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俄〕普列汉诺夫 -> 俄国社会思想史（1909—1916）
第四章 彼得最近继位者统治下的贵族政治情绪——枢密院成员的策划——一般贵族反对这一策划——“学术侍从”对这一策划的态度
与西方往来的日益频繁，在俄国人面前展开了前此为他们所不能理解的欧洲生活的一些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彼得时期，若干最有见识的俄国旅行家对先进西方各国公民充分享受“自由、生活于无恐惧、无凌辱、无苛捐重税之中”，感到非常惊奇。[1]莫斯科的居民对于这种生活，是毫不了解的。然而这种生活必然会引起他们当中一些智力较高的人们的兴趣。他们去到西方，有可能不只是学习“航海”一事。1712年费奥多尔·萨尔特科夫从英国上书彼得说：“报告陛下，……我在这里利用空闲时间尽力选辑英国及其他西欧国家的管理章程。”萨尔特科夫是根据沙皇具有需要西欧方式的愿望而办这件事情的。同时，他从西欧国家“管理章程”中所选择的，其实只是“适合于君主专制制度，而不是适合于共和国和议会制度的东西”[2]。与彼得共事，只能如此。但他在为沙皇选择适合于专制制度的东西的时候，在工作过程中也曾了解更自由的国家的“章程”，因而也许在他的脑子里产生了为什么不将这类章程移到罗斯问题。帕夫洛夫-西尔万斯基说萨尔特科夫是一个极端西方派，并引证了他的原话：“俄罗斯的人民与其国家人民一样具有同样的感觉与见解，只不过不准许他们去管这种事情而已。”[3]从这种信念出发，是可以设想出一系列不完全适合于君主专制的改革的。事实上，萨尔特科夫确曾向彼得提出了一些“建议”，其精神全然不符合莫斯科沙皇的政治口味和传统。
他想在俄国建立有权威的贵族政治。他建议保存贵族等级的土地占有特权，并按照所领土地的多寡册封各种贵族头衔，如诸侯、侯爵、伯爵、男爵、绅士等等。为了支持贵族等级，他还计划实行长子继承制[4]。
必须指出，萨尔特科夫在同情贵族制度方面，并不孤独。В.Л.多尔戈鲁基在青年时代随从叔父Я.Ф.多尔戈鲁基公爵到法国，待了整整13年；此外，他还长期居住丹麦和波兰，回国时对西欧的贵族政治抱有强烈的同情。Д.М.戈利岑公爵对西欧贵族政治的同情，亦不后人；按照Д.А.科尔萨科夫的说法，他“是古老的莫斯科大贵族体制和欧洲思想的幸运结合，他代表了这种大贵族的优异方面”[5]。西班牙大使德-利里阿公爵认为戈利岑说过：“我们何必要革新，难道我们不能像我们祖先那样生活，不让外国人来到我国把新的法律强加给我们吗？”如果戈利岑公爵对于革新曾作这种评价，那也毫无疑义，应将其当作“弦外之音”（cum grano salis）。完全可以理解，这位出身名门的人物是不愿屈从于在俄国服务的外国人的。彼得的改革自然要引起他的不满，因为它使门第在官阶面前退让。然而戈利岑不可能希望在彼得改革前形成的莫斯科旧生活的恢复，这是完全明显的。莫斯科门第最高的贵族也都是沙皇的“奴隶”，都不得不顺从地忍受与此相当的待遇。就凭这一点，这位开明的公爵也是不能与这种生活妥协的。无怪乎他要攻读洛克、格罗茨、马基雅维利和其他政治作家的书了。西方的影响唤起了他对自身的人类尊严的自觉。他梦想使俄国的贵族家族也能在国家生活中获得像瑞典贵族那样的重要性。当情况使他有可能试图实现他以前只能梦想的东西的时候，戈利岑却犯了许多重大错误，这些错误使我们明确地了解到，在政治策略问题上，就是那时最开明的俄国活动家，也都极端无能。然而便是他的这种错误，也比彼得前罗斯的大贵族，表现出更为广阔得多的政治眼光。
除了那些由于西方影响而唤起，加强并形成其贵族政治意图的各门人物之外，还有一些身居最高级官职的“人物”，他们虽然实际上只求尽快博得赞赏而加官晋爵，却也不知不觉地将西欧国家人物的地位同俄国“国王奴隶”的地位比较，从而在心灵深处认为前者优于后者。例如，在彼得时便已升迁到参政院检察长职位的亚古任斯基伯爵，便是这种人。他对于自己个人目的之尊重高于世上一切。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他愿与任何人结伙，愿干任何勾当。然而我们看到，在适当情形下，他也能向那些在他看来能够决定俄国军职阶级今后命运的人物求助，向他们慨叹说：“我的爷们啊，多给我们一点自由吧！”
俄国人政治观点的扩大与明朗化，不仅由于他们到更为自由的西欧国家的旅行日益频繁。改革以来，他们开始欣然阅读西方的政治著作。根据彼得的命令，翻译了普芬杜尔夫著《欧洲史概论》一书。这本书简明地叙述了西欧各国当时的政治制度。但这本书并不是教育“国王奴隶”的唯一教材。在18世纪初期，在俄国业已流传着《欧洲各国政治简述》一书的手抄本。本书的作者倾向无限制的君主制度。他特别喜爱讨论那些从以前的代表制转换为君主专制的国家的历史时期（如1682年的丹麦，1680年的瑞典）；波兰的国家制度受到作者的强烈攻击，而对于完全受制于国会的英皇地位，则倍加怜悯与惋惜[6]。
自然，在这方面同情他的不仅有“学术侍从”，我们已经看到，他们是完全拥护专制制度的。当时从莫斯科贵族中产生的“俄罗斯小贵族”，热情地帮助伊凡雷帝去贬抑大贵族而建立无限制的沙皇政权，是既不喜欢英国的贵族制度，也不喜欢波兰的政治上无政府状态的。П.А.托尔斯泰在其游记里显然一方面满意地写过威尼斯公民经常生活于“无恐惧、无凌辱、无重税”之中，同时却在同一游记里严厉地批评波兰人，说他们不能“无吵闹、无殴斗地干成任何一件国家大事”[7]。贵族所以拥护君主专制，部分地是由于从祖先遗传下来的习惯：读者当能记得，在彼得改革影响之下产生的小说，其主人翁是完全保持着莫斯科人的政治观点的。此外，俄罗斯小贵族所以决心维护无限制的君主专制，还由于他们都处于名门贵族和农奴之间的中间地位。他们担心，一旦名门贵族成为局势的主人，他们会受到比无限制国王更甚的压迫。同时，他们还害怕官宦阶级反对国王的运动将引起农民反对官宦阶级的运动。然而尽管如此，就是那些宣扬专制制度的政治著作和论述，只要它们能向俄国读者介绍一些西欧国家的比较自由的制度，也能扩大俄国读者的政治观点。试举同一《西欧各国政治简述》为例。
