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我们为什么应该感谢他？ （1898年10—11月） 说明：本文发表于1898年10月30日、11月2日和3日的《萨克森工人报》〔Sächsische Arbeiterzeitung〕第253—255期。1898年10月3—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召开了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伯恩施坦委托倍倍尔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声明。在这一声明中，伯恩施坦公开阐述了自己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批判的”论点（参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38—42页）。伯恩施坦的声明引发了大会对修正主义问题的热烈讨论，并最终作出一个谴责修正主义的决议，但并未对伯恩施坦进行组织方面的处理。考茨基在10月4日大会发言的末尾对伯恩施坦表示了感谢，这促使普列汉诺夫写作本文。普列汉诺夫曾请卢森堡将本文译成德文，由于没有时间，卢森堡只答应仔细校阅译文（参见她1898年10月17日的信，载《格·瓦·普列汉诺夫遗著》〔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наследии Г. В. Плеханова〕第5集，第268—269页）。普列汉诺夫在世时，本文并未用俄文发表过。在普列汉诺夫的文稿保管所中保存有本文俄文初稿的片段，标题为《但是他对我们说了什么新东西呢？》〔Но что же нового сказал он нам?〕（《格·瓦·普列汉诺夫遗著》第5集，第34—39页）。本版中发表的这篇论文是依照《普列汉诺夫全集》〔Сочинений Плеханова〕第11卷的文字印行的。（以上说明整理、修改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878页中的注释第434，见该书第878页，原注释是对俄文版《格·瓦·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766页编者关于本文说明的翻译。——录入者注）
来源：《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第405—418页；《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86—99页；《普列汉诺夫文选》，张光明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42—255页。 译者：刘若水 译，译自《格·瓦·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6年，第362—373页〔Г. В. Плеханов Избранные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Моск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6, стр. 362-373.〕。 敬爱的同志！ 请允许我首先向您表示自己的感谢，因为听了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的几次发言，是很愉快的。这些发言，由于党代表大会绝大多数代表向您表示热烈拥护，是有很大政治意义的事件。如果说，从前德国党的某些党员如伯恩施坦、康拉德·施米特[1]、海涅[2]诸先生的言论能够使我们的敌人怀着希望，以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准备放弃阶级斗争的革命立场而落入机会主义的泥坑，那么现在这种希望是云消雾散了。现在不可能有任何的怀疑。现在任何人部相信，伯恩施坦、康拉德·施米特和海涅先生所表示的绝不是党的观点，而且相信辛格尔同志完全有权在自己的闭幕词中说：我们现在是同过去一样，而且将来还会是这样的。不错，德国社会民主党确实和过去任何时候一样，是我们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忠实旗手！ 可惜，在您的一次发言中，有一些地方能相当减弱它所引起的深刻的和愉快的印象，而且将来还会引起很大的误会。我这里所指的是您反对伯恩施坦的发言，因为其中可争论之点无疑地不仅使我而且使其他许多人感到震惊，所以我想不在和您的私人谈话中，而在给您的公开信中加以讨论。 您在您的发言中说：“伯恩施坦没有使我们丧失勇气，而只是促使我们深思熟虑。为此我们要感谢他。”[3] 这是对的，但是不完全对。确实，伯恩施坦一点也没有使德国社会民主党丧失勇气。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足以证明这一点。但是说到他促使我们深思熟虑，这是可能的吗？