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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列汉诺夫怎样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摘录）

〔俄〕列·格·捷依奇

1922年


　　〔来源〕原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第九辑）》（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一


　　喀山广场示威游行（1876年12月6（18）日）以后不久，受秘密警察搜捕的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同他的第一个妻子、医学院的学生斯米尔诺娃一起出国，以便“销声匿迹他们是“非法地"偷越国境的，大家知道这是由"土地和自由”社成员、现在还健在的A·И·祖杰列维奇安排的。究竟是他陪同普列汉诺夫夫妇到达柏林的，还是他在那里迎接他们的，我已记不清楚了。后来，当普列汉诺夫成为热情的马克思主义者并钦佩德国社会民主党时，祖杰列维奇回忆说，年轻的普列汉诺夫初到德国时却不是这样，他对“德国人”是持极端否定和讥笑态度的，笑话他们对国王的忠顺，似乎这是工人领袖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之过。现在，我已不记得祖杰列维奇讲的一些事情。留下的印象主要是他回忆的内容，说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所有德国人都混为一谈，说他们都忠顺，确切些说都具有奴性。我记得，祖杰列维奇是以极温和的口气告诉我的，他说话时还带着同情的微笑。他说得完全正确，当然，“若尔日”（当时我们都这样称呼普列汉诺夫）的这种错误观念是由于他当时极端的巴枯宁主义造成的，加之他对德国人完全不了解。事情确实曾是这样。
　　不单是格·瓦·，当时我们大家，作为“破坏一切的使徒”的追随者，也都跟随我们的偶象对所有德国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抱极端否定的态度。除了广泛流传的绰号——说他们足“香肠商人”和热衷于啤洒以外，我们巴枯宁主义者还责备他们温文尔雅、渐进主义，只知“传播文化”而完全缺乏“革命热血”。当时，这些东西在我们看来都是极大的缺陷，认为它不会给我们的邻邦带来丝毫的希望，不但在不久的招来而且在遥远的未来都不会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总之，我们俄罗斯人把这个“伟大的诗人和哲学家的民族”统统看作是只配嘲笑和讥讽的对象。
　　不言而喻，使我们当时的极“左派”同斯拉夫主义者十分接近的这种观点来源于我们对当时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党的否定态度。不过，正如我已经顺便提到的，这种态度不是我们自己独立地形成的，也不是从我们个别的接触中或者从书本中得来的，而完全是从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这本肤浅的小册子中接受来的。大家知道，巴枯宁在那本书中不管是否得当而一味地嘲笑德国人，同时也嘲笑“犹太佬”，以标榜自己是个热情的、彻底的“国际主义者”！
　　当年这位“我们思想的主宰者”对上述两个民族之所以仇视，其原因是大家都清楚的，这除了斯拉夫主义的基因以外，他同德国人和犹太人的个人恩怨在这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巴枯宁在侨居西欧期间，同他们，实际上几乎只是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尼·吴亭发生过一些冲突和误会。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虽然没有从巴枯宁那里染上反犹太主义情绪（遗憾的是，对于某些南方暴动派就不能这样说了），但是他也是不喜欢德国人的。他在柏林时，完全不懂他们的语言，只是同一些在俄国出生的、侨居在那里的犹太人大学生交往，还经常到一个由于某种原因到德国来谋生的俄国农民创办的劳动组合那里去。后来，格·瓦，多次地谈起这些农民，我记得他在谈到他们时，对于他们的机智灵巧和天赋才能非常赞赏。总之，普列汉诺夫作为热情的“民粹派”，即使是在有可能接近当时独一无二的、成员众多的社会党的柏林时，也对它完全不感兴趣，而只满足于德国人的表面品质，即我们大家认为并不令人称羡的、甚至是“令人讨厌”的品质。
　　对德国人的这种荒诞的、偏颇的态度当时是受到钦佩和赞扬的，我们当中许多人曾对德国科学和艺术的几位泰斗——歌德、海涅、施皮尔哈根、拉萨尔和马克思也采取同样的态度。虽然我们并不否认这个民族的才华，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们认为它过于忠顺、缺乏革命性，而这按我们的观点来看是如此巨大的毛病，以至个别德国人的无论多大的功绩和德行都不能使我们对之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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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普列汉诺夫夫妇和所有其他暂时流亡国外的人一样，在柏林逗留一段时期以后确信自己对德国人抱着否定的甚至可以说是敌对的态度，于是就出发到巴黎。但是那时候，法国的首都巴黎还痛苦地经受着惨无人道的胜利者、吃人生番梯也尔和加利费海军对巴黎无产阶级进行的残酷屠杀的可怕后果。那时巴黎上空还笼罩着一片消极沉静的气氛——工人阶级还没有从它所遭受的无数损失中恢复元气，还没有治好它所受到的深重创伤。
