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俄〕普列汉诺夫 -> 俄国社会思想史（1909—1916）
第六章 混乱时代后的莫斯科罗斯社会生活和社会情绪
I
我在前一章所指出的现象，用事物的客观力量很好地说明。
莫斯科人在恢复其被混乱时代所破坏的生活秩序时，不能随心所欲地以这样或那样的性质加于他们的相互经济关系。这种关系在东北罗斯——也如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一样——是由生产力的状况来决定的。至于生产力的状况，则混乱时代不是把它变好了，而只是把它变得更坏。可耕地的面积缩小了，农民贫困化了。农民支撑着整个社会政治大厦，农民贫困化自然带来了官宦阶级的贫困化，并延缓商工业活动的发展。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西欧各国生产力迅速的增长，那么我们便必然要得出结论：在混乱时代以后，若与西方比较，莫斯科罗斯是比以前更加落后得多的国家。不仅这样，十七世纪的莫斯科罗斯在经济方面极大地落后于西欧邻国，却同这些邻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1]。因此，它不得不将其资金和力量的越来越大部分，用来支持自卫机关[2]。在一个仍然进行拓殖的国家里，这必然要使所有人民阶层，特别是劳动群众更加受到奴役，直接或间接地为国家服务。换言之，社会必然要按照混乱时代以前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的速度在经常增长，其结果也愈来愈加显著。到十七世纪末，负担赋役的群众在各类业主之间的分布情况如下：
| 商人及耕种官地的农户…… | 92000 | 0.104 |
| 教会、高级僧正及寺院…… | 118000 | 0.133 |
| 皇室………………………… | 83000 | 0.093 |
| 大贵族……………………… | 88000 | 0.1 |
| 贵族………………………… | 507000 | 0.57 |
| | —————————— |
| | 888000 | 1 |
克柳切夫斯基在列出这一表式时指出，在城市及乡村负担赋役的群众中，只有十分之一（10.4％）保持了当时的自由（更正确些说，就是直接受国家的奴役），而差不多十分之九的负担赋役的群众，都处于对教堂、宫廷和军人的奴隶依附地位。这位历史学者又说：“期待这样形成的国家机体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方面合乎愿望的发展，是不公正的。”[3]
关于发展的合乎愿望问题姑且不谈，我只想指出，由于国家机体仍然按照以前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机体里是不可能产生什么新的政治趋向和观点的。学者们有时谈到混乱时代的教育意义。不能不同意的，是这种意义不是不重要的。混乱迫使莫斯科人发挥首创精神。然而他们的这种被逼出来的首创精神，却最明显地表现于恢复和巩固“世袭君主制”，而这种君主制的最主要特点则是在十六世纪下半叶就确定了的。同样，混乱把莫斯科国的人们变为比以前更加要求严格的人。史学家把十七世纪称为人民骚动的时代，这不是偶然的。但是我们往后便又看到，——而且这是不言而喻的，——十七世纪的人民骚动的性质是同进行骚动的人民群众所反对的社会政治关系的性质完全符合的。骚动的过程虽然时常很尖锐，但这个过程却不曾产生新的政治认识。社会意识只有在社会存在发生变革的地方，才会改变。
II
关于米哈伊尔当选为国王时曾否使他发表限制权力的诏书，直到现在还是一个争论未决的问题。更正确不过地说发表过。十七世纪的莫斯科人都相信这个诏书的存在。科托希欣——他所写的关于俄国的书，我们很快就要详加研究，——说：“像在伊凡·华西列维奇沙皇以后获选登基的历代沙皇一样，他们都须发表一篇诏书，表示他们不残忍和不作伪，不经过审判或无罪不杀任何人，对任何事情不与大贵族和杜马议员共同商量便不去设想，不通报他们便不秘密地和公开地做任何事情。”[4]这是很明确的。同样明确的是科托希欣的下述记载：“但现在的沙皇（即阿列克谢·米海伊洛维奇——著者）却于即位后不发表任何诏书，而这种诏书以前的沙皇是都发表过的；人们也不去问他，因为都把他看作一个比别的沙皇沉默得多的人。”由此可见，最少十七世纪的某些莫斯科人相信，米海伊尔沙皇曾发表限制权力的“诏书”，而阿列克谢沙皇则没有重申“诏书”。某些外国作家的证词，也与此完全符合。不过不完全明白的是，新的沙皇到底承担了哪些限制权力的义务。固然，科托希欣在这个问题上也作过完全明确的指示。按照他的说法，承担的义务便是：沙皇约许不残忍，不经过审判不处死任何人，以及在一切事情上同大贵族和杜马议员磋商。但在这里，科托希欣的记载引起了某些怀疑。Л.Н.米柳科夫说：“在选新沙皇时，情况怎样呢？大贵族是软弱无力的，他们不可能以任何义务加于沙皇：他们自己同哥萨克人一样，成为……‘全国'的仇恨对象，而当时缙绅会议上自己军队代表及自己的代表则是无所不能的。”[5]如果大贵族软弱无力，他们怎能迫使新沙皇限制其权力呢？更可能的是：“全国”以军队或一般地以其代表们为代表，发表了限制权力的诏书。但当时不可理解，为什么对沙皇权力的限制不是有利于他们自己——即不是有利于“俄国的全体官员”，——而只是有利于大贵族及杜马议员呢？因此，不得不假定，科托希欣说得不正确，按照限制权力的诏书的真正意义，新获选的沙皇必须同“全国”的代表，例如，同缙绅会议磋商。但这里又产生了新的困难：按照这后一假定，为什么米海伊尔对“全国”承担的责任，如克柳切夫斯基所说，在正式的文件里看不出来呢？为什么当时不以为应使沙皇阿列克谢发表这一限制权力的诏书呢？难道只是因为人们认为他是一个“沉默的”人吗？姑且假定，事实上只是由于这一缘故。但那就必须说明，是谁决定、谁有权来决定，由于阿列克谢“沉默”，所以不必要他发表这一诏书呢？似乎能够作出决定的只有缙绅会议，因为根据我们最后的假定，限制权力的责任是沙皇向这个会议提出的。然而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指示足以证明缙绅会议曾作出这一决定。因此，克柳切夫斯基设想，限制米哈伊尔权力的诏书，是在缙绅选举会议幕后进行的宫廷秘密交易的结果。大贵族巨室在公开的政治舞台上是软弱无力的，但他们善于搞各种可能的阴谋，他们能够在米哈伊尔的道路上设置重重障碍。“而且就米哈伊尔的拥护者说，这种偶然或不干不净地获得的政权，只不过是他们随时都可咬碎的一块骨头。双方的共同利益，要求他们防止过去不幸遭遇的重演，当时沙皇或用他的名义横行一时的人，曾把大贵族当作奴隶一样处置。”[6]交易是为了防止大贵族再受沙皇的横暴摧残。因此，它是秘密的。这种协议不便向缙绅会议公开，因为“全国”可能由于这种协议，把沙皇看为他们早已仇恨的大贵族的工具。克柳切夫斯基说，米哈伊尔朝最初几年，完全证实了他的假设。“那时人们都看到和传说着当政的人们如何胡作非为，他们‘鄙视'国王不得不对其近臣的行为，不闻不问。”[7]此外，还可补充一则足以证明克柳切夫斯基的假设的报道：据说，Ф.И.舍列梅捷夫曾写信到波兰告诉戈利岑公爵，“据说米沙（米哈伊尔小名）·罗曼诺夫年轻，尚不懂事，我们可以操纵他。”对于这种“可以操纵的”王位候选人，是不难使其承担有利于大贵族的责任的。然而由于这种责任是秘密的，所以要在“全国”面前为它辩护，那就不仅困难，而且简直不可能。但是在一个衰微的国家里从事恢复旧国家制度的艰难事业，向“全国”发出呼吁是绝对必要的。在米哈伊尔朝代，“全国”的代表时常举行会议。正是他们才使最高当局有可能将那种利用幕后阴谋从他那里拿到的限制权力的诏书的意义，一笔勾销。在不大受“操纵”的斐拉列特·尼基季奇从波兰回国后，最高当局立即使用了这种可能。由于限制权力的诏书的意义实际上已被勾销，所以阿列克谢没有予以重申，那就毫不足怪了。
III
然而前来出席会议的“全国”代表，如果有充分理由憎恶大贵族的寡头政治，那他们是不能不相信自己的。为什么他们不想取得限制权力的诏书，以谋取“全民多数”的利益呢？如果他们是由于某种瞬息间的原因而忽略了在1613年初取得这一诏书的机会，那他们为什么后来也从未设法改正这一错误呢？答案在于前述莫斯科社会制度的发展过程。在确定不移的经济必然性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导致国内一切力量的间接或直接奴役的地方，就是最温和的政治自由思想，也是不能产生的。
1613年的选举会议，实质上是一次立宪会议。但是，正如克柳切夫斯基所说，这一立宪会议在选出沙皇以后变为筹备委员会，其任务是采取各种预备性措施，以待正式政府的成立。筹备委员会的这一作用使这次会议处于对最高当局的从属地位。由于这一作用，它后来只不过是扮演着一个“请愿者”的角色。除了请愿之外，它从来没有前进一步。克柳切夫斯基指出：做人民意志的代表者是一回事，而做人民的诉愿和愿望的代言人则是另一回事。这是容易同意的。但是必须记住缙绅会议进行活动的具体条件。1619年召集了“善良有识”的当选人士参加会议，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将各地的需要通报中央政府。这些“善良有识”的代表的首要工作，是采取措施使逃亡者回到原处。这就是说，在莫斯科集会的俄国当选人士承认，恢复过去劳动群众所遭受的那种不自由，是国家的最迫切需要，而这种不自由的压迫，乃是莫斯科罗斯在混乱时期经历的种种骚动的最深刻原因。但是随着这种不自由的恢复和扩大，随着陷于这样那样形式的奴隶从属地位的居民数目的增加，地方代表们的社会基础也缩小了。农奴是不派代表出席会议的。因此，在会议上发挥主要影响的，是以剥削被奴役的农村居民劳动为生的阶级，即贵族。而贵族亦处于对中央政府的完全从属地位，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只有利用中央政府的帮助，才能使那些用自己的劳动好歹养活他们的农奴们服从。由此看来，农民的社会不自由，决定了贵族的政治不自由。关于这一点，同一克柳切夫斯基卓越地指出：“统治着的地主阶级，他们由于特权而脱离了其余的社会，他们全神贯注于农奴占有制的垃圾，因享受白给的劳动而变得软弱无力，他们对国家利益的感觉钝化了，对社会活动的毅力也衰退了。贵族的庄园压迫农村，又不与城外的工商业区来往，自然不能制服首都的官府，使缙绅会议具有国家思想和意志的独立传导者的意义。”[8]
