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初期的西方派与启蒙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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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初期的西方派与启蒙思想家

1. 伊·安·赫沃罗斯季宁公爵

I

　　“非基督”的影响虽然在莫斯科国胜利了，但这种影响也是有其重要特色的：波兰的影响就其整个性质而言，是同“德国”影响大不相同的。彼得时“德国”影响排斥了波兰影响；但在彼得改革前的时期，波兰影响在莫斯科是颇为强大的。1671年一位西俄罗斯人（拉·巴拉诺维奇）在一封给沙皇的信中说：“沙皇陛下的高级官员会议并不鄙弃波兰文，人们欣然阅读波兰文的书。”次年，在莫斯科曾试图——虽然结果没有成功——出售波兰文书籍^[1]。沙皇费多尔·阿列克谢维奇精通波兰文。在莫斯科贵族的宅邸里出现了波兰用具。

　　波兰文，波兰书和波兰产品为波兰思想敷设了道路——虽然是一条非常狭窄的，隐隐约约的小路。我们已经读过马斯克维奇关于莫斯科人在同他谈话时坚决维护其政治制度特点的报道。一般说来，波兰影响从来不曾动摇十七世纪莫斯科人对东罗斯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的优越性的信念。但是没有一条通则没有例外。混乱时代同波兰人密切交往的结果，最少使个别莫斯科人开始对上述政治制度和上述社会生活抱着否定的态度^[2]。出身于雅罗斯拉夫公爵氏族的赫沃罗斯季宁，便是这种罕见的，因而更为值得注意的例外之一。

　　赫沃罗斯季宁公爵曾在第一个伪第米特里沙皇的宫廷里充任总管御膳的近臣。根据某些史料，他同这位伪君有可耻的关系。人们还说，他在那时便表现傲慢。但我们不去研究那些攻击，而只是指出波兰影响使他对莫斯科人的宗教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抱着自由主义的态度。后来，米哈伊尔沙皇和斐拉列特总主教给他的训令指责他在“免去教衔”时便受了异教的传染。现在不能断定，赫沃罗斯季宁的宗教自由思想在那时达到何种程度。可能，在当时大批来到东罗斯首都的波兰人中，就有些人善于向这位年轻，而且一般认为很有才干的人说明：信仰东正教的莫斯科人把天主教徒当作“非基督徒”，乃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只要他传染上了这一信念，他便可被他的同胞们称为异教徒了。在“免去教衔”的情况下，这样的异教不仅不危险，而且也许在宫廷生涯的意义上甚至是有利的。但在舒斯基的时候，这种异教使赫沃罗斯季宁受到迫害：他被发配到约瑟夫修道院去忏悔。他去那里待了多久，不详。似乎很快他就返回莫斯科，因为据他自己说，他是赫尔摩根总主教和大贵族政府冲突的目睹者。1613年初他在姆岑斯克任军政长官，有了这个名位，他必然要“想到”他的敌人。次年，他担任诺沃西尔警备部队长官。在弗拉季斯拉夫会同小俄罗斯的统帅萨盖达奇内进攻莫斯科的时候，他在佩雷雅斯拉夫尔“牵制了契尔克斯人的队伍”，因此获得沙皇的银杯奖和一件价值一百六十卢布的皮大衣。那时他已是一名御前大臣。但是他显然仍受波兰酵母的影响：他没有忘记他的“异教”。此外，他给他的同代人的印象，仍旧是一个激烈和“傲慢”的人。他的一个远亲谢·伊·沙霍夫斯科伊公爵便曾这样批评他。沙霍夫斯科伊说，赫沃罗斯季宁是一个“像法利赛人^[3]一般傲慢的人”。我们从这一同代人那里获悉他与赫沃罗斯季宁的一次争论。争论的问题是第六次全国会议，赫沃罗斯季宁谈话的语调，严重地得罪了对方。沙霍夫斯科伊公爵写信给他说：“昨天在你家里责骂了我，同时却过分自夸，大言不惭，高傲自大，像法利赛人那样，以为自己在神学教条上超过一切人。我们贫乏无知，也不可能完全不懂神学和祖籍，而你却为了我的某种小小成语，争吵不休，狂怒暴跳，极其凶残。”对此，沙霍夫斯科伊很通情达理地指出，“好丈夫为虚荣所征服或向朋友凶残暴戾，都是没有用处的”。此外，他还说：赫沃罗斯季宁“自幼就有这种高傲自负的习惯”。值得注意的是，他说有一个叫扎布洛茨基的人，是赫沃罗斯季宁的这种恶劣爱好的“主要怂恿者”，这个人刚刚转入东正教，而且根据普拉托诺夫教授的可靠推测，是一个波兰人^[4]。

