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俄〕普列汉诺夫 -> 俄国社会思想史（1909—1916）
第六章 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社会力量的相互斗争
I
关于俄国经济发展在18世纪下半期达到了多么高的水平问题，在我国学术界的著作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以切丘林先生为其最显著的代表，另一种意见则是由Е.В.塔尔列提出的。
按照切丘林的说法，“必须承认，在整个（18——著者）世纪里，我国经济的向前发展是极为微弱的”。在国家的经济活动中，没有形成任何新的东西，它仍然停留在很低的经济水平上[1]。
与此相反，塔尔列则断言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朝代，甚至同欧洲大陆的最先进国家，如法国相比，俄国也全然不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关于自然经济在这个时代独特统治的“神话”，应予否定。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朝代的末期，我国的工厂和作坊“完全不是温室中的植物，而制造工业亦已大有发展，即令不是俄国输出的主要项目，无论如何也使俄国——根据外国人屡次的论断，——成为一个经济上不依赖邻国的国家”[2]。
这两种相反的意见中的每一种意见，都有它的极端性，因此要求作重要改正。
当然，18世纪后半期的俄国早已不是一个“仅有”自然经济的国家。我们知道，在大俄罗斯的黑土地带，当时还盛行地主对农奴剥削的代役租制度。自然，农民是用货币来偿付代役租的。耕种国家土地的农民和（教会财产收归国有后）经济农民向国家缴纳的代役税也都是用货币交付的[3]。这一切要求出外营生和相当大规模的货币交换。观察俄国生活的外国人早就指出，19世纪初期的俄国农民不仅从事农业，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同时从事其他手工业。这位观察家说，曾看到整个农村全部由手工业者，即实际上由家庭手工业者组成。属于这类农村的有梅德韦季茨克和基姆雷村，这里几乎完全住着鞋匠。在莫斯科和特韦尔省，有许多织布工，在下戈罗德省，整个村子从事制铁；在通航河流的两岸，大力地发展着造船业。在莫斯科罗斯时期就已大有发展的手工业，18世纪下半期发展得更为迅速。同时，大规模工业亦大有进展——不过，主要是在数量方面。在叶卡捷琳娜登位时，共有984座工厂和作坊（矿场除外），而在她统治的末期，这个数字增为3161个。
切丘林先生没有说，当时的俄国居统治地位的，只有自然经济。但是，应该承认他的意见是同塔尔列的意见直接对立的，因为他否认俄国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这是他的不对。向前的发展无疑是有的。真理在塔尔列这边，因为他承认这种发展。但当这一有才华的学者断言，叶卡捷琳娜的俄国即使同法国相比，也不是一个落后国家的时候，他又太偏到相反的方面去了。
按照他的说法，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朝代的末期，我国的制造工业已经发展到即使它不是我国输出的主要项目，但无论如何也使俄国——根据外国人的屡次论断——成为一个在经济上不依赖于邻国的国家了[4]。
这是错误的。首先，外国的评论，远不如我们尊敬的史学家所感到的那样肯定。
例如比申，这是他在报告中不只一次引证的一个外国人。根据塔尔列先生所引述的比申的说法，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比俄国人更欢喜商业。但如我在我的《思想史》第1卷里所指出，许多外国旅行家也对中国人作过同样的评语。旅行家的这种评语，能否证明人们说中国与西欧相比在经济上是落后的等等，是犯了错误呢？显然不能。其次，比申承认俄国人不但善于经商，而且善于经营制造工业。同时，他还指出了俄国自彼得大帝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他以为这些成就表明，俄国人以前所缺少的是（更先进的外国人）指导[5]。
塔尔列完全正确地指出：比申夸奖了某些俄国工厂出品并认为亚麻织品在俄国是最好的。此外，应该补充说，根据也是这个比申的意见，当时俄国出产的“只有粗亚麻布，还不会纺织细亚麻布和大麻纱。”他在这一般情况中只知道一个例外，即雅罗斯拉夫尔的纺织厂纺织和漂白了很好的细纱[6]。既然按照他的意见，亚麻布在俄国为最好，则在他看来，其他俄国制造工业部门，应该是较落后了。因此，毫不奇怪，他对俄国同西方各国的关系作了如下的判断：
“由此可见，俄国人还不能没有外国制造业和工厂的援助”
[7]。
我们看到，与塔尔列相反。比申根本不以为俄国是一个能够成为经济上不依赖邻国的国家。
塔尔列还指点斯托尔赫。但斯托尔赫同比申并无分歧。他同样不认为俄国可以对本国产品感到满意。为求不再依赖外国人，按照他的意见，俄国还需要大约100年[8]。
比申所引用的关于俄国贸易情况数字只是强调他的信念，即俄国尚不能没有外国工厂和制造业的援助。他说，俄国有许多“有用的商品”[9]，可以“让给”开始对这种商品有需求的国家。接着，他列举了这些“有用的商品”，原来它们都是人民劳动的原料产品[10]。
比申断言，我国主要城市之间道路，都是很好的（sont très bons）。这一意外的评语虽然由于他提出的另一种意见，说它们特别是冬季好（surtout en hiver）[11]而分量有所减轻，但就是在这一减轻的形式上，它也仍可以证明比申是一个大乐观主义者，他全然不愿对我国当时的经济状况作不好的批评。然而他的乐观主义却没有妨碍他注意到我们这“庞大的帝国总共仅有数百座城市，而且这些城市大多数是木筑的”[12]。他还说：德国人会很容易地把这种建造很差的城市“看作大村庄”[13]。他对俄国城市的可怜相毫不感到奇怪，因为他知道，“俄国的资产者也是农民出身的新人”。
假如将比申对俄国经济状况的所有这些评语拿来同他对法国工业的描写加以对照，我们定会承认，他觉得法国的状况完全不同。他说“无数的”法国工厂和制造厂，在各方面都是赫赫有名的，法国的玻璃制品和镜子比威尼斯的还要好[14]。他指出，与俄国的输出品不同，法国输出品是大量制造工业的成品[15]。
II
塔尔列还曾欣然引证帕拉斯。实在说，我们从这位当然是极为认真的学者那里了解的有关俄国植物的知识，实较关于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知识要多得多。虽然如此，当帕拉斯谈到他足迹所到的俄国地区的经济发展时，读者一定会从他的记述里得出一种大大落后的沉重印象。
塔尔列认为，帕拉斯对于阿尔扎马斯的批评具有重大意义。他说，阿尔扎马斯虽然很不清洁、外貌也不好看，但“帕拉斯觉得它非常安静幸福和人口稠密，而且它的繁荣就是由于制造工业的发展。他甚至举出这个城市来证明工厂和制造业对于整个国家的巨大利益”[16]。
事情就是这样。阿尔扎马斯确曾给帕拉斯以强烈印象。但是为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了解这位旅行家关于阿尔扎马斯的工业到底说了一些什么。
他写道：“在阿尔扎马斯只制造普通的皮革；不过那里有若干厂也制作黑色软革。……那里只制作普通的肥皂”，……染坊“几乎只是出厂所谓染色土布，这种布大都由普通妇女买去[17]。除染色土布外。它们还制造土黄布，也是在这种妇女中推销的。这一点必须记住”。
在斯托尔赫那里，我们也随处看到他指出，俄国工业只是供应低质量的产品。高级产品，按照他的描写，都是从国外输入的[18]。
当然，我国制造业如果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的工作，是能有广阔销路的。但在当时条件下却非如此。事实上，这种需要的范围一方面因为农民的贫穷，同时由于农民自己也制作了所需用品的很大部分，而大受限制。斯托尔赫曾断然肯定这一点[19]。所以，这样看来，自然经济在我国虽非居于“独特的”统治地位，但毕竟还是很普遍的。
如所周知，对于经济学者，重要的不仅是生产什么，而尤其是怎样生产，即用什么劳动工具和在什么生产关系之下生产。但在这个场合里，阿尔扎马斯的工厂所生产的到底是什么，无疑地也有重大意义。我们看到，它们几乎完全是为了满足国内市场上“普通人民”的需求而生产。这种需求由于俄国农民用其自己的经济的产品满足了最大部分的需要而受到极大限制。此外，这种需求是简朴的，所以易于用手工业制品来满足。但手工业是一种落后的工业。它的生产技术在我国直到现在还是原始的。当然促使商品生产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逻辑，对于手工业也不例外；但这种转变在手工业里是完成得极为迟缓的。转变的迟缓在这里是落后的结果，同时又是巩固落后的原因。甚至在逐渐从手工业中产生的比较大的企业里，也经常留有这种落后的深刻印记。帕拉斯在阿尔扎马斯看到的那些企业，是都留有这一印记的。我们听他说过，这些企业只是制造低级或中级质量的产品。现在应该补充：按照这位旅行家的说法，这些企业的技术也是极为落后的[20]。
在谈到18世纪俄国的经济制度时，一刻也不能忘记，我国当时农奴制整个地居统治地位。根据第3次人口普查（1762—1766年）的数字，地主所属农民占大罗斯和西伯利亚全部农民人口之52.9％。这个比率差不多到该世纪末都无变动[21]。农奴禁止用自己的名字购买住房和店铺。他们只能在得到地主批准时才能借钱。农奴经商，甚至暂时离开地主的领地，必须得到批准。当然，经济强于法律。地主本身的利益促使他们准许其农奴从事一切可能的工商业活动。某些农奴甚至发了大财[22]。不难想到，农奴制的锁链使工商业的成就遇到多么大的限制。农奴制极端妨碍了我国自由工人阶级的产生。我们以后研究臭名昭著的制法委员会的城市代表向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政府提出的请愿书时，便可明显地看到自由人工的缺乏怎样妨碍了我国商工阶层的自觉心的发展。现在已可指出，凡在没有自由工人阶级的地方，也必没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较发达的形式上），而在没有这种生产关系的地方，其经济的落后，盖属必然。
也许有人要反驳我，难道法国不也是只有革命才排除了各种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律残余吗？
这的确是如此。但尽人皆知，量的差别会转化为质的差别。法国居民历来都比莫斯科国家和罗斯帝国的居民少受束缚。这是波丹、克里扎尼奇和其他许多人都给我们指出的。18世纪法国的“旧秩序”虽然对第三等级极尽束缚之能事，但毕竟远远不及俄国的“严峻占有制”和“吃人制度”，这种制度在彼得改革后的猖獗并不亚于彼得改革之前，它既已在我国经济落后的基础上产生，便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身也成为这种落后的最主要来源之一。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叶卡捷琳娜的俄国会赶上——更不要说超过！——与其同代的法国，那就是咄咄怪事了。
还是在莫斯科国家时期，农民便宁可作“国王”的奴隶而不愿做地主的奴隶。各种名称的“国王”农民，虽然比地主的农民生活得略微好一点，但不能说“国王”的农民——耕种国有土地的农民，“公有”农民，无论怎样称呼他们都好——仍然是多少有些自由的农民。关于“公有”农民的状况，斯佩兰斯基于1826年写道：“全国的县警察局长还都是那些地主，唯一的差别是他们可以更换，对他们有某些管束”[23]。变其可变（Mutatis mutandis），对18世纪来说，这也是完全公正的。“公有”农民所以受官吏的奴役，其唯一原因是因为他们这种无权的短工，早就是国家的奴隶。在祖布左夫县的国有农民给他们的出席制法委员会的代表的委托书里，有下列几句意义深长的话：
“按照我们国有农民的状况，我们不仅为名门贵族，且亦为最微末的官吏所鄙视，……当一人仰承别人鼻息，别人要怎样欺侮便怎样欺侮的时候，难道不会难受！”对他们侮辱得特别厉害的是“军职人员”，波索什科夫就已对这种军人表示辛辣的控诉了。