　　从格奥尔基·瓦连延诺维奇到巴黎的消息中，我想不起有什么比较生动的和有趣的事情，很可能当时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我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同一些法国人会过面，是否有时去参加他们的集会，假如有过这样的事情，那他后来想必一定会谈到的，一般说来，生动、鲜明、形象的事情不会不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之中。
　　普列汉诺夫在国外短期逗留后就回到了祖国，看来那时他变成了比出国以前更加狂热的民粹派。他身上发生的情况与当时在他前后到过西方的其他人身上发生的情况一模一样。看来，他们在西欧的短期逗留对他们没有发生任何作用。在我们的片面的观点中也没有发生有利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国信徒们的任何变化。相反，我们大家从国外回来后，变得更加坚决地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和策略，变成了比从前更加顽固不化的巴枯宁主义者。不过，这只是从国外回来的人自己和前来迎接他们的一些先前的同志们才这样认为的；实际上，短短几个月的西欧之行不是完全没有留下痕迹的：在这些“匿迹者”中的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留下了印象，这印象常常只有在相当长时期流亡国外后回到祖国才可能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并发生积极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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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叙述《普列汉诺夫的青年时代》的一篇文章中，我已说过，在1875-1876年，当格·瓦·还是个大学生时，他就开始接近“土地和自由”社的成员，相对来说，他是当时扎扎实实地研究过马克思《资本论》的青年。[1]正如他后来对我说的，他总共研究过十天，此后只是偶尔地翻翻各种文字和各种版本的某几章
　　也还不能说，格·瓦·在研究《资本论》以前就已经有了特别渊博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尤其是社会主义的素养。与当时不反对阅读一些合法著作的其他革命者（如德波戈利-莫克里也维奇和“南方暴动派”）一样，普列汉诺夫曾读了亚当·斯密的著作，以及H·齐别尔的关于李嘉图价值论的博士论文。但是，他的主要的所谓“学术基础”，也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是由尼·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了有名注释的约翰·米尔的著作。实际上，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在开始攻研《资本论》以前所掌握的全部东西，或者还可以加上几篇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报刊文章。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除了法语以外，他还不懂任何别的外语，而当时用他所通晓的两种文字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详解的著作还不多；同时还不应忽视以下一点，那时他才二十岁，还是个矿业学院的勤勉的学生，他必须花许多时间去钻研专业学科、听讲座和参加考试。有鉴于此，值得惊讶的倒是，普列汉诺夫在离开矿业学院以前，即在1876年冬季以前，竟能腾出时间去阅读各种学科的著作，去给工人们上课，参加小组活动和“土地和自由”社的会议等等。不过，正如我在上面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他很善于支配时间，尽量不白白浪费每一个钟头，他具有非凡的才能。
　　至于他对各种社会主义理论的了解，例如对空想主义者，以及路易·勃朗、拉萨尔等等的了解，那么在这方面，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同当时其他最有教养的革命家一样（也是由于上述原因），只有一些零星的、远非正确的知识。他在1879年1月前发表的以下见解可以部分地证明这一点，他说：“洛贝尔图斯、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杜林是社会主义积极发展时期的一批杰出代表。”[2]对于任何一个多少了解一些普列汉诺夫（他后来在八十年代摆脱民粹主义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观点的人来说，从上述引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七十年代末，他对他所列举的“杰出代表”的看法是糊涂的、不正确的，而他也是从第二手材料中借用了这种错误观点，因为他本人当时还不能阅读他们的著作，除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外，马克思的其他任何著作以及他所列举的上述学者的任何著作都还没有翻译出来；我再说一遍，他本人当时还不懂德语。[3]
　　普列汉诺夫也跟其他有教养的同时代的革命家一样，对哲学的了解是不多的，而大家知道，不了解哲学就不可能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其原因依然是由于他不懂德语，以及当时几乎没有俄语的哲学书籍，无论是本国人自己写的还是翻译的都没有，有的只是神学院和我国一些大学教授们的哲学“论丛”。我不知道，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是否读过这些文章（我从未跟他谈过这一点），但是，即使由于他从年轻时起就非常好学而读过这些作品，那么还是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些作品那时未必给他提供了任何有分量的东西……

