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俄〕普列汉诺夫 -> 俄国社会思想史（1909—1916）

第九章 18世纪下半期俄国对西方的态度问题



I


　　如果某一位古代作家——比方说，西塞罗——在文艺复兴时代复活了，在他的头脑里会自然而然地发生一个问题：欧洲的新兴民族吸收古代文化的努力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当法国和其他先进国家的思想家看到自彼得一世以来人们力图将西欧启蒙运动的成果移植到俄国的时候，他们的头脑里也会产生同样的问题。不言而喻，西方的思想家是按照他们对于文化发展动力的观点的一般特点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认为，某一民族所特有的思想形式——即他们所说的“Opinion”（见解）——是这个民族历史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比所有其他原因更为深刻的原因。这一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在伏尔泰的著名论文《Essai sur les moeurs et l’esprit des nations》（《民族风俗与精神论》）里表现得最为完整和明显[1]。

　　由于认为“见解”是进步的主要动力，伏尔泰以为伟大的人物——特别是那些具有政治权力的人物——是最有影响的进步代表人物。甚至可以说，这些人物——《Essai sur les moeurs》将密诺斯（Минос）[2]、扎列夫克、摩西、穆罕默德等，都列为这种人物——在伏尔泰的眼光里，不仅是最有影响的“见解”的代表人物，而且是这种“见解”的创造者。伟大的人物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宗教学说奠基人、道德导师、立法者，总之，扮演着人民群众领导者的角色，他们指挥历史朝着这个或那个方向发展。

　　如果伏尔泰不曾保持一种信念，认为伟大人物的工作，只有在他们利用其聪明才智和权力来推广启蒙运动的情形下，才能取得丰硕成果，那他就不是启蒙思想家了[3]。他对彼得一世，因其所完成的改革，而备极赞扬。当然，这些赞颂之词并不都是为了想对当时俄国教育权力的代表者说的恭维话。

　　俄国对西方的态度问题实际上包括两个问题：1）俄国能否——如果能，那又在什么程度上——吸收西欧的文明？2）这种吸收是否需要？这两个为19世纪我国知识界所极为注重的问题，在18世纪就已提出。

　　如所共知，卢梭对于文明给人类带来的好处持有特殊见解。他在所著《Contract Social》（《社会契约论》）[4]一书中提出一种奇特的思想，以为在彼得一世时，俄国民族尚未成熟到可以吸收文明成果的程度，因此，不应教它文明，而应教它养成军事行动的习惯。由于彼得采取了相反的行动，所以卢梭的结论是：俄国人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文明人（les Russes ne seront jamais vraiment policés）。

　　费尔涅伊的教长坚决和尖锐地反驳了卢梭的这一思想。按照他的说法，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俄国人民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充分证明彼得大帝是立足在巩固、坚实的基础上”。不仅如此，伏尔泰认为继穆罕默德之后，彼得是一个以其改革活动的最大成就而著称于世的立法者[5]。

　　《Essai sur les moeurs》（《风俗论》）的作者虽然认为彼得的活动是卓有成果的，但这并不妨碍他把这看为罕见的历史偶然性。在莫斯科出现彼得大帝这样的沙皇，其可能性是不大的。但是，他毕竟出现了。按照伏尔泰的意见，一般说来，人类历史中的巨大成就只是命运的偶然赏赐。在自然界生产出那个发明耕犁的人和那个创造纺织工艺的人之前，必须经过数量惊人的不同环境和时代。同样，现在在非洲有许多辽阔的国家，需要沙皇彼得。也许，他将在百万年后在那里出现，因为，伏尔泰补充说，一切都出现在遥远的未来[6]。

　　我们探讨他的这些想法。

　　如果像他在反驳卢梭时所说，彼得一世是立足在特别巩固和坚实的基础上的，则很明显，他所完成的改革是由莫斯科国家以往的发展过程所完全准备好了的。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则同样明显的是，沙皇改革家出现在莫斯科的可能性，完全不像伏尔泰所说，是不大的。与此相反，如果事实上，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那么，那种按照同一伏尔泰的说法、彼得大帝所赖以完成其改革的异常巩固和坚实的基础，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彼得大帝传》的作者没有看出他自己的这一矛盾。

　　伏尔泰关于彼得大帝赖以建造其改革大厦的特别巩固基础的论断，显然是出于他对这一改革的同情。这对于一个启蒙思想家，特别是对于一个充任这一改革的史学家角色的启蒙思想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毫无疑问的是，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对于准备伟大人物出现并决定其创举成败的历史条件，是很少有分析的习惯的。

　　根据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社会前进运动是有意识的人类活动的结果。而有意识的人们的活动，如谢林所正确地指出，又是自由的，因而是不能加以科学分析的。只有对于必然的过程，才能进行这种分析。在没有必然性的地方，就没有规律性，因而就只能求助于偶然性。我们看到，伏尔泰就是照此行事的，他把沙皇改革家的出现解释为极端罕见的偶然性[7]。他在谈到彼得时所陷入的矛盾，虽然完全不能用他的唯心史观来解决，却是完全可以用它来解释的。

　　这种唯心史观包含着许多悲观成分。如果进步人士的希望只能预期在历史偶然性中实现，又如果幸福的历史偶然性是一种极端罕见的事情——试回忆伏尔泰所说的“百万年”——那么，进步的事业便是一种很少希望的事业了。任何熟悉18世纪启蒙著作的人都知道，就是在最乐观的启蒙思想家的见解里，也时常听到悲观主义的论调。也许不可理解，既然进步人士只能寄希望于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幸运的偶然性，那他们又从哪里来的乐观情绪呢？这种情绪首先是因为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所特有的那种对理性的不可抗拒力量的抽象信仰。就是这位唠叨什么在历史上一切都出现在遥远未来的伏尔泰，就曾令人快慰地说：“La raison finit tou jours par avoir raison”（“归根到底，理性终将是正确的”）。此外，启蒙思想家虽认为伟大的人物可惜在历史上出现得过于稀少，但他们另一方面，又赋予这种人物以完成有益的社会改革的几乎无限能力。他们时常说，立法者是万能的。既然立法者是万能的，尽管伟大的进步立法者在历史上很少出现，但理性的观念毕竟还是有实现的希望的。当启蒙著作在整个欧洲获得极为巨大成功的时候，当启蒙思想家觉得理性终将真正地是正确的时候，在这样的时代里，就更可以期待理性观念的胜利了。

　　掌握立法权力的进步人士，可以随心所欲地作出有利于进步的一切：这只不过是立法者万能这一一般理论原则的一个特殊情况。但是无论启蒙思想家怎样坚信他们这一般理论原则的正确，他们却懂得，如果在欧洲，比方说在法国，出现一个愿将解放哲学的要求付诸实行的皇帝，他就会遭到特权等级的强烈抵抗。这一点他们是看得很清楚的。由此可见，在问题涉及先进国家时，对于这一立法者万能的一般理论原则，必须加以重要的修正。但是如果提出的是落后国家问题，则启蒙思想家觉得这一修正没有任何必要。他们很满足于这一点。

　　试举一例。狄德罗在其献给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著作《Essai historique sur la Police》（《政治史随笔》）中说，在法国永远不会有新法典，因为法国现有的法制是同私人的利益密切联系着的。“谁要想推翻这一巨大的怪物，他便会动摇所有的财产关系（toutes les propriétés）……坏制度，特别是旧制度是实行好制度的几乎不可克服的障碍。”[8]俄国的情况完全不同。俄国“幸运的是，您皇帝陛下是无所不能的：更幸运的是，陛下除了做好事外，别无所求”[9]。狄德罗以为在俄国没有那样的旧制度，特别是坏制度，足以妨碍叶卡捷琳娜实现她在《敕令》中所叙述，或如她自己的说法，实现她从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更精确地说——从法国启蒙思想家中最温和人士那里“剽窃”来的真理。学识渊博的狄德罗对于俄国没有不可克服的障碍以实现最优良立法意图，慨叹道：“什么也未作过的人民是多么幸福啊！”（“Qu’un peuple est heureux lorsqu’il n’y a rien de fait chez lui！”）[10]

　　我们知道，事实上，我国曾有许许多多制度，妨碍叶卡捷琳娜实现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要求，……就令她认真地想实现这些要求。但是，狄德罗和许多与他同代的外国进步人士关于俄国的落后使俄国能够轻而易举地实现理性的实际要求的主张，曾经获得一些人们的赞同，这些生活和活动在俄国的人们，显然应该看到，以往的发展过程确曾在我国“做过”许多事情，尽管这些事情并不符合进步人士的意愿。叶卡捷琳娜写信给伏尔泰说：“我应该给我的人民说句公道话：这是能使优良种子迅速生长的土壤；但是我们同样需要一些公认为真理的原则。”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只不过是西方启蒙思想家乐道的所谓在落后的国家里，理性易于取得伟大实际胜利的命题的变调而已。当然，在谈到叶卡捷琳娜时，我们完全有权不相信她的诚意。此外，她本人又是一个在俄国的外国妇女。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同意她，更正确些，同意被她“剽窃”过的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却有许许多多当时俄国知识界的代表人物。

　　方-维津在1778年1月25日和2月5日从莫彼利埃发给布尔加科夫的信中写道：“如果这里的人们比我们更早地开始生活，那么，我们最少在开始生活时，能够给自己选择自己所愿望的形式，避免在这里业已根深蒂固的种种不便和罪恶。Nous Commen çons et ils finissent（我们的开始和他们的终点）。我想，正在出生的人，总比正在死亡的人幸福。”[11]

　　方-维津在这里是作为唯心主义者进行思考的。他深信落后的人民至少在选择其以后的发展“形式”时，主要地，如果不是唯一地，以自己的“见解”为依归。他的这个思考包含着两个相互对立的观点，这两种观点在19世纪的俄国，时常发生深刻的冲突。所谓我们出生在西方死亡的时刻，这个思想在舍维列夫的夸夸其谈里获得了突出的发展。他说，俄国同西欧交往是同腐烂的尸体打交道。至于所谓俄国人民似乎具有选择任何“形式”的幸福的可能，则对这一点，我国西方派最少也同斯拉夫派一样，都曾时常指出。如果阿克萨科夫赞扬过俄国的幸福的落后，那么，我们的主观主义者（H.K.米哈伊洛夫斯基）和民粹派（A.И.赫尔岑，70年代的土地自由派，尤佐夫，B.B.以及其他的人们），则力求证明俄国可能——而且鉴于西欧的可悲经验，应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式，立即跃进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形式。由此可见，《旅长》和《纨绔子弟》等剧的作者，在我国思想发展史上所以值得注意，又在于他是我国作家中的第一人，提出了18世纪俄国知识界从同代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吸收的一种理论错误的一般“进步公式”形式。

II


　　这一错误的根子在于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但法国启蒙思想家虽然在历史过程的解释上是唯心主义者，而他们宇宙观的理论基础，却更为接近唯物主义者。他们当中有些人曾经不无成就地致力于研究和传播唯物主义学说。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著作，从一定的范围看来，完全应该认为是经典的著作。完全可以理解，18世纪启蒙观点同唯物主义的密切接近，就是对于他们的一般浸透了唯心主义精神的历史观点，也应发生一定的影响。

　　当时的法国唯物主义者断言，人们的整个心理活动都不过是感觉的变态（sensations transformées）。由于他们——正因为他们是唯物主义者——毫不怀疑感觉是人们周围的物质环境作用于有生命的机体的结果，所以他们很自然要把道德情感、美的爱好、科学概念，简言之，人们的“见解”，都看为这种作用的结果。他们事实上就是这样看的。他们在自己的著作里不厌其烦地反复说，人的观点和情感都决定于：第一，地理环境；第二，社会环境。然而坚持这一点意味着从根本上否定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定理，因为按照这个定理，“宇宙是受制于见解的。”或多或少地明显染上唯物主义色彩的启蒙思想家，其一般宇宙观，是同他们的唯心主义历史观背道而驰的。

　　由于无力解除这一根本矛盾，甚至很少看到这一根本矛盾，他们无可避免地陷入于许多次要的矛盾。在这里，对这些次要的矛盾进行探讨，当然不是地方[12]。但是对于渗透法国启蒙思想家历史观和影响俄国社会思想发展的某些唯物主义成分，在这里却不能置之不理。

　　首先，我要指出，法国理论家们——例如，波丹，以及在他之后的孟德斯鸠——从某些古典作家那里抄袭的一种观点，用气候的影响来解释某一民族的性格及其所特有的社会制度的最主要特点：在一种气候之下，只能出现辽阔的君主独裁制国家；在另一种气候之下，只能出现类似古希腊那样的共和国，等等。

　　这个观点无疑地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它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原理是直接对立的：如果在气候的影响下，雅典人珍视政治自由，而东方民族则认为君主独裁制比较好，那就很明显，“见解”不仅不统治宇宙，它本身也取决于纯自然的原因[13]。但这一唯物主义的原理，只不过是想在历史过程的解释中增加必然性概念，因而也是增加规律性概念的最初的、完全不成功的尝试而已。

　　在本书结论中业已说过，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巨大影响的，但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不是由于它这样或那样决定生理的过程，而人们的社会政治观点又仿佛为这种生理过程所决定；而是由于它给予一定社会所支配的生产力发展以或多或少的自由。生产力的状况是由社会关系的性质决定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一经产生，便按照它本身的规律发展。因此，社会的人不是直接地依赖于“气候”——像我所分析的那派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间接地依赖于它：“气候”通过在生产力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关系而影响于人，这种生产力发展的快慢，则因一定地理环境的特点的影响而有所不同。

　　“气候”决定论者完全忽视了这一点，所以他们虽是提出这一理论来代替历史唯心主义，却又马上回到历史唯心主义上去了。

　　姑且假定，古希腊人的政治自由爱好确乎是“气候”对于产生在他们机体内的生理过程的影响的结果。既然承认了这一点，则古希腊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便是“见解”，即由于“气候”影响而产生的政治观点和意图的直接结果了。这样，仍旧是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唯心主义取代了唯物主义。在极为倾向于历史唯心主义的启蒙思想家的眼光里，历史唯心主义的回潮，并无损于“气候”的历史作用理论。但是这个理论有着启蒙思想家也能看到的缺陷：它并未解释恰恰需要解释的东西：历史发展过程。

