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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批判取消派的六篇文献
我党中央委员会的最近一次全体会议
普列汉诺夫
（高敬增 摘译 孙印录 校）
1910年3月发表于《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11号上
原载《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9卷第99一121页
录自《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6年第1&2辑
我在《日志》[1]第10号编后话中曾经说过，下期将评论我党中央委员会的最近一次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现在我履行诺言，首先转载这些决议。[2]
……
这些决议非常值得重视。它们可能在党的生活中构成了一个时代，但只是可能：没有充分的把握说，事实上会构成一个时代。因为这些决议写得不明确，而且在最需要明确性和勇气的地方，却写得畏首畏尾。
应该承认，反映中央委员会对“党内状况”看法的决议是这些决议当中最重要的。首先谈一谈这项决议
……
在这项虚夸的决议的第二节写道，俄国工人运动正经历着一个最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而我们的社会民主党正面临严重的危机。这是真理，不是老生常谈。这个真理我们必须承认，不是因为它时时处处都是不言而喻的真理，而是因为我们熟悉俄国工人运动的现状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现状。“转折”和“危机”实际上都已存在。正因为它们存在，在讨论“状况”时，应该思考和清晰而明确地说明，不应害怕任何鹅群[3]，也不应采用“整体派”和饶勒斯主义者所惯用的外交上的含糊不清的辞令。但是，看来我们的元老们没有能够在这方面下决心。
“整体派分子”费利尽力在自己的最长的决议案中表述得既不得罪改良主义者，也不得罪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我们的虚夸的决议也在尽力这样做。
决议中写道：“在资产阶级反革命时代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历史所处的环境作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一方面必然导致否定秘密的社会民主党，降低它的作用和意义，缩减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性和策略性的任务和口号的努力等等；另一方面必然导致否定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工作和利用合法机会，不理解这两者的重要性，不善于使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策略适应于现阶段的独特的历史条件”，等等。
如果舍弃含糊不清的外交辞令，将其译成普通语言，那么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加强资产阶级思想对俄国无产阶级的反动影响，一方面产生了“取消主义者”，另一方面产生了“召回主义者”、“最后通牒主义者”和其他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为什么决议的作者们没选用这种普通的语言呢？对由于现在的反动引起的思潮，他们为什么不采用我们党内早已通用的名称呢？是不是因为这些名称（例如，就说“召回主义”吧）在词源方面构成了背离俄罗斯语言的大过错呢？[4]是否因为我们的元老们出于文体优美的考虑呢？完全不是！正如我前边所说的，他们担心激怒鹅群，也就是认为必须“一方面”向取消派分子让步，“另一方面”向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让步。他们为什么认为必须做这种让步呢？显而易见，根据一般任何让步都依据的理由，他们只向他们必须加以重视的那些人让步，而他们认为只是那些有力量的人才必须加以重视。所以结果是，决议的作者们之不愿意点出我们党内存在的标志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在增强的双重祸害，正是因为这两种祸害力量很大。但是，在我看来，应当同力量大的祸害进行较量，而不是相互勾结。至少那些真正愿意“自觉地、系统地和彻底地”为工人阶级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服务的人们应当这样干——这也是我的良好愿望！
这项虚夸的决议表述得如此不明确，致使读者不知道“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究竟表现在”哪里，是在我们党内还是在党外。因为决议的标题是《党内状况》，所以应该推断资产阶级的影响正是表现在党内。但不管这个推断如何顺理成章，它毕竟不过是一种推断而已。虚夸的决议不愿意多作解释。它含糊不清的表述可以说是具有史诗的性质。我们一位编年史的编纂者在叙述苏兹达尔人和诺夫戈罗得人的交战时说道：“苏兹达尔人和诺夫戈罗得人厮杀并逃跑了”。谁“逃跑了”，不清楚。虚夸的决议也是如此：历史环境产生了资产阶级影响，而在哪里产生的，是在社会民主党内还是党外，却只字不提。但是如果说编年史的编纂者忘记补充说明谁“逃跑了”，只不过是由于不会运用手中的笔，那么虚夸的决议未提及资产阶级影响在哪里，则是因为它完全浸透了小团体外交手腕。但是，莫非决议的作者们不明白，不能以外交上的忍让去对待那些祸害吗？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些祸害证明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在增长。反对这些祸害，必须站在每个屋顶上大喊大叫才行！
也许人们会对我说，如果虚夸的决议在措辞上不采取外交上的忍让态度，那么它不可能被一致通过。这是可能的。说得肯定些，我对这点坚信不移。然而，如果这种说法有根据，那么它就意味着，虚夸决议指出的双重资产阶级影响——实际上叫作取消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不仅侵入我们党内，而且甚至侵入它的心脏，即它的中央委员会。既然这种双重资产阶级影响已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那么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屈服于它的中央委员会为反对它而采取的措施能可靠吗？读者，不管您怎么想，反正我担心这些措施今后的命运。
既然说到在所评论的决议中已指出的、可惜没有点出名字的双重祸害，我不妨问一问决议的作者们：
他们是否知道，他们（即我们的作者们）在自己的决议中不肯点出名字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及其他）毫无疑问是由于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影响的加强而产生的，而这种无政府工团主义在彼得堡工人中有不少拥护者？
此外，他们是否知道，在敖德萨取消派（他们的决议暗示过，但仍旧不肯点出名字）联合“召回派”组成“制宪委员会”，在自己的宣言中声明，我们党已不复存在，请工人在它的废墟上建立新的无产阶级组织呢？
如果他们知道这一切——而我认为他们对这一切是一清二楚的，那么请问，他们能否认为类似的现象对我们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有害呢？
决议仿佛预料到这个问题。它说：“在这些条件下社会民主党策略的不可分割的因素是通过在无产阶级斗争的一切领域扩大和加强社会民主党工作来克服两种偏差并宣传解释这些偏差的危险性”。决议这样说是正确的。但是它的作者们忘记了自己郑重宣布的观点：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应当经常考虑到取得最大成果。他们一方面号召同有危害的“偏差”作斗争，而另一方面又不肯点出这些“偏差”的真实名字，这种“策略”能够取得这样的最大成果吗？
说到我，那么我深信，类似的“策略”能够取得的不是最大成果，而是最小成果。我们的一些同志在同我谈话中论证，现在同取消派的斗争应当保持在最小的限度。大概这些与众不同的“最低纲领主义者”很喜欢这个虚夸的决议。但是有些人是绝对不会喜欢的。因为他们承认并明白，既然该现象被认为是祸害，那么任何一个严肃认真的人都必定以最大的努力，而不是最小的努力同它斗争。
虚夸的决议承认，现在先进的工人正在努力“加强自己的社会主义世界观和加深理解马克思主义”。因此我要问决议的作者们：它们是否认为宣传无政府工团主义不与先进工人这些十分值得称赞的努力背道而驰呢？假如他们认为这种宣传同这种努力是背道而驰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认为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警告我们的觉悟的无产阶级呢？难道他们不知道，我们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为了在俄国的报刊上宣传意大利和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阿·拉布里奥拉、索雷尔、拉葛德尔等等）的思想作了许多工作吗？
我们的作者们在这里显然是害怕激怒鹅群。而这是很可怜的，因为在这里需要的是清楚而果断的表述。其实，反动派造成的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影响的加强表现在人们把同社会主义世界观毫无共同之处的一些理论（例如，那个无政府工团主义）冒充为我们时代的最先进的思想奉送给工人。我们有责任同在理论上伪造社会主义的一切企图作斗争。而为了使同这些企图的斗争获得“最大成果”，我们没有必要以外交上的罗唆掩饰它们，相反，必须在无产阶级面前揭露出它们的荒唐可笑、毫无价值的真面目。人们都说塔列兰[5]有这样一句名言：“我们有一张嘴巴，为的是我们能够隐瞒自己的见解。”显然，“一致通过的”虚夸的决议的作者们不会赞同塔列兰的看法。但是他们作为狡猾的外交家，认为必须向塔列兰本人做出让步。他们决定利用嘴巴来说出自己的一半想法。这是不必要的和有害的让步。
“党内状况”现在是这样：小集团外交对它的危害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大。
关于其他一些决议
如果说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不具备应有的明确性，那么关于“前进”派[6]的决议则以神秘莫测使人吃惊。“中央委员会把著作性质的‘前进'集团作为党的出版社登记注册。”这是很殷勤的。然而“前进”派是“最后通牒派”的团体。而“最后通牒主义”是什么货色呢？前边评论过的虚夸的和粗糙的决议（象奥斯特罗夫斯基[7]喜剧中的小商人）对于这个问题没有给予开诚布公的回答。但是在它软弱无力的外交式的长复合句的背后，仍可找到那种不容争辩的想法：“最后通牒主义”、“召回主义”等等不过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表现[8]（见第4节a）。这种“资产阶级影响的表现”的著作活动却作为党的活动“登记注册”。这种决议会对谁有利呢？在我看来，只对资产阶级有利。这种决议是什么东西呢？人所共知，这是小集团的外交。
然而中央委员会大概发现自己在小集团外交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因此它打算建立一个委员会，拟定一些实施方案，以便把著作性质的“前进”集团纳入党在国外的著作活动的总体系并使得上述的团体的存在成为多余的。在这里我们陷入神秘莫测之中。我作为一个不擅长小集团外交的人确信，委员会不得不闯入敞开的大门，并且我困惑不解地自问道：我们元老们怎么没有猜想到，“前进”派的活动现在已经是多余的，同时这种多余并不是因为任何的外交委员会的巧妙努力，而是由于这样一种普通的情况：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无政府工团主义永远和完全是多余的？