二


　　从六十年代中期起，主要是一些从外语翻译过来的大部头著作（二十印张以上）开始在我国发生巨大影响，这些著作是不受书报检查机关事先检查的。这多半是一些启蒙性的但也具有倾向性的著作，如达尔文、布克尔、弗列罗夫斯基、路易·勃朗、蒲鲁东、拉萨尔的著作，以后于1872年有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其他一些著作。从六十年代末起，当时著名的进步出版商波利亚科夫根据同M·A·纳坦松小组（不久以后改称为柴可夫斯基小组）的协议，开始出版该小组的一些书籍。所出的书几乎全部由小组收购，然后以小组名义通过自己的分部到各省的城市里去散发。
　　大家知道，这类性质的书籍在我国先进青年的思想发展中起了巨大作用，虽然远没有象《同时代人》杂志所起的作用那样大。
　　但是，无论是这些作品，也无论是我国先进杂志上的各种文章，除了巨大的优点以外，也还有一些缺点：这个启蒙的源泉一方面提供广泛的知识和大量的形形色色的思想、概念和见解，另一方面在我国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也使读者对学术问题了解得不很深入，并产生折衷主义。我觉得，在任何一个经历着同样时期的国家里，都没有象我国九十年代以前那样，出现如此众多的同时也作为截然对立的思想家、流派等等的信徒的革命家，这种情形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算马克思主义者的话）直到目前也仍然如此。与折衷主义同时，还存在着不满足于一元自然观和一元史观的“主观主义”。因此，在我国也必然出现唯心主义，连我国最杰出的哲学家、学者和政治家也都很少例外地不受沾染。
　　但是，在西欧的影响下，特别是在德国的哲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下，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起，在我国出现了一小批不满足于折衷主义的人。大家知道，这一思潮的最光辉的代表就是四十年代的别林斯基，他的继承者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
　　从青年时代起直到逝世为止，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一直是上述两位伟大的批评家和政论家的热情崇拜者。不过，他特别敬仰“狂暴的维萨里昂[4]”，他临死时躺在病榻上曾激动地谈起他，并请求把他同他埋葬在一起。
　　确实，普列汉诺夫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特别是同别林斯基有某种亲缘关系。因此，尽管七十年代曾经充斥着折衷主义和唯心主义，但是当他的社会宇宙观形成时，他已经是当时在我国倾向于唯物主义的极少数人之一了。当然，正如我上面已经提到的，年轻的普列我诺夫在他发展的早期，他的社会政治信念中不可能完全避免欧洲的权威人物以及我国的权威人物对他的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因此毫不奇怪，在七十年代，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在“杰出代表”当中，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外，不仅有洛贝尔图斯，而且还有杜林。除了前面提到的布克尔、路易·勃朗、蒲鲁东以外，还必须特别加上奥古斯特·孔德，我国的先进青年在皮萨烈夫和拉甫罗夫的影响下曾经一度对孔德评价很高，当然，对他的了解，如同对几乎所有欧洲的其他名人一样，只是根据一些先进杂志上对他的观点的通俗叙述，顶多是根据一两本多半翻译得不能令人满意的译作而略知一二。
　　很难说，在七十年代，格·瓦·是否看过孔德的原著，或者说同我们大家一样，他也只读过通俗叙述孔德的观点的文章；但是不管怎样，他对这位实证论哲学创始人的名字是怀着深深敬意的。然而，大家知道，米·亚·巴枯宁对他曾有特别深刻的影响，关于这一点他自己有一段自白。他在全集第一卷的前言中曾写道：“在我的发展的民粹主义时期，我同我们所有的民粹派一样都受到巴枯宁著作的深刻影响，从他的著作中我也因此对唯物史观产生了巨大敬意。”[5]
　　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位无政府主义使徒对格·瓦·以及我们大家的巨大影响不仅仅表现在从巴枯宁著作中产生了“对唯物史观”的“敬意”这一点上，他的独特的社会主义、革命精神以及自相矛盾和混乱不堪的世界观对普列汉诺夫所起的作用要比“唯物主义”更加深刻。关于这一点我将稍微详细地来谈一谈。