不要以为一般贵族对于他们的地位已经心满意足了。他们是很穷的[9]。他们本身也为国家做奴隶服务，他们从主要由于他们的努力并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建立和支撑起来的制度方面，也吃了不少苦头。在1642年为讨论是否接受顿河哥萨克夺自土耳其的亚速夫一地而召开的会议上，许多县的贵族代表沉痛地抱怨说：“我们由于莫斯科的官僚贻误、由于谎言和不公正裁判而受到的祸害，更有甚于土耳其和克里米亚的回教徒。”[10]但是这一等级愈穷，他们愈是强烈地感觉到和更深刻地意识到他们对中央政府的从属地位，因为这个政府赏给他们的只是“一些零碎的小块土地”。他们愈是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种从属地位，他们便愈少反对派的倾向，愈加除了官员的奴隶地位这个纯粹东方的概念之外，再也不能发展其他政治概念。十六世纪的缙绅会议，官宦阶级的代表是应召参加了。这些会议是政府同其本身的官员的会议。混乱时代的事变所造成的社会政治需要，把这种由“所有官员”代表组成的缙绅会议推上了历史舞台。在十七世纪的会议上，莫斯科政府是同所有用自己的努力把政府恢复起来的“地方”协商的。但是愈来愈多的莫斯科国居民，因陷于各式各样领主的农奴依附地位，不再向会议派出他们的代表，所以官宦阶级选出的代表，便在会议的集会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只是这一情况就足以把十七世纪的会议逐渐转变为政府同其本身官员的会议，也就是把它恢复到十六世纪的旧形式上去。既然它回到了旧的形式，莫斯科政府便可轻而易举地用别种会议来代替它了。莫斯科政府开始召集来自个别居民各阶层的“专家”会议，按照政府的意见，这些人是更愿解决在某种个别情况下应予研讨的问题的。莫斯科罗斯人民代表制的中央机关，就这样奄奄一息，寿终正寝了。在十七世纪下半期，直到费多尔沙皇死前，会议没有召开。克柳切夫斯基认为，缙绅会议的观念虽然在统治阶层和特权阶层中业已逐渐熄灭，但在商工业人士中却仍在保持着，他们还怀着公民责任感。他想起莫斯科商界人士如何提示政府，由于使用铜币失败所引起的危机，必须召集缙绅会议。但他迅即补充说，莫斯科的“小客人和小小商人（他们这样自称！）人微言轻，不足以使社会关系趋于平衡。这一负担着非常沉重的国家赋役的阶层的代表，在会议上是面对着军职人员的大多数、面对着大贵族官僚的政府的。”[11]显然，他们的声音——并不高亢和坚决的声音，是不能改善莫斯科罗斯的人民代表的命运的。莫斯科的“小客人和小小商人”在1662年恭请召开的缙绅会议，就这样没有召集。
IV
我想以上所述，足以充分说明那些决定政府当局和人民代表之间的关系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因而也足以充分说明十七世纪莫斯科国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我国的一些学者都想把俄国的缙绅会议同西欧各国的人民代表制相提并论。但是他们的比拟并不都是正确的。例如，按照克柳切夫斯基的意见，我国“人民代表制的产生并不是为了限制政权，而是为了获得和巩固政权：这就是它与西欧代表制的区别。”[12]但是在哪一个西欧国家里，人民代表制的产生是为了限制国王的权力呢？任何地方，人民代表制的产生都是为了协助国王来管理国家的。在协助的过程中，它便巩固了国王政权。这一观点应用于第三等级的代表制，尤为正确。法国菲利普（外号漂亮的）在召集三级代表会议时所以邀请第三等级的代表，完全不是为了要同他们分权。他是想在同邦尼法奇八世教皇的斗争中求得他们的支持。1302年的三级代表会议——这按时间是法国的第一次缙绅会议——表示希望国王维护其国家的“最高自由”，不承认（在世俗权力方面）除上帝之外还有任何比他更高的主宰。对国王表示这样的愿望，无疑地意味着有助于他的权力的巩固。三级会议后来遂成为巩固国王权力的工具。它是第三等级同世俗当局和教会当局斗争的舞台。然而如所周知，这一斗争创造了君主专制制度，使法国国王终于有可能不召集三级代表议会，并在非常长的时期中（1614—1789）利用了这种可能。从自己方面说，这些国王所以召集人民代表，每每只有一个目的：向他们的忠实臣民进行勒索（traire de l'argent）。克柳切夫斯基说，缙绅会议并不是政治力量，而是政府的工具。在某种意义上，此语也完全适用于法国的三级会议。同样可以说，法国三级会议同克柳切夫斯基所说的俄国缙绅会议一样，只有用请愿的形式提出立法措施，而最高行政当局对于所提问题，则保有决定之权[13]。这里的类同之处是无可争辩的。但历史环境的差别，使法国的等级人民代表制对法王的态度，同莫斯科国缙绅会议对沙皇的态度，极为不同，虽然法国的等级代表会议也是法王的非常重要工具，有力地促进了法王最高权力的巩固与扩大。我已经不只一次指出，莫斯科的沙皇在同大贵族的斗争中，主要依靠领有封地的贵族，而法国国王在同封建主的斗争中的主要支持，则来自第三等级。这个等级在最初的作用是很小的。这可从以下事实中得到充分证明：即他们的代表只能在国王面前跪着说话，而最高等级的代表则可以站着说。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三等级在法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迅速增加了。而随着在社会生活中作用的增加，他们的政治自觉也发展了。他们的代表过去谦虚地把自己看作“微末小人”，现在却愈来愈加感到他们是人了。这时，在问题涉及国王同封建主的斗争时，他们仍旧支持国王。但是他们一方面在这一斗争中甘为国王的“工具”，同时在国家管理方面当问题涉及全民利益时，他们又力图给国王的权力设置一定的界限（“限制”这一权力）。因此，法国三级会议席上时常听到一些为出席莫斯科国缙绅会议的“善良有识之士”所不能想象的演说。
试举一例：
在1484年三级会议2月28日庄严的大会上，卢昂的代表马塞伦在表示国王应注意减轻法国人民的捐税重担后，认为必补充声明：“国王这样做，并不是给他的人民以恩赐，而只是履行公正的职责：如说恩赐，那是滥用词句。”只有人，才知道这种语言，而“微末的小人”，其说法又当不同。马塞伦在继续他的演说时大声疾呼：“在君主专制下，人民仍是其财产的最高主人，在人民全体都反对时，是不能剥夺他们的财产的。人民是自由的：他们不是奴隶，而是国王治下的臣民。”[14]我们在这里又一次看到我们所熟知的波丹关于奴隶和臣民的差别的见解。奴隶只有在其主人的同意下才能支配其财产，而臣民则仍然是他所领有的一切的最高所有者，不得他们的同意，国王是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的。参加缙绅会议的，是莫斯科国国王的奴隶，而在三级会议上发言的，则是法国国王的臣民。
在马塞伦发表上述演说的会议的前夕，第三等级的代表同企图促使他们让步的国王顾问们举行了会商。他们对这些顾问说：“任何人在看到人民的代表受人民的委托，从事人民的事业并发誓给予支持以后，用全力捍卫这一事业的时候，都不应感到奇怪或愤怒。”他们声明，他们首先把自己看作人民的受委托人[15]，“假如他们抛弃了人民的事业，压制住自身良心的呼喊，那他们就不得不负可怕的责任。”[16]这又是人的语言，而不是“微末小人”的语言。当时法国统治阶层的代表之一被这种高贵的语言激怒了，大声叫唤说，他是懂得恶棍的，“不要对这种人闪现自由的方式，他们需要的是压迫。”第三等级的代表向国王的顾问们所发表的结束语，是极为值得一提的：“在国王惠然接待我们的那天，我们的演说家将痛快淋漓地用理性的武器打败我们的敌人，使所有的人都明白，国王不得违背三级会议的一致意见而侵犯其臣民的财产。”读者不应忘记，我在这里所摘录的，是十五世纪而不是十八世纪末的法国代表的演说。
V
此外，读者应该记住，在法国，不仅第三等级的代表善于用人的语言来说话。法国的封建主也从来不愿扮演奴隶的角色。假如“最信奉基督教”的法国国王在同他们的斗争中曾依靠第三等级，那么，他们在同国王的斗争中也企图——在这种企图不要求他们放弃其特权的地方——预先取得第三等级的同情。作为一例，可以指出他们在路易十一世时领导参加公共福利同盟（Ligue du Bien Publique）。路易十一世说，“如果我们同意增加他们的养老金，准许他们像过去那样压迫他们的仆从，那他们就不会想到公共的福利。”[17]姑且假定，路易十一世对于封建主的爱民思想是了解得相当精辟入微的，但无论封建主脑子里的公共福利思想是怎样产生的，然而重要的是，他们有时确实想到这点。在图尔举行的同一三级会议（1484年），布尔冈贵族的代表菲利普·波（Seigneur de la Roche 拉罗谢的领主）这样说过：“按诸历史，有主权的人民（le peuple souverain）用自己的选举来立国王，而且他们要选举才德超过他人的人做国王。事实上，人民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选择主人（Maitre）的。所以要授主人以大权，不是为了使他们牺牲人民以致富，而是为了使国家富裕和改善人民的地位。如果他们有时倒行逆施，那他们的行为便同暴君一样，便同那些不保护自己的羊群、却如恶狼一般吃掉它们的牧人没有差别。……谁不知道而且谁不在反复申说，国事就是人民的事？既然这样，那人民又怎能不关怀国事呢？低贱的谄媚之徒怎能以专制之权授予只是通过人民而存在的主人呢？人民有管理自己事务的双重权利：因为他们是这种事务的主人，又因为说到底他们经常是坏政府的牺牲品。”
