合作的新形式的一个支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这种合作的新形式还完全应当得到发展。因此，我们不能对还不存在而只是应当产生的东西进行理论分析。我们在这里顺便提一下，我们还没有找到在限制资本主义形式的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可能产生最大的效果的一种利用国家垄断来维护合作的办法。[31]
我还要谈谈下面一点来结束我们涉及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虽然国营经济还没有改造自己的技术，但已经能够利用统一的有组织的综合体的优越性，而这些优越性是资本主义无法获得的，资本主义由于自己的结构是无政府状态的而白白浪费了许多力量。在战时共产主义体系下利用这些优越性的尝试没有获得成功，而其成果却消失和隐没在这种经济体系特有的普遍经济亏损的窟窿之中。现在如果我们终于实现了管理作为统一整体的整个国营经济这一十分迫切的组织任务同时也是重要的普遍经济任务[32]，这些优越件就会显著得多。
同时这里还应当提一提资本主义对国营经济的一个优越性，那就是资本主义在前一时代已经造就了它所必需的人材，造就了用资本主义刺激劳动的方法培养出来的并适应资本主义纪律的那种类型的生产和分配的代理入。相反地，“国营经济工作人员”这一特殊社会类型的人员还刚刚形成，这就迫使新的经济制度依靠旧人员，而由于不善经营和舞弊行为等等便带来巨大的损失。我们从另一卷的专门章节中将会看到，社会主义习惯的积累和社会主义文化的积累在社会主义生产问资本主义生产的斗争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至少在头十年中，资本主义在这方面具有对社会主义的明显优势，因为在它手中掌握着上百年的文化积累的成果。
资本主义形式在同社会主义形式斗争中能保持稳定的另一个原因（在中小商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是，私人企业既剥削自己职工的劳动，又剥削主人本身的劳动，超出了苏维埃劳动保护法所允许的一切界线。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用这种办法来减少自己的生产开支和流通开支。而在这种形式不能在经济基础上击败私有经济的时期，私有经济的这种优越性就具有巨大的意义，特别在商业方面，在商人自营的制度下，在他们不必花费会计费用的情况下，在老板个人信赖职员（这是职工适应资本主义关系的需要的产物）的情况下，国营商业未必能在某个时候使单位产品的流转费用减少。当问题涉及缩减流通费用方面的竞赛的时候，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严格的劳动保护）在这里会变成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在我们说过这一番话以后，社会主义积累时期的外债和租让问题对我们来说就很清楚了。长期外债一方面是外国资本对年轻的新经济的一种剥削，但另一方面，它又能大大加速社会主义积累的过程。它意味着社会主义积累基金一次飞跃式的增加，它加速从技术上重新装备国营经济的过程，从而缩短国营工业停留在社会主义准备阶段的时期。它使那些现在出于国家手中缺乏生产的物质要素而离开生产的几万失业工人有可能就业，从而使这些失业者成为让会主义积累的参加者。从理论上来说，外债是资本主义积累和社会主义积累的综合。但在资本主义衰败时期，外债可能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成为社会主义积累的因素，而不是资本主义积累的因素。国营经济为借贷所付的利息无疑要比那些进入社会主义积累基金的新价值少得多。同时，不言而喻，国家可以完全自由地支配贷款，支付利息的义务是债务人和债权人发生关系的唯一形式。回忆下面的情况是很有意思的：在原始积累时期，把经济上老朽的国家的资本投到国外比较年轻的和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机体中去的做法起了很大的作用。比方说，当威尼斯失去了地中海上的商业霸权时，威尼斯商业资本积累的资金就开始投入了荷兰的工商业。然而，过了一段时间，资本开始从荷兰转到英国，然后从英国转到美国。“在十八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已经远远落后了，荷兰已不再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工商业国家。因此荷兰在1701——1776年时期的主要营业之一就是贷放巨额资本，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今天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还是英国的资本化了的儿童血液。”[33]
比方说，如果在目前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一段时间内，老朽的欧洲资本主义的资金能够大规模地转到年轻的苏维埃经济中去，这无论如何不是对资本主义的好处，而是社会主义的好处。如果黑格尔的世界理性的机智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表现为以利息来引诱这些资本，那未，就不值得为此吝惜比一般平均利息要高的利息。[34]
租让的问题就完全不同了。这里社会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积累之间的关系正好完全相反。积累的组织者是私人资本，国家则获得部分好比如产品提成、地租、税收、优先购买权等等。但租让的不利方面在于，国家分到的剩余价值比资本家分到的要少。一股说来，在那些没有承租人就什么也得不到的地方，在有利的租让条件下，国家可以得到一些收入充作积累基金，从而使由v十m构成的国民收入总额更加增大。租让的主要不利方面在于，国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也就是在它最弱的时期，同具有充分的技术、绰绰有余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在其资产阶级后方拥有大量的新资本后备的外国资本直接接触。资金短缺的国营工业的主要部门的大型租让企业从一开始就表明，这些企业处于同国营企业不平等的条件之下。这些企业可以立即得到发达的外国资本主义工业比我们工业有利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将绕过海关关卡并且在对国营经济不利的力量对比条件下开展两种经济体系的竞赛。这里可以有这样的结果，国营经济机体采用的租让数量过多，于是开始使国营经济瓦解，正象资本主义在某个时候使比较弱的自然经济瓦解一样。顺便说说，这种瓦解现象表现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人比国营工业的工人所处的物质条件要好，这无疑会产生政治后果。这一切当然只是国营经济存在的最初时期，即原始积累时期的现象。而当社会主义形式在经济上和技术上巩固起来的时候，租让就不会有危险了。但那时已不太需要租让了，因为只有急需新资本时，才会迫使我们走上租让的道路。我们所说的当然不适用于不在苏联经济中心和不在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的数量适当的租让。最有利和危险最小的租让可能是森林租让。