该书的作者无论多么严厉地攻击了英国宪法，但他毕竟告诉了俄国人：若无下院的同意，便不向国王纳税。他在描写威尼斯的参议院时对参议员的威力作了这样的说明：“人们有时谈到的古罗马的元老的情况，现在可以适用于威尼斯的参议员，他们虽然不是皇帝，但他们所受到的尊敬却不亚于皇帝。”他对于荷兰国的仿佛不得已的赞扬，同样值得注意。他在描绘了荷兰的物质幸福情景之后说：“荷兰国用许多鲜血换得了自由，他们尊重自由甚于其他财富。”他还赞扬了瑞士：“瑞士的军事力量，至为光荣，很难找到一个力量能够超过它的民族。三百年前为保卫家园和自由而英勇作战时，表现如此，现在他们仍在反对入侵，完全保持了这种自由。”[8]西欧的社会生活有一种特点，俄国人在谈到它时难免常常使用“自由”一词。由于俄国读者认识了这一特点，所以他们的理解便超过了美好旧时代的莫斯科政治观念的水平。这一点，我们在科托希欣和其他17世纪的西方派的身上业已看到。至于那些读过格罗茨、托马兹、洛克或博卡里尼等作家著作的人，他们的认识水平比旧莫斯科认识的水平更高，那就更毋庸解说了。这些作家的著作曾被译成俄文，流传在我国当时的知识界中。
彼得改革使俄国人更能看到“其他各国人民”怎样生活，了解其思想代表人物想的是什么。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在谈到这一点时，必须经常记住：能够了解西方先进各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想的俄国人，几乎都完全属于官宦阶级。就这方面说，这一阶级的有才之士，比来自民间的有才之士有着无比优越的条件。有些人能够读到洛克、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最少也能读到托马兹和普芬杜尔弗等人的著作，而另一些人则除《圣僧传》、《淫僧记》和某一阿朋多克“关于修辞学”的“言论”等书外，极少获得其他精神食粮。因此，很自然，有些人的思想多少有所前进，而另一些人的思想，除个别人外，则是在旧莫斯科习俗和“古代宗教信仰”的迷魂阵里踏步不前。
西方生活和西方著作的教育影响，由于罗斯完成的各种事变所造成的印象，而益趋巩固。在彼得统治下，军职人员生活不易。彼得要求他们工作、工作、再工作。但他们都看到，以彼得为代表，坐在皇位上的确乎是一个勤俭的当家人和不倦的工作者。彼得的这一功绩，谁也不能，并且看来谁也不打算抹杀。在他的最近的继位者的统治下，军职人员所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景象。叶卡捷琳娜一世扮演着女统治者的角色，却同她的丈夫完全不一样。据克柳切夫斯基说，她“很少从事她不很了解的事情，生活漫无秩序，虽然身体多病，且肥胖过头，却习惯于与亲友饮宴，坐到次晨5时方始休息。于是，行政管理松弛。据一位大使说，所有的人都只想盗窃贪污，她在临死前一年，竟任意挥霍到650万卢布。当不满分子在幕后的秘密集会上为失宠的亲王欢呼的时候，秘密警察每天都在绞杀说话不当心的人们”[9]。“失宠的亲王”登位（1727年5月）以后，事情更不如前。这一教养极坏的孩子的全部时间，都用在同所喜欢的人们枯燥无味的娱乐上。在叶卡捷琳娜一世时，是缅希科夫当权，现在的全权代理人则是阿列克谢·多尔戈鲁基公爵和他的儿子伊凡。西班牙公使德利里亚公爵向本国朝廷报告说：
“在莫斯科，大家都不满地谈论着沙皇的生活方式，并将过错归罪于他周围的人。爱国的人们，看到国王每天早晨衣冠不整地同宠臣的父亲——阿列克谢·多尔戈鲁基坐着雪橇到莫斯科近郊去，同值班的高级侍卫整天留在那里，像小孩子一般玩耍，而对于皇帝所应知道的事情，一窍不通，都感到失望”
[10]。
当军职阶级开始比以前更加认识到他们在国内的重要性时，对统治者行为的不满产生了，并且开始强化起来了。彼得大帝建立的军事力量的新组织，也是军职阶级力量的新组织。彼得死后，这种重新组织起来的军职阶级力量，特别是近卫军，立即由事变的过程推上俄国历史舞台：彼得的皇后是在近卫军的帮助下即皇帝位的。近卫军大声疾呼，如果大贵族起来反对她，他们将击碎大贵族的脑袋。此后在整个历史时期中，统治者的个人命运都取决于近卫军的情绪和宫廷内部阴谋的进程。
潘丘利泽夫在所著《近卫军史》中指出，近卫军的补充方式，经常“同居民群众保有密切联系”[11]。假如像潘丘利泽夫那样，将“居民”理解为军职阶级，则所指完全正确。此外，他还应指出，近卫军既然同军职阶级保持密切联系，那它自然就是军职阶级保护其自身利益的工具。不这样是不可能的。然而近卫军不是由具有一定程度的有知识的人组成的团体。它虽然保护贵族利益，却不可能是贵族中先进部分的理想的代表。它的观点是多数人的观点，因而它在保护贵族的等级利益时，只能使用能够为“居民群众”所能理解的手段。因此，近卫军在18世纪俄国政治舞台上的表演，给我们提供了判断我国小贵族的政治觉悟的丰富资料。
彼得大帝决定，俄国国王自己指定继承人。他的死，使他未能按照这个决定行事。他的14岁的孙儿也在死时无遗嘱。这两件对皇室不利的偶然情况，却对军职阶级有利，因为它们在1695年和1730年给军职阶级（至少以近卫军为代表）以进行坚决政治行动的理由。
彼得二世死后，发生了一个问题，即是否要尊重叶卡捷琳娜的遗嘱。按照这个遗嘱，如果第二个俄国皇帝无嗣而死，则皇位应传给戈利什廷斯基亲王的妻子，彼得的女儿安娜家族。根据彼得法律的确切含义，叶卡捷琳娜一世仅有权指定其直接的继位者。因此，在彼得二世死后，她的遗嘱没有法律效力，应该选出新的国王。