元老们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得头脑极端迟钝，从关于党的决议中似乎也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选入负责在国外创建党校的九人委员会的是：拉脱维亚人一名，波兰人一名，崩得分子一名，孟什维克二名，布尔什维克二名和“前进”派代表二名。这个派按照虚夸的决议表述得极端拙劣但还算是正确的观点来看，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影响的表现”。为什么需要这种“影响”呢？难道是为了不偏不倚吗？读者悉听尊便，反正我不赞成此类不偏不倚的态度。在我看来，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同资产阶级影响作斗争，而不能向它敞开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大门。
人所共知，普希金对于敦拉克公爵为什么在科学院里占有一席之地这个问题可以说从解剖的角度作了回答。但是当人们告诉我们说，“前进”派的代表参加上述委员会只是因为他们从解剖的角度来看有进入上述委员会的机会的时候，我们不能认为自己是满意的。我们想知道，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参加组织社会民主党党校教学工作的委员会带来了什么好处？“想知道”从什么谈起呢！我坦率地说：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创建社会民主党党校的工作中只能带来危害。我绝不鼓吹对思想和言论自由进行任何限制。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有权利想他所喜欢的东西，有权说他想的东西。由于享有这些权利，我认为，我们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走的不是一条路，我直截了当地说出我所想的东西。至于我们的中央委员会，那么它显然有不同的想法，它以为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一道走。或者，至少它以自己的让步暗示了这一点。这是个大错误，难道还不明显吗？
或者中央委员会也许打算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以便采取措施，来消除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留在主管党校的委员会内造成的危害吧？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请看一看，我们这里将会出现什么情况。请算一算，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必须任命多少个委员会：1）消除取消派危害的委员会。取消派的势力和影响如此强大，甚至连在指出他们的活动是“资产阶级影响的表现”的决议中也害怕点出它们的名字；2）清除著作性质的“前进”集团的有害影响的委员会；3）防止该集团代表在党校委员会中的有害活动的委员会。而为了“不偏不倚”，取消派分子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代表将加入每个委员会。结果，为了使这些委员会的活动无害，不得不任命一些新的委员会，如此等等。结果出现某种比以柯什卡廖夫上校的名义成立的行政机关（见《死魂灵》第2卷）[9]还复杂得多的东西。人所共知，那位柯什卡廖夫上校只限于任命“监督委员会的监督委员会”，我们的元老们总算幸免了。他们本身的错误在于：过分迷恋于小集团外交并错过了把党的统一置于牢固基础之上，也就是置于思想一致的基础上的良好时机。
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更需要明确性。在前边评论过的虚夸的决议中缺乏明确性，害怕点出我们党内存在的双重祸害的真正的双重名字，只会导致概念的新混乱，而这种新混乱这次将在党的统一的旗号下更加严重起来。为了阐明这一点，我要说一点题外话。
在刚刚出版的工人报纸《无产阶级旗帜》第一号上，刊登了署名“编辑部”的文章《答玛丽亚同志》。文章说：“玛丽亚同志同多数男女工人一样不明白，例如普列汉诺夫同志为什么这样残酷无情地‘抽打猫'和什么样的猫？最后，这位令人爱戴和值得任何人尊敬的同志允许自己选择了怎样一种古怪的工作，这是怎么回事呢？……” 所有这一切不是为了玛丽亚同志。
暂且搁下玛丽亚同志不提，我要指出编辑部不正确地转述了我的说法，然而这个说法好象是为了准确起见而被编辑部提出来的。对于那个首先也是由工人提出并由波格丹诺夫先生在给我的公开信中复述的问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为什么我至今没有分析批评马赫的哲学，我用一句法国成语：“jávais d'autres chats à fouetter”作了回答。这句话直译（和我解释这句话）是：“我有其他的猫要抽打”，而实际的意思就是说：我有另外一些使我伤脑筋的工作要做。后来我对波格丹诺夫先生说，他本人也知道我最近不得不抽打许多其他的猫。为了防止万一，考虑到有些读者对出版物漠不关心，我补充说，我不得不顺便站出来反对波格丹诺夫先生的同伙阿·卢那察尔斯基，后者打算向俄国读者推荐意大利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阿·拉布里奥拉的著作，把他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我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论战如同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者的论战一样，不是为了玛丽亚同志。我觉得很可惜，这场论战也不是为了《无产阶级旗帜》报编辑部。[10]怎么能知道呢？这场论战也许会使这个编辑部弄明白，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不能并行不悖。特别是当执笔的人们为无产阶级并以它的名义说话时，知道了这一点决不会妨碍他们。假如《无产阶级旗帜》报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工团主义水火不相容到何种程度，那么它不会把我从事的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论战看成是某种“古怪的工作”。至于说到成语：“我有其他的猫要抽打”，那么我们有权使读者相信，这句话用法语讲，绝不会象上述编辑部译成俄语并部分地加上着重号刊印那样粗鲁。你们可以看到，玛丽亚同志的可能的迷惑不解和《无产阶级旗帜》报的毫无疑问的迷惑不解原因十分简单：这种迷惑不解其实同其他所有的迷惑不解一样，都是无知的结果。但是当无知扩大到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工团主义之间的所有界限的时候，那时这种无知就变得非常有害了。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在谈到党内状况时，应该提醒同志们注意这种概念混乱所带来的危险。而它对这种危险不仅不予以注意，反而阻止同志们去注意这种危险，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著作活动宣布为我们党的著作活动的表现之一。在这之后，如果《无产阶级旗帜》报编辑部将继续硬说“前进”派“仅仅是失宠的布尔什维克”[11]，那么人们不会感到惊奇。从形式上看，编辑部将是正确的。
小集团的外交从来没有好结果。而甚至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有人竟想象让它为党的统一服务。
既然谈起小集团的外交，我不得不提到它的一个最意外的（对于很多搞小集团外交的人来说）后果。当我谴责从事有害活动的“孟什维克”取消派同后者划清界限的时候，他们常常反驳我说：“这件事不必操之过急，至少这件事应该做得尽可能温和些和不声不响。持有这种见解的人总是按照搞小集团外交的人的想法行事。他们担心同取消派争论会削弱“孟什维主义”的作用。结果怎样呢？被选进主管党校工作委员会的，除了民族组织的代表，有二名孟什维克，二名布尔什维克和二名“前进”集团的代表。因为“前进”集团也是布尔什维克方面的人，所以说，广义上的“布尔什维主义”有了四名代表，同时“孟什维主义”只有二名代表。怎么能不高呼：“小集团的外交手腕万岁！”
综上所述，我再说一句，假如中央委员会表现出更多的思想上的彻底性和行动上的坚定性，那么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能够带来好处，但是这次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各项决议不会带来什么好处。然而，如果有谁看到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最近的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缺乏彻底性和坚定性，就认为这些决议根本没有任何意义，那么就大错特错了。不是的！它们的意义还是很大的，虽然这种意义只是可能的，也就是说还没有成为现实。这个意义可以用两个词来说明：消灭派别。我不知道，派别实际上今后能否被消灭，正是因此，我才说：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各项决议仅仅是可能具有重大的作用。假如我相信派别实际上被消灭，那么我会说：从今以后开始了我党生活的新时期。所以我建议不仅在政治的地上尽快拖走两具死尸，而且给每具死尸的脊背上钉上一个杨木橛子[12]，使死尸再也站不起来。
在当代的社会主义中处处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思想流派。应当承认，其中最主要的，一方面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是修正主义。这两种流派的观点过去和现在彼此一直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这种思想斗争已经激烈到这种程度，以致于《无产阶级旗帜》报编辑部如果注意考察国外的社会主义出版物，就会最严厉地训斥争论的双方。但是无论在哪个国家里，彼此争论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的任何一方都没有成立单独的组织，组成党中之党。除了俄国，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在我们这里，思想分歧造成了两个派别组织，他们忘记了自己同属于一个党，以惊人的顽固性互相“暗算”，不知疲倦地互相诿过，真是不得了！为了搞小集团外交，常常还提出带有某种刑事性的控诉。结果自然免不了染上一种病，马克思会称这种病为派别克汀病。人们在党内生活中遇到上述现象，不去问自己，这种现象对于我们社会民主党的进一步发展有什么影响，而是问自己，这种现象对他的那一派有什么益处和害处。两派的每个忠实成员都有两把尺子：一把尺子用来衡量本派成员的行动；另一把尺子用来衡量属于敌对阵营的“同志们”的行动。不容置疑，甚至连我国声名狼藉的取消主义也是派别克汀病的结果。已经形成这样一种状况：很大的一部分“孟什维克”站在党外。这不是由于某种成见，而是由于某种程度的明显情绪：疲倦，厌恶派别的无谓争吵等等。这些“孟什维克”一些时候以来把这种脱党行为，描述成他们当中许多人所固有的哈姆雷特精神[13]的产物。然而，无论怎样，事实是：党内力量的对比会使孟什维克长久地、或许永远地处于完全不利的地位。所以，原来由情绪而引起的东西开始上升为原则。“孟什维克”的小团体外交家们丝毫不甘心“永远处于少数地位”，他们盘算：只有在我们党组织的框框被打破的情况下，他们才有可能处于多数地位。因此他们倾向于打破我们党组织的框框。但是因为不便于公开地鼓吹破坏自己的党，他们便开始把愿望的东西描绘成已经完成的东西，并且已完成的东西不归罪于我们，而是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可避免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在《忧郁之果》杂志上，对不起，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发表了大量通讯。这些通讯都是经常不断地和千篇一律地宣扬说：党组织没有了，党的工作任何地方也看不到了，有觉悟的工人以否定的态度对待党，等等。局部利益同整体利益发生冲突并使后者服从自己。这就是派别克汀病的非常好的样板。虽然令人难以相信，但的确是事实！事情远非如此。许多反对取消主义的“孟什维克”害怕提高反对取消主义的嗓门压过它的嗓门，这正是由于他们的“孟什维克”派患了这种神秘病。这是赫拉克勒斯的石柱[14]，有了赫拉克勒斯石柱，就不能不为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摧毁派别的决议而感到高兴……认为它至少可能会成为伟大的解放行动。可以指望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性很快转变为现实性。中央委员会成员一致通过的决议证明了相互敌对的兄弟们的高度真诚。决议宣布关闭《无产者报》并许诺关闭《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由于属于《呼声报》派的“孟什维克”代表也是中央委员会委员，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这些同志现在已经完全意识到派别克汀病给我们社会民主党带来的危害。要知道，《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对于这个派别的“孟什维克们”来说是什么东西？该报是他们实际上的派别中心，并且是不负责任的中心。我们的“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投票支持许诺关闭《呼声报》（请读者原谅，无意中用了一个双关语[15]）的决议，也可以说把自己派别的心脏献给了党。怀疑论者说，不是所有的诺言都能兑现。但是我再说一遍，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许下这个诺言的同志不是真诚的。[16]