我在摘录这段话时，禁不住再次问问自己，应否提醒读者，我所摘录的这篇演说不是在法国大革命时发表的，而是发表于大革命前三百多年，而在演说里却极大地表现了政治要求的严格性和人民尊严的自觉性。当然，类同并不是等同。菲利普·波所以认为必须提出人民的主权，实质上是因为查理八世年事尚幼，最高权力已落入摄政委员会手中，关于这个委员会的人选发生了争论：血缘的亲王们企图在委员会里取得主导作用；而菲利普·波和在这一问题上与他志同道合的代表们，却想使该委员会通过会议选入该委员会的人士服从三级代表会议的影响。在成年的国王的朝代里，人民自主（Самодержсавие）之说，也许不是那么坚决的。一位贵族代表作出的人民定义，也是很有特色的：“我称之为人民的，不仅是低等级的人们，而是居住在国内的所有等级的人们。”在大革命时期，人民一词是指除特权者外（moins les privilégiés）的居民总和。菲利普·波当然要反对这样的定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也许对于那些记得莫斯科的政治关系的人们，这甚至是值得奇怪的，——在十五世纪末，竟然有一位法国贵族的代表，能够在三级会议发表演说，——尽管是由于特殊的情况，——热烈和智慧地维护人民自主的原则，对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政治著作起了这样巨大作用。
下述情况同样值得注意。菲利普·波指出，在法国没有任何一种法律规定（在国王年幼时）国事的管理，应该属于全体血缘亲王或其中某一亲王。波说：“因此，这一切都应明确规定，并毫不动摇地付诸实施。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不留任何不明确的东西。我们不将国家的幸福置于少数人的专横独断之下；因为谁能向我们保证国王将永远是善良和公正的呢？在这种情形之下以及在任何情况之下，必须作出硬性的规则并确定行为的规范。”[18]如果相信科托希欣的话，则莫斯科人虽然对阿列克谢·米海伊洛维奇王朝极尽“勒索”之能事，却不曾认为必须对年轻沙皇的“沉默”习惯，作出“硬性的规则并确定行为的规范”。
菲利普·波承认，人民没有统治权。他说：“但是应该了解，人民有权经过他们的代表管理国家。”[19]在十七世纪成为统治阶层的莫斯科贵族，却从来没有提高到这种政治思想上来。
VI
俄国历史过程的特点，不在于它的绝对特殊性。但是如果将它同西欧各国——例如法国的历史过程加以比较，而看不到它的相对特殊性，那就是瞎子了。
从质的分析观点看，水的化学成分和过氧化氢的化学成分是一样的。这两种物体都是由氢和氧合成的。但从量的分析观点看，则两者之间却有无可疑义的差别：过氧化氢（H2 O2 ）所含的氧要比水（H2 O）多。这种量的差别便说明了两者的特性的差别，即两者之间的质的差别。我们在历史上也可看到完全相似的现象。从质的分析观点看，莫斯科国的社会成分同法兰西帝国的社会成分是相同的：在这两个国家里都有农民、商业和工业居民、贵族、僧侣，最后还有君主。但量的分析却在两国的社会成分里发现很大的差别：由于莫斯科国在经济上大大落后于法国，所以前者的工商等级所起的作用，要比后者的工商等级所起的作用小得多。莫斯科的君主在同封建地主的斗争中所依靠的主要是领有封地的普通贵族，而法国君主在同封建主的斗争中所依靠的则是第三等级。大俄罗斯的地理环境对于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也远远不及法国。这一重要情况，一方面决定了这两个国家居民的社会成分的量的差别，同时又造成了两国社会成分的相互关系的非常重大的差别。莫斯科国是一个在自然经济条件居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拓殖过程拖延甚久的国家。这一过程特别持久的必然结果，是劳动群众对私人和国家的奴隶依附地位。在被奴役的劳动群众里，不仅有农村居民，而且有城市居民。商人是不能成为私有主的奴隶的。1649年的法令对于那些用所谓抵押的方法承担奴隶义务的商人，威胁要处以笞刑和流放西伯利亚。但是克柳切夫斯基说得好，用笞刑来维持的人身自由，其本身便变为一种对国家的义务。他说：“这一法令不曾以自由的名义取消人身的不自由，而是以国家利益的名义把人身自由转变为不自由。”[20]由此看来，除了极少的例外，这样或那样的奴隶依附制度业已推行到莫斯科国的所有劳动人民之中了。最后，莫斯科国发展的历史环境，决定它不得不把越来越多的资金用来同西方邻国进行斗争以保卫其自身的生存，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的途程中越来越超过了它。这后一种情况更加深了压在居民身上的奴隶依附地位的压迫。然而相反，尽人皆知，自中世纪开始，法国的奴隶数目，却是经常减少着的。据兰博说，在诺曼底，在十二世纪时已无农奴制的痕迹。在法国其他地区，农奴制消失得慢些。但就是在那些地方，农奴（serfs）的数目也是不断减少的。1315年路易十世准许国王领地的农奴赎买自由。这当然不足以说明国王的大公无私，却无可争辩地证明在当时的法国，货币经济已取得巨大的成就。至于三级会议，则自十五世纪末，农民便已参加选举第三等级派性议会的代表了。他们同样参加制定给代表们的委托书（cahiers）。因此，我们看到，如果在莫斯科罗斯，经济发展的过程越来越缩小了人民代表制这一政治建筑物的社会基础，那么，法国的这一过程却相反地经常扩大了这一基础。这种代表制在法国和莫斯科罗斯的意义，远远不同，这便毫不足怪了。
当然，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差别，也不是绝对的，而只是相对的，不是质的，而只是量的。我在前面已经指出，法国的三级会议也只能向国王叩头陈述他们的需要。最后决定权是属于最高当局的。会议的召集和解散，都取决于最高当局。所以最高当局曾长期不召集会议。
情况便是如此。但在这种问题上，必须比在任何其他问题上更加记住，量的差别是要转变为质的差别的。尽管法国的三级会议归根到底也只有恳求的权利，但是法国的居民通过他们的代表在会议上说出了他们的需要，毕竟比莫斯科罗斯的居民更能影响其本国的立法。法兰西王国的居民认为他们是自己国王的臣民，而莫斯科国的居民则自称为沙皇的奴隶。而且不是所有的人，只是身居高位的人，才有权使用这样的称呼。下层阶级的人们则称为沙皇的孤儿。索洛维约夫写道：“可以理解，无论是无依无靠的孤儿或是奴隶，在他们的身上是找不出力量和独立性的。”[21]这在事实上也是如此。前来出席缙绅会议的官吏奴隶和工商界孤儿的代表，都既未显示力量，也未表现独立性。和他们不同，出席三级会议的法国国王臣民的代表，则不只一次表现了力量和独立性。索洛维约夫在同一著作中说，无依无靠的孤儿和奴隶是不能有自己的意见的。但这不尽然。孤儿和奴隶都有自己的意见，只不过这种意见符合他们的屈辱地位，从未发展成为比较广泛的政治思想。这就是为什么在莫斯科国的缙绅会议上，听不到在法国三级会议上所发表的那些关于国家元首职责和人民权利的演说的缘故。我重说一遍，量的差别是要转变为质的差别的。
VII
克柳切夫斯基在他的著作里写道：“试一读各等级代表在会议上（1642年的缙绅会议上——著者）提出的文件，便可感到他们在一道都无事可做，他们没有共同的事业，而只有利益的冲突。每个阶级只为自己着想，而把他人除外，只知道自己的迫切需要和他人的不公正的优越。显然，各等级政治上的隔绝，使他们在习惯上相互疏远，在这种情况下自不能不导致他们在会议的共同活动上的分离。”[22]
在法国三级会议上，利益的敌对导致各等级精神上相互疏远。这种疏远有时强烈妨碍他们共同政治活动。像在俄国一样，法国中央政府善于利用这一点。但在指出这种类似点时，不应忘记我们现已深知的那一重要差别。如果莫斯科国由于劳动群众的被奴役，参加会议的每一等级，除了他们眼前的需要之外，再也什么都看不见，那么，在法国，甚至特权等级的代表，也都在某些情况下，对于共同的国家利益，具有明确的认识。
至于工商等级的代表，对于整个劳动居民的利益，则是常常表现出广泛的认识的。在1614年三级会议一次会议上，工商等级中的一人对于法国人民竟能满足对他们提出的所有要求，向国王表示惊异。“人民必须向陛下，也向整个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供应食物。如果穷人不工作，则属于教会的什一税和大地产、属于贵族的美好土地和巨额封建财产，属于第三等级的房屋、地租和遗产，有何意义呢？其次，谁给陛下资金去维护国王的尊严，满足帝国内外的迫切需要呢？如果不是农民，谁给您以征召军队的资金呢？”这位代表——商界领袖米龙——后来在说明贫苦农民受军人掠夺的不幸境遇时说，在萨拉秦人[23]入侵时，法国人民也不曾受到这么大的痛苦啊！[24]从外表看，这同我国贵族抱怨莫斯科官僚对他们的摧残更有甚于土耳其人和鞑靼人，完全相同。但是第一，莫斯科军职人员只关切本等级的利益，而这位巴黎的“客人”米龙所说的却是农民；第二，莫斯科贵族仅仅发出怨言，而法国的商界领袖却威胁说：“如果陛下不采取措施（反对米龙所指出的恶行。——著者），则绝望的贫民便会想到，士兵不是别人，而是武装的农民，种葡萄的农民一旦手里拿起火枪，便不再是铁砧，而变为铁锤了。”[25]
米龙的这种发人深思的见解，表现出法国“客人”代表“己见”的巨大广度。他们对于其委托人的迫切需要，并没有忘记。当然没有！但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发展达到的高度，可以看到这种需要同法国整个劳动居民的根本需要在当时确已实际存在的联系。特别值得指出，在同一个三级会议（1614年）的会议上，第三等级的代表要求采取措施完全废除法国农奴制的残余[26]。由于这种要求，可以说尽管第三等级的代表同特权等级的代表很少“共同的事业”，——同他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表明他们能够了解其本身的“事业”和法国整个劳动居民的“事业”的共同性。而这一点是最为重要的。这就是说，国王的一位顾问的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的，他在1484年同第三等级的代表会谈后大叫：在恶棍面前，不应闪现自由的形象！显然，这种迷人的形象早就在有教养的法国资产阶级面前闪现了。发展的过程早就准备让资产阶级在反对“旧制度”的全民运动中充任领导者的角色，在下一世纪里，它便扮演了这一角色。