同皇位最接近的是枢密院，其成员很快便相互取得协议。彼得二世临终的当晚，他们选出了伊凡·阿列克谢维奇的女儿库尔良德大公的遗孀安娜为皇帝，他们希望这一既不富有，又几乎孤独的妇人会比皇族其他成员更容易接受他们所制定的选举条件（《Кондиции》）。用戈利岑公爵的话说，这些条件的总的意思，就是“要对他们宽容些”，或如他当时所解释，就是要“增加他们的自由”。
过去参加选举瓦西里·舒斯基的大贵族，曾企图增加他们的自由。在选举米哈伊尔·罗曼诺夫时，名门贵族亦曾提出同样的愿望。然而现在，彼得改革后，由于西方的影响，大贵族增加自由的愿望采取了更为确定的性质。给安娜·伊凡诺夫娜提出的“条件”更准确地表达了“条件”起草人向新女皇的要求。她必须签字承担下列义务：
“兹立约最坚决地承诺，我的最大关怀和努力将不仅在于希腊东正教的内容，而且将尽一切可能促其传播；同时，在接受俄罗斯王位后，将终身不结婚，无论生前或死后不指定继位人。此外，还承诺接受忠谏，维护国家的完整与福利，永远保持业已建立的枢密院由8人组成，不经该院同意，1）不向任何人发动战争。2）不媾和。3）不加重我忠实臣民的任何捐税。4）对于国家及陆海军上校以上的重大官职，绝不封赐，甚至对任何贵族案件亦不裁决；近卫军及其他部队都归枢密院统辖。5）对贵族的生命、财产和荣誉，不经审判不得剥夺。6）不赏赐世袭领地和村庄。7）无论俄国人或外国人均不得充任宫廷官职。8）不使用国家收支款项，对于全体忠心臣民，均予爱护”。
根据这些条件，安娜对于她的未来权力的极端有限，是完全清楚的。“条件”还明白指出，如果违反上述条件，她将受到什么威胁：“如破坏这些承诺，则将被剥夺俄国王位。”
她签署了所有这些条件：以一个库尔良德大公的贫穷寡孀的地位，换得全罗斯女皇的地位，尽管其权力很小，但她毕竟什么也不曾损失，却赚得了很多东西。
枢密院成员的主要鼓舞者是前面业已不仅一次提到的Д.М.戈利岑公爵。他认为安娜在米塔瓦签署的条件应成为新的、更广泛得多的政治改革的起点。戈利岑决定——不过，显然不是很快地决定——赋予参政院以一定的政治作用，并建立两个新的机关：由200名议员组成的贵族院和城市代表院，后者的任务是保卫商人等级和全体无特权、非贵族的罗斯的利益[12]。但是，按照某种德国说法，戈利岑是打如意算盘，所以他的计划不一定能实现。
在彼得二世死亡的时候，枢密院由5人组成。他们是国务总理Г.И.戈洛夫金，副总理奥斯特曼，А.Г.多尔戈鲁基公爵，В.А.多尔戈鲁基公爵和Д.М.戈利岑公爵。枢密院成员迅即加聘3人予以充实：陆军元帅М.М.戈利岑公爵，陆军元帅В.В.多尔戈鲁基公爵和西伯利亚省长М.В.多尔戈鲁基公爵。这样，枢密院便有了8名成员，而且安娜必须永远保持这个数目。在当时组成这个院的8人中，戈罗夫金和外国人奥斯特曼两人都不是贵族，而其他6人则均为最显赫的贵族门第。这个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赋予这一企图掌握全部权力的中央机关以贵族制度的特性。但是，必须说明，俄国的贵族——如果仅就其在18世纪存在而言——不只是由两个公爵家族：即戈利岑家族和多尔戈鲁基家族组成。特鲁别茨基、博里亚京斯基、车尔卡斯基公爵、穆辛普希金伯爵以及其他若干人都完全有根据地算是“世代相传的贵族”。枢密院成员要将该院永远限于8人，从而在许多其他贵胄家族中引起不满。对枢密院成员心怀不满的贵族，于是竭尽所能，力图防止这一策划的实现。
改革后的俄国名门贵族已在一定程度上领会了西欧贵族的政治观点和意图。但是，到了实现这些观点，达成这些意图时，便又重复了莫斯科罗斯的常见现象：即我国的大贵族不能以联合的力量去反对国王的独断专横，而是囿于氏族或小派系的目的，相互攻讦，因而在实质上使这种专横的权力易于取得胜利。多尔戈鲁基家族和戈利岑家族虽然崇尚欧化，却都未能摆脱这一怪异的大贵族的积习。他们虽然认为采取公开步骤，使俄国在政治上欧化的时机业已成熟，但他们又将自己的策划建立在过于狭隘的基础上，使其成为一种极欠考虑的宫廷阴谋（普罗科波维奇称之为“儿戏”）。反对枢密院成员的“儿戏”的，不仅是受到他们排挤的贵族。各种爱慕荣华的官员，如前已提及的亚库任斯基，也都起来反对。他在彼得二世死后，向枢密院成员发出前已引录的请求：“我的爷们啊！请多给我们一点自由吧！”可见，他已知道，“自由”比“不自由”要好得多。但他是从个人的观点看待争取自由的斗争问题的。在增聘入枢密院失望以后，他立即开始效忠君主专制制度的既勇敢，又灵巧的阴谋。以他为代表，“官员”向业已夺得政权的“家族”要求让步；得不到这种让步，便同那些“家族”进行暗中的，却是无情的斗争。这也使Д.М.戈利岑家族所密谋的事业，减少了成功的希望。
然而，现在一如彼得大帝逝世以后，事情的成败归根到底取决于近卫军，即取决于有组织的贵族。潘丘利泽夫在所著《近卫军史》中认为必须提请他的读者注意，18世纪我国一切国家政变的参加者都是自觉地奔向自己的目的的。试看他的话有多少正确性。
普罗科波维奇在描述枢密院成员的“儿戏”时，对它在贵族中所造成的印象作如下说明。
大家都说：“如果按照这些老爷们（即枢密院成员们。——著者）的意愿去做，为所欲为，则整个祖国亦将陷于大灾大难之中。老爷们自身不能协调；他们有多少人，就几乎有多少个相互诟骂的头面人物，罗斯现在出现了一种尖酸刻薄的人物，这种人物在以前许多公国分崩离析、贫穷困苦时亦曾有过。”[13]这里容我有些夸张。但普罗科波维奇的证词，得到了波兰-沙克逊大使У.Л.列福特在1月26日（新历2月6日）所写密报的证明：
“达官显贵所制定的新管理形式，在小贵族中引起不安。在他们中间可以听到这样的议论：显贵的大官们主张限制君主独裁制和君主专制，其权力应由枢密院来节制。枢密院逐步将政权夺到自己手中。但是谁能担保将来不会出现象枢密院成员那么多的暴君来代替一个国王，他们的压迫不会增加对我们奴役呢？我们没有枢密院所必须遵守的法律，如果由该院的成员颁行法律，那他们就可以随时取消法律，那时俄国便要开始出现无政府状态了”