　　伏尔泰在批评孟德斯鸠时说过，在地理环境未经任何重大改变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政治制度却可能发生重大改变。当他从这里作出结论，认为这种改变不能用“气候”的影响来解释时，他是完全正确的。他在作出这一结论和拒绝“气候”决定论后，提出的仍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唯心主义理论，把“见解”作为历史发展的最深刻的原因。但在所著《风俗论》里，我们却看到他很有意义地指出某些技术发明的巨大历史意义。例如，按照他的说法，火药改变了世界上的一切（a tout changé dans le monde）。然而火药的作用不是“见解”的作用。这是属于另一现象范畴的原因的作用，我们称这一范畴为社会生产力的增长。类似的观点在其他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中，更为常见。爱尔维修作过极有意义的努力，想用社会关系的发展过程来解释社会心理的发展过程，而社会关系的发展过程又由社会的人在争取生存的斗争中所使用的手段的改变来解释。总之，这一卓越的努力并未成功。根据当时的条件，也不可能别样。但同用“气候”的作用来解释各国人民的历史命运相比，它无论如何是具有无可比拟的更多科学内容的。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下半期所达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异常值得注意的萌芽。它的卓越还在于它对第三等级在西欧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的正确理解。这一理解就其本身而论，是毫无足怪之处的，因为启蒙思想家就是这个等级的思想代表人物：我们知道在《百科全书》的出版通告里，曾用怎样的一些前所未闻的措辞谈论劳动群众。但在这里，对于我们重要的是上述理解的存在，曾帮助法国启蒙思想家认识开始欧化的俄国对西方先进国家的态度问题。作为一例，我想指出雷纳尔。他的风行一时的著作《Histoire philosophique et politique des Etablissements et du Commerce des Européens dans les deux lndes》（《欧洲人在东西印度的殖民和商业的哲学政治史》），曾为先进俄国知识界所热烈传诵。

　　根据雷纳尔的意见，文化发展过程受商业发展过程的制约。他断言“向其他民族传播文明的民族，是商业民族”。可是从事商业的就是第三等级。在第三等级不发达的国家里，没有技术，没有道德，也没有教育。在俄国没有第三等级。这是俄国不同于西欧先进国家的最主要区别。只要在这个国家还未出现第三等级，彼得的改革便只能收到很小的效果。雷纳尔说：“俄国宫廷虽然到处召请名人，但其启迪本国人民的努力，将是徒劳无益的。这些异国的植物将枯萎，就像外国花卉枯萎在我国的暖房里一样。在彼得堡建造学院和学校没有用处，派遣俄国青年向罗马和巴黎的最好行家学习也没有用处。这些青年在旅行回国后，适应他们在寻求生活手段时所处的不良条件，将不得不把他们的才能闲置起来（abandonner）。”[14]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必须从头开始。在这种场合下，只有在俄国发展生产力，才是这个头。而为了开这个头，必须逐渐消灭农奴制。雷纳尔继续写道：“学会种田，学会制革，学会制造毛织品，在你们那里就会出现富有的家庭。在这些家庭里将出生一些子弟，他们不耐烦从事他们父辈的繁重职业，他们将进行思考，进行争论，创作诗歌（雷纳尔说：‘音节的排列’），模仿自然，那时，你们将有诗人、哲学家、雄辩家、雕刻家和绘画家。他们的作品将成为手中有余财的人们的必需品。这些人将购买它们。”[15]这样，俄国第三等级的产生将自然而然地带来艺术、科学和一般教育在俄国的发展。

　　前已说过，雷纳尔认为逐渐消灭农奴制是我国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条件。现在再说一点。他认为问题是要一般地消灭那种，用他的话说，压制着我国全体人民的压迫。雷纳尔描绘了俄国普遍受奴役的暗淡情景，大声疾呼，不预先改变俄国的政府形式（la forme du gouvernement），就不可能使俄国人民获得幸福[16]。

　　在他的这种推论过程里，只有一件事情没有说明白：即在这样一个大家都被奴役、又没有第三等级的国家里——而没有第三等级就不可能设想有教育，因而也不可能设想会出现致力于争取政治自由的人物——谁能改变现存的政治制度呢？这个问题在当时的俄国社会生活条件下，是不能获得认真的答案的。而且不仅是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获得。我们在往后各卷里就可看到，19世纪的俄国自由思想家多么长期不懈地、惨淡痛苦地致力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可是，启蒙思想家毫不费力地用向“开明君主”发出呼吁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们以为，在俄国和在任何其他君主独裁制的国家里，会出现这样的君主，开明到愿意利用他的君主独裁制权力来消灭君主独裁制制度。他们有时觉得叶卡捷琳娜二世愿意扮演这样君主的角色。尽人皆知，善良的狄德罗怎样劝导她扮演这样的角色。显然，雷纳尔也对她寄予巨大希望[17]。此外，当他说不预先改变我国政府形式，就不可能使俄国人获得幸福时，他所指的与其说是政治制度，不如说是我国的管理方式。他极力主张缓和这种方式，但总的说，他对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君主独裁制是满意的。他的这种向君主独裁制转而向掌握君主独裁制权力的女皇发出的呼吁，使他离开在宣传第三等级对启蒙事业发展的作用时所保持的立场，而转到18世纪作家所习见的纯粹历史唯心主义哲学立场上去了。

III


　　在马克思1845年春写的关于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里，有一处值得一提，这对于评价我在前面所叙述的雷纳尔的观点，不无补益。

　　马克思写道：“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18]作为例证，马克思指出了欧文的学说，这个学说就其理论基础说，确乎是完全唯物主义的。但著名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唯物主义，正好是同唯心史观和平共处的18世纪唯物主义。同极大多数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欧文希望与他同代的文明国家的政府了解其真正利益，愿意从事共产主义社会的组织，并教育其臣民在这个社会里生活和活动。他忽视了“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而他所呼吁的统治者自己，就是在断然不能使他们成为共产主义的朋友的社会条件下受教育的。

　　更早以前，他的导师们，即法国唯物主义者和一般启蒙思想家，就犯过这一错误。我们现在看到，雷纳尔在论及西欧启蒙运动在彼得改革后的俄国的可能命运时，也犯了这个错误。这个错误从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直接传到先进的俄国知识界。方-维津说过，俄国可以选择任何“形式”，也是重复这一错误。在我国，只有那些在论及我国的未来时避免了历史唯心主义的任何影响的唯物主义者，才避免了这一错误。马克思的若干（不是全体）“俄国学生”，就是这样的唯物主义者。但远在他们之前，别林斯基在他的一封著名的信笺里，也表现为这样的唯物主义者。他在信中断言，俄国只有在资产阶级得到发展时，才能在进步的道路上迈出真正的一步。别林斯基从来没有想到要求尼古拉一世的政府自觉地服务于一种经济政策，促进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把俄国从政治停滞的死胡同里拖出来。然而雷纳尔却要求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政府做到这一点。这就是在他们两人之间的巨大差别。但如抛开这一差别，则应承认，无论是在雷纳尔的观点或别林斯基的观点里，以及在马克思的“俄国学生”的相应观点里，都有许多共同的东西。雷纳尔也好，别林斯基也好，马克思的“俄国学生”也好，他们都认为，俄国进步的未来命运同俄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有着最密切的因果联系。而这就是说：

　　主观主义者和合法民粹派分子方-维津以为俄国可以不模仿西方而选择往后发展的“任何形式”，他的见解是同在很大程度上为启蒙学者宇宙观所特有的唯心主义成分相一致的。在这种唯心主义成分的影响下，狄德罗——在前面引录的书简里——为俄国的落后感到高兴，而雷纳尔则将俄国进步的全部未来，寄托于女王的开明专制。与此相反，别林斯基和马克思的“俄国学生”断言，俄国的进步事业，只有当俄国资本主义获得发展时，才会取得巩固的基础。他们的见解是以启蒙思想家所特有的唯物主义成分相一致的。在这种唯物主义成分的影响下，“百科全书派”说人的感情和观点决定于他的周围的环境，而同一个雷纳尔则写道：在一个没有第三等级的国家里企图传播西欧的启蒙运动，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第三等级是近代西欧社会的最主要特点。

　　雷纳尔的多卷头的著作给18世纪最后四分之一年代的先进俄国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的作者，仔细地读过他的著作。拉季谢夫用下述语句所表达的情绪，当然也是受了雷纳尔的影响。他说：“环顾四周，我的灵魂因人类的苦难而感到创痛。我审视自己的内心，认为人的灾难是来自人，而且往往只是由于人不正视他周围的事物。”从这些话里已可看出，雷纳尔给予拉季谢夫的最强烈印象，不是他关于俄国启蒙运动前途的可能命运的唯物主义见解，而是他关于被压迫人类的灾难的一般性的，实在说，未免强词夺理的意见[19]。总之，以第三等级的发展为观念和知识进步运动的必要先决条件的思想，并未能在18世纪的俄国先进著作中移植成功，风行起来。

　　不言而喻，这个思想并非为俄国读者所不了解。我们知道，叶卡捷琳娜自己便曾约许若弗莲夫人在俄国着手培养第三等级。她在《敕令》（第317条）里“剽窃”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话，宣称“在受到压抑的地方，商业便会离去；而在不受干扰的地方，它会建立起来”[20]。可是，我们塞米拉米达[21]的立法活动却主要是以保护贵族等级的利益，而无论怎样也不是以保障自由在俄国的未来胜利为指导。

　　我国对自由抱有幻想的人们，当时在社会历史思想方面，都是唯心主义者，但在我国当时知识界的右翼——更确切说，在他们的中派里，我们却看到一位有一定唯物主义倾向的作家。这便是波尔京（1735—1792）。他从法国作家那里因袭了关于“气候”对于社会政治关系的决定影响的唯物主义学说。

IV


　　科亚洛维奇说，把波尔京称为斯拉夫派的先驱，不是没有某种根据的[22]。这样的称呼，确乎有些根据。在这位作者所写《列克勒尔克评注》一书里，我们看到一些在斯拉夫派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思想。现在我把它们指出。

　　波尔京写道：“按照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况来判断俄国，等于用矮个子的尺寸为高大汉子缝制衣衫。欧洲各国在许多特点上彼此相同；了解半个欧洲，便可按照这一半来判断另一半，一般说，错误不会多。但是对于俄国，不能用这种方式判断，因为它同它们毫不相像，特别是在谈到它的四境的地理位置时。”[23]

　　读者可以自己看到，这是斯拉夫派的最主要原理之一。这一原理，在19世纪的俄国，曾反复为人们所称道，甚至西方派人士——如别林斯基——也吸收了它。值得注意的是，波尔京从这个一般理论原则里作出了某些实际结论，这些结论也为斯拉夫派所时常提出。

　　波尔京既然认定俄国丝毫不像西方各国，所以，对于彼得改革，自不会同情地看待。当然，他没有谴责它，因为他极为谨慎。此外，他很努力阅读《贝伊尔词典》，所以下不了这个决心。但在他关于这一改革的议论里，仍然可以听到不赞同的语调。举例如下：

　　列克勒尔克在他的著作中说：莫斯科政府禁止外国学者来俄国，也禁止俄国学者去外国学习。对此，波尔京反驳说，对于外国学者来俄国，从来不曾禁止；至于俄国人出国，则加以禁止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要从国外旅行获得益处，必须“具有成熟的理智和对祖国法律及道德的坚定信念。对于思想不可靠，行为不检点的青年，不准出国，这是出于明智的预防，使他们不受有害的新事物的传染”。

　　波尔京断言，以后的经验完全证实了旧莫斯科国家的顾虑的正确。

　　“自从我们向外国派出自己的青年一代，并委托外国对他们进行教育以来，我们的道德风尚完全改变了；由于臆想的所谓教育，在我们的心灵里灌输了种种为我们祖先所不知道的新成见、新嗜好、新弱点、新念头；我们对祖国的爱熄灭了，对祖国信仰、习惯等等的依恋消失了；就这样，我们把旧有的东西忘掉了，而新的东西并未接受过来，我们既不像自己，又未取得所企求的变化。”[24]

　　波尔京认为俄国道德风尚所以在西方教育影响之下遭到破坏，是由于对改革事业操之过急，“想把需要若干世纪才能完成的事情，在若干年内完成，把我国启蒙运动的大厦建筑在沙滩上，而不建在事先建立起来的可靠的基础上。”[25]

　　波尔京对于什么是我国启蒙事业的可靠基础，没有作出说明。他只是说：“必须从良好的教育开始，而以旅行结束”；又说，叶卡捷琳娜二世“正在采取最有效的手段以纠正危害”[26]。这种对于庇护过他并为他所极力赞颂的叶卡捷琳娜的阿谀之词，表明这位身受百科全书派教育的特殊斯塔罗杜姆式人物的观点，是多么缺乏斯拉夫派的气息[27]。

　　所谓彼得式的改革，需要“若干世纪”才能完成的意见，使我们明确了解那种使他与我国19世纪斯拉夫派极相近似的保守主义气质。还有一点使他与斯拉夫派近似的是，他不赞成彼得将首都从莫斯科迁到彼得堡。波尔京写道，将彼得堡指定为俄国首都，是贵族等级和整个俄国人民所不乐意的。照他的意见，这有其根本原因：“彼得堡距离国家的中心遥远，气候严寒，土壤贫瘠，地势低洼且多沼泽，粮食及食物昂贵而且必须从数千俄里之外运送，距离一般官宦家乡过远等等。”[28]

　　任何人都会同意，这些理由有许多是正确的。我国19世纪的西方派，时常在《彼得堡和莫斯科》问题上写文章，也深知迁都彼得堡的不便。但在西方派的眼光里，这些不便可由下述情况补偿而有余：这就是新首都——这个开向欧洲之窗——其精神气氛要比保守的莫斯科的精神气氛更有利于俄国的进一步欧化。在他们的头脑里，没有产生将政府迁回大俄罗斯首都的问题。相反，斯拉夫派高喊：是回家的时候了（请回忆阿克萨科夫的话）！就这点说，波尔京也是他们的先驱。

　　他认为在考虑到他所列举的所有这些情况的时候，“纵使不去预测未来，也会在头脑里产生一种想法，以为或迟或早终将放弃彼得堡而将首都迁回原处，或迁到比两者都更有利的另一地方。这个吞没全部国家财富的深渊，是任何时候都填不满的，这将在某一时候迫使人们设法停止白白浪费资财和劳动。如果将这一切使用在莫斯科，它将会是多么好啊！”[29]