VIII
现在我请读者同我一道回到十六世纪的莫斯科，并且想起根据这一世纪的一位政论家——《瓦拉穆术士谈话》附录的作者，附属的标题为《关于同一谈话的另一传说》——的意见，沙皇应依靠莫斯科国的所有社会力量进行统治。为此，必须召集“意见一致的全国会议”，即缙绅会议。为使会议真正具有全国性，按照这位政论家的意见，必须“从所有的城市和县市推选既非高官，又不骄傲逞能的人们”。这就是说，《另一传说》的作者要求莫斯科国的全体居民都有广泛的代表出席缙绅会议。但是这一要求似乎无法实行，因为奴隶依附的压迫普及于劳动群众愈来愈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是由于“骄傲逞能”，而是由于确定不移的经济原因。毫无疑义，“骄傲逞能”在极大的程度上是莫斯科国中央政权的特点。但它是结果，而不是原因。这种特点的产生是由于工商界居民太软弱，不能坚决维护代表制的思想，而官宦等级也不再重视这一思想。随着农民的奴隶制的确立，一般贵族将大贵族吸收到自己方面，遂成为统治阶级。“但是他们不经过缙绅会议便找到了更方便的方法——即直接向最高当局提出集体申请——来实现他们的利益，而连续不断地包围着软弱沙皇的大贵族与一般贵族集团更为这种方法提供了方便。”[27]我国缙绅会议的历史不像法国三级会议历史那样富有戏剧性的事件（至于英国人民代表制的历史，就更不用说了），这是毫不足怪的。十六世纪的某些莫斯科人就能想到在全民代表制的基础上召集代表会议的好处，这一事实表明，在莫斯科人的头脑里是能够产生一些在西欧社会意识发展史中具有巨大意义的政治思想。但是我国的社会存在是不利于这种思想的比较重大发展的。因此，这种思想未及开花，便已凋谢。由于同一原因，这种思想经常是很模糊的。这里只有一个例外：即关于君权无限的思想在十六世纪已获得完全明确的性质。雷帝在给库尔布斯基的信中写道：“我可以自由地赏赐我的奴隶，也可以自由地杀死他们。”不能比这说得更明确了。这种君权无限的思想是没有任何空想的成分的。它是完全符合社会发展过程的。由于这种思想既没有空想的成分，又完全符合社会发展的过程，所以在莫斯科国的范围内，它怎样也不能碰到与它对立的人民自主思想，然而这人民自主的思想在西方，甚至在君主制的法国却是不时与它发生敌对的冲突的。奴隶一点也不能设想用任何法律规范来限制社会最高阶级的权利的。我已说过，大贵族从某些莫斯科国王那里取得的权力限制文书，是没有任何政治内容的。这个估计是同克柳切夫斯基的权威意见背道而驰的：他认为，舒斯基的信誓旦旦的诏书，在我国政治思想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如我前面所指出，我们在这位历史学者的著作中还看到以下一些段落：“沙皇的权力是受到以前同它一同行动的大贵族建议的限制的。但这种限制只在审判事务上、在对个别人的关系上约束了沙皇。”[28]如果限制仅适用于沙皇对个别人的关系，则沙皇在国家事务上的权力，仍旧是无限的。
IX
克柳切夫斯基在另一地方说：“舒斯基虽然表面上限制了自己的权力，而在正式的诏书里却写作‘专制君主'，作为天然的莫斯科国王称呼自己。”他说，这是由于莫斯科思维的顽固不化。然而尽管莫斯科的思维确实顽固透顶，却不能不承认在这个问题上，它是表现得很彻底的。舒斯基承担的某些义务仅涉及审判案件，但他仍旧是一个同“天然”的莫斯科国王一样的专制君主。在天然的莫斯科君主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即位时，季奥尼西大主教在这一大典上发表训词，规劝沙皇“要相信神圣的教堂和真诚的寺院；要服从他大主教和所有圣地朝拜者，因为对圣徒的尊敬，就是对基督本身的尊敬；要亲爱和尊重自己的同胞；要赏赐大贵族和显贵并按其父名予以尊重；要对所有公爵和其子嗣，对大贵族的子女和所有战士，亲切接待和表示仁慈；要保护所有东正教的基督徒，从心里关怀和照顾他们；要勇敢地支持被欺侮的人，不要用法庭和法典来凌辱他们；不要听信谄媚的言辞和空幻的谣言；不要听诽谤者的话，不要相信恶人；要师法哲学家或智者，因为上帝安息在他们身上，就像安息在教堂的祭坛上一样；要无偿地分封官爵，因为受贿者买官的事是有的，等等。”[29]这一切都是很好的规劝，然而这一切都是向专制君主提出的规劝。它们同限制权力的思想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任何人都会理解，为什么大主教认为应在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即位时提出这些规劝：这是因为新沙皇的已故父亲没有服从他的神父，没有爱惜和赏赐大贵族和显贵，没有保护东正教的基督徒，没有支持被侮辱的人们，而相反地却自己用一切方法凌辱他的奴隶和孤儿（即凌辱贵族和工商业界——译者），听信谄媚言辞和诽谤者，相信恶人等等。官宦等级是无论怎样也不喜欢沙皇专制的这种办法的。尽人皆知，就是奴隶也宁愿有好主人，而不愿有恶主人。季奥尼西大主教认为他在道义上有规劝费多尔·伊凡诺维奇做一个好主人的责任。伊凡雷帝给了他的臣民一个明显的政治教训，其意义就是：一件事是无限制的君主（哪怕是在东方意义上的君主），而另一件事是残酷的暴君。官宦等级的上层在长期中为这一教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认为必须提请新的沙皇注意无限制的君主和暴君之间的差别。某些沙皇甚至向这个阶层签字证明他们领会了这一差别[30]。然而善良主人的奴隶也还是奴隶。莫斯科国的军职人员虽然从他们的沙皇那里取得了限制权力的诏书，却丝毫没有摆脱其对这些沙皇的奴隶从属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实际上这种诏书甚至在审判事务上也没有带来任何改变的缘故。就令我们假定，大贵族使米哈伊尔承担较有内容的义务，那也要知道正是从克柳切夫斯基那里，我们听到这种义务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作为在选举的缙绅会议幕后进行的阴谋的结果，这种义务可能在比较长时期内影响国家管理的过程，但完全没有改变国家的制度。莫斯科罗斯虽然有了诏书，也仍旧是一个世袭君主制国家，同时居民的传播诏书也愈来愈加巩固了最高政权的世袭性质。莫斯科人无怪乎对马斯克维奇说，他们宁愿要他们的政治无权，而不愿要波兰的自由。他们感觉到，他们不可能有别的政治制度，以为不自由乃是一种自然的，甚至是一种值得嘉许的事情。瓦拉穆长老在给“全俄沙皇华西里·伊凡诺维奇的告密信”中叙述他同格里戈里·奥特列皮耶夫旅行立陶宛的情况时说，他们住在基辅-佩车尔寺院里，他不满意他的同伴想脱去僧侣的法衣。佩车尔的修士大主祭叶里谢和整个寺院的兄弟在听过他的不满后答复他说：“这里是立陶宛，谁愿意信仰什么，便可信仰什么。”他们不知为什么——也许是由于觉得他对天主的过分的莫斯科式的热情吧——不允许瓦拉穆再住在这个寺院，所以他去到奥斯特罗格，奥特列皮耶夫也到了那里。他在这里又全神贯注于挽救他的同伴的灵魂，因为他的同伴开始在学校里用拉丁文和波兰文学习路德的书信，成为东正教基督信仰的叛徒和罪人。由于忘记了立陶宛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他又实行告密——这次是向瓦西里·奥斯特罗什斯基公爵本人告密。然而这次的告密也未产生热心的长老根据他的莫斯科经验的期待的结果。“瓦西里公爵和他的全体宫廷人士都对我说：在这个国家里，谁愿意信仰什么，便可信仰什么。——而且公爵对我说：‘我的儿子雅内希公爵生于基督教信仰中，但保持波兰人的信仰，我也管不住他'。”[31]在得到这种答复后，瓦拉穆怎样也不能怀疑在世界上是有比较自由的国家的。然而无论从什么地方都看不出，这位饱经世故的长老虽然毫不怀疑“自由”国家的存在，却一刻也不曾想过应否给莫斯科人增加“自由”的问题：“自由的”国家是一回事，而莫斯科国又是一回事；在自由的国家里，“谁愿意信仰什么，便可信仰什么”，而在莫斯科国却只能，而且必须用鞭笞、监狱和类似的硬性论证和坚决措施以迫使人们挽救他们的灵魂。在“自由的”国家里，甚至路德的书信也是每人都可学习的，而在莫斯科，在被指控为信仰异教的威胁下，这却是不行呀！“自由的”国家不能指挥莫斯科呀！
X
十七世纪莫斯科居民政治认识之低，可从当时的一些政治案件中得到说明。这些案件的发生通常都是由于“酒醉”后不在意地对国王说了“不妥当的话”。在米哈伊尔朝代的初期，在这种“不妥当的话”里，有时（的确是极稀罕地）听到某种自混乱时代流传下来的非常简单的政治内容。一位市民被人请去喝酒为国王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祝福，他问道：“季米特里·伊凡诺维奇皇帝还活着吗？”沙皇的军官压制他，但他克制不住，喊道：“立陶宛人也没有这样干过。”但是后来，在这类谈话中，就连这种最简单的政治内容也看不见了。有人说：“我的胡须同沙皇的一模一样”，因此被控。这个可怜的人显然要受到“无情鞭笞”的威胁，但是为什么他会想起沙皇的胡须呢？御前侍臣和军官H.C.苏巴金在他的密报里详细地解释了这一心理之谜。他审问过的大贵族之子谢尔盖耶夫供称：“去年，135年（即1627年——著者），我到安托什克·普洛特尼科夫家里谈天，喝醉了酒。有一名监狱的看守先卡教我学狗叫，我对他发火说：‘你这家伙凭什么向我汪汪叫？'我要把你的胡子拔掉。先卡也发火说：‘不许拔我的胡子，我是国王的人，我的胡子也是国王的。'除这些话外，别的我没有听到。”其他证人也都证明了这一供词[32]。由此可见，先卡的“贼行”不在于他胆敢将他的胡子同莫斯科国王的胡子相提并论，而只在于他宣布了他的胡子是沙皇的私产。你们看到，这里并没有任何危害莫斯科政治制度的东西。我还可以说，这里是没有任何“贼行”的！不幸的先卡宣布（尽管是在酒醉之中）他整个地、包括胡须在内，都属于沙皇，这仅表明他明确地了解莫斯科世袭君主制的社会基础和他对这个基础的坚定不移的忠诚而已。