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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丹·梯叶里和唯物史观

〔俄〕格·瓦·普列汉诺夫

1895年11月（王荫庭 译）


　　原文登载在1895年11月《社会变化》杂志上，收录于《格·瓦·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第2版第8卷第9—25页。中译文来自《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2年第2辑。


　　奥古斯丹·梯叶里是复辟时代在法国复兴历史研究的著名学者的优秀团体的成员。这个团体没有导师，也没有学生。但是它形成一个真正的学派。考察一下这个学派的基本概念是极为有益的。
　　沙多勃利昂[1]曾经称这学派为政治学派。这是不确切的。实际上，坚信人民的状况完全决定于立法的十八世纪哲学家们，善于把“立法”仅仅同立法者有意识的活动联系起来[2].这也是一种卓越的政治观。由此自然得出结论：每一个特定民族的民法应当把自己的起源归因于它的政治结构，归因于它的政府。哲学家们不断地重复这一点。
　　对于基佐说来，实际上恰好相反。他说：“大部分作家、历史家和政论家都力图用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说明这个社会特定的状况，说明它的文明的水平或种类。从研究社会本身开始来认识和理解它的政治制度，则会更合理些。制度在成为原因以前是结果，社会在受到制度的影响而开始变化以前创立了制度，不应当根据一个民族的政府形式来判断这个民族的状况，而应当首先研究这个民族的状况，以便判断它的政府应该怎样，可能怎样。”[3]
　　在这一点上米涅完全同意基佐。他也认为，政治制度在成为原因之前是结果。社会运动决定于占统治地位的利益，而且正是这个运动决定政府的形式。当政府不再符合民族的状况，它就会消失。所以，当人们需要有封建主义的时候，封建主义事实上还不存在；后来它事实上存在了，就不再符合需要了，因而最后它也就实际上不存在了。公社的解放改变了欧洲社会所有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它使得欧洲的政治进化朝新的方向发展。“民主制、专制君主制和代议制是它的结果：公社独占统治的地方是民主制；专制君主制同它们无法使之就范的国王建立同盟的地方是专制君主制；诸侯利用公社来限制王权的地方是代议制。”[4]
　　奥古斯丹·梯叶里同样不同意十八世纪哲学家们的观点。他说，宪法——这是社会的服装。旧的学派对国王的世系注意过多。它没有给人民群众的任何独立活动留下余地。“如果整个民族迁徙了，并且找到了新的居留地，那么，用编年史家和诗人的话来说，这是某个英雄要想为了显身扬名而建立帝国；如果新的习俗形成了，这是哪位立法者想出来要它形成的。如果形成一个城市，这是某个王公让它存在的；而人民、公民永远是某个人实现计划的材料。”[5]这样一来，叙述每个时代就变成了叙述立法者的出生、教养，叙述他的生和死。这种描写历史的方式对于中世纪的僧侣说来是天经地义的：僧侣作家们对那些给教会和寺院馈赠最多的人特别好感。但这种方式不是现代历史学家所应有的。我们现在所需要的乃是真正的国家的历史、民族的历史、公民的历史。“这一历史会同时给我们提供行动的榜样，并且引起我们在少数完全占据历史前台的特权人物的冒险行为中寻求不到的那种兴趣。在我们的心里，产生对于像我们一样地生活和感觉的人民群众的命运的依恋比产生对于人们向我们叙述的仅仅是权贵和王公的命运的依恋要快得多，而单单叙述权贵和王公的命运，我们是得不到有益的教训的。人民群众沿着自由和幸福的道路前进对我们会比征服者的进军更加印象深刻；－而人民群众的不幸比失去统治权的国王们的灾难更加触动人心。”[6]
　　因此，人民、整个民族应当成为历史的主人公。奥古斯丹·梯叶里怀着暗暗的愤怒谈到的无非是十八世纪历史学派不断援引的这些立法者（征服者）。不仅如此，在“公民”群众中，有特权人物和贫苦百姓，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历史学家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后者的生活上。“我们这些他们的子孙认为，他们什么都配得上，民族中为数最多和最没没无闻的部分应该恢复在历史中的地位。如果贵族过去能够觊觎赫赫军功和军人的荣誉，那么平民也有荣誉—技艺和才能的荣誉。平民训练了贵族的战马，他们联结了贵族铠甲的钢牌；那些以音乐和诗歌给城堡中的庆祝增添欢乐的人们也来自平民；最后，我们现在所说的语言－这是平民的语言；当贵族的庭院和城堡塔楼里传出日耳曼方言粗野的喉音时，平民创造了现在所说语言。”[7]