　　将首都从彼得堡迁到莫斯科的思想，斯拉夫派预期在现时实现。波尔京则预定它将实现在更为比较遥远的未来。但这不是主要的差别。主要的差别在于他欣然同意往后将首都不迁到莫斯科，而迁到另一“比两者更为有利”的地方。波尔京虽然有时也维护我们的旧莫斯科生活，但是他对于这种生活没有19世纪所有一连串斯拉夫派所特具的那种特殊的原则性的癖好，由于这种癖好，莫斯科成为他们心目中与西方对抗的某种俄国“原则”的象征。正因为波尔京对于这种“原则”没有原则性的癖好，所以称他为我国斯拉夫派的先驱，不能不有重大保留。

　　克柳切夫斯基感到这种保留的必要，所以称波尔京为“斯拉夫派的某种旁系先驱”。他还提到，为什么只能说波尔京同斯拉夫派的接近是侧面的。按照他的很恰当的说法，《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的作者在考虑俄国的历史命运时，是手持着他心爱的贝伊尔词典发言的[30]。此外，还应该补充一点：波尔京在发表他的意见时，还念念不忘伏尔泰的《风俗论》。可以理解，对于他的爱好贝伊尔·伏尔泰和一般法国启蒙思想家著作，斯拉夫派是怎样也不会赞成的[31]。他们的思想习惯，完全是另外一套。他们不喜欢18世纪全部有识之士，特别是波尔京所特有的那种理性。尤其是波尔京总想将他对历史过程的解释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而斯拉夫派则是一些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最后——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他完全不把斯拉夫人与其他欧洲民族对立起来，而斯拉夫派却是极为重视这一对立的。他甚至说，当然，斯拉夫人也是我们的祖先之一，但他们已完全与俄罗斯人——他这样称呼吕里克大公的同部落人——融合了，因此在我们的血管里几乎没有了点滴纯粹的斯拉夫血液。这样，按照他的意见，如果俄国同西方毫无相似之处，这也全然不是由于我们的部落特点。这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他看来，主要的事情在于气候，而不在于种族。

　　波尔京在《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里说，“某些爱走极端的人赋予气候以适当的能量，以为人和国家的一切变革都是由于气候；另一些人则相反，剥夺了气候的一切，以为它毫无力量和作用”[32]。他认为孟德斯鸠是前一种人，而属于第二种人的，他不完全有根据地举出了“爱尔维修”。至于他自己，他自称是保持中间道路，就是说，“虽亦认为气候在人类的建立和形成中堪称首要的原因，但并不否认对此起着促进作用的其他原因”。但是根据他的进一步的解释，他似乎更接近的是气候决定论的极端派，而不是“爱尔维修”。他断言，气候对“我们的身体和道德风尚发生主要影响；其他原因，如教育、政治体制、榜样等等，则是次要的、附属的：它们只是促进或更恰当些，阻碍气候的作用”[33]。

　　为了说服读者相信气候的重大作用，我们的作者举出了一些有时不很可信的例证。植物从一种气候移植于另一种气候，便发生种变。长毛羊从吉尔吉斯草原移到俄罗斯后，也取得另一种“特性”。阿拉伯人（应是黑人。——著者）移居欧洲后，成为白人，而欧洲人移居非洲，“几代后变为黑色（！），并且整个面形也变得同当地居民一样”。从这一切得出的结论是：气候的改变使植物和动物的机体发生极为重大改变。由于肉体和灵魂是“密切结合着的”，所以一切建立、形成和改变肉体的东西，都对灵魂发生同样的作用[34]。

　　“同样的作用”一语在这里显然不是说迁居非洲的欧洲人如果皮肤变黑，其灵魂亦将从白色变为黑色。但这句话应该怎样理解呢？显然，波尔京自己也感到，他的话极不明确。他力图用一些新的例证来阐明和加强他的意思；不过这一次，这些例证部分地是从古代作家那里抄袭得来的。他跟着维特鲁维说：在南方各国，“人们由于血量小，所以胆小，但是由于空气清洁，却思想活泼而敏捷；至于北方各国，住民思想迟钝，但作战却有能力，既坚强、勇敢，又无畏”[35]。

　　尽管这种结论和见解的弱点，是很容易发现的；但我们姑且假定，事情就是这样。在这里，理论的主要课题在于阐明：由“清洁的空气”造成的南方民族的更为活泼和敏捷的思维，怎样影响他们的社会发展过程？而北方民族的“思想迟钝”和勇敢同北方国家社会制度及历史的因果联系，又表现在哪里？但是这一任务是气候决定论者永远不能解决的。原因很明白：因为对于这种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现象联系，是不可能作出科学的说明的。波尔京可能正因此才表示支持中间道路，因为他相信这个课题是无法解决的。然而他的“中间道路”也是走不通的。

　　第一，“孟德斯鸠”本人从来没有用气候来解释人和国家的一切变化。他完全不是像波尔京所说的那样极端；事实上，他更多地诉诸“次要的或附带的”原因，而不是更多地诉诸气候。

　　第二，波尔京总是认为气候对于身体和道德发挥主要影响。所以，他在考虑各个民族的历史命运时，必然要首先提到气候。例如，由于他认为俄国同西方国家毫无相似之处，所以对于俄国的独特发展，他便只能用俄国人身体和道德在俄国气候影响下的特殊变化来解释。可是，我再次提出，这是不可能的。波尔京甚至不曾企图在他的理论思想劳动中对这方面有所考虑。他满足于“次要的和附带的原因”，而且就是在这里，他也表现出极大的折中主义和极大的思想含糊。

　　如果气候对于身体和道德有着主要影响，则很显然，像“教育”和“政体”这样重要的民族生活方面就都应由气候的影响来决定了：由于气候影响而向某一方向发生形态改变的身体和道德，以其特点来制约某一政体和某些教育方式，而在这些身体和道德由于气候影响向另一方向改变时，它们便必然要造成另一种国家制度和另一种教育了。谁不承认政体和教育同气候的因果联系，他便不应承认气候的影响是主要的，亦即主导的影响。而如果他仍旧承认这一点，那他就会同自己发生矛盾。波尔京便陷入了这种矛盾。如在这种情况下所常见，他的这一根本矛盾表现于大量所谓“次要的或附带的”原因。

　　这一点从我们作者就其对俄国关系上论述“自由”的议论中看得最为清楚。

V


　　无论列克勒尔克多么轻率，但他还是正确地指出了当时俄国生活的某些最可悲的现象。他对劳动群众的被奴役和政府的横暴，进行了坚决的谴责，这些谴责的确并非经常表述得很聪明，并且总是说得很尖锐。在他的史论的一个地方，无疑地说出了一种为当时先进的法国自然神论者所共有的思想，即认为自由是人类从神取得的最宝贵的禀赋。波尔京不想反驳这个思想；如他所说，尽管他是能够作出一些有限的批评的。但他认为必须提出一个问题：

　　“是否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时候，任何民族，都适宜于同样的自由，或者与此不同，应有某种例外，某些条件、规定和规章呢？”

　　对于这个问题他回答道：欧洲各国人民能够于己无害地接受的那种自由对我们并不“适宜”。“我国农民不能忍受普鲁士的自由；德国的自由不会使他们的情况改善；法国自由将使他们饿死；英国的自由会把他们推向死亡的深渊”[36]。

　　我国当时没有自由，而有农奴制。波尔京不愿人们把他看作奴隶制的“辩护者”，所以承认必须限制地主对农民的权力，但又立即声明，这只是在相当遥远的未来，无论如何只有在俄国农奴“成熟”到能享有自由以后，才有可能[37]。这样一来，在那最美好的时候到来之前，农奴制便是最“适宜于”俄国农民的“自由”形式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一离奇的现象也应由气候的影响来解释，难道不明显吗？但是，我们如果要从我们的作者那里寻求这样的答案，那是徒然的。相反，我们在他那里看到这样一些定论，按照这些定论，则适宜于俄国人民的不是奴隶地位，而恰恰是自由。他自己说——而这确乎是同他的气候决定论相一致的——“所有古代北方民族都认为自由是最重要的幸福，而奴隶制度则认为自由是人类的最卑鄙和最羞辱的状况。”[38]他认为我国人民属于北方民族。因此，古代罗斯居民也应受到气候的良好影响。波尔京自己说，在最早的几个大公时期，我国“只有俘虏才是奴隶；而其他国家官吏，则是自由的”[39]。这一从自由到被奴役的过渡，是怎样发生的呢？根据波尔京的理论，由于次要原因的影响，气候的作用有时“显得无能为力”。他就是利用这种次要原因的影响来解释“为什么我国现时的道德同我们祖宗的道德毫无相似之处”[40]。这就是说，必须用次要的原因来解释俄国农民在吕里克、奥列格和伊戈尔时期的极端珍视自由，而在18世纪反倒不能“忍受”自由的利益这一历史离奇现象的。

　　波尔京说：导致气候作用不能发挥的次要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同前此不知的异民族的来往，外国食物和辛辣块根对血液的影响，生活方式，习俗，服装的改变（即仿佛是变化的。——著者），教育，工艺等等都是”[41]。

　　哪些工艺，同其他民族的哪些交往，哪些教育和服装改变，哪些“辛辣的块根”夺去了俄国农民对自由的爱好而造成他们的奴隶地位呢？对于这些无可避免的问题，波尔京没有答复。他只限于单纯地叙述事实：某时我国农民是自由的；某时他们的自由受到限制；最后，某时他们完全同奴隶一样。他所指出的事实是正确的。当时，他几乎是俄国农奴制度史的最渊博学者[42]。但是在这里，他对历史现象的因果联系毫未探讨。这部分地是因为，不管他怎样声明，他毫无疑问是农奴制的“辩护者”。他担心探讨农奴制产生的原因，会得出种种为贵族所极不乐闻的见解。但在更大的程度上，这说明他的理论的无能：波尔京不能对俄罗斯农民受奴役的产生过程，找出与他的气候决定论相符合的解释。

　　在人民被奴役的基础上，在俄国成长了外国人几乎一致称之为君主独裁制的国家制度。波尔京不喜欢这个名称。他力图证明这个名称不适合于我国政治制度。我们很快便可看到，他取得了多大的成功。暂时我们只是指出，波尔京由于未弄明白那些消灭我国农民群众自由的种种原因，所以不能理解那些在我国导致无限制的君主专制出现的种种历史根源。

　　我们已经知道，他认为在俄罗斯，最低限度在最早的几个瓦兰大公时期，所有“国家官吏”都是自由的。这个意见他发表过不只一次。例如，他在同勒克勒尔克争论某次枢密院成员阴谋时说道：“在吕里克之前和在吕里克时期以及在吕里克以后，在鞑靼人入侵之前，俄国人民是自由的。大公和封侯的权力，是有节制的，或者是同大贵族及人民的权力融合在一起的。”[43]当然，这里他也未能避免自相矛盾。我们从他的著作的另一地方了解到：“所有的国家都是从君主制政体或君主专制开始的，这种制度是在所有其他政体中最自然，也最方便的一种。”他去那里完全按照这第二种观点，叙述了俄国历史。他写道：“诺夫戈罗德人花费了几个世纪才达到人民政体，而且是经过了强烈和残酷的动荡才达到的。”[44]奇怪的是，他不仅没有看出这一矛盾，而且以为将君主专制作为国家发展的最自然起点的思想，是他在《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一书中就已提出过和论证过的[45]。然而不管他在那里怎样说，毕竟很显然的是，所谓俄国人民早期自由的思想，是既更为符合历史真实，也更为符合波尔京的气候决定论的：因为按照这一理论，北方民族是爱好自由的。现在要问：为什么俄国人民放弃了自由而建立了无限制的君主专制呢？

　　由于按照波尔京的说法，俄国人民在鞑靼入侵前是自由的，所以应该假定，这一入侵便是那种克制了北方气候对俄国人民的自然影响的次要原因了。试问俄国在鞑靼人统治下有过哪些变化呢？

　　波尔京说：“所有编年史和鞑靼人的公文都证明”，蒙古征服者只是经过自己的官吏收集贡赋，而让俄国居民按照自己的法律和习惯进行管理。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则鞑靼人压迫的直接影响是不能用来解释俄国无限制的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生的。剩下的只有求助于鞑靼人的间接影响了，也就是只有注意了解罗斯的新的社会政治需要和新的社会政治力量的结合，这种需要和结合在鞑靼人压迫下产生，必然导致俄国大公们权力的逐步加强。可是，在这方面，我们在波尔京那里完全没有找到有成效的指示。相反，按照他的见解，鞑靼人的压迫在我国削弱了“上级的权力”[46]。

　　不能想象，在自由的俄国人民中间削弱上级权力的历史现象，怎能导致君主的无限制权力的产生和巩固。波尔京的俄罗斯国家历史哲学，在实质上并未超过塔季谢夫，后者的历史研究对他有重大影响[47]。他未能在提出我国政治制度问题时联系我国气候，或哪怕只是联系最重大的“次要”社会原因，所以当他不得不从列克勒尔克的攻击下保卫这一制度时，便抛弃了历史现象的规律性观点，而退入抽象思考范围，讨论究竟哪种政治制度优于其他政治制度。根据所谓“个别人的才智比许多人的才智更便于开始和完成重要的和伟大的事业”；“没有一长制便不可能有必要的准则”；“专制制度的弊病是暂时的，易于治疗的，而共和国的弊病则是严重的，不可治疗的”，等等理由，他断言“君主制政体介于君主独裁制和共和国的中间，是自由的最可靠避难所”[48]。

VI


　　无论我们怎样看待这一结论，完全显然的是，波尔京是用纯理性主义的方法得出这一结论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同意米柳科夫所谓摈弃这一方法是波尔京在俄国历史哲学方面的主要功绩的缘故。

　　米柳科夫称波尔京为最早的和完整的俄国历史有机论的代表人物[49]。但《列克勒尔克注释》的作者是不配享有这一美名的。无论对于一般历史，特别是对于俄国历史，他都不曾，也不可能抱有这种观点。他的功绩仅在于他不满意历史唯心主义，因而企图——只是企图——制定一种对历史的“有机观点”，并为此求助于（萌芽状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当时一个变种。可惜他所选择的是一个在本质上毫无前途的变种。由于这一失败的选择，波尔京的历史观点就连在18世纪业已达到的那种相对的——实质上远不完整的——严密性，都未达到；那时对于根据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解释历史的已有萌芽，还是态度比较慎重的。就这点说，波尔京的拙劣平庸的尝试，该是同爱尔维修的卓越尝试多么不同！[50]