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对普列汉诺夫的影响非常明显地反映在他在民粹主义时期写的第一篇文章《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俄国社会主义的任务》中，该文载于《土地和自由》杂志第三期（1879年1月15日）和第四期（同年2月20日）。[6]格·瓦·认为马克思的以下著名论点就是这个“规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7]（第9页）
　　普列汉诺夫从这一原理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俄国还保留着村社，因此当它“还未能探索到这一规律时，受这一规律所制约的经济阶段的更替，对该社会来说也不是必然的。”（第10页）
　　我们且不来谈论他为维护这一原理所援引的理由，说什么我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是由于“甚至在现时条件下，在某些个别的村社中还存在着这种村社耕作制，即可证明，村社耕作土地是可能的。”（第10-11页）
　　我只想指出一点，反映在这篇文章中的格·瓦·对民粹主义的狂热信仰丝毫没有妨碍他表现出在当时来说非常罕见的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理解，他的以下一段议论可以作为这种理解的典范。他说：
　　“一般说来，历史决不是某种千篇一律的机械的过程。据我们所知，卡尔·马克思本人也不是那种随心所欲地把人类放到‘共同规律’这张普罗克鲁斯提斯床[8]上的人。马克思在反驳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文时指出，繁殖的抽象规律只存在于动物界和植物界。因此，在马尔萨斯看来，否认在人类繁殖问题上存在‘抽象规律’，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极为错综复杂的现象中又承认这些规律，是极不合逻辑的。如果确切地加以表述，应该说，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存在的，不过，在不同的社会里它们是不同地交错组合的，另外，它们产生的结果也是完圣不同的，正如同样的引力定律在一种场合下产生行星的椭圆形轨道，而在另一种场合下则产生彗星的抛物线轨道一样。”（第12-13页）
　　作为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而且是个巴枯宁主义者，这样的见解按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来说是杰出的，这一见解很像后来于八十年代末发表的著名的卡·马克思《给〈祖国纪事〉编辑的信》，马克思在那里说，他在《资本论》中所描绘的经济发展过程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绝不是某种“passepart·ut”（“万能钥匙”）[9]（我手头没有这个文件，只凭记忆引用）。
　　在格·瓦·的上述文章中，除了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方法的这种深刻理解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明显的巴枯宁主义的论断，例如：“现时国家的腐化作用”（对村社、劳动组合等——列·捷·注）……“只有通过彻底破坏国家，并使我国解放了的农民‘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安排生活才能实现。”接着又说：“囚此，我们又自然而然地（a pri·ri）回到了我们人民革命阵线的泰斗们波洛特尼科夫、布拉文、拉辛、普加乔夫等人提出的那些实际任务上来。”（第15页）
　　这里明显地表现出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说教。不过，除了巴枯宁和马克思以外，这篇文章也证明孔德、杜林和德莱柏对普列汉诺夫的影响。他从孔德那里借用了历史划分为一定阶段的说法。格·瓦·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说：“在每个民族的历史上都可以举出不少这类可笑的立法者。他们幻想根据他们在办公室里炮制出来并经当局批准的种种方案去改造国家。这是社会学发展史上的神学阶段。”（第7页）接着他说：“杜林在充分肯定个人对社会发展进程的作用的同时，还指出，个人的活动对社会发展的进程应具有'群众情绪的广泛基础’。”（第9页）最后，普列汉诺夫同意德莱柏的意见，他写道：“封建制度在其强大敌人的联合打击下确实覆灭了。但是不应忘记，‘使这一运动具有活力，使这些发明获得生机的精神，是个性的精神，个人占有的精神……这一原则在政治上得到了体现，从而引起了社会震动、美国革命和法国变革’。”（第10页）格·瓦·在括号中写着：“德莱柏”。
　　从这些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七十年代末，普列汉诺夫还处在各种学者的深刻影响之下。不过，当时起主导作用的还是破坏一切的使徒。格·瓦·不仅接受巴枯宁的一切总的理论观点，而且也接受他提出的一些实际办法，这一点也可以从我上面引述的那篇文章中明显地看出来。例如他在把“波洛特尼科夫、布拉文、拉辛、普加乔夫等人”奉为“人民革命阵线的泰斗们”之后，接着写道：“我们又回到了‘土地和自由’的口号。因此，我们活动的重心将从宣传最理想的社会制度转到创建一个战斗的人民革命组织，以便在不久的将来实现人民革命的变革。”（第15页）
　　由于篇幅有限，我不能甚至极简略地象分析格·瓦·的第一篇文章那样来分析刊登在《土地和自由》杂志第四期上的同样题目的第二篇文章。我只想指出一点：这篇文章论述的是工人在未来的、当时认为很快就会爆发的农民革命中的作用。在普列汉诺夫以及我们所有的人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工人口分散到俄国中部的村镇，并从那里补充他们的人员，这样城市工人将起到曾经为拉辛和普加乔夫运动大大效劳的‘美盗’的作用，他们将为即将到来的革命运动巨浪打下基础。”（第25页）
　　由此可见，这篇文章也反映了无政府主义使徒的那种影响，把城市工人同拉辛、普加乔夫这些“泰斗们”比作“美盗”！在解释“俄国社会主义任务”的这篇文章中，虽然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出发的，同时也是从马克思的上述著名原理出发的，但是看不出马克思对普列汉诺夫实际行动纲领的丝毫影响。
　　这一点在当时来说是毫不奇怪的，因为那时，马克思的所有崇拜者和追随者所设想的在俄国的活动“计划”都丝毫没有同“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联系起来，这些“计划”无非是象普列汉诺夫及其同志们，即我们民粹主义暴动派指望把工人变成“美盗”一样的空想计划。……

