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在祖国的一年》（1917.4-1918.5）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谈和平的条件
（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统一报》第七十六号）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斯德哥尔摩提出了一份备忘录，它在备忘录中谈到了自己的和平政策[1]。用它的话说，这个政策的依据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即要求立即缔结和约。这个党认为普遍裁军协定是和平的必要条件之一。它在备忘录中说道：“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消灭军国主义的统治。”
说为了巩固和平必须消灭军国主义的统治，这是正确的。说可以用普遍裁军来消灭军国主义的统治，也是同样正确的。然而试问，我们是否有权认为“立即缔结和约”就会导致普遍裁军呢？我认为没有。
目前军国主义的主要代表是中央列强。军国主义在这些强国中是如此强大，所以即使立即缔结和约，它们的政府实际上也完全可能断然拒绝任何关于普遍裁军的谈判。要使它们能在这方面让步，必须预先削弱军国主义对它们的统治。而革命就可能成为达到这个目的的一个手段。然而能不能指望革命运动很快就会在中央列强取得胜利呢？大家知道，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根本没有指望这件事。而且它是对的。然而如果奥地利、特别是德国目前不可能发生革命，那么除了通过战争，就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削弱德奥军国主义（一切军国主义中最危险的军国主义）和实现普遍裁军。
只有当中央列强军事上转入不利地位的时候，它们的政府才会作让步，才能同它们谈判普遍裁军。如果我没有弄错，这就是说，普遍裁军的思想将由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在他们的备忘录中要求“立即缔结和约”而大受损害。
我们在备忘录中的另一个地方读到：“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不能由各国政府之间的战争来解决，只能是由民主派来解决。”
这种说法不全对。为了便于分析，且把各国人民的社会解放问题存而不论。我认为，他们的民族解放往往正是“各国政府之间的战争来解决的”。试以意大利和保加利亚为例。也许有入反驳我说，意大利和保加利亚的例子没有说服力，因为它属于过去的吋代。目前的战争，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成为民族解放的手段。在列宁及其同道们的文章里我就遇到过这个论据。可是就连这个论据也不难驳倒。一九一四年由德国和奥匈帝国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可能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不得不承认至少波兰的某一部分得到程度不等的完全解放：不管波兰人所谓的康格列苏夫卡是否归还俄国，或者落于中央列强的势力范围，无论如何它将享有比迄今为止较多的自由。而且战争还没有结束。谁能向我们保证，战争的结束不会导致奥地利的这个或那个斯拉夫民族得到解放呢？我认为，与其说写备忘录的人讲的是当前情况下可能的事情，不如说他们讲的是他们所希望的情况。他们最希望立即缔结和约，因此他们硬要我们相信，战争根本不可能成为民族解放的手段。他们对于现代民族的实际要求的看法使得他们犯了一个理论错误。这种看法最明显地表现在这份备忘录的下面这段话里。
“如果我们不把国界看成是某种神圣的东西，因为它是侵略的结果，而且往往违反各民族的利益，那么我们无论如何都得绝对地否定战争，不承认它是解决这些边界问题的方式。这些问题应该在同它们有关的各民族的同意下加以解决。”
科学社会主义不承认可以绝对地解决实际问题。喜欢作绝对的解决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绝对反对战争。诚然，大概是备忘录作者之一的伯恩施坦，是否认科学社会主义可能存在的。但是参加起草这份文件的人中间无疑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为什么赞成反映在文件中的那些违反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全部精神的思想呢？
其次，我们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即国界问题应该在同这些国界有关的各民族的同意下加以解决。可是波兹南公国的居民大概早就“同意”把他们从普鲁士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了。然而这个桎梏现在还继续套在他们的脖子上。这该怎么办呢？如果波兹南的波兰人对我们说，他们不仅“同意”把他们解放出来，而且“同意”借助于军事力量实现他们的解放，我们将用什么论据来反驳他们呢？难道我们可以对他们说；为了其他民族的利益忍耐一下吧？可是忍耐的说教并不总是令人信服的。