　　另一不少受到尊敬的俄国学者发表过下述意想不到的见解：“如果断定与波尔京同代的俄国思想家比黑格尔更早就懂得存在的合理性，我担心那会是冤枉了他们；但关于活着的人们，由于自己的不合理会使他们本身及其后裔的存在受到损害，这却倒是波尔京不只一次明确、坚决地表示过的。”[51]

　　关于活人会因自己的不合理行为而损害其自身以及其后代的生活，这是一种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谁也不怀疑的真理。因此，承认这一点并不是什么科学的或政论的贡献。

　　其次，已故教授不敢断言与波尔京同时代的俄国思想家在黑格尔之先便有了关于存在或更确切点说，关于真实的合理性的理解，这是正确的。关于真实的合理性的理论须以一元论历史观为前提，而这一历史观却为18世纪俄国人所完全缺乏。我们刚才恰好在波尔京的例子中看到这一点。

　　如果黑格尔的一元论同波尔京的历史观点相距不能更远，但它毕竟还能帮助我们去了解波尔京的历史观点。

　　西斯蒙第在他所著《意大利共和国史》一书中写道：政府是民族性格的最真实原因。按照他的意见，这一理论原则是他研究历史所得出的最主要的结论之一。这一原则在18世纪的历史和政论文献中，几乎获得普遍的承认。

　　另一方面，这一世纪的作家很少怀疑任何特定国家的国家制度——从而它的政府的特性——都为其居民的道德，亦即居民的性格所制约。这一矛盾的结论，初看来是绝对荒谬，但在进一步考察下，却是正确的，尽管只在一定的、很有限的意义上正确。毫无疑义，在任何特定民族的性格和它的政府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由于这一相互作用是在实际上存在的，所以它完全应该为科学承认。对此作出卓越阐明的，正是黑格尔。但是一元论者黑格尔对此还有所补充：他认为科学不能满足于理解相互作用。为了使这一相互作用不将我们带进无出路的矛盾，科学分析应该更深入一层：它应该对它认为是无可争辩的真理的那些社会生活方面的产生，作出说明。这种说明只有在一元论历史观的条件下才能取得或多或少的成功。折中论只是满足于对相互作用的理解，但这不曾妨碍他们对于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赋予或多或少的意义[52]。

　　波尔京创立一元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尝试，没有成功。我们已经知道，他自称为“中间道路”派。但他的折中主义比他所愿意、所意识到的，走得更远。他所理解——虽然是折中主义地理解——的气候决定论，没有给他以解决“政府形式（和法律）取决于道德，道德又取决于法律（政府的形式）”这一二律背反的理论可能。因此，他以为必须将这一二律背反转变为科学分析的工具。

　　由于满足于对相互作用的折中主义理解，他与18世纪许多其他作家相反，赋予道德的意义要比赋予法律的意义大得多。他写道：“使法律适合道德，要比使道德适合法律更方便些。”后者不用暴力是作不成的。梭伦在给雅典人制定法律时说：“我所颁布的法律虽不是在可能制定的法律中最好的，但在适合雅典人的法律中，却是最好的；这就是说，他能够制定更好的法律，但这样的法律会不适合雅典人的道德，因而对他们会是不方便的、不适当的。”[53]按照米柳科夫的意见，波尔京所以将塔季谢夫所收集的全部俄国法制史的资料汇集成为一个整体，就是这个意思。可以进一步说，波尔京对于俄国历史的整个“有机”观点，也在于此。不难看出，这一观点“有机地”包含着这一学者在满足于相互作用观点时所不能避免的一切矛盾。

　　波尔京在反驳列克勒尔克时写道，“部落的性格取决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状况和他们相互之间已有的政治决定”[54]。我们如果将这一原理同我们的作者以前所说的法律（即决定）取决于道德（即部落的性格）的原理并列考察，则结果在他那里——也如在18世纪大多数启蒙思想家那里一样——道德取决于法律，法律又取决于道德。这里的折中主义是如此明显，因此谈不上什么对历史过程的“有机”观点。

　　波尔京对于列克勒尔克著作的评语是很严厉的：“你无论写什么，都是无用的废话，废话不能使思想得到锻炼。”[55]这一严厉的评语是接近真实的。总之，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史，写得是很失败的。波尔京对于俄国历史和俄国生活的学识，都是这位法国作家所望尘莫及的。在他的“注释”里，是有许多异常宝贵的细节的。但是他关于俄国历史过程的哲学见解，却是完全要不得的。它同样“不能使思想得到锻炼”。我已经说过，波尔京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在这里是由于他的出发点的完全错误。

　　如果波尔京坚持说，使法律适合道德要比使道德适合法律更为容易，那是由于他的思想方式的保守性质。他不喜欢彼得改革，是由于这一改革的极端进取性。他责备这种进取性，因而提醒叶卡捷琳娜不要急于实行认真的改革，特别是不要急于改变农民的生活。从法律必须适合道德，而不是相反这一原理出发，可以轻而易举地借口农民的思想落后，即借口农奴制所产生的“道德”，而无限期地推迟农民的解放。农奴制的“辩护者”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愿意理解，他们以这种道德为反对农民解放的借口，是在无出路的逻辑圈子之内兜圈子。

VII


　　波尔京是奴隶制度的“辩护者”，这是不能有任何怀疑的。像方-维津一样，他坚决说，尽管有农奴制，俄国农民的情况还是不像西方那样难以忍受。俄国农民没有西方农民所交纳的那些赋税的概念，而安然享用自己劳动的果实。他同意的是“诚然，地主所属农民的情况，不都相同，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由于他们主人的冷酷无情和麻木不仁，负担着沉重的、难以忍受的租税和劳务，但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还是生活得丰裕和平静，并不认为他们的景况是不能忍受的”[56]。稍后，他说：“我国农民的很大一部分，抱着过分的愿望，而由于满足这种愿望的能力的增加，过分讲究服装……”[57]

　　波尔京所使用的将俄国人民的情况与西欧各国人民群众情况相比较的手法，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克柳切夫斯基在我们的作者的探讨里看出了历史比较法的萌芽[58]。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波尔京想证明我国劳动人民比法国劳动人民更好地满足了自己的物质需要。为此，他引录了梅西埃在其名著《巴黎的情景》（Tableau de Paris ）中关于巴黎劳动人民的贫困和巴黎石匠用餐的简陋小酒店的描写。抱有极端反对派情绪的梅西埃，当然在这里是不惜尽力夸张的。结果在他的笔下形成了一幅极端悲惨的图景。波尔京便将他用完全另一种笔调写出的俄国工人生活概貌，摆在这幅悲惨图景的旁边，进行比较。

　　波尔京问道：“我国劳动人民的食物是否像他们那样呢？我国种地，砍材，从事类似粗笨劳动的最穷苦人民，每日获得35到40戈比的工钱，每日两次吃很好的牛肉菜汤，加油的稀粥，在星期天还要吃馅儿饼，油煎饼以及类似的食物，与其说是吃得饱，不如说是吃得美。至于木匠、石匠以及其他类似的手工业者，他们生活得比这些人还要好得多，那就更不用说了。巴黎的中等人比我国所有住在自由地区的一般手工业者和农民，都要吃得坏些。”[59]

　　这样比较的结果，得出了一种可喜的结论：“在我国，一切都相反。”[60]的确，是相反[61]。

　　下面几行最能说明波尔京对于当时俄国农奴制的态度。

　　“不能说，有些人不应对那些不幸遭受残酷地主迫害的奴隶表示不满；但总的说，特别是就耕种国家土地的农民说，却没有这种达官贵人的诡辩、高傲和残酷。经过经验检证的真实表明，俄国农民并不认为他们的境况是不幸的，是可称为奴隶的；特别是那些生活富裕、满足和安宁的农民，更是如此。他们对于更好的境况是连想都不想的。对于不了解的事物，是不会去希求的：人类的幸福，是由想象决定的”[62]。

　　俄国人民对于他们在北方气候影响下应该珍视的自由，“连想都不想”。“次要的原因”在我国历史过程中的作用竟然这么巨大！可是，如果俄国农民竟然对于自由产生了某种想法，那又怎样呢？那是很坏的！波尔京痛心地说：

　　“自从那种所谓教育的微弱光照，从教养很坏的老爷那里反射出来，稍微触及那些为他们服务的人们，奴隶们对他们的老爷的忠诚和热情，便显著地减少了。”使他十分得到宽慰的一种境况是，“这种教育尚未达到农村住民，也未将其有害影响推广到所有他们那里”[63]。看来，良好的教育在于同奴隶状态妥协！

　　我在前面一章里已提请读者注意，在当时俄国讽刺作家对法国狂的抨击里，时常听到保守的语调。波尔京猛烈谴责对外国风习的爱好，在他那里，这样的语调更为明显。应该记住，列克勒尔克所以激怒了他，不仅是由于前者关于俄国的轻率见解。他对列克勒尔克的厌恶还因为列克勒尔克爱好法制的新计划。他在批驳列克勒尔克时说：

　　“在反对舞弊行为及摒弃罪恶时，必须注意不要减少德行的力量；矫枉过正，是许多朝代衰败的原因。改正风俗和道德，必须非常慎重。”[64]

　　在这里，他的语气甚至比斯塔罗杜姆与索菲娅谈话中[65]的语气，还要坚决得多。但在这里，他的议论的精神，同斯塔罗杜姆并无二致。以下的意见，我们甚至从斯塔罗杜姆那里也未听到：

　　“许多人都注意到，自从我们革除祖先的习惯而按照外国习惯生活以来，我们是变得更弱了，更易于生病了，这样的人是很少活到老年的。根据我的陋见，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废弃了走去洗澡的习惯和采用法国式厨房。”[66]

　　对于这位贝伊尔和伏尔泰著作热情读者的这种唠叨，康捷米尔时代的斯塔罗杜姆之流一定会热烈赞同。这些斯塔罗杜姆之流可能也同意这位饱学深思的少将的经济观点。

　　波尔京反对在我国建造商船。他希望俄国永远不要同航运事业有关的“盈利”，而“将用在船舶上的人们转用于适合我国国情、气候和地理位置的工艺和行业”[67]。哪些工艺和行业呢？他答道：“所有奢侈品都从外国供应，本国人从事生活所必需的行业：农民和军人都应是本国人。”也许是为了给这种经济政策以诱惑力吧，他特别指出，在斯巴达，“所有自由人都是军人，所有的奴隶都是农民”[68]。

　　这种对于完全建立在农奴被奴役基础上的社会制度的极为同情的回忆，会使现时的读者感到惊讶。但是应该看到，就是在托尔斯泰伯爵所写的反拿破仑战争的天才长篇史诗里，出场的人物不也主要是博尔孔斯基公爵或罗斯托夫伯爵一类的俄国“自由人和怡然自得的卡拉塔耶夫一类的农奴吗？”

　　非常有趣的是，波尔京由于极端保守，极不欢喜辩论。他说：“争论无助于改正恶习，消除误解，毫不能使对真理的认识有所成就，却更多地是将真理掩盖。争论易于转化为荒谬的巧辩，爱好争论的人是自作自受。……争论的结果怎样呢？它增加了意见分歧，而保卫谎言的技巧就像保卫真理那样得心应手。”[69]

　　由于在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比较有教养的俄国社会里，有不少像波尔京那样的斯塔罗杜姆，所以完全可以理解，远在《万有》杂志（1769年）时期，就有类似他那样的反对争论的人物——用笔名“阿里斯塔赫·阿里斯塔霍维奇·普里米里切列夫”——劝导作家“在相互之间保持不破裂的友谊和永恒的和谐”。同样可以理解的是，当开明的女皇封闭杂志，禁止书籍出版，同对她过度忠心耿耿的责难者这一俄国实际“和解”时，在这个社会里，能够对她实行谴责的人物，就寥寥无几了。

VIII


　　农奴制“辩护者”波尔京，在俄国国家制度问题上，也表现为“辩护者”。在这里，他的辩护努力也像在那里一样，很少见成效。

　　他在绝对君主制优越性问题上的抽象议论，对于西方作家是不可能有说服力的，因为他们几乎经常在说，俄国的国家制度不像西欧各国的君主制，而像东方的大君主独裁制。

　　波尔京很好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从心坎里喜欢《风俗论》第4卷里的一些章节，因为伏尔泰在那里力图证明，土耳其政府远远不像欧洲人所想象的那样专横。波尔京在引录了伏尔泰的有关论点之后，胜利地总结说：“这样，如果土耳其和其他一些伏尔泰没有明确点名，而要由我们去领会的国家（这里所暗示的是法国。——著者），其政体不是专横的，那么，怎能说俄国的政体是专横的呢？”[70]事实上，如果国家制度的一切形式都相互类似，那就很明显，俄国的国家制度同西欧各国的制度并无差别。整个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在科学上使用这样的分析方法，离开所分析的现象的所有特征而进行抽象议论。伏尔泰著作中讨论土耳其政府特点的那一章（总计为XCIII章），应该说是写得最糟的一章。《风俗论》一书的机智而开明的作者，在这一章里谈得很肤浅。他的结论，就其科学价值说，远远不及波丹的相应结论[71]。在其他条件下，可能波尔京也会看出伏尔泰论点的不能令人满意。但他在这里所追求的不是科学的目的，而是纯粹辩护性的目的；因此，他不但没有改正伏尔泰，却把伏尔泰的已经过于简单化的思想，更进一步简单化了。

　　依靠伏尔泰，波尔京同时毫不迟疑地从俄国实际生活中提出他的论点。他写道：“俄国贵族不比欧洲国家的贵族享受更少的自由、利益和优越；商人和农民的负担也比在欧洲国家小得不可比拟，怎能说俄国的政体是专横的呢？”[72]

　　我们的史学家属于俄国贵族的思想家，他们不但对于叶卡捷琳娜赐予他们这个等级的自由十分满意，而且——这一过失是隐瞒不了的——对于女皇奴役农民的政策，也是十分满意的。这就是为什么当这位无论如何不失为聪明博学的人物考虑俄国对西方的态度时，他的思考只能达到我们在方-维津的书简里业已看到的那套保守性的箴言，以为在西方，无论过去或现在，人们一点也不比俄国生活得好些。这一在实际意义上不能给人以慰藉的结论，在理论的意义上也是完全没有内容的。