还有另一例子：“141年（即1633年——著者）11月6日，戴脚镣的犯人彼得·列赞措夫来到看守所说，11月5日晚上，班长伊万科·拉斯波平来站岗，他对我做各种恶狗叫声。我对他说：你为什么对我汪汪叫，我要把你打得叩头求饶。这个拉斯波平翘起手指对我发火说：你倒像是一个国王啦！”[33]当然在这种场合里翘起手指是一种颇为不敬的姿态。但这丝毫不能表明拉斯波平的政治认识有任何威胁莫斯科的政治制度的地方。我再说两个颇有意义的例子。在157年（即1649年——著者）复活节，“大贵族之子”伊凡·巴什科夫同圣阿凡那西和圣吉里尔教堂的职员涅日丹诺夫吵架。他大声喝问这个职员：“你是谁的？”职员答道：“我是国王的，是圣阿凡那西和圣吉里尔教堂的职员。”这职员反问他：“你是谁的呢？”伊凡·巴什科夫说：“我是国王的奴隶，我们的国王、全俄罗斯的沙皇和大公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比阿凡那西和吉里尔更高贵。”这职员对他说：“国王是人间的上帝，他还要向阿凡那西和吉里尔祈祷呢！”这一政教权力之争以斗殴而结束。莫斯科在审理了这个案件后，完全不偏不倚地决定：“对大贵族之子处以无情的鞭笞，使其以后不再说这种话；对教堂的职员也以同一理由同样处以鞭笞。”[34]在148年（即1640年），密肖夫斯克的哥萨克阿尔巴托夫、伊萨耶夫、菲里波夫和尼基伏洛夫等控告商人布列斯廷，说他讲过：“大公真糊涂，养了你们这些哥萨克。”布列斯廷承认他说错了，但举出下述减轻罪责的情况：“孤儿我因纵酒神志癫狂，我这病是密肖夫斯克全城都知道的。”莫斯科命令密肖夫斯克省长“鞭笞病夫布列斯廷，使他不敢再说这种贼话”。[35]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完全“无害的”案件上，被控的主要是下层居民。在军职人员中，难道只有“大贵族的子弟”才漫不经心地说了这种“不得体的”话？未必可以假定，在他们之上的官宦阶层更少“醉酒”。也许他们的酒喝得很有节制，或者他们不喜欢相互告密？但无论如何，十七世纪莫斯科国的政治案件，并不说明其中含有比较严重的政治反对派的萌芽。
XI
这一结论可从混乱时代的大量古籍的研究中得到证实。不用说，这些古籍的作者都是从道德宗教的观点观察历史事件的。他们认为，混乱时代的灾难是上帝对罪恶的惩罚。《关于虔诚的俄罗斯的内乱故事》一书写道：“上帝自己说：跌倒了难道不能再站起来？或者离开了难道不能再返回来？”又写道：“上帝惩罚我们，时而发生饥馑，时而发生火灾，时而发生反神明的现象如内战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情，因为自大人物至最卑贱的人们都恶贯满盈了。你们向我求援，我却要向你们发出呼吁。”[36]另一些作家则主要用个别人，如鲍利斯·戈东诺夫的罪过来解释混乱时代的种种悲惨事件。但总的说来，他们的历史观，按照孔德的说法，应属于思想发展的神学阶段[37]。当然，道德宗教观点并不排除政治的同情或反感。这种同情和反感在关于混乱时代的传说里，也是屡见不鲜的。例如，有些传说赞美舒斯基，而另外一些传说则不喜欢他。对这一沙皇的不同态度表明，有些传说的作者同情大贵族的倾向，另外一些传说的作者则浸透了对一般贵族等级的社会政治企图的同情。但是对于克尔图亚拉认为有一篇传说的作者是君主专制的敌人，却是碍难同意的。这位尊敬的学者说，他所指的这个作者是“拥护舒斯基，而反对鲍利斯和季米特里伪君的。”[38]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反对鲍利斯，在这里只表明这一传说的作者憎恨其继续了伊凡雷帝敌视大贵族的社会政策而已。至于谈到君主专制，则不应忽视作者在谈到他所完全拥护的舒斯基时，不加任何保留地称他为“全俄专制君主”，说他是从万能的上帝那里接受王权的。同时，他还说，正直和虔诚的舒斯基与以往的沙皇本是“同根”[39]。如所周知，舒斯基本人便竭力指出他出身于以往沙皇的氏族。但是可以理解，他所以指出这点，断然不是为了减少他的专制君主的权利。我们的作者是很知道沙皇发誓遵守的限制王权的诏书的，他将这一诏书收进他的传说。但如他认为诏书是一种限制新沙皇权力的文件，又如他本人是反对君主专制的，那他当然要将诏书列入他所说的上帝赐予东正教基督徒的那些欢乐之内。然而他只是叙述了三大欢乐：第一，渎犯上帝的叛教者、异教徒格里什卡（格里戈里的昵称）。奥特列皮耶夫的崩溃；第二，雨和太阳热预兆丰年；第三，季米特里王子的势力自乌格利奇转移到莫斯科。最后，作者在说明他称之为真正的牧人而不是佣人的舒斯基的统治时，说这位沙皇“现在还像保护眼珠一样地尊重东正教的基督信仰，教导任何人走上拯救之路，使他们在死后都有生命种子的继承人，而不是使我们归于毁灭，离开死者的道路，误入歧途”。就说这些吧！作者对于舒斯基的拯救灵魂的政策，是深为感奋的。他慨然说：“这一切都应感谢创造了我们的上帝。阿门！”[40]但这只是证明他本人的虔敬心情，而并不证明他反对君主专制。
在我们所研究的全部传说中，也许在政治方面最有内容的是高级官员伊凡·季莫费耶夫的《编年史》。当然，这位官员也是站在道德宗教观点上立言的。但是在他的传说里，比别人的传说更明确地说明了上帝据以惩罚莫斯科国的那些罪恶，实质上应理解为社会政治方面的错误。在没有错误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但在犯了错误的时候，国家就人心不安了。可是，季莫费耶夫觉得由于犯错误而停止了的顺利过程，究竟情况怎样呢？
“正如亚当在他犯了使他难堪的罪行之前那样，大家对一切都很顺从，情况与前亦很相似。近来，我们的专制君主在其国中拥有我等庶众，我等世代皆为其奴……许多世纪以来，直到如今，从不敢反抗，按照圣书，应当做忠顺于自己统治者的奴隶，对之唯命是从……像鱼似的缄口不言，尽心竭力、温顺地忍受对奴隶的压制，诚惶诚恐地服从。由于恐惧，建树甚微，无以与上帝相埒。”
那么，是什么东西破坏了莫斯科的田园生活？很难读下去。
“统治者们愿意听信别人对他们说的谗言恶语。这也像人类始祖夏娃在远古听信阿谀奉承的诱惑者——毒蛇一样。但夏娃很快就得到恶果——她和她的丈夫被赶出了天堂——伊甸园。对人进谗言和恶语这种弊病的结果犹如稗草和荆棘，它们在王国里到处丛生、壮大和成倍地增长。像小麦穗那样的成长，它明显地有着优势。通过谗言恶语来杀人，也和用利刃杀人一样。但这博得了听信谗言的人——统治者的宠爱，因而吹捧它是真理。只有在收割了这些苦果，把它们捆成禾捆，放进粮仓以后，才恍然大悟：这种苦果的危害极大。”
莫斯科人在他们的“统领者”是善良主人的时候，都是这些“统领者”的忠实奴隶。但是这些主人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善良了。他们开始听从各种谄媚者和告密者的话。告密者散布恶行，这便产生了混乱时代。这仍旧是我们所熟知的莫斯科人的观点：奴隶制的存在是自然的，甚至是合乎上帝的心意的。但坏在奴隶主并不总是善良的。当他们变坏了的时候，他们便违犯了上帝的意旨。这时上帝便由于国家“统领者”的罪过而惩罚整个国家。这一切都非常简单。
法国贵族菲利普·波——他的议论，前已叙述——认为必须将他从伟人和智者那里听到的有关三级会议权力的见解，向他的同志——代表们报告。但是为了领会我们在莫斯科官员伊凡·季莫费耶夫著作中所看到的那种观点，是不需要智者和伟人的帮助的。莫斯科人的头脑是能够不费丝毫气力地领悟这种观点的。
季莫费耶夫关于应该如何写历史的观点，也是值得注意的。他说，关于现在的（当今“Первосущие”）沙皇，不宜“尽写坏的，就令他到处都有过错。但是难道不能只把那些应该阐明的光荣、荣誉和颂扬写给未来的信徒作为纪念”?[41]史学家不应谴责“统领者”，因为他们的蠢事将由上帝一人来裁判。的确，季莫费耶夫本人并没有经常遵守这个办法。而且在写伊凡四世的功业时，也很难遵守它。但是十七世纪的莫斯科官员所想出的这个办法，却在后来不无成就地被采用了，而且直到现在还为许多俄国历史——有时不仅是俄国历史——教科书的编者所采用……。
XII
根据以上所述，无论如何不应以为十七世纪的莫斯科国居民已满足于自己的悲惨命运。在这个世纪里，它的劳动居民常常发生强烈的骚动。但是我们很快就可看到，他们在这种骚动里，一如在醉后争论中一样，表现了同样的政治不开通。尽人皆知，沙皇奴隶——永恒的和残酷的繁重苦役，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欢乐。伊凡·戈里岑公爵有一次对波兰公使说：“俄国人不能同波兰国王的人一道服役，因为波兰人的情况太美好了。只要同他们一道服役一个夏天，那么在次年夏天，俄国的优秀人员的一半便不见了。”[42]毫无疑义，公爵的话是说得太过分了。不能假定，莫斯科的贵族是这样容易接受波兰的诱惑的。但他这样说不是没有用意的。显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在莫斯科国的军职人员中真正开始流传一种思想，以为为波兰国王服役要比为莫斯科国王服役容易得多和适意得多。虽然如此，他们在社会关系中过于脆弱，在政治关系中过于不开通，所以他们不能设想将任何两方的“自由”移植到莫斯科的土壤上来。在戈东诺夫时，非名门出身的军职人员说道：“大小都靠国王的赏赐而生活。”在主要靠贵族的努力而建立起来的新朝代里，这一原则在国家管理上终于取得了胜利，当然能够在实质上反对这一原则的并不是莫斯科的军职人员。贵族作为一个获得领地的等级，对莫斯科的土壤上逐步建立起来的东方专制制度的巩固，是极为关心的。