国家把这种无保障的、手足都受束缚的劳动群众完全看做自己的私产。国家根据自己的裁定，将这些“公有”的农民任意迁移，将他们发给地主，将他们派到工厂及作坊去。国家对“公有”农民的奴役愈是无边无际，他们当中的经济前进运动便愈是困难。图甘巴拉诺夫斯基在所著《农奴工厂》一文中说，俄国的社会制度使18世纪产生的制造业能够获得所需的工人。他认为这是我国当时的制造业对西方制造业的一个重要优点，因为西方制造业很难获得充分数目的（自由）工人[24]。但是谁都知道，曾经为取得这种“优点”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啊！
农奴劳动总是要比雇佣劳动生产效能少些。这一点，也是熟悉俄国人民经济活动的外国人所不曾忽略的[25]。
塔尔列恰好对于那些仅能很肤浅地了解俄国工业状况的外国人的证词，也没有忽视。这方面他是对的。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外国旅行家一瞬息间的印象，也对我们不无重要性。既然这样，那就很可惜，塔尔列不曾注意狄德罗关于俄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条件的议论。自然，狄德罗主要是一位哲学家——就这个词在18世纪法国的意义说。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弱的。但在这个范围里，他完全不是一个瞎子。所以当他在向叶卡捷琳娜提出的建议里坚持必须发展俄国的生产力和增加产业工人的数目时我们就会感到我们的祖国给这位天才的法国人的印象是一个经济极端落后的国家的印象了[26]。
同时，可以明显看出，他很理解农奴制关系的统治，对于俄国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多么强大的阻碍。
再说一遍：像切丘林的意见一样，塔尔列的意见也是一种极端。真理在这两种意见的中间。但我并不认为真理同这两种意见的距离是相等的。塔尔列是太偏了，可能真理同他的意见的距离要比同切丘林的意见的距离来得更远一些。
III
“如果私人能够了解国王的思想，普通人能够理解天才者的计划，那么，我就看到陛下正在悄悄地致力于建立第三等级。”
狄德罗这样向叶卡捷琳娜二世说过[27]。然而他错了；只是因为事实上爱慕虚荣的女皇在我国采取培养“中等人”的措施，不是“悄悄地”，而是大喊大叫。其实，她也很难“悄悄地”采取这种措施。所有由于某种原因愿望叶卡捷琳娜取得成功或其臣民得到幸福的人们，都对这种措施发生兴趣，并力争其实行。非常有名的修福元夫人——在她的客厅里对当时时髦政治经济问题多所议论，——很亲切地提到北方的西米拉米达[28]，说她没有第三等级是不行的。俄国驻法国宫廷的公使Д.А.戈利岑公爵在其给副首相А.М.戈利岑公爵的信里，也以不同的词句说了同一意思。这些信叶卡捷琳娜都很仔细地看过，信中讨论了承认农奴的私有财产权的利益。
Д.А.戈利岑写道：“私有权是形成第三等级所必要的。没有它，科学和艺术永远不能繁荣。”
在“沃龙佐夫公爵档案”里，印有《关于法国贵族的自由和第三等级的利益的简要说明》一书，所论亦属于18世纪。“说明”显然暗示俄国说：
“任何大国无论其如何强大，如无第三等级，皆不得谓为完善，这一点是必须明确地看到的。在这种国家里，奴隶的恐惧代替了鼓励；贵族所制定的严厉制度，苛求无度，是没有效力的，因为没有其他鼓励的动因。对于一个被剥夺了希望，不可能有进取心的人民，还能要求什么呢？但是对于有第三等级的国家，这种话就不能说了。在那里，第三等级的人只要他应该得到，便没有不能得到的地位。第三等级是伟大人物的学校，在这个等级里教育着各种善良的臣民，国王在必要时可从他们当中找到具有各种才能的人”
[29]。
为了使祖国趋于“完善”，《说明》的作者认为必须“在俄国建立第三等级”。基于这一目的，他主张“对所有著名的商人和光荣的艺术家出售解放”。一切“艺术”都应分为各种行会，而且每一行会都应为其全体会员购买解放。此外，必须把所有受过高等教育并取得必要证书的人们从奴隶依附地位中解放出来。
《说明》的作者说：“当每人都能按其才能各司其职的时候，则大家便可与其他已获解放的人们无形地组成一个第三等级的集团。”国库可从这一集团的产生中获得利益：“第三等级一经成立，其地位因解放而提高，从而在商业或工业中巩固地站住了脚，便更能偿付国家的租税，按照以前那样偿付，或如认为应当，也可改变租税的数目[30]。”
我们已经知道，国库利益的论点早就注定要在俄国政论家的议论中占一重要地位。
这种关于“中等人”可给国家带来利益的意见，表明对于第三等级在西欧社会发展史中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已有相当深刻的理解。而对于在俄国培植第三等级的关怀，更显示出人们业已意识到这一等级在我国的发展是非常微弱的。叶卡捷琳娜答像前述修福元夫人的信，也明确地表明对这后一种情况的理解。信中说：“我再次答应您，夫人，我将对此关怀，但在俄国建立第三等级对我该有多难啊！”
顺便说一句：一个学者在讨论我们在这里所考虑的问题，即叶卡捷琳娜朝代的俄国是否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问题时，对于当时的活动家——无论是俄国的，还是外国的——的这些意见，是不能不加注意的。
关于当时俄国的工业状况。我们已经知道的数字证明那时的活动家的意见是正确的。此外，我们还有一些统计数字更能证明他们的意见是有根有据的。
第一次人口普查表明，属于商工等级的居民（商人、行会会员及小市民）不及纳税居民的3％（2.9％）。1769年即约半世纪后，这两类居民的比率仍旧是商工等级仅占俄国本部纳税居民之1/34。这当然不是说，俄国的经济没有任何进展。在将近半世纪里，为出卖而进行的生产扩大了，手工业发展了，制造工业的数目增加了。这一切虽然进展得很慢，但还是进展了。这一切无疑地引起了俄国生产者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的某些改变。那些利于保持过去情况的人们甚至开始表示为未来担忧[31]。但是当时在上述关系上所完成的改革还过于微小，不足以比较显著地影响俄国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一制度的基本特征仍旧是取决于贵族和农民这两个主要社会力量的对比。贵族不仅没有丧失其在国家中的统治地位；相反，他们的等级优势恰恰是在18世纪下半期才形成并终于巩固起来的。这一情况自然对农民阶层的地位有不利的影响。当贵族争取解除其对国家的强制服务时，农民也希望国家解除其对贵族的强制服务。这同旧莫斯科国家的内部关系的逻辑是完全符合的。但在新的俄罗斯国家。在“彼得堡时期”的国家里，却是另一种逻辑居主导地位。最高等级利用贵族近卫军也积极参加了的宫廷政变来准备摆脱强制服役，现在却开始把领有人烟稠密的地产看作一种与服务国家毫无因果联系的“贵族”权利。他们竭尽全力地为自己巩固这一权利，而剥夺其他等级的这一权利。的确，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早在他们得到解放自己以前便几乎获得完全胜利。如果彼得一世时曾允许商人为工厂和作坊购买有居民的土地，那么，在伊丽莎白时则根据1746年的法令，规定“以后商人……高级僧正和寺庙执事、大贵族等，拨给商人行会的农民，以及哥萨克，驿站车夫和其他交纳人头税的平民知识分子，都在全国范围内禁止购买人口和有地和无地农民（除根据法律和命令准许保有大庄园，世袭领地和农奴者外），并不得写这种地契”。
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时，购买带有农奴的土地的权利，几乎完全属于世袭贵族。几乎只有他们才有购买无地农奴的权利[32]。
这样一来，能够成为农奴制的主体的人们的范围，是缩小了。与这一过程相平行，能够成为农奴制对象的人们的范围，则扩大了。
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登记归各种人名下的，也就是登记为奴隶的有：1）被自由释放和过去为奴隶的人们，他们自由地生活着，但不适宜于服兵役；2）不能记忆其血统关系由十岁以下幼年（登记为收养人的奴隶）；3）地主村庄中的被遗弃者和私生子；4）无实际职位的神职人员的子女，以及多余的教堂低级职员及其子女（登记为他们居住处所的世袭领主的奴隶）。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根据塔季谢夫的见证，许多教堂执司亦依附地主为奴隶，前自地主村庄征调入伍，退伍后回归故乡的退伍士兵的子女，亦登记属于地主。最后，农奴数目的增加还由于俘虏的被奴役，东方异族人之被购买，以及变民之被发配为奴[33]。叶卡捷琳娜二世取消了若干奴隶的来源。例如，在她的朝代里，已不准将被遗弃者、乞丐、教堂职司子弟等等登录为奴[34]。由于保持着自由，所有这些穷人都变成“中等人”了。假定这就是叶卡捷琳娜关怀在我国建立第三等级的诺言的实行，那么，这同一女皇由于1783年的敕令却在小俄罗斯和自由居民的乌克兰奴化了大量农民[35]。不仅如此，在18世纪，地主“对于他们的奴隶的已经很大的权力，是更为加强了”。
1726年农民被剥夺了自由从事手工艺的权利。次年，他们丧失了不经地主同意而从军的权利。1732年政府准许地主得将所属农民从一县迁到另一县。1741年伊丽莎白即位后，命令不要带领农奴去宣誓，从而（根据我国一位学者的正确意见）断绝了中央政权同数百万地主所属农民的直接联系。1747年地主获准出卖所属农奴去当新兵，但须负担义务，——国库在这里没有忘记其本身的利益，——为被出卖的农奴交纳人头税。1760年伊丽莎白在拓殖西伯利亚的姿态下——又是公家的利益！——准许地主发配所属农民到那里定居。根据1765年的敕令，伏尔泰和狄德罗的自由女通信者不仅进一步肯定了这一许可，而且作了补充，给地主权力发配所属农民到那里去作苦工，而且可以随意将他们召回。由此看来，公家的利益现在是退居奴隶主利益之后了。在赏赐地主以这种难予置信的权利的同时，还禁止农民向女皇呈送请愿书。如果说这种禁令也适用于贵族及官僚，但1767年的敕令却只是指的农奴。根据这一敕令，对于呈送“法所不容的反对地主的请愿书，特别是呈给女皇陛下亲收的请愿书”，农奴应受笞刑，并流放到涅尔琴斯克（尼布楚）服苦役，抵消地主应送的新兵。这样，农民寻求法律保护以对付地主压迫的最后可能，也被剥夺了。应该看到，政府对1767年敕令的重大意义是深为了解的：它命令在一月内每逢星期日和假日，都要在教堂里宣读这一敕令[36]。
这一切同18世纪的启蒙哲学是自相矛盾的，当然为地主们所乐意。然而叶卡捷琳娜还要自称为启蒙哲学的拥护者呢！
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其统治的最后年代，看来力图使自己和别人相信俄国农奴的状况并不像心怀恶意的人们所说的那样坏。她对拉季谢夫写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一书愤怒地批评说：“比我国好地主所属农民的命运更好的，全世界再也没有了。”然而她最初对这一问题却有不同见解，不只一次考虑对俄国的农奴制，即使不予以消灭，也应作某种限制。这里的证明是她的敕令和她促使自由经济学会提出一个易于引起当时俄国贵族误解的问题：“何者对社会更为有利？——使农民获得土地私有权或者仅仅让其获得动产私有权？农民对这两种财产的权利应达到何种程度？”这一问题完全等于问：地主对于他的“神圣私产”的权利应达到何种程度？促使研究这样的问题，意味着动摇（尽管只是理论上）农民及其地主之间业已确立的关系。叶卡捷琳娜自己承认，她在敕令里剽窃了“会长孟德斯鸠”（岂止孟德斯鸠一人！），最初本不反对略为改变这种关系，以求有利于农民的。如果她很快放弃了这一主张，那是由于贵族的反对。这位极端现实，而且同样自私的谢米拉米达由于过去多亏近卫军而取得王位，觉得采取这种可能引起实际上掌握着整个国家命运的等级的巨大不满的措施，是很不聪明的。她以讥讽的口吻批评拉季谢夫的书：“他想说服地主去解放农民呢，可这谁也不愿听啊！”这“谁也不愿听”的信念，很快就在她的心里成熟了，并且决定了她以后对农民的态度[37]。由此可见，她是很轻易地放弃了改善农奴命运的意图的。
IV