　　列克勒尔克写道，我国的法典给丈夫以压迫妻子的残暴权力。波尔京说这个意见是无耻的、卑鄙的，因为在我国，夫妻关系不是由法典，而是由宗教法规决定的。可是，法国作家的错误并未减轻俄国妇女对丈夫的服从。从波尔京那里，关于这种服从，我们听到些什么呢？我们听到他说：“古时，法国丈夫对妻子的权力并不小：根据波马诺阿罗夫的证明，习惯给丈夫以在空闲时殴打自己妻子的完全自由，但必须提防把妻子打死或致死。”[73]

　　列克勒尔克在谈到贵族杜马这一最高审判机关时，引述了伏尔泰的一个评语，说不是知识，而是官阶和出身使俄国人成为这一审判机关的成员。对于这点，波尔京也予以反驳。他质问：“哪里有这种只靠知识而取得席位的审判机关？”他断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官阶、出身、财富和权势都重于知识、天才和能力”。对于这一论断，——其公式是“在任何地方，过去如此，将来亦然”——他用了一个聊以解嘲的猜测来补充，说“也许，在贵族的法庭里，偶尔亦有只因知识而入选的人，但毫无疑问，更多的人是由于财富、门第而取得了属于有知识者的席位”。为了使读者不至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的情况比西欧坏些，波尔京急忙补充说，“据说英国也有类似情况：即在议会选举时，有时对财产比对知识和能力更为重视。”[74]

　　再举一个很有意义的例子。波尔京在将法国同俄国比较时写道：

　　“路易十四并不总是限于企求他有权要求的东西，他的要求和愿望往往比这多得多。……他的愿望并不经常都以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为依据，而是更多地建立在他的虚荣和古怪性格上。虽然如此，法国人并不称他为暴君。法国人梦寐以求的自由权利多少次遭到破坏和消灭，基本法律遭到践踏和贬抑，议会的全体议员被剥夺了席位和被放逐，然而法国人并不把他们的政体称为君主独裁的暴政。”

　　我们所熟知的辩护性的结论，是很明显的：尽管我国的政体可能有缺点，但不能把它称为暴政。波尔京劝列克勒尔克和他的“姑息者”去了解一下我国的法律，规章和国家不同等级的优越地位。他断言那时“他们自己就会证明，俄国的政体完全不是像他们——部分地由于偏颇、部分地由于不了解——所想象的那样”[75]。为了加强说服力，波尔京再次引证麦尔西埃的反对派情绪，不用说，麦尔西埃对于法国的国家管理制度（任意拘捕等等），是强烈反对的。他激动地——对于这种激动的真实性是难以相信的——慨叹道：“这就是对于法国现状和法国政制的真实公正的描写。我们可千万不要出现这种情况啊！”[76]

　　如果像已故克柳切夫斯基所说，这样地将俄国同西方进行比较，也是历史比较法的萌芽，那么，一些毫无头脑的人们在争吵中所惯用的争论方式——对手之一由于被骂为笨蛋或贼而立即敏捷地反击说，“骂人的才是笨蛋或贼”——便应认为是心理比较法的萌芽了。具备波尔京那样素养的人，应能说些更为严肃的东西。

　　俄国对西方的态度问题，那时在我国已成为我国前进的可能方向和可能希望问题。这是在俄国知识界面前从未出现过的最重要、最头痛的问题。但在波尔京的笔下，这个问题转变为我国的民族自尊心问题，这种自尊心受到在文明发展道路上超越了我们的外国人的优越姿态的侮辱，他们过去用——现在仍然继续用这种姿态来评论俄国。当然，民族自尊心并不是不正当的。一个对外国人的蔑视态度安然妥协的民族，是不可能存在，也是完全不想要存在的。诺维科夫和其他讽刺作家反对法国狂的言论，部分地就是由于受到外国人侮辱的俄国民族的完全合法尊严感的启发。丧失了这种尊严的民族是不足取的！但是，这种情感在寻找出路时，经常同其他情感交织在一起，并且按其性质的不同，采取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取得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心理意义。如果在我国讽刺作品里，对模仿外国的抨击，有时表现出保守的——如果不说是反动的——格调，那么，在波尔京那里，这种攻击却是有意识地、明目张胆地保守。

　　过于偏爱波尔京的克柳切夫斯基[77]，在波尔京那里除了找到历史比较法的萌芽，还找到了某种世界主义思想的特殊发展，似乎这种思想是上世纪俄国爱国主义辩证法的“颇为意外、颇为灵活的结果”[78]。这个结果说明，“个别民族——俄国民族和其他民族——生活中出现的污点”，是由于人类本性的一般不完善，而功业和英勇则是俄国民族性的特质[79]。可是，不难看出，这一“辩证”结果，首先同波尔京的一般历史观点不符合。

　　列克勒尔克认为，我国政府各部门都证明我国的野蛮和愚昧，等等。对此，波尔京反驳说：

　　“不应将人类所共有的弊病和苦难加于一个民族。请翻阅所有王朝，所有共和国的原始年代的历史吧，那时就可看到，他们在一切习惯、行为和活动上，都是相仿佛的。可以列举数以千计的例子来证明，在一切地方，人类无论过去和现在，除了构成他们性格特点的某些轻微特征之外，都是彼此类同的。”[80]

　　接着，他举出了一些足以证实这一一般原理的历史事例。但后来又说，古代罗斯人的行为，完全不是像古代法国人这样野蛮和灭绝人性[81]。应该想到，俄国行为的这种相对平和，便是我国民族特性的“微弱特征”了。试问这种特征是在什么影响之下形成的呢？是在气候影响还是在什么其他“次要原因”影响之下形成的吗？波尔京对于这种问题的科学合法性，甚至没有料到。

　　不仅这样。按照他的意见，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性，主要是由气候决定的。但气候各有不同。因此，各民族的特性怎样也不能千篇一律。这一点早为古代作家所熟知，现代欧洲的某些作家，便是从他们那里抄袭了所谓气候影响决定论的。他们急切地指出，希腊人在他们的气候的影响下，爱好自由；而东方民族则对自由漠不关心。波尔京自己在引录维特鲁威的著作时，也力图向我们解释，各种不同的气候影响怎样造成各种不同民族在“精神力量”上的最重要差别。这样，人类又怎能在一切方面“彼此类同”呢？这里存在着一个没有解决的矛盾，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作者只顾追求其辩护性目的，而忘记了他自己提出的原理：气候特点对于各个民族的特性和历史命运具有决定作用。

IX


　　不过，还应说明一点：就令不保持确定的历史观点，也可以追求辩护性目的。如果不背起沉重的理论包袱，甚至可以更方便地参加文艺征讨。叶卡捷琳娜二世同法国神甫夏普[82]的争论最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

　　克柳切夫斯基说，虽然对于她的聪明，谁也不曾否认——除了她的丈夫，因为他在这方面是无判断能力的——但她的聪明无论从深度或从亮度说，都无惊人之处[83]。才学高深的史学家完全可以说得更尖刻些：叶卡捷琳娜的思想虽很活跃，但却异常肤浅。每当她不小心接触到理论问题时，她总是无可奈何地陷进概念的混乱，其实运用这些概念，并不怎样困难。试回忆她的那个臭名远扬的《敕令》（《根本法》）第6章吧。

　　我们从她这个《敕令》知道，主宰着人类的有许多“东西”：信仰、气候、由政府创制的规章、法律、往事的先例、道德、习惯等等都是。但如我们想了解：在这些“东西”之间有无因果联系，例如气候对道德、习惯有无决定性影响（波尔京是坚信这点的）等等，那我们就会听到一些真正奇谈怪论。

　　叶卡捷琳娜说：“自然和气候几乎是统治着所有野蛮民族；习惯统治着中国人；法律折磨着日本；道德风尚一度安排古希腊自由人的生活；当局创制的规章和古代道德风尚曾经统治罗马。”在这一团稀泥里，看不到对历史发展过程提出任何严谨观点的企图。本来，叶卡捷琳娜并不感到需要这种观点。她极端任性地对待所有这些“东西”，将它们混作毫无秩序的一团。有时，她似乎对气候决定论发出嘲笑。例如，对于神甫夏普所说俄国人的神经汁粗糙以及这一生理现象可能产生的社会结果等等拙劣议论，她曾用完全恰当的幽默语调作出结论说，“看来，俄国人的缺乏天才，乃是土壤和气候的结果啊”[84]。但在《敕令》的第一章里，在关于俄国是否“欧洲大国”这个重要问题上，她却又求助于气候论了。叶卡捷琳娜断言，俄国是“欧洲大国”，并用下述方式证明她的意见：“彼得大帝实行的变革所以易于取得成就，是因为当时的道德风尚同气候完全不相适合，这些道德风尚是由于各种不同民族的混合，由于对外国地区的征服而被带进我国的。彼得大帝在引进欧洲民族的欧洲习惯和道德风尚时，发现了他自己也不曾料到的便利。”

　　这里的结论是：彼得改革的成就是由于气候的作用。不要以为，叶卡捷琳娜真正愿意考虑地理环境对于各族人民历史发展的影响。她满足于当时的一些流行观点，认为这种发展，主要地——如果不说唯一地——是由于女皇的活动。在她所写的《关于俄国史的札记》里，有些段落在这方面非常值得注意。她在那里写道：“大家知道，民族和民族语言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才智和勤奋而增进和扩充的。君主通情达理，致力于争得本国人民和语言的光荣，这个民族的语言便会繁荣。由于相反的原因，许多民族语言业已湮没无闻。”这就是说，甚至语言的历史也要用君主的活动来解释。很难说，叶卡捷琳娜是否真正相信立法权力是这样万能。她对农奴制的极端慎重态度，以及她坚决不愿制定不利于贵族的法律，都证明在实践上，她从来没有忘记她的权力的实际界限。但在理论上，由于她对理论思维的能力非常有限，而且很少有这样的爱好，所以易于忘记这种界限。当然，她要使用一切力量来说服俄国人，要他们相信他们的“福祉”完全掌握在女皇的手中。为求达到这一目的，她不惜用一切方法来强奸一切理论。

　　她在给莫尔德维诺夫的一封信中写道：“经我同意和批准编写的历史或历史札记，除了歌颂国家，充作后代竞取的目标和借镜外，别无其他目的。任何其他不大辉煌的方向，都会是有害的。”[85]

　　这封信是在《消毒剂》一书问世以后20年写的。但是，当叶卡捷琳娜对神甫夏普进行文学征讨时，这种对“辉煌的方向”的最强烈的追求，无论在历史或政论方面，就已经是她的特点了。在那时和在其后，由她看来，“歌颂国家”是和歌颂女皇相一致的。神甫的主要错误，在于他对女皇叶卡捷琳娜所统治的国家，未加赞许。神甫的这个错误应由《消毒剂》一书来改正。

　　叶卡捷琳娜甚至过分热心地抓了这件事。

　　神甫夏普在描写下戈罗德时说，这个城市也像俄国的所有城市一样，是用木材建筑的。叶卡捷琳娜认为必须用下列报道对这一描写进行批评：

　　“这一城市于1767年被烧毁，后来按照正确的计划，用砖石改建。所有在女皇叶卡捷琳娜朝代遭受这种灾难的城市，都是这样。例如，特维尔已用30万卢布建成。”[86]

　　这一报道的不真实是很难逃过俄国读者的注意的。但是愤怒的“伏尔泰女弟子”太不谨慎了。她认为应该和可以感到奇怪的是“有些献媚的人竟然建议彼得三世宣布贵族是自由的，仿佛贵族并不总是自由的一样”。如果相信这位历史中光彩方向的光彩女代表，则我国贵族以前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离开军职的，只不过彼得一世在纳尔瓦战役之后才看出不能不限制——显然只是暂时地——贵族的这一自由[87]。完全可能，叶卡捷琳娜那时已充分了解莫斯科国家内部生活的历史，从而知道她的大胆的论断是多么不符实际。但是……“任何其他不大辉煌的方向，都会是有害的”哟！

　　叶卡捷琳娜很了解俄国农民的极端艰难情况。她不只一次让她的近臣知道这一点。然而如果她在很了解这一情况之后，竟然颁发了一些加重这一情况的指令，则不言自明，她在需要反驳傲慢不恭的外国人时，是不能尊重真理的要求的。她写道：“普通俄国人的状况不仅不比许多外国为坏，而且在大多数情形下，甚至还要好些。人民应付的小额捐税较少，而且大都知道要付些什么：在义务上没有自由，但只要付清了，便可完全自由行动了。”[88]

　　由于波尔京很可能看过《消毒剂》一书，所以这位有学识的少将关于俄国农民的愉快认识来自何处，便很显然了。完全可能，方-维津也浏览过叶卡捷琳娜的论争著作。如果事实上确是如此，则他对俄国劳动人民比西方各国工人阶级生活得好些的欢快信念，也是从这里来的。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叶卡捷琳娜文学生涯的“辉煌方向”对于我国社会思想的发展过程，是有着重大影响的。许多贵族的思想代表，都喜欢这个方向。

　　叶卡捷琳娜不了解为什么夏普在谈到俄国时，“嘴里经常发出奴隶一词”。她以为唯一的解释是他的恶意，“总想用些最能贬低事物的词句”[89]。如果恶意不使法国神甫陷入迷途，那么，他就应该理解，不仅俄国农民，而且一般地，任何俄国小市民，也都在事实上比西欧国家的人民享有更多的自由。《消毒剂》的作者对此是坚信不疑的。

　　他相信“假如我们将每一个人的情况同许多其他欧洲国家的同样情况相比，那就不难证明，在俄国，公民（原文如此！）所受压迫最小，所付小额压榨最少；所负担的义务都很明确，而且他们所做的是近乎愿意（！）的事；政府只是对违法行为实行惩处；这些法律尽管为数很多，而且在某些场合里相互矛盾，但远远未到其他国家那种法令如毛的程度。……不难证明，我国法律，不管怎样，也是欧洲最简单，而且大都是最明确，最合理的法律。”[90]

　　出席法典委员会的代表们，对于他们的选民的福利远远不是这样有信心。他们羡慕西欧“幸福”居民的权利和优越地位。可是他们的怨言达不到神甫夏普，也不能成为他反对《消毒剂》作者的武器啊！《消毒剂》作者知道，外国人不了解俄国社会政治生活的细节，因而他就可以信口雌黄了。