在既没有“布尔什维克”，也没有“孟什维克”的那个时期，我们的社会民主党成长了，巩固了，并取得了许多辉煌的胜利。将来这一派和那一派也都不存在的时候，它定会成长、巩固，并争得许多光辉的胜利。“孟什维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曾经得过严重的青春病。现在这种病似乎在好转，越来越好！这意味着，我们接近成熟。
我们把我们的派别拖到政治墓地，同它们一起把那些真正犯罪的小集团观念埋入坟墓。当祸害从我们的派别当中产生的时候，由于有了这种观念，我下不了决心坚决铲除它。所以，从此将开始统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力量重新组合的时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受荒诞的派别成见的束缚，开始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当然，机会主义者不会由此得到好处。
派别的消灭永远不是意味着革命马克思主义为一方、机会主义为另一方之间的和解。完全相反。派别的消灭将在极大程度上加剧这种斗争。我请求自己的同志们去进行的那种全面划清界限工作只有现在才有充分和全面实践的可能性，而这种实践是真正的、也就是说不是派别的，不是小集团的，不是徇私情的，而是广泛的思想上的实践。只有现在，我们的许多同志才有了掌握确定无疑的真理的心理上的可能性。这个真理就是：躲避在孟什维克阵营中的修正主义者（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丝毫不比搞乱了布尔什维克概念的修正主义者好。为了反对这两种修正主义者，“正统派”应该把属于现在正被消灭的两派中的自己力量联合在一起。这就是捣毁派别老巢的最大好处。一般说来应该牢记这一点。具体地说来，在筹备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时，应该牢记这一点。选举出席会议的代表的工作，——不论他们从前属于哪个营垒。都应当在“正统派”亲密接近的旗帜下进行，以便同俄国的修正主义者作斗争。俄国的修正主义者非常善于利用我们党的意见分歧，来巩固自己的理论阵地（一方面加强宣传唯心主义、工团主义和新的宗教启示，另一方面追求既往的竟然伪造我国革命思想史的取消主义[17]）和自己在实际行动方面的影响。代表会议应当向这些先生们高声地和坚定地喊出：“我要收拾你们”；代表会议在谈到他们时不应当再使用对革命者不相称的、在前面评论过的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使用的那种胆怯的含糊其辞的外交语言。
至于另外一些决议，我请同志们注意关于召开当前的全党代表会议的决议中的一段话：“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从准备同地方的党的中心建立牢固组织联系的、从事合法运动的社会民主党小组中补充代表”。在实践方面，这是决议中最重要的地方。妥善地实现在这里表述的思想，就会狠狠地打击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相反，如果我们对此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那么“取消派分子”可能在这里为自己打开一个方便缺口。
以《中央委员会章程》为标题的决议第九点使我产生了一个我也根本不能回答的问题：国外的小组对它是否满意？它是否能预防不久前正是围绕着这项决议如此猖狂地施展的那种两栖类怪物的行径呢？我们希望它能够。
在关于哥本哈根国际代表大会[18]的决议中有一段话涉及到我个人。决议说：“一致选举格·瓦·普列汉诺夫和尼·列宁同志为党驻国际局的代表”。关于这件事，我认为必须作如下的说明：
在1907年我们的伦敦代表大会以前，我是我们党驻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代表。在这次大会上，我提出辞职，因为鉴于它的某些决议，我认为，我已经不能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代表我们党。我看今天没有必要隐瞒：代表大会对所谓的剥夺贯彻得不够坚决的谴责当时使我感到非常不安。曾经促使我辞职的原因现在可以说被生活本身取消了。但是我依然不认为有必要享受我们的中央委员会给予我的荣誉。驻国际局代表的事情其实并不复杂，一个人就足以应付了。
我对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的决议的评论暂且到此为止。
[1] 普列汉诺夫从1905年3月起编辑出版的不定期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日志》——译者注
[2] 通过的决议有：《党内状况》《关于召开当前的全党代表会议》《中央委员会章程》、《关于中央机关刊物》、《关于争论文集》、《关于党校》《哥本哈根国际代表大会》、《关于（真理报）》、《关于“前进”派》、《关于派别中心》、《关于消除国外的分裂》、《党费》和《关于违反党的纪律》。普列汉诺夫在此处引用了这些决议，限于篇幅故未译出。——译者注
[3] 俄国寓言作家伊·安·克雷洛夫（1769-1844）在《鹅》的寓言中，描述了一群鹅纷纷向过路人诉苦，说它们出身于曾拯救过罗马城的高贵鹅族，可是现在它们的主人却挥起长竿子赶它们上市出售，把它们当作普通的鹅，鹅群因此被激怒。 ——译者注
[4] 屠格涅夫在给赫尔岑的信中“下跪”请求自己的来信人不要用那个词，现在我已记不起来是什么词了。他认为使用这个词，就象打耳光似地欺负了他。我猜想，我们使用的“尾巴主义”、“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和其他掺用外来语的词会欺负这位伟大的俄罗斯的修辞家！——普列汉诺夫注
[5] 塔列兰（1754-1838）——十九世纪初期著名的法国资产阶级外交家，于1797-1807年、1814—1815年两度担任法国政府的外交部长。在外交上，他以权变多诈闻名。——译者注
[6] "前进"派是从布尔什维克分裂出去的一个机会主义集团。——译者注
[7] 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1823-1886）——俄国剧作家。——译者注
[8] 我加的黑体。——普列汉诺夫注
[9] 据俄国作家果戈理在《死魂灵》中描写，疯疯癫癫的柯什卡廖夫在其庄园新盖的几幢房子的门上挂出“农具仓库”、“总会计室”、“农务委员会”、“村民模范教育学校”等牌子。——译者注
[10] 老实说，不是为了那位写《答玛丽亚同志》的编辑部成员。——普列汉诺夫注
[11] 见前面提到的那一号《无产阶级旗帜》报上署名“С·Г·”的文章《党的生活》，黑体字为本文作者所加。——普列汉诺夫注
[12] 按俄罗斯古代迷信的说法，在巫神的坟上钉上一个白杨木橛子镇着他，他死后就不再危害人了。普列汉诺夫在这里借用这个迷信说法，阐明他主张坚持消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一切派别的观点。——译者注
[13] 哈姆雷特精神，出自莎士比亚的话剧《哈姆雷特》。意思是指内心充满矛盾而犹豫不决、沉于幻想而又不能坚决地采取行动的精神。——译者注
[14] 即罗马神话中的伟大英雄赫丘利。他为了夺取厄律忒亚岛上三头六臂的巨人革律翁控制的红牛群，越过西北非，直到地中海的尽头，在那里树立了两座陡峭的岩石桂，从那里他乘上太阳神赫利俄斯夜间回东方用过的大金缸，渡过大海，杀死了革律翁，夺回了牛群。——译者注
[15] 在俄语中，“选票”与“呼声”是同音词。——译者注188
[16] 派别克汀病的影响也许会导致赞成关闭《呼声报》的“呼声派分子”迈出自我牺牲的一步，遭到这个机关报的追随者的谴责。有人自瑞士的一个城市给我写信说，那里已经开始进行宣传运动，反对关闭《呼声报》，即反对消灭派别，也就是把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可能获得的最重要成果化为乌有。当然，《呼声报》编辑部本身竭力制止了这种有害的宣传运动。——普列汉诺夫注
[17] 关于这一点参看《日志》第10号上的《喝倒采的喜剧》一文和同一号的附刊（见前面第38页）。——普列汉诺夫注
[18] 即于1910年8月28日一9月3日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译者注
赞“地下工作”
普列汉诺夫
（高敬增译 王荫庭校）
1910年4月刊登于《社会民主党人报》
原载《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9卷第129一136页
录自《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6年第1&2辑
地上的反动派对地下的革命派总是深恶痛绝的。这个道理非常明显。地上的反动派之所以敌视地下的革命派是出于自我保存的本能。以往多少具有自由思想方式的人遇到地下的英雄们时总是习惯地露出亲切的微笑；然而从来没有真心实意地喜欢过他们。更正确些说刚好相反：这些人一向就不大喜欢地下的英雄们，对他们的感情就象屠格涅夫《父与子》中的巴扎洛夫对待叔叔基尔沙诺夫一样[1]。当在我国两代人（“父与子”）的斗争已变为多少明显、多少自觉的阶级斗争时，自由主义的基尔沙诺夫们非常迅速地离开了革命者巴扎洛夫们，不再掩饰自己对这些革命者的“地下”习气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上最珍惜合法性的形形色色的半社会主义者便马上向基尔沙诺夫们靠拢。这里也没有任何值得奇怪的。无论自由主义的基尔沙诺夫们还是半社会主义者，按其本性都不具备从事地下工作所必需的革命情绪，并且忍受不了地下工作所固有的有时极为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革命情绪在他们看来过去和现在始终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同任何一个特列波夫[2]举行外交谈判，或同任何一个德斯土尔内耳·德·瓦斯汤[3]交换“议会上”的祝词，在他们心目中较之革命者的“地下”工作，过去和现在始终都是政治自由取得胜利的无比可靠的保证。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最近一个时期在我们这里甚至本身就是或者至少不久前还是“地下”成员的那些人，也开始嘲弄“地下”工作。《无题》[4]派政治家的一家机关刊物有一次指出，我们这里现在有一个“地下”出版物，宗旨就在要证明不需要任何“地下”工作。不仅如此，认为连革命者都可以和应当嘲笑革命的“地下”工作这样一种想法也开始在我们这里成为顽固的偏见。我这样讲是希望说明，现在这种思想的影响甚至扩及到这样一些人身上，看来他们不作任何批判就接受了这种思想，而且任何时候都不曾考虑过它的非常消极的作用。让我举个小小的、然而我觉得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
