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在祖国的一年》（1917.4-1918.5）
莫斯科会议开幕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五日《统一报》第一一六号）
我是在报纸关于莫斯科会议第一次会议的消息的印象下写这篇草率的文章的。彼得格勒某些报纸的通讯记者指出，这次会议，同根据开幕前会议的主要参加者所怀的那种情绪判断本来可以期待的比较起来，具有更加和平的性质。可是，老实说，莫斯科“缙绅会议”的序幕的性质暂时表现得相当片面：除了莫斯科市长鲁德涅夫公民以外，第一次会议的登场人物只有部长们。他们向会议的参加者发表了自己的演说，而这些参加者则或多或少是沉着的，或多或少热情地对待了他们的声明。当然，对待演说者的态度可以提供充分的材料来判断听众的情绪如何。但是这只有在这些演说保持着一个明确的声调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可惜，对于会议的主要参加者亚·费·克伦斯基的长篇演说不可能这样说。
这篇演说有不少优美的地方，但是其中也有非常重要的缺点。缺点恰恰在于缺乏明确性。亚·费·克伦斯基希望全体与会者达到完全的统一。这不仅是自然的，而且对于一个政府首脑说来，在他那种处境下简直是必需的，因为生活向这个政府提出了团结国内一切生气勃勃的力量以便同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的任务。但是，他用来解决这个任务的手段恐怕不能认为是令人满意的。我们的总理在自己的演说中表现出是一个真正的折衷主义者。他想把耳环分送给所有的妇女。当他把预定给一个妇女的耳环赠与这个妇女时，她对他的殷勤报以掌声。这时，另一位妇女看来仍然很沉着，且不说“冷淡”吧。而轮到她得到耳环时，她才开始热烈地鼓掌，可是第一位妇女却冷淡得毫无表情。总之，鼓掌虽多，全体一致却少了点儿。
其实本来也不可能期待象我所说的那种充满折衷主义精伸的演说会产生别的结果。折衷主义不能使得全体一致。它只能掩盖意见分歧的存在。然而莫斯科会议的任务完全不在于掩盖这些在它的主要的参加者之间存在着的意见分歧，而在于十分明白地暴露这些分歧，最后找出彼此达成协议的道路。
协议是可能的，这一点已经很明显，唯一的原因是客观必然性本身坚决要求这样。
如果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现在对这个阶级说来是最大的不幸，如果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绝对不可能争取到对目前俄国实行独占的政治统治，那就十分明显，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政治契约是必要的。但是政治契约往往只有在有一致的经济利益作为它们的基础的时候才是有生命力的。而一致的经济利益本身的前提，并不是用折衷主义的办法消除对立，而是借助于统一的指导原则来解决对立，即便是暂时解决也好。要是能听到亚·费·克伦斯基关于这种原则的意见，那是很有意思的。但是他在自己的演说中没有涉及这一点。凡是需要从经济学的散文开始的地方，他都只限于政治学的诗篇。不能不对这一点表示遗憾。
可以也应该用来作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经济协议的基础的原则，就是广泛的社会改革系统。
这种改革是生产力发展的不可替代的条件，而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俄国就绝不可能医治好目前战争给它造成的创伤。然而大家知道，在每一个国家里最珍贵的生产力就是它的劳动居民。所以我们的总理本来应该指出这个情况，把它看成是有利于临时政府采取那些措施的最主要的理由：如果没有这些措施，它就没有权利称自己是反映人民利益的政府。根据这种情况，他本来有充分权利要求工商业阶级作出让步，因为生产力的强大发展（这无疑是这个阶级的利益所在），现在只有在工人居民达到高度“ Standart[1] of life”（生活水平）的时候才是可能的。因此，他本来可以利用同一个原则找到解决（不过当然只是暂时解决）两个敌对势力的对立的令人满意的办法。
亚·费·克伦斯基不习惯于作政治经济方面的思考。斯·恩·普罗柯波维奇在这方面却显露了大得多的习惯。但是他虽然正确地指出了俄国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却没有恰当地把它同当前的政治任务联系起来。当然，作这种联系并不是他这个专门的部的部长的责任，但是如果他力求用与此有关的说明来改正总理演说中如此显著的缺点，那毕竟要好一些。
不过我们希望，亚·费·克伦斯基在自己以后的演说里会谈到他第一篇演说里没有谈到的问题。晚一点谈比根本不谈好。
八月十三日
[1] 似应为 Standard。——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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