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在祖国的一年》（1917.4-1918.5）
答严厉的批评家
（一九一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统一报》第四十五号）
昨天我在《统一报》上发表了《雇佣劳动同资本的斗争》一文。按照我原来的计划，在这那一篇文章之后紧接着应该还有一篇文章，在那篇这一文章里，我要从另一方面来考察同一个主题。现在我认为我不得不稍微改变自己的计划。我想在写《雇佣劳动同资本的斗争》的第二篇文章以前先写一篇文章，在回答某些攻击的同时，间接地回答我的论敌们对于昨天《统一报》上发表的文章可能有的反驳。
我是在读了《工人报》第六十一号以后才产生这种改变计划的想法的。这家报纸登了一篇文章不长、然而非常值得注意的反对《统一报》的短评。这篇短评的标题本身就够恶毒的了。标题仅仅是附有删节号的“不满分子”四字。显然，这个删节号一定会起读者的思考：“什么样的‘不满分子’？他们对什么不满？他们的不满会造成什么结果？这是不是会使他们变成不可靠的人呢？”
一个有怀疑情绪的读者浏览了这篇短评以后，他（只要大自然给了他一定数量的轻率）就不难产生这样一种信念：我们的确是些不可靠的人，而在相信了这一点以后，当然就会衷心谴责我们。
既然我昨天那篇文章容易使人向我提出类似的谴责，说我不可靠……（对不起，就是说我“不满”），所以我决定，在继续考察我的主题之前，先分析一下《工人报》对我提出的那些谴责有多少根据。
短评的作者说，《统一报》的命运是“老是抱怨俄国革命”。
这根本不对。我们从来没有“抱怨过”俄国革命。诫然，我往往不得不“抱怨”一些革命者。从我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我的著述活动的最初年代起，我就沾染了这个坏习惯。当时我国的顽固保守的革命者曾经伤心地遗责我喜欢“老是抱怨革命”。我答复他们说，革命是一回事，革命者又是一回事。我还补充说过，革命者的观点远不是始终可以看成革命的观点的。《工人报》是不是同意这个看法呢？如果同意，那么它为什么歪典真相，在我实际上只是“抱怨”革命者时责备我“抱怨”革命呢？如果不同意；如果革命者的思想永远是革命的思想；如果“抱怨”革命者就等于“抱怨”革命，那么试问《工人报》本身有什么根据可以“抱怨”《真理报》，责备这家（按照它的心愿，也是革命的）机关报一贯地爱撒谎，而更糟糕的是，责备它鼓吹对革命有害的策略呢？难道是因为《工人报》本身虽然认识到这种“抱怨”的全部罪孽，而命里注定要老是“抱怨”革命吗？难道它永远不能摆脱一位拉丁作家十分中肯地描述过的那种可悲的处境吗？他说：“我看到好的，就称赞它，而追随坏的”[1]。这真是可悲的命运。
其次，“抱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述活动很大一部分是用来批判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空想主义的策略的。这是不是说他们“抱怨过”社会主义呢？我看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最后，即使我们“抱怨过”《真理报》（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工人报》的支持），也“抱怨过”《工人报》（我们把它的编辑叫做“半列宁分子”），可是要知道《真理报》也用它固有的十分尖刻的词句“抱怨过”我们（在这些场合下《工人报》往往支持了《真理报》）。结果就象格·伊·乌斯宾斯基一篇短篇小说里的一个人物所说的那样，“抱怨”是相互的。为什么单单要把互相抱怨归罪于《统一报》呢？我不懂，不过也许是因为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喜欢攻击别人，而当自己受到攻击时，往往非常“不满”。大家知道，人类的弱点是非常多样化的。
请继续听。“在米留可夫先生发出四月照会的那些著名的日子里，《统一报》上找不到一句谴责这份照会的话。而对俄国民主派‘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这个口号却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证明（在其他幌子下）不割地不赔款是行不通的。”
首先，我们要遵循各人的东西归各人这条原则。“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这个口号不是起源于俄国民主派。它是从西方搬到我国来的，在西方，它得到了谢德曼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充分同情。他们之所以同情这个口号，是因为它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解释。当谢德曼和他的天使们谈论“不割地的和平”时，这在他们来说就意味着：“我们无论如何不把亚尔萨斯和洛林还给法国”。请《工人报》原谅我，我可决不能赞成这个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绝对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普法战争时期所发表的那个意见，即法国无产者与德国无产者应该象对待没有任何合法意义（ nul et non avenu[2]）的事件那样对待法国被迫把亚尔萨斯和洛林让给德国。我记得《工人报》一次曾经唠叨不休地责备我迫害谢德曼。可是如果德国帝国主义者认为这种谴责是非常机智的，那么从革命的观点看来，它就是不……不很聪明的。因此对这种谴责也就用不着多费唇舌了，然而无论如何，我已经说过，并且还要重复说，“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这个公式是不明确的，甚至是矛盾的。
