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普列汉诺夫 -> 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1895）
译者序言
（一）
本书一般公认是世界哲学名著，事实上也是历史学名著，确切些说，是历史唯物主义名著，尤其是至今少有的马克思以前唯物史观学说史名著。它和作者另一部著作《俄国社会思想史》（三卷本，中译本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同为思想史名著。从写作时间之长，收集资料之广，耗费精力之深，原创观点之多而言，《俄国社会思想史》大大超过本书，然而由于研究对象不同，就社会影响、发行数量、译成外文种类和知名度说来，前者又远逊于后者。本书也是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最优秀的著作之一。整个说来是他首屈一指的代表作。在这里他达到了自己一生理论水平的最高峰。
恩格斯和列宁对本书都曾给予很高评价。
1895年1月本书在圣彼得堡出版。很快普列汉诺夫的战友和信徒维拉·查苏利奇就把它送给了当时在伦敦的恩格斯。1月30日，恩格斯给查苏利奇写道：“格奥尔基的书出得很适时”。[1]2月8日，恩格斯在致普列汉诺夫的信中又说：“维拉把您的书〔按：指本书〕交给我了，谢谢。我已开始读，但需要一定的时间。您争取到使这本书在本国出版，这本身无论如何是一次巨大的胜利……不失为一个打破冻冰的先例”。[2]恩格斯还没有看完普列汉诺夫的这本书就给予它肯定的评价，这是因为他读过普列汉诺夫此前发表的其他著作，对它们产生了十分良好的印象。例如他对《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的看法是：“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和带有一点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3]又如普列汉诺夫的“黑格尔逝世60周年”一文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后（1891—1892年第7—9期分三期连载），恩格斯写道，“普列汉诺夫的这几篇文章好极了”。[4]他非常关心普列汉诺夫的著作译成外国文字，曾专门就此事写信给保加利亚《社会民主主义者》丛刊编辑部，表示很希望普列汉诺夫著作的保加利亚文本问世。他还热情地帮助马克思幼女艾琳娜翻译的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英文本的出版。沃登回忆说：“恩格斯很重视普列汉诺夫的天才（‘不亚于拉法格，甚至也不亚于拉萨尔’），并且询问他的著作计划，认为关于法国唯物主义历史的著作和俄国民粹主义美文学的论文都写得很中肯。”[5]据说恩格斯曾经对查苏利奇讲过：“我知道只有两个人懂得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两个人就是：梅林和普列汉诺夫。”[6]
列宁曾称本书“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有很好的论述”，又说它“培养了整整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还认为普列汉诺夫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都“应当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工人国家应当对哲学教授提出要求，要他们知道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并且善于把这种知识传授给学生”。[7]据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说，列宁“曾从普列汉诺夫那里学到很多东西”[8]，又说，列宁一直到晚年仍然“认为从作为唯物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那里有许多可以学习的东西，不知道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言论，就不可能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向前进。”[9]
本书出版后相继翻译成德、法、英、意、西、波、保、塞、日、中……等外国文字，在欧、亚、北美等广大地区风行一时，是普列汉诺夫所有著作中译本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著作。
在中国，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曾规定本书为十几种“干部必读”书之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文革”开始为止），本书被列为高等院校文科学生必读参考书。
（二）
为了争取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俄国合法地公开出版这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普列汉诺夫不得不放弃正确反映该书内容的书名——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展问题。他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初步》一文中写道：《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用的笔名是别尔托夫，“所谓‘一元论’历史观，我指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我不想直呼其名，以免触犯书报检查机关。”[10]但是他选用“一元论”这个“蹩脚的”名称却不是随意的，而是经过慎重的考虑。