我以为很难这样说。 为了启发人去思考，必须举出新的事实，或者就已知的事实作新的发挥。伯恩施坦两样都没有做到，所以他不能启发任何人去思考。 或者，我对于伯恩施坦的著作的评价是错误的吧？好吧，让我们来考察一下。 不消说，我们这里所关心的只是他的那些引起某些同志一定的责难的著作。最近几年他所写的著作就属于这一类。关于他从前的著作，可能也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必谈这一点。 总之，伯恩施坦最近几年来一般是在进行反对他所说的革命空谈的斗争，特别是在进行反对“灾变论”的斗争。他反对这一理论的中心论据，就在于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发表的许多见解无疑地没有为后来社会生活的发展所证实。他说：“社会关系的尖锐化并没有像《宣言》所描绘的那样实现。想掩饰这一点，不仅没有用处，而且愚不可及。有产者的数目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伴随着社会财富的巨大增殖的，不是资本家巨头的数目愈来愈减少，而是各种等级的资本家的数目不断增加。中等阶层的性质改变了，但是他们并没有从社会阶梯中消失。”[4]如果我们把伯恩施坦的这些议论服他所说的某些工业部门资本集中进行得很慢，而今后商业危机不会像从前那样尖锐和普遍这种意见合起来看，那么就可以完全有权利说，他反对“灾变论”的全部论据不过尔尔。而现在，敬爱的同志，您注意地看一下这种论据您自己就会相信；这里面没有一点东西，绝对没有一点东西不是资产阶级阵营中我们的论敌们已对我们说过多少次的。那时候您也就必然会承认，我们绝对没有任何理由必须感谢伯恩施坦。 无疑地，您是知道舒尔采-格弗尼茨[5]先生的著作的。请拿他所著的《论社会和平》[6]一书从第2卷第487页起读一读。舒尔采-格弗尼茨先生想在那里驳斥“灾变论”。他把这一理论表述成这样：“大工业的发展意味着工人日益没落为未分化的无产阶级队伍，财富积聚于少数人之手，中等阶层消灭，社会革命党出现。”依舒尔采-格弗尼茨的意见，事实是和这一理论不符合的：“商业部[7]的详细统计表明，英国的现象是恰恰相反的；因而社会革命派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一方面，工人的经济状况最近50年来有了不断改善，另一方面，“那种认为财产集中于越来越少的人手里的流行的观念”，原是错误的。最后，股份公司的广布，吸引越来越多的小积蓄所有者分沾大工业企业的利润。这一切情形加在一起，据舒尔采-格弗尼茨的意见，就为和平解决社会问题开辟了道路。 他在自己的另外一部著作《大生产——经济和社会的一项进步》[8]中，也发挥过诸如此类的见解。 “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说法，是远不正确的；实际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在英国已有统计证明。当工业的雇主们在社会和政治关系上争到首要地位时，在他们后面有新的中等阶级开始兴起，它们先在经济上后来又在政治上巩固起来。”（第225页）舒尔采-格弗尼茨的议论和结论都是谈的英国。他承认，别的国家的情形要不同一些，例如在德国，“中等阶级还在大大减少”。但是他只以德国的落后来解释这个事实，并借此表明，他认为自己关于英国是说得正确的那种情形，将来在德国也将得到自己的全部意义。 这里不预备指出舒尔采-格弗尼茨的议论和结论是何等地片面和偏频。敬爱的同志，关于这点，您当然比我清楚得多。乔·乔·戈申[9]就是一个想证明现在的英国正处于新中等阶级形成时期的研究工作者。他在1887年12月在伦敦统计家协会宣读的讲稿中指出：“说‘数字能证明一切’的侮辱统计家的说法，只能表明从来不说假话的数字可以被用作说假话的佐证。数字本身从不说谎，但是谁都必须承认，无论什么精确可靠的材料都不及统计材料那样容易用来适合于一个引用者的特殊的目的。”当我一翻阅舒尔采-格弗尼茨的上述著作时，每次我都记起果森的这几句话。但是我现在不想详论这一著作。我在此只想对您指出，伯恩施坦只是重复了舒尔采-格弗尼茨在他以前几年所说过的话。 但是连舒尔采-格弗尼茨也绝对没有说出什么新的东西。还在他以前，就有几个英国的统计学家关于这一问题有所发挥，例如，上述的果森；同样，还有几个法国经济学家，例如，保罗·勒卢阿-博利约[10]在他的1881年巴黎出版的《论财富的分配及社会不平等的趋于缓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所引的舒尔采-格弗尼茨的著作不过是保罗·勒卢阿-博利约曾特别加以详细研究的旧题之新说法。这样伯恩施坦所反复咀嚼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言论。为什么我们应该只感谢他而不感谢那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呢？为什么我们必须断定，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而是他，伯恩施坦，启发了我们去思考呢？不是这样的，最可敬爱的同志。