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在祖国的一年》（1917.4-1918.5）
协议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一九一七年七月十六日《统一报》第九十一号）
无论如何必须防止中欧帝国和它们的盟国的军队击溃俄国。俄国被击溃，就等于我国革命的破灭。革命的破灭首先而且主要就会损害劳动居民的利益。而且不仅在俄国本国是如此，在整个欧洲，可能还在全世界，也多少是如此。甚至被德国将在全世界取得经济统治权的远景所诱惑而同帝国主义者勾结起来的德国无产阶级（谢德曼的党），也会由于俄国恢复旧制度而受到许多损失。俄国革命巩固自己的胜利，就会大大推动其他各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
如果这是对的（而这一点现在是很难反驳的），那就十分清楚，有觉悟的俄国无产阶级的全部战略和全部策略应该处处充满着巩固革命的思想，因此也就是处处充满着同德奥征服者作斗争的思想。
凡是可以防止俄国在军事上被击溃，巩固革命的胜利的政治战略，都是好的。凡是会削弱我国军事抵抗力量、从而为反动派的胜利准备条件的政治战略，都是坏的。对于策略也是如此。现在对我们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说来，全部智慧、“整个哲学的意义”就在这里。
象耶和华曾经告诉犹太人民一样，革命告诉我们说：“我是你的上帝，而且除了我以外你不会有别的上帝！”替那个名叫教条主义的上帝服务，对我们说来乃是特别巨大的罪过。我们有许多人准备为这个上帝而牺牲革命最根本的利益。需要有古代犹太预言家们全部充满热情的口才，才足以痛斥替教条主义的摩洛[1]服务的这种不可原谅的罪过。
所这样的人都是在为教条主义的摩洛服务：他们一度掌握了政治战略或策略的某种手段，可是忘记了，任何这类手段并不是它自己本身重要，而只有在它合目的的范围内才是重要的。只要它不再合目的了，它就一定会被另一种手段所排斥和代替，因为这种手段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条件下能够比其他手段更好地帮助达到目的。我国革命者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革命高涨时期内所犯的大部分错误正是由于忘记了这条规则而产生的。
如果以为我们在俄国革命的命运处于决定关头的此刻会忘记这条规则，那就太可悲了。
只有把居民中一切生气勃勃的——即不是反动的——分子联合在自己周围的那个革命政权，才能把革命从破灭中挽救过来，才能把国家从暂时的溃败中挽救过来。可是并不是所有这些分子都希望实现社会主义纲领。因此如果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要求目前的政府实现这个纲领，那就会犯大错误。目前我国政府暂时还不可能是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也不应该这样。社会主义政府必然会是极不稳固的。它的寿命就会很短，它的跨台就会是反革命的胜利，而反革命的胜利主要就会使同一个无产阶级受到损害。
但是如果我国政府不应该是清一色的社会主义政府，那么它就应该是联合政府，也就是说，各社会主义政党同资产阶级政党一起参加的政府。我国第二届政府正是具有这种性质。但是组成政府的各政党相处得不好。如所周知，人民自由党的代表认为不可能同社会主义各政党的代表达成协议，完全退出了政府。他们这样做就采取了错误的步骤。社会主义者现在继续提醒他们注意这一点。但是，对于觉悟的俄国无产阶级说来，有可能谴责人民自由党犯了错误并不是值得慰藉的事。同不久前人民自由党所犯的错误类似的一些错误，危害着全国的利益。尤其是这些错误可能对我国民族自卫斗争的进程、因而也就是对俄国革命的命运发生致命的影响。所以，作为这个革命最强大的动力的觉悟的无产阶级，应该努力拟定一个使得它自己的代表和资产阶级的代表都能够得到舒适地位的“行动纲领”。
可不可以拟定这样的“行动纲领”呢？替教条主义的摩洛服务的人回答说：“不可以！觉悟的工人阶级应该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提是阶级斗争。同资产阶级勾结会削弱这个斗争，或者会使它完全停止下来，虽然只是暂时停止。所以我们应该坚决抛弃这种作法。”
无可怀疑，社会主义者参加联合政府乃是同资产阶级各政党的代表进行勾结的行为。凡是不允许有这种勾结行为的人，都不能容忍联合政府的思想。列宁的拥护者们就否决过这种思想。当他们散布“打倒资本家部长！”的口号时，他们是忠实于自己的。但是列宁分子是我国革命民主派中的少数派。这个派的多数派却不认为社会主义者参加联合政府是一种罪过。因此多数派代表有义务拟定一个使得所有不希望恢复旧制度的政党的代表都可以各得其所的行动纲领。
老实说，他们至今都没有把这件事做好。我并不是说，只有他们才要对这个过错负责。不过无可怀疑的是，他们毕竟要负一部分责任。