普列汉诺夫认为，“最杰出的哲学体系始终是一元论的”[11]而且“只存在两个一元论体系，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体系，其他都感染有不可医治的二元论，或者是前两种体系中的一个阶段。”[12]他再三强调马克思实现的伟大的哲学革命“大大地得益于德国唯心主义那种实质上一元论的性格。”[13]同时一旦“我们站在一元论的立场上，经验本身一定会解决两种理论中哪一种——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将更好地说明我们在研究自然和人类社会时所遇到的现象。”[14]所以他说：“现代一元论的即唯物主义的历史观。”[15]可见，所谓一元论历史观乃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代称。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俄国，阻碍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工人运动兴起的主要思想障碍就是以康·尼·米海洛夫斯基、瓦·巴·沃龙佐夫、塞·尼·克里文科等人为代表的自由派民粹主义。他们在《俄国财富》、《祖国纪事》等刊物以及本人的文集中，在理论上，大肆宣扬“主观社会学”，歪曲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把它说成是“经济”唯物主义，说这种唯物主义同“一般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没有任何联系；在实践上断言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等等。本来普列汉诺夫早就有意写一本正面详细说明马克思哲学——主要是历史哲学，即他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著作，于是趁着反驳自由民粹派这些议论的机会写成了《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问题》这样一本杰出的论战性著作。
本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至第四章，叙述十八世纪中期到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这一百多年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问题，即马克思以前历史观的发展问题。第二部分，即第五章，详细论述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基本观点。最后，即“结论”部分，作者分析了米海洛夫斯基等人在实践问题即俄国是否能够、是否应该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上的错误。
对于今天我国广大读者说来最感兴趣、最有价值的自然是本书第一、二部分。第三部分内容则只有历史的意义，而且这部分的篇幅也远远少于前两部分，即从作者给本书所取的书名的观点看来，这部分也不是他的重点。
普列汉诺夫认为，“为了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点，应该记住在直接先行于出现马克思观点的时期哲学和社会历史科学取得了怎样的成果。”[16]于是他就用第一至四章有选择有重点地简要叙述了十八世纪以来西欧哲学社会科学所取得的种种重要的科学成果。通过叙述，他清楚地说明在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一派人如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那里存在着唯物史观某些微弱的萌芽，这些萌芽在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那里如何得到增长，后来十九世纪初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黑格尔使它们进一步发展壮大。但所有这些人都陷入了矛盾，而从这些矛盾中得出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这样，普列汉诺夫在论述马克思唯物史观产生过程，即论述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中期唯物史观发展史时明确地贯彻了两个基本思想。一个基本思想是：唯物史观有广、狭两义。广义的唯物史观指凡从“物”出发而不是从“心”出发解释全部或部分历史现象。所谓唯物史观，就是运用唯物主义解释历史。运用朴素唯物主义或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解释历史的都属广义的唯物史观。因此，不仅卢梭的人类不平等起源和基础的理论，爱尔维修论人的学说，基佐米涅和梯叶里的历史著作，圣西门关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思想，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等等，这样一些多少“直接先行于马克思而出现的哲学和社会科学”都是“唯物史观的个别场合”，就是修昔底德、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作家的某些观点也都是“唯物史观的个别场合”。不仅希波克拉底和孟德斯鸠的“地理决定论”、霍尔巴赫的“原子决定论”是“唯物史观的个别场合”，就是十八世纪一系列先进思想家的人口理论也是“唯物史观的个别场合”。所有这些“个别场合”都是不科学的、错误的，甚至是幼稚可笑的，它们最终都“回到了唯心主义”。[17]这种唯物史观只具有科学的唯物史观的某些因素。这些因素是“不连贯的、偶然的东西”，还没有形成严整的体系，[18]而且顶多只能是“对一些个别历史现象的唯物主义解释”。而狭义的唯物史观则指马克思的“唯一符合现代科学状况的”唯物史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它是“唯物史观的最高发展”。[19]