假使真要说到我们应当感谢某人，那么我们应当公道些，不应当感谢错了人。一般地说，我们应当感谢一切“经济协调论”的拥护者和崇拜者们，首先，当然是感谢不朽的巴师夏。 伯恩施坦不止一次惋惜地说：“认真打算科学地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是寥寥无几的。”而当他在自己的《社会主义问题》中对于“早已被证明了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要求作挑剔的批评”时，他得意地说：“任何一种理论工作都是对于以前为人承认的原理的‘挑剔的’批评”，而“假使《新时代》想成为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机关刊物，它就不能逃避这一‘挑剔的’批评”。他接着说：“而且哪一个错误不是从前某一个时候的‘早被证明了的真理’呢？”而他的“理论工作”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些小市民的想法，如强调“经济上自我负责原则”的重要性，以及后来……坚决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敌人们的理论观点的转变。伯恩施坦把最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真理”端来给我们，而且还自以为是在把马克思的理论从伟大思想家所业已达到的地方向前“发展”。这是多么奇怪的妄想！关于伯恩施坦，我们可以重复一下浮土德关于瓦格纳所说的话： 贪婪的两手向着宝藏深挖， 挖着一条蚯蚓也快活无量。[11] 在斯图加特约党代表大会闭幕时，格雷利希同志曾替伯恩施坦说了这样几句辩护的话：“我深信，我们的事业只能从批评得到益处。德国社会民主党从自己的伟大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接受了伟大的遗产。但是即在这里，我们看不到最后的真理，而只有永久需要重新向事实看齐的科学。”这是最正确不过的话。但是难道格雷利希同志真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留给我们的伟大遗产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学说折中地混合起来就能得益吗？难道他能把对这些学说的完全无批判的咀嚼称为批评吗？而在伯恩施坦的文字中除了这一无批判的咀嚼以外，我们实在找不到别的东西。只是由于这一无批判的咀嚼的结果，他才把自己的蚯蚓端给我们。 我顺带指出，伯恩施坦不是唯一错误地对我们的敌人的学说采取这样的无批判的态度的人，不过这一态度以伯恩施坦表现得特别鲜明罢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些博学的同志也一时兴高采烈地出来证明，甚至对于马克思，他们也可以采取“批判的”态度。于是，他们抓住资产阶级的敌人对马克思的理论所作的一些歪曲，后来并借助于从这些敌人那里抄袭来的论据，得意地进行自己的“批评”。 最敬爱的同志，您当然理解，社会主义理论从这样一种“批评”里绝不会得到什么益处，在最好的情形下也只是那些“批评家”先生们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圈子内所得到的同情。 马克思的理论不是最后的永恒的真理。这是对的。但是它是我们时代最高的社会真理，我们既没有理由把这一理论变为新出现的巴师夏和萨伊的“经济协调论”，也不应该把带着这种倾向的批评恭维成严肃的批评而予以称许。 最敬爱的同志，请原谅我离开了本题。我现在回到伯恩施坦，谈谈现已成为著名插曲的“最终目的”。 二伯恩施坦在宣布了自己对于最终目的的漠不关心的态度以后，感觉到自己必须做一番说明和辩解。但是这些说明和辩解没有得到任何结果。我读了这些说明和辩解的文章以后，我就越发相信那一久经考验而且应当为任何一个作家所认真遵守的规则，那就是要先把自己的论文修改好，然后再交去付印，因为在论文印出以后再来纠正就于事无补了。同时我又自问，到底是什么动机使得伯恩施坦写这一篇没有任何逻辑意思的文章，或者如俗话所说既没有道理也没有调子的文章呢。开头我以为他是在把一句名言（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莱辛说的）依照自己的意思，照伯恩施坦的方式，来加以翻新。这句话是：“如果造物主在一个手中握住全部的真理，在另一个手中握住追求真理的意向，要我选择，我就宁愿要那追求真理的意向而不要现成的真理。”但是后来我偶尔翻阅了一下《论社会和平》一书，就看出这句臭名昭著的话原来别有出处。 据舒尔采-格弗尼茨的意见，旧英国的经济学是仇视劳动立法的，而它之所以仇视后者是因为后者会限制成年人的个人自由。然而这种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是工厂立法的必然结果，工厂立法又是随着工人阶级政治影响的增长而进步的。这些条件在英国就为接受和传布大陆社会主义理论准备了园地，然而这个理论却也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因为据说“工人阶级处于绝望境地的说法”已被抛弃了。