II

　　对于赫沃罗斯季宁的这种特殊性格，莫斯科政府并没有忽视。它开始迫害他，“拿走了”他的“拉丁”神像和书籍，用现时的话说，便是对他进行了搜查。但是，如果相信前述训令，那时他的“异教”已达相当广泛的范围。他不仅自己不去教堂，而且“殴打和折磨”去教堂的自己人。（自由思想家却保持着大贵族的专横暴虐！）现在他对于神的侍者言多诽谤，否认死者可以复活。这似乎意味着赫沃罗斯季宁最少否定了基督教义的某些部分。但是一个在以宗教的赞许来决定道德意义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人，当他作出这种否定的时候应有何种感受呢？当宗教成为道德的基础的时候，对宗教的怀疑便会时常引起对道德规范的怀疑。道德如果没有自己的立足点，一旦失去了宗教的支持，便会摇摇欲坠。根据给赫沃罗斯季宁传达的训令，可以断言，他在不再期望死者复活以后，是喝得酩酊大醉的。也许，事实上，他并不曾变成训令所说的那样一个醉汉。后来，他断然说，酗酒是同他的性格格格不入的。但是如果假定，在其立足的基础发生动摇的时候，这位自由思想的雅罗斯拉夫公爵后裔，一时以酒为友，这在心理上也不是不可能的^[5]。当他感到他由于相信新观点而完全处于孤立状态时，这种可能就更大了。他的思想批判工作，不仅限于宗教方面。以前他便高傲地鄙视他的同胞，现在他更用最轻蔑的态度批判他们。他责备他们对信仰问题的不合理态度，还说他们在地上种的是黑麦，而生活却靠谎言。他针对他们，“用诗的体裁写了许多责备性的言论”。由此可见，也许赫沃罗斯季宁有时虽然滥饮了烈性的酒，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对于亲近的人们，可能也对他本人，提出严格的道德要求。因此，就令他立足的基础动摇了，但这种动摇却不是在谈到最重要的道德问题时发生的。训令的作者还向他提出另一责备，说他称莫斯科沙皇为俄国的专制君主。他们认为这是对沙皇尊号的贬称^[6]。然而很可能，这里有一种比“贬称”的意愿更为严重的东西。如果莫斯科的居民在同马斯克维奇争论时通常都表示拥护自己的沙皇制度，那么，赫沃罗斯季宁公爵当时既已同其他莫斯科人不完全相同，而且爱好波兰的概念，是可能相反地宁取波兰贵族的自由，并以谴责的方式称莫斯科的君主制度为专制制度，而不必作出贬低沙皇尊号的近乎儿戏的行为的。训令的作者——而且毫无疑问，不只是这些作者——认为对莫斯科政治现实的这种态度是“傲慢和失礼”。然而在这位莫斯科人头脑中的思想批判工作一经开始，便必然使他同其敌视“异教”的同胞们极难“相处”。可是在当时的莫斯科，敌视“异教”的人们形成了一种社会环境。因此，赫沃罗斯季宁只能或者孤芳自赏、或者飘然远离莫斯科国；至于可疑的纵酒消愁，我在这里就不提了。训令说，赫沃罗斯季宁有去立陶宛的意图。如果他真有这种意图，则以赫沃罗斯季宁公爵为代表，我们便看到第一个莫斯科人由于同其周围的社会环境的分歧而想到要离开自己的国家了。库尔布斯基也曾逃离莫斯科国。但他的离去，并非由于他在道德观念上没有同在社会地位上与他相近的莫斯科人接近的可能。他可能同很多当时的大贵族都有非常密切的来往，这没有瞒过伊凡四世。库尔布斯基虽然属于历史注定归于政治灭亡的社会阶层，但他在莫斯科不可能感到道德上的孤独。赫沃罗斯季宁的情况却非如此。尽管他由于受到波兰观念的影响，不赞同莫斯科的专制制度，但他所以决定——如果真是决定了的话——去立陶宛，却很难说是由于害怕他会因自己的政治自由思想而受迫害。我们马上便可看到，对于政治问题本身，他是不大注意的。他只觉得生活于宇宙观上同他格格不入的人们当中，是太痛苦了。克柳切夫斯基在论及赫沃罗斯季宁时说：“他是一个对冷酷的拜占庭教会仪节以及浸透了这种仪节的整个俄国生活，抱着深刻反感的天主教式的特殊俄国自由思想者，是恰达也夫的精神远祖。”^[7]