另一个基本思想：马克思唯物史观是历史观长期发展中继承性和变革性（即革命性）的统一。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史上，普列汉诺夫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科学唯物史观的发现是“人类思想史上仅有的一次真正的革命、最伟大的革命”。[20]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变革，就是质变。所以科学唯物史观的出现同样必须服从辩证法关于量变质变规律。没有充分的连续不断的量变，何来光辉的质变？没有先进人类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种种发现的那些长期的、深入的、多方面的积累继承和丰富扩展，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能出现吗？脱离继承性的变革是抽象的、虚幻的，像所谓“轮不碾地”一样只是纯粹的诡辩。抽象的变革性其所以没有根据，因为它没有告诉人们究竟由什么变革到什么，也没有说明是怎样变革的，即没有说明这个变革的过程和方式是怎样的。不知道第一个“什么”，第二个“什么”的变革性能讲得清楚吗？而且就是在论述由什么变革到什么时，也不能停留在一般的、整体的历史观上，还必须进一步弄清楚历史哲学各个组成要素即历史观的一个一个具体问题上从什么变革到什么。所以只有承认并深刻理解科学唯物史观是历史观发展中继承性和变革性的统一这个基本思想的人，才真正懂得马克思所实现的这场革命的意义。“被无知之辈认为‘狭隘’和‘片面’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事实上是历史观念若干世纪发展的合法产物。它包括了一切有实际价值的历史观念，并且给予这些观念一个非常坚固的基础”。[21]
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先行者，不管他们如何博学，如何富于天才，他们的体系顶多也只能是“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十分机智和成功地解释了若干个别的历史现象”[22]，从而“为马克思所建筑的理论大厦准备了某些——的确是极宝贵的——材料”[23]。它们之所以不能够成为确切的科学，除了它们都没有可靠的理论基石和正确的研究社会现象的方法论原则之外，还因为所有这些学说内部都充满着各式各样无法解决的矛盾和令人迷惘的虚构。如果不了解马克思以前至少一百年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现状和发展，就不能弄清楚当时种种先进理论所陷入的那一切矛盾、一切虚构和一切迷惘，也就没有可能懂得马克思学说怎样结束了这一切矛盾、虚构和迷惘。而只要人们对于马克思的先行者们在历史观各种问题上如何不能自圆其说，如何不能正确概括纷繁庞杂、充满矛盾的历史现象，以及没有作出详细的、具体的、清晰的说明，马克思所实现的革命变革就仍然不会有坚实的逻辑基础。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唯物史观的“萌芽”不是始于近代，早在古希腊就有了；不是零星的偶然现象，而是源远流长、支派繁衍、内容丰硕的必然结果。尽管和一般唯物主义哲学不同，唯物史观的理论在马克思以前的任何一个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或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从来没有占据统治地位，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各种唯心史观体系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必然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成熟。在这个问题上，普列汉诺夫的著作，继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之后，给我们提供了大量十分有益、然而尚待进一步探讨和系统化的材料和线索。例如在历史发展动力、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性论，阶级斗争、地理环境和人口的学说，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性和人的自觉活动的关系，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社会意识两种基本形式的相互关系，以及黑格尔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产生过程中的巨大意义等一系列问题上，他对唯物史观发展的历史演进所作的精彩分析，确实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对此拙著《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一书第九章逐一作了概要的评述。
（三）
本书前四章只是以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问题为主线（顺带涉及其他问题），说明了十八世纪中期以后一百多年唯物史观的历史演变。
1901年3月，普列汉诺夫在日内瓦就“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四次演讲，通俗、概要、系统地叙述了从公元四世纪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确切些说，是唯物史观从萌芽壮大到成熟的历史。其中第二至三讲的内容，与本书前四章基本相同，所以本书只选录了主要讲述神学史观的第一讲（见附录一）。