　　奥古斯丹·梯叶里不止一次骄傲地提醒说，他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是第三等级的儿子。他在一切方面都是这样的人。他站在这个等级一边；他的观点是平民同贵族斗争的观点、阶级斗争的观点。也许这不只使一位读者感到惊奇。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社会主义者第一个把这个概念引进了历史科学，——但这是错误的。在马克思以前它就引进来了，它在被沙多勃利昂不确切地称为政治学派并为奥古斯丹·梯叶里所归属的那个法国历史学派中就已经是一个中心概念。
　　对于基佐说来，全部法国历史都是阶级间的斗争、战争。在十三个多世纪的时期内，法国由两部分人民组成：一部分人民是胜利者——贵族；另一部分人民是战败者——第三等级。在十三多个世纪中，这些战败的人民进行了斗争，为的是摆脱掉胜利的人民所加的桎梏。斗争采取一切形式，运用各种武器；“当1789年全法国的代表们被召集在一起开会的时候，这两部分人民急忙恢复了自己原先的争吵：结束这些争吵的日子终于到来了。”[8]“革命改变了这两部分人民的相互关系；以前战败的人民成了胜利者，它也征服了法国。甚至复辟时期也不得不接受这个既成事实。宪章宣布，这个事实有其法律根源，而路易十八签署了宪章就做了新的胜利者的首脑。但是刚刚被战败的人民，也就是以前取得胜利的人民并没有屈服于自己的失败。他们继续进行自己原先的、十三个世纪来的斗争。而且在议会辩论时提出了问题，就像以前提出过的问题一样：是平等还是特权、是中等阶级还是贵族？它们之间不可能有和平。使它们和解乃是无法实现的意图。使它们达成协议，也会是同样无法兑现的幻想。”[9]
　　这里既不缺乏明白性，也不缺乏确定性。不过基佐善于用更加明白、更加确定的语言说出来。当他的政敌们在他的上述著作刚问世就谴责他煽动内战的时候，他回答说，他指出阶级斗争存在这个历史事实时并没有说出任何新东西。他写道：“我只想简略地叙述法国的政治历史。等级斗争充满，或者更正确地说，构成这整个历史（原文如此！）。关于这一点，革命前许多世纪以来人们都知道并且谈论过。1789年人们知道并谈论过，三个月以前人们也知道并谈论过。虽然现在有人责备我说了这一点，我却不认为有什么人会记不起这一点。事实不会按照内阁和政党的善良愿望、为了它们暂时的方便而自行消灭。如果德·布伦维列先生回到了我们中间，听到有人否认第三等级曾进行反对贵族的战争，否认第三等级曾为了消灭贵族特权和确立同贵族的平等地位而经常跟贵族斗争，他会怎么说呢？如果那许多被派进议会去保卫或争夺自己等级的权利的勇敢的资产者复活过来，听说贵族并没有同第三等级进行过斗争，并没有在看到第三等级成长时惊慌起来，也没有总是阻挠第三等级增强自己的社会力量和巩固自己的影响，他们会说什么呢？”
　　整个这一斗争——“这完全不是理论，不是假设，这是最纯粹的现实本身，不仅看出这个斗争丝毫不是功劳，而且否认这个斗争也几乎是可笑的。”[10]如果贵族的某些拥护者想要忘记它，这是因为他们不再认为自己的等级强大得足以经受住公开的斗争，而且在他们看到自己的等级逐渐衰弱时就力图欺骗中等阶级。于是基佐以愤怒的政论家风暴般的力量猛烈地抨击了他们。他大声说道：“统治着辽阔的国家并且迫使伟大的国王们颤抖的那个种族的不肖子孙们，你们背弃你们的祖先和你们的历史！你们感觉到自己没落，就对你们过去的伟大表示抗议。因为我们要求你们今后只做和我们平等的人，所以你们就否认你们曾经是我们的主人这一事实。老实说，如果我作为资产者不得不在这里恢复法国的历史，并向反对宪法上平等的人证明，他们的记忆太差了，我会感到羞耻。”[11]
　　由于作为艺术家，而不是作为战士，奥古斯丹·梯叶里从来没有像法国资产阶级最卓越的政治战士之一基佐所做的那样使劲地，满怀怒气地鼓吹阶级斗争。但是他很清楚地懂得中间等级当时同贵族进行的斗争的全部历史意义。他在1820年关于约尔登论北美合众国这本著作写道：“当代的贵族把自己的奢望同十六世纪的特权人物联系起来。后者认为自己出身于十三世纪百姓的主人，这些主人又把自己同查理大帝的法兰克人（其系谱上溯到克洛维的西康勃雷人）联系在一起。在这里，可以否定的只是自然的继承性；政治上的出身是不言自明的。让觊觎这种继承性的人如愿以偿，我们自己也希望有继承性－一种相反的继承性；我们是第三等级的儿子；第三等级出身于公社（自治的团体）；公社是农奴的避难所。农奴是征服的牺牲品。于是，从一个形态经过十五个世纪的过渡时期到另一形态，我们就达到应当加以消除的最后一种征服。上帝保佑，这种征服本身弃绝了自己最后的痕迹，战斗的时钟不会敲响了。而没有这种正式弃绝，我们就不能指望有自由和休息，也将不能指望从那种使居留美洲成为如此幸福和值得羡慕的东西中获得什么；这块土地结出的果实，决不会在仍然充满着侵略的残迹的土壤上生长。”[12]
