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在祖国的一年》（1917.4-1918.5）
别人的担子压坏驴子
（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七日《统一报》第一六六号）
我看，读者您们会惊讶：什么驴子？什么担子？而且怎么给社论找出这样的题目？
我承认，这是相当奇怪的题目。因此赶紧解释一下。
这个标题，我用的是一句西班牙谚语。这句谚语也许现在还没有被人遗忘，然而至少在塞万提斯时代是常常使用的。
《唐·吉诃德》第二部第十三章里，所谓林间骑士（换言之，即镜子骑士）的所谓武装侍从对桑乔·邦萨说：
“世界上再没有比我家主人更大的疯子了，他象常言说的‘别人的担子压坏驴子’一类的人，因为他为了使别的骑士恢复失去了的神志，自己先丧失了神志”[1]。这段话可以部分地说明我引用的谚语的意思：压坏驴子的不是别人过分关心地照顾驴子，而是驴子自己对别人的事情关心得过于热心。但是我认为，这种解释无碍于这句谚语保有一定程度的费解性。如果我们知道，什么样的关心压坏驴子，那么仍然弄不明白的是，西班牙人根据什么断定说，驴子具有替别人的事情关心的这种强烈的（甚至对它们自己过分的）、极端的嗜好。今天，无论是西班牙或者所有别的国家里的驴子，都没有表现出这种嗜好。可是既然塞万提斯担保我们有这样一句谚语，那就只好假定，当年西班牙驴子的道德水平比现在高。
如果这个假定正确，我们对西班牙驴子道德的堕落是应该惋惜的。关心别人的利益会使我们对这种关心不由自主地产生某种敬意，甚至当它陷于极端，变得不合理的时候也是如此。
当西班牙驴子的这种过分的利他主义只是损害它们自己的时候，它们是不应当受到谴责的，而只值得惋惜。如果它们的过分的关心不是压坏它们自己，而是压坏它们所关心的对象，那就另当别论了。这时就该说，无论必要的效劳多么宝贵，但并不是人人都善于执行这种职务，而且有的时候，热心效劳往往比心怀敌意还要危险。
据我所知，历史上没有任何可靠的记载，说西班牙的驴子有后一种热心效劳的特点。但是毫无疑义，这个特点有的时候既是寓言中描绘的熊所固有的，也是人们所固有的。
比方，某些“俄国的”政论家就把自己对我们国家的命运、特别是对我国革命的命运的关心发挥到这样的地步，竟致不倦地反复对我们说：我们不希望在军事上粉碎德国。
请不要以为我写错了字，把俄国错成了德国。不，我写下来的正是我应该写的。我这里所讲的那些“俄国的”政论家正是在替德意志帝国的命运担心。
就在早几天，他们中间的一位人物还责备我鼓吹粉碎德意志帝国，并且在向天祷告以后大声喊道：主啊，感谢你没有使我同普列汉诺夫这个帝国主义分子相类似。
看，这多么合乎逻辑！帝国主义分子，就是那些希望德国皇帝的军队失败的人。而帝国主义的敌人，就是害怕这支军队失败的人。可是这种有害怕心理的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出来的呢？说这种话的时候，德国人几乎侵占了俄国欧洲部分的四分之一的领土，正在威胁着我国的首都，这时迫切的问题是我们的祖国会不会注定在力量悬殊的斗争中遭到毁灭。这的确令人惊异！
当然可以说，这里的问题解释起来很简单：因为这些政论家被德国人收买了，所以他们的文章里充满着现在完全不适当的、对德国未来的耽心。现在人们经常总是这样说。但是这种说法经不起批评。当然，到处可以找到卖身投靠的人，就象到处可以有间谍和奸细钻进来一样。然而如果认为革命活动家们的一切逻辑错误和政治错误都是受到奸细或间谍的影响，那就大特错了。最常见的情况是：革命家之所以犯错误不是因为他受了这种影响，而是因为他们不善于正确地确定自己的任务和指出真正可以解决这些任务的道路。在这里，情况也一样。
如此不合时地害怕德国灭亡的那些“俄国的”政论家们，绝大多数看来都是不卖身投靠的正直的人。当他们劝俄国宽恕德国的时候，他们并不希望俄国受害。相反，他们衷心希望它得福。因为他们真诚地认为，一个国家最可羡幕的命运莫过于转而采取“第三国际”的立场。（同第一和第二国际的传统相反，这个“第三国际”把防御战争和侵略战争混为一谈）。他们尽可能地关心俄国。但是思维的逻辑力量在他们那里远远落后于善良的意志。他们的关心由于缺乏理智，很象旧日黄金时代西班牙驴子所固有的那种关心。他们的关心也起压坏作用。但是这种关心只对关心的客体才起压坏作用，对关心的主体是不起这种作用的。既然在我们所考察的场合下，关心的客体（即对象）是我们的祖国，那么，除了最坚决的否定态度以外，我们当然不可能对这种关心采取别的态度。
沾染了这种关心作风的政论家们，正是这样一些居心善良的倒霉人物：他们的热心效劳比心怀敌意还要危险。但是我相信他们的真诚，也不怀疑他们的心地善良，因此我才给他们一个好意的劝告。
如果他们想在心里培植他们这种不合理的关心，那他们最好是回到林间骑士的武装侍从引用的、而我又拿来当作本文标题的这句谚语所说的那种不怎么有害的关心上去吧。
[1] 参看塞万提斯：《堂吉词德》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646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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