不久前我收到一本题为《潦倒的人们》的“专辑”。它的编者对我国“地下”的内部关系了如指掌。专辑讥笑了我们党内所有的思想倾向、所有的派别和半派别。而且不仅是我们党。社会革命党人也受到了它的指责。这一点根本没有什么不好。那些不喜欢笑的人作了不象样的自我介绍。难怪费尔巴哈说过，人之不同于动物在于会笑。埃拉兹姆罗捷尔达姆斯基、伏尔泰和六十年代我们的“空谈家”用自己的笑给予了进步事业以永志难忘的帮助。不过毕竟应当记住，笑和笑不一样。维护信教自由的伏尔泰狠狠地嘲笑了牧师的宗教狂热；但他没有想到要嘲笑信教自由。如果他除了嘲笑牧师野蛮的宗教狂热之外还嘲笑信教自由，他就会从一个进步的活动家变成纯粹的爱嘲笑别人的人了。当然，我们的“空谈家”就是这号人。赫尔岑认为他们似乎主张应当嘲笑世间的一切，这个看法是很错误的。实际上他们只是嘲笑那些已经落伍于自己的时代还要阻挡时代前进的人。对一切都要嘲笑的人，会失去任何积极的内容，他本身因此也就应当受到狠狠的嘲笑。只有在捍卫人所珍视的信念的斗争中充当人的武器的那种笑，才值得尊重。
专辑《潦倒的人们》的出版者是否珍惜什么信念呢？这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兴趣了解出版者。然而，我很遗憾的是他们对地下的革命者抱定极其错误的观点。他们出版过《摇篮曲》，曲作者拍着正在“长大的无产者”说：这个无产者长大以后将很快懂得地下活动。例如歌词中是这样描绘地下活动的：
从乌拉尔得到一张
代表大会的委托状，
所有的将军都向你
投来注视的目光。
你坚强得象羊羔，
额头硬梆梆，
为了找差事，象游蛇一样
爬向编辑部这个地方。
等等。 |
你们看，诗糟糕透了。象“编辑部的”之类的缩语证明曲作者不会写诗，而把“坚强”这个笨拙的形容词用在“羊羔”身上则表明，这位蹩脚诗人就是在逻辑方面也很不在行。从什么时候起羊羔变得“坚强”了呢？问题倒不在于这些诗糟糕透顶，而在于这首蹩脚的诗彻底歪曲了“地下”的工作者。至于说他们中间是有些人“象游蛇一样爬向”编辑部找差事，很遗憾，这确实是无可怀疑的真实情况。说在那里可以遇到那样一些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是额头硬梆梆的人，这句话并不错。但是在什么地方不会遇到这样的人呢？要知道，在围攻特洛伊城的希腊军队中，除了神阿喀琉斯和“伟大的帕特洛克罗斯”，还有“可鄙的忒耳西忒斯”。全部问题在于革命的“地下工作”所遇到的是否仅仅是忒耳西忒斯们。他们是否代表从事“地下工作”的人们？
此外，还应该注意这样一点。假如一个人想方设法象“游蛇一样爬向”比如说警察段长那里找差事，那么他显然是出于贪暴的本能。而如果他“爬”向“地下”出版物的编辑部找差事，那么他身上的贪暴本能显然是很弱的；这个差事发不了大财。退一步说，假如真有人“象游蛇一样爬”着找差事，他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呢？很清楚，主要是由于虚荣心。虚荣心——不用说——是一个大缺点。但是这种人在这个场合下有什么可虚荣的呢？虚荣的是他在为革命思想服务的事业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可见，忒耳西忒斯们也是各式各样的：地上的追逐暴利；地下的则以自己造福于伟大运动而虚荣。忒耳西忒斯并不是这种人，——费多特常有，他也不是这种人。马克思虽然曾经同德国革命派活动家的缺点作过斗争，然而他公正地指出，德国革命派毕竟站得比所谓社会高得无法比拟。这一点，我国许多喜欢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却忘记了。
克雷洛夫的一篇寓言非常尖锐地批评了“天生只会看到缺点一面”的评论家[5]我读罢《摇篮曲》，不由得想起这位评论家。曲作者似乎没有预料到，我们的革命的“地下工作”有着极其光明的方面。
我们的后娘——历史很久以来就把大多数——用雷列耶夫[6]很有表现力的话说——不愿“玷污公民尊号”的正人君子赶入“地下”。正是因为历史把大多数这样的人赶入“地下”，很久以来这些人就在俄国思想发展史上起着极其良好的作用。而在最近四分之一的世纪里，这种良好影响也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
不妨拿六十年代这个时期来说吧。那时在革命的“地下工作”也自然可以遇到人类中很不体面的代表。凡是在有人群的地方，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摆脱不了人的弱点。偶然降临革命的“地下”的有米·拉·米哈伊洛夫[7]；从革命的“地下”发出过赫尔岑《钟声》[8]的宏亮的声音。谁在谈到六十年代革命的“地下工作”时忘记这一点，就应当承认他是“天生只会看到缺点一面”的评论家，这是很公正的。
不过六十年代的“地下”报刊还有这样的特点：一般说来，它还没有超出合法报刊的左翼，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落后于后者。尽管人们十分尊重这位《钟声》出版者的巨大的才干和出色的政论活动，但不能不承认，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夫在自己的合法的《同时代人》[9]上远远超过了他。七十年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非法的刊物超过了合法的刊物。如果您想确信这一点，请把当时合法的民粹主义同非法的民粹主义比较一下。您不难看出，勇敢性、彻底性和思想的明确性方面前者不比后者大。当生活的批判把我国的非法的民粹主义化为乌有的时候，我国合法的民粹派已陷入最可怜最平庸的矛盾之中，他们中间某些人——托上帝的福仍然健在的沃·沃[10]先生一例如现在已故、不过那时就变成了真正的、尽管是不彻底的反动分子。这一点，任何不愿意效法克雷洛夫笔下的评论家的批评家也都应当记住。
那么，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呢？在八十年代前五年，当时刚刚出现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就俄国能不能避免资本主义的问题同民粹主义者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是在“地下”刊物上进行的。它只是十年以后才传播到合法刊物上。这就是说，合法刊物当时比非法刊物整整落后了十年。换句话说，这表明“地下工作者”当时为俄国社会政治思想开辟了道路。凡是想了解地下工作者的人，一定要知道这种情况。
最后，请回想一下1905-1906年革命爆发以前的十年。在思想方面，这十年可以称为当时彻底战胜了民粹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加剧分化的时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出现了两派：一派“批判”马克思，另一派捍卫“正统思想”。前者倾向于合法主义，尽管不可能完全避免“非法活动”（彼·司徒卢威的《解放》杂志和“解放社”）；后者很快被迫几乎全部转入“地下”。这两派当中哪一派表现了更为先进的社会要求呢？不难回答。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倾向于合法主义的马克思“批评家”很快就变成了或多或少——不过与其说更多、不如说更少——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而非法的“正统派”则成了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家。
整个欧洲，除波兰外，没有一个国家的革命“地下工作”，象俄国那样起过如此重要的思想作用。我们应当忘记这一点吗？我们可以把地下工作描绘成类似新的黑暗王国的某种新东西，描绘成一种除了“额头硬梆梆”的羊羔和爬向“编辑部”找差事的“游蛇”以外不能把任何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眼界狭窄和升官发财的环境吗？不，这不是革命者应当做的！让那些“天生只会看到缺点一面”的评论家去这样干吧。别林斯基曾经问那些无知地诽谤哲学的人：“可敬的老兄，为什么这样仇视哲学？莫非葡萄虽好，但未成熟，吃了发涩吗？请不要再刨橡树根，抬起头来往上边看吧，只要你们能抬起头来，你们就会看出，这棵橡树上长着你们吃的橡子……”。[11]
同样现在可以问：“为什么这样仇视革命的‘地下工作'呢？莫非葡萄虽好，但未成熟，吃了发涩吗？”其实情况就是如此。现在时常攻击革命“地下工作”的正是那些根本没有能力从事革命活动的人。他们感到疲劳，想休息下，再也忍受不了奋不顾身的“地下”工作者的那种令人难熬而又没有止境的艰苦生活，他们急于要做一个和平居民，于是他们要刨掉自己曾经靠其果实为生的橡树的根；他们逃避“地下工作”，千方百计地使自己和别人相信，他们所以逃避“地下工作”并不是对事业的背叛，而只是使事业获得更加广阔的基础。然而，这些不幸的人在嘲笑革命的“地下工作”时，实际上只是嘲笑他们自己罢了。
请允许我指出，我决不是把上面所说的《摇篮曲》的作者算作这些不幸的人。看来，这位作者的过错仅仅在于不明真象就热衷于现时广为传播的情绪。同时他的《摇篮曲》毫无价值，假如对它来说对地下工作的这种具有代表性的态度不是“当前时期”的可悲的征兆的话，根本不值得一谈。在某些人士当中，现在把攻击“地下工作”看成是良好政治风度的表现。这就说明为什么现在是反对这种情绪的时候了，是指出这种风度里没有任何好东西，向那些嘲笑革命者现在努力恢复“地下”组织的先生们大喝一声的时候了：
在我刚才收到的《言论报》[12]第53号上，读到一篇短讯：《枢密院谈人民社会党》，这篇短讯表明——其实这也是应该预料得到的——，甚至这个最温和的政党也不可能争得在现存制度下的合法地位。社会民主党即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取得合法地位的希望就更渺茫了。齐赫泽在国家杜马（2月20日会议）说得好：我们正在经历着黑暗的反动势力空前猖獗地组织和动员起来的时刻。这些黑暗势力正在剥夺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如果我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分子想给它一点打击，他们就应该转入“地下”。
有人说，地下的活动范围十分狭窄，这里没有地方开展活动，有出色的政治天才找不到用武之地。我当然很懂得，和俄国相比，法国、英国、比利时，甚至德国和奥地利开展社会民主主义宣传鼓动要方便些。但是必须记住，在这里也象在我国社会思想的历史发展问题上一样，极端限制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实践活动的那些政治条件极大地增加了它的重要性，从而使得它获得了巨大的意义。这里决不应该忘记，在文明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里，革命的“地下工作”都没有起过它在俄国所起的这种极为巨大的实际作用（甚至在纯粹文化领域也是如此）。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我国社会民主党的“地下工作”能够说出“在它面前展示未来形象的神奇的话”：它引导劳动群众摆脱长期的昏睡状态[13]；它唤醒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如果说——这里用彼得·阿列克谢耶夫[14]的一句有预见性的话，工人强健有力的手已经不止一次地沉重打击了我国现存的秩序，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革命“地下工作”的
结果。难怪每当工人们跟企业主发生冲突时，几乎都要同“地下”工作者取得联系。难怪就连农民打算同地主作斗争时也来找革命的“口才”（即演说家）。
黑格尔用自己的唯心主义者语言说，世界精神在自己的历史运动中常常降到大地上（这个大地就是世界精神的历史的“地下”！），在那里完成着细小的和不易觉察的工作，然而这工作往往取得巨大的成果。面对这些成果，可以象哈姆雷特对自己父亲的鬼魂那样对世界精神喊道：“掘得好，老田鼠！”[15]最后，可爱的先生们，你们将会懂得，我国的地下工作者也值得我们对他高声喊道：“掘得好，老田鼠！”
俄国谚语说，骑着马绕不过未婚夫。在现时条件下，任何一个不愿意陷进最腐败的机会主义泥潭的社会民主党人骑着马绕不过我国实际的“地下活动”。
我们的“地下的老田鼠”万岁！愿我们的“地下”组织成长和巩固！我们可以作证，在国家杜马中幸灾乐祸地宣扬“我国革命政党内部已经普遍瓦解”的古契可夫先生们是错了！
[1] 参看屠格涅夫：《父与子》，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64一73页。——译者注
[2] 德·费·特列波夫（1855—1906），1896-1905年任莫斯科警察总监，是镇压俄国革命人民斗争的刽子手。 ——译者注
[3] 德斯土尔内耳·德·瓦斯汤（1852-1924）法国外交家、政治家。——译者注