四


　　从那年春天起，普列汉诺夫开始同《土地和自由》杂志编辑部其他成员对索洛维也夫决定谋刺亚历山大二世一事发生意见分歧，正如大家知道的，分歧导致在沃罗涅什召开的这个民粹派组织全体成员的代表大会上讨论这场冲突，
　　从原则观点来看，普列汉诺夫在这场争论中无疑是正确的，他坚持不改变业已制定的、在实践中已经成功地运用了多年的民粹派纲领。
　　土地和自由派同所有巴枯宁主义者一样，对各级行政当局的代表采取恐怖行动，作为自卫手段或按照我们当时的说法“摧毁背叛行为”。索洛维也夫谋刺沙皇的行为是根据民粹派策略所指示的范围进行的，具有明显的政治斗争性质，这一点受到我们严厉的谴责。
　　普列汉诺夫还有一点也是正确的，他证明，像“土地和自由”社其他一些成员坚持的那样继续进行索洛维也夫式的尝试必然会使这个组织的全部精力和费用都集中在谋刺沙皇的活动上，同时也会使政府采取更加强烈的反动措施，结果在农民中间进行任何活动将成为更加不可能。因此，根据格·瓦·的意见，经常性的恐怖活动是同土地和自由派以及巴枯宁主义者所一贯向往的发动农民实行暴动的任务不相容的。
　　我国革命运动进一步发展的进程完全证明了普列汉诺夫预见的正确。但是，糟糕的是对官员采取的恐怖行为注定不可避免地导致对沙皇的谋杀和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在民粹派看来，要制止这种活动方式——只是作为“自己”或“使政府解体”的手段，而不涉及国内占统治地位的、受专制制度制约的暴政的罪魁祸首，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随时都可以找到一个决心谋杀沙皇的年轻人，如索洛维也夫以及其他人就是[10]。倘若有比我们巴枯宁主义者更大的远见和始终如一的精神，那么也就不会去欢迎和赞赏维拉·查苏利奇谋剌特烈波夫市长的行为，而相反会去激烈谴责她的忘我行动，因为正是这一行动引起了一系列类似行动，并以索洛维也夫的谋刺而告终。普列汉诺夫及其志同道合者们的正确意见在这里碰到了事实的不可摧毁的逻辑，而正如大家知道的，后者在当时占了上风，
　　在代表大会上起来反对格·瓦·的是个强有力的对手——安德烈·热里雅鲍夫，他竭力维护必须继续谋剌沙皇的意见，以便用这种方式来争取一个立宪制度，他的意见不仅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土地和自由”社成员的观点，而且也反映了整个先进俄罗斯社会的观点。热里雅鲍夫证明，没有政治自由，在俄国任何有成效的活动都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一点上，正如后来普列汉诺夫以及他的志同道合者——我们也承认的那样，热里雅鲍夫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当时在代表大会上，普列汉诺夫认为：“为我国自由派火中取栗，不是民粹派的事”，“人民不需要政治自由”，宪法只能促使村社土地占有制更加迅速地解体，促使资本主义发展，等等。
　　从“农村”前来参加沃罗涅什代表大会的普列汉诺夫的几位志同道合者在会上并不很有力地支持他，为的是不致弄到分裂的地步，他们主张通过一项妥协的决议，同意将组织经费和人力平均行摊，一部分用来继续在农民中间进行活动，一部分用来从事谋刺沙皇的活动。观点始终坚定如一的普列汉诺夫认为这个建议是有害的机会主义，因此表示强烈抗议，并离开了代表大会。就这样，他脱离了他自从成立之时起三年多来一直是其最积极和最杰出的成员之一的革命组织。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对在1879年诞生并在同年瓦解的“北方俄国工人协会”的纲领也持同样不调和的态度，这个协会提出的最近目标也是争取政治自由。
　　因此，这年夏天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处于孤立的地位，很明显，他的心情是很难过的。但是不久以后，他得到消息说，当时侨居在国外的维拉·查苏利奇、斯捷法诺维奇和我，持与他同样的观点，而且我们正准备返回俄国，以便在我们也参加的“土地和自由”社成员中间坚持这些观点。这个消息使他非常高兴，也很受鼓舞，于是他从基辅特地赶来会见我们。
　　可以想见（普列汉诺夫在沃罗涅什代表大会上也已经预言），已经通过的机会主义决议不可能给“农村派”即主张在农民中进行活动的人同“政治派”或“恐怖派”带来任何“和解”。相反，这两派之间的敌视态度越来越严重，以致妨碍了两派彼此的实际活动。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因此到初秋时节，我们大家都意识到，最好还是友好地分手，以便作为两个彼此完全独立的组织而进行活动，也比勉强地留在一个组织内要好得多。于是不久以后：“土地和自由”社分成了两个组织：“土地平分社”和“民意党”。