　　伶俐泼辣的叶卡捷琳娜没有放过转入进攻的机会。她很知道当时西方国家政体的弱点，坚决断定西方的生活比俄国坏。可以说她比所有斯塔罗杜姆之流，更早地使用了克柳切夫斯基称之为历史比较法萌芽的论争方式。

　　她答复法国人夏普说：“你们对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攻击的，的确，你们不充军到西伯利亚，因为你们没有这样的地方；你们的加拿大被英国人夺去了，在红衣主教里舍尔时期，你们就丧失了它。但波尔多地区和奥隆沙漠难道不是你们的放逐处所？至于非常委员会，巴士底监狱，夏托—特罗姆佩特以及类似的地方，神甫先生，你都喜欢吗？据说，由于一种方便的发明，即用表格方式签署的lettre de Cachet（密旨），这些地方总是填得满满的，这当然是对公民的充分保障啰；再小的阴谋，只要你有敌人，就可使整个家庭的幸福遭到浩劫。”[91]这些语句，对于明理和公正的俄国读者，是会造成其作者所难以预料的印象的。即令读者相信，法国真是没有什么可以责备我们的，那他还是会问问自己：这又有什么可喜的呢？难道俄国“公民”由于当局的专横而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其处境要比那些在波尔多受苦受难的专制政权的牺牲者好些？难道那些关在俄国城堡牢狱中的人们，要比关在巴士底监狱里的犯人的日子好过些？但是要使《消毒剂》的读者在头脑中产生这些问题，他们必须具有公正的情操，然而这种情操却不是当时俄国知识界的代表所常有的。社会生活给社会思想盖上了自己的烙印。农奴制在俄国国内关系中的统治，迫使那些利于维持这个制度的人们，从那些实际上毫无可供慰藉的见解里，找到慰藉。叶卡捷琳娜是深知人类的弱点的，当她采用那个多少有些冒险的历史比较法时，当然要有意识地寄希望于这一情况。

　　在《消毒剂》里最使人吃惊的，是它的作者的天真的，同时又是无边无际的自吹自擂。叶卡捷琳娜在驳斥夏普所说在俄国没有人敢于思想，专制制度在那里扼杀了聪明才智和一切感情时写道：

　　“我国政府远远没有压制聪明才智和一切情感，而只是从事于鼓励和奖掖聪明才智，赞助一切忠诚和有益于社会的情感。当俄国人很快就要亲眼看到一部受到一切对人类作出贡献的情感的驱使，又为女皇所亲手签署的著作——我所指的是为制定新法典而颁布的《敕令》——问世时，他们怎能不有所思考呢？”[92]

　　另一地方，在谈到《敕令》所依据的原则时，叶卡捷琳娜热情地颂扬了叶卡捷琳娜。她说：“这些原则引起欧洲，特别是有理智的人们的震惊，可惜，这样人的数目，在世界上不是很多。”[93]

　　她可以补充说，这些引起欧洲震惊的原则，按照她自己的说法，是从法国启蒙思想家那里“剽窃”得来的，而她自己则从来无意将其贯彻到俄国生活中去。当然，对这一点她没有补充。

　　由于对理论的疏忽大意和不拘泥于确定的历史观点，叶卡捷琳娜可以随心所欲地反复宣称：人在一切地方都是人。她欣然重复了这一般论点。但是在欣然重复这一论点时，她又认为为俄国民族性唱颂歌是有好处的。

　　《学术侍从》觉得，彼得前的罗斯是迷信、愚笨、无知和停滞的黑暗王国。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除对彼得时代的最强烈理想化外，在我国著述界产生了一种趋向，想将彼得卵翼下的小学生对莫斯科旧事物的严峻判决，予以复查。我们在诺维科夫那里已经见过这种趋向。现在指出，这个趋向在《消毒剂》里获得了最强烈的表现，它的作者极为欣然地重复着：人在一切地方都是人。

　　她在这里同她的“老师”伏尔泰完全决裂，对于夏普所说俄国在彼得登极以前都是处于愚昧无知之中，坚决予以反驳。她写道：“我们以前说过，现在仍然要重复，在彼得朝代之前，我们同所有欧洲国家，也许除意大利外，都是并驾齐驱，步伐相同的。只是在这位皇帝死后的混乱时期，才推迟了我国的发展。”[94]

　　旧罗斯——混乱时期以前的罗斯——在教育上不比西方国家差，而在道德风尚上却把它们远远抛在后面。《消毒剂》的作者在这里写了一首真正的田园诗。

　　“离婚几乎是未见的事。子女对父母表现了极大的尊敬。”最使叶卡捷琳娜宽慰的是，仿佛在所有契约的后面都注明：违背自己诺言的一方，是可耻的。

　　她兴高采烈地说：“这样，羞耻当时是人们对自己的最大约束。我想，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为其道德风尚提出像这个公式那样有说服力的有利证据。这个公式只是在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生活，而道德风尚也不再是那么简单时，才被放弃。显然，这个变化可能发生在混乱时期，混乱震荡了伊凡·瓦西利耶维奇皇帝以后的国家和家庭；在此以前，道德风尚都是很单纯的。”

　　在一个存在着严酷的刑事处分的国家里，却有这种非常优良的道德风尚，这会显得费解。但叶卡捷琳娜总是能够自圆其说的。她要人相信，肉刑用的树枝和鞭笞是从罗马传到我国的！总的说，“所有这些可怕的东西，很不幸，都是我们从其他民族那里因袭的。”从这里完全自然地产生一种助长我国民族自尊心的结论，即不是俄国应该仿效西方民族，而是西方民族应该仿效俄国。叶卡捷琳娜建议：“让这些西方民族，如果他们有理性的话，以我们为榜样，根据女皇叶卡捷琳娜制定的《敕令》第十章改造他们的刑事法院吧！这个《敕令》在巴黎和伊斯坦布尔是受到取缔的。”[95]

　　这样，彼得向西方学习，而叶卡捷琳娜则教育西方。

　　在我国19世纪的著作界，对旧俄生活的理想化有时是由于先进作家想为其民主纲领提供历史根据。因此——我顺便指出——封地市民会议时代的罗斯，比莫斯科大公和沙皇时代的俄罗斯在当时更加受到理想化。不言自明，叶卡捷琳娜怎样也不会向往那美好的旧时代的“自由”，她对它既无好感，也无恶意。她甚至认为吕里克大公是一个没有丧失某种“开明”倾向的专制君主。驱使她把旧的俄国道德风尚理想化的，并不是什么民主的热潮。她的理想化的用意是为了歌颂俄国生活的那些导致俄国君主无限权力的形成和巩固的方面。叶卡捷琳娜写道：“在欧洲没有哪国人民能比俄国人民更喜爱自己的国王，更依恋自己的君主。”[96]当然，整个文明世界都知道，俄国在18世纪过程中经历过多少次宫廷政变。这些政变使外国人对俄国人如何依恋君主，发生怀疑。但叶卡捷琳娜对此却不感到难为情。她写道：

　　“对此，我想说一件使许多人惊异的事情，即俄国除了在民族感到陷于衰败时，从未发生革命。我们的一些朝代是严酷的，但我们艰难度过的只是那些衰败的朝代。我们的政体，按其类型，是需要毅力的；如果没有毅力，则不满会普遍存在，因此，如果事情不好转，就会发生革命。”[97]

　　这就是说，由于俄国人民对君主的喜爱为欧洲所仅见，只要给“我国政体”以更多的毅力，就可保证不发生革命意图。叶卡捷琳娜是不缺少毅力的。她更善于为自己罗致有毅力的助手。因此，她只要对俄国人民的性格大加颂扬，并以从事这种性格的理想化为深谋远虑的国家事业，就万事大吉了。总之，我们的“女皇政论家”在按保守的方向热心实行这一理想化方面，是超过了所有与她同代的俄国作家的。

　　毋须说明，这种理想化，同叶卡捷琳娜驳斥丑化俄国制度的外国人的全部言论一样，对于俄国怎样能够和怎样应该对待西方的问题，是没有提出任何严肃、有效的答案的。

X


　　叶卡捷琳娜二世是从她的个人利益的观点来考虑俄国对西方——因而也是对彼得改革的态度问题的。这就是说，当她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时，她不是以理论的指示，而是以实际利害的见解为指导的。按照她的意见，她所写的都是对巩固她的权力、扩大她的光荣一向有益的东西。波尔京的观点不是个人的观点，而是等级的观点。因此，他的眼界要广阔得多。在这种眼界的范围内，局部地也有郑重考虑理论要求的地方。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贵族等级的利己主义与这种要求相矛盾的地方，他就不顾这些要求了。当等级利己主义的需要与理论的要求相抵触时，波尔京便从学者一变而为“辩护士”。

　　这是无可避免的。过去和现在，这一现象都反复出现在屈从于等级（或阶级）利己主义影响的一切学者和政论家身上。俄国贵族的思想代表不是这一一般规律的例外。我们知道，M.M.谢尔巴托夫公爵在法典委员会发言时，多么强烈地服从于贵族等级的利己主义需要。

　　18世纪下半期，谢尔巴托夫公爵堪称是俄国贵族等级的最优秀思想代表了。但是，他的贵族思想意识亦有其特殊的色调。波尔京在门阀与官吏的斗争中站在后者一面，而谢尔巴托夫在委员会里却热烈地保卫了门阀。

　　他在这一斗争中所采取的立场，决定了他对彼得改革的态度。

　　作为贵族的思想代表，他一般地不能同意改革对官宦等级不利的方面和不利的后果。这里他有时很接近波尔京。例如，在他的政治小说《瑞典贵族C先生在奥菲尔游记》里，他暗示彼得将首都从莫斯科迁到彼得堡是犯了错误。他用以支持他的这一意见的论点，几乎同我们在波尔京那里所看到的完全一样。像波尔京一样，他也希望这一错误将在往后得到改正。但这不过是一种次要的细节。下面才是具有首要意义的特点：

　　谢尔巴托夫虽也承认改革的历史必然性，赞同彼得建立了“有秩序的管理制度，促进了科学及军事艺术的认识”，但对改革的急进性，其难受却不亚于波尔京。这是可以从他对彼得反对笃信上帝的丑恶表现的斗争的出色评价中，看得出来的。

　　请注意，精通当时西方先进著作的谢尔巴托夫，按其宗教观点，是自然神论者，而全然不是东正教的基督徒。过分相信宗教，在他看来，是一种能够带来极端有害后果的现象。例如，他把深入俄国王公心中的“过度笃信上帝的精神”，看为造成鞑靼人征服俄国的条件之一。他写道：“由于屈从这种精神，王公们便会陷入迷信（原文如此！）和信鬼神，不再关心所谓尘世的和不能永存的一切，而只顾企求永恒的生命。”僧侣和一般宗教界人士用一切力量支持世俗当局的这种情绪而“钻进社会管理机关，他们到处排除了坚定慷慨的德行，而代之以僧侣精神”[98]。

　　如果在18世纪，“信鬼神”能给俄国带来这样可怕的危害，那就可以假定，我们的开明公爵会把取缔它看为俄国政府的首要职责之一了。然而谢尔巴托夫却并不同意彼得在这方面的措施。的确，他欣赏彼得对于“没有必要搞出的奇迹”、“斋戒期间不敢吃晕的迷信”、“未经证明的形象”等等，并未赏识，但他觉得沙皇改革家过早地实行了反对迷信的斗争。

　　谢尔巴托夫在他的著名论文《论对俄国道德风尚的危害》中问道：“他是在什么时候搞这一斗争的呢？是在人民尚未经受教化的时候搞的；这样，由于在未经教化的人民中取缔了迷信，他就取消了他们对神圣法律的信仰。”[99]谢尔巴托夫将彼得的这种行为比作园丁不适时地剪去树枝。不适时地剪除树枝，是要削弱树的成长的。谢尔巴托夫继续说道：“这样，废除迷信，给信仰的最根本部分带来危害；对地狱的奴隶式畏惧是消失了，但对上帝和对神圣法律的爱也一同消失了；至于一时由信仰造成的道德风尚，由于缺乏其他教化，便因丧失了这一支柱而趋于沦落。”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斯塔罗杜姆思想的另一说法，按照这个思想，现时的智者由于铲除成见，也就从根本上离开了德行。我们已经知道，波尔京也是同意这一思想的。根据一切迹象，可以看出，这个思想在当时的贵族思想代表中是极为流行的。他们不能不认识，他们这个等级的越来越扩大和巩固的特权，同先进国家的“现代智者”所争取的目标，是完全不相符合的。因此，他们在阅读“现代智者”的著作，甚至部分地为这些著作所吸引时，也都反对其中的实际要求，宣布这些要求有害于德行。在俄国贵族思想家的这种情绪之下，他们不能不害怕彼得的某些——并不是全部——改革方法所特具的急进性。他们所欣赏的一句谚语是：欲速则不达（Тише едешь,дальше будещь）[100]。

　　如果谢尔巴托尔赞赏这一谚语不亚于波尔京，如果他对彼得改革的任务和过程的一般见解，是由与他同代的贵族的利益决定的，那么，作为这一等级的世袭门阀部分的思想代表，对于改革中一些未为反对门阀的贵族所注意，甚至为他们所赞同的方面，也都表示谴责。

　　他在法典委员会里就已证明，名门贵族是在良好的道德气氛中受教育的，只有这种气氛才能养成青年人的高贵自尊心和对祖国的无私服务。如果不美化旧贵族的道德风尚，是不可能抱有这种意见的。不仅如此。俄国的历史过程越来越使门阀给官僚让路。因此，门阀的思想代表自然要产生把过去理想化的倾向。然而彼得改革是不怜惜过去的。所以，门阀的思想代表就会承认改革的历史必要性，也对它比官吏的思想代表有更大的保留。

　　值得注意的是，谢尔巴托夫甚至把旧事物理想化时，也在我们面前表现为身受法国启蒙著作影响的作家。启蒙著作往往对原始民族的生活，极端美化。谢尔巴托夫也是这样看待原始民族的生活的。他关于这些民族说：“他们的法律无论好坏，他们都是严格遵守的；他们的义务是神圣的，几乎没有听说有人背叛自己的妻室或亲属；他们无比坚定。他们以毫无畏惧，视死如归为光荣。”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农奴制的门阀辩护士，竟然认为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制度以及由于这一制度而决定的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是原始社会的优点之一。他继续说：“他们（即原始人民。——著者）的慷慨是值得称颂的，因为社会用自己的劳动获得的一切，都在社会里平均分配，我在任何地方也没有看到野蛮流浪的未开化的人民掠夺他们同胞的劳动果实，使自己的境况优于别人。”