[4] 《无题》杂志是左翼立宪民主党人于1906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刊物。——译者注
[5] 见《克雷洛夫寓言诗集》1983年花城出版社版第132页。———译者注
[6] 孔·菲·雷列耶夫（1795—1826）——俄国进步诗人，十二月党人。——译者注
[7] 米·拉·米哈伊洛夫（1829-1865）——俄国革命家、诗人、政论家和翻译家，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朋友。1861年在俄国散发《致青年一代》的革命宣言。1862年被捕，判处苦役，流放并病死在西伯利亚。——译者注
[8] 《钟声》是由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和奥格辽夫主编的政治性杂志，1857—1868年先后在伦敦和日内瓦出版。——译者注
[9] 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进步机关刊物，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于1856—1859年期间主持了这个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该杂志于1862年被查封。——译者注
[10] 即瓦·巴·沃龙佐夫（1847―1918），他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译者注
[11] 参看《克雷洛夫寓言诗集》第259、289—290页。——译者注
[12] 1906年2月—1917年11月在彼得堡出版的俄国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译者注
[13] 士兵们、其至警察们在他们得意扬扬的时刻会说出一个著名的字眼：“同志”；由此可见，革命地下工作的影响，虽然常常是很遥远的，但的确还是对他们发生了作用。——普列汉诺夫注
[14] 彼得·阿列克谢耶夫（1849-1891）——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著名的俄国工人革命家。——译者注
[15] 这是莎士比亚剧本《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五场中哈姆雷特说的一句话。普列汉诺夫借用老田鼠来颂扬革命地下工作的功绩。——译者注
【说明】以下三篇均摘自《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5年第4辑；均为 高敬增 译、孙家衡 校
关于我的《日志》的复刊
普列汉诺夫
我们正经历一场威胁着我们党能否存在的危机。在这样的时代是不能沉默的。所以我又恢复出版我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志》了。我认为，发表意见最好还是自己有一个讲坛。凡是不受派别外交手腕迷惑的细心读者也许都会同意的。我敢说，我的观点同志们已有充分的理解。因此再絮叨我的《日志》的宗旨就未免多此一举了。我只想说——在本刊物第一期上我已经说过——经常同读者交往，将使我感到无比高兴。我将十分感谢大家提供书面报道、口头报道、修改意见和来信。所有寄自国外的信件请这样写：Madame Ph.Pernoa Rue de Candolle，Genève， Suisse.〔瑞士日内瓦康多尔街弗·彼卢阿夫人收〕
寄自俄国的信件和包裹，考虑到我国“专制立宪”制度本身的某些特点，一定要由“可靠的人”转交，千万不要写地址。
机会主义，分裂还是为党的威望而斗争？
普列汉诺夫
别做什么比喻，
别提无聊的假设，
有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务必请你解答！ |
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1]第15号上刊登了一封高加索来信，署名斯·。这封信值得那些不太关心俄国社会民主党命运的人认真一读。这仿佛是一种“时代的表征”，绝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斯·同志认为，我们党组织的极度混乱是不容置疑的，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都纷纷议论：“怎样才能摆脱现状，用什么办法才能使俄国社会民主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巩固以前的党组织，在斯·同志看来这不过是唱高调，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他问道：“尽管我们百般努力，如果党组织已一蹶不振，用老一套的办法能使它巩固吗？”……
斯·同志继续说：“我们必须考虑的既不是已经用过的旧方法，也不是修修补补，而是整个党的体系的彻底改造”。于是，这里说的就不是巩固旧的党的体系，而是彻底改造它了。这就是“主要的问题”。斯·同志想怎样解决呢？他打算怎样改造党呢？他说：“党小组不管工人的活动。但是工人是否一点活动也没有呢？那也未必。工人们不愿意听关于‘目前'形势的辩论，愿意到俱乐部去听关于社会政治问题的各种讲演。没有革命举动，只有经济性质的举动（大多数是防御性质的），工厂被合法的工会和半合法的工厂委员会所控制。他们不讨论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问
题，也不讨论关于国家杜马左翼党团执委会的问题，反动派的打击使他们觉醒了，他们开始关心第三届国家杜马[2]的命运和社会民主党党团在其中的活动：他们向国家杜马提出质询、请愿、要求等等。”
在我们这位作者看来，这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从他的信中还看到，“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认清趋势，在新的基础上顺利地开展工人运动。所以我们认为，工人们退出我们旧的党的基层组织去参加工会、文化教育团体、合作社、互助储金会等公开和半公开的工人组织，这时，社会民主党和无产阶级的活跃分子就应该把自己的力量用在工人阶级活跃分子所聚集的地方”。说得非常正确，当然，要是俄国社会民主党打算忽视工会、文化教育团体、合作社、互助储金会等等，那就糟了。斯·同志对我们党的守旧分子轻视有时甚至直接反对这些组织表示愤慨，这一点，我完全理解，也非常重视。这些人眼光短浅，根本不理解社会民主党的伟大任务。我也曾多次同这些人发生过争执；我早就说过，这些人很象谢德林[3]笔下的那个身材矮得连任何一点思想也装不进的高等文官伊万诺夫。但是承认这些组织的重要作用，还不等于就解决了斯·同志提出的关于“新的党的工作”的问题。远远没有解决！
确实如此。根据这位斯·同志的推论我们知道，开展新的党的工作必须具备以下这两个条件：第一，必须具备上述的工人组织；第二，必须有一个把力量用在“工人阶级的活跃分子所集聚的地方”的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党有助于公开组织和半公开组织的建立。这很好。但是，只有它本身能存在，它才能有所作为。所以，我们党应该首先保障自己的存在才能完成斯·同志给它提出的任务。既然它必须存在，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位作者竟然反对那些主张“巩这个秘密党组织”的同志们呢？当然，要想存在，就应该竭力“巩固”存在。难道斯·同志这还不明白吗？
他非常明白。问题在于，他所使用的“社会民主党”这个术语，与我在本文中所使用的含义完全不同，不仅不同于本文所使用的含义，而且也不同于别人使用的含义。我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指我们现存的那个党。我给俄国社会民主党提出任务，也就是说，给那个现存的纽织提出任务，而斯·同志说的社会民主党，并不是指我们现存的这个党，而是指将来产生的、作为他推荐“新的党的工作”的成果的那个党。这是最重要的差别。
在评述这个差别时，我想指出，按常理，所谓党的工作，只能是指党正在完成的工作。如果说某项工作能在将来创建一个党，那么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说这是一件有益的工作，但是说它就是党的工作，这就违背最起码的逻辑要求了。在完成这项必然要建党的工作期间，要我们关心的并不是党，而是其他一些组织。究竞是哪些组织呢？大家知道：首先是上述的工人组织，互助储金会、合作社、文化教育团体，工会等：其次是为在将来能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愿意为这些组织尽力的那些人。我暂且不说是否赞成这样做。我只是说只能这样做，因为按照解题的条件（用数学家的话来说），不可能有其他办法。如果根据解题的条件来看不可能有其他办法，那么会有什么结果呢？显然，结果只能是取消党。我再说一遍，我暂且不说我是否赞成要得出的那种结果。我敢说，按照斯·同志所说的“解题的条件”的逻辑，结果必然如此。为什么这位同志在被人怀疑有“取消主义”时竟然如此觉得大受委屈呢？为什么他义惯填膺地说“我们在取消党”呢！其实是他在取消党……至少他已经在白纸上写上了黑字，“熊咬死了鹿，自己却在嚎哭”。
……
他大声叫嚷：“我们在取消党！我们在背离党的旗帜！这种严厉的责备早就听说了。1902年，在古里耶爆发了农民运动，我们也曾派人到那里去，当时，某些一本正经的马克思主义者说：你们采取的是社会革命党人的办法，在农民中我们是无事可做的！选举布里根杜马[4]的法令一颁布，我们就决定参加这届杜马，当时也有人说，高加索的社会民主党背叛了无产阶级事业！尽管他们这样说，我们总是正确的；为了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党，我们竭力为它创造新的条件。现在，根据外国问志们的经验（请参看我们代表团的决议）和经过战斗考验的原则，我们参加能吸引工人群众的各种公开的和半公开的工人组织，促使社会民主党领导各种形式的工人运动，把广大的工人群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旗帜下组织起来”。
斯·同志的这番话根本不符合最起码的逻辑要求，从而把应当明确说明的话也说得糊里糊涂了。首先，问题不在于“参加公开和半公开的工人组织”是应该还是不应该，也不在于“促使社会民主党领导各种形式的工人运动，把广大的工人群众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旗帜下组织起来”是好还是坏。问题在于，这项“新的工作”由谁来做，是出我们现在的这个党来做，还是由那些借口脱党想在将来建立一个更符合自己理想的新党的人来做呢？问题在于同志们是否应该指贵这些人有“取消主义”，是否有哪个党能容忍那些力图取消它的“同志”留在自己的队伍中？斯·同志引用的这些例子根本不能解答这个问题，何况引用的这些例子也是所谓文不对题的：1902年和1905年，我们高加索的同志们曾经争论纲领和策略的问题，然而现在关于“取消主义”的争论是涉及组织问题的争论。1902年和1905年，不管高加索的同志们是怎样解决他们所关心的纲领和策略问题的（他们已经妥善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但现在要谈的不是这件事），但是他们始终坚信，必须维护和巩固我们的旧的党组织。当时他们虽然是孟什维克，但还是坚持了党的立场。然而斯·同志所出的主意却完全不同。我们知道，按照他的设想，那个应该团结广大工人群众的党就象那种“未来的音乐”[5]∶这不是现在这样或那样好坏存在着的党，而是由于做了斯·同志所推荐的“党的”（哼！）工作在将来产生的党。无论是在1902年，还是在1905年，谁也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责难高加索的同志们是“取消派”。现在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责难斯·同志是“取消派”，因为他在这封信中所叙述和维护的计划，正是一个“取消”我们党的计划。如果说我们的高加索的同志们在1902-1905年是正确的，那么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现在提出这个计划的斯·同志也是正确的。