五


　　自从1876年春我第一次结识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以后过了三年多，这在当时来说是一段不短的时间。在这几年当中，他大大地成长了，变得比表面上看去更加老成“持重”，其实当时他刚刚二十多岁。
　　当然，我们见面时像老同志一样，而且完全志同道合，这使他非常满意，由于起初他听了一些谣传，曾以为我们三人——斯捷法诺维奇、查苏利奇和我也归附于“政治恐怖派”，事实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因此，他的喜悦之情是不难想象的，当我们彼此交谈几句之后，他深信，尽管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所处的生活条件不同，但是我们大家对于在俄国进行革命活动的看法完全一致。看来这是非常奇怪的，我们三人整整一年几乎都在国外，对于在“土地和自由”派之间出现的新的恐怖派或政治派给我国革命运动带来的有害后果，自然要比他更加难以形成正确的观念。
　　我们同普列汉诺夫交换了对西欧“制度”的看法，虽然老实说，我们三人在侨居国外期间对此都了解得很少；而他则同我们谈了《土地和自由》编辑部以及沃罗涅什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一切……
　　记得当我问到他，他孤零零地离开代表大会以后打算怎么办时，他忧郁地回答说，
　　“说什么呢，当时很难过。不过我有一副包治百病的良药：寻求更多的知识；假如你们从国外回来，不是作为我的志同道合者，相反是作为恐怖派，而我不再参加的‘土地和自由’社不瓦解的话，我就把整个身心都献给科学。”
　　他的回答大致如此。
　　假如我们是恐怖派的话，普列汉诺夫的确会把自已献给科学事业的，因为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先前的同志们都不可能回到俄国当时唯一存在的革命组织中去了，他对先前的同志们说了不少刻薄话、挖苦话和讽刷话，因此他们不想再听到关于重新吸收他加入组织的意见。而他本人从来不是一个实践家一组织者，甚至从来不曾想到建立一个新的团体或小组。
　　这样，普列汉诺夫用能完全被排挤在外，脱离俄国当时发生的革命运动，就像当时许多杰出的拉甫罗夫分子和某些巴枯宁分子的情况一样。假如是那样的话，格·瓦·往后的命运以及他在我国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就完全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六


　　随着摆脱了恐怖派的新的民粹主义组织“土地平分”社的出现，以及新的地下刊物《土地平分》（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是它的主编）的诞生，工作活跃起来了。普列汉诺夫除了担任撰稿任务以外，还承担与彼得堡工人进行联系的工作，他已经在工人中活动了三年，同他们有很多联系。但是，一开始他就被以下的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情况弄得目瞪口呆。
　　在我上面提到的“北方俄国工人协会”被破坏之后，细木工人斯切潘·哈尔土林在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中间是最杰出、最有才智和最能干的人，普列汉诺夫与他早就建立了良好的同志关系。
　　由于去南方而在一段较长的时期里断绝了联系之后，普列汉诺夫决定恢复同工人们的交往，并去找哈尔土林，但是，同他见面回来后，他感到非常懊丧；然后十分秘密地告诉我们中间的一些人以下一件事。
　　哈尔土林在听完普列汉诺夫关于“土地和自由”社瓦解的消息以及“土地平分”社的打算之后，对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说，他完全同意谋杀沙皇的拥护者，即恐怖派的意见。更有甚者，哈尔土林对普列汉诺夫说，他有可能帮助恐怖派来达到谋杀沙皇的意图，因为有人推荐他到冬宫去当细木工。因此，哈尔土林坚决请求普列汉诺夫带他去结识一下某位最著名的恐怖派。