就其社会及政治地位而言，大贵族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同情这一原则的。他们长期抵制这一原则的实行。但大贵族的抵制是消极的，在莫斯科国的大贵族当中，政治思想从来都不发达[43]。在新朝代的选举中，大贵族的最高阶层就不敢公开提出他们的政治要求，而只是搞些幕后阴谋。阴谋的结果便是米哈伊尔的限制权力的诏书。但诏书仍旧是一张白纸。它不能够挽回无法挽回的东西。当沙克洛维特劝说特种常备军请求索菲娅女皇即位时，他对他们说：不要害怕大贵族，“这是一棵凋谢和枯萎的树”[44]。然而莫斯科的大贵族虽然丧失了权势，却没有丧失获取权势的愿望。在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朝代，他们的最高代表力图通过新的幕后阴谋，在国家中取得权势地位。“议员大贵族”制定了一个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在诺夫戈罗德、喀山、阿斯特拉汗、西伯利亚等地设置“永久性的”沙皇的总督，其人选应是出身“巨族的大贵族”，并予以各该地区的封号。这一方案还约许适当扩大僧侣等级最高代表的权力。软弱的费多尔·阿列克谢维奇行将就木，“答应了这件事情”。但是这一新的幕后阴谋因与另一幕后阴谋冲突而成为泡影。约金姆总主教劝说沙皇不要履行其对“议会的教唆者”所作的这一诺言；按照他的说法，这些“教唆者”的意图有削弱“君主专制制度”和破坏“政权统一”的危险[45]。莫斯科的僧侣并没有受大贵族的诱惑，他们是君主专制政权的最可靠支柱之一。的确，总主教夸大了危险。在莫斯科的条件下，“议会的教唆者”是不会给“君主专制”带来严重危害的。垂危的费多尔可能给予他们的东西，也可由他的继位者，特别是像彼得这样精干的继位者所轻而易举地夺回。但有一点是完全正确的：这种不可撤换的总督制，一般说来，既同专制制度不相协调，也同波丹所说世袭专制制度及奥列阿里所谓“monarchia dominica et despotica”（君主统治与暴君）不相适合。约金姆总主教在反对“议会教唆者”的斗争中，表明他能够从历史提供的前提中作出正确的结论。但我们知道，莫斯科人的政治思维在一切其他方面都不明确和不彻底，而在其致力于保卫最高当局的无限权力时，却是既明确又彻底的。
XIII
克柳切夫斯基说，十七世纪是我国历史的人民变乱时代。当时，特别是在阿列克谢朝代，变乱确乎很多[46]。但我们从这些变乱中关于人民群众的政治情绪了解了一些什么呢？克柳切夫斯基回答说：“这些变乱明显地暴露出被官方仪式和教会训词精心粉饰的普通人民对当局的态度；再没有任何虔敬的心情和普通的礼貌，不仅对政府如此，就是对最高权力的代表，也是如此。”[47]这是不能同意的。事变所说明的，并不是这样。
1648年5月莫斯科人民一方面要求交出莫罗佐夫和特拉汉诺托夫，同时却声明他们所抱怨的不是沙皇，而是那些“盗用”他的名义的人们。在人们捧着十字架圣像游行的时候，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噙着眼泪劝导愤怒的莫斯科人不要坚持交出他曾约许交出的莫罗佐夫，人民报以“国王万岁！上帝和国王的意旨万岁！”的欢呼。这种声明和欢呼是表示莫斯科居民对最高政权的代表不仅没有虔敬的心情，而且对他完全没有礼貌么？完全不是！无论如何，这些话表示他们对沙皇是抱着完全信任的态度的。当信仰宗教的人们高喊：“上帝和国王的意旨万岁！”的时候，这表示他们对于国王的态度有着对上帝的那种虔敬因素。甚至在诺夫戈罗德和普斯科夫发生骚动的时候，不满意上级命令的商人也反复说：“国王不知此事。”从这里可以再次看到：变民是相信沙皇的。的确，后来在他们当中很快便开始发出其他的言论。他们开始说：“国王不关怀我们了。”但是他们在竭力抵制沙皇的军政长官的命令时，还是约许“全体一致拥护国王”的。他们继续把他看为整个国家的化身[48]。在秘密送到莫斯科交给大贵族罗曼诺夫的公文里，普斯科夫人向莫斯科政府提出的是非常缓和的要求：他们请求往后军政长官和政府大员同地方首脑和选出的人员按照真实情况，而不要根据贿赂和诺言进行审判，并免除普斯科夫人到莫斯科受审的义务[49]。
由此看来，“变乱时代”在我们面前提出的仍是我们在研究莫斯科国最高等级的思想状况时所看到的那种社会及心理现象。心怀不满的人们所争取的不是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而只是一些对特定的社会阶级或阶层略减艰难的国家管理方法。历史学家认为，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朝代，人民骚动所以层出不穷，是因为混乱时代教训了莫斯科人民不要再消极地服从政府当局。很可能，他们的解释是对的。而如果他们是对的，那么，莫斯科人民甚至在放弃了对当局的消极服从以后，虽略为违反世袭专制制度的要求也全然不曾提出，这一事实，便更加值得注意了。
XIV
有些外国作家说混乱时代是一种悲剧（tragedia moscvitica）。他们虽然这样说，却未必完全理解这一说法是多么恰当。“巨大的纷争”充满了悲剧。这种悲剧在于人民恪于当时的条件，其不满虽然极大地动摇了莫斯科的社会政治制度，却没有客观的可能用某种新的、对他们少些麻烦的制度来代替这一制度。革除这一沉重压迫着一切人们的旧制度的客观可能的缺乏，在主观上表现为参加骚动的人们没有提出任何新的社会政治要求。按照克柳切夫斯基的说法，他们所追求的只是个人的利益，而不是阶层的保障。所以，当官宦阶级，商人以及部分北部特种国家土地的农民不能忍受“立陶宛人”和俄国“盗贼”的暴行，实行恢复社会政治秩序的时候，他们所恢复的——而且必然要恢复的——是旧的秩序，即由于对其不满而引起混乱的那种秩序。当时的莫斯科人没有别的出路。这种没有出路的悲剧，可从下述“生活现象”中得到最好说明。
米哈伊尔沙皇的政府曾派遣一个叫安德列·奥布拉兹佐夫的人到白湖收税。那里有时还发生立陶宛人的侵袭。税收交得很慢，为此奥布拉兹佐夫受到用沙皇的名义给他发出的警告。但他不认为他有任何过错，因为他觉得他已尽了一切人事与欠税现象作斗争。
他写道：“国王，我并未讨好商人，也未宽展期限。只要没有立陶宛人入侵的消息，我是无情地追索他们应向国王交纳的各种租税的，我把他们打得死去活来。但现在，不能逼商人向您交税了。国王，您可以随便，但我，您的奴隶，眼看着立陶宛人来了，却要日以继夜地同商人守卫城塞，派遣他们出去巡逻。”
[50]
请看吧！当立陶宛掠夺者进袭的时候，商人在其军政长官的率领下对他们进行反击，“日以继夜地”努力守卫。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因为立陶宛的掠夺者在莫斯科的“盗贼”们的帮助下，正在夺去他们的财产和生命。而只要他们驱逐了立陶宛人，平定了莫斯科的“盗贼”，当地的军政长官便在衙门里召开会议，把刚刚经过共同努力抢救出来的财产从他们手中夺去，以充实国库。而且根据这一长官的自供，他是这样热诚为沙皇服务，将某些商人打得死去活来。怎么办？起来反抗这位过于勤奋努力的官员吗？混乱时代向莫斯科人表明，归根到底，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像他们在美好的旧时代里所想象的那样困难。但是这个混乱时代使他们得出一种可悲的信念，即他们虽然驱逐了一个沙皇的军政大员，却不能冒很大的风险，成为更残酷的掠夺者的牺牲品。两害相权，宁取其轻。然而他们在选择了“轻害”之后，又发现虽然轻些，但在绝对的意义上，毕竟还是很重的。他们没有错：奥布拉兹佐夫之流的官僚主义的努力，不可能给他们任何好的东西。客观的条件既然使他们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消除，或者哪怕只是减少一些“害”，那他们就只有从外面寻求帮助了。于是，他们便求助于给他们派来奥布拉兹佐夫之流的同一莫斯科。这似乎奇怪，但这都是事实：他们希望“国王不知道”这些军职人员的行为。这里他们错了。例如，莫斯科对于这个十分努力的军政长官奥布拉兹佐夫的杀人行径，是完全知道的。然而不应怀疑，政府虽奴役劳动群众，却也关心消除这种滥施的凌辱，因为凌辱的结果将使劳动群众完全丧失负担赋役的能力。政府为此采取的办法很少达到目的。但是它采取了办法，从而在人民中支持了一种对政府有利的思想，以为中央当局关怀人民的幸福。
1620年莫斯科发布下列公文：
“我们获悉：军政长官和官吏在各城市不照我们的指示办事，对寺院、官员、商人以及各县过往人等施加暴行，造成巨大损失，收取巨额罚款，索取大量礼品，贿赂和伙食费。伟大的国王同太上皇商议后，同大贵族一道决定：向各城市军政长官及官吏发布我们的文告，命令他们不得实行暴行和罚款，不得索取礼品、贿赂和伙食费。倘有军政长官不按我们的指示办事，将命令加倍赔偿并予以处罚。”
[51]
当地劳动人民只要看到哪怕是一件公文的这种内容，便会每次在沙皇的臣仆作出某种加重人民负担的决定时发问：“这是否按照国王的指示办事呢？”非常自然，他们每次都会设想、他们所受的压迫，是违反国王的指示的。
有些学者以为十七世纪的莫斯科政府完全不关心农奴制农民的命运，这可错了。在这里，政府也是保持了它的通常政策的。它在一贯扩大地主对农民劳动的权利的时候，也在可能范围内表示关切，使农民不致完全破产。科托希欣断然说，在给大贵族或其他官员分发有居民的土地时，规定他们不得过分增加其新领臣民的工作和租税负担，“以期这样便不致驱使庄稼人离开领地或封地，也不致使他们陷于贫困”。凡玩忽这一规定的领主，政府以给予严厉惩罚相威胁。这位作者又说：“对于这样的地主和封主，他们从沙皇领得的领地和封地，将被收回还给沙皇，至于他们通过暴力和掠夺所获租税，则将命其交还农民。往后对于有过这种行为的人，永远不发给领地和封地。”不仅如此。国家不仅力图使地主所属农民免于贫困。在科托希欣的著作里直接写道：“如果有人胆敢对其封地购买的庄稼人实行这种恶习，则将他的这些农民无偿没收，并无偿地发给他的善良亲属，而不发给这种使农民破产的人。”[52]根据这些有意义的证词，可以断言，无论十七世纪莫斯科国农民的地位多么恶劣，但领主对他们的权力，还没有完整到“开明的”十八世纪所逐渐达到的程度。但在这里对我们说来，重要的只是问题的社会心理方面。非常明显，农民不可能不知道上述那种规定的存在。同样明显，这种规定对于他们的心理应该产生怎样的影响。农民担负着农奴依附性的沉重枷锁，他们聊以自慰的思想是：他们在莫斯科有保护人能够在极端贫困时，立即前来帮助他们，而且往后也许还要完全解放他们。当波索什科夫后来写道，地主不是农民的永恒主人时，他——本人便属于农民等级——所反映的就是这个思想。我们知道，这个思想直到1861年，甚至更久，一直不曾离开农民的头脑，因为他们觉得2月19日给予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53]。
XV