怎么，难道这是犯罪吗？我至今都认为，现在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可以大胆地持有自己的见解。让《工人报》去说我错了吧。
读者，请注意，我从来也没有断言，似乎在我们看来不割地不赔款是行不通的。我说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曾经肯定地认为，“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这个公式由于它不明确可以作这样的解释：结果德国既有割地又有赔款。让《工人报》向我证明我弄错了吧。那时我就不作声了。然而它什么也没有证明。它只是“抱怨”，并且暗示说，我在革命的态度上是一个不可靠的分子。然而这种手法既没有说服力， 也不正派。
我一向拥护那个也为俄国民主派所接受的公式，就是“在自决基础上的和平”。这个公式排斥帝国主义的一切计划，所以当人们责备捍卫这个公式的人，说他同情什么人的帝国主义计划时，那他们就是做了一件不能容许的和明显的错事。
《工人报》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四月那些著名的日子里”“《统一报》一句话也没有谴责过巴·尼·米留可夫的照会。
然而凡是能够理解（即使是迟些目子）四月间发生的事件的可怕意义的人，都清楚这一点。当时我们处在国内战争的前夕，当时每一个觉悟的公民的责任不是强调刚刚共同推翻旧制度的那些政党之间的意见分歧，而是促使它们彼此之间建立和平，即使是坏的和平。《统一报》神圣地履行了这个责任。哪一个有理智的人能够因为这件事而责备它呢？
其次，这篇短评的作者谴责《统一报》，说它现在不满意这些社会主义者部长（“它不承认当局！”）。但是，作者本人应该承认，我们的机关报对待不同部长的态度是各不相同的。据他说：“《统一报》还赞成亚·费·克伦斯基”。这又是完全不确切的。不能说我们“还”赞成亚·费·克伦斯基。我们坚决而且热烈地赞成他在组织军队方面所开展的工作。此外使我们惊奇的只有一点：为什么我们某些社会主义机关报用一种又酸又甜的口吻谈论这个工作。有一家社会主义机关报甚至谴责我国陆海军部长，说他不该模仿法国大革命的活动家。我们认为他没有模仿任何人，他仍然是他本人。即使他模仿过，这也不会是什么糟糕的事。有一次马克思很正确地说过，后代的革命者都要向法国国民议会的成员们学习。
我们的批评家不喜欢我们“不满意切尔诺夫同志那篇关于进攻的演说”。在这里他说了实话：真不满意！可是要知道，维·米·切尔诺夫声明过，他的一些演说报刊上转载得不正确。换言之，报纸把那些演说的面目弄得连作者也不满意。然而我们的批评家是否继续对它们感到满意呢？我们衷心祝贺他！
最后，我们的批评家对于我们不满意斯柯别列夫的齐美尔瓦尔得主义（“我绝对禁止这样的人到首都来！”）也是很不以为然地大摇其头。这又说对了。我们很不满意马·伊·斯柯别列夫。
真了不得！几乎整整三年俄国进行了德国对它宣布的、使人疲惫不堪的战争。战争已经使它耗费了好几十亿卢布和许多人的生命。现在如果德国胜利，我国自由的小树就有连根拔掉的危险。可是一位身为社会主义者的部长却大声宣称，他拥护罗伯特·格里姆的观点。大家知道，格里姆曾经断言，社会主义者捍卫自己祖国就是背叛自己。 这真是十足的悲剧。这是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可怕危险的伟大民族的悲剧。我们怎么能不大声疾呼：“执政官们，当心啊，别让共和国受到了损害？！”
对于我昨天的文章，一些象《工人报》撰稿人那样深思远虑、那样机智的人也许会大声疾呼：“为什么他认为必须告诫工人，却没有找到一句告诫资本家的话呢？”
我可以预先回答说：因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比企业主的利益对我更加亲切得多。既然在危机时期受害最多的正是工人阶级，所以我就对有觉悟的工人阶级代表说：“你们应该尽力避免危机。”
此外，还有另一个思想在指导我。早在一八八九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我就说过，俄国革命运动只有作为工人阶级的运动才会胜利，否则根本不会胜利。事实的确是这样。我国的革命运动正是作为工人阶级的运动而取得了胜利[3]。
无产阶级成了局势的主人。可是一旦它做了主人，我们就非常自然地希望，它能够理解它要扮演的那个值得羡慕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角色的伟大和任务的极端艰巨。我们非常自然地希望，它在扮演这个角色时不犯那些要付出重大代价并且会特别严重地损害它本身的错误。当它理解了它的特殊地位加在它身上的全部责任时，其余一切就迎刃而解了，那时它就容易对付过高的奢望了，无论这些奢望是从哪里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几乎专门警告工人阶级的缘故。给谁的多，对他的要求也就多。
[1] 语出罗马作家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公元前43年—公元17年）；《变形记》第七章第二十节。——译者注
[2] 法律上无效的。——译者注
[3] 革命运动无疑有其他阶级参加，但这只是工人运动成功的间接后果。 ——著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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