在这四次讲演中，普列汉诺夫第一次相对完整地提出了历史哲学发展的五个阶段，而且明确指出区分这些阶段的标准在于如何回答社会发展动力问题，即如何回答人类历史运动和进步的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这五个阶段依次是：神学史观、理性史观、利益史观、辩证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
什么是神学史观呢？神学史观就是用神的意志解释历史过程的理论。“这是一种最原始的观点：它同人类思想企图探明周围世界的最初努力有着密切的联系。”[24]它的特点是用一个或几个超自然力量的意志和直接间接的作用来解释历史过程和评价社会现象。在它看来，一切历史事件都取决于天意。这种思想一直统治了一千多年，直到十八世纪初才退位。这个阶段的代表是两位主教：圣奥古斯丁（354-430年）和波舒哀（1627-1704年）。他们各自代表一个历史时期。
历史哲学发展下一阶段即理性史观的主要代表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派思想家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人。他们的历史哲学的基本思想是：观念的发展归根到底说明着整个历史的进化，或者说：“意见支配世界。”所以理性史观也可以称为意见史观。把意见看成是人类社会中发生的一切事物的最后原因，看成是历史过程最基本最深远的原因，这在当时是十分流行的观点。何谓意见呢？“支配世界的意见的基础乃是民族内部流行的真理和谬误的一定的总和”。[25]过去，人类的一切道德的和政治的灾祸都是愚昧无知造成的。一旦理性发现了真理，这些灾祸立即可以免除。启蒙派思想家都深信理性终归会取得胜利。所以“意见支配世界”也可以说是“理性支配世界”。
法国复辟时代历史学家和圣西门等人的思想代表了历史观发展的下一个重要阶段。和法国启蒙派相反，他们认为“不是意见，而是社会利益，或者说得更好一些，社会重大构成要素的利益、阶级的利益和这些利益的对抗性所引起的社会斗争，支配着世界并决定着历史的进程”，因为“群众是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的；利益是一切社会创造的源泉和动力”。[26]这里所说的“利益”，是社会各阶级的“现实的利益”，首先和主要是经济利益。正是这些表现在人们的公民生活和财产关系中的经济利益，在复辟时代历史学家看来，成了政治事变的主要发条，成了决定民族风习和国家制度的根本原因。
历史观发展的第四阶段，即替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做了充分准备的阶段，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发展史观或辩证唯心史观。这个历史观的最大特点是从现象的发展观点上，从现象的产生和消灭的观点上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和一切历史事件，虽然黑格尔所说的发展归根到底只是绝对观念的发展。在他看来，“历史不过是普遍的精神在时间中的发展。历史哲学——这是依照理性来考察历史。它按照事实本来的样子看待事实，它加给事实的唯一的思想，就是理性支配世界。”[27]这里的“理性”不是指自觉的理性．而是一般规律。理性是在规律性的意义上支配历史的，就像它支配天体运动一样。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马克思的理论。它的基本思想可以归结为以下两条：第一，生产关系决定着社会生活中人们之间所存在的其他一切关系；第二，生产关系本身又决定于生产力的状况。
五阶段中的第二、三、四阶段，即理性史观、利益史观和发展史观都属于唯心主义历史观。所以概括地说，历史观的发展经历了三大阶段，即中世纪到十七世纪的神学史观，十八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近代唯心史观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28]
当然这种划分并不是最后的、绝对的，许多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例如古希腊罗马有没有历史哲学？如果没有，根据是什么？如果有，它究竟是属于神学史观还是自成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根本特点是什么？等等。普列汉诺夫本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些。所以他在上述讲演和本书中都明确申明，他仅仅谈到历史上的“某些历史哲学”。
（四）
普列汉诺夫在叙述历史观发展史时，清楚地说明了各个唯心史观体系中唯物主义因素从萌芽到壮大到成熟以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过程。
奥古斯丁历史哲学的基本原则是一切历史事件绝对取决于天意。但是他在不厌其烦地叙述这个基本原则的同时又一再声明：“天主的道路是不可吐露的。然而如果这是对的，那么又为什么提出探索这些‘道路’的徒劳无功的课题呢？而且为什么把这些不可吐露的‘道路’当作对人类生活的种种事变的解释加以援引呢？矛盾是明显的，而且正因为矛盾是明显的，所以就连有狂热的和不可动摇的信仰的人们，只要他们稍微尊重一点逻辑，只要他们不想硬说不可吐露的即不可说明的和不可理解的东西说明着一切并使一切成为容易理解的，也都不得不放弃用神学来解释历史。”[29]换言之，提出研究“不可吐露的”“天主的道路”这一要求，就其是对神学史观的否定这个意义来说，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这是神学史观的第一时期。我们不妨称之为绝对的神学史观。
