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说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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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说穿了！

（一九一七年九月十日《统一报》第一三七号）

　　一些时候以来，《工人报》相当频繁地攻击我们。很抱就，这不仅不使我伤心，甚至还使我非常高兴。这家机关报在自己的政治见解中经常破坏最低的逻辑要求，所以它一谴责我们，我就对自己说：这又是一个说明我们正确的很有分量的证据。不过，虽然《工人报》的攻击不会使我痛心，同时也不会使我的《统一报》同事们伤心，但是有时仍然不得不回答这些攻击。为了不断地说明真理，这样做是必要的。
　　《工人报》第一五五号上给我们提供了一篇没有署名的、因之也就是编辑部的文章：《说明白了》。这篇文章很有代表性，所以如果我们不认为有必要回答它，我们就会犯重大的错误：因为我们并不是天天都能迫使我们的论敌处于这样一种糟糕的地位。
　　事情是这样的。《统一报》在一三五号上登载了我们的行动纲领（是行动纲领，而不是纲领，象《工人报》所断言的那样）。在这个行动纲领中，我们顺便重复了亚·费·克伦斯基在莫斯科会议上发表的一句强有力的话：

　　——现时才开始谈论和平的人该死！！！

　　这句话刺激了我们的论敌，就象红颜色刺激了公牛一样。
　　《工人报》大声激动地说：“当我们从克伦斯基的嘴里听到这句话时，本来可以不去注意它，尤其是因为它是反对单独媾和的。但是现在，《统一报》整个组织把自己的政纲建立在它的基础上，还认为可以称这个政纲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纲”。
　　这是很厉害的，对我们说来同时也是极其荣幸的。多么耐人寻味啊！当亚·费·克伦斯基说这句话的时候，本来可以不去注意它。而当《统一报》组织重复它的时候，《工人报》就必须猛烈地攻击。
　　亚·费·克伦斯基是用什么身分在莫斯科会议上说话的呢？临时政府首脑的身分（如果我没有弄错，直到现在《工人报》也是支持临时政府的）。
　　你看，当俄国革命政府的首脑咒骂现在提出和平问题的人的时候，可以不必注意它，而当我们这些《统一报》组织的成员咒骂他们的时候，则必须猛烈地攻击。显然，比起政府本身来，我们应当受到更大得多的注意。现在试问：《工人报》对我们的这种突如其来的巨大兴趣能有什么意义呢？它只能有一个意义，就是：我们在国内有很大的影响，同这种影响比较起来，甚至公认的革命政权的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我的《统一报》同志们，我要向你们大家表示祝贺，而你们，反过来也要向我祝贺：因为从来还没有谁对我们作过如此夸大地推崇我们的对比。
　　《工人报》本来想竭力猛烈地抨击我们，可是它殊不知却大大地恭维了我们。可以说它既无文采，又不聪明。
　　为了掩盖自己的笨拙，《工人报》也许会说，要知道在它看来，克伦斯基原来只谈到单独媾和。但是这种说法只是再一次证明它笨拙得令人吃惊罢了。
　　我从《工人报》的这篇文章里引用的这段话说：尤其是因为它（指亚·费·克伦斯基的话。——格·普·）是反对单独媾和的。按照健全的逻辑，“尤其是因为”一词清楚地表明：亚·费·克伦斯基只诅咒那些拥护单独媾和的人，这种态度给《工人报》提供了又一个理由可以不理睬他的话。于是按照同一个逻辑，可以得出结论说，假使他没有给自己的话加上这个限制，那么它本来仍然是可以忽视的。所以，尽管有“尤其是因为”，更确切些说，正是因为有这几个字眼，这仍然是对《统一报》组织的成员们的极大的恭维：这一点我们可决不能忽视。
　　大概不需要补充说，我们根本也没有想要认为，好象我们在国内的影响超过政府的影响。我们没有发疯，并且我们希望在没有死去以前一直保存着健全的理智。如果我请读者注意《工人报》无意地给予我们的恭维，那只是为了要指出，这家很厉害的机关报在论战中是多么惊人的软弱无力。
　　其次，亚·费·克伦斯基咒骂了那些“现时”才开始谈论和平的人。我不知道《工人报》根据什么给他这句话加上这个限制。我们对这句话有不同的理解，也就是说，我们是在按照这句话的真实内容必须这样理解的那种意义来理解这句话的。如果事实证明我们错了，如果至今还在领导我国政府（即拯救革命的政府！）的这位公民不反对“现时”提出和平问题（即使不是单独媾和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更要不揣冒昧地提醒他注意，这个时候对和谈是根本不利的。不久以前我们在我国的西南战线上遭受了一系列严重的失败；我们刚刚失去了里加；德国皇帝和他的附庸们威胁着敖得萨和俄罗斯共和国的首都彼得格勒。如果俄罗斯共和国通过亚·费·克伦斯基或者整个五人委员会开始谈论起和平来了（即使不是单独媾和），那么它就等于承认自己被德国皇帝打败了。这样一来，它就应该同意那些不仅有失尊严而且会严重损害俄国继续向前发展的和平条件。被德国打败的俄国是不是会继续成为共和国还是问题。可能，国家会因为共和国政府对德国作了完全不能容许的让步而迁怒于这个政府，它可能会恢复君主制度。面对着这一切，我们决不能允许拯救革命的政府哪怕是一分钟认为可以谈论和平。
　　我们可以允许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果亚·费·克伦斯基不愿意刺激这些家伙（不仅在《工人报》编辑部内有很多这样的家伙），他现在就不会咒骂怀念和平的人，而会把话说得非常温和。但是要知道，这丝毫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我们这些从来不怕滑头家伙的人会坚定不移地喊道：
　　现时才开始谈论和平的人该死。我们以俄国和俄国革命最切身的、最神圣的利益的名义咒骂他。
　　我们这个话当然是指俄国和其他受到中欧列强攻击的国家说的。如果德国提出和平问题，我们是不会咒骂它的。当压迫者表现出同他们所压迫的那些人和解的意愿的时候，我们决不打算咒骂压迫者。但是我们认为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和解的唯一条件必须是放弃压迫。但是压迫者往往企图欺骗被压迫者，建议他们在不解决根本问题的条件下实行和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抗议。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咒骂劝被压迫者同压迫者和解的人。
　　我十分清楚，我们自己可能因为这种咒骂而遭到开除教籍的处分。《工人报》就有开除的企图，它谴责我们，说我们还要以为能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呢。
　　在这里它又犯了错误。好象从我所分析的它的这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得出来的那样，它是以齐美尔瓦尔得主义的坚决拥护者的身分出场的。它深信，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派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决议是从国际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得出来的必然结论。但这是一个大错误。齐美尔瓦尔得—昆塔尔派的决议充满着同社会主义完全不相容的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精神。鼓舞齐美尔瓦尔得分子的不是马克思，而是多美拉[u]·纽文胡斯。
　　因此，《工人报》宣布我们是糟糕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时候，实质上是说（不过它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是糟糕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我们再一次对这种虽然又是无意的恭维表示感谢；我们对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信仰是这样糟糕，以致我们力求把它当作有害的垃圾清除掉。
　　《工人报》认为，社会民主党人不可能赞成战争。马克思不是这样看的。早在一八四八年德国革命时期出版的《新莱茵报》上，他就写过：