舒尔采-格弗尼茨继续写道：“社会主义由此就丧失了自己的尖锐性，只被用作论证立法要求的根据。因此，一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作为最终目的是被接受或被否决，实质上是无关重要的；因为这一要求对于革命的社会主义说来固然是必需的，但对于那些把近目标放在较远目标之前的实际政治的社会主义说来就不是必需的了。”（《论社会和平》第2卷第98页） 据舒尔采-格弗尼茨的意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也是英国的“实际政治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他的社会主义虽然不是“恩格斯和马克思精神”的社会主义，却很赞成国家对于个人的经济活动大加干涉，而且是“第一个主张在一定场合对于成年男子有加以保护的必要的政治经济学家”（《论社会和平》策2卷第99页）。我断言，现在，爱德华·伯恩施坦也是这一牌号的“实际政治的”社会主义者。舒尔采-格弗尼茨向我们叙述约·斯·穆勒的“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而且是根据他的自传中的材料。在我们一方面，也同样能精确认识爱德华·伯恩施坦的发展过程，我们所根据的是他自己所作的说明，而且是把这些说明跟舒尔采-格弗尼茨在上面所说的“实际政治的”社会主义者认为最终目的意义不大的议论联系起来的。 伯恩施坦在吸收了舒尔采-格弗尼茨和其他协调论者认为英国社会生活发展的过程仿佛驳斥了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观点的见解之后，就醉心于舒尔采-格弗尼茨所描写的“实际政治的”社会主义。从这种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最终目的即一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确实几乎是无所谓的，假如不是完全的空想的话。于是，伯恩施坦在深深感染了这种社会主义的精神以后，就急忙大声宣布自己对最终目的的新态度，而且上面所引的舒尔采-格弗尼茨关于最终目的的话不仅决定了他的思想方向，而且也决定了他的表达方式。这样，事情就变得完全明白，而初看起来荒谬之极的名言就有了极明确的含义。固然，伯恩施坦本人也为这一含义吓住了。他的说明和辩解就证明了这一点。他给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的信也表明了这一点。他在信中说：“《共产党宣言》对于现代社会发展作出的预断，如果只就它对于这一发展的一般趋势的描绘来说，是正确的。”[12]但是该信后面的内容就和这句话发生最明显的矛盾，即使伯恩施坦没有看出或不愿看出这一点，可是不论我们的事业的朋友或它的敌人却都是明白这一矛盾的。您在斯图加特的发言中也充分强调了这一点，您说：“他（伯恩施坦）对我们解释说，有产者的人数、资本家的人数在增加，因此，我们是依靠错误的根据来形成我们的观点的。的确，如果这样说是正确的话，那么不仅我们胜利的时刻要大大推迟，而且我们根本不会达到目的。”[13] 李卜克内西同志的发言也是同样的精神：“如果伯恩施坦的论述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埋葬我们的纲领，埋葬我们整个的过去，那么我们就不再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了。”[14] 从另一方面说，在伯恩施坦的论文《社会民主党和社会革命的斗争》刊出以后不久，尤利乌斯·沃尔夫教授[15]写道：“对于他的议论的重要性是怎样评价也不能算高的。这是对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的当头一棒，是对它的公开宣战。”（《政治经济学中的幻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社会科学》杂志1898年第4期第251页[16]） 我绝对不想否定伯恩施坦有棒吓他从前曾宣传过其思想的那个党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改变自己的意见。但是他不应该力求说服我们，说他的见解的改变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他应当知道和理解，他的新见解必然会导向舒尔采-格弗尼茨及其伙伴所鼓吹的“社会和平”。总之，伯恩施坦有和社会民主党战斗的权利，但是他在战斗时应当抛弃假面具。因为他没有这样做，所以他不值得我们感谢而值得我们重重地斥责。在文艺复兴时期或甚至更早些，有些学者曾极力想证明某些古代的哲学家是基督徒。不消说，他们实际上并未能证明他们所要证明的东西，而只是证明了他们完全没有意思证明的东西，就是说，他们自己抛弃了基督教的观点而成了异教徒。