　　谢尔巴托夫既然对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抱有这种观点，但他又主张向“彼得大帝朝代以前的俄国道德风尚情况”过渡，这就使人感到有些奇怪了。对于彼得前的道德风尚无论谁是怎样想法，很显然的是，它们同原始的道德风尚是很少有共同之处的。但谢尔巴托夫以为旧的莫斯科生活所以同原始民族的幸福生活相仿佛，是因为在这种生活里没有“追求享受”的行为，而他觉得“追求享受”是败坏俄国道德风尚的主要原因。

　　在旧莫斯科由于没有“追求享受”的行为，所以“几乎每人都能按照自己的境况，没有匮乏地用自己的收入来生活，都能备有必需的一切，而不追求更高的欲望的东西，因为更好的东西，谁也不知道”。青年人受到畏惧上帝，顺从父母，尊敬本氏族老人等等教育。谢尔巴托夫愉快地描述青年人每逢假日早晨都来到长辈亲戚那里致敬，“像亲属和自己人那样照顾老年人”。他尤其津津有味地列举彼得前俄国达官显贵的“高贵自尊心的特征”。按照他的说法，就是最自专的君主也不得不尊重这种自尊心，不得不尊重旧习惯，“不仅对贵族的请求表示迁就，而且尊重高贵的门阀，超过别人”。

XI


　　彼得改革（谢尔巴托夫说它是必要的，但也许是多余的变革），破坏了俄国习俗，使“追求享受”进入俄国人的心灵，导致旧世系的衰落，产生了对财富的普遍追求。为了供应无限度的开支，贵族开始巴结君主和显贵。“粗野不文明的行为由于道德风尚的影响是减少了，但代之而来的是阿谀和自私；是谄媚逢迎，玩忽真理，诽谤君主和其他恶行，这种恶行现在（1788年——著者）遍及宫廷及达官显贵之家牢不可破”。[101]

　　按照谢尔巴托夫的意见，这一切就是彼得所实行的虽属“必要，但也许是多余的”改革的后果。他认为这些后果都是不足取的。因此，有时人们也称他为斯拉夫派的先行者。但是他的观点并不比波尔京的观点更与斯拉夫派的观点相似。使他和《列克勒尔克注释》一书作者同斯拉夫派相接近的，只是那种保守情绪，也许还有某些预期在未来才能实现的事情，如迁移首都——斯拉夫派说：首都应从彼得堡迁到莫斯科。

　　就其思想方式——当然不是就其实际意图——而言，谢尔巴托夫又同波尔京一样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学生。但波尔京试图在分析历史发展过程时使用科学的观点，吸收了某些法国启蒙思想家宇宙观中的唯物主义因素之一，而谢尔巴托夫则保持了历史唯心主义。

　　在他看来，历史发展的最深刻原因在于人们的观点及其道德风尚的改变。他在谈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当这个社会引起他的注意时——保持了这个观点，在评价彼得改革时也是站在这个观点上。

　　就这点说，他又同波尔京相接近。波尔京未能制定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结果只是停留在法律与道德风尚相互作用的概念上，并认为在这种相互作用中，道德风尚比法律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最后，谢尔巴托夫与波尔京相似，还在于他想把旧的俄国道德风尚理想化。就令不谈理想化的程度，谢尔巴托夫的心理动机，也同波尔京并无二致。

　　谢尔巴托夫在描述俄国道德风尚遭受破坏时，深切惋惜世袭名门贵族丧失了他们旧日的高贵自尊心。波尔京虽亦极为珍视贵族的称号，却对此并未表示惋惜。波尔京是官级制的拥护者和门阀的敌人，他对贵族的自尊心有不同的看法。在他关于这种自尊心的观念里，没有谢尔巴托夫显著强调的那种对政权保持独立性的因素。当然，谢尔巴托夫的这种独立感，也不是没有限度的[102]。一切都是相对的，我们的门阀思想家毕竟在这方面与官级思想家大不相同。

　　说俄国道德风尚是在“追求享受”的影响之下遭到破坏的，这就等于说，它们是由于变坏了而遭到破坏。某一社会的“追求享受”，是这个社会的道德风尚的一个组成部分。谢尔巴托夫断言，“因果的科学是给理性带来最大满足的科学”，他大概感到他在说明俄国道德风尚遭受破坏的过程时，过于含混地规定了这一过程的原因。像他的那些同时代人未能超越道德风尚和法律相互作用这一概念一样，他在未能利用“道德风尚”来解决问题之后，立即求助于政府的立法活动。他从这种活动里找到了贵族道德败坏的两个原因。就中第一个原因，在彼得改革前的时代里，即已开始发生作用。

　　谢尔巴托夫说：“按门第决定官阶制度的破坏（其实这既有害于为国家服务，也不利于非任何权利所能代替的名门世系），在贵族中消灭了高贵自尊心，因为从此受到尊敬的不是门第，而是官级、服务和功绩。而由于每人都在争官夺位，而不是任何人都能作出直接的功绩，所以因缺乏功绩而不择手段地阿谀逢迎国王和显贵的现象，比比皆是。”[103]

　　贵族自尊心消失的另一原因，同彼得的改革活动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是他往往迫使贵族同他们的奴隶一道服兵役。当过去的奴隶服务到担任官职时，他们时常成为自己的主人的长官，并对他们使用笞刑。此外，名门青年在参军进入士兵行列之后，长期脱离他们的亲属。谢尔巴托夫抱怨说：“贵族世系因服兵役而分散，这是他们这类人从未见过的事情。”[104]

　　这一情况给高贵的贵族自尊心以致命的打击。我们的作者问道：“那些从幼年即已战栗于长官鞭笞之下，除服役外别无他途可以争得尊敬的人们，他们得不到他们同类人的支持，没有联合和保护，孤零零地陷于强者之手，又怎能保持德行呢？”

　　不能不承认，谢尔巴托夫所指出的这两个原因，使他所描述的道德败坏过程更易为人所理解。原来道德败坏是名门世系无权的结果！不过还有一点——而且是最重要的一点——没有弄明白：那种使名门世系丧失其全部重要性的社会力量对比，是怎样在俄国形成的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谢尔巴托夫必须摆脱相互作用这一概念的限制，去发现那些既决定各种作用于法律的道德风尚，又决定各种影响于道德风尚的法律的更深刻的原因。然而不仅是他，就是当时比他深刻得多的作家，也都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只限于将道德风尚与法律相互比较，作为两个平行的原因，两者之间没有共同的根源。我们在他那里读道：“我说过，追求享受和奢侈，能够在人们的心灵里发生这种作用；但是还有一些其他来自制度本身的原因，它们根除了坚定意志和良好道德风尚。”

　　我们不向谢尔巴托夫要求他所不能提供的东西，只是指出，何以他对根除了坚定意志和良好道德风尚的种种制度的回顾，在这里不曾追溯到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以前。在另一地方，他认为贵族道德风尚的败坏发生在更久远的时代，即发生在伊凡雷帝时代。

　　这位沙皇对最显贵的大贵族的不信任，使他们不能为祖国服务，谢尔巴托夫说：“因为他不仅到处重视鞑靼王子超过自己的俄国公爵和大贵族（他们的祖先服役几百年），甚至对于那些很难称为人类的西伯利亚的爵爷们，也重视超过对于自己的公爵和大贵族。贵族的心情沮丧了；适当的高贵自尊心被消灭了，对祖国的爱熄灭了；代之而来的是卑贱，奴颜婢膝，唯私利是图。”[105]

　　既然这样，则我国道德风尚的败坏，是在彼得改革以前很久就发生的了。同样显然的是，在对名门世系的态度上，彼得是忠于莫斯科国家的历史传统的；他的改革活动所以未能满足谢尔巴托夫，主要就是由于这一原因。门阀的思想代表是不能有别的看法的。如果说他是斯拉夫派的先驱，那无论如何也不是19世纪莫斯科的斯拉夫派的先驱[106]。

　　总结本章到此所说，必须承认，对于俄国是否乐于欧化问题，法国启蒙思想家一致作了肯定的答复。但卢梭不在内，因为他不是真正的启蒙思想家。

　　至于俄国能否完全吸收西欧文明，对于这个问题，他们的答案不是完全确定的。他们当中某些人看出了俄国社会制度同先进欧洲国家社会制度之间的巨大差别。他们虽是极为有理有据地认定第三等级是近代文化的主要代表，但又怀疑俄国启蒙事业的前途，因为俄国这一等级发展得很脆弱，或如他们所感到，完全缺乏这一等级。

　　对于这两个问题，当时的俄国作家却提出了不同的答案。他们当中某些人深信俄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可以选择任何“体制”。另外一些人由于考虑到俄国“道德风尚”的某些特点，由于认为道德风尚是社会发展的最稳定因素，则对此表示怀疑。至于俄国应否吸收西欧文化问题，他们的答复虽然是肯定的，但也附有重大保留。十分清楚，他们作出这种保留是由于受了等级利己主义的驱使：他们正确地感到，完全吸收西欧文化，对于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等级的特权，是有危险的。

XII


　　任何特定的等级（阶级），其思想方式总是有或大或小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出现是由于在这个等级的内部从来没有完全的利益一致。我们已经看到，我国门阀的思想家同官级的思想家便有分歧。但在等级思想方式的范围内，甚至由于年龄也可以产生颇为重大的差异：父与子之间的意见分歧，就是一个颇为常见的历史现象。

　　缺乏经验的青年人几乎经常比饱经世故的老年人对抽象观念表现了更大的爱好。这并不是说，属于最高等级的青年人不珍视他们的等级特权。极为常见的是，特定等级的青年成员珍视其等级特权，并不亚于老年。只是他们对于特权想得较少，因为他们一般是更多地抽象想象。这是从卡拉姆津（1766—1820）的例子中看得再明显不过了。

　　他在《俄国旅行家书简》中说：“所有关于俄国性格改变，关于俄国道德面貌丧失的可怜哭诉，或者不过是戏言，或者是由于缺乏深思。我们同留着大胡须的祖先不一样：这更好！外表和内心的愚笨、无知、游手好闲、烦闷，这是他们应有的命运；而在我们面前，则展开着增进理智、取得高贵精神享受的一切途径。所有的民族特性在人类特性面前都化为乌有。主要的事情是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斯拉夫人。对人类良好的东西，对俄国人也不会坏。英国人或德国人为人类作出的有用、有益的发明，也都是我的，因为我是人！”

　　可能以为，这些话是对谢尔巴托夫关于俄国道德风尚在“需要但也许是多余的”彼得改革影响下遭受破坏的哭诉的答复。23岁的卡拉姆津把这种哭诉称为可怜的哭诉，断然反对当时在俄国人关于彼得改革讨论中渗入的民族主义因素。我国19世纪40年代的西方派可能极为赞赏这一尖刻的议论。他们当然会在“英国人或德国人对人类作出的有用有益的发明，也都是我的，因为我是人”等语句下签字。

　　只有别林斯基，作为他们当中最精通我国文学史的人，也许会对“人类”这个概念，抱有某种怀疑。他是对的。

　　我所引录的这些片段，是卡拉姆津1790年5月在巴黎为答复法国的俄国史学家列维克而写的。按照列维克的意见，不能称彼得为天才，因为他虽然想启迪俄国，但只会模仿其他民族等等。就其本身而言，这个意见不算恰当。但是只要对它略加深思，便可看到，这位法国史学家对彼得改革的观点的深刻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对俄国民族的态度的人道精神，远远超过了俄国旅行家。

　　列维克从责备彼得的模仿性开始，更进而责备彼得没有充分模仿其他民族。列维克说：“为了迫使俄国人模仿其他民族，那就必须将他们摆在与其他民族相等的条件下。为此必须给他们以自由。当俄国人取得了自由的时候，他们便会在工业方面与其他民族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他们。大权在握的彼得，是能够迫使贵族解放农民的。”但他没有做到这一点。彼得更加重了对俄国人的奴役。彼得一方面要求“他们模仿自由的人们，而当他希望他们在发展科学和艺术的道路上迅速前进时，却束缚了他们”[108]。这就是为什么他所愿望于俄国的成就，没有能够达到的缘故。列维克出色地写道：“他的过于广阔的权力范围，妨碍他的愿望的实行，他可以利用奴隶的手来建造船舶，但不能使奴隶获得外国资本家的信任。”为了证明这一点，列维克举出了俄国商人索洛维约夫的例子。“这个商人被彼得派往荷兰经办商务，他在那里发了财，并且获得了荷兰商人的信任。但后来由于拒绝给彼得宫廷某些官员以贿赂，他们在皇帝面前诬陷他，遂被立即召回俄国。他的荷兰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受到重大损害，而俄国同荷兰刚刚开始的商务关系，亦告停歇。”[109]

　　列维克关于彼得一方面想启迪俄国人，同时又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增加障碍，妨碍他们的自然才能的发展——这个思想是完全为卡拉姆津所不能理解的。他断言“各国人民的教育和启蒙道路，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一个跟着另一个走”，而完全忽视了各国人民都是在不同的条件下走上这一道路的。在他那里，整个问题就是衣服和胡须问题。他说：“彼得大帝要我们穿德国式服装，因为这方便些；又把我们的胡子剃掉，因为这样舒适些；长衣不灵便，妨碍走路。”等等。他似乎没有读过列维克的议论：即彼得从俄国人身上脱下长袍后，给他们戴上了新的锁链。

　　列维克的另一条使我们的旅行家大为震惊的意见是：没有彼得，俄国人也会在启蒙的道路上迈出根据彼得指示所迈出的步伐。卡拉姆金讥讽地诠释这一意见说：“这就是说，即令彼得没有教诲我们，我们也能学会的！怎样学呢？自己学吗？可是国王曾经耗费多少精力来克服我们的顽固愚昧哟！可见，俄国人是不愿意，无决心接受教育的。”