自由经济学会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倡议下提出的问题，在俄国贵族及其思想代表的眼里，完全不是当前就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从俄国作家中只收到七个答案，就中只有一个答案获准参加评选。此外，这个答案的作者А.Я.波列诺夫曾留学外国，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俄国贵族的观点。他写这个答案所用语言，为奉派审查参加评选著作的自由经济学会委员会所不喜欢，当然也大概为女皇本人所不欣赏。这个委员会的若干委员认为在波列诺夫的答案里“有许多过分的，并且按照当地的情况，有失体统的措辞”。当然是如此！例如，波列诺夫写道，几乎被剥夺了全部“做人的资格”的俄国农奴，甚至不能衡量自身的不幸的程度。按照他的说法，从来没有比我国农民更贫困的人，“他们没有任何法律的保护，不但在涉及财产上，而且在生活上遭受各种各样的侮辱，忍受不断的横蛮无礼、刑拷和暴力；因此，他们毫无例外地陷入这种对于他们和对于整个社会都充满灾难的状况。我们现在实际上就看到他们处于这种状况之中。”根据波列诺夫的意见，农奴制和一般奴隶制的产生是由于“战争的暴力作用”，因为人是不会自愿地遭受这种“极为残酷的命运的”。这个意见本身并不包含任何在俄国欧化贵族中闻所未闻的东西。塔季谢夫便很了解，要从“自然法”的观点来为奴隶制度辩解，是很困难的。但事情坏在波列诺夫不慎将“战争的残酷法则”与他对农民贫困状况的描写直接联系起来。更坏的是，——即对于具有奴隶主思想方式的读者更不称心的是：他向读者提示了农民暴动的可能。他写道：“许多优秀人士不是毫无理由地断言，最终的压迫对于社会不仅是有害的，而且是有危险的”。他并且指出了斯巴达奴隶以及罗马奴隶和波兰哥萨克的起义。毫不奇怪，人们要强迫他重写他的答案，删去那些不顺眼的过于鲜明的色彩了。
但不应以为波列诺夫的实际建议有何革命的性质。他并没有提及完全消灭农奴制依附。他只是要求拨给农民足够的一块土地作为世袭财产，用法律保护农民的动产，准确地决定他们对地主的义务，给他们以对地主的压迫提出控诉的权利。此外，对于农民控诉，应由地方自治会的贵族法庭作出最后的裁定，而这种裁定，如В.И.谢梅夫斯基所正确指出，是不会使农民感到满意的。波列诺夫还主张在解决农民问题时应特别慎重。他自己在这里便是以保守派的语言立论的：过分快的改变是危险的，因为“许多事例证明在这种情形下，疯狂的低贱人民是一发而不可收拾的”。总而言之，波列诺夫的改良方案是完全不具有强迫性质的：它请求政府在新的基础上安排宫廷所属农民的生活，用自己的榜样去影响地主[38]。
这看来颇为天真。然而就在这修改得很缓和的形式上，波列诺夫的答案也未付印。尽管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政府极为需要有知识的人才，可是波列诺夫本人在职务上也未获得出路。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波列诺夫草拟了一个很和缓的计划。但是他的很和缓的计划理论根据，却证明他的思想方式，实际上“按照当地的情况是有失体统的”。前面已指出，波列诺夫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贵族的观点。他久居西方，开始像那里的有觉悟的第三等级代表人物那样思考。他们也有些害怕“低贱人民的疯狂”，也主张在社会政治改革方面要慎重。但俄国贵族的思想代表人物还是永远不会同他们达成协议的。第三等级的理论家反对俄国贵族视为至理的东西：即农奴制的神圣不可侵犯。谢梅夫斯基引述波列诺夫的意见：不应盲目模仿西方。然而这一意见在贵族思想代表看来，也不足以抬高他的地位。法国启蒙思想家也从来不曾宣传要一个国家去盲目地模仿另一个更先进的国家。例如，他们对英国的制度和风俗，就有许多不同意的地方。但是他们一方面反对盲目模仿，同时却提出了一些原则，根据这些原则，应该予以谴责的就不只是农奴制了。波列诺夫也引用了这些原则。他写道，应该“只是立足于健全的思考和爱人类的准则，并且任何时候都不要忽视全民的利益”[39]。但在立足于健全的思考并注意到全民利益以后，那会很容易想出一些结论，按照这些结论，我国当时的整个社会秩序就会破裂。这一点，贵族的思想代表是感觉到了的。
为了贵族思想形态的利益，最好是“立足于”这样一种思考，其出发点应为深信保持地主对农民的权力的必要。
我在前面论文艺作品一章里，已经指出苏马罗科夫的这种信念是极为强烈的。这位把谎言当作真诚揭发的人，大声疾呼地申讨“茅屋破坏者”，辛辣地讽刺地主不要进行“人口买卖”和“剥农民的皮”，迫不及待地回答了自由经济学会提出的问题。他在答案中写道：“金丝雀觉得最好不要笼，狗觉得最好不要锁，但金丝雀会飞掉，狗会咬人。所以，对农民必须有笼，对贵族必须有锁。”因此，有待解决的问题是为了“公共利益”何者更为需要。当然，苏马罗科夫认为为了公共利益，鸟要有笼，狗要有锁，农民要有农奴制的奴役。他在对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上谕”的评语里，也表示了同一信念。评语之一说：“不应把俄国农奴变为自由人；那样，穷地主将无厨子、车夫和仆人。他们将要讨好仆人，让他们闲着，以期不致没有仆人和服从他们的农民；在地主和农民之间将发生可怕的分歧，为了平息这种分歧需要许多部队，国内将发生不断的内乱。同现时地主安居他们的世袭领地里相反，他们的领地将变为对他们最危险的住处，因为他们要依附农民，而不是农民依附他们。”
我想波列诺夫在“立足于健全的思考”之后，可以毫无困难地驳斥苏马罗科夫的论点。叶卡捷琳娜本人便毫不费力地在理论上对付了这些论点。对于苏马罗科夫所谓农民的自由将使地主居住在自己的村庄里有危险，而现在他们却是安居在那里等等，她很机智地作了简短然而有说服力的评语：“也有部分地主是被自己人杀掉的。”[40]尽管苏马罗科夫的信只是送到了自由经济学会，而且根据谢梅夫斯基的说法，并没有得到结果，然而他对地主和农民的关系的观点却是绝大多数俄罗斯贵族的观点。
在自由经济学会的档案里，谢梅夫斯基还发现了两份俄国人对该学会所提问题的未付印的答案。尊敬的学者对这两份答案极为轻视。其中一份，谢梅夫斯基说是一个叫斯捷潘诺夫的人写的，此人曾在制法委员会谈论这个问题，其值得注意之处实不仅由于它的作者在谈到农民时的那种不友好态度。另一份出自御前马厩长С.亚历山大罗夫的手笔，尽管文理不通，却证明其作者的比较自由的思想。据谢梅夫斯基推测，亚历山大罗夫主张给农民以世世领有其土地之权，条件是负担一些法定义务。我们有一切理由设想，自由经济学会的大多数成员认为这种办法是有害和危险的新事物。
V
苏马罗科夫理解，对于锁上链条的狗或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雀，是说不上什么“幸福”的。但他和他的数不清的思想同道，却天真地相信农民的“幸福”就是要以被奴役为条件。他们自相矛盾，但他们显然并未察觉。他们的阶层的观点使他们不能对这一问题作逻辑的思考。这种无能的程度，可以波洛托夫为例说明。波洛托夫的著名札记包含着大量足以说明18世纪俄国贵族心理状态的宝贵材料。
1772年波洛托夫在旅行中被迫住在雷瑟·戈拉的一处独院小地主村庄。他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又是一个农村好业主，所以乘机注意这些自由的——最少免于地主压迫的农民的生活。但他在这里所看到的一切仅是引起他的愤慨和嘲笑。第一，使他深感不快的是这个村子的建筑没有任何计划。“那里是一户，这里是另一户，有些五户挤作一团，还有些十户连在一道。有些房屋都朝那边，有些朝这边，有些朝后，有些朝前，还有些朝旁侧”。个别农户的建筑物他也看不上眼。“他们的院子真正不配称为院子。到处堆着箩筐等编织物，没有板棚，没有鸡笼，而且这些编织物都已弄坏，有的横放，有的歪歪倒倒，等等”。总之，我们这位精细的地主看出这些独院小地主缺少经营能力。假定说，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情况局部地确是如此，尽管波洛托夫告诉我们，仿佛这些坏业主都储存了大量粮食，还有用木条盖顶的房屋，就是说，都有他的农奴村子所没有的这些东西。试问，他想用什么办法为这富有和自由的村子整顿秩序呢？很简单：剥夺其自由，用荆条抽打他们。
“看到这一切，深感愤慨！我对自己说：‘啊，塔拉来伊，塔拉来伊！
[41]下流东西！谁也不来鞭打你们，使你们变得聪明些，把建设和生活搞得有秩序些。你们粮食成堆
[42]，却生活得那么坏，那么穷，又那么乱！’这就是无人统领、虚有的幸福和宝贵的自由的后果。你们的剩余和你们的金钱只是用去上酒店和填满包税商的口袋，而对国家，你们却只有惭愧！”
[43]
当波洛托夫偶然展望自己的情况时，他认为应该感谢上苍赐给他奴隶劳动者。“差不多600名像我一样的男女听从我的命令”。他虔诚地沉思：“他们大家都以自己的劳动和汗水养活我，给我以饮食、衣着，为我取暖，使我安逸，努力给我成千种娱乐。这难道不是我的利益，难道我不应为此感谢上帝？”[44]
利益的确是很大的，实际上为此可以感谢创业主。但是必须补充：我们的笃信上帝的作者却时常在自己的札记中谈到“下贱人”——即那些给他饮食、衣着等等，与他“一样的男女”的愚蠢、粗野和包藏祸心啊！
波洛托夫是一个有学识的人。他通晓多种外文，对哲学有兴趣，甚至还写过一些著作，不过这些著作主要是出于误会而被称为哲学著作。姑且假定，他在哲学上是信从《克鲁兹》的学说的。他同他的老师克鲁兹一样，都觉得沃尔夫过于勇猛，而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则简直是“人类的恶魔及败类。”当他知道他的一位友人读了“著名的无神论者爱尔维修”的著作时，他气得发抖。然而这仅是证明俄国贵族的彻底思想代表人物，事实上是不能同第三等级（当然是欧洲先进国家的第三等级）的思想代表人物妥协的。至于我们这位自由“塔拉来伊”的揭发者，毕竟还应承认是彼得改革，即俄国同西方精神接近的成果之一。波洛托夫比他同代的许许多多俄国贵族要开明得多。如果这一自命开明的人认为农奴制是整顿劳动群众的生活秩序的最可靠手段，那就可以想到贵族的不开明部分，那些既不读书、又除了本身幸福之外不问他事的贵族等级的无数代表的观点，该是怎样的了！
18世纪的我国贵族，一有机会都要宣扬农奴制不可侵犯的教条。贵族派到制法委员会的代表，连废除农奴制的念头都不许有。更有甚者：他们甚至一点也不愿听取限制地主对农民的权力的话。请看几个例子：
在1768年4月29日的制法委员会议上，乌格利奇市的代表苏霍普鲁德斯基说：农民的逃亡有时是由地主对农奴的压迫，因此，“他认为应对于这一详细的限制（限制地主的专横。——著者）办法，进行讨论”。奥博扬市的贵族代表М.格拉佐夫对此所作答复，却证明地主本身的利益足以促使他们关怀所属农民的福利。至于限制地主对农民的权力，他“通知”（按照日记的用语）：“绝顶明智的国王彼得大帝已使地主对所属农民的全面负责合法化，而且女帝陛下，现时顺利地统治着国家的绝顶明智的叶卡捷琳娜女皇，愿对此加以确认。”这就是说，地主对农民的全面负责排除了限制他们对农民的权力作任何限制的可能[45]。
苏霍普鲁德斯基的意见表达得颇不肯定。喀山省的外籍人及独院小地主代表基片斯基为农民发言，说得比他肯定。在5月2日的会议上，他写了一份书面意见，建议用法律规定农民的义务。“他把这些义务分为三类：第一，偿付国家的捐税；第二，为地主的工作；第三，为维持本身的生活及车马”。那位奥博扬的代表格拉佐夫抨击他的建议，在下次会议上断然声称这种工作分配是敌视贵族的荣誉和安宁的[46]。
贵族的“安宁”受到他们本等级的一位代表科兹洛夫县的贵族代表格里戈里·科罗宾的发言的更强烈破坏。在5月5日的会议上，他重复了苏霍普鲁德斯基的发言，也认为农民逃亡是由地主的压迫（他说：“管理”）引起的，并建议用法律保障农民的财产权。他的这一发言引起很大的惊慌。М.М.舍尔巴托夫公爵——这可说是当时贵族思想代表中最聪明最有学识的一员了，——反对他，暗示尊敬的会议：应注意科罗宾的“仁爱和雄辩”可能造成“危害”。另一贵族代表讥讽地评论科罗宾的“造福国家”的值得夸奖的意愿，还说，这种意愿必然要成为一种“单调的梦想”。还有一名贵族代表说，科罗宾企图“求得轻佻的人们的赞扬”。我们已经熟悉的奥博扬的贵族代表格拉佐夫揭发说，科罗宾代表科兹洛夫的贵族，但并不是该市贵族会议选举出来的，而是由一位真正的科兹洛夫市的代表委托出席的[47]。尽管这一揭发没有剥夺科罗宾的代表权，但这件事对于我们却在两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格拉佐夫关于科罗宾的“代表权”的侦查表明，贵族的代表对于农民的辩护人想方设法进行折磨的愿望，该有多么强烈。