很遗憾，“取消主义的”倾向在孟什维克中间已不是什么新花招了。在党的1907年的伦敦代表大会[6]上，已经领教过了。但是当时它还不很明显。在最近一次的孟什维克派的会议上，发言的弗里德里希真像一个道地的“取消派”。但发言的也几乎是只有他一人（我没把由于误会也和我们一起参加会议的赫鲁斯塔廖夫[7]算在内）。我激烈地反驳他。我记得我的这篇反驳发言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赞许；而高加索代表团的掌声尤为热烈。该代表团的一位团员彼得同志立刻在会上以该团的名义向我表示感谢，同时还嘲讽了那些他认为没有坚持党的观点的“领袖”。后来我才知道彼得同志指的是谁，那时我也很高兴，以为高加索的同志们并没有“取消主义”。现在，斯·同志使我们知道，“取消主义”已经传到高加索了。我清楚地知道， tempora mutantur[8]； 但是我无法相信时代已变化到这种程度。我一点也不相信斯·同志的话。我在等彼得同志会说些什么；我想知道其他的高加索人在思考什么。其实， 已经有一位署名Georgien、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15号上发表《三言两语论众所关心的问题》的高加索的同志驳斥“取消主义”了。Georgien译成俄语是格鲁吉亚人。可见， 并不是所有的高加索人都是取消派分子。
可是，斯·同志准备把高加索排除在外。他认为，在某些地方（其实是在高加索），一开始就能在我们这个党的旗帜下开展他所推荐的“新”工作。这就是说，他认为在高加索没有“取消派”也能进行工作。果真如此，高加索的同志们果真赞成我们这位作者的观点，那么在高加索的问题上我们彼此就无可争议了，我仍旧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是这又违背了最起码的逻辑要求。绝不能既反对高加索（和其他地区）的“取消主义”，同时又赞成俄罗斯的“取消主义”。不言而喻，在俄罗斯的其余地区取消党，这对于希望在党的旗帜下起影响作用的高加索的同志们来说，不是无关痛痒的，更不是可喜的现象。必须作出选择：或者是“取消主义”，或者是同它作斗争。Tertiurn non datur[9]﹝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这里我指的当然是那些不以个人利益、而以我们的共同事业的利益为准绳的同志。对于那些以自己的个人利益为准绳的人，对于那些只考虑到己的革命功名的人（的确有这种功名！），对于他们当然还有第三条道路。现在，这种人在“取消主义”和“反取消主义”这两股潮流中见风使舵；他们现在竭力避免正面回答是否需要同取消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以这种“比喻和无聊的假设”米逃避回答，因为现在还看不出“取消主义”和“反取消主义”这两股思潮中谁胜谁负，这班聪明的外交家就想喜事临门，就愿意站在胜利者一方。再说一遍，对这些人说来是有第三条道路的。如果我说这些人很不老实，只是“小人手中的玩物”，斯·同志也许会同意我的意见。这些人不值一提，因为他们生来就是机会主义者：他们的座右铭是：“您有什么吩咐？”
斯·同志对自己的“新计划”阐述得越多，他的“取消主义”就暴露得越清楚。
独木难成林，所以，凡是赞成这位同志设想的人必然会参加公开的和半公开的工人组织并结成团体。这些团体，请注意，绝不会成为党的团体。我们这位作者说：这些团体按其活动的性质，一开始绝不可能是一些固定的组织。它们与党小组的重要区别就在这里。”
斯·同志认为，必须重新改组我们党组织的旧机构。说到做到。他一决定改组旧的机构，就立即着于新的工程。这又使我们想到他一向是不遵循起码的逻辑要求的，但是在这里也应该为斯·同志说一两句好话，他并不是一概拒绝利用旧的党的机构。例如，他认为，各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举行协商会议可能是它们的一种步调一致的最好的活动形式。他说：“当然，凡是有党的组织或党的组织没能根据新原则改革的地方，党的组织就应该参加这些协商会议，以便同各个社会民主主义小组步调一致地行动，共同制定工作计划。”看来，斯·同志建造的这座新的大厦将通过一条特殊的走廊来联系那个口的组织。这也好！首先，既然要使新大厦与旧大厦相通，那么显然就要考虑那个斯·同志十分厌恶的“巩固”旧机构的主意了，何苦要把一座新的建筑物同那个早晚要倒塌的建筑连在一起呢？其次，要想把新建筑同旧建筑连在一起，绝不能不经旧屋主人的同意。旧屋的主人是谁呢？大家知道，是“旧党”的党员们。所以，斯·同志想推荐他的“新”工作，至少必须先同我们旧党的党员们协商。我们承认必须协商，当然也就想到了协商的条件。这些条件对于我们“新的”事业越有益，我们就越能影响旧党。为了能影响它，我们最好还是它的成员，如果已经离开了它，最好重新成为它的成员。换句话说，我们还是要拒绝斯·同志信中所明确表述的那种“取消主义”。
斯·同志的论述毫无逻辑，这还算不了什么。不合逻辑还不能算是他个人的特点。很遗憾，现在议论“改组”我们党组织的许多孟什维克同志都是这样。要改建一座大厦，必须走进去，最好是以主人的身份走进去。但是这种做法，我们的同志们觉得太“陈旧”。他们宁愿要“新东西”。这就是说，他们一想到这座大厦要改建，就离开它，甚至放弃对它的一切权利。因此，那些根本不想改建大厦的人，仍然是它的主人。这才是真正奇怪的逻辑，我看到有些事就是由于这种奇怪逻辑而造成的（现在这是常有的），不禁想起了一句不吉祥的拉丁文谚语：Quos Jupiter Perdere Vult，dementat[10]。
但愿同志们不要怪我说得太尖锐！孟什维克这时所遵循的策略是名副其实的自杀策略，因为它可能使他们在党内的影响化为乌有，可能扩大他们的党内对手的影响。这不是发疯吗？
实行这种惊人有效的策略（指自杀）的孟什维克同志们总是用这样的理由自我安慰：既然在党内的威望正在降低和将要降低，那么在许多工人组织中的威望就正在增长和将要增长。可惜并不是如此。
许多工人组织越是有觉悟，就越想听到社会民主党的声音。因此，如果孟什维克在党内没有威望，那么在广大工人组织中也不会有威望。
这是常理。当然，它也有很多例外。这些例外要用另一种道理来解释，这就是：影响各有不同，多说也无用。读者当然还没有忘记最初在第44号《无产者报》[11]上，后来在第14号《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发表的那封维堡地区孟什维克同志的信。这封信向我们表明，那些借口“新的”工作而退党的人有时也能影响许多工人组织。
后果很清楚。就在这封信中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了。在这封信中我们读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教育团体内当然就有一些“社会民主党人'不愿举办社会科学问题讲座，不愿举办报告会来谈谈工人最关心的问题，如无产阶级保险、妇女代表大会以及参加大会的工人小组、预算、土地问题等等。相反地，到处宣传要学习算术、语法，开设茶楼酒肆、弹子房、下棋以及其他日常生活必需的小买卖'。办这些事当然很好，但是难道社会民主党人就没有更重要，更紧迫的工作吗？”
这些离开党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工人中已经得到（或者至少想要得到）多么高的威望！除非是已经外天的“经济派分子”，才会因这样的威望而感到高兴。其实不然，我说得也太不公道了、这种影响甚至连那些曾一度聚集在《工人思想报》[12]周围的极端“经济主义”的代表（顺便说说，这些人很愚蠢）也认为是不好的。这种影响绝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这种影响，按其实质来说，是完全敌视社会民主主义的。我们有些同志为了在广泛的工人组织中开展社会民主党工作而背弃觉的立场，其实这些同志是在工人组织中扩展和巩固反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斯·同志又将怎么说呢？
他一定会说，我根据维堡地区同志们的言论所指出的那些可悲的后果是不可避免的，除非那些为探索“新”工作而背弃党的立场的同志们彼此之间没有组织联系。他也许认为，他的那些同党的“小组”相对抗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足以保证大家免遭维保地区同志们信中所指出的那种灾难。果真如此，他就说对了，因为在我们的事业中，有一个组织总要比一盘散沙好。尽管如此，他也没有完全说对，试问：在我们的党组织外面独立产生的（如果它在产生）那个组织能有什么作为呢？它顶多也只能使我们看到两个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一个是由斯·同志所讨厌的那些党“小组”组成的，另一个是由他所喜爱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组成的。换句话说，要是按照斯·同志的想法，我们最好是分裂。斯·同志是否希望如此呢？但愿他说得直率些。
……
人们说，地狱里到处是生前未能实现的善良愿望。我非常担心，斯·同志的这些善良愿望只不过是些铺筑地狱之路的石块。我很清楚，我们的革命者弟兄们不应该害怕“地狱”。车尔尼雪夫斯基[13]说得好：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走上去最好不要象那些唯恐弄脏鞋子的人。但是要想做什么，自己应该心中有数。只有希望分裂或者至少不怕分裂的人，才会自觉地走上这条必然导致分裂的道路。请问：我们，孟什维克，是希望分裂吗？或者，我们能否不怕分裂？只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会立刻毫不动摇地给以否定的回答：不，我们不希望分裂；不，我们不能不怕分裂。我们每个人都明白，现在搞分裂就是白我毁灭，俄国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和所有其他国家有觉悟的工人都是这样想的。既然如此，那何必自己走上、还要把其他人推上这条显然会导致分裂的道路呢，其实分裂还算是好的，因为如果不分裂，我们只能掉进非常糟糕的机会主义的泥潭！我说的是机会主义。在这条道路所引入的泥潭中，甚至连社会民主主义的机会主义也无地容身；在这个泥潭中，什么东西都不生长，除了反社会民主主义的杂草。
不，斯·同志，我也重视广大的工人组织，完全承认您在信中所说的那种新工作在目前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项工作也象所有其他工作—党的工作和非党的工作-—一样，也得会做才行。而您在信中描述这项工作，恕我直言，却象熊一样笨手笨脚。您希望您所推荐的这项新工作由一些不依赖于党的新组织去完成，这样一来，您的这项必不可少的、富有成果的新工作难免要给我们社会民主党带来新的灾难。对您的意见，我们这些不希望有“取消主义”、始终忠于党的旗帜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不同意的；我们绝不能同意您的意见，除非是自我背叛。我要告诉您，为了干“新事业”，不必另建一个新组织，抛弃旧的干部；应该按照新时期的新要求来维持、巩固、扩大和调整我们旧的党组织。耶稣曾告诫人们不要用旧皮袋装新酒。[14]一般地说，这个告诫很好。但是规则也有例外。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现在也是完全不能放弃旧皮袋。不无讽刺的是，我们那些不愿用旧皮袋而准备另造新皮袋的同志们都惊讶地哀叹（见以上所引维堡地区同志们的信），他们的新酒全都变成只能用来制造小资产阶级酸醋的酵母了。应该看到这种状况，千万不能忽视。
斯·同志为我们设计了一个缝制新皮袋的模样。他建议建立一些与党的小组不同的社会民主主义团体。其实，党小组怎么使他感到如此不快呢？原因就在这里。
用他的话来说，它们一开始就不是独立地执行任务，只靠一些革命的口号才得以维持。他说：围绕这些‘口号’，产生了这场关于目前时局的争论。当革命运动高涨时，小组以它的组员为代表按时参加有各种组织的会议。随着革命的衰落，它就不存在了，那个旧的党组织及其一套工作也随之没有了。小组的全部活动就是为了准备和采取革命行动的”。
真是奇谈怪论！党的小组本来就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假定说，那个旧的党的小组已经达到斯·同志的目的。现在它又为什么不能达到新的目的呢？斯·同志也许会说，这是党的小组的结构本身造成的。我不想争论也不想反驳，因为我已经同意他的下述看法，我们党的体系必须根据时代的要求加以改造。可是，如果斯·同志借口改造我们的旧体系而劝我们离开它，重新另建一个体系，我就要抗议了，还要提醒他不要忘记起码的逻辑要求，不要忘记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切身利益。
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正好收到一位同志的来信，提到了我这里想谈的问题，也就是说，提到了“取消主义”。我的这位尊敬的通讯员发现“取消主义”（它的存在连这位并不是什么派别外交家的人也不否认）的意图在很多场合绝不是用某些理论上的看法所能解释的。他说：“人们在心理上总是希望少受些阻力；以前，有些人不知不觉地被‘引入’革命斗争，并参加了党，现在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地离开党，一去不复返了。因此，这种主张国前取消党、把迫切的工作推到遥远将来的理论，总认为最好是什么也不要做”。