　　克柳切夫斯基的话不完全正确。即令他是正确的，那也要注意到恰达也夫的悲观主义，只不过是俄国的西方派在反对俄国的停滞的斗争中感到完全无能为力时所表现的那种失望情绪的最显著的典型之一，而这种失望情绪，便是在最勇敢和最热情的西方派中，也每每浸透了他们的心灵。

III

　　赫沃罗斯季宁没有去立陶宛。1622年底或1623年初，他被再次发配“受管教”，——这次是被发配到基里洛夫修道院的，这里他必须在一位“善良”的长老的监督下生活。总主教命令：“他不得一天不遵守修道院单人房间的规则，任何一次唱歌都不得缺席。”在基里洛夫修道院——也像以前在约瑟夫修道院一样，我们的自由思想者没有待多久。1624年1月，在他具结放弃“异教”后，释放了他。一年多后，在1625年2月28日，他便死了。但他死时的本名不叫伊凡，而改称约瑟夫，因为他死前不久成为托罗伊泽-谢尔吉也夫修道院的一名修道士，死后便葬在这里。他死后留下了一些著作，在某种意义上，都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著作。著作之一为关于混乱时代的传说，其标题为：《俄国莫斯科时代及沙皇和神父的传说。简要的摘录，历史判断，为热爱宗教的人们修改和宣读而作。编者伊凡公爵，即伊凡·安德列耶维奇·赫沃罗斯季宁公爵》^[8]。《传说》是为爱好宗教虔诚的读者而作的。这一事实引起一个问题，即这位因“异教”而招致同代人不满的作者所说的是哪种宗教虔诚呢？原来，我们在这一著作中所看到的是当时莫斯科人的最普通宗教虔诚。赫沃罗斯季宁很高兴俄国虽然过去相信多神教，是所有国家中最无宗教虔诚的国家，却相反地信仰基督教后变为最有宗教虔诚的国家了。他说：“现在国内有许多笃信宗教和遵守教规的人们，但在这以前，许多人是不虔诚和不信神的，他们同异教思想者生活在一道，——然而现在俄国不仅在农村，而且在许多城市里，都有耶稣的统一的神甫和统一的信徒了，他们思想一致，且都赞美圣父、圣子和圣灵的神圣三位一体。”^[9]《传说》对于莫斯科的神圣事物表示高度崇敬，而且热烈赞扬了赫尔摩根总主教，虽然据作者自称，他受过这位总主教很厉害的折磨。此外，如果再补叙一点，那就是在《传说》里，没有称斐拉列特为总主教，而只是称他为罗斯托夫的主教，则普拉托诺夫教授关于《传说》可能写于斐拉列特就任总主教以前的推测，便是完全可信的了。但是由于赫沃罗斯季宁在《传说》里提到他担任梁赞军政长官的职务，这是1618年和1619年初的事情，则又应同普拉托诺夫教授一道，假定《传说》写于1619年上半年，其目的是为赫沃罗斯季宁作自我表白。普拉托诺夫说：“斐拉列特·尼基季奇在这一年从波兰回国。当然在莫斯科，人们都知道他性格专横恶劣，所以赫沃罗斯季宁可能担心他会对他的过去进行追究。使斐拉特把他看为一个信仰东正教的人和一个爱国志士，这对他是非常重要的。赫沃罗斯季宁因此选择了写作的道路，这并不是不可能的。”^[10]既然这样，则《传说》中充满了普通的宗教虔诚，应该说是非常适当的。在这种情形之下要问：赫沃罗斯季宁在著作里将自己装扮为一个东正教信徒和一个爱国志士是否出于真诚呢？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必须记住，赫沃罗斯季宁在我们即将进行研究的另一著作里，说指控他相信异教是毫无根据的。他的这一见解，是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的，因为这是他写完《传说》以后开始的时期写的，根据普拉托诺夫教授的说法，他在这一时期并没有掩饰他的“异教”观点。但在这一时期（1621—1622年），他对东正教信仰的改变也许不曾达到他的同代人眼中那样大的程度。至于赫沃罗斯季宁在免去教衔时期所表现的自由思想，如上所述，则只能限于一般否定以天主教徒为“非基督徒”的旧莫斯科观点，并与这种否定相适应，对天主教的形式及天主教的祈祷仪式采取尊重的态度。如果我们同意这一切——我们显然完全有根据同意，——那就可以断定，尽管赫沃罗斯季宁在《传说》里当然尽力强调，乃至夸大了他的虔诚心情，但他毕竟远远不是在对问题缺乏批判态度时可能对他怀疑的那样虚伪。无论如何，《传说》为说明这位优秀人物的思想状态，提供了大量即使不是直接的、也是间接的资料。