第二，格拉佐夫的揭发自然引起了一个问题：科兹洛夫的贵族如果知道科罗宾的思想方式，还会选他当代表吗？格拉佐夫断言不会。他引述科兹洛夫的贵族曾请原来的那位代表——即将其代表权委托科罗宾的那位代表，——在委员会里要求“保持地主应有的特权”。也许格拉佐夫的这一引述所指示的是科兹洛夫贵族的委托书，事实上这份委托书的作者保留农奴制的意图，是无可怀疑的。
在委托书里无一语道及限制地主对农民的权力，但是说应阻止“卑贱的人们”“对高贵和有功的贵族提出控告”[48]。这已足使我们同意格拉佐夫的意见：科罗宾确乎没有表达他在委员会里所代表的贵族的观点。他在贵族当中仿佛是一名叛逆。无怪乎他在委员会的另一次会议上，发言保卫农民的利益说：“自由有益。”然而科兹洛夫贵族的想法却与此完全不同[49]。
IV
但他究竟希求什么呢？他的要求又是什么呢？实质上，他的要求很少。像В.基片斯基一样，科罗宾只是想对农民的权利给予法律保障。而且就在这里，他也不彻底。
他说：“必须用法律来规定，地主对其农民的财产都有哪些权力。我们所作的庄严誓言，贵族本身的利益，农民的好日子和粮食耕作的增加，都对我们提出了这一要求。”
[50]
这样，农业的需要，地主本身的利益和代表所作的誓言，都要求对农奴的财产权加以法律保障。按照科罗宾的方案，农民必须向地主缴纳“适度”的贡赋，缴纳时可用货币或“产品”或“两者兼用”。同时，地主对农民的需索，应求“不使庄稼汉抛弃其房屋和经济”。但科罗宾的方案对于农民的人身保障有何主张？什么也没有。地主对农民的权力，“仍然像现在这样完整无缺。农民仍旧是地主的奴隶”[51]。这是一种显著的不彻底性，贵族的辩护者自然很快就觉察到了。舍尔巴托夫讥讽地表示他很奇怪，为什么科罗宾如此关怀农民的财产，同时却不肯“致力于解除农民可能因被惩罚而受到的压迫”。按照舍尔巴托夫的意见，统治着农民身体的人，也就是统治着农民财产的人。这话是再正确也没有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甚至科罗宾的不彻底方案也在贵族代表中引起如此强烈的骚动：这是因为方案接触到一个贵族深信为了不破坏“公共的幸福”，谁也不应接触的问题。
也许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不彻底性并不是科罗宾一人的失误。农民利益的另一贵族辩护者——叶卡捷琳娜省的贵族代表雅科夫·科泽尔斯基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像科罗宾的意见一样，他的意见是：法律应准确规定农民对地主和对国家的义务的范围。在某些方面，科泽尔斯基的要求比科兹洛夫的代表的要求，要确定一些[52]。但科泽尔斯基也认为农民应像过去那样“忠于”自己的地主，并处于地主“监督”之下。由此可见，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是一个门坎，便是最先进、最倾向劳动群众的贵族代表，也会在它上面绊倒。这真是一个很典型的现象！
某些贵族代表坚决反对限制地主对农民的权力的企图，所提理由之一是：只有在“有限统治权”的国家，才给“低级世系以相当的自由”。这是发言反对科罗宾的代表普罗塔索夫说的。其他的一些代表则提出农民的愚昧为理由。例如，在讨论贵族权利时，谢尔巴托夫公爵娓娓动听地就这个问题发言说，俄国人民还需要受教育，而这种教育，他们仅能从地主那里获得。根据我国民族“思想状况”的特点而提出的理由，也起了相当重要作用。提出这一理由的代表认为俄罗斯“思想状况”的特点在于我们的祖国一般地不适宜于采用自由制度。这些老爷们觉得，俄罗斯是一个真正“幸福的”国家！
VII
地主不仅维护他们自己对农民生命财产的权力。他们的“思想状况”一般地同农民自由的概念不能相容，哪怕这种自由很有限，哪怕这种农民并不是地主所属的农民。在这方面，温格恩斯捷恩贝格所草拟的“国有农民”方案的某一部分的命运，是颇有教益的。
这一涉及“各种农民”的部分，附有多罗戈布日贵族雷德万斯基的注解，他在注释中表现为全俄罗斯农奴制的一个既彻底，又明显的思想代表。
根据温格恩斯捷恩贝格的方案，自由的[53]农民完全保持其权利——“他们完全是自由人”——他们最少可以在本省的范围内从一处迁移到另一处。
方案的这一地方，同雷德万斯基的“思想状况”发生了矛盾。他在注释中写道：“他们的自由仅仅在于他们可以从一处迁移至他处。我的意见是，这个自由毫无好处，而是毁坏人民的好日子，因为为了使农业转于繁荣，必须尽力把他们直接束缚于土地上[54]。
其次，温格恩-斯德恩贝格的方案承认国有农民有权出卖并抵押所种土地，“就像它们是自己的财产一样”。
这一买卖自由，受到一项决定的限制，即国有农民的土地只能出卖和抵押给同“类”的农民。但雷德万斯基对于这一限制也不满意。他证明：国有农民使用的是公地；这种农民从来没有自己的土地，也从来没有把土地留作遗产，出卖和抵押是从来就不允许的，而且在各个时期都有命令制止。因此，他们的土地不是世袭的，也不是以契据为根据的[55]，而是发给他们来维持生活和繁荣农业的[56]。
同意民粹派观点和坚信公社土地所有制的优越性的读者，也许要说，雷德万斯基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了一件好事，因为他想在国有农民中防止私有制度的产生。我不想同这种读者进行争论，只请他对雷德万斯基的理由的可以嘉许的逻辑性，给以应有评价。
在温格恩-斯德恩贝格的方案里，国有农民能够进行借贷。但多罗戈布什的代表对此竭力反对。
他写道：“农民相互借钱超过五卢布时，依法应予禁止；就是5卢布的借款也须得到长官的允许，借以禁止挥霍无度。”
[57]
温格恩-斯德恩贝格想给国有农民以使用自己的森林，就像使用真正的私产那样的权利，只是对于适合军舰制造厂使用的森林，应为国家的利益而予以保护。不用说，懂得逻辑的雷德万斯基对于这个问题也要从自己的观点去观察一下。他反驳说，国有农民都使用“国王的”森林，因此，他同意承认农民只有一定的森林使用权，但完全不是森林的所有权[58]。
雷德万斯基的观点在其同温格恩-斯德恩贝格关于对分制佃农问题的争论上得到极端的表现。温格恩-斯德恩贝格给国有农民以使用对分制佃农并给他们以土地的权利。雷德万斯基则断定，这种权利是同我们生活的全部制度相违反的。他写道：
“在国王权力统治下的对分制佃农，不仅国有农民，就是贵族也不能领有。每个为祖国利益着想的人，都应设法迫使这种“浪荡（原文如此！——译者）人民有永久的居留处所，强迫他们成为业主，有自己的房屋，把自己的后代留在一个宜于从事粮食耕种的地方。”
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是分组委员会或专题委员会）的委员，自不难同意雷德万斯基的意见，在他们当中也流行着同样的农奴制概念。所以，在专题委员会关于国有农民类别审查的最后方案规定：
“国有农民为仅仅属于（原文如此！——译者）国家的农民，他们领有国家发给他们世世代代永远占有、借以维持其本身生活的土地。”
[59]
我们知道，混乱时期[60]以后，莫斯科国家的军职人员首先关切的是把农民束缚于土地并建立对他们的统治。在叶卡捷琳娜的制法委员会里，也可看到业已变为“贵族”的军职等级的这一企图，他们用一切方法保卫其对农民的权力，他们甚至想把那些尚未落到他们手中的农民群众也完全束缚于土地，并宣布这部分农民为国有财产（“只是属于国家”），不仅剥夺他们迁移的自由和对土地及森林的所有权，而且剥夺他们自由支配其动产的权利。
最后的结果，贵族派到制法委员会的代表只同意了两种有利于农奴的措施：即禁止单个出卖农奴和对过分压迫所属农民的所有的财产加以监护。实际上，就是他们这种零碎微薄的让步允诺，也无任何结果：零卖农奴和“野蛮地主”对他们的疯狂压迫，直到19世纪消灭农奴制前仍在继续。
我们已经看到，贵族等级在制法委员会里尽力贯彻了将“公家”农民完全固定给国家的思想。但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把帝国的全部农民都交给地主统治。当教会领地“还俗”把大约一百万农民男丁“解放”的时候[61]，军职等级想将这些劳动力占为己有的旧梦，很自然地在他们当中复活了。贵族的思想家证明，“还俗”使前寺庙农民的福利大受危害。为求补救，他们当然除了将前寺庙领地出租或出卖给贵族作为私产之外，是找不到其他办法的。
某些贵族委托书的作者，早就提出了这种建议。克拉皮文县的贵族提议将还俗地产的农民以每口（男丁）30卢布的价格出卖，他们认为这将使公家增加收入，使“整个社会受益”。开明和善辩的谢尔巴托夫公爵对农民丁口的价格估计得高一些。他在1787年写道，应将所有国有村庄的经济村庄[62]出卖，“每口80卢布。”为了方便贵族做成这一交易，他宽宏大量地给贵族以仅付所获地产售价一部分的权利。
时机未到，这些方案未获实现。叶卡捷琳娜二世宁愿使经济农民照旧处于对国家的直接农奴依附地位。同时，由于将几十万农民拨给同样属于贵族等级的庞臣，她有一切理由相信，为了“取悦”于这一等级，她已仁至义尽。但在保罗时又将5万农民从经济委员会管辖下划拨给俄国骑兵最高军官团的地产，在亚历山大一世时将诺夫戈罗德省的几个经济乡区变为军屯区。前已指出，教会农民的“解放”只是表明他们以前是教会的财产，现在都成为国家的财产而已。因此，国家权力的最高代表随心所欲地支配了这种财产，便是完全自然的了。
VIII
В.И.谢梅夫斯基说，我国贵族担心“在教会管辖的农民解放后，会发生地主所属农民的解放”[63]。他认为贵族政论家所以对经济农民的命运安排抱着否定的态度，便是由于这一缘故。然而他们的否定态度，究其实只是由于前述贵族想把以前的教会领地占为己有的倾向。如果他们真是害怕“解放”将波及地主的农民，那这种害怕也并不大。当然，如果教会领地还俗的措施要在贵族中引起怨言，叶卡捷琳娜是不会决心实行这一措施的。但就我们对改革过程所知，贵族相反都支持了它。只是由于有了贵族的支持，所以叶卡捷琳娜才能够对宗教界的反对，充耳不闻，不加理睬。
在彼得后的俄罗斯，伊丽莎白的政府就已注意到教会财产的还俗问题，那时教会权利的最热烈保卫者是阿尔谢尼·马齐耶维奇[64]。他于1758年受宗教界的委托去彼得堡，想就政府所设想的措施提出反对意见。人们对此行，寄予很大希望。有的宗教界人士对他说：“那里将很好地接待您这新去的显圣者，心甘情愿地听信一切。因为对您，不仅在我们这里，而且在那里也都有好感。”[65]如所周知，这一希望并未实现。彼得堡对于马齐耶维奇并无好感。那里不喜欢他谈论教会权利时的语调。事情发展到东正教最高会议对于这新来的显圣者的“过于大胆和渎犯女皇陛下上谕的行为”，给予警告处分[66]。但马齐耶维奇所受警告处分并未能使他安静下来。当教会财产还俗案送到叶卡捷琳娜二世的铁腕里的时候，这位罗斯托夫的主教还再次表示抗争。这时他就表现得非常笨拙和很不机智了。
在查封教会财产时，发生——这本在意料之中——许多不正当行为。查封常常由军官进行，这是理所当然的。最后，神职人员很不高兴军队代表所表现的放肆态度，这也是完全自然的。但马齐耶维奇是怎样表达宗教界的这种完全自然的不满呢？
他写道：“这样，指定的军官一定要遍处走进祭坛，有时还要接触神器，而这却是自古以来的东正教法律……教规所禁止的。”
这种理由是很难说动女皇的，她当时还同伏尔泰保持通讯联系啊！
其次，罗斯托夫主教断言，由于寺庙的财产被收归国库，罗斯以往对宗教的诚笃信仰，荡然无存。“在许多人的记忆中，仅仅引为遗憾的是，在这样一个古老而笃信宗教的国家，这样一个世界上的光荣尊贵的国家里，忽然不是由于鞑靼人、更不是由于外国的敌人，而是由于本国人，致使教会和宗教信仰，消灭殆尽”[67]。
这也想得很笨拙。这样的理由只能激怒叶卡捷琳娜，而断然不能使她放弃自己的计划。
马齐耶维奇的理由，在理论方面是贫乏得惊人，对于流传在俄国欧化人民中的观念的总和，毫无补充。如果它毕竟可能、而且应该引起俄国社会思想史家的注意的话，那仅是因为它的贫乏表明宗教当局在与世俗当局冲突中的地位是极为脆弱的[68]。
叶卡捷琳娜放弃了改善地主所属农民的命运的任何主张，只是因为她害怕贵族。她在即位之后，开始也有些害怕僧侣的。因此，她撤销了彼得三世在1762年3月21日颁布的关于建立经济委员会掌管寺庙财产的上谕。但很快她看出了僧侣的虚弱无力，遂以其特有的毅力，断然剥夺了他们。
巴尔索夫断言，除德米特里·谢切诺夫外，俄国僧侣的所有最主要代表都支持马齐耶维奇[69]。果真如此，则东正教最高会议——按照比利巴索夫先生的说法，——向叶卡捷琳娜出卖了马齐耶维奇，便更有意义了。“东正教最高会议于3月12日收到马齐耶维奇的报告，听完之后于3月13日决定：罗斯托夫主教的报告全部是对女皇陛下的侮辱，为此，他应受最严厉的申斥”[70]。但最高宗教机关这时不想单独举动。它将马齐耶维奇移交“最高当局审查，由女皇陛下从宽发落。”