对于我们的一些替伯恩施坦辩护的“学者”，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他们没有能证明伯恩施坦继续忠于社会主义（“恩格斯和马克思精神的社会主义”），而是证明了他们自己受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政策家”的见解的感染。国际社会民主党应当当心这样的“学者”，否则它就会大受其害。 三伯恩施坦事件对于一切愿意想一想这个问题的人都是大有教益的，——而且也就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愿意同您，最敬爱的同志，一起说，伯恩施坦值得我们感谢。他由社会民主党变为“社会政策家”的历史，永久应当唤起我们的党的一切深思熟虑的人的注意。李卜克内西同志曾以英国条件的影响来解释这一转变。他说；“只有像马克思那样的天才才可以住在英国写自己的《资本论》。英国资产阶级的巨大发展却使得伯恩施坦起崇敬佩服之感。”[17]但是，难道真的必须像马克思那样的人才可以住在英国而不受英国资产阶级的影响吗？我想，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可以找到不少的同志虽然住在英国，却还是继续忠于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精神的社会主义”）。不是的，原因不在于伯恩施坦住在英国，而在于他没有很好地懂得必须“科学地研究”的那一科学社会主义。我知道，许多人会不相信这一点，但是事实正是这样的。 我发表在《新时代》上面的论文《伯恩施坦与唯物主义》，曾经指出这人的哲学知识如何少得可惊，他关于唯物主义的认识，一般地说，是如何错误。在我现在正为《新时代》写的论文[18]中，我要指出他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解是如何欠缺。现在我请您注意，他关于他所“批判地”反对的灾变论的理解也是少得惊人的。 他曾经这样向我们叙述“目前在社会民主党内占优势的对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看法”： “按照这种看法，迟早将有一场来势猛烈、规模巨大的营业危机通过它所造成的贫困激起人们猛烈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感情，促使人民群众深信在这种制度统治下不可能为了公共福利来管理现存的生产力，因而针对着这个制度的运动就获得了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它的压力之下，这种制度本身将不可收拾地崩溃。换句话说，这个不可避免的巨大经济危机将扩展成一个囊括一切的社会危机，结果将是无产阶级作为当时唯一自觉的革命阶级而掌握政治统治，在这个阶级统治之下将按社会主义方向实现社会的全面改造。”[19] 最敬爱的同志，您是不是这样地认识作为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而迟早一定要到来的社会“灾变”呢？难道您也以为，这样的“灾变”只能是巨大而普通的经济危机的结果吗？我以为不会是这样的。我以为，在您看来，无产阶级的未来胜利未必要跟尖锐而普遍的经济危机联系起来。您从来不是这样公式主义地看问题的。而且，就我的记忆所及，也没有一个别的人是这样地理解问题的。固然在1848年的革命以前曾经有过1847年的危机。但是还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没有危机就不可能有“灾变”。 的确，在工业十分繁荣的时候，很难指望阶级斗争的极端尖锐化。但是谁能向我们保证工业的繁荣将来还会继续维持下去呢？伯恩施坦以为，鉴于现代国际交通的便利，尖锐而普遍的经济危机就变得不可能了。假定真是如此，假定商业中的停滞真像法国经济学家巴特比在1865年所说的只是局部的（“l’engagement des produits ne Sera que partiel”）。但是谁也不否认我们刚经历不久的那一可怕的工业萧条有再度出现的可能。难道这些萧条不是最明显而可惊地证明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已超出了它的生产关系吗？难道工人阶级真地那样难于理解这一现象的意义吗？说工业萧条时期在引起失业、贫困和痛苦以后，将促进阶级斗争的异常尖锐化，这是美国很明显地对我们表明的。 伯恩施坦不考虑这些看法。他把我们对未来的期望只寄托在尖锐而普遍的经济危机上。他认为这样的危机将来很难发生，所以他以为整个的“灾变论”已被推翻了。他向我们提出了自己的死板公式，接着又证明这些公式确是完全死板的。而以后他就因这些易得的胜利而狂喜。这从他教训“教条主义者”所用的那种腔调就可以看出来。 最敬爱的同志，您当然记得，有许多同志在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上责备帕尔乌斯和伯恩施坦争论时的那种腔调。我也认为，如果帕尔乌斯在争论时的腔调不同一些，伯恩施坦或不致有不吭一声的借口。那时候全世界就会清楚地看出伯恩施坦的思想的可惊的贫乏。所以我对于帕尔乌斯之不能自制是很惋惜的。但同时我完全理解他的愤慨。依我的浅见，他的愤慨完全为环境所激成。