　　资产阶级应当这样或那样地、用和平手段或者通过“斗争”，消灭贵族的特权，或者像基佐说的，而在他以前还有西耶士说过，战败的人民也会变成征服者。我们可以轻易地在米涅和梯也尔那里找到类似我们刚才引证过的那些篇章。不过这是无益的。现在已经证明，当马克思主义者说到阶级斗争时，他们在这里只是效法第三等级最杰出的理论家和历史家们的榜样。而且，当基佐说贵族的代表也第三等级的代表一样鼓吹过阶级斗争时，他丝毫没有夸大。在奥古斯丹·梯叶里先于他的《墨洛温时代的故事》而写的《法兰西史论丛》中，读者可以找到对1789年以前各种历史体系的相当详细的分析，这种分析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旧法国社会分裂成的那些阶级的斗争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历史学家们，即这个或那个阶级的拥护者们的观点。任何一个布伦维列或蒙洛节的语言常常都像基佐的语言或今天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的语言那样清晰有力。
　　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鼓吹的阶级斗争不同于今天社会主义者宣扬的阶级斗争的地方，首先是社会战争的理论家们提到的那个阶级的社会地位。不论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们关于人民、关于民族、关于公民群众、关于整个第三等级说了多少话，事实上他们捍卫的仍然是民族中间小部分人的利益，资产阶级的利益。基佐很懂得这一点，而且直截了当地说到这一点。他写道：“我知道……自行其事的、没有恐惧的、相信会胜利的革命，自然地和必不可免地要产生自己的、支配着社会的贵族。不过这种贵族将是另外一种，他们的形成将完全与我们见到其残骸的那种不同。”[13]如果像同一个基佐说过的那样，认为第三等级对贵族的斗争意味着平等对特权的斗争，那是不对的。实质上，问题在于新的特权取得胜利，也就是在形成上跟基佐和他的朋友曾反对过其残余的那些特权不同的特权取得胜利。对这一点，奥古斯丹·梯叶里大概没有像路易·菲利浦的未来部长懂得那么清楚。而且他的理想也没有超出中等阶级的胜利。例如他这样概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事件：“代替各个旧等级，即在权利和社会地位（原文如此！）上不平等的各阶级，形成了单一成份的社会；出现了二千五百万人组成一个唯一的公民阶级，他们生活在一种法律、一种规章、一种制度之下。”[14]往后该做什么呢？－不外乎保障新社会不受旧制度的拥护者的攻击，捍卫资产阶级的成果不受在阶级大搏斗中失败了的贵族的报复。的确，甚至在1830年以后，当时资产阶级已经彻底胜利了，奥古斯丹·梯叶里这个圣西门的过去的学生和“继子”还没有像基佐这个工人阶级一切运动的凶恶敌人那样完全站在心满意足的那些人一边。《法兰西史论丛》的作者看来没有完全指责从路易·菲利浦统治的最初几年起就开始出现的那些新的社会倾向和政治倾向。但是他远没有理解这些倾向；他希望社会和平、阶级融合，虽然他在复辟时代鼓吹过阶级战争。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社会和平不能不是、也不会不是无产阶级顺从于“新贵族”加在它身上的桎梏。[15]
　　不过回忆回忆以下一点将是公道的：在复辟时代和路易·菲利浦时代，甚至工人阶级的理论家，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也都还不理解无产阶级将要进行自己的社会战争和夺得自己的政治胜利。除了很少数的例外，他们在工人问题上也都主张或多或少完全的阶级融合，而不赞成阶级斗争。圣西门——奥古斯丹·梯叶里应当把自己的全部历史观念归功于他——就是最热烈地拥护工蜂反对雄蜂的战争的人之一。但是圣西门认为工蜂既是工人，同样又是工厂主和银行家。还必须谈一谈圣西门主义者。安凡丹很清楚地懂得地租和资本利润都是无偿劳动的产物。他说：“确认土地属于自己的私有者，通过租金把热爱劳动的人们双手创造的一部分产品据为己有。出租资本的结果实际上也是如此，而这意味着劳动者支付给某些人，好让他们能够休息，好让他们支配生产材料。”[16]