[14]。
一般贵族帮助莫斯科的历代国王镇压大贵族。现在，当两个大贵族家族要利用彼得二世之死以取得对国内局势的决定性影响时，一般贵族由于有了比较明确的政治觉悟，自不能成为大贵族的驯服工具。满腹经纶的Д.М.戈利岑直到不能采取任何重大步骤来吸引贵族支持枢密院时，才明白这一点，这就应该说是奇怪了。
小贵族是无条件地拥护君主专制的。但这一阶级的上层和中层则准备提出他们的条件。这两个阶层都企图或多或少地减轻其对国家和国王的从属性。他们想将贵族的强制服役限制于一定的期限，保障其自身和其财产不受最高当局的任意侵犯。最后，并对国家管理过程取得合法影响。不满意枢密院成员的贵族，在各式各样小组中起草了将近10种方案，签名者达1 000余人。这些方案为我们审查俄国贵族欧化部分在当时的“思想轮廓”提供了极好的资料。
瓦·尼·塔季谢夫起草的计划要求取消枢密院，其叙述最为完整和最有系统。计划认为必须“帮助女皇陛下”建立“上政府”或参政院（由21个“成员”组成），其活动由“下政府”（由100“成员”组成）补充，“下政府”的任务实质上是主管国内经济事务。上政府和下政府出缺时，其递补人选由这两个机关的联席会议决定[15]。联席会议还应选举省长、副省长及军队的主要司令官。
计划还规定了新法律的制定程序。“如女皇陛下命令制定某种法律，应即迅交各委员会详细审议，数日后，每一共同制定或由某人单独制定的法律草案，应在会议上向上政府宣读，在充分讨论后，呈请女皇陛下批准”[16]。
不明确的是，通过这种程序制定的法律草案，女皇是否必须批准。然而，很显然，立法的倡议权应属于女皇。
其次，计划还要求限制贵族服役期间为20年，豁免其充当水兵和手工艺者，取消彼得制定的长子继承法，并通报“真正贵族”周知。世袭老贵族规定登记入特别册书，以有别于新贵族，新贵族是由士兵、骠骑兵、独院小地主[17]和书吏出身的。贵族门第之取得，应由氏族的古老性或赏赐特权证书决定。
政治拘捕问题亦未被忘记。计划规定在政治拘捕时应有警察代表在场以保护被捕者的零星什物。同时为了对审讯是否公正，进行监督，规定指派两名参政院成员参加秘密审讯办公室。
由《论科学与学校之利益》一书作者起草的计划，不能不对贵族的教育表示关怀。它指出必须在所有城市开办学校，并保证其校舍与年度经费。塔季谢夫如果不对商人等级有所设想，那他就不是“彼得的小学生”了。他所提出的计划建议豁免商人向军队提供宿营房屋，采取措施使商人免受压迫[18]，并“设法繁荣纺织业和商业”[19]。
为了讨论这些建议，须由“全体贵族选出至少100名适当人员”。在这一草案上签字的人（共249人），请求枢密院“通过宫廷承宣官在当天或明天向贵族宣布会议的召开，并指定开会的地点”[20]。
其他计划都没有写得这样详细。它们的某些细节，有时很重要的细节，都同刚刚研究过的草案有所不同。它们的大多数都不取消枢密院，而是同它妥协，只坚持枢密院的人数应予扩充。有一个计划对“名门权贵”的权利，提出了颇大的要求，认为他们应在军职阶级中构成一个特殊阶层，以别于普通贵族，并比普通贵族具有更大的政治重要性[21]。有些计划谈到“不堪税捐压迫的农业”——也就是谈到农民，希望减轻租税负担[22]。关于国家管理，他们都主张应由“全社会”参加，唯一的分歧仅在于政府的成员问题。根据某些草案，“最高会议”应由枢密院、参政院、将军团[23]和贵族组成；而另一些草案则排除了参政院，部分地还排除了枢密院（在最高会议选举时，应自行选聘议员）。在一份草案里甚至说：“往后为了改弦更张，维护国家的利益，应设想议会，并由社会建立之。”[24]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紧急时刻，某些俄国贵族反而不提波兰的和立陶宛——俄罗斯小贵族的议会。
所有这些差别并不妨碍这些计划草案保持其完全的贵族性质，且其存在本身足以证明，在当时的俄国贵族之中，确有一个阶层完全不想无条件地恢复旧的政治秩序。这一阶层以斥责枢密院成员的排他性，是希望利用安娜的可能让步，以消除或者哪怕只是减轻军职阶级对国王的从属地位。如此说来，Ф.萨尔特科夫的话并不完全错误，他写道：“俄国人民具有如其他各国人民同样的感觉和判断，只要让他们管理这种事情就行了。”彼得改革曾“指挥”我国军职阶级的某些人去争取一定的政治权利。但当时的环境在迫使他们去争取这种权利上虽是充分有利，而在使他们的意图变成现实上，却是不够有利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引述过的近卫军史学家说：“贵族们已经觉悟到，无论是农奴制在地区上的推广或其内部的发展，都只有在最高政权的协助之下，才有可能。”[25]这未必完全如此。贵族的等级本能也许在这里比等级觉悟起着更大的作用。但无论如何，贵族自求解放的企图，必因其维持，甚至加强农民的奴役地位的企图而趋于减弱，则是毫无疑问的。此外，大多数贵族在政治上都非常落后，所以对于君主专制的优点，从来不曾怀疑。这种旧式的落后贵族在近卫军里也占大多数，然而整个事变的结局，都归根到底要取决于他们。因此，近卫军显得完全不愿支持任何立宪意图，便毫不足怪了。
革新派的力量弱于保守派的力量。然而问题尚不止于此。革新派相互之间怎样也不能协调，从而更加削弱了自身的力量，而使保守派易于取得胜利。在这里，责任几乎应该完全落在“名门权贵”身上。他们好久不能懂得，最少也一定要对贵族中最有影响的阶层做些让步，这样便可将他们拉到自己方面来。但当他们终于懂得这个道理时，他们的错误要改正也不可能了。