　　如果列维克承认俄国人是不愿意，也无决心接受教育的，那他就自陷于可笑的矛盾，因为他断言俄国人即令没有彼得也能过得去。然而问题就在于他完全不是这样想的。他表示反对卢梭，因为卢梭说俄国无意吸收文明。他在指出彼得的改革创举立即得到有才能的俄国人士的活动的支持时，说过：历史学者和政论家虽然乐于歌颂这位国王，但似乎又以诽谤俄国人民为乐。列维克假定，俄国人即令没有彼得，也能在启蒙方面取得同样的成就。这个假定是以这样一种信念为根据的，即在彼得改革开始以前，俄国已有强烈的启蒙愿望。当然，卡拉姆津可能认为这种信念是没有根据的。但无论如何，他应该对它加以考虑，并在反驳列维克时，更仔细地考察一下彼得改革开始前的俄国内部情况和社会需要。他没有这样做，而只是空洞地断定“如果按照事物的自然的，从容不迫的过程，就是两个世纪也很难作出我们的国王在30年内所作出的成就”。

　　个人活动与事物自然发展过程的对立，我们在以后各卷里还将不只一次看到。这种对立在理论上是完全站不住的。事物的自然过程不排除个人的作用，而是相反，以这种作用为前提，是经过它来完成的。对于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整个问题在于阐明哪些社会条件造成某一个人的活动，哪些条件促进和妨碍这种活动。但这种对立，人们曾长期认为不仅在理论上是容许的，而且是寓意深刻的。然而当我们看到，争论的双方都承认这一对立为合情合理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他们当中哪一方更接近于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认识呢？

　　由于把人们的自觉活动看为他们的自由的，即无规律的活动，所以很明显，那些求助于事物自然发展过程的人们是更接近于社会过程的规律性认识的。求助于事物自发过程，这本身就是对规律的模糊认识的表现。因此，不能不承认，卡拉姆津在反驳列维克时表现出自己是一个比这位法国历史学者肤浅得多的思想家。

　　与方-维津、波尔京和谢尔巴托夫不同，年轻的卡拉姆津是无条件地拥护启蒙运动的。但他对启蒙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看法，是极端抽象的。他在国外旅行回国数年后慨然写道：“一定要脱离愚昧的阴影，经过疑难、期望和迷误的幽暗途径，达到灿烂的真理；我们将达到无限美好的境地，不顾一切阻碍，并在其芬芳的怀抱里，享受天堂的幸福。”但怎样达到呢？卡拉姆津对此未加说明。有一点是没有疑义的：我们不能通过对真理的敌人进行实际斗争而投入这仙境真理女神的怀抱。社会斗争仍旧是一种他完全不能理解的现象。他在侨居日内瓦时写的一封信（1790年1月23日）中写道：

　　“在这个小国里，发生了纷争。多么奇怪的人们！他们生活得既安宁又富裕，却还另有希求！”迁居巴黎后，由于那里发生了不可比拟的更尖锐的政治斗争，他在同年4月的一封信中写道：“当人们确信为了他们自己的幸福，需要德行的时候，那时，黄金时代就会到来，人们在一切政治体制下，都会享受和平幸福的生活。”在对历史发展过程的这种极端表面认识下，卡拉姆津会完全忽视他的俄国同代人的具体生活条件。但我们在某一特定时期所未看到的东西，并不都对我们毫无所谓。卡拉姆津极为珍视（尽管是不自觉地）那些他由于极端肤浅的历史发展观点而未能分析的社会制度。当法国革命使他感到政治风暴有时会彻头彻尾改变一定社会制度时，他开始以一个完全自觉的保守派的身份表态。这时他写道：“革命解释观点：我们看到，国家制度即令有些局部或偶然的缺点，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所有优秀有识之士都站在当局的旗帜之下，决心只是促进现行事物秩序的胜利，而不想标新立异。”

　　这些话的写作时代（1802年）超出本篇的范围。暂时我们所研究的只是叶卡捷琳娜时代的卡拉姆津。在这里只要指出，卡拉姆津在反驳列维克时虽是无条件地赞扬了彼得改革，但是由于经验的教训，他在《古代和近代俄国札记》里却对这一改革进行了辛辣的批评。这样，他便从无限美好的真理女神的膜拜者和西方启蒙运动的讴歌者一变而为斯塔罗杜姆，断然否定了他自己的旧信条：对人类良好的东西，对俄国人不会坏。



[1] 该论文最后定稿于1769年刊行。

[2] 希腊神话中克里特岛王，为宙斯与欧罗巴之子，死后成为阴间审判官之一。——校者

[3] 伏尔泰说：“J’appelle，grands hommes tous ceux qui ont excellé dans l’utile ou l’agréable.Les Saccageurs de provinces ne sont que héros。”（我把一切因有益或因令人喜爱而出众的人称作大人物。外省的掠夺者不过是一些英雄罢了。）

[4] 卢梭：《社会契约论》，第2册，第8章。

[5] 《Histoire de Russie》（《俄国史》），见《Oeuvres comp’ètes de Voltaire》（《伏尔泰全集》），第5卷，第67页。参阅1757和1758年伏尔泰给舒瓦洛夫的信。

[6] 《Anecdotes sur Pierre le Grand》（《彼得大帝传》），《全集》，第5卷，第139页。

[7] 根据他在《风俗论》中所述，可以明显看出，按照伏尔泰的看法，在莫斯科国家的生活里，完全没有可以用来解释彼得出现的条件。

[8] M.Tourneux：《Diderot et Catherine II》（图尔内斯：《狄德罗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第95、96页。

[9] 同上书，第106页。

[10] 同上书，第95页。

[11] 方-维津的著作、书简等等，圣彼得堡1866年版，第272—273页。

[12] 关于这些矛盾，我在所著《一元论历史观问题》（《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一书里已指出（见《普列汉诺夫全集》第7卷）。

[13] 通过当时极端幼稚地理解的某些生理过程来决定。

[14] 《一元论历史观问题》，第176页。

[15] 同上书，第177页。

[16] 同上书，第168页。

[17] 有一种报道说，在《雷纳尔文集》第3版里，有许多页是狄德罗写的。

[18] 请参阅我所翻译的恩格斯的著名小册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全集》，第8卷）。（引文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中文版，第4页。）

[19] 雷纳尔自称这些主张是hors d’oeuvre’om（插曲）。

[20] 前章表明，这后一思想，商人等级的代表在立法委员会里，有时也不反对跟着她反复提到。

[21] 传说中的亚述女王，许多次远征及建造“空中花园”，都归功于她。——校者

[22] 《俄国自觉史》，第3版，第129页。

[23] 波尔京少将著：《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圣彼得堡1788年版，第2卷，第152—153页。

[24] 波尔京少将著：《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2卷，第252—253页。

[25] 同上。

[26] 同上。

[27] 同上。

[28] 《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史和近代史注释》，第1卷，第549页。

[29] 同上。

[30] 《随笔和演词》，莫斯科1913年版，第175页。重点是著者加的。

[31] 甚至《百科全书》的译本他都勤奋地读过。

[32] 《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1卷，第5页。

[33] 同上书，第6、11页。

[34] 同上书，第6、7页。

[35] 同上书，第7、8页。

[36] 同上书，第2卷，第234—235页。

[37] 同上书，第236页。

[38] 同上书，第2卷，第242页。

[39] 同上书，第241—242页。

[40] 同上书，第9页。

[41] 同上书，同页。——我只指出，Comme de raison（似乎的理由），我对波尔京的说法未加改变。

[42] 在《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2卷里，他提出的某些见解可能使克柳切夫斯基注意到他的农奴发展史理论。波尔京对于俄国经济生活也是很熟悉的。

[43] 同上书，第472页，又参阅第422页。

[44] 《波尔京少将对舍尔巴托夫公爵所著俄国史第一卷的评注》圣彼得堡1793年版，第1卷，第3页。

[45] 他指的是《注释》第2卷，第477页。但那里论述的完全不是历史发展的出发点，那里完全是从抽象的观点考察专制政体的优越性。稍前（在第472页），才是我所引录的关于俄国人民在最初几位大公时期享有自由的地方。参阅《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2卷。

[46] 《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1卷，第316页。

[47] 不过，这也是不公允的：塔季谢夫关于《君主独裁制》的优越性的见解从来不是像波尔京的相应论点那样抽象 。

[48] 《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2卷，第477、478页。

[49] 《俄国历史思想主要流派》，第I卷，第36页。

[50] 关于这一尝试，请参阅我的著作《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Holbach，Helvetius，Marx》（论唯物主义历史家——霍尔巴赫、爱尔法修、马克思）。（全集，第8卷。）

[51] 《波尔京》——《克柳切夫斯基的随笔和演词集》，莫斯科1913年版，第184页。

[52] 这个问题在我的历史一元论里（见《全集》，第7卷），有更详细的探讨。

[53] 《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1卷，第316页，参阅第317页。

[54] 《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2卷，第423页，参阅第158、159页。在第1卷里（第430—431页），波尔京完全赞同地引述了赖纳尔的意见，认为被剥夺了自由自决权利的人民，会变得同他们的君主一样。他也承认，“在不同的君主统治下，俄国人的性格也不相同。”

[55] 同上书，第1卷，第432页。

[56] 同上书，第223—224页。

[57] 《随笔和演词》，第186页。

[58] 《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1卷，第234—235页。

[59] 同上书，第234—235页。

[60] 同上书，第235页。

[61] 那些多少不用成见的眼光看待农奴制的俄国人，却对于俄国农民的境况有着完全不同的评价。波列诺夫写道：“我没有看到像我国农民这样极端贫苦的人。他们毫无法律保障，他们不仅在言论上，而且连生命也遭受一切可能的迫害，他们受凌辱，忍受无休止的横暴行为、折磨、强暴；因此必然要陷入极端贫困的境地，我们现在实际上就看到他们属于这种境况。”（《俄国农民的奴隶境况札记》，参阅《俄国档案》，1865年版，第298页。）

[62] 《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2卷，第383页，参阅第451页。

[63] 同上书，第2卷，第241页。

[64] 同上书，第355页。

[65] 《纨绔子弟》，第4幕，第2场。

[66] 《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2卷，第369—370页。

[67] 同上书，第2卷，第27页。

[68] 同上书，第2卷，第336、337页。

[69] 同上书，第354—365页。

[70] 同上书，第2卷，第466页。

[71] 同时，伏尔泰提出的有利于土耳其制度的论点，包含着对法国实际生活的痛苦的暗示，这一点是波尔京所不曾忽视的。

[72] 《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2卷，第466页。

[73] 着重点是波尔京加的。

[74] 《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1卷，第469—470页。

[75] 同上书，第2卷，第523页。

[76] 同上书，第2卷，第525页。

[77] 毋庸怀疑，克柳切夫斯基从波尔京那里抄袭了某些个别历史思想——例如，所谓俄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不同，在于它较少戏剧性情节，等等。可是，这里不是谈论这个问题的地方。

[78] 《随笔和演词》，第186、187页。

[79] 同上书，第187页。

[80] 《列克勒尔克的俄国古代和近代史注释》，第1卷，第1页。

[81] 同上书，第6页。

[82] 《对于神甫夏普先生所著〈1761年奉王命前往西伯利亚旅行记〉这部印刷精致的坏书的消毒剂或批判》。该书记述俄国人的风俗习惯和这个大国的现状。（王家科学院，巴黎1763年版）。叶卡捷琳娜的这一著作的前两部分于1770年出版，已故巴尔捷涅夫在《十八世纪》第4卷中加以重印（莫斯科，1890年）。

[83] 《随笔和演词》，第324页。

[84] 《十八世纪》，第4卷，第445页。

[85] 1790年10月4日信。

[86] 《十八世纪》，第4卷，第241页。

[87] 同上书，第315页。

[88] 同上书，第4卷，第328页。

[89] 同上书，第4卷，第427页。

[90] 同上书，第328—329页。

[91] 同上书，第297页。

[92] 同上书，第4卷，第449页。

[93] 同上书，第239页。

[94] 同上书，第4卷，第424—425页。参阅第289页。——但这并不妨碍她同时承认：“彼得把自己的国家向外国人开放……他愿望他的臣民出国旅行……迫使他们自己花钱在欧洲所有国家学习”，——简言之，愿望他们启迪俄国。

[95] 同上书，第4卷，第291页。我上面已经讲过，《敕令》是怎样在俄国也受到取缔的，叶卡捷琳娜事前不是不知道，也许就是由她发动的。

[96] 同上书，第301页。

[97] 同上书，第4卷，第299页。

[98] 《俄国古代史——谢尔巴托夫公爵著》，第2卷，第574—575页。

[99] 《俄国旧闻》，1870年，第2卷，第3版，第25页。

[100] 站在道德风尚和法律相互作用的观点上，他们都认为道德风尚比法律具有更大意义。然而他们的这一意向也与其说是由于理论的见解，不如说是由于实际的顾虑。他们反复说：plus boni mores valent quant bonae leges（害怕政府对于改善农民生活过于热心）。

[101] 《俄国旧闻》，第2卷，第20页。

[102] 这种独立感不曾妨碍这位公爵最尊敬地请求叶卡捷琳娜由国库清偿他的债务。他在向女皇提出这一申请的信里，把她称为“集伟大君主品质和伟大哲学家品质于一身的女皇”（参阅B.A.米亚科京（B.A.Mякотин）论文集第2版，第110页，《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贵族政论家》一文）。但在《论道德败坏》一文中，他却对同一女皇极端丑化。不错，论文是在1788—1789年中写的，而信则是在1773年写的。但谢尔巴托夫关于贵族等级丧失高贵自尊心的惋惜之词在立法委员会里就已经发表过了。

[103] 《俄国旧闻》，第2卷，第24页。在法典委员会里，谢尔巴托夫便谈到这个问题。

[104] 《俄国旧闻》，第2卷，第24页。

[105] 《俄国史》，第5卷，第3篇，第223页。

[106] 参阅叶舍夫斯基的论文：《论俄国道德风尚的败坏（已出版的谢尔巴托夫公爵论文集）》《文哲学院》（Атеней）杂志[107]，1858年第3期。

[107] Атеней古罗马最高学府，亚得里安皇帝（117—138年）朝所建立，教授哲学、修辞、文法和法律。——校者

[108] 列维克全集：《俄国史，原始记事、真实地名和最优秀自然史家长编》，第9卷，巴黎，第531页及第542页。

[109] 同上书，巴黎，第543页。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