　　这个话说得好。但什么是把资本用于借贷的企业主的利润呢？它不也是对工人进行剥削的产物么？安凡丹回答说，不是，企业主获得利润是靠自己的劳动。利润和工资，对安凡丹说来是同一个东西，而且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表明自己根本没有能力理解李嘉图，因为这位英国经济学家说：如果利润不下降，工资就不可能降低。[17]这很好地说明为什么圣西门主义者也不愿意听到阶级斗争。他们都深信，主人和工人组成统一的阶级，他们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圣西门主义者只反对“军人和寄生者阶级”；甚至宁愿使它“感动”和“转变”[18]。
　　当十八世纪哲学家大张旗鼓地反对“特权”的时候，他们实质上只是反对封建所有制。土地所有者在他们心目中是对他人劳动的厚颜无耻的剥削者，几乎是强盗。相反，资产阶级所有制被他们看成是完全顺当的。商业利润和工业利润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商人和厂主劳动的产物：剩余价值的秘密对他们仍然神秘莫测。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理论家非常应时地继承了自己前辈们的这一理论错误。如果工人的收入远不像资本家那么大，这只是因为工人过去或现在都没有工作得像资本家那么多。圣西门和圣西门主义者把企业主的利润同工人的工资混为一谈，只是重复了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的错误。在理论上，工人在对主人的关系上的地位，因而也就是无产阶级在对资产阶级的关系上的地位，只有在经济科学最后能够说明剩余价值的来源和本性以后，才会弄清楚，并克服种种迷误。卡尔·马克思的这一发现结束了社会主义者在阶级斗争观上的全部错误。现代社会主义者情愿接受空想社会主义者十分珍爱的方案——“使之转变，接受自己的信仰”和“感动上层阶级”，不过有一个条件：在他们被剥夺以后来“转变”和“感动”他们。所有懂得“人性”的人都会同意，那时他们比现在要容易“转变”得多。[19]
　　现代社会主义者很懂得，只要问题涉及同贵族作斗争，不管是哪一种贵族，在他们没有被打败和解除武装以前，就谈不到和平，也谈不到休息。现在的资产者斥责社会主义者在需要安定与和解的地方煽动战争。他们断言，资产阶级任何时候都没有采取类似的行动。我们像基佐曾经答复过贵族的那样答复资产者：“堕落的人，事实俱在，让你们感到羞耻！”
　　“反革命总是十分懂得，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它首先关心的应该是普遍夺取政权，以便随后组织和利用政权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让国民党也懂得，对它说来重要的不是破坏政权，而是夺取它。”
　　1820年基佐就是这样写的。当社会主义者把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同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混为一谈时，他们对工人阶级的政治义务只可能有错误的观点。圣西门主义者之一在1830年写道：“至于所谓政治权利，我们看不出它们和群众的福利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20]现代社会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不可调和的对立不再有误解，他们清楚地看到“所谓政治的权利”怎样同群众的福利联系着。他们懂得，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他们也力求不是像“无政府主义同志”所希望的那样去消灭政治权力，而是把它夺取到自己手中。
　　文明社会的全部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一直到政治舞台上出现资产阶级的掘墓人——现代无产阶级以前，都清楚不过地知道这一点，而且没有把它忘记。但是这些历史学家怎样给自己解释在原始单一成分的社会里产生出利益对立的那个历史过程呢？——读者已经看到，他们把法国第三等级反对贵族同法兰克人征服高卢人联系起来。一般说来，征服在他们的哲学和现代民族的历史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奥古斯丹·梯叶里叙述说，有一次他为着“充实”自己的政治观点，读了几章休谟的著作，那里的观点像道道亮光一样使他惊讶，他合上书，感叹道：“这一切从征服的时期起便开始了，这一切都以征服为基础。”于是他立即根据这个新观点想出了改写英国革命史的计划。[21]