“为亚尔萨斯—洛林问题而继续作战，今天意味着整个世界，包括亚尔萨斯—洛林在内，应该为了这些居民的民族要求所产生的争执而被毁灭。在这种场合，战场上被消灭的人要比亚尔萨斯—洛林居民多得多。”
备忘录的作者们就是这样议论的。为了探讨这套议论的意旨，我们设想一伙武装强盗攻击了一个无辜的过路人。一群强大得足以对付强盗的人目击了这种情景。但是他们不是赶去帮助过路人，而是写“备忘录”，隆重地宣告，他们承认每个人都有自由决定自己在街上走路的方式的权利，并且原则上反对对自行决定这种方式的人进行任何攻击。他们并且补充说，他们不认为去援助这个不幸的遭难者是有益的，因为这可能导致冲突，结果攻击者和反对攻击的人也许都会有许多人被打死，况且牺牲许多人的生命不如牺牲一个人的生命。读者，您对于这样的爱好和平有什么看法呢？我认为，这种作风同革命的无产阶级是不相称的。只有对小心谨慎的桑乔—邦萨[2]才相称。
备忘录的作者继续说道：
“和恩格斯在一八九二年一样，我们现在也不会对下面这种情况闭起眼睛：一八七一年被强迫兼并过去的亚尔萨斯—洛林的居民，只要没有机会通过自由投票亲自直接地表示他们希望属于哪个国家，就不会得到安慰。”
很好！可是这一点大家早就知道了。全部问题在于亚尔萨斯—洛林的居民怎样才能真正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和同样自由地并入一个他们认为对自己比较合适的国家呢？备忘录对这个问题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
它继续说道：“如果这种投票能够在十分自由和平静的气氛下举行，例如在和约将指定的期限内举行，而且如果同时规定，预先都承认这次全民投票的结果即为这一争端的彻底解决，那时，半个世纪来使德法分隔，推动两国军国主义的发展，加重两国经济预算的负担和阻碍民主制度的进步的那种不幸的敌对状态就将消灭。那时欧洲（德国也一样）就会摆脱这个阴森的恶梦，德国人民就会在经济、政治和精神方面获得比它现在所失去的更多的东西，即使彻底的解决同他们的期望不一致也罢。”
的确，如果假定式变成叙述式，即如果备忘录中说得如此动人的所有那些“如果”都实现了，那就好极了。可是怎样实现这些动人的“如果”呢？备忘录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其实它间接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是从这样的观点解决的：即亚尔萨斯—洛林的居民，应该耐心地等到德国民主派能够主宰自己国家的命运那个幸福的时刻。
这要到什么时候呢？这一点连备忘录的作者本人也不知道。但是按照他们的意见，谁要是以为德国国内状况现在和俄国国内的（革命的）状况相仿佛，谁就会犯很大的错误。德国独立的社会主义者在等待未来这个幸福的时刻的时候不能不承认，极大一部分德国人根本不愿意尊重其他民族的自决权利。其实他们自己就不止一次地说过，谢德曼的党（也是一个人数极多的党）正在追求帝国主义的目的。因此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认为这个党会回到真理的道路上来，即使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都决定“绝对拒绝战争”。相反，他们的这种决定只会增加它的帝国主义野心。
备忘录的作者一方面非常含糊地谈论应该用什么方法切实保障各民族的自决权利，另一方面却坚决要求“最充分的来往自由和国际贸易自由以及侨居的绝对自由”。
早在战争以前很久，德国社会民主党就在自己的历届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拥护自由贸易的决议。但是它的一些先进的理论家在反对保护税率的时候曾经解释说，德国工业已经发展到这样的水平，这时它已经不需要保护关税了。有一次倍倍尔直接要求考茨基对有关这个问题的决议提出修正案，修正案认为，保护税率还是某些德国工业部门所霱要的。由此可见，就连这个问题也不容许绝对的答案：因为有些国家的工业居民会由于立即实行充分自由的贸易而大受其害。俄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强迫它接受这种自由无异于为德国帝国主义者的事业服务。休特古姆、谢德曼之流大概一点也不会反对这种做法：因为他们不是无缘无故地为帝国主义真诚服务的。无可怀疑，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原则上是反对这种做法的。可是在这里光只原则上谴责某些行为是不够的。应该考虑如何使这些行为不可能实现。
综上所述，我要指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没有在它这份关于和平的备忘录中表现出同谢德曼分子对德国无产阶级的腐蚀性影响进行有效斗争所必需的那种思想上的勇敢精神和彻底性。
[1] 参看《统一报》第七十五号：《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和他们的纲领》。——原编者注
[2] 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一书中主角堂·吉诃德的伴从。——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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