IV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十七世纪莫斯科人关于混乱时代的传说，证明其作者的政治发展水平是很低的。这一意见应该同样适用于赫沃罗斯季宁的《传说》。尽管他由于接受了波兰影响而不可能成为莫斯科旧政治制度的拥护者，但他关于混乱时代的叙述，却没有对政治作认真思考的痕迹。他关于舒斯基即位的叙述，看来给了他一个最恰当的机会来表达——就令是不明确的表达，也可用讽示的办法——其对限制沙皇权力问题的观点。然而他却没有利用这一机会。舒斯基的誓词使他大发感叹：“必须向全世界、向所有生活在他的王国的人们发誓！啊，可怜！啊，不幸！沙皇只不过贪图短暂地活在这个世界上，便对天发誓了，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他是自愿发誓的。啊，这是权力欲，而不是对神的爱！”^[11]只有在假定这位爱好西方习惯的赫沃罗斯季宁对政治的理解，并不比旧生活方式的辩护者高明多少的条件下，我们对于这种感叹之词才能有所理解。要知道在他以后，俄国也还有不少西方派人士在政治问题上仍旧是很幼稚的。

　　不要以为他在受到舒斯基的迫害以后，曾想不顾一切地谴责后者。因为尽管他认为赫尔摩根是他的不幸的主要罪人，而赞扬赫尔摩根的就是他。也许可以反驳说，在米哈伊尔王朝和在斐拉列特任总主教时，攻击舒斯基不会给赫沃罗斯季宁造成任何危险，而攻击赫尔摩根却意味着不能达到他写《传说》一书所追求的目的，即自我辩解。但我已说过，我虽然承认这一著作的辩护性质，却不承认其作者是一个伪君子。

　　一个颇有意义的细节：这位雅罗斯拉夫公爵的贵胄后裔，曾严厉谴责大贵族在王位虚悬期间的行为^[12]。

　　最后，试一回忆这样的事实：赫沃罗斯季宁在《传说》里——也就是按照普拉托诺夫教授的假设，在1619年上半期——便认为鲍利斯·戈东诺夫“仇恨谄媚制造奴隶，将劳动者提高为自由人”的政策，是他的朝代的弊政^[13]。

　　这一评价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他在另一著作（《告发异教徒》）里，谈到了他因奴隶的告密而遭受折磨。这一著作可能是他在做了修道士后，根据旧事回忆而写为诗的。

　　可是我的奴隶已成为我的对方，
　　他们的辱骂伤害了我的灵魂，
　　要塞和篱栅已经撤除
　　他们一同对我进行了诽谤！
　　他们的非法仇恨何其凶恶，
　　竟要置我于死地。
　　他们的族系本来恶劣，
　　对我更是极尽毒辣；
　　他们创造种种条件，
　　使我哭泣，
　　使我受辱^[14]。