叶卡捷琳娜对此答复说：她在阿尔谢尼·马齐耶维奇的报告里看到他“对圣经和圣书的许多语句作了歪曲和令人气愤的解释”[71]。因此，伏尔泰的这位笃信宗教的女通信者“为了确保其忠实臣民的永久安宁”（也为推脱她对所愿望的事情结局的责任。——著者），便适当地决定将马齐耶维奇移送同一东正教最高会议的法庭审判！
阿尔谢尼·马齐耶维奇被判处剥夺僧帽和教职，遣送到辽远的寺庙“去接受严格监督”。叶卡捷琳娜禁止给他纸墨，使他“不能书面或口头地将软弱单纯的人们引入歧途”[72]。
此外，还须补充指出，这位罗斯托夫的主教在法庭上态度很谦和。他声明，他没有在“报告”里对最高当局散布任何侮辱之词的任何意图，如果毕竟“有了某种对女皇陛下的侮辱”，他将“最训服和最忠诚地匍匐在女皇陛下之前，请求饶恕和宽大”[73]。尼空的态度却不完全是这样[74]。
僧侣屈服了。有远见的女皇早就料到他们不能不屈服。由于料到这一点，她认为有必要向他们说出些真理，这种真理对他们可能是辛辣的，而为了使他能够了解俄国社会力量的对比，却是很有益的。
她在给东正教最高会议的文告中说：“你们是圣徒的后继者。上帝命令圣徒向人们灌输对财富的轻视，圣徒都是很贫穷的。他们的王国不在这个世界——你们懂得我的意思吗？我是从你们的嘴里听到这一真理的。你们怎能，又怎敢不破坏你们的职责，不感到良心的谴责而占有无数的财富，获得无限的领地，使你们强大到可与沙皇匹敌呢？你们是有知识的：你们不能不看到所有这些财产都是从国家掠夺来的，你们如果不是对国家不公正，便不能领有这些财产”。如果僧侣牧师真正对女皇怀着他们所说的那种忠诚情感，那他们便应立即将他所不应占有的全部财产还给国家。叶卡捷琳娜还极尽讥讽地说，他们如不是更多地沉溺于尘世幸福的关怀，便可更方便地致力于本地区教徒群众的教育。他们的全部职责就在这里：“你们只应从事于训导人们尽忠职守，在他们心灵中重新燃起对善行的记忆。……最后，告诫他们，用来世的惩罚威胁他们，唤起他们对上帝的信仰和爱戴，用永恒的幸福的许诺来鼓舞亲近的人们，用热情的祈祷和救世主的箴言来振奋他们的心灵”，等等[75]。
世俗当局对宗教当局的这种充满智慧的嘲弄的有力说词，显然大大促进了把僧侣等级的领地剥夺归公问题的解决。东正教最高会议理解女皇的意思，不仅同意财产还俗，不仅“出卖”了马齐耶维奇，而且自己对他作了严厉的判决。
IX
劳动群众比僧侣显得更难妥协。套在农民脖子上的农奴制的绞索拉得愈紧，被奴役者的不满便愈增加。现仍保存的非常有意义的古代文献（手稿），动人地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情感和部分认识。文献由Н.С.洪吉拉沃夫在《创举》论文集中出版，标题为《上世纪的农奴泪》。其中确乎可以听到沉痛的哭泣。开篇便看到这样的诗句：
啊，我们奴隶真痛苦，
老爷使我们一贫如洗。
只要老爷一发怒，
祖传财产便夺走。
请问生活在今世，
可有什么比这遭遇更苦？
若说我们的生活，
生命之权不操于我，
走遍天涯和海角，
生活再找不到比这里更苦！ |
像苏马罗科夫和波洛托夫一类的贵族思想家，都相信农奴制不仅对贵族，而且对农民也是有利的，《农奴泪》的作者虽然只是略通文化，却显然不同意这一意见。他叹道：
他表示，森林和土地都是为穷人创造的，并且完全正确地指出，老爷对农奴的权力增加极大。按照他的说法，这个权力像涅瓦河中的流水一样增加。当然，他对于禁止农奴控告自己的主人，是完全有理由感到十分痛心的：
大贵族把仆人像阉马一般处死，
却不准听信奴隶的控诉；
不公正的法庭制订命令，
暴虐地用鞭子折磨我们。 |
《农奴泪》也许是在召开制法委员会时写的。作者颇知这一委员会的成分，所以控诉：
现在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改变法律，
代表就是不选奴隶，
据说奴隶还能够在那里说点什么，
还是给他们以折磨我们至死的自由权利。 |
对于彼得后的罗斯，农奴作家所指示的外国对我国制度的责难，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有的国家都在唾骂我们，
都为我们的愚蠢而惊异；
说这样的蠢人，
都在我们俄国产生。 |
但关于其他国家的指示并不妨碍这位识字的农奴对沙皇政权的社会作用保持旧莫斯科的看法。他愿意为沙皇服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愿以农民的身份，而愿以士兵的身份为沙皇服务。他的这一愿望表示出一种特殊的革命情绪。他写道：
唉，弟兄们！
如果有一天我们能随心所愿，
我们既不要土地，也不要田野；
弟兄们，
我们要去当兵，
相互友爱，
把一切谎言揭穿，
把万恶的老爷连根除尽！ |
在这些对老爷的猛烈攻击之后，再读《农奴泪》的作者在一些仿佛保护他所说的受外国“浪人”欺侮的俄国贵族的诗句，是会感到有些奇怪的。后来这些“浪人”放进俄国，是想让他们开化俄国，但他们却压迫了俄国。
这些浪人放进俄国的时候，
许诺给我们更好的管理。
但他们规定俄国贵族同独院小地主联成一气
而我们不幸的人们却是各自分立。
由于老爷们凶相毕露，
我们的想法落空了。 |
在作者——人民群众的思想代表——的心灵里，对贵族的愤恨更因对外国人的憎恶而趋于复杂。这种憎恨在莫斯科罗斯就已浓烈，在18世纪更受对比伦派恐怖的特别强烈支持。结果产生了一种真正意外的情况。《农奴泪》的作者一方面揭发外国浪人，同时却变为俄国贵族的辩护士。显然，作者为了反对这些“浪人”，不惜同俄国出生的“老爷”共同行动。怎样行动呢？作者的梦想在这里是同当时的俄国实际亦步亦趋。18世纪时常发生的宫廷政变都是利用军事力量来完成的。所以《农奴泪》中便说到最好是当兵去。但宫廷政变是贵族近卫军的事情。近卫军虽然讨厌外国浪人，但不仅毫不反对俄国贵族的特权，而且力求其巩固和扩大。《农奴泪》的作者懂得，人民群众不能期待贵族的军事力量作出什么好事。所以他才梦想由农奴组成这一力量。他梦想人民出身的军事力量将结束谎言，连根铲除万恶的老爷。
不过，我们的作者也许自己就不很相信实现这种梦想的可能。他的《农奴泪》遂以真正的哭泣情调而结束：
我们天上的主啊！
让我们长眠在你天堂的土地上吧！
你是我们的创世主，
请给穷人一个末日吧[76]！ |
农奴诗人的希望最后寄托于一死！人们处于这种情绪时，是很少同其压迫者进行真正斗争的意向的。但在18世纪60年代，被压迫的人民群众并非处于这种情绪。他们没有丧失“在这里，在人间”改善自己命运的希望。相反，如前所述，他们的希望曾因取消贵族的强迫服务这一事实而得到支持。
还在彼得三世时，农民骚动便已开始。政府赶忙宣布，农民应照旧服从地主，但这毫不济事。农民造反遍处爆发。装备有土炮的部队被派出镇压造反的农民，好些地方发生了农民同军队的真正战争。自然，彼得三世的逊位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即位，都未能使农奴群众平定下来。新女皇感到不能不重申彼得三世对这些群众的反对意见。新女皇于1762年7月3日的敕令中写道：“由于国家的幸福要求所有的人和每一个人都能保持其可靠的财产和公正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得越出其职责的范围，所以我们决意保持地主的财产和领地不受侵犯，农民对他们应保持必要的服从。”然而写这种敕令要比实行它容易得多。
农民的骚动继续着，他们使叶卡捷琳娜的政府惊惶失措，遂于1763年10月由军事委员会制订了一系列规章，为派往镇压不训服农民的部队官长所必须遵守。除造反外，叶卡捷琳娜于驳斥苏马罗科夫的反对意见时所暗示的农奴击毙地主的事件，亦为当时的一面可怕旗帜，在1764—1769年中，仅在一个莫斯科省便击毙了21名地主和9名女地主。此外，还发生了五起未遂的暗杀事件。暗杀次数最多的是1767年，即制法委员会开始活动的那一年。完全可以理解，贵族代表在委员会的会议上不能对这一“日常发生的现象”保持缄默。塞尔维亚贵族代表斯特罗加诺夫伯爵说：“对于地主被自己的农民杀死的悲惨景象，我们不能不感到恐怖”[77]。总之，委员会的召开一开始便使人民中骚动强化。显然，农奴们以为委员会将提出他们的悲惨命运问题。但是由于被剥夺了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委员会的权利，——《农奴泪》的作者对此表示不满，——他们只有“造反”才能引起委员会对他们的注意。
后来，在人民群众中渗透了仿佛另一种情绪。1770—1773年间，农民骚动即使没有完全停止也开始大为罕见了。В.И.谢梅夫斯基说：“农民是在忍耐地等待着。”[78]等待什么呢？这位尊敬的学者以为，农民是在等候委员会关于他们的即使不是自由，也最少是减轻奴隶状况的指令。无论怎样，我们知道，1770—1773年间的宁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这一暴风雨激发了俄国的整个纳税人民。
X
为了对“普加乔夫起义”的来源和心理状态有所理解，必须看到农奴制压迫的经常加重总是同租税压迫的增加同时发生的。“财政以及一般经济问题是叶卡捷琳娜朝代的最薄弱、也最暗淡的方面”[79]。国库经常感到金钱的缺乏。国家支出的增加，远远超过国家生产力的增加。根据切丘林的计算，每一纳税人所付税额在叶卡捷琳娜朝代末期要比初期多一倍半[80]。只有在彼得一世朝代，我国的租税负担才达到这种程度。
叶卡捷琳娜政府愈是在财政方面捉襟见肘，便愈少可能去打破那些束缚纳税人民和阻碍经济活动的桎梏。城市代表在制法委员会里明确地指出，商工阶层对国家的强制服务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经济状况。在“皇城圣彼得堡”居民的委托书中，我们看到：
“本城商人由于逐日都有各种公家服役而疲于奔命，他们离开自己的商业，根据多年的计算，濒于完全破产。为此，恳求最仁慈的皇帝陛下永远废除这种公家服役。”
[81]
苏兹达尔人抱怨说：“我们商人由于公家支应而遭受不堪忍受的惨重破产，因为必须是每两三年中有一年寸步不离地从事这种服役。在这种情形下，商人必然落后，任何商业业务均被剥夺。”
[82]
类似的怨言，数不胜数。也许在灵魂深处，女皇也承认这种怨言是有根据的。她在上谕（第317款）中正确地说道：“商业在受到压迫的地方必将迁离，而在其安宁不受破坏的地方则将落户。”但是满足城市居民的请求，比在这篇上谕里写明“俄国是一个欧洲大国”要困难得多。为了执行城市代表的要求，国家必须——当然要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欧化其对纳税群众的态度，就是说，必须不再把他们看作自己的私产。
然而我国18世纪下半期的立法，却对此未作任何严肃的暗示。
如果构成商工业上层的商人也受到束缚，则城市小市民的情况，就更坏了。他们的情况往往是无法忍受的。为了减轻痛苦，他们采用早为俄国人所尝试过的手段：像在莫斯科国家的美好旧时光一样，他们同农奴一样“分散走向四面八方”，实行“逃亡”。诺夫戈罗德省省长西韦尔斯写道：“流浪者的人数激增，监狱都被他们填满了。”然而流浪者人数的增加意味着燃料数量的增加。Н.Н.斐尔索夫说得对：城市居民低层的艰难处境和不满，可以解释为什么普加乔夫那么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他所夺取的大多数城市。
Н.Н.斐尔索夫接着说：“人民的社会底层对自身情况的普遍不满，在普加乔夫起义前不久，在瘟疫时期的莫斯科暴动里，就已突出地表现出来了，这次暴动不能不说是普加乔夫起义的前奏，正如1662年的莫斯科暴动是拉津起义的序幕一样。”
[83]
情况正是这样。但出乎意料的是，普加乔夫起义的城市序幕比拉津起义的前奏在各方面都要弱些。第一，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朝代里，举行暴动的不仅有莫斯科。第二，1771年的莫斯科瘟疫暴动及其“圣母蜡炬”荒诞集会，完全没有比较明确的思想内容，完全没有比较确定的社会政治要求。
像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期一样，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人民运动的领导人都是哥萨克。但其间亦有值得注意的差别。拉津的“帮手”是顿河哥萨克居民中的不安分子，而支持普加乔夫的却主要是雅伊克（乌拉尔）的哥萨克，同时顿河的哥萨克还帮助过恢复秩序的人。这就是说，在拉津起义以后的一百年中，国家大大地扩充了它的保守影响的范围。
但无论如何，在起义者旗帜上写的要求，都是由哥萨克人制定的。试一窥其内容。