　　尽管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后来再三说服哈尔土林放弃这种念头，但哈尔土林还是执意不听。这使普列汉诺夫非常难过：除了担心这样一位杰出的工人会牺牲在对俄国未来的命运无益而有害的事业上，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还看到哈尔土林的决定是很危险的征兆，他说：“假如明理的、有觉悟的和有才智的斯切潘准备为恐怖事业而献身，那又怎么能指望其他的工人会跟着我们走，而不跟着民意党人走呢？”
　　……普列汉诺夫还作了某些尝试来恢复同彼得堡工人的联系，后来又把他们转交给“土地平分”社的其他成员，而他自己则完全投身于编辑新的刊物，在刊物的第一期上就登了他的三篇文章。
　　无论就内容还是就叙述手法来说，这三篇文章同他以前刊登在《土地和自由》上的文章很少有什么差别：其中也还是维护俄国农民的“历来的生活方式”，还是赞颂人民战土等等。我只指出在他以前的文章中所没有的一个特点，这就是：普列汉诺夫在《土地平分》第一期上发表的文章中，除了承认“彻底破坏现时国家的必要性”以外，还提出“解放了的人民的政治组织中的联邦制原则”，因为“只有彻底废除现时国家所赖以建立的强制因素，只有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才可能保证人民生活的正常发展进程”。[11]
　　后来，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对自己的这种“对联邦制的态度”深表遗憾，这一点可从他给拉甫罗夫的信中看得很清楚。[12]
　　普列汉诺夫在《土地平分》上发表的文章中再一次指出：“俄国社会革命党不能忽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政党来说，它应是评价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种形式的准则”。[13]他承认，“社会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的科学的最后一言，因此，我们把在占有和劳动领域中集体主义的胜利看作是社会经济制度上进步的基本之点”。接着我们读到：“由于我们认为社会的经济关系是其他一切关系的基础，它不仅是政治生活各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而且是社会成员的精神和道德方式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我们看来，激进主义首先应当是经济上的激进主义。激进派改良主义者首先应当致力于最大限度地改善社会经济制度，不问这种改善是可能和平地实现，还是可能在那些关心维护旧制度的人的强力反抗下实现。”[14]
　　可见，根据格·瓦·发表在《土地平分》第一期上的文章来看，他依然是一个狂热的巴枯宁主义者，虽然也承认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理。
　　尽管他在文章中和在口头上都坚持认为民粹派的一切观点是正确的，并认为这些观点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从1879-1880年那个著名的冬季起，他开始产生了疑窦。我还记得他曾脱口说出的一些话，对这些话在当时无论是他本人还是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加以特别的重视，不过后来发现，其中蕴含着真正智力发展的开端……
　　但是，尽管整日忙碌奔波和操劳不安，在普列汉诺夫内心深处还是产生了疑窦——他所维护的立场究竟对不对呢？他和他的同志们——我们所宣扬的观点到底正确不正确呢？这一点对于我——以及其他的人——来说是在后来才明白的，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曾不止一次地由于某种缘故而带着深沉的悲痛说：
　　——糟糕！知识不够啊！应当学习，而在我们现时的条件下有可能吗？说实在的，我们知道什么呢？我们缺乏许多许多东西啊——等等。
　　尽管已经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在理论素养方面的极大缺陷，但是假如“土地平分”社不处于悲惨的情况下，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无疑也会象其他一些很有才华的青年一样，牺牲在西伯利亚或什吕谢尔堡的苦役之中。（待续）

