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在祖国的一年》（1917.4-1918.5）
莫斯科会议起了什么作用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统一报》第一二三号）
近几天来十分令人担忧的军事事件[1]，使我们大家几乎都忘记了不久前的莫斯科会议。然而正是因为近几天来十分令人担忧的事件，莫斯科会议的结果才值得注意。
莫斯科会议起了什么作用呢？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以前，问问自己：它可能起什么作用？是有好处的。
它不可能作出什么明确的决定，因为它什么问题也决定不了。它的意义纯粹是谘议性的。
当一位发言人开始用命令口吻说话的时候，会议主席亚·费·克伦斯基很不客气地指出：“您没有权利向我们（即临时政府。——格·普·）提出任何要求”。从形式的观点来看，这是对的，虽然我们的总理不讲出我引证的这句话也诉更策略些。无论如何必须记住，莫斯科会议只能暴露各个社会阶级和阶层的情绪。所以当我们提出“它产生了什么结果？”这个问题的时候，老实说我们要问问自己：会议上暴露了什么情绪呢？
在第一天讨论的过程中，无论是右边或者是左边都暴露了绝对不能称作是爱好和平的情绪。发言人都带着这样强烈的感情说话，以致讨论本身一开始就使人觉得没有益处：既然除了立即采取敌对行动外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为什么要浪费时间说些令人难堪的话呢？在第二天的大部分时间里也是用这种精神进行争论的。但是将近结束时（即最后一天会议将近结束时），某些发言人的讲话中开始出现了妥协的调子，他们指出，整个国家，因此也就是国内进行斗争的各个政党现在面临着可怕的危险。当亚·亚·布勃利科夫在全场震耳欲聋的掌声中握住伊·格·策烈铁里的手时，可以认为各政党之间的协议为期不远了，而没有这种协议，我们的祖国就摆脱不了它当前所处的可怕窘境。那时每一个参加会议的人都可以对自己说：我们到莫斯科开会没有白来。
在这里我要指出下面一点：我把居民中民主主义分子的代表称为左边，而把工商业阶级的代表称为右边。真正的贵族根本没有出席莫斯科会议。他们认为可以说的话，以土地私有者联盟的名义发言的人都已经说过了，这些发言人并且声明说：我们甚至准备黑土平分，就是不愿意要切尔诺夫式的平分[2]。当然不能把这种文字游戏看成是贵族意图的有多少重要意义的表现。
至于工商业阶级，那么在它的一些发言人的讲话中自然可以听到反对革命民主派机关的十分强烈的气忿话。还有，当本文笔者在自己的演说中讲到“我并不准备设想，你们当中会有许多人梦想恢复旧制度”时，从右边发出了一致的声音：“一个也没有”。我当时曾经回答说：“那就更好！”[3]我现在要把这句话再说一遍。既然我国的工业阶级没有被反动的精神所感染，既然它愿意巩固革命的成果，那么它和工人阶级之间就可能也必须达成协议，要知道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巩固这些成果乃是往后一切胜利的必要条件。
我很清楚，完全不顾时间和地点的情况就否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达成任何协议的假激进派会反驳我说：“我国的工商业阶级是反革命势力，所以绝对不应该相信它会以同情的态度对待革命的成果”。但是如果同意这些没有能力理解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依据的策略的假激进派的看法，那就必须同列宁一起要求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这种要求至今都受到革命民主派多数派的批驳。而且只要多数派不改变自己对列宁的假革命策略的态度，在我国当前情况下除了自觉地和有计划地力求同领导工商业阶级的代表人物达成协议，他们就不会有任何别的出路。
早在莫斯科会议以前很久，他们就走上了同这个阶级达成协议的道路。我国联合临时政不是各社会阶级间政治协议的产物又是什么呢？当列宁的拥护者们叫喊“打倒资本家部长！”时，他们这样做正说明我国临时政府是通过以劳动群众的代表为一方和以资本家的代表为另一方之间的协议而组成的。在这里，他们只是下面的意义上才是不正确的：工商业阶级在我国临时政府中的代表权过去是、而且直到现在仍然是偶然的和简直不能令人满意的。也许莫斯科会议会消除我国临时政府组成中的这个缺点。但是存在着协议这无论如何是一个事实。全部问题就在于协议应不应该是自觉的和有计划的，因此也就是有成效的，或者仍然象以前那样没有任何自觉的基础，几乎完全是没有结果的，并且由于种种误会使得在临时政府里派有代表的各方不可能共同工作，而使协议每时每刻都可能化为乌有。
我不打算在这篇文章里详细讨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达成协议的合乎愿望的和可能的经济基础。无论在这次会议以前我的一些论文中，或者在开会时我发表的那篇演说中，我都充分地讨论过这种基础。而且这里不是关于我的问题，而是关于二十世纪第一届莫斯科缙绅会议对我们起了什么作用的问题。
它的作用就是使我们在心理上（虽然——可惜！——这或许只有几天的光景）可能指望国内一切生气勃勃的（也就是不愿意恢复旧制度的）力量会团结起来，以便友好地进行工作，达到巩固我国政治自由和击退国外敌人的目的。这种心理上的可能性也反映在亚·费·克伦斯基的闭幕词中。
他说：“我相信，甚至也知道，已经取得了一个成就，就是彼此更加了解了，彼此更加尊敬了，而且大家都更加认识到，常常有这样的情形，那时每一个人为了整体应该忘记自己以及自己在血统和阶级方面的亲人”。
但是如果莫斯科会议的确使得与会者认识到必须把整体的利益放在它的个别部分的利益之上，那就自然要产生一个问题：如果整体的各个部分只想到自己，为了自己本身的、有时理解得十分糟糕的利益而忽视全国的利益，然则整体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这些部分呢？
过去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只要整体拥有充分的力量，它在同自己的个别部分的利己主义进行斗争时都采取了强制的手段。我国临时政府直到现在只是很不情愿才提出一切政权的这个最后的理由。亚·费·克伦斯基抱着相当天真而且实质上毫无根据的满意心情，在自己的闭幕词中指出了这一点。他承认，情况可能会迫使他今后用另一种方式行动，但是同时，他又表现了使得不少与会者深受感动的悲痛心情。不过内心的悲痛没有妨碍他大声宣布：今后政府在同无政主义发动和反革命行动作斗争时甚至不惜采取最极端的手段。我们总理的这个声明应该承认是莫斯科会议的一个重要结果。
俄国现今正处在一个可以说迫切需要坚强政权的特殊情况下。莫斯科会议也使人感觉到有这种需要。国家至今都认为革命政权比反动政权好。但是如果革命政权不善于应付局面，如果它表现不出充分的毅力，国家就会抛弃它，而向反动势力伸出手去。这就是事物的逻辑。这种逻辑是不能——用德国人的话说——搪塞过去的（ wegschwatzen）。亚·费·克伦斯基的闭幕辞表明，我国临时政府的这位首脑感觉到这种逻辑是有说服力的，并且准备使自己的行动同它一致起来。从这篇闭幕辞中可以听到一些从新受创伤的心灵中发出来的悲痛语调，这些语调证实了：莫斯科会议特别明显地提高了亚·费·克伦斯基对极端措施的必要性的认识。这一点也应该认为是这次会议的成就，因为——再说一遍——国家需要强有力的、不择手段的革命政权。没有这种政权，国家就会灭亡。
[1] 德国人进攻俄国的西北战线，八月二十一日他们占领了里加。——原编者注
[2] 文字游戏：“黑土平分”俄文为为 Черний Передел，“切尔诺夫式的平分”俄文为 Черновский Передел，发音相近。——译者注
[3] 参看本书第324页。一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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