莫斯科政府表述其对赋役群众的关怀的文书，是写得很精巧的。当时的官僚还没有学会用同中文一样难懂的俄文来说话。上面引用的文告继续写道：“我们通告你们，我们对你们慈悲为怀，希望你们在上帝的保佑和我们的宽厚照顾下，生活于宁静安逸之中，免受大的灾祸与凌辱，亲近你们，不交罚款以及其他任何捐税，你们在一切事情上可望得到我们沙皇的慈悲。”不难想象，中央政府对人民的这种态度，会在人民中造成什么印象。这样的态度使他们以为国王并不知道他的军政人员在压迫他们的那种信念，牢不可破。
在对城市发布的文告里，说沙皇命令所属官吏保卫这些城市不受大贵族和任何人的压迫。当然，商人怎样也不会相信官吏认真保护他们去抵抗大贵族的巧取豪夺：他们对于这种“芝麻绿豆官”的习性，是太了解了。然而如果中央当局的美好决定是由于官吏的过错而未获执行，则人民为此只能归过于官吏，而更加寄希望于国王。这就是为什么莫斯科国的劳动居民虽然反对沙皇的臣仆，却丝毫不顾反对沙皇的缘故。这一点奥列阿里已看出来[54]。也许，比奥列阿里看得更明白的是“盗贼成性的”哥萨克人，他们是当时的造反专家。他们确实对中央政权的最高代表，是没有虔敬之忱的。斯捷潘·拉辛向一名由阿斯特拉汗军政长官派来见他的官员说：“告诉你的长官，我不怕他，也不怕在他上面的人。”他还夸口说，他将攻占莫斯科，把“在上面”，即在王宫里的所有文件都烧掉。但拉辛在准备去伏尔加河上游时却宣布，他只是反对大贵族；他的战友们对沙皇的士兵说：“你们是为叛逆者，而不是为国王作战，但我们却是为国王作战。”在拉辛的部队里，“便有一个冒充皇太子阿列克谢的僭王马克沁·奥西波夫”[55]。由此可见，“盗贼成性”的哥萨克是怎样理解赋役群众对国王的态度的。
克柳切夫斯基说，在混乱时期，冒名行骗成为俄国政治思维的一种刻板的形式，一切社会不满都体现于这一形式之中[56]。拉辛的战友的上述策略使我们相信，就在十七世纪下半期，冒名行骗仍不失为这样的形式。但它在下一世纪里起了什么作用呢？这一点我们大家根据普加乔夫起义的历史便知道了。
但是，为什么俄国的政治思维体现在冒名行骗这个形式上呢？就是因为政治思维的极端不发达。莫斯科国的赋役群众虽然遭受沙皇臣仆的压迫，并且时常起来反对他们，但仍旧信仰沙皇是他们的天然保护者。这一思想后来在俄国广泛传播，远远超过了大俄罗斯的范围。只有这种广泛传播才能解释发生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下半期南俄“造反派”斯特凡诺维奇和杰伊奇的著名奇吉陵图谋[57]。
就力图限制官宦等级的欲望于一定范围之内的中央政权而言，问题是要不过分减少直接用于满足国家需要的那部分赋役人民的剩余劳动。在这方面，中央政府的利益是同劳动群众的利益相接近的，因为劳动群众也常常颇为坚决地要求“一切属于国王”。这完全符合东方专制国家的社会关系的性质，那里的劳动群众命定地要困于无可奈何的农奴制从属地位，最多只能在各种不同的这一从属地位之间选择，他们往往宁愿从属于中央政权。但是反对军职人员横行霸道的斗争，有时甚至在十七世纪也使劳动群众发生一种思想，以为自治比“官僚主义的因循”对他们更为有利得多，这时在人民的愿望和东方君主专制的意向之间，便暴露出尖锐的矛盾。起义的普斯科夫人，无论所提要求多么温和，都遭到莫斯科政府的断然拒绝。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答复他们说：“我们的奴隶和孤儿从来不对我们伟大的国王发出指示，你们在现在的变乱之前，原应叩头恳求，至今惶恐不安，你们是不能自治的。”最沉默的沙皇对于人民参加国家管理问题，是有其自己的、完全明确的观点的。他说：“在我们祖先的时候，从来没有庄稼汉同大贵族、侍臣和军政长官一道参加审判事务的事情，往后也不许有。”[58]谦虚的普斯科夫请愿者，他们如果有幸看到沙皇，可能要反驳说，甚至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最严厉的“祖先”——伊凡四世——也认为必须允许庄稼汉参加审判事务啊！但是自伊凡雷帝以来，莫斯科河桥下的水滚滚流逝，世袭君主专制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已远远超过它所特有的社会政治关系了。在十六世纪为凶残的暴君所允许的事情，在十七世纪却甚至最沉默的“统治者”也不允许了：事物的客观逻辑是如此稀罕地以国王的个人特性为转移的。
XVI
根据克柳切夫斯基的意见，在莫斯科，“社会不像在东方专制国家那样，是一种没有差别的人群。在东方专制国家，人人平等是以人人无权为基础的。莫斯科社会是经过分解，分化为阶级，这些阶级在封地时代便已形成。”[59]但是同这一意见相反，任何一个东方专制国家的社会都不曾是一种没有差别的人群。在每一个东方专制国家，社会都多少经过分解；在每一个东方专制国家里，社会都分为阶级。所有这些阶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尽管分解和分化了，它们的居民却由于在对国王——对神圣的汗、对法老、对沙赫、对苏丹等等——的关系上无权，而相互平等。而这恰好是莫斯科国的特点。毫不足怪，它的居民的那些为东方君主专制国家所特有的政治概念，是同它的内部关系的东方特性相适应的。
谈到克柳切夫斯基所说的人民运动中的“礼貌”问题，最好是阐明一下，所谓“礼貌”应该怎样理解。无可争议，莫斯科的“变民”在1648年5月抓住沙皇坐骑的笼头，要求他撤换列昂季·普列谢夫的职务，是“没有礼貌”的。同样，1662年7月，骚动的劳动人民于到达科洛明斯克时，妨碍当时正在庆祝女儿诞生的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做完弥撒，抓住他的纽扣，要求他处置叛逆，也是“没有礼貌”的。最后，最“没有礼貌”的是，他们在回答沙皇的诺言时，竟然怀疑地问道：“靠得住吗？”而且只是在迫使沙皇向天发誓，并给叛逆以严厉惩罚时，才安静下来。国王的孤儿绝不可能学会当时沙皇奴隶的彬彬有礼的宫廷风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无限制的沙皇权力的最热情拥护者和最坚决保护者。
此外，还应考虑下列一点。莫斯科“变民”在十七世纪的表现，同十六世纪的“变民”完全一样。1547年4月，他们打死国舅M.B.格林斯基，其后又到沃罗比耶沃村去见幼主，要求他交出他所窝藏的外祖母安娜·格林斯卡娅公爵夫人和她的儿子。这也是很“不礼貌”的。值得指出，这次在沙皇郊外行宫前的示威行动，是用后来在科洛明斯克对付前来会见沙皇阿列克谢的“变民”的同一办法结束的：根据伊凡的命令，用武力驱散了示威的“变民”。唯一的差别是：示威的群众在科洛明斯克所付代价，比在沃罗比耶沃所付者多。但是那些抓住沙皇阿列克谢的纽扣，说他还很愚蠢，只知听从大贵族意见的“变民”，如果听说官宦阶级企图限制国王的权力，那他们是会出于最真诚的愤慨，群起反对官宦阶级的。官宦阶级深深知道这一点。他们对沙皇的奴颜婢膝的礼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受了这种人民情绪的影响。这种情绪还解释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大贵族从沙皇手中取得某种限制沙皇权力的文告的企图，实际上并未获得任何结果。索洛维约夫说：“必须一读出自市民手笔的关于混乱时代和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朝代的普斯科夫传说，方可了解城市人民对于大贵族争取保障自己利益的文告的行为，多么感到厌恶。”[60]然而，实行骚动的，正是这些城市人民；也正是他们，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骚动时期”，表现得“没有礼貌”。
至于对“神的虔敬”，大家都知道，这种虔敬在不同的文化发展阶段上，具有不同的形式。例如，它没有妨碍野蛮人在愤怒的时刻对他们的神采取很不礼貌的态度。但是不能根据愤怒的野蛮人有时会毒打他们的神，便断定他们认为自己能够没有神的帮助。相反，野蛮人所以愤怒就是因为他们看到没有神助便不能保护自己：毒打的目的，是为了激发神的善意。
“骚乱时期”丝毫没有动摇——无论在城厢或在农村——莫斯科人民对最高当局的传统态度。为了动摇这种态度，只是在“变民”中散布沙皇由于软弱无能和没有经验而纵容军职人员的流言，是不够的。我们往后便可看到，这种态度在分裂运动的影响下有所动摇。但动摇得很不多。实质上，这种态度就在那时也没有改变其本质。
法国劳动人民在反对其所憎恨的盐税时，高呼“不收盐税的皇帝万岁！”（Vive le roi sans gabelle！）他们由于长期受到巴黎官僚的折磨，愤恨他们，便认为“坏的不是皇帝，而是他的大臣”，而聊以自慰。在他们用这种想法来安慰自己的时候，也许会以为在法国，劳动人民对最高当局的看法，也同莫斯科国劳动人民对最高当局的看法一样吧！的确，无论法国或莫斯科国，劳动人民对于最高当局的观感，是从相同的心理因素构成的。然而由于我们知道的这两个国家社会成分和社会政治结构上的差别，同样的心理因素在法国和莫斯科罗斯所结合的政治观念，甚至初看起来仿佛相同，却还是不同的。在缙绅会议上济济一堂，沾沾自喜的莫斯科人，从来没有提高到在法国三级会议代表演说中时常看到的那种特性。他们不曾说，勤恳的奴隶是一回事，而忠实的臣民又是一回事。与此相符，法国劳动群众也更易于达到这样的理解，认为如果有坏的部长，这即使不应归罪于国王个人，也应归罪于君主专制这个制度。关于这一点，十八世纪末的各次事件，是指点得非常明确的。
[1] “国家的外交政策，迫使人民的力量越来越陷于紧张状态。只要简括地举出新朝代最初三个沙皇所进行的各次战争，便可看出这种紧张状态的程度……如果计算一下所有这些战争的延续期间，便可看出，在不过七十年中（1613—1682），便有三十年是战争年代，有时还同时同几个敌国作战。”（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161页。）
[2] 克柳切夫斯基说：“战争终于耗尽了国库。我们在尽可能将同类的军队作出比较时，便看到从1631年起，由国库负担的武装力量，差不多增加到两倍半（在半个世纪内）。”（同上书，第275及278页。）