　　如果相信这篇怨言，则在我们面前便会出现下述生活现象。这位爱好西方习俗的莫斯科贵族官员发表了——而且据沙霍夫斯基证明，还是猛烈和激动地发表了在当时堪称勇敢的宗教观点。他不去教堂，而且一般地反对拜占庭的仪式，尽管在莫斯科人的眼里，这种仪式就是宗教虔诚的本质。他不仅自己不去教堂，不仅自己反对这一仪式，而且要他的“奴隶”不再将这种仪式同宗教混同一物。由于我们这位西方派仍旧是一名奴隶主，所以他用命令乃至殴打向他的奴隶灌输宗教自由思想。然而他的奴隶却是遵守最少从戈东诺夫时期以来在莫斯科建立的习惯的：他们赶忙告发了他们的主人，这位主人遂因相信异教被发配到修道院，人们在那里对他的“信仰进行了残酷的惩罚”。部分地由于“惩罚”，部分地由于西方影响并未深入他的灵魂，所以这位主人仍旧回到了东正教的怀抱，甚至作了修道士。然而尽管现在对东正教的虔诚心情业已控制了他，也许对于他的那些处于自由状态的亲近人们的罪恶，他可加以宽恕，但对于他的“奴隶”的背叛，却是耿耿于怀的。他生而好辩，所以用两个小写字同意刺伤他们。他在叙述他们对他的羞辱以后，慨然写道：

　　主啊！请审判他们，
　　也把我同他们一道进行审判吧！
　　请衡量一下我的情感，
　　也看看他们的暴行吧！
　　我的面包养大了他们，
　　而我的仁慈却换来了他们的凶狠。
　　光荣属于主人^[15]，
　　比最甜蜜的百合花更美^[16]。

V

　　最使公爵-修道士痛苦的是他认为他的“奴隶”忘恩负义：他用面包养活了他们，对他们慈善，而他们却告发了他。赫沃罗斯季宁以往的自由思想没有使他看到这样一条真理，即不是主人“养活”他的“奴隶”，而相反，是奴隶“养活”他们的主人。波兰的贵族也远远没有认识这一真理，尽管他们的影响使他倾向于自由思想。赫沃罗斯季宁可能在作修道士时想起他怎样企图给他的“奴隶”灌输开明的宗教观点，以及他的企图——应该相信，这种企图并不经常具有战斗的性质——怎样以失败而告终。他坚决相信，不应有这种企图。

　　不要向猪猡撒黄金，
　　也不要弄脏了你的两脚。

　　后来他一再重谈“奴隶”的背叛，再次用“诗”来辱骂他们。

　　他们给我制造了恶意的流言，
　　说我从奴隶征收了许多捐税。
　　他们不想想基督的教训，
　　我也逃不了他们的罗织。

　　我们的伊凡公爵为了解释“奴隶”的这种恶劣行径，写了整篇的心理特写。在他的笔下，“奴隶”的心理形象是不受人喜爱的：

　　他们不畏惧天上的上帝，
　　这上帝给所有的人以大量的福利。
　　他们的言词有如蛛网，
　　他们的凶狠有如罪恶的陷阱。
　　我一人统治着他们，
　　统治着我的叛逆，
　　我被安置为他们的主人，
　　上帝给我比给他们更多的光荣。
　　但我孤弱无力，
　　他们用誓言玷污了灵魂，
　　为了他们的自由，
　　想逃避做主人的奴隶。

　　应该想到，“奴隶”曾发誓证明他们对赫沃罗斯季宁的异教思想的指控是正确的。赫沃罗斯季宁方面则相信这种指控是不正确的，因而自然认为他们发誓是以誓言进行犯罪。所以他说：他们玷污了自己的灵魂，他们的话是“蛛网”。但是为什么他们要玷污他们的灵魂呢？据赫沃罗斯季宁说，是因为他们不满意他做了统治他们的主人，就是说，他们受到奴隶依附地位的压迫。他们在告发他的时候，希望“逃避做主人的奴隶”，也就是希望从政府获得自由。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极为可以设想的解释。在莫斯科国经济落后所创造的社会政治环境里，劳动阶级对于所处地位的不满，必然要表现为赫沃罗斯季宁公爵所痛斥的那种背叛行为。谁要是懂得现时我国“黑帮”中民主主义分子的心理，他便知道，这些分子也在进行阶级斗争，不过由于他们的极端不开朗，所以斗争的方式是野蛮的，完全不恰当的和恶劣的。现在我们看到，这种心理是从什么历史条件里产生的了^[17]。