　　这是1817年的事。此后，我们这位作者的新思想成了他的其他许多历史研究的基础；而他那1817年刊载在《欧洲的批判者》第四卷中的《英国革命纲要》则清楚地表明他的观点的全部价值和一切缺点。
　　“凡是其祖先曾经征服英国的人都离开自己的城堡，投入国王营垒，在那里占有符合其身分的地位。城市和港口的居民成群地走向对立的营垒。那时可以说集合了两支大军：一支为了闲逸和权力，另一支为了劳动和自由。所有游手好闲的人－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所有只图生活上享乐而不劳动的人，都站到国王的旗帜下，保卫符合他们切身利益的利益，相反，以前的征服者的后裔中间那些当时经营工业的人则归附于公会的党派”。[22]
　　十七世纪英国的革命运动就是这样。以前的战败者对以前的胜利者疯狂的反动。初看起来这好像非常近乎情理。但是，当你重读上面摘引的一段话时，怀疑就出现了。那里有以前的胜利者的后裔，他们经营工业，归附于“劳动和自由”的党派。另一方面，国王的营垒里充满了所有只希望“不劳动而享乐”的人。而在他们之中，用我们这位历史学家的话说，有一切“等级”的人。因此这里就有了利益的分歧，其中“工业”进步引起的经济运动起着重大的作用。可是奥古斯丹·梯叶里本人关于这一点说道：“战争从两方面都是为现实利益进行的。其余一切都是掩饰或借口。保卫臣民的事业的人大部分是长老会信徒，就是说他们在宗教上甚至都不愿意有任何服从。参加反对党的人属于英国国教或天主教；这是因为甚至在宗教领域中他们也追求权力和向人们征税。”[23]
　　因此，事情是十分清楚的。进行斗争是为了政党的经济利益，而权力本身实质上只是这些政党为了自己利益获胜而力求掌握的一种工具。奥古斯丹·梯叶里也像基佐一样很懂得这一点。[24]不仅如此。他也懂得诺曼人侵入英国时，在自己面前提出了特定的经济目的：他们想“获得”，正像他转述过去一个编年史修纂者的话时所说的那样。他引证征服者威廉在哈斯汀战役前所作的演说，它告诉我们隐秘的征服内幕。[25]为什么在征服远不能彻底说明现象，它本身按其目的，特别按其结果要用胜利者和战败者的社会状况来解释的场合，他还要求助于征服呢？
　　问题在于奥古斯丹·梯叶里那个学派对人类经济史有十分混乱的看法。
　　他们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也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唯一符合人性和天意的社会。凡是不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在他们看来都是违反自然的，至少也是奇怪的。[26]他们能够很好地说明中世纪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的斗争，这是自然的运动，因为这运动本来就应该使社会结构变成自然所指派的类型。至于封建制度本身，他们只能把它看成历史运动偏离了它的正常方向。对这种偏离最可能的解释是征服者的暴力。暴力和仇恨在“人性”中也是不多的。到“人性”中去找某种社会组织的基础，那我们就不是放弃“人性”论，而且一箭双雕；我们用人性的好的方面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和力求建立这个制度的整个运动；用人性的坏的方面解释在资产者心目中多少有些“奇怪的”封建制度以及所有其他社会组织的起源。
　　奥古斯丹·梯叶里完全像基佐和米涅那样认为，他胜过上一世纪哲学家们的历史观点，因为这些哲学家在中世纪只看到人类愚蠢取得漫长而不断的胜利。他自以为对待这一时代的态度要公正得多。
　　的确，他比十八世纪的哲学家更好地懂得这个时代，不过他所看见的乃是当时市民的解放意图，“第三等级的形成和胜利”，而不是整个封建制度的“性质”。他是从封建制度的瓦解，而不是从它的起源来理解这个制度的。至于起源，那么“征服”对他说来仍然是谜语的答案。
　　我们上面已经指出，奥古斯丹·梯叶里应该把自己的全部历史观点归功于圣西门。圣西门所持的见解，被基佐借用来作为自己的历史观点。无论如何，不可争辩的是：凡认真读过圣西门著作的人都不会在基佐的著作中发现任何历史哲学方面的新东西。例如，圣西门坚决认为中世纪的社会组织比古代民族的社会组织优越，他只从这种组织使现代“工业”制度自由发展的程度这个角度来估价这些优越性。他认为封建主义无非是一种完全建立在强权基础的制度、征服精神占统治地位的制度。[27]