普加乔夫“赏赐”其拥护者以“土地、海洋、森林、十字架、蓄胡须以及一切自由”[84]。换言之，他约许将他们从一切表示贵族国家压迫的事物中解放出来。他在他的一件“命令”中写道：“对于我们的忠实臣民，只要他们记得他们给我们的誓言，我们将以慈悲和关切的心情给以自由，不要求向国家交纳人头税及其他赋税，不招募新兵；这一切国库可以自给，至于我们的由自愿投军者所组成的军队，为数将是很大的。此外，俄国贵族将不得以大量的工作和租税去压迫农民，所以每人都将重享规定的自由。”[85]
这就是在拉津的旗帜之下起义的居民所奋力以求的那个纲领。当然，在这个纲领的新版本里，也有某些新的细微差别。现在比以前更着重地谈到贵族对农民的压迫。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从普加乔夫运动到拉津运动的这段时间里，上述贵族对农民的压迫是显然增强了，贵族获得了不少等级特权。但总的说来，纲领的内容没有改变。像一百年前一样，现在它仍包含着很大一部分所谓《母亲——荒原》的乌托邦主义，即国王的孤儿的乌托邦主义：国王的孤儿不是在城市中心地区，而是在经济极端落后的边陲地区寻求解除其灾难的途径。普加乔夫扮演着合法国王的角色，许诺解除其“子弟们”的任何租税负担，幼稚地以为“国库可以自给”。当然，这种幼稚的许诺所以发出，部分地是为了说漂亮话。事实上，无论是普加乔夫及其同谋者，或是接受他们的宣言的那些被奴役的居民，他们主要力求达到当前的目的，而并不问问自己，他们的成就较诸遥远的后果将会怎样。他们彼此都无进行理论思考的任何意愿。尽管普加乔夫和他的“子弟们”都坚决反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制度，但他们自己也浸透了莫斯科国家土壤上形成的那些农奴关系的精神，这也是显然可见的。
例如，农奴们举行集会并派遣代表晋见僭称皇帝，请求将他们从地主那里解放出来，把他们变为自由农民。普加乔夫欣然同意做这件事。但在他的脑子里，“自由的农民”一词又同什么观念联系在一起呢？对此，他的一篇文告作了答复：
“现用签名的上谕，以君主和慈父的仁爱，恩准所有以前属于地主的农民和臣民成为我们王位的忠实奴隶，赐予古代十字架和祈祷文”
[86]云云。
这样，在普加乔夫的观念里，农民的自由等于对“我们王位“的”奴隶“依附。这恰好就是波索什科夫在《论贫富》一书中所发表的那种观点，认为地主并不是农民的永恒领主，他们的领主是沙皇。派代表晋见普加乔夫，请求把他们变为自由人的农民，也都完全同意这一观点。对于他们，成为自由人就是改变领主。
必须记住，普加乔夫坚持把沙皇看作奴隶主的观点。在他开始他的事业之初，当他刚刚看到雅伊克的哥萨克的时候，他同他们当中一些人进行了如下谈话：
“——是呀，孩子们，上帝命令我在12年跋涉之后同你们见面啦，这期间我可吃过多少苦头啊！”……——他说。
“——可是，老兄，老谈过去干吗，你最好把你的沙皇标记拿给我们看看。”——哥萨克卡拉瓦耶夫打断他的话说。
“——你是我的奴隶，但你却向我下命令啊，”——普加乔夫勇敢地说，生气地看了一看卡拉瓦耶夫。
哥萨克们感到不好意思，开始向他道歉。
“——老兄，我们干的是哥萨克的事业，请不要发火，我们可不会说话呀！”——希加耶夫说。[87]
谁会说话，他便应永远记住，甚至哥萨克也“应成为”沙皇的忠实奴隶，并且应该按照这一情况同他谈话。
如果这些专门反对国家压迫的人们要求普加乔夫出示他的“沙皇标记”，那只是由于他们以为沙皇是某种超人。幻想的标记应是沙皇个人的超人品质特性的证明。在这方面，他们是像小孩一般轻信的。当普加乔夫用刀子割开他的衬衣，亮出他的胸膛，指着遍体鳞伤的时候，他们——这些有阅历、而且当然看过遍体鳞伤的人——都胆怯了。其中一人“吓得手脚发抖。”
普加乔夫当即看出他所造成的印象，认为最好加强这一印象。
那么，我的朋友，你们什么时候在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过这样的标记呢？
——没有，亲爱的国王，没有见过。——哥萨克们回答。
——现在请留意，我的朋友，怎样识别沙皇，——普加乔夫继续说，一面将头发掠到左额。
哥萨克们在所指之处看到一种仿佛由于瘰疬病造成的斑痕，但到底是什么标记，却看不清。
——那是什么，老兄，是鹰吗？——希加耶夫将普加乔夫的头发分开，问他。
——不是，我的朋友，这是沙皇的皇徽。——普加乔夫回答。
——是否一切沙皇生下来便有这种皇徽，还是后来由于上帝的意旨才做出来的呢？
——这不关你的事，我的朋友，普通人是不应当管这种事的。
这些话说完后，所有的哥萨克都害怕了，便不敢在提任何问题了[88]。
后来，普加乔夫受审时供认：“我的一切坏事都是通过雅伊克的哥萨克做出来的，因为他们确切知道我不是皇帝，而是顿河的哥萨克。”（1774年12月5日供词）事实上，雅伊克的哥萨克很快就猜到普加乔夫是一名僭王。哥萨克们怎能不看出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名哥萨克——尽管是一名顿河的哥萨克呢？他们猜到这一点，却仍有意识地支持了他的冒充行为。
就是那个看到普加乔夫胸膛的“沙皇标记”时手脚发抖的米亚斯尼科夫后来说：“我们用烂泥塑造一名公爵。即使他不能占领莫斯科王国，我们也要在雅伊克建立自己的王国[89]。但是，第一，这是后来说的。第二，雅伊克的哥萨克因为没有“公爵”他们便没有成功的希望，所以觉得必须“用烂泥塑造一名公爵”。他们立一名逃亡的哥萨克为真正沙皇的事实，丝毫没有改变哥萨克关于何谓真正沙皇以及沙皇权力无边等等概念。这一事实更不能在农民的概念里引起什么改变：农民，用鄙视农民的哥萨克的话说，是无知之辈，他们是不怀疑这种欺骗的。农民需要一个沙皇。当然，他们愿要一个仁慈的沙皇，而不愿要一个不仁慈的沙皇。由于普加乔夫比叶卡捷琳娜二世仁慈得多，所以他们欣然站在他这一边。但他们虽是站在他这一边，并请求他解放他们，而他们自己却仍旧服从自莫斯科国家遗留下来的传说，自愿地和迅速地扮演了国王的孤儿和忠诚的奴隶的角色。下面便是一个不坏的例子。
阿拉特尔县阿尔费列夫村的村长在1774年7月23日写给普加乔夫“彼得·费多罗维奇阁下”的申请书里，请求给他们以办事的根据，因为皇上派到他从村里的部队什么规定也未宣布。
这些解放后的村庄的代表写道：“现在在我们的领地里有地主的粮食、马匹和牲口，请您皇上对此发布命令；又在您的部队到达后对地主房屋里剩余的物资（显然是经过部队掠夺以后的东西。——著者）如何处理，也请您伟大的国王下令。”
此外，村长还恭敬地报告普加乔夫，在他们的领地里，有许多贫民不但无力交税，而且“请求您伟大的国王以慈悲为怀，命令将地主的粮食的一部分发放我们，以便维持生活和进行播种。为此，我们，您的孤儿，应永远祷祝上帝保佑伟大的国王万寿无疆”。
在同一份申请书里，参加起义的阿尔费列夫村的国王孤儿对上塔雷津村的国王孤儿（以前与他们同属一个地主）提出控诉：“这些农民过去是付代役租的，而我们则在他们的土地上为地主种粮食，他们的剩余土地已归地主。现在这些农民却不将我们为地主种的粮食发给我们，但他们是不应该得到这些粮食的，这些粮食应归我们。关于这件事，请求您伟大的国王作一决定。”[90]
对于两个邻村之间的这种细微的争议尚不能用自己的力量解决的农民，当然除了从一个领主转归另一个领主，从地主转归沙皇之外，是不能，也不希望从普加乔夫起义里期待什么的。
但他们已以此为满足了。他们经常宁愿处于对沙皇的奴隶依附地位，而不愿处于对地主的奴隶依附地位，并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宣布自己是普加乔夫的拥护者。在伊谢特省，“自称班长马特维·叶夫谢维耶夫带着仅仅六名暴动者于1月31日来到捷琴斯克村，受到人民群众和举着圣像的神父们的欢迎，教堂钟声齐响，歌声四起”[91]。
边境地区的情况就是这样。在俄罗斯中部，国家的秩序比较稳固，农民没有公开起义反对地主。但在那里，他们也是焦急地等待解放者的。他们那里的情绪怎样，可从以下情况中看出。
А.波洛托夫，当时做过一处宫廷直辖州的总管，奉命从所属农民中挑选一队骑兵，用长矛武装他们，将他们派到科罗姆纳去保卫社会的安宁。出发之前，他“好心”地发表了一篇适当的临别赠言。他在发表这篇赠言以后走向一名初入伍的骑兵，这人仪表堂堂，活泼麻利，对他说：
“好样的，打起仗来，你总可以一敌十啰！”
使演说家大吃一惊的是，这一个初入伍的骑兵，却“恶意地笑了一声”回答道：
“是呀，我怎会去打自己的弟兄呢！而像您这样的大贵族，我将断然用这长矛撂倒十来个的。”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这些话没有给这位勇士立即带来惩罚。被吓呆了的长官只是对他大叫一声：“你胡说些什么！”，但随即赶紧说：“好嘛，好嘛，兄弟！干吧，干吧，也许你办不到啊，那时我们再看吧！”[92]
XI
普加乔夫在占领奔萨时向商人说：“好吧！商人先生，现在你们和所有城市居民都可称为我的哥萨克了。我不会向你们征收人头税，也不征兵。我已命令无偿地把公家的盐发给你们，每人三磅，往后谁愿意做盐生意就做[93]，各人各自谋生计好了。”不能说，这是一种很确定的“经济政策”。此外，奔萨市居民的富有部分有一切理由为他们的财产担忧，因为普加乔夫的部队进城时抢劫，并从监牢里释放了所有戴脚镣手铐的犯人。但是国家对于我们商工业阶层的压迫既是如此之大，以致这一阶层甚至准备同普加乔夫军队对居民财产的极端“自由的”态度妥协。奔萨的居民隆重地到市郊欢迎普加乔夫，市长请他赴宴[94]。
居民大为欢乐，甚至使指挥城防的少校格拉西莫夫感到困惑。他后来在侦审时供认：“我诚恳地承认，我自己在这种情形下思想也动摇了，以为普加乔夫真是国王，他占领了许多城市和要塞，所到之处，所有无知的人都毫不怀疑地紧跟着他。”[95]
在奔萨发生的情况，在许多其他城市也发生了。普加乔夫的极不明确的经济政策，在城市居民看来，却有一个优点，即它许诺解除居民对国家的强迫服役和贵族及“小官吏”对他们的无数侮辱。商人参加哥萨克，正是表示这种压迫和侮辱的解除。当奥萨市的督军自愿向普加乔夫的一位战友——自称为车尔尼雪夫伯爵的扎鲁宾投降时，后者命令他按照哥萨克的式样剪发。
他说：“从现在起，你是哥萨克，而不是督军了。你倒是吸满了民脂民膏哟！”[96]
在谈到商工阶层对普加乔夫的态度时，指出以下情况是很重要的。
商工阶层无时不表示反对给贵族和农民以商工业活动的自由。他们要求这一活动由他们一手包办。我们即将看到，制法委员会的商界代表极为坚决地为他们的这一要求辩护。但是这同一阶层却不反对将他们列名为哥萨克，尽管这将立即剥夺他们获取任何垄断的可能。这一矛盾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
当地主或农民从事商工业活动时，他们仍旧豁免了那种落在商人身上构成沉重压迫的强迫服务。同样，他们也不履行许多其他落在商工阶层身上的义务。这使他们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能够胜利地同录入纳税名册的商人和工业家进行竞争。为了反对这一祸害，商人和工业家除了要求给他们以经营工商业的独特权利外，别无他法。要求这一独特权利，这是国家服务和义务的阶层组织的自然结果。哥萨克的“自由”废除了这种阶层组织，从而在工商业者的心目中，垄断也失去了吸引力。他们当时是不难同意“各自谋生”的规则的。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像奔萨那样欣然地接待普加乔夫。有些城市竭力抵抗他。但这是例外。这种例外是由于各种不同的地方原因，就中害怕异族人，可能起了重大作用。
普加乔夫军队里有许多来自东部东南部边区的异族人：如巴什基尔人、卡尔梅克人、吉尔吉斯哈萨克人等。俄罗斯国家及其军职等级极其残酷地压迫他们，所以他们早就积累了许多不满[97]但这些大自然的子孙一方面同普加乔夫的俄国拥护者联合，同时又在他们的新同盟者和旧压迫者之间不作任何区分。他们袭击一切落到他们手下的人，烧毁饲料干草，勒死牲口，掠夺并俘虏一些地方的已经准备起来反对彼得堡政府的俄国居民。普加乔夫的哥萨克时常不得不与异族人作真正的战斗。乌拉尔的工厂居民热烈同情造反，并且积极参加造反，但在一些地方却被迫采取认真的军事措施来反对异族人的入侵。因此，某些东部及东南部城市的商工阶层拒绝转向普加乔夫一边去，这是可以理解的了。
但我重复说，这一切都是例外。俄国的纳税群众已有一部分人在追随着普加乔夫，还有一部分人准备追随他。站在贵族一边的只有僧侣，他们的深刻保守主义迫使他们忘记由于僧侣领地的还俗而不久前加诸于他们的侮辱。教会的雄辩家轰击“一切疯狂的自由爱好者”，说他们扰乱居民心灵的安宁，激怒“国家官员”[98]。但“疯狂的自由爱好者”，在他们自己人中，即在饱受高级僧正压迫的农村神甫和教堂低级人员中，也是有的[99]。