　　赫沃罗斯季宁对“异教徒”的驳斥，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但是根据作者的气质，这些反驳写得很激昂，有时还表现出机智。例如，他在指责罗马教会为金钱而出卖对灵魂的挽救时，讽刺地质问它，为什么不向魔鬼出卖对罪恶的宽恕呢？

　　他对罗马教皇曾作如下的训诫：
　　啊，骄傲的教皇！放弃你的淫乱吧，
　　甚至把你的画室向全世界展出吧！
　　在什么地方彼得曾命令毁灭他的信徒群众，
　　而且对虔诚的信徒和歹恶的信徒一视同仁呢？
　　你为什么向荡妇征收贡品，
　　显然她们的淫荡是出于你的命令？
　　你为什么同犹太人——基督的凶手和神的敌人
　　一同举行节日的庆祝呢？
　　使徒们的誓词会毁灭你，
　　他们的神圣诫词会置你于死，
　　你为什么不读读福音书的成语呢？

　　这是相当乏味的。但是当这位可怜的公爵违反他的气质而担任一个虔诚的东正教布道者的角色时，他就显得更加乏味了。例如：

　　谁背离了东正教的信仰，
　　他便不再与神共命运。
　　这种人的灵魂是僵死的，
　　他自己也是一个卑鄙的罪恶的牺牲品^[18]。

　　赫沃罗斯季宁到死都没有放弃其以为自己比周围环境优越的高傲意识，也没有改变他对这一环境的愚昧无知的沉痛惋惜。这甚至通过他关于真正信仰的乏味的虔诚空谈，也都呼之欲出，所以不禁要问：是否他以他那种仿佛剃度为僧来代替他那没有成功的出国，即借为僧来摆脱那种由欺世盗名的人们组成的社会环境呢？他是否未脱虎穴，又落龙潭呢？

2. 沃·阿·奥尔金-纳晓金

　　赫沃罗斯季宁公爵只不过梦想逃离莫斯科国，而奥尔金-纳晓金却事实上逃到外国了。

　　事情发生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期——1660年2月。著名的莫斯科外交家阿·拉·奥尔金-纳晓金的儿子沃因·纳晓金负着重要使命奉派去到他父亲的住所，但他却乘机“叛变”了。这件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如此不符合这位青年逃亡者的社会地位，所以虔诚的莫斯科人只能用人类宿敌的阴谋来解释这一意外。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在给纳晓金的父亲的信中正面断定事情的发生，是由于“撒旦本人以至所有恶魔”的作弄，他们“用凶狠恶臭的阴风”，从父亲手中夺去了“这位善良温顺的儿子”。然而史学家对这一事件的解释，却是简单得多。请看索洛维约夫对于这一事件是怎样说的：

　　“沃因·纳晓金早就以聪明能干的青年人见称。在父亲离去期间，曾接任其在扎列维契-第米特里城的职位，担任国外通信，向父亲传送信息和向莫斯科的沙皇本人传送信息。但在从事这种活动之中，这位青年的头脑和心灵却别有抱负。他的父亲反对莫斯科制度的惯常越轨行为和关于其他国家做法不同，而且做得更好的经常谈论，早就养成他景仰西方。由于想使儿子受到教育，父亲在他的身边安置了一些被俘的波兰人，这些教师力图加强他对外国人的爱慕，对本国人的憎恶，用关于波兰自由的故事去激励他。在此期间，他去过莫斯科，但在这里终于使他痛苦不堪，于是，他在从国王取得往见父亲的使命以后，不去立窝尼亚，而去国外，去革但斯克，见了波兰国王，波兰国王最初送他见了皇帝，后来将他送到法国。”^[19]