在租让政策方面采取慎重态度，无论如何反映了迫使苏联经济千方百计支持对外贸易垄断制和最严格的保护关税制的经济必然性。这里谈的也是关于保证社会主义积累有必要的前提的问题。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也就是社会主义积累规律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价值规律的斗争。
[1]《资本论》685第1卷第684——685页。
[2]我们在这里不谈封建主义时期私有制的各种限制，总的来说，尽管当时私有制遭到各种破坏，但它依然存在了下来。
[3]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资本主义结构本身和征服小生产的方式使得输出资本有了可能，那末，社会主义形式只有输出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得到推广。
[4]“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这个术语是我们的一位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弗·米·斯米尔诺夫同志提出的。我们没有特别坚持这个术语。它可以被我们常常用来作为它的同义语的“社会主义预先积累”这个术语所代替。
[5]同时不应当忘记，虽然商品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前发生的，但是整个原始积累时期也包括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最初时期。
[6]《资本论》第1卷第819页。
[7]《资本论》第1卷第823页。
[8]为了简便起见，我在下面上下文很清楚的地方，用社会主义积累来代替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9]《资本论》第3卷第265——266页。
[10]在这里和以后的整个论述中，我指的是作为商品生产制度和商品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发调节者的价值规律，而不是指那种从劳动消耗出发不以交换社会中历史上暂时存在的经济调节形式为转移的经济调节。这种调节在实行计划经济时也是存在的，但是通过另一种方式实现，即在直接计算劳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
[11]第2版注，我在这里说的不是问题得非常重要的另一面，而说的是，商业上不利的出口，从整个国营经济的利益来看，也许是非常有利的，如果出口换回的外汇用来进口目前国内生产比国外生产贵得多的机器的话。
[12]上面我们已经说过，商业机构的收入同这种机构的利润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收入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观点算出来的，利润则是从总收入减去商业机构的开支。机关应当有收入，即有从国民收入中的扣款，而不应以它的赢亏为转移。
[13]德国工业在世界大战之后货币贬值时期的价格政策，是唯一能从资本主义实践中找到的明显例证。
[14]《资本论》第2卷第122页。
[15]《资本论》第1卷第783页。
[16]《资本论》第1卷第685页。
[17]《资本论》第3卷第102页。
[18]《资本论》第1卷第651页——652页。
[19]《资本论》第3卷第288页。
[20]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在马克迅速贬值时期的德国经济也由于此有些类似的现象，因为这时整个来说德国经济无疑是亏损的。
[21]我有意不说“向新经济政策时期”，因为这个术语现在变得毫无意义，下面我建议用其他术语来代替它。
[22]至于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两个术语，究竟用哪一个更正确，见本书下一章。
[23]如果生产资料从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般到一个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去，这个规律当然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24]《资本论》第3卷第219页。
[25]同上书，第2卷第127页。
[26]《资本论》第2卷第43——44页。
[27]例如，我们的纺织工业在革命后的技术比英国落后约十五年，冶金工业的许多企业（乌拉尔）是一堆旧废物，等等。
[28]当我们对“旧的”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记忆犹新的时候，同这种政策对立的新经济政策就是“新的”。必须消灭这个术语。开始采用新经济政策一词的时候，可以同时用于三个方面：（1）新经济政策，（2）我们整个的混合商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3）我们经济中的资产阶级因素。我们现在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政策和社会主义积累时期的说法来代替“新经济政策”就更正确和合理。
[29]一时迫使所有的白卫分子歇斯底里地叫喊恢复战时共产主义方法的东西，实际上无非是国营经济团结起来的过程和国营经济采用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斗争（这是整个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特点）的方法的开端。
[30]我在这里指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消费合作或其他合作，而是象联合劳动那样的协作，即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论述工场手工业和机器的几章中所说的协作。
[31]顺便提一下，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在于，资本主义在交换的基础上使参加交换的一切经济形式成为统一的经济机体的一部分。因此，小商品生产从一开始起就有可能同国家生产发生直接关系。
[32]从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起，这个过程已经大大向前推进了。（第2版注）
[33]《资本论》第1卷第824页。
[34]可惜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世界资本不是寻找这种形式，而是寻求对苏联进行新的干涉来解决新市场和资本输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