译自列·格·捷依奇《普列汉诺夫·传记资料》1922年新莫斯科俄文版第30-52页。

（宋洪训 译）




[1] 见《普列汉诺夫的青年时代》一文。

[2] 《土地和自由》杂志第3期1879年1月15日；亦见《普列汉诺夫全集》第1卷第 8页。

[3] 1921年巴黎出版了一部题为《在祖国的一年》的普列汉诺夫论文集。收集了他在1917年期间在《统一报》上发表的文章。Ю·阿尔达也夫在作为该文集前言的《评传》中说，格·瓦·与罗扎丽亚·马尔柯夫娜接近以后，一起阅读了弗·恩格斯的《德国工人运动史》一书（文集第29页）。其实，没有这本书，而 只有《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但当时，这本书还没有翻译出来，而格·瓦·又不懂德语。顺便指出，在这篇评传中有许多不确切的地方，我将随时指出。这里 只想指出一下，甚至格·瓦·的出生年代也是不对的，他不是生于1857年，而是1856年。

[4] 即别林斯基。——译者注

[5] 见《普列汉诺夫全集》1920年彼得格勒国家出版局版第1卷第7页。

[6] 见《普列汉诺夫全集》第1卷第7—16页和第22—23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页。

[8] “普罗克鲁斯提斯床” 一词出自希腊神话。强盗普罗克鲁斯提斯改置了一张床，强迫过路的人躺在他的床上，比床长的就砍掉他的脚，比床短的就把他拉长。——译者注

[9]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1页。——译者注

[10] 大家知道，与索洛唯也夫同时采取这种行动的还有另外一些人：格·戈登贝尔格、洛戈文柯、丘巴罗夫、维岑贝尔格、达维杰柯等。

[11]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卷第42页。

[12] 《事业和时代》杂志第2卷第91页。

[13] 《普列汉诺夫全集》俄文版第1卷第43页。

[14] 同上书第47页。

感谢 墨绖而歌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