П.Н.米柳科夫认为，枢密院成员并无任何寡头政治的目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引述了亨利·费克的一段话。这亨利·费克是彼得大帝的著名助手，对共和制很感兴趣，并提出种种建议来帮助枢密院的成员。他说：“俄罗斯帝国现在开始同瑞典和波兰并驾齐驱了；俄罗斯人现在是聪明的，所以像缅希科夫和多尔戈鲁基那样的宠臣不可能再有了，那样的宠臣是一切罪恶之源。”[26]但这段话非常不确定，所以什么也未证明。同样，米柳科夫所引录的Д.М.戈利岑的话，说“从今以后，将出现一个幸福的、繁荣的俄国”云云，也无说服力。比较明确的是另一戈利岑，陆军元帅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的评语。他说，我国将不会再有任意的杀戮、流放、没收，新政府将减少不必要的支出，取缔过分的课税，给商业以自由，保障每人的财产，建立银行以降低高利。可是这一切只是从一个枢密院成员，因而是从一个对政变最感兴趣的人那里发出的单纯诺言。问题在于到底用什么办法，也就是到底要有怎样的政治制度才能保证枢密院成员们及其支持者所热烈宣扬的诺言的实现。然而对于这一问题，枢密院成员除了明确表示不愿满足贵族中开明部分的政治要求之外，什么别的答复也没有给。П.Н.米柳科夫对立宪党的政治要求作如下叙述：
“立宪党以为，新的国家制度应由专门的立宪会议来制定，这个会议的社会成分应比枢密院更为广泛。未来制度的立法权不应成为某一统治团体的垄断，而应是‘全民’政府所有”
[27]。
枢密院成员对于这些要求的态度怎样呢？他们的态度是：
“他（即Д.М.戈利岑。——著者）已将他对贵族的让步写进他所起草的誓词里，这篇誓词将于女皇到达时向她呈交。誓词16条中的第一条规定枢密院的职责，所用语句与提交该院的某一计划草案所用相同。按照这个规定，枢密院的存在，并不是为了会议本身的任何权力，而是为了谋取更好的国家利益，更好地帮助女皇陛下管理国家”。戈利岑复述了那一计划草案的漂亮词句，“‘不是由个人指挥法律，而是由法律指挥个人’。同样，关于选举枢密院成员候选人的誓词，也是从那一计划草案中抄来的。誓词规定，候选人应选自‘主要家族，将军团和贵族中忠于社会的人士’，但从同一家族，不得选出两人以上。这在事情的本质上，并无任何让步。候选人的选举不是在枢密院、参政院和将军团全体会议上举行，而是交给枢密院和参政院办理。为了解决最重大的问题，戈利岑同意召开人数较为广泛的会议，但其所采取的形式，却使这种让步失去任何真正意义”
[28]。
参政院、将军团、部务委员会官员，知名的贵族，在宗教事务上还有东正教最高会议成员及最高僧正，都只有发言权。固然誓词的其他各点，对于贵族的一些次要又次要的要求，曾予满足，但如米柳科夫所指出，这些让步不可能带来协调，因为贵族不能从这些条条里看到主要的东西：即由他们的代表参加制定新制度和享受国家政权的最高权利[29]。
当米柳科夫说，贵族的要求也是很狭隘的，因为他们所谓应该保证其参加政权的“全民”，实际上只是这批贵族时，是不能不同意他的意见的。我在上面就已指出，所有向枢密院提出的抗议，性质上都完全是贵族的。不过狭隘的程度各有不同。那些以贵族这个概念来包容“全民”这个概念的人，其政治眼光固然是狭隘的，然而有些人甚至认为以贵族的全民这个狭隘概念还未免流于广泛，则其政治眼光的狭小，就更等而下之了。同时，如果想想枢密院的成员既不愿与贵族分享政权，又竟然同名门贵族相互敌对，致使他们的许多代表成为不满分子的领袖，则人们在当时和在现在，为什么和在什么意义上指责戈利岑及其同道同情寡头政治，便完全可以理解了。
现在谈谈普罗科波维奇。按照他的说法，多尔戈鲁基之流不愿为人民，而只是为自己谋利益。他们企图即使不能获得沙皇的全部权力，也力图获得一部分权力。普罗科波维奇称他们这种意图为诡计，因而这样断言：“这种诡计所以并不神秘，因为他们不想实行人民统治（这样的统治通常称为自由共和国），而是使8人会议具有极端的统治力量，这种少数统治者的统治方式，不能称之为当选者的统治，希腊的贵族政治；……难道希腊人把寡头政治称为苛政或暴政吗？”[30]
普罗科波维奇是枢密院成员的不可调和的敌人。他幸灾乐祸地传播他们的错误。这是显然的。然而同样显然的是，枢密院力图将权力转移到“少数统治者”的手中。
普罗科波维奇还说，当时大家都认为“如果照这些老爷们（即枢密院成员们。——著者）的意愿去做，不顾一切，整个祖国亦将陷于极度灾难”[31]。这当然是言过其实，不是大家都这样说的。我们所知道的科兹洛夫旅长的报道，说他从莫斯科来到喀山，兴奋地对当地居民说，安娜女皇如果破坏条件，她便会被立即送回库尔良地亚，她现在就是一只最坏的鼻烟盒也不能从国王的宝库里拿出来，她不能再以村庄和金钱作为赏赐，不能将其亲戚引进宫廷，并且最妙的是：现在我们国家的管理已开始比任何时候都有秩序，等等。这就是说，当时仍然有人并不因为权力集中于8人组成的枢密院而感到愤慨。然而事实上，大多数贵族对于这种权力的集中是极为担忧的。要消除这种担忧的心情，只有对贵族“全民”中的立宪派的政治要求，立即作出让步。而这又为戈利岑所不乐意。米柳科夫说，那篇誓词是戈利岑对让步的最后答复，是让步的最后界限，而且实质上，它并不是没有满足贵族的要求。这种特殊的“多数主义”尤其令人感到惊奇，因为如果说，俄国的大贵族在17世纪已是一株“冻坏了的树”，那么，现在在1730年，限制最高权力的倡议甚至不是由整个树。——彼得的改革带来了比以前好到不可计量的贵族军事力量的组织，已使这株“冻坏了的树”更加凋落了，——而是由树的两个分支提出的。这两个分支的政治力量有多么弱，可从以下事实明显看出：即枢密院成员经常把“条件”说成是安娜的志愿步骤，甚至大家提议称新女皇为专制君主时，他们也未稍加反对。
所以事实上，枢密院成员是希望以幕后阴谋的方式战胜君主专制的。他们的希望没有得逞。枢密院成员愈来愈加没有出路。多尔戈鲁基的大贵族“多数主义”的毛病，看来不像Д.М.戈利岑那样厉害。他终于明白了这一点。他同意增加枢密院成员的人数，并由贵族的人选去研究社会需要，“使人民知道，他们愿意开始注意人民事业的利益”。但是已经迟了，立宪党业已同专制君主派实行妥协了。