　　“只有对俄国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德国的战争，只有在这个战争中它才能战胜自己的专制君主，只有在这个战争中它才能象那些要摆脱长期的奴隶枷锁的人民所应该做的那样，用自己子弟的鲜血来换取宣传文明的权利，并且在解放其他民族的同时使自己获得解放”^[1]。

　　我们可以把这段话完全应用到当前我国的形势上来。我们只要用“德国”代替其中的“俄国”，而用俄国代替德国就行了。我们确信，我们有最充分的权利作这样的替换。
　　《工人报》谴责我们对已经延续了三年多的残酷的流血现象漠然无动于衷。但是难道发生这种现象是我们的罪过么？我们本身是竭尽全力想停止流血的。但是停止流血现象的唯一办法就是尽量更加坚决地同德国作战。
　　《工人报》直到现在都没有领悟到，他和自己的同道们所进行的那个“争取和平的战争”并不是大大地帮助了流血现象的停止，而是大大地帮助了这种现象的延续。多么天真啊！
　　然而不管情况如何，我们的论敌们甚至在当前这个十分危急的环境下也希望继续进行这场不幸的“争取和平的战争”，即进行一场保卫齐美尔瓦尔得派的教条的战争。他们这些真正的狂人，除了这个毫无价值的教条以外什么都看不见。总之，革命的俄国应当明白我们那些鼓吹“争取和平的战争”的人是些什么东西……

^[1] 参看拉法依路夫—切尔尼舍夫的小册子《社会主义者对待战争的态度》第15页。——著者注（中译文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第235—236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