　　无可争辩，封建领主的历史存在的意义首先在于他们的军事职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论他们的所有制的军事性质。但是不要忘记这样的判断只不过是一种说法。为什么在现代欧洲军事职务之受限制与中世纪不同呢？为什么它改变了自己的“性质”呢？因为欧洲社会的经济结构已不是当时的经济结构了。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归根到底决定着社会需要的满足方式。
　　不管我们这里所讲到的那个学派的历史学家继米涅之后多少次重申封建主义在它真正实现以前在于其需要，他们仍然很少懂得它的“性质”，就像他们很少懂得社会人的需要的产生取决于其进化的不同阶段一样。他们的历史哲学归结于以下一点：政治结构在成为原因以前乃是结果；（这些结构的）根源在于各民族的社会状况。社会状况决定于所有制状况，而在现代各民族那里主要是决定于土地所有制状况。[28]最后，说到所有制，则用人的本性，或者用这个本性或多或少地被歪曲这一点来解释。
　　人的本性在十八世纪哲学家们的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中曾起过如此重大的作用而且被奥·孔德这个形而上学的假敌人变成他的所谓“社会学”的真正本质，其实不过是修辞说法。人的本性不变么？在这种场合它就不可能向我们说明社会关系中发生的、其总体形成我们所谓历史过程的种种变化。它本身变化么？那就必须找出这些变化的原因。在这两种场合，“人的本性”同样说明不了人类历史运动中的任何东西。
　　澳大利亚部族的“所有制关系”不像今天西欧各民族中间存在的“所有制关系”。怎样解释这一点呢？是用澳大利亚人具有不同于欧洲人的本性来解释呢，还是用他们违反自然的呼声来解释？两者都不行。他们的所有制关系就是在他们目前的生产力状况下应有的那种关系。就它们仍然同这种状况相适应来说，它们是自然的。当澳大利亚部族的生产力达到更高的发展水平时，它们就变成反自然的了。
　　为了生存，人必须作用于外部自然，他必须生产。人对外部自然的作用决定于每个特定时刻人的生产手段、他的生产力的状况：生产力越高，它们的作用就越有效果。然而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导致生产者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相互关系的某种变化。这就是被法律语言称作所有制关系的变化的那些变化。既然所有制状况的变化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那就可以说，生产力的发展会改变社会的“性质”，而另一方面，既然人是他周围的社会环境的产物，那就很明显，生产力的发展在改变社会环境的“性质”时也在改变人的“本性”。（因此）人的本性不是原因，而只是结果。
　　如果我们愿意从这个观点，即从唯物史观来分析基佐、米涅和奥古斯丹·梯叶里的基本历史概念，那就可以说：
　　说政治结构在成为原因以前是结果，这是完全正确的；说为了了解政治制度，必须知道不同的社会条件及其相互关系也是正确的，而为了了解不同的社会条件，必须知道所有制的性质和关系，这同样是很正确的。但是所有制的状况具有比我们的历史学家赋予它的意义更大得多的意义。这种状况到处而且不仅仅在现代各民族那里有影响；断言政治制度的性质主要决定于土地所有制的性质，也是不正确的；所谓动产的东西的影响是同样很大的。如果在中世纪，大地产的拥有者组成社会中的统治阶级，这种情况是从当时生产力的状况中产生的。最后，不应当在人的本性中，而要在生产力的发展中去寻找所有制形式的历史发展的原因。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在许多对唯物史观有成见的读者看来似乎相当突然的结论。这个结论归结如下：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斥责先前各种学派的历史观点；它只是使这些观点摆脱掉使得这些观点无法走出迷宫的不可避免的矛盾。
　　我们认为同样值得注意的另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断言马克思第一个谈到阶级斗争是不正确的，那么毕竟毋庸置疑的是，他第一个揭示了人类历史运动的真正原因，从而揭示了相继出现于世界舞台的各个不同阶级的“本性”。我们希望无产阶级会好好地利用这位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这个珍贵的发现。