此外，责备帕尔乌斯的人却没有一个注意到伯恩施坦自己的不愉快的腔调。这是一种自信、自满的学究气十足的腔调。当我读到伯恩施坦对于“德国的以及一部分英国的社会民主党的教条主义者”的教训时，我就对自己说，假使不把桑乔·潘萨[20]任命为省长而任命为社会科学的教授，假使他的天赋的健全理智突被蒙蔽，那么他的发言恐怕正是伯恩施坦的那种腔调。我知道：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胃口往往是不同的），但是我以为，许多人会觉得这样的腔调比热烈而带情感的腔调讨厌得多。 最敬爱的同志，您自己也承认，伯恩施坦的连载论文的标题《社会主义问题》令人喜欢，而内容却是可惊的贫乏。然而您还说，这些内容贫乏的论文启发我们思考。您预先就对伯恩施坦怀有好感，所以您是很不对的。 您在斯图加特说；“有人责备伯恩施坦．说他的文章削弱了我们对胜利的信心，束缚了无产阶级的手脚。我的看法不是这样。……如果伯恩施坦的文章当真使这一些人或那一些人对社会主义信念上发生动摇，那么这只是证明，不值得为这些人感到可惜，他们的信念不很牢靠，他们一有机会就会背弃我们。如果他们现在就背弃我们，而不是在一场灾变（那时我们需要每一个人）中背弃我们，那我们是可以感到高兴的。”[21] 伯恩施坦的文章能使哪些人丧失信心呢？显然，只是那些赞成（即使是暂时的）伯恩施坦的新观点的人。只要接受这一观点，就必然会使任何一个具有逻辑思想的人与旧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完全决裂。但是这样的思想转变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能不产生恶果；这一转变必然地，即使只是临时地，要减弱他的力量；而且，那些拥护伯恩施坦观点的人的力量和相信社会民主党胜利的人的力量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对于斗争的理解必然和我们不同，因此他们对于胜利的信念也与我们大有区别。所以必须说，我们的党的力量的削弱是和拥护伯恩施坦的人的增加（虽说是暂时地）成正比例的。和您一样，我也认为国际社会民主党没有理由特别重视这些人的效忠，我们的党毋宁说有充分的理由希望他们在党受到严重考验的时辰到来之前离开党的队伍。依我看来，您对这些人的严厉斥责是完全应该的。但是我似乎觉得您不彻底，因为如果您是彻底的话，就一定会更严厉地斥责那一直接影响这些人的人，即伯恩施坦本人。 我绝不想干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内务，不想决定您在《新时代》上登载伯恩施坦的文章是否应该。在我自己的心里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最敬爱的同志，您自己也知道，在斯图加特所争论的问题是对于全世界的社会民主党有巨大意义的问题。只是因为这一点，我才写这一封信给您。您说，和伯恩施坦的论争，实在说，只是现在才开始。我不完全同意这句话，因为伯恩施坦所提出的问题在帕尔鸟斯的论文刊登以后就已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于解决了。这是帕尔乌斯对全世界无产阶级所立的一个大功劳。但是问题不在这里。最主要的是，在和伯恩施坦重新开始论争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我所引用过的李卜克内西的话：如果伯恩施坦是对的，我们就只有把我们的纲领和自己的整个过去都埋葬掉。我们必须坚持这点并向我们的读者们公开解释，今天的问题就是谁埋葬谁的问题：是伯恩施坦埋葬社会民主党，还是社会民主党埋葬伯恩施坦？我个人是不怀疑而且从没有怀疑过这一争论的结局的。但是，最敬爱的同志，在我的信的结尾，请允许我再一次向您提出一个问题：难道我们真应该感谢这样一个给了社会民主党理论以沉重打击并力图（不管是自觉地或是不自觉地）埋葬这一理论以博得勾结在一起的“反动的一帮”的欢心的人吗？不能，不能，一千个不能。这样的人是不值得我们感谢的。
（感谢 sovietlijie同志 录入兼校订） 注释： [1] 康拉德·施米特〔Conrad Schmidt，1863—1932〕，德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在其活动初期赞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后来追随反对马克思义的资产阶级人士；他所写的著作是修正主义思想来源之一。 [2] 沃尔夫冈·海涅〔Wolfgang Heine，1861—1944〕，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国会议员，属于党内极右翼。 [3] 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中共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0页。——编者注 [4] 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39页。