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战争和科学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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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战争和科学社会主义

（一九一七年四月五日《统一报》第五号）

　　我刚一回国，《真理报》就登了一篇通讯，让《统一报》的读者注意一下这篇通讯将是有益的。
　　那篇简讯里说，战争一开始，我就号召俄国无产阶级甚至用一切力量支持沙皇政府对中央列强作战。
　　《真理报》的撰稿人在这里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我从来没有号召俄国无产阶级支持沙皇政府进行对奥国与德国政府的战争。
　　战争一开始（参看我的小册子《论战争》），我就断言过，战争是各个民族的事情，而不是各国政府的事情。可惜俄国人民有陷于德国绝大多数劳动居民所支持的德帝国主义者经济控制的危险。因此，俄国人民进行战争也就是保卫自己最切身的利益。至于政府，我已经证明，由于它天然地同情德国半专制制度，它不可能也不愿意捍卫这种利益。我还补充说过，正是它不可能和不愿意捍卫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使得它走向灭亡。
　　这儿哪里有什么支持沙皇政府的号召呢？干吗要撒谎呢，何况还是在轻率地自称为《真理报》的机关报上？
　　其次，“通讯”的作者使我想起我在一八九三年苏黎世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他引证了荷兰代表团提出的关于请求国际无产阶级用罢工和拒绝服兵役来回答宣战的决议。接着他报道说：“普列汉诺夫特别狂暴地反对荷兰人的决议，而支持了德国人的决议，德国人建议不要同战争作斗争，而要同把人类划分为两个敌对阵营的资本主义作斗争。”
　　当时我是战争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人，虽然我没有表现过“狂暴”（荷兰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多美拉·纽文胡斯在攻击我和所有我的同志如威廉·李卜克内西、维克多·阿德勒、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等人的时候才表现了狂暴），但是我确实坚决地反对过荷兰人的决议，在我看来，它完全不符合拥护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的无产阶级的观点。而且我的这篇发言不仅得到上述国际社会民主党著名代表们的衷心支持，而且还得到当时来到苏黎世的、众所周知的两位科学社会主义奠基人之一的弗·恩格斯的衷心支持。
　　我很愉快地回忆起这件事。所以，如果《真理报》的撰稿人认为可以用这个回忆来羞辱我，如果他在我当时所说的话和我现在所说的话之间看出某种矛盾的话，那他就错了，——这里没有任何矛盾。
　　在战争问题上，我现在还坚持我在苏黎世国际代表大会时期所坚持的那种观点。区别只在于，随着情况的变化，我现在不是同多美拉·纽文胡斯争论，而是同完全接受了他那些无政府工团主义观点的《真理报》编辑部争论。
　　“通讯”的作者继续写道：“他（也就是我——格·普·）曾经责备法国人，说他们是怀着民族羡慕和民族嫉妒的心情出席代表大会的。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德国人没有一点沙文主义，应该感谢他们同俄国沙皇制度进行了斗争。”
　　“通讯”的作者在这里谈到他不知道的或者不愿意告诉《真理报》读者的事实。
　　在苏黎世国际代表大会时期，法国工人党（盖德派的党）正忙于选举，因此未能派遣代表出席大会。代表法国人出席代表大会的，多半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半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对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里有许多沙文主义，——这是毋庸怀疑的。同样无可争辩的是，决不能责备当时由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金克尔以及象他们那样的人所领导的“德国人”有沙文主义。只是到了后来，在修正主义的旗帜下，沙文主义才渗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不言而喻，我现在对待修正主义者的态度，完全不同于我过去对待威廉·李卜克内西或奥古斯特·倍倍尔的态度。而且要知道，绝不能要求我象俄国民间故事中的傻瓜那样，无论在葬礼上还是在婚礼上都唱同一支歌。从战争一开始，我国就出现了许多喜欢扮演这种傻瓜的角色的人；我不属于他们之列。
　　最后，通讯的作者报道说，我因为极其喜爱德国人，曾经作过下列声明：“如果德国军队越过了我国国境，他们就会以解放者的身分来到，正象一百年前国民议会时期的法国人为了战胜各邦君主，给人民以自由，而来到德国一样。”
　　我的确说过这样的活，然而我所谓德国军队指的是推翻了霍享索伦王朝和其他一些德国君主，进而反对罗曼诺夫王朝，以便使自己的后方不会受到后者可能的袭击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军队。如果这种假定在这次战争中实现了，那么我还会重复这句话。可是现在发生了某种完全相反的事。俄国军队已经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并且正在同霍亨索伦王朝的军队作战。德国人现在只有象他们过去对待国民议会时期的法国军队那样对待俄国军队。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唯一的只是因为他们现在不是革命者，而是帝国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在这一点上我是没有过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