君主立宪派于2月23日在博里亚京斯基公爵的私邸开会，决定请安娜取消枢密院，恢复旧的政治制度。同时，立宪派又在А.М.切尔卡斯基公爵的私邸讨论了当时的局势。不知道，在他们这次集会上到底谈了一些什么。但是，应该说，立宪派当时并不很相信他们的愿望有实现的可能。当塔季谢夫带着在博里亚京斯基家里的保守派会议上起草的请愿书并建议他们签字时，他们并没有严词拒绝。塔季谢夫的建议得到А.Д.康捷米尔的热烈支持，对到会的人们发生了强烈影响。部分人当时就在请求恢复君主专制制度的要求上签了名。其后，康捷米尔和马特韦耶夫伯爵又出去征求新的签名。第二天一整天都花在这一鼓动工作上；傍晚，政变业已准备就绪，并将达成的协议通知了安娜。她所要做的，只是撕毁枢密院成员所制定并由她签字的“条件”了。2月25日午夜4时，这件事亦告完成。
当然，在这件事上也不免有些节外生枝。
2月25日晨，切尔卡斯基公爵带着同党，尤苏波夫公爵率领近卫军军官在克里姆林宫的接待室里会合。他们请求女皇接见。当然，女皇立即接见了。于是，塔季谢夫向安娜宣读了请愿书。请愿书首先对她“在枢密院所起草的各项条件上签字，表示感激”。请愿书写道：“不仅我们，而且我们的子孙后代亦将永远对您感恩不尽，我们由衷地用我们的言论来表达对您的尊敬。”但是，这份感恩的请愿书同时表示了某些“疑虑”，为了消除这些“疑虑”，它请求女皇允准将军团、军官和贵族由每一家族选出1至2人举行会议，以便研究各种情况，制定国家管理的形式[32]。
安娜感到困惑，其原因是：前一天，她在接到关于“协议”的通知时，原期他们请求恢复君主专制，而他们却要求她召开立宪会议。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安娜的妹妹叶卡捷琳娜（梅克林堡公爵夫人）拿着笔跑到她的身边，坚决主张：“立即签字！”安娜签了“照准”，并邀请贵族立即在宫里另一大厅里讨论他们的请愿书。贵族遵照办理。
这样，类似立宪会议第一次会议或临时安排的立宪会议开始了。
会议开得不很久。为了再次感谢安娜接受了他们的请求，请愿者相互磋商后，决定向她提出新的请求，请她不再服从枢密院提出的“条件”。然而他们刚刚还对女皇签署了那些“条件”，约许其子孙后代将永远感激啊！这新的请愿书写道：“兹以至诚请求最仁慈的女皇接受您的光荣可敬的祖先过去有过的那种专制君主统治权，而将枢密院送给皇帝陛下的条件，予以销毁。”
凡事往往开始难。立宪会议的第一次会也成为最后一次会议，会议本身自愿如此。经过一番曲折（第一请愿书），贵族恰好走到前一天所协议和女皇所期待的地方（第二请愿书）。这一曲折谁需要，而且为什么需要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是不很容易的。显然，塔季谢夫、康捷米尔·马特韦耶夫等都为君主专制制度做过宣传鼓动工作，但没有说服所有立宪派，其中保持立宪派倾向的那一部分贵族，遂决定于2月25日试图孤注一掷。他们的政治观点已表达在第一请愿书中。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能理解的只是这请愿书何以恰恰由塔季谢夫宣读。塔季谢夫在1730年的作用，下文将予仔细研究。然而第一请愿书恰恰由他宣读，这一情况对于请愿书的命运，是不能有何影响的。这一请愿书的命运是颇为奇特的，因为那些在请愿书上签了字的人们，忽又认为必须请求恢复君主专制。但是，必须记住，贵族主张限制皇帝权力的，只占少数。其大多数则对这一意图或不置可否，或持反对态度。贵族大多数敌视立宪的情绪，明显地表现在近卫军的行动上。在宣读第一次请愿书时，近卫军军官喊道：“女皇，我们是陛下的忠实奴隶。……但我们不能容忍陛下的奸臣。只要陛下下命令，我们便可将他们的脑袋砍下摆在陛下的脚下”[33]。在这种叫喊之下，贵族自不能在自己的第一次立宪会议上显示其巨大的政治自信。他们怎样也不能对抗近卫军的“利用武器来批评”，而感到自己如在陷阱，因为拥护安娜的志愿参加者，已将宫中的一切出口占据了。
为了逃出陷阱，请愿者不得不放弃限制君主专制的主张，而请求恢复旧的政治秩序。然而他们虽然提出这一请求，却并没有放弃其他要求。由康捷米尔宣读的第二请愿书在要求恢复君主权力之后，提出了以下意见：
“最忠诚臣民请求陛下像在彼得大帝时那样，设立一个主持行政事务的参政院。以代替枢密院和高级参政院，并充实其人数为21席，在主持行政事务的参政院成员、省长和长官出缺时，贵族可以入选”
[34]。
请愿书于结束时表示希望有公正的法庭，减轻税负，使“我们”即贵族根据陛下的真正整顿，能够宁静和安全地生活于幸福和富裕之中。
新请愿书中下列语句，亦非毫无意义：“同时，最忠实的臣民请求按照最仁慈的陛下签署的文件，现在就把将来的我国政府形式予以确定。”我国政府的形式问题似乎已在恢复君主专制的请求里，完全解决了。但也许落在陷阱里的请愿者在把这几句话写进第二请愿书时，是为了安慰他们自己（或他们的那些等在宫墙外面的同志们）的立宪良心罢。无论如何，尽人皆知，获得了全部权力的新女皇，其真正整顿，却不曾给任何立宪梦想以余地。在安娜朝代里，任何类似的梦想都受到了惩罚。只要持有前述“条件”一纸，便可被控国事罪。甚至近卫军也有自由思想的嫌疑。新成立了两个近卫团——伊兹迈洛夫团和近卫军骑兵团，安娜的狂热走狗受命担任两团的指挥官。近卫军重骑兵最初曾受政府赏赐，后来亦受刑拷，因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虽要求恢复君主专制，但也有些人在某些立宪方案上签了名。政府密切注意那些受过刑拷的人，特别是不愿他们留在莫斯科。[35]尽管如此，对贵族还是作了一些让步，使他们相信在君主专制之下，也能满足贵族最普遍的愿望。