　　纳晓金的父亲谴责莫斯科的制度，说其他国家的做法不同，而且做得更好。他已经懂得西方文明的价值。但他以为，莫斯科人在抄袭西方的同时，能够保持其旧莫斯科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但纳晓金本人却已被旧的莫斯科生活压迫到极点了。他在莫斯科感到窒息，感到痛苦不堪。索洛维约夫似乎为此责怪他的波兰教师，仿佛他们力图使他们的学生加强对外国人的爱慕，以及用波兰自由的故事来激励他。但是青年纳晓金的波兰教师，并不需要故意促使纳晓金憎恶本国的生活。当时的莫斯科制度和习俗已给自身作了说明。敏感热情的青年只要对给他描绘的西方文明景象有了向往之情，便会感到莫斯科“窒息”的沉重冲击。这时，出国愿望的形成，便是完全自然的事了。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坚决要求引渡这位逃亡者。他训令纳晓金的父亲要想方设法关怀自己的儿子，“以便捕获儿子后带来见他，为此约许发给5千、6千乃至1万卢布。如果这样尚不能捕获，如果纳晓金的父亲认为必要，那就将他的儿子就地歼灭，因为伟大的国王放他到父亲那里去时，是让他带了许多关于公事的指示和公报的”。最沉默的沙皇对奉派带着这个训令到老纳晓金那里去的人说，“关于他（即小纳晓金——著者）已死的消息，要在听过父亲的话以后说，而且要酌量他的情况，说得机巧”^[20]。

　　我不知道，这位最沉默的沙皇的主张，是怎样传达给悲伤的老纳晓金的，以及他曾否协助——如果他想到公家的需要——杀害他的儿子。我以为即令在当时的莫斯科，也不是每个做父母的都会这样做的。

　　像赫沃罗斯季宁公爵和沃因·纳晓金这样的人，都在莫斯科“感到厌恶”，而向往着国外。但是对于西欧的生活，他们也是难以适应的。他们的不幸，难以忍受的大不幸，在于他们在莫斯科境界的两面，都是外国人。此外，俄国的逃亡者由于同旧关系的决裂，其经济状况必然很糟：并不是任何人都在立陶宛有封地的。被迫的闲散和令人苦闷的地位不定，使他们在过去所烧毁的事物面前低头。年轻的奥尔金-纳晓金忏悔了自己的“背叛”，得到了宽大。1665年8月底，他收到文书，用沙皇的名义说：“来禀收到，我们仁慈地宽恕你，相信你不负我们崇高的仁慈……获得自由。”但是他必须居住在父亲的村庄里。而且在那里，他也很快受到干扰。1666年9月，他在“严密监管”下被发配到40年前在墙壁上写着“伊凡公爵”的同一基里洛夫修道院。修道院当局必须监督他每天去教堂。不知道他是否像赫沃罗斯季宁一样在信仰上受到残酷折磨，但次年1月，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便指令解除对纳晓金的监管，将他释放到莫斯科。这次释放他，是因为他的父亲老纳晓金在同波兰签订安德鲁索夫和约上立了功。但是当这位有功的使臣想再次为他的儿子谋取一个外交职业时，却未能成功。纳晓金被送回农村，不过，也不是永久的。最后，这位过去的流亡者在外省一处边远地区作了一名地方官员^[21]。

　　可惜我们总也无法知道，他在请求宽恕和根据自己的意愿和根据上峰的命令从国外回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回到父亲的村庄，从村庄去到修道院，从修道院再次回到村庄，最后担任地方官员时是怎样反复思考和反复感受。无论如何，毫无疑问，这位当时少有的有学识的人，是经历过长期痛苦的心灵悲剧的。我们可以把他看作莫斯科从东方转向西方的最早牺牲者之一。他在莫斯科所身受和驱使他逃往国外的“痛苦心情”，就是后来许多俄国西方派所不得不身受的那种痛苦心情。可以说，天才的教授B.C.佩切林在十九世纪逃离莫斯科时所走的道路，是沃因·纳晓金在十七世纪首先开辟的^[22]。不过佩切林是死在外国。

^[1] 米柳科夫：《俄国文化史概论》。

^[2] 莫斯科人认为他们比外国人高尚得多。但十七世纪同西方的接触，动摇了这种傲慢的心理。不仅赫沃罗斯季宁一人对于自己的同胞作了轻蔑的评价。1634年华西里·伊兹迈洛夫——他是同舍依内伊一道在斯摩棱斯克附近指挥莫斯科战役的军政长官伊兹迈洛夫的儿子——曾被指控颂扬立陶宛王，因为他说：“我们莫斯科可怜孱弱，怎能同这样伟大的国王作战呢！”加弗里尔·巴金也受到同样的指控，因为他“在莫扎依斯克时曾颂扬立陶宛王和立陶宛人，而鄙视俄国人，说后者可怜孱弱”。（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2卷，第1207—1208页）值得注意的是：莫斯科人是由于同西方邻邦交战失败，才想到自己的“可怜孱弱”的。