注释：

[1] 沙多勃利昂：《历史研究》序言。

[2] 在其他成千例子中间请参看马布利对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历史的“考察”以及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著作。亚伯拉罕的宗教，起初似乎是为改革迦勒底人的迷信而想象出来的一种有神论；亚伯拉罕的有神论则被那个利用它来建立“犹太人的迷信”的摩西败坏。（参看《自然的体系》中译本下卷第185页。）“为了使斯巴达的改革不致仅仅昙花一现，他（李库尔）可以说进到了公民的心灵深处，而且在那里窒息了热爱财富的萌心。”（《马布利全集》1789年伦敦版第4卷第20页）

[3] 基佐：《法兰西史论丛》1860年巴黎第10版第4篇，第73页。

[4] 《论封建主义，圣路易的制度，等等》1822年巴黎版第83页。

[5] 《论公社的解放》。这一研究是关于第三等级历史的著作的最初概述，刊登在1820年10月13日《法兰西信使》上。

[6] 论法国历史的第一封信，载于1820年7月13日《法兰西信使》。

[7] 同上

[8] 基佐：《论复辟时代的法国政府和现时的内阁》1820年巴黎版，第2—3页。

[9] 同上书，第108页。

[10] 前面所引著作最初两版的附录（第三版序言），第15页。

[11] 前面所引著作最初两版的附录（第三版序言），第8页。

[12] 《欧洲的批评者》，1820年4月2日。

[13] 《法国政府，等等》第108页。

[14] 在《墨洛温时代的故事》以前写的《法兰西史论丛》，1840年，巴黎版第143页。

[15] “社会和平”也是基佐的愿望。如果在1848年以后他出来反对共和国，那么这原因只在于共和国不能保障这个臭名远扬的和平。他在1849年1月说过：“不言而喻，民主共和国从其最初行动开始就接近于使自己陷入并把我们拖进社会混乱之中。”（《论法国的民主》第42页。）时代变了。这种语言跟同一个基佐在1820年说的话多么不同！