贵族们惊惶万状！在运动波及的地方，这种恐惧几乎使他们的力量趋于瘫痪。普加乔夫起义的最积极镇压者之一，著名的米赫尔逊于1774年8月1日报告晓尔巴托夫公爵：“在萨沙兰斯克……没有一个贵族想到自卫，他们像绵羊一样逃往森林。”高贵的贵族防务搞得极糟。将一切希望寄托于女皇部队。假如自叶卡捷琳娜二世即位到普加乔夫起义的这些年代表明，女皇多么需要贵族的支持，那么，普加乔夫的造反便表明，贵族是多么需要女皇的强大政权。贵族是没有忘记这一教训的……
贵族愈是在普加乔夫造反期间感到痛苦，便愈是在造反停息以后兴高采烈。起义的镇压者之一向女皇写道：“我们所渴望的时刻来到了，在这个时刻，陛下的智慧，俄国的安宁和伟大叶卡捷琳娜的臣民的幸福，达到了顶峰。”普加乔夫被押到莫斯科，这里为他和他的同谋者预备了一处单独的住处。被战败的僭王于1774年11月4日到达这里。沃尔孔斯基公爵报告叶卡捷琳娜：“在复活节大门附近，乘坐轿式马车的人们和妇女拥挤不堪，通行困难。”根据波洛托夫的证言，“整个莫斯科都为普加乔夫一人忙碌”[100]。普加乔夫是1775年1月10日在莫斯科被处决的。贵族们将这一血腥事件视为狂欢的节日。“由于普加乔夫的起义最主要是反对他们的，所以又将当时的这一事件和情景称为贵族对其共同敌人和凶手的胜利”[101]。
彼得堡贵族的狂欢不亚于莫斯科。彼得堡接到普加乔夫被俘的消息后，贵族们弹冠相庆，而“俄罗斯的拉辛[102]”——苏马罗科夫更写了一篇颂诗。诗里对普加乔夫说：
强盗，你抛下了剑，
现在落到我们手里。
为了给无辜的苦难复仇，
烧死你也不足以抵罪。
你能否想象
用怎么样的痛苦来打击
才配得上你造成的永恒灾难！
你的凶恶无与伦比，
像这样的非人凶恶，
世界上还没有先例！ |
在普加乔夫被押送到莫斯科前，因他的被俘而欢欣鼓舞的苏马罗科夫写了《献给新比尔斯克市》一诗[103]。作者一方面歌颂这个城市抵抗了17世纪的拉津，现在又将“今日之拉津“关在牢房里；同时，对后者极尽辱骂之能事，主要的是对这一贵族的危险敌人的被战败，表示狂热的庆祝。
在残暴的时日过去以后，
在伏尔加河的地平线上，
红色的太阳快乐地自海面升起。
顿河·雅伊克河同伏尔加河节拍相符地汹涌欢腾，
还有里海也与伏尔加河同表欢乐。
那里的人民对叶卡捷琳娜说：
啊！臣民的慈母呀！
你从凶手那里拯救了我们。
她答道：
我永远像现在一样准备着
搭救你们这些孤儿。 |
另一位俄国大文学家，不过当时尚不大有名的Г.Р.杰尔扎温，以军官的身份，为镇压普加乔夫的起义而努力。
贵族们是长期记得僭称彼得·费多罗维奇皇帝（普加乔夫）的。而且不仅是贵族。据说海军大将А.С.希什科夫当时常说保罗所以将大量公家村庄发给他的仆人，更多地是出于恐惧，而不是出于慷慨。他似乎以为“将公家的农民拨给贵族可以减少人民不安的危险”[104]。Se non e vero， e ben trovato！（这假设虽说不真，却是想得很巧！）
实际上，普加乔夫的起义对于贵族的危险，并不像贵族所想象的那么利害。人民中参加运动的各式各样分子的共同力量，要比叶卡捷琳娜二世政府的力量薄弱得多。普加乔夫和他的同谋者的军事艺术，同其敌人的很不高明的军事科学相比，也大有逊色。他的部队是经不起同正规部队的真正作战的。这一切我们现在都很知道。但当时的贵族是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一点的。另一方面，贵族明显看到他们的利益同纳税群众的利益有着多么大的分歧，这些群众又是怀着多么大的怨恨。因此，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战栗。贵族等级因被奴役群众的起义而引起的这种战战兢兢的心情，深深地刻印在他们的等级意识里。这种心情最终地巩固了他们同君主专制制度的联合。
那么，被奴役的群众呢？他们长期地安静下来了。帕宁在1774年10月底写道：“整个无知的人们现在对合法政权的卑躬屈节的服从，确乎为前所未有。”[105]残酷的镇压与饥馑同时发生。同一个帕宁写道：他在沃龙温什，下戈罗德及喀山等省所到之处，居民“除滨藜、檞子，在一些地方除了藓苔之外，别无其他粮食”[106]。
普加乔夫起义以后，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朝代里，农民骚动比在她以前要少得多[107]。人民将以前所有的能量储备消耗殆尽，长期无力实行有效的抗争。在紧接着普加乔夫起义的时期里，人民的不满开始主要表现在宗教的寻求。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如此。人们在丧失了在人间求得过得去的生活和存在的希望之后，开始探求通向天堂的道路。例如，我们在19世纪80年代就看到这种情况，其时在我国知识分子中间很快地传播着Л.托尔斯泰伯爵的学说。在同现代更接近的年代里，我们也看到这一情况。
分裂派在普加乔夫起义之后大大地加强了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它并不主张什么不以暴力反对罪恶的学说。读者记得，东正教的大司祭阿瓦库姆怎样热情地劝告沙皇用残酷的暴力铲除出现在俄国教会中的新事物。普加乔夫运动得到了分裂派的大力支持。普加乔夫没有重犯拉津的同谋者的巨大策略错误，后者想叫人民相信，他们是拥护尼空总主教的。相反，普加乔夫准许纳税居民佩带十字架——老式八角十字架——和“蓄胡须。”他自己也用分裂派的语言来谈话，也许他是同意他们的观点的[108]。传说似乎雅伊克的哥萨克宣布，彼得·费多罗维奇（普加乔夫）命令拆毁现有的教堂，并建造七顶式教堂，不用三个手指划十字，而用两个手指。人们甚至说，这种宣示带有种种威胁：“如果有人不照此划十字，则父亲（沙皇——著者）将砍断手指。”[109]这都是普加乔夫的敌人传说的，也许是出于他们的捏造。但在这里，我们也有权说：这假设虽不真实，却是很巧（Se non è vero， a ben trovato！）。旧仪派绝不同意信仰自由，一般说来，它没有给人民的意识添进任何新鲜的东西。
人民追随普加乔夫，期望从自己身上卸除地主国家的压迫，这样或那样，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恢复在这个国家完全形成和巩固以前就已存在的旧秩序。他们不是朝前看——朝18世纪下半期法国第三等级所注视的方向看，——而是朝后看，朝已逝的旧时代的黑暗深处看。就这方面说，他们的举动同他们一度痛恨的大贵族完全一样。库尔布斯基在揭发伊凡四世时不也是朝后看，而不朝前看吗！分裂派请人民为往昔的宗教信仰而死，也是朝后看的。
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根源于我们熟习的俄国历史过程的相对特点。我们知道，这种必然性在彼得改革后并未消失。只是经过漫长的时期以后，只是在19世纪下半期，同彼得的名字相联系的改革的深远后果，在人民群众中导致了有觉悟的分子出现，他们在争取美好未来的斗争中，能够使自己的思想视线不是朝后，而是朝前看，不是朝那些抱怨暴君的大贵族和为旧信仰而死的分裂派看，而是朝整个文明世界的劳动群众的有觉悟的阶层看。
[1] 切丘林：《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朝代俄国财政史》，圣彼得堡1906年版，第374、376、378页。
[2] 见他的报告：《叶卡捷琳娜朝代的俄国是否经济落后的国家？》这个报告于1909年10月作于彼得堡大学历史学会，载《现代世界》1910年5月号。
[3] 的确，也有例外。1794年按每口征70戈比的人头税，提高到一卢布，就中增加额30戈比，在维亚特省和托波尔省均以半数征收粮食（В.И.谢梅夫斯基：《叶卡捷琳娜二世朝代的农民》，圣彼得堡1901年版，第676页）。但是，我们看到，这种例外是很少的。
[4] 《现代世界》，1910年5月，第28页。着重点是塔尔列加的。
[5] 我手头使用的书籍中有比申写的《世界地理》法文译本。书中写道：“On voit que les russes ont de la capacité pour les arts et les métiers et qu’il ne leur manquait que d’être guidés”（《Géographie universelle》， traduite de l’allemand de Büsching. Strassburg， 1783，t. II l-e partie， Contenant l’Empire de Russie， p.47）（我们发现，俄国人在工艺方面有能力，他们只是缺乏指导〔《世界地理》，比申译自法文，1983年斯特拉斯堡版，第2卷，第一编，内容包括俄罗斯帝国，第47页〕）。
[6] 同上书，第48页。
[7] 同上书，第49页。
[8] 《十八世纪末俄国历史统计概况》第3卷，第46—47页。Historisch-Statistisches Gemäld des Russischen Reichs am Ende des achtzchnten Jahrhunderts， 3Theil， pp. 46—47）。参阅第259、260、280、287、299、305等页。斯托尔赫在第305—306页上论及我国制铁工业时，甚至谈到我国对其他民族的工业的“可耻依赖”。
[9] 见法文译本：《Marchandises Utiles》（《有用商品》）。
[10] 同上书，第49—50页。参阅Büschings-Magazin（《毕尔申哥杂志》），第9卷，第210—225页的较为详细的货单。必须指出，塔尔列所发现的卡隆札记证明，法国向俄国输入了制造工业的成品，而输出的则是原料。
[11] 同上书，第14页。
[12] 同上书，第15页。
[13] 这句话的原文是：“Les bourgeois russes sont nouveaux et sortent des paysans”，同上书，第28页。
[14] 《Géographie Universelle》（《世界地理》），第IV册，第47、52、54页。必须指出，这种制品是法国人从威尼斯学来的。
[15] 同上书，第55—56页。1788年由托诺赞收集并经莫罗·德·热涅斯引用的数字（见《法国工业统计》《Statistique de l’industrie de la France》，巴黎，1856年，第149、165、191、234页）无疑地表明，法国工业实际上在当时已处于较高的发展水平，而对俄国工业还不能这样说。
[16] 《现代世界》，1910年5月，第24页。
[17] 见《帕拉斯游记》的法文译本（1783年巴黎版），第1卷，第71—72页。
[18] 例如同上书第3卷第250页（以及其他各页）上关于呢绒业的估计。
[19] 同上书，第2卷，第117页。
[20] 《帕拉斯游记》，第72页。阿尔扎马斯的钾碱工厂建造得很好，但它们都属于公家（《帕拉斯游记》，第89—90页）。
[21] 根据第4次人口普查，这个比率为53.3％，但根据第5次普查，则为53.1％。
[22] 见В.И.谢梅夫斯基：《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朝代的农民》第1卷，第332、333、334页。
[23] 谢梅夫斯基：《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期的俄国农民问题》，圣彼得堡1883年版，第1卷，第193页，注释②。
[24] 《伟大的改革》（纪念册），第3卷，第142、143页。
[25] 例如，列维克在《俄国史》（《Histoire de Russie》，巴黎1792年版，第IV卷）里指出俄国农奴生产者在工作中缺乏精细认真。
[26] Maurice Tourneux： 《Diderot et Catherine II》（《狄德罗与叶卡捷琳娜二世》），巴黎1899年版，第284、288等页。彼得堡给予狄德罗的印象是很有意思的（第284—285页）。
[27] 《狄德罗与叶捷琳娜二世》，第183页。
[28] 传说中的亚述女皇，希腊文学作品说她曾建造空中花园。——译者
[29] 《沃龙佐夫公爵档案》，莫斯科1882年版，第24卷，第322页。
[30] 同上书，第323页。
[31] 因为贵族的地产在我国在18世纪下半期已开始负债累累了。
[32] 见В.И.谢梅夫斯基：《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朝代的农民》第1卷，第1—4页。