^[3] 法利赛人，古犹太的宗教政治派别，他们对早期基督教团作过无情的斗争，因此在新约里面被贬为伪善者。——校者

^[4] 《关于十七世纪混乱时代的古代罗斯传说和纪事》，圣彼得堡，1913年，第2版，第232—237页。

^[5] 不过不应忽视，纵酒本身“在莫斯科”并不认为是恶行（“饮酒是罗斯的欢乐”）。训令的作者对赫沃罗斯季宁的指控，主要地不是说他“不断喝酒”，而是说他在1622年整个狂欢周里“沉醉不醒”和在复活节前夜喝得酩酊大醉。与此同时，还指控他不出席早祷和午祷，并不按规定提前开斋。值得注意的是，对尼空提出的指控，也与沙皇和总主教这两位至尊在给赫沃罗斯季宁的训词里提出的，很相类似。在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朝代里，曾密告前总主教“在晋见阿列克谢沙皇后，在整个大斋日，喝得大醉，而且醉后无故折磨所有的人”。……还有一个指控似乎涉及两性道德方面：“有一个20岁的姑娘带着她的兄弟见他求医，尼空把她灌醉，这姑娘因醉而死。”（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3卷，第819页）这是什么？是当时流行的一种密告形式呢，还是道德的缺陷真正表现于这种密告所指的行为呢？

^[6] “在你的信里，不恰当地称呼了国王，把国王称为俄国的专制君主。但专制君主是一个希腊词，意为领主或统领，而不是沙皇和君主。然而你，赫沃罗斯季宁是一个莫斯科的贵族，你不应该这样称呼国王。”（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2卷，第1373页）

^[7] 《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312页。

^[8] 这部著作刊载在我在前面时常引用的《俄国历史丛书》，第13卷里，古文献研究委员会出版，第552—557页。

^[9] 《俄国历史丛书》，第3卷，第530页。

^[10] 普拉托诺夫《混乱时代历史文物》，第256—257页。

^[11] 《俄国历史丛书》，第8卷，第542页。

^[12] 《俄国历史丛书》，第8卷，第553页。

^[13] 同上书，第532页。

^[14] 见《新发现的十七世纪反对异教徒的论争著作》，圣彼得堡，1907年，第79—80页。这些著作经沙瓦教授发现，并由他主编作序出版。

^[15] 应该是老爷。

^[16] 《新发现的十七世纪反对异教徒的论争著作》，圣彼得堡，1907年，第80页。

^[17] 我在另一地方说过，“黑帮”这一陈旧的莫斯科名词，现在在我国使用得不恰当。但在这一名词已被通用的情况下，甚至不同意这一名词的人也不得不使用它了。

^[18]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60页和54页。

^[19]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3卷，第67页。

^[20]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3卷，第69页。

^[21] 见维塔里·爱因戈仁：《沃因·奥尔金-纳晓金传记的片断》，载《欧洲通报》1897年2月号，第883—887页。

^[22] 请读者原谅我谈得太远了，但我不禁想起佩切林在1837年3月23日写给斯特罗加诺夫伯爵——当时莫斯科教育区的督学——一封信中下列数语：“……您要我回莫斯科。……唉！伯爵，你自己虽然并不愿意，但你却给我作过多少坏事啊！当我看到这种恶劣的牛马生活，这些卑鄙的东西，……这些在身上找不出创造主的痕迹的人们的时候，当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是会死去的！……我对自己说，你将不得不堕落到你现在所蔑视的这些人的水平；你将要在他们的社会的污浊中厮混；你将像他们一样变为一名满怀善意的老教授，满身铜臭，挂着小十字架，充满一切肮脏的东西！那时，我的心将笼罩着深切失望和不可救治的悲哀。自杀的念头将像黑云一般在我思想上飘荡。……”你们看到，佩切林在莫斯科也是“痛苦不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