可以说，许多人是这样，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当然，如果根据这位尊敬的通讯员的意见，说我们的那些过去的同志（他们虽然离开了“党小组”，但并没有闲着，还在广大的无产阶级组织中进行工作）也是如此，那就不对了。在这些组织中有不少严肃认真的、十分坚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目前的活动方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坚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并不知道，他们的努力实际上是在反对社会民主党，使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更容易侵入无产阶级队伍。请您同这些从前的同志中的任何一个人去谈一谈，他就会告诉您：“我愿意工作；但是，把精力花费在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上，我真感到厌烦了。”这就是他们退党的真正原因。现在我暂时不提布尔什维克对于那些党的骨干力量（再说一遍，因为这些力量经常是举足轻重的）的退党应负多大的道义责任。既然我在这里谈到了盖什维克，那么我就要从孟什维克这一方面（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来看一看这件事。我要问一问那些由于与布尔什维克争论感到失望而离开党的孟什维克同志：一个坚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难道能如此失望，以至心安理得地放弃自己一贯坚持的点的错误策略的反对者吗？这样悲观失望就等于认输，说得严重些，就等于承认自己完全溃败。孟什维克何苦要认输呢？最近几年的事态难道还未表明正确的正是他们（他们相信自己的策略是合理的），而不是他们的论敌一朋友布尔仔维克吗？对真相有所认识，难道还不足以产生一种道义力量，不再计较党派纠纷所造成的那些不愉快的事吗？但愿孟什维克同志们不要忘记法国的这句谚语：Les absent e ont toujours tort﹝缺席者总是有罪的﹞。他们离开了党，于是人们便有理由认为，他们全都对党犯了罪。
目前的无产阶级国际也会认为是这样。
赶快声明一下。几年前我在《论策略和鲁莽的几封新书信》的一封信中已经指出，我早就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时我们许多孟什维克的爸爸才开始向他们的妈妈献殷勤。我一点也没有党派狂热。但是孟什维克派（那时他们还没有犯对第一届杜马所谓半抵制的错误）一直坚信我的那些从社会主义信念一形成时就认为是正确的策略观点。我那时认为，这些人的活动可以保证我们党的健康发展。我也明知他们有缺点，我不止一次地向一些有威信的孟什维克同志证明，他们正在犯一个大错误，因为他们准备同那班或多或少地沾有机会主义气味的老爷携手并进。伦敦代表大会以后我就看出了孟什维克派有“取消主义的”意图。我曾认为，这种危险病症将要毁掉我们队伍中少数悲观失望的同志。现在的结局似乎并非如此。这个危险的病症不止造成了一些蒙难者，它在我们之间引起了真正的灾难，我认为我应该大声疾呼，警告所有孟什维克同志们要提防他们面临的危险性。依据这个理由，人们开始议论，甚至在报上议论我已有所“转变”。但是我并没有什么转变，也不想有所转变；相反地我是反对“转变”的（难怪卢那察尔斯基[15]先生说我是一个思想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尤其反对向“取消主义”方面转变。我现在的处境真有点象十八世纪的那个法国农民了， 据说这个农民曾不止一次地高喊：“Vive le roi sans gabelle！”﹝“不征盐税的国王万岁！”〕我也准备热诚地高喊，没有取消主义的即革命的孟什维主义万岁！然而，我并没有忘记（我没有忘记正是因为我没有沾染那种很容易发展为党派呆小病的派别狂热）孟什维主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我的目的仍然是希望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取得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胜利。要是孟什维主义对这个伟大目的在我看来不再起促进作用，我当然会同它一刀两断。“取消主义”的胜利也许就是一个使孟什维主义由革命派变成机会主义的、甚至完全敌视社会民主主义的派别的转折点。那时我就不会保卫它了，而且要同它作斗争，一直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但是还不至于如此。尽管“取消主义”目前在孟什维克中间很有市场，但是在他们中间还没有成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派别。还能够同它斗一斗。应该同它斗一斗。凡是不希望我们党分裂、对机会主义感到厌恶的孟什维克将要同它进行斗争。这些同志一定会明白（当然最好是他们已经明白）：凡是不希望党分裂并对机会主义感到厌恶的人，只有一条道路可走，这就是巩固和扩大我们秘密的党组织，努力提高它的思想威信。
这就是我现在向这些同志提出的希望。他们必须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地反对“取消主义”。应该赶快行动，时间还不晚，“取消主义”在我们这里还未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潮；我们知道，这种思潮直通那个机会主义的泥潭，陷进那个与社会民主主义为敌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的泥潭就难以拔足了。Cavcant consules！ ﹝警惕啊！﹞
[1] 孟什维克取消派于1908年2月-1911年12月先后在瑞士日内瓦和法国巴黎出版的机关报。——译者注
[2] 指沙皇政府于1907年6月3日发动“六三政变”后召开的国家杜马这一咨议性的代议机构，1907年11月召开，存在到1912年。这屈国家杜马和其他各届国家杜马一样，是被地主和资产阶级控制的、沙皇政府的御用工具。——译者注
[3] 米·叶·谢德林（1826——1889），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辛辣地讽刺了俄国专制制度。马克思.列宁充分肯定了他的作品。——译者注
[4] 内务大庭布里本秉承沙皇旨意主持拟定的关于召集国家壮马的法案和选举条例：于1905年8月6日颁布。沙皇政府准备召集的这届国家杜马，通称布里根杜马。——译者注
[5] “未来的音乐”一语来自1850年发表的德国作世家理查·瓦格纳《未来的艺术作品》一书，后人赋予此语以讽刺的含义。——译者注
[6] 即1907年5月13日——6月1日（俄历4月30日——5月19日）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译者注
[7] 格·斯·赫鲁斯塔廖夫—诺萨尔（1877—1918），最初是无党派人士，后加入孟什维克、1905年革命失败后，成为取消派分子；后因从事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反革命活动而被处以死刑。——译者注
[8] 拉丁文，意思是∶时代在变。——译者注
[9] 拉丁文，意思是：非此即彼，没有第三种可能。——译者注
[10] 丘必特要谁灭亡，先使他失去理智。——普列汉诺夫注
[11] 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1906年9月3日——1909年12月11日由列宁编辑，先后在芬兰，瑞士日内瓦和法国巴黎出版。——译者注
[12] 1897年10月-1902年12月出版的俄国经济派的报纸。——译者注
[13]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伟大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理论家和活动家，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者之一。——译者注
[14] 据圣经新约记载：耶稣曾对他的门徒说过：“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如果这样散，皮袋就要裂开，酒将漏光，皮袋也开环了。只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才都保全。”——译者注
[15]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参加革命运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成为布尔什维克。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时期，一度背离马克思主义，参加了机会主义的“前进派”，成为造神派的首领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成期间坚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1917年初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到1929年一直担任苏维埃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译者注
略论“全面划清界限”的好处
普列汉诺夫
有人说，反动时期总要引起革命者之间的分裂。的确是这样。布尔什维克阵营最近发生的分裂可以说是对这种看法的正确性的又一个证例。分裂当然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在这件不愉快的串发生的同时，又发生了许多小事，毕竞很令人遗憾。例如，在那份关于布尔什维克的新分裂的报告（《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的被撤职人员给布尔什维克同志们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对目前布尔什维克派所宣布的分裂的理由，我们已经做了说明。同志们，希望你们不要再描绘在国外同事中所发生的这种准备了一年多的分裂了。你们可以想象：这幅画相当难看，尽是无谓的斗争、排挤、争嘴斗舌”。我知道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是“不屈不挠的”，我也能想象到，这件事做得并不很顺利，使做这件事的人在心里留下了许多苦恼。我总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分裂当然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可是，有时分裂也是必要的，那就不必计较那些不愉快的方面了。此外，一件坏事有时往往也能防止另一件更大的坏事。布尔什维克派的分裂可能促进（我不说必然促进）我们党的队伍的巩固。这倒很有益处。因此我赞成布尔什维克的分裂。
是的，有人会说，您赞成分裂，因为它会削弱我们的对手布尔什维克的力量。我说：不对。我赞成分裂，尽管分裂会增强我们的对手布尔什维克的力量。
读者自然还记得在《钦差大臣》[1]中，奥西普兴奋地喊道：“把糖块和口袋都拿过来！全都交给我！一切都有用。那是什么？是绳子吗？绳子也给我，在路上有用，车子坏了，可以用它绑一绑。”[2]
老实说，据我看，列宁同志最近几年就很象这位奥西普。大家知道，他一踏上同孟什维克斗争的道路，便认为在这条路上一切都是有用的。“把明斯基[3]及其神秘主义拿过来，把波格丹诺夫[4]及其经验批判主义拿过来全都交给我！一切都有用。那里是什么？是有福的阿纳托利[5]和新宗教吗？有福的阿纳托利在路上也有用，可以指责孟什维克为‘立宪民主主义’，可以写一篇小文章谈谈工会应该由党领导。”于是列宁同志的周围逐渐堆积了许多这样的绳子、蒲包、糖块，这一大堆东西把他本人和他狭隘理解的马克思主义都遮没了。他以为，这一大堆东西就是他的力量的源泉，其实，这一大堆东西是他这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弱点的根源。不仅如此。这堆东西使我们全党面临很大的危险。所有这些神秘主义者、经验批判主义者、造神派和超人很可能要把党内（因为党也许已经受了他们的影响）一切马克思主义的痕迹都毁掉。应该料到，荒谬的实践很快就会适应荒谬的理论。在经验批判主义和造神说的理论基础上（以明斯基先生为代表的神秘主义早就放弃了承蒙列宁同志在那堆对付孟什维主义的东西中让给它的位置），很快就产生了无政府工团主义、“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以及其他各种主义。这些“主义”真不少，正象我们在以上援引的那份报告中所看到的，我们这位开始在身边一一用乌斯宾斯基[6]小说中的一位主人公的话来说——扩展地盘的布尔什维克奥西普不得不认真考虑了。我衷心地同情他在这方面的研究。以上列举出的这些主义，只能给我们社会民主党带来危害，早就该对它们“斩草除根”了。