[33] 《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朝代的农民》第1卷，第616—617页。
[34] 同上书，第15页。
[35] 在А.托尔斯泰伯爵的著作里，我们看到伏尔泰和狄德罗崇敬地写信给叶卡捷琳娜说，在她的朝代里，秩序之康盛，令人惊异：
您是人民的母亲，
人民只需要您
快点给自由，
快点给自由！
她反驳说：
“Messieurs， vous me comblez”，（先生们，你们满足我）
而且立即使乌克兰人
被束缚于土地。
事情就是这样。叶卡捷琳娜给她的宠臣赏赐了近100 000纳税人口。奥尔洛夫家族得到25 500口，Г.波将金——21 540口，扎瓦多夫斯基——8 700口，佐里奇——13 000口，П.Л.祖博夫——13 600口，鲁缅采夫-扎杜纳伊斯基——约20 000口，H.И.帕宁——8 400口。（谢梅夫斯基：见前书，第1卷，绪论，第24页。）
[36] 谢梅夫斯基：《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朝代的农民》，第375、376页。
[37] 已故季佳京很正确地说，叶卡捷琳娜是在“刚刚起草上谕的时候”，发布这份反对农民的残酷敕令的。对于胆敢反对地主的农民，规定“拷问是谁给他们书写和捏造请愿书的”。对于这一情况，同一季佳京痛苦地提到，叶卡捷琳娜在《上谕》里还漂亮地表示反对拷打呢！——见《俄国法学史论文集》，圣彼得堡1896年版，第363页。
[38] В.И.谢梅夫斯基：《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期的俄国农民问题》，圣彼得堡1888年版，第1卷，第51—53页和第81—87页。
[39] 谢梅夫斯基：《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期的俄国农民问题》，第84页。
[40] 同上书，第48、43、44页。
[41] 塔拉来伊（Талалай）显然是一种地方语，表示轻视之意。
[42] 就是说，他们的经济并不怎么坏啊！
[43] 《安德列·波洛托夫的生平和奇遇，他本人为其后代而作》，圣彼得堡1872年版，第III卷，第79—80页。
[44] 《安德列·波洛托夫的生平和奇遇，他本人为其后代而作》，第103页。
[45]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集刊》第32卷，第49页。参阅该卷附录（第390—391页）中的格拉佐夫所提书面意见。
[46] 着重点是我画的。见《俄国皇家历史学会集刊》，第400、402页。在该卷的序言里，В.谢尔盖耶维奇说：为他们（农奴——著者）的利益而首先发言的功绩，属于宗教法庭的官吏和独院小地主（见序言第X页）。
[47]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集刊》，第470页。
[48]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集刊》第68卷，第420页。
[49] “科兹洛夫贵族的委托书不是由贵族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夫的儿子弗罗洛夫签名，因为他不识字，而是由少尉伊佐西姆·列梅佐夫，伊凡诺夫的儿子根据他的请求而签名（第421页），那里还有两个类似的情况。对于不识字的剥削他人‘灵魂’的人，自由有何益处呢？”
[50] 同上书，第32卷，第408页。
[51]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集刊》，第410页。科罗宾在报告中常说：“农民，即奴隶”；或“奴隶，即农民”。
[52] 同上书，第32卷，第495页。
[53] 当时在小俄罗斯、芬兰和属于俄国的某些波罗的海岛屿上的农民，还是自由的。
[54]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集刊》第36卷，第254页。
[55] 显然，这里所指的土地，不是由于房地产买卖契约而取得的土地。
[56]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集刊》，第249页。应该承认，早在莫斯科国家里便已对国有农民的土地牢固地确立了雷德万斯基所说的那一观点。但实际上，俄国若干地方农民直到18世纪中叶还支配着所使用的土地，就像支配自己的土地一样。1754年的土地清丈办法剥夺了农民的这一权利。（参阅《俄国皇家历史学会集刊》第123卷的序言，第3、4、14、15页。）雷德万斯基便是按照这个企图使国家对农民的剥夺达到极点的办法的精神发言的。与他相比，温格恩-斯德恩贝格便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人了。
[57] 《俄国皇家历史学会集刊》，第250页。
[58] 同上集刊，第250、251、252页。
[59] 同上集刊，第273、367页。
[60] 指16世纪末17世纪初俄国长年战争变乱迭起的时期。——校者
[61] 18世纪70年代初，他们计为991 761口男丁。
[62] 前寺庙领地的农民被称为经济农民，因为他们是由“经济委员会”管辖的。
[63] 谢梅夫斯基：《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朝代的农民》，圣彼得堡1901年版，第2卷，第274页。
[64] 德米特里神甫在罗斯托夫主教讲座的继任人。
[65] 比利巴索夫：《叶卡捷琳娜二世传》，伦敦1895年版，第2卷，第230页。
[66] Н.И.巴尔索夫：《1762—1763年的罗斯托夫主教马齐耶维奇》，《俄国旧闻》，第14卷，第751页。
[67] 同上书，第745页。
[68] 除笃信宗教这一条理由外，马齐耶维奇没有忘记僧侣等级的经济利益这一条理由。他在第二次“报告”里指出，夺走僧侣等级的农民，将迫使僧侣等级去用雇佣劳动。而这是同我国经济生活的条件不相适合的。我们“不是英国”。被解放的农民将以过高的价格出卖劳动力，要求“为一点小事付出两倍及三倍的工钱”。当然，如果问题涉及贵族自己的农民，他们会觉得这一理由是完全有说服力的；但既然这个理由是提出来保护僧侣等级的利益的，显然，它没有对贵族造成任何印象。
[69] 巴尔索夫：《俄国旧闻》第15卷，第737页。
[70] 比利巴索夫：《叶卡捷琳娜二世传》第2卷，第230页。必须指出，叶卡捷琳娜在即位以后撤销彼得三世关于成立经济委员会的上谕时，于1762年8月提出保证说：“我们没有没收教会地产的意图和愿望，而只有上帝给我们的权力，为了上帝，制定关于更好地使用这种地产的法律。”这话既表明笃信宗教，又说明语意双关。也许，巴尔索夫是对的。他断言当阿尔谢尼·马齐耶维奇表示反对教会地产还俗时，——次年，叶卡捷琳娜便实行了这一还俗措施——他绝没想到同女皇的意向发生分歧。就女皇说，这一事实也是极为值得注意的：即她在1762年8月12日发布命令取消彼得三世关于剥夺教会领地的上谕，这个命令是“受阿尔谢尼·马齐耶维奇的指使而写的”。（巴尔索夫）
[71] 比利巴索夫：《叶卡捷琳娜二世传》第2卷，第239页。
[72] 同上书，第245页。
[73] 巴尔索夫：《俄国旧闻》，第244页。
[74] 其他俄国牧师的态度比罗斯托夫的主教还要谦和。他毕竟比他们所有的人都要勇敢些。马齐耶维奇据他自己在《自传》（《18世纪》第2卷，第361页）中说，生于“波兰国”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克。也许，他对世俗政权保持独立的——诚然很软弱的——态度，是由于他从波兰所得到的印象。
[75] 比利巴索夫，见前书，第2卷，第246、247页。
[76] 见《创举》（《Почин》），载《俄罗斯语文爱好者学会1895年度论文集》，第10—14页。
[77] 谢梅夫斯基：《叶卡捷琳娜二世朝代的农民》第1卷，第414页。
[78] 《叶卡捷琳娜二世朝代的农民》，第443页。
[79] Н.Д.切丘林：《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朝代的俄国财政史》，圣彼得堡1906年版，第380页。
[80] 切丘林：《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朝代的俄国财政史》，第378页。这个计算的根据是：国家支出增加了3.3倍，而人口增加不及2倍。
[81] 《俄国历史学会集刊》第107卷，第219—220页。
[82] 同上，第18页。
[83] 《普加乔夫起义，社会心理分析》，第170—171页。
[84] 他的原话。见Н.杜布罗温：《普加乔夫及其同谋者——叶卡捷琳娜二世朝代史中的一段插曲——1773至1774年》，根据未刊行的资料，1884年，第3卷，第103页。
[85] Н.杜布罗温：《普加乔夫及其同谋者》第3卷，第53页。
[86] 同上书，第3卷，第112页。
[87] 这一情景是杜布罗温的书中说的（见前书，第1卷，第206页）。
[88] 杜布罗温：《普加乔夫及其同谋者》，第207页。
[89] 哥萨克戈尔希科夫在1774年5月8日的供词。引自杜布罗温：《普加乔夫及其同谋者》，第220—221页。
[90] 《普加乔夫及其同谋者》第3卷，第113—114页。
[91] 同上书，第2卷，第361页。
[92] 《安德烈·波洛托夫的生平和奇遇》第3卷，第40—41页。事实上，这事并未作到。起义没有蔓延到中部各省。而这位勇敢的骑兵却饱受灾难。波洛托夫洋洋得意地说：“只要他在任何事情上表现不驯服，就要惩罚他。我就会记住他这些话，并为此给他处罚。”（《普加乔夫及其同谋者》，同页）。
[93] 当时实行盐专卖。
[94] 普加乔夫自然没有拒绝赴宴。在宴席上，“他的食物主要是他命令带来的盛在一个深底盘子里的捣碎的蒜，加醋，加盐后吃”。
[95] 杜布罗温：《普加乔夫及其同谋者》第3卷，第164、165、166页。
[96] 同上书，第2卷，第201页。
[97] 对于自己的灾难，他们也像俄国居民一样，不责备中央政权，而归罪于官僚。巴什基尔人谈论叶卡捷琳娜二世时说：“她是裁判公正的，但她的公正裁判未出宫廷，也没有到达我们这里。”（杜布罗温：《普加乔夫及其同谋者》第1卷，第257页）
[98] 参阅喀山的主教对他的教区的教徒们的训词（杜布罗温：《普加乔夫及其同谋者》第2卷，第154—155页）。
[99] 我们在前面已经知道的马齐耶维奇主教曾用浸在热焦油里的一端系着铁丝钩的绳索，鞭打神父。他斥责他的属员，用猥亵的话骂他们。乌斯久日的主教瓦尔拉姆，残酷地折磨他的全体教徒。ДМ.谢切诺夫将一名神甫在监牢里戴着镣铐关了六年，把他打得死去活来，敲诈他的钱财，毁坏他的房屋，等等。（杜布罗温：《普加乔夫及其同谋者》第1卷，第361页。）
[100] 《安德烈·波洛托夫的生平和奇遇》第3卷，第486页。
[101] 同上，第488页。
[102] 拉辛，让（1839—1899）法国诗人，古典主义伟大剧作家之一。——校者
[103] 普加乔夫被押解到莫斯科前，在新比尔斯克滞留了一些时候。
[104] 《希什科夫海军上将札记、意见和通信》，Н.基谢列夫和Ю.萨马林合著，柏林1870年版，第1卷，第22页。
[105] 杜布罗温：《普加乔夫及其同谋者》第3卷，第318页。
[106] 同上书，第3卷，第321页。
[107] 在1762—1772年间，地主所属农民的骚动共40起，但自1774年到保罗一世即位，即在22年中，只有20起。（谢梅夫斯基：《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下的农民》第1卷，第441—456页。）
[108] 他在告顿河哥萨克的宣言里写道：“在我们统治期间，已经查明由于……贵族的罪过，古代圣父留传的基督法律均被违反，并受到谩骂。代之而起的是由于他们的恶意有害的阴谋，根据德国风俗而制订的其他法律以及最渎神的剃胡须及在划十字及其他狂暴行为方面的早期基督信仰，通行俄国，”等等。（杜布罗温：《普加乔夫及其同谋者》第3卷，第225页。）我们看到，在普加乔夫的运动里，也有反对彼得改革的因素。
[109] 杜布罗温：《普加乔夫及其同谋者》第2卷，第81、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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