安娜在取消枢密院后，按照贵族的愿望，恢复了参政院，其权力与彼得所建立的相同；准许以投票方式选举军官，取消长子继承制，限制贵族的强迫服役期为25年[36]，建立贵族中级军校，毕业后直接派为军官，等等。米柳科夫甚至认为，为了完成当年彼得一世所设想的新“法典”，采行一种与塔季谢夫计划草案相类似的制度；这一法典的条文“应在由贵族代表和僧侣及商人中有识之士组成的委员会里讨论，然后在该委员会和参政院的联席会议上审查，最后送呈女皇批准”。因此，米柳科夫总结说，1730年的那些政治方案的思想和愿望对于安娜女皇立法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就这方面说，1730年的政变（即政变的企图。——著者）已小规模地作出了著名的叶卡捷琳娜委员会大规模作成的事业[37]。然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贵族愈是得到解放，其在立法和行政上的影响愈是得到巩固，则其对限制国王权力问题的兴趣，愈益减少。往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普遍情况的例外——无论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都只能在事实上证明这一普遍情况。因此，另一学者Д.А.科尔萨科夫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他断言贵族在安娜的统治下取得某些利益之后，离开他们在1730年所企求的增加自身重要性的思想，便愈来愈远了。“他们的理想缩小了，所以1767年著名叶卡捷琳娜委员会上的贵族声明，比1730年的贵族观点，要低得不可计量”[38]。
枢密院的“儿戏”遭受完全失败后，Д.М.戈利岑向朋友说：“宴会是准备好了，可是客人没有口福。我知道，我会成为它的牺牲品！好吧，我在为祖国受难，我已接近我的生涯的末日了，但那些迫使我哭的人们将要比我哭得更厉害啊！”
这一刚直的大贵族的“多数派”，在宴会的准备上没有显示出政治的艺术。我们知道，责备他有寡头政治的倾向，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最好是说他有小派别的倾向。可是应该说句公道话。科尔萨科夫就说过：安娜的胜利同样造成了寡头政治，并且不是俄国式的，而是外国式的寡头政治。“比伦苛政时期”便是对俄国未能结束其旧政治制度的残酷惩罚。当然，俄国在这里是无罪而受过，但社会生活的客观逻辑是不承认任何轻松的环境的。
彼得的改革启发了军职阶级若干人（小部分人）的政治观点，却未能改变俄国政治力量的对比，因此亦不能直接造成我国政治制度的改变。相反，彼得改革的直接后果之一却是这一制度的持续巩固。甚至先进俄国人的求知意图亦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它的巩固。如果说，开明的贵族不能不认识到西方的“自由”优于旧俄罗斯的不自由，而另一方面，我们业已看到，因彼得改革而形成的“学术侍从”却完全同情君主专制。他们在1730年以事实证明了这点。普罗科波维奇、康捷米尔和塔季谢夫便竭尽所能支持安娜。当然，可以设想，塔季谢夫自己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他虽然在理论上拥护君主专制，却写了立宪方案；他在写好这个方案以后，于2月23日晚到切尔卡斯基公爵的私邸去策动立宪派同阴谋恢复君主专制的党派妥协；最后，还是他，在策动立宪派恢复君主专制后，复于2月25日晨向安娜宣读了要求立宪的请愿书。怎样多的矛盾啊！但是这些矛盾都是由于他怀疑安娜——一个“缺少法律知识”的“妇道人家”——有能力像一个专制君主那样治理国家。他的这种怀疑向我们说明了为什么他一方面起草立宪方案[39]，同时又认为必须坚决驳斥君主专制的敌人。
他同这些人的争论，对于说明当时一般有知识的贵族的“思想面貌”（умоначертание）特别是对于说明“学术侍从”中开明人士的思想方式，是颇为重要的。
反对他的人说：“将统治全体人民的大权交给一人，不能没有危险，因为无论这人如何英明、公正、温和，但不能没有过错，不能在一切事情上全无缺点。特别是如果这人放荡不羁，任性非为，则对于无辜，必致发生无礼和不公正的暴行和愚弄。”
为了反驳这种责难，塔季谢夫提出了我们前此已经知道的理由：即君权起源于父母之权。一切家长有兴趣的，就是要关怀他们的家人。塔季谢夫论断说：“如果有这样的傻瓜，既不了解自己的利益，又不懂得智者的劝告而为非作歹，则可把这视为上帝的惩罚。”
此外，反对他的人还指出，宠臣仇视和迫害对国家作出真正贡献的人，“而为自己贪婪地敛聚财产”。
对于这一责难，塔季谢夫解答说，宠臣在共和国里为数更多，他并且引述希腊和罗马的历史，说那里“某些重臣相互倾轧造成很大的破坏，我们最怕的就是这种事，而这种事却在君主专制国难以找到”。塔季谢夫断言，必须将“明理和忠诚的”宠臣与“暴恶的”宠臣加以区分。明理和忠诚的宠臣，“应受到永远的崇敬和感激”；塔季谢夫说，В.В.戈利岑便是这样一种宠臣。
君主专制的敌人还控诉秘密审讯处。他们说，这种审讯处使我们在“明理的各国人民”面前感到羞辱，受到痛斥；此外，它还败坏了我们的国家。因为“一言不慎，便遭杀戮，拷打并使无辜者子女的财产被抄没”。然而塔季谢夫对于秘密审讯处并不感到愤慨。他证明，只要将这种事情交给笃信上帝的人去办，便无任何危害。“至于恶人和渎神的人是不会长久得意的，他们会销声匿迹的”[40]。前已述及，塔季谢夫所起草的宪法草案，没有废除秘密审讯处，而只是改造它，从参政院指派两名代表参加。