[3] 《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299及300页。
[4] 科托希欣：《论阿列克谢·米海伊洛维奇统治时期的俄罗斯》，圣彼得堡，1884年，第141—142页。
[5] 《俄国文化史概论》，第3卷，第1辑，第86页。
[6] 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96—97页。
[7] 《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97页。
[8] 《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244页。
[9] “县级贵族的封地一般很小，而且人烟极为稀少。”在某些南部的县里，“许多贵族完全无地，而是一些只有庄园而没有农民和光棍……还有连庄园也没有的空地。……有些贵族抛弃了他们的世袭领地和封地，参加哥萨克，到大贵族家里卖身为奴，或到寺院里去做职员。”（克柳切夫斯基同书，第111页）
[10]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2卷，第1256—1258页。
[11] 《俄国史》，第2卷，第367页。
[12] 《俄国史》，第2卷，第272页。
[13] 当英国议会用法案来代替请愿时，法国三级会议的代表却继续呈递其请愿书，给政府以不理睬各种法令的权利。俄国的情况，亦复如此。俄国沙皇或杜马直接颁布的新法律和国家的“总裁决”，可以成年累月地不生效。（马克西姆·科瓦列夫斯基：《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巴黎，1903年，第98页）
[14] G.毕科：《三级会议史》，第2版，第1卷，第378—379页。
[15] 同一马塞伦在其拉丁文的三级代表会议日记里用的是“人民代诉人”（“Procuratores populi”）一词。
[16] G.毕科：《三级会议史》，第377页。
[17] G.毕科，见前书，第1卷，第331页，注释。
[18] G.毕科：《三级会议史》，第2卷，第5—6页。
[19] 同上书，第6—7页。
[20] 《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185—186页。
[21] 《俄国史》，第3卷，第804页。
[22] 《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264页。
[23] 萨拉秦人是古历史学家对阿拉伯游牧民族的称呼。——校者
[24] G.毕科：《三级会议史》，第4卷，第244页。
[25] 同上。
[26] 《三级会议史》，第5卷，第2—3页。
[27] 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273页。
[28] 《俄国史教程》，第65页。
[29]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2卷，第510页。
[30] “我华西里·伊凡诺维奇全俄皇帝和大公兹向全体东正教基督徒宣誓，我将实行真正公正的审判，无罪不对任何人加以贬压，不因仇敌而对任何人加以任何谎言，而且避免对任何人施加暴力。”在读到华西里·舒斯基诏书的这些话的时候，可以设想，这些话全部是从大主教季奥尼西的训词中抄来的。
[31] 《混乱时代的古文献》（古文献委员会出版的《俄国历史丛书》，圣彼得堡，1891年，第13卷，第19—22页）。
[32] H.诺沃姆别尔格斯基：《国王言行录》，1911年，第1卷，第49—50页。
[33] 《国王言行录》，1911年，第1卷，第78页。很奇怪，关于这个案件，收到沙皇的命令，规定应无情地处以笞刑的不是伊万科·拉斯波平，而是士兵费尔克·卡拉奇尼科夫。同时，从案情中可以看出，卡拉奇尼科夫在此前不久受过这密告拉斯波平的列赞措夫的陷害。用沙皇的名义写这份命令的莫斯科成员，把事情搞错了，——也许是由于“不在意”的缘故吧！
[34] 《国王言行录》，1911年，第1卷，第553—555页。
[35] 同上书，第498—499页。
[36] 《俄国历史丛书》，第13卷，第250页。
[37] M.科兹洛维奇指出，阿弗拉米·帕利岑所写的著名传说的标题，就是以说明作者的观点和方法（《俄国自觉史》，第3版，第75页）。此语信然。请看帕利岑的标题是怎样写的：“历史：纪念真正的以往氏族，不忘行善，以便〈圣经〉给我们展现的奇术，全体人类永远铭记玛利亚的不朽事业，如何完成对圣西尔格伊的诺言，坚守你的寺院。——现在任何成年人都能耳闻我们公正的上帝为了人们纵容罪恶而惩罚整个俄罗斯，整个斯拉夫的言论都在愤怒，俄罗斯遍地都是火和剑。”（《俄国历史丛书》，第13卷，第473页）
[38] 《俄国文学史教程》，圣彼得堡，1911年，第1编，第2册，第730页。
[39] 《俄国历史丛书》，第13卷，第60和62页。
[40] 《俄国历史丛书》，第13卷，第60—61页。
[41] 《俄国历史丛书》，第13卷，第300页。
[42]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2卷，第1381页。
[43] “甚至这个圈子的优秀代表人物如瓦斯西安·科索戈，别林森-别克列米舍夫，库尔布斯基公爵及《瓦拉穆术士的谈话》的作者等，他们能够在国内想到并在国外看到他们的一般同胞所想不到和看不到的许多东西，也不过是偶尔显露一些关于一般人民幸福和国家制度的不明确和不确定的思想萌芽而已。”（克柳切夫斯基：《大贵族杜马》，第4版，第305页）
[44] 克柳切夫斯基在引述他的这句话时，再恰当不过地提请读者注意：这话是一位因功受奖的高级官员说的。（克柳切夫斯基：《大贵族杜马》，第4版，第388页）
[45]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3卷，第880—881页；参阅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104页。
[46] “1648年，莫斯科、乌斯丘格、科兹洛夫、索尔维契戈德斯克，托木斯克等城市的变乱；1649年，莫斯科的抵押人准备新暴动，但被及时防止；1650年，普斯科夫及诺夫戈罗德的暴动；1662年，在莫斯科因铜币问题引起的新骚动；最后，1670—1671年，拉津在伏尔加河东南一带的大规模起义，这次起义发生在顿河哥萨克中，但自与他们所唤起的普通老百姓反对最高阶级的运动会合后，更获得了纯粹的社会性质。”（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308—309页）
[47] 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309页。
[48] 普斯科夫在“妖言”盛行的时候，有人因商业事务到过一处外国城市，说“那里在城门上贴着一张图画，上面画着一位女皇（瑞典女皇——著者）栩栩如生地坐着，手拿着宝剑，而在她的脚下，则俯首屈身，立着正直的国王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索洛维约夫，见前书，第1545页）这张招贴似乎是表示由于大贵族的“背叛”而使莫斯科国有陷于某种臣属地位的危险。
[49] 索洛维约夫：同上书，第1544页。
[50]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2卷，第1322页。
[51]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2卷，第1324页。
[52] 科托希欣：见前书，第161页。
[53] 1861年农奴解放，2月19日为颁布解放农奴命令的日期。——译者
[54] “的确，俄国人，特别是普通老百姓，虽然身为奴隶，受着沉重压迫，但是出于对他们的统治者的爱戴，是能够忍受各种痛苦的。但一旦超过了限度，那他们也可说是Patientia saepe laesa fit tandem furor（忍无可忍就要造反）。……在这种情形之下，结果总是酿成危险的变乱。不过，这危险与其说是反对国家元首，毋宁说是反对下级官吏的”。（奥列阿里：《莫斯科游记》，第200—201页）
[55]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3卷，第303—315页。
[56] 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46—47页。
[57] 1683年夏，有一名修道士约瑟夫，在顿河一带散发“盗贼的”信件，其中用沙皇伊凡·阿列克谢维奇的名义写的那封信说，他命令哥萨克开到莫斯科去，因为大贵族不听他的话，对他没有应有的尊重，“写了其他许多不能说的猥亵的言辞，对总主教和主教也都写了许多猥亵的言辞。”（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3卷，第931页）人民的心理使十九世纪的南俄“造反派”想到利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伪造文告这一鼓动方式，这就我们所研究的问题而言，是同十七世纪的鼓动家适应这种心理，伪造沙皇伊凡五世的假文告，完全相似的。
[58]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2卷，第1544页。
[59] 《俄国史教程》，第3卷，第66页。
[60] 索洛维约夫：《俄国史》，第2卷，第1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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