[16] 《生产者》1825年，巴黎版，文章：《论动产和不动产租金之递减》，第242—243页

[17] 安凡丹天真地说：“李嘉图所谓利润总是指资本家（安凡丹想说的是：借贷资本。格·普·）的利息，还说，劳动价格的提高减少不劳动者的收入。”同上书，第545页。

[18] “对任何一个阶级都不会有和平和幸福，如果各阶级之间的斗争不停止，如果没有使它们转变和感动，因为应该使它们全都感动和转变。”《地球》第183期。

[19] “一些人由于自己的智慧、良好的行为，为自己创造了资本，走上幸福和进步的道路。另一些不聪明或者懒惰或者腐化的人，仍然处在窘迫和困难的条件下，唯一靠着工资生活。”基佐：《论法国的民主》第76页。

[20] 《地球》第183期。

[21] 《历史研究十年》，载于《奥·梯叶里全集》第6卷序言。

[22] 《革命的目的》，载于《奥·梯叶里全集》第6卷第66页。

[23] 同上

[24] 基佐；《英国革命史》。作者在序言中很有远见地声称，所谓英国革命勿宁是政治的，而法国革命力图改造政府和社会这种意见是肤浅的和无价值的。他说：“革命的方向是和它的起源一样的。”英国革命发源于“英国人民的社会状况和风俗”中产生的变化。第1卷（1841年版）第11-12页和《关于英国革命史的演说》1850年柏林版。

[25] 他在向自己的朋友呼吁时高喊：“英勇战斗吧，杀掉所有的人吧；如果我们胜利了，我们大家都会发财致富。你们全都会得到我获得的东西；如果我有土地，你们也会有土地。”（《诺尔曼人征服英国的历史》1838年巴黎版第1卷第352页）。另一方面，受到攻击的人们互相说道：“不管有怎样的危险，我们都要斗争，因为问题不在于承认新的主人……而完全在于另外的东西。诺曼的公爵已经把我们的土地分给了自己的骑士和所有这些人：他们大部分已经为了这一点承认自己是他的陪臣。他们全都希望有自己的一份；如果公爵成为我们的国王，他就一定会把我们的财产交给他们。”等等。同上书，第347页。

[26] 奥古斯丹·梯叶里这样称呼旧时不列颠部落的氏族制度。按照基佐的意见，“过去和将来到处总是有食利者、企业主和雇佣工人。这些区别完全不是偶然现象，或者说，某个国家所固有的特殊现象；这是任何人类社会中自然地一再发生的普遍现象。而你越是仔细观察，就越会相信，这些现象一方面同我们能认识的人的本性，另一方面同我们只能预见的人性的命运的秘密，都是紧密联系和高度协调的”（《论法国的民主》第77-78页）。马克思不是说对了吗，他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有这个阶级所有的理论家，只知道两种制度：人为的制度或者天然的制度，他们在这一点上好像神学家，后者也规定两类宗教；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来源于上帝（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3-154页）。

[27] “现代各国历史学家通常相一致的唯一重要之点不过是一种迷误。他们全都称呼九至十五的那些世纪为野蛮世纪，而事实上它们恰恰是这样的世纪：那时建立了所有曾使欧洲社会在政治上具有胜过以前一切社会的决定性的优点的、积极的制度。”（《论万有引力》载圣西门和安凡丹著作集）中世纪是这样的时代：那时“战争曾经被看作，而且本来就应该被看作民族繁荣的最重要的手段”，而且那里，封建领地所有制“按其起源和本性纯粹是军事的”（《组织者》，著作集第20卷第81页和83页）。

[28] 米涅：《论封建主义》第35页，特别是基佐：《法兰西史论丛》。研究土地关系，应该先于研究公民生活；要了解政治制度，就必须认识各种不同的社会条件及其相互关系。要了解这些不同的社会条件，就必须知道所有制的性质和关系。（参看《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525页——译者注）参看圣西门所说的：“形成所有制的法律是最重要的法律。这个法律乃是社会制度的基础。”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