塔季谢夫的所有这些论点证明他的政治“思想面貌”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他的这些论点所反对的那些人，毫无疑问，都具有更为广阔的政治观点和更高度的自尊心。然而塔季谢夫是那时最有学识的俄国人之一，在学问上，他比他的许多论敌——即令不是全体论敌，都要优越。而且，就我们所知，他是完全不愿在最高当局面前卑躬屈膝的。但这里的问题究竟何在呢？
我们试想普罗科波维奇和康捷米尔，这两人都比塔季谢夫更彻底地拥护君主专制，而且按照当时俄国的标准，也都是非常有学问的人。姑且假定，关于普罗科波维奇，我们不能肯定地说他反对枢密院成员和立宪派的“儿戏”，不是由于——最少部分地不是由于某种个人利益。况且，他又是属于僧侣等级的，而僧侣等级是与官宦阶级对立的。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根据去怀疑当时还很年轻的康捷米尔的诚意。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诚意，也不在于知识的渊博，而在于对君主专制的看法，即能否将君主专制看成俄国的进一步开明的最可靠保证。热烈颂扬彼得启蒙活动的“学术侍从”便是开明君主专制的热情拥护者。
这样看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种离奇古怪的现象：俄国启蒙运动的辩证法，恰恰使那些学识最为渊博，看来似乎应该比任何别人都更热烈地拥护政治自由思想的人士，却反而放弃了这一思想。换言之，学识在俄国竟然成为特殊的政治蒙昧主义的一个来源。
与这相似的某种离奇现象，我们在西方亦曾看到：西方的启蒙思想家也信仰开明的君主专制，或——在这一场合里说得更准确些——专制制度。但在西方，这一现象要短促得多。而在我国，就是在19世纪，也还在进步人士中长期没有消除的一种信念，以为政府应该，而且可以走在“社会”的前面。这是俄国社会思想发展的相对特点之一，其根源在于我国历史过程的相对特点。
[1] 参阅前引П.А.托尔斯泰的旅行日记。
[2] 帕夫洛夫-西尔万斯基：《彼得大帝同代人札记中的改革方案》，圣彼得堡1897年版，第18页。
[3] 同上书，第22页。
[4] 同上书，第25—26页。彼得实现了萨尔特科夫的长子继承制主张，但按照自己的意思作了修改，去掉了这个主张的等级性质。
[5] 《安娜女皇的登极》，喀山1880年版，第34页。
[6] Д.А.科尔萨科夫：《皇帝登极》，第286页。
[7] 《俄国档案》，1888年，第1卷，第196页。
[8] 参阅Д.А.科尔萨科夫：《皇帝登极》，第286—293页。
[9] 《俄国史教程》第4卷，第346页。
[10] 《寄到西班牙的关于俄国的信，第十八世纪》第2卷，第146页。
[11] 潘丘利泽夫：《近卫军史》，圣彼得堡1899年版，第1卷，第179页。
[12] 戈利岑代表枢密院、参政院、僧侣、将军团以及“全体俄国人民、全体僧俗官员”起草的效忠安娜誓词草案第十二节写道：“对商人等级应予救济，不使遭受侮辱，他们在城市里应有自由，任何人都不得将商品卖到一个人手里，商人的捐税应予减轻，任何其他官员都不得对商人进行干扰。”（科尔萨科夫：《皇帝登极》，第187—188页）我认为，指出这里所表达的对垄断的害处的认识和对“商业自由”的认识，是有益处的。同样，关于禁止“任何其他官员”对商人进行干扰的许诺，也是值得注意的。俄国商人在彼得以前便争取这一禁令，而且我们往后还可看到，他们在臭名远扬的叶卡捷琳娜制法委员会时代，也没有停止争取这一禁令。
[13] 杜克·利里伊斯基公爵的《儿戏》等等（附录），第199页。
[14] 《俄国历史学会文集》第4卷，第347页。参阅科尔萨科夫：《皇帝登极》，第92—93页。
[15] 计划禁止从一个家族选举两人参加上政府，因为“如果父子、兄弟、叔侄、岳父和女婿参加同一政府，实等于一人兼有两票，这是非常混乱的”。显然，计划起草人不愿重见枢密院成员遴选时所发生的引起普遍不满的现象。
[16] 科尔萨科夫：《皇帝登极》，第159、160、161页。
[17] 独院小地主是俄国农奴时代低级官吏后裔出身的小地主，土地不多，可蓄农奴，与农民同赋役。
[18] 我们从波索什科夫那里获悉，商人所受军职阶级的压迫是多种多样的。
[19] 科尔萨科夫：《皇帝登极》，第161页。
[20] 同上书，第162页。计划是在2月5日送到枢密院的。
[21] 同上书，第165页。
[22] 同上书，第174页。
[23] 即前四级的大官。
[24] 科尔萨科夫：《皇帝登极》，第170页（着重点是我加的。——著者）。
[25] 潘丘利泽夫：《近卫军史》第2卷，第221页。
[26] 参阅《俄国知识界史纲》中的论文：《枢密院成员和贵族》，第20页，圣彼得堡1902年版。
[27] 《俄国知识界史纲》中的论文：《枢密院成员和贵族》，圣彼得堡1902年版，第3页。
[28] П.Н.米柳科夫：同前书，第36—37页。着重点是米柳科夫加的。
[29] 同上书，第37—38页。
[30] 《杜克·利里伊斯基公爵的札记》（附录，第196页）。
[31] 同上书，第199页。
[32] 科尔萨科夫：《皇帝登极》，第274页。
[33] 同上书，第274页。
[34] 同上书，第275页。
[35] 1831年9月向他们公布了一道上谕，不许他们在莫斯科闲逛。（潘丘利泽夫：《近卫军史》第1卷，第220页及第221页。）
[36] 不过，这一让步后来又被收回。
[37] 《俄国知识界史》，第51页，另参阅科尔萨科夫：《皇帝登极》，第298—299页。
[38] 《皇帝登极》，第302页。
[39] 由切尔卡斯基公爵署名的著名方案。
[40] 科尔萨科夫：《皇帝登极》，第151—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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