我希望波格丹诺夫能帮助列宁同志铲除这些有害的主义。我本人从来也没有认为这位先生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弗·伊林[7]在不久前出版的《物唯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说，我记得大意是：如果忘掉波格丹诺夫的经验批判主义，可以认为他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好吧，也许我弄错了！我始终相信，这位可好可不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象一位在各方面都不讨人喜欢的笨如鸭子的女舞伴）在对布尔什维克派的整顿方面虽大力支持过列宁同志，我还希望事实不会动摇我的这个信念。玩笑究竟是玩笑，可是列宁问志和他的那些亲密战友实际上做得很好，他们已经同恩·马克西莫夫[8]们、尼古拉耶夫[9]们（见上述报告后面的签名）以及其他社会民主党人的缺点“划清界限”了。大家知道，如果从一个代数式的总值中去掉一些负值，那么其正数的作用就会增大。所以我才会说，布尔什维克的分裂一定会增强布尔什维克派的力量。列宁同志采取的“划清界限”的良好结果应该迫使孟什维克同志们认真考虑，划清界限的行动有时是多么有益啊。布尔什维克虽曾受到各种分子的威胁，这些人可以统称之为无政府社会主义者、现在威胁着孟什维克的人，准确地说来就是“取消派”。布尔什维克已经同那些无政府社会主义者划清界限，现在我们也该同“取消派”划清界限了。这样一来就会发生“全面分化”，这会使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更容易在共同的党的工作的基础上接近起来。我说的恰恰是相互接近，而不是孟什维克接受布尔什维克的观点，也不是布尔什维克转到孟什维克的立场上，那些“已被清除的”无政府社会主义者现在正为此而奔走呼号。这种转变真是胡说八道，使那些天真幼稚的人更加糊涂。“全面划清界限”既不消灭布尔什维主义，也不消灭孟什维主义，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这两派人，一旦各自清除了多余的、不合式的反对派，反而都会更加有力量。我在宣布我们党的伦敦代表大会开幕时曾说过，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实现统一是可能的，因为党内没有“修正主义”。那时这样说是对的，至于我们的党，现在仍然可以这样说，大家知道，我们党已经摆脱了它最讨厌的那些寄生虫，既清除了布尔什维克派中的无政府社会主义，又清除了孟什维克派中的“取消主义”。这两派中的寄生虫都是“修正主义”的变种。只有把这两派中的寄生虫全都消灭，我们的党才能立足于马克思学说的坚实基础之上。这样做才能保证党的统一。到那时，分歧也不会消失，争论也不会停止。这有什么关系呢？一位以弗所的伟大思想家说过：“争论是万物之父”。我们将要争论，但是尽管争论，我们还要力求达到一个伟大的目标：巩固我们的党并加强党对广大工人群众的影响。只要那些无政府社会主义者在布尔什维克中间还象在家里一样，只要那些“取消派分子”在我们这里还继续受到公认，那么就绝不可能开诚布公地谈论两派所共有的党的目的。其实，个为秘密组织的最大荣誉只会“召回”和“抵制”的无政府社会主义者，一个准备同意一切就是不同意“地下工作”的取消主义者，怎么会有共同的目的呢？在他们之间除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不可能有别的什么，而且这场斗争不管最终是谁胜谁负，是“取消主义者”还是无政府社会主义者：必将威胁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存亡。社会民主党听到他们争论，也只能象一出法国喜剧中的那位看到女儿写的婚约草稿的父亲那样说：“Mais dans loul cela il ne s’asit que dc ma morti！”﹝这里处处说的是我的死！﹞
布尔什维克所进行的“划清界限”的工作为摆脱这种可悲可笑的状况敞开了一扇门，我们孟什维克为了同我们的“取消派分子”“划清界限”，也应该敞开另一扇门。
“全面划清界限”万岁！
[1] 《钦差大臣》是伟大的俄国批判现实义作家尼·瓦·果戈里（1809—1852）写的一部揭露沙皇专制制度腐败不堪的讽刺剧。——译者注
[2] 参看：《果戈理小说戏剧选》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346页。——译者注
[3] 尼·明斯基（1885—1937），俄国颓废派分子，曾鼓吹艺术中的唯我主义观点，宣扬反动的宗教神秘主义的理论。 ——译者注
[4] 亚·亚·波格丹诺夫（1873—1928），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年7——8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为布尔什维克。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是机会主义召回派的领导人，“前进派”的首领，在哲学上，他把马赫主义搬到了俄国，创立了经验批判主义这一主观唯心主义体系。1909年6月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党。——译者注
[5] 阿纳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瓦也夫（1872—1899），俄国社会民主党人，1892年加入下新城马克思主义小组，1893年加入彼得堡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小组，1895年积极参加创建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后被捕，1897年流放到西伯利亚。曾同列宁一起反对经济派。——译者注
[6] 格·伊·乌斯宾斯基（1843—1902），俄国作家、政论家，革命民主主义者。他的作品虽然具有民粹主义观点，仍真实地绘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村社的瓦解。列宁称他是“描写农生活的优秀作家”。——译者注
[7] 列宁的哲学名著《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9年山典斯科“环节”出版社出版时，署名弗·伊林。——译者注
[8] 亚·亚·波格丹诺夫的化名。——译者注
[9] 列·波·克拉辛（1870-1926）的化名，老社会民主党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会后为布尔什维克，后被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08年移居国外，一度成为召派分子，曾加入"前进”集团。十月革命后是苏联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 ——译者注
必要的更正
普列汉诺夫
在《二十世纪初的俄国社会运动》[1]第一卷出版以前，曾有这样一段声明：“编辑部认为必须通知订购者和读者，格·瓦·普列汉诺夫已经退出编辑部。在本书第一卷中，除了《社会政治思想的演变》，所有的文章都是由格·瓦·普列汉诺夫校订的”。
这是不确切的。实际上，我在这卷书中是一个事先讲好条件的编辑。作为事先讲好条件的编辑，我校订了收入该卷的所有文章，也包括亚·波特列索夫[2]的那篇《社会政治思想的演变》。校订这篇文章以后，我确信，这位作者（这位坚定的“取消派分子”[3]曾在1907年德国党的慕尼黑代表大会上见到我）彻底背弃了革命观点。因此我辞去了编辑这个头衔。现在我来说明一下为什么我要说我是事先讲好条件的。最初（去年夏天）读到亚·波特列索夫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时，我已经发现，波特列索夫在慕尼黑所表述的“取消主义的”思想在他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他根本不能以一个革命者的眼光来观察社会生活的过去和现在。因此我当时就不想过问这本书的出版，但是费·伊·唐恩[4]和尔·马尔托夫[5]却劝我在亚·波特列索夫没交出最后修改稿以前，仍留在编辑部内。他们对我说；“假如文章不能使您满意，那时您再退出编辑部还来得及，但是我们希望您一定会满意的”。我陆续收到这篇文章的修改稿，我越读就越坚信，我同亚·波特列索头的意见是大相径庭的。去年深秋，我退出了编辑部，我在给尔·马尔托夫的一封信中说，我同波特列索夫分手了。
再谈谈我是怎样编辑其余的文章的。我认为这些文章也不能令人满意（这是常有之事），这时，有人对我说，时间来不及了，无法用其他文章来替换，只能做些修改。我也无能为力。越往后，我就越觉得这件事办得很糟。就是因为这件事，我才退出了编辑部。去年秋天我已经看出波特列索夫的这篇文章已无法修改了，我便提出辞职， 终于卸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A queIque chose malneur est bonl.﹝塞翁失马， 安知非福！〕
[1] 这是一本由取消派分子马尔丁诺夫、马斯洛夫和波特列索夫编辑的论文集，1909年在彼得堡出版。——译者注
[2] 亚·尼·波特列索夫（1869-1934），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参加了《火星报》的创办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是孟什维克。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是取消派分子。第一次大战期间鼓吹社会沙文主义，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译者注
[3] 他并没有使用这个后来人们想出来的、夹杂外来语的术语，但是他在发言中说的意思就是现在我们的党已经不需要了，可以“取消”了。——普列汉诺夫注
[4] 费·伊·唐恩（1871-1947），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参加饿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成为盂什维克的首领。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成为取消派的头子，在国外参与编辑取消派报纸《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鼓吹社会沙文主义，反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译者注
[5] 尔·马尔托夫（1873-1923），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前半期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曾参与创办和编辑《火星报》。俄国社会民生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是孟什维克的首领，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后成为取消派分子，主编《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中派立场：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领导过孟什维克国际义者集团。十月革命胜利后，又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译者注
感谢 蘑菇君 录入、闲汉 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