——编者注 [5] 格尔哈特·冯·舒尔采-格弗尼茨〔Gerhard von Schulze-Gävernitz，1864—1943〕，德国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者。 [6] 此处书名原文为德文。舒尔采-格弗尼茨：《论社会和平。论19世纪英国人民的社会-政治教育》，第1—2卷，1890年莱比锡版〔G. Schultze-Gävernitz, “Zum sozialen Frieden. Eine Darstellung der Sozialpolitischen Erziehung des englischen Volkes im neunzehnten Jahrhundert”, Bd. 1-2, Leipzig 1890〕。——俄文编者注 [7] 原文为英文“Board of Trade”。——录入者注 [8] 此处书名原文为德文。舒尔采-格弗尼茨：《大生产——经济和社会的一项进步。对棉纺工业的研究》，1892年莱比锡版〔G. Schultze-Gävernitz, “Der Grossbetrieb—ein wirtschaftlicher und sozialer Fortschritt. Eine Studie auf dem Gebiete der Baumwollenindustrie”, Leipzig 1892〕。——俄文编者注 [9] 乔治·乔基姆·戈申〔George Joachim Goschen，1831—1907〕，英国商人、政治家。起初是自由主义者，后转投保守党。在俄文版《格•瓦•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所收本文的正文中（第365页），戈申被错误地写为“Г. И. Гошен”，按书后人名索引（第806页），应为“Д. И. Гошен”。原中译名为“果森”，现改为“戈申”。——录入者注 [10] 皮埃尔·保罗·勒卢阿-博利约〔Pierre Paul Leroy-Beaulieu，1843—1916〕，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自由贸易的拥护者，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著有《论财富的分配及社会不平等的趋于缓和》〔Essai sur la répartition des richesses et sur la tendance à une moindre inégalité des conditions〕。 [11] 这是歌德所著《浮士德》第1部中的台词，见歌德：《浮士德》，郭沫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31—32页；《浮士德》，绿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19页。——编者注 [12] 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39页。——编者注 [13] 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46页。——编者注 [14] 参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51页。——编者注 [15] 尤利乌斯·沃尔夫〔Julius Wolf，1862—1937〕，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录入者注 [16] 原文为德文“«Illusionisten und Realisten in der Nationalökonomie», Zeitschrift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1898, Heft 4, Seite 251”。 [17] 参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51页。——编者注 [18] 指《Cant反对康德》。中译文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1961年，三联书店版，第419—452页。——编者注 [19] 见《伯恩施坦言论》，中共中央编译局资料室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第36页；《伯恩施坦文选》，殷叙彝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9页。——编者注 [20]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中的主人公唐·吉诃德的仆人。——编者注 [21] 见《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第49页。——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