他们曾经发现，列宁的那个认为同资本家的一切要求断绝关系的时代已经到来的“提纲”是错误的。他们曾经承认，我国二月革命是俄国资本主义史上新时代的开始。但是如果他们很轻易地容忍俄国资本主义的存在，那么要容忍俄国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资本家，对他们就非常困难了。他们似乎希望存在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既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既然事变无条件地要求他们参加也有“资本家部长”出席的那个政府，所以他们就带着苦恼的沉思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怎么处理阶级斗争的原则呢？他们害怕会背叛这个原则，于是决定在联合政府内部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联合政府里许多不幸的事就从这里产生了。
联合是协议。协议不是斗争。谁参加协议，谁就要在协议的范围内——请注意，我是说：在协议的范围内——放弃斗争。凡是继续斗争的人都是破坏协议。这里不可能有中间道路：不想要协议，就跟列宁走；不打算跟列宁走，就参加协议。
但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参加进去而不会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那种协议可以设想么？当社会主义者参加一种保证他们可以比过去更好地捍卫无产阶级利益的协议时，他们就不是背叛这种利益。
恩格斯说：“如果甚至那些仍然受到某种生产方式的损害的人都会称赞这种生产方式，这时它就是处在自己发展的上升阶段。大工业产生时期英国工人的情况就是如此。”
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呢？英国工人曾经感觉到，如果他们中止了大工业的发展，使旧的生产方式永久存在下去，他们还会受到更多的损失。他们帮助资产阶级排除一切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时丝毫没有背叛本阶级的利益。他们在政治领域内支持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要求时也没有背叛这种利益。恰好相反。当他们拒绝支持这些要求时，他们就严重地破坏了自身的阶级利益。这就是说，往往有这样一些历史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不仅允许这个阶级同资产阶级达成协议，而且十分明显地要求达成协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否认可以达成这种协议的那些德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者论争的时候已经出色地阐明了这一点。
俄国现在正处在自己经济史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无产阶级可以在反对所有阻碍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事物的共同斗争中跟资产阶级达成协议，这样做不仅没有害处，而且对自己有利。
既然旧制度的恢复会严重地阻碍这种发展，所以，如果无产阶级不愿意为了革命的胜利而同资产阶级达成协议，那就会表明自己是极端无远见的。
另一方面，如果我国的“工业舰长们”拒绝向无产阶级作出一切现时经济上可能的让步，他们就会暴露出同样的政治上的无远见。如果恢复束缚我国生产力的旧制度不利于工人阶级，那么对于资产阶级说来，这也是不利的，因为资产阶级的繁荣一定需要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同时，如果俄国在经济发展道路上要取得相当大的成功，那就除非是把我国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提升到比现在更高得多的水平。
最后，我国资产阶级有觉悟的代表应该懂得，俄国军事上的溃败对他们的阶级多么不利，因为这种溃败会使俄国变为德国的殖民地。
这就是协议既对无产阶级也对资产阶级有利的道理。既然协议对双方都有利，那就没有理由怀疑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1] 摩洛——古代腓尼基等国以活烧儿童为祭的太阳神（见《新旧约全书》，《利未记》第二十章）。——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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