神学史观第二时期代表波舒哀否定了天主道路不可吐露的说法，提出了“人间万事皆空”或“人事无常”的神学。虽然这种否定总的说来仍然没有超出神学的范围，却是朝唯物主义迈进了一大步。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历史事件特殊原因的分析上。“按照波舒哀的意见，历史中往往有一些事变，其中仅仅体现上帝的指示，或者换句话说，其中有上帝直接的活动。这类事变可以说是历史的奇迹。然而在大多数场合，在事物通常的流程中，每个特定时期发生的变动都是受先前各个时期产生的诸原因制约的。真正的科学的任务是研究其中没有任何超自然东西的这些原因，因为这些原因仅仅依赖于人们的和各民族的本性。”[30]和奥古斯丁的绝对神学史观不同，波舒哀的神学史观可以称为有限的神学史观。因为它给历史事件的自然的解说留下了广阔的地盘。用自然的原因，而不是用超自然的原因解释历史的自然过程，不正是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解释么？不正是用自然解释自然这个唯物主义原则在社会领域的运用么？尽管“这种自然的解释在他那里是同神学观念紧密联系着的”，但它毕竟“承认——自然是不自觉地和不由自主地承认——神学概念本身，即用一个或几个超自然力量的作用来解释现象的那种方法本身是无能为力和徒劳无益的。”[31]
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发展了波舒哀体系中的这个唯物主义因素。伏尔泰要求在分析历史事件时仅仅考察第二性的即自然的原因：“让受到神圣托付的人去从事表示尊敬的神圣事业吧，我们自己所关心的只是历史事变。”[65]这样他就一脚踢开了神学的历史观。在这个意义上，伏尔泰第一次宣布了唯物史观对神学史观的彻底胜利。但是这种胜利只是初步的。“伏尔泰的历史哲学是科学地解释历史的尝试。”[33]因为伏尔泰以及后米的其他启蒙派代表都是用风俗和观念的发展，用意见的发展、理性的发展来说明历史的进化。
这无疑是典型的唯心史观。但是在这种历史观体系内部存在着强大的唯物主义因素。所有的启蒙派在坚信环境（即人们的社会关系）为意见所决定的同时，还提出了另一个对立的命题：意见为环境所决定。所谓“环境”在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及其同道看来主要是社会环境，主要是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这样，“社会环境决定意见、舆论”的思想，可以说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科学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雏形，因为首先，作为“社会环境”概念主要内容的政治法律制度的确是“社会存在”构成要素之一，虽然还有比它更为根本的要素。其次，即使在法国唯物主义的上述唯心主义命题本身中也存在着唯物主义因素。“意见万能”思想固然是典型的唯心史观，但其中包含着真理的极小颗粒：意见对人、对历史进程有极大影响。因为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思想对社会发展有巨大反作用。不仅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得不承认法国唯物主义者们上述对立的命题都是正确的。因为环境和意见、国家制度和道德风俗之间的确存在着相互作用，它们互为因果。这也是它们唯心史观体系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原理是：社会诸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
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基佐、米涅和梯叶里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等人的历史观进一步大大地发展了法国哲学家历史动力学说中的唯物主义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发展了法国哲学家关于社会环境是意见、舆论变化的原因，关于政治法律制度是社会发展主要动力的思想。基佐等人认为，必须从新的观点去考察“环境”或“社会环境"，不能把社会环境的一切属性都归结为立法者的活动，归结为政治宪法，因为政治立宪、政治法律制度本身只是派生的东西。“政治结构在成为原因以前乃是结果；（这些结构的）根源在于各民族的社会状况。社会状况决定于所有制状况。”[34]反过来说，所有制状况或者叫财产关系，乃“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甚至统治该国家的观点的最主要、最深刻的基础”[35]这样，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们就在历史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而相对完整地提出了所有制关系是“社会存在”的另一个要素，它决定着社会物质结构即社会存在的上层要素——政治法律关系，从而加深了“社会环境决定意见”这一原理的理解，缩短了“社会环境”过渡到“社会存在”的过程。
第二，论述了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至少是近代各族人民历史发展最主要动力的原理。阶级斗争是上述历史学家历史观的中心概念。在他们看来，文明社会的全部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它遵循着这样一条进步公式：“变化破坏利益；利益产生政党；政党进行斗争”。[36]他们清楚地分析了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同各阶级或阶层中间逐渐形成的思想潮流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样就为马克思“用唯物主义观点去解释文明人类的思想史准备了很好的基础”。[37]他们还善于追溯社会阶级或阶层对社会政治制度的决定性影响，并且了解到国家政权是各阶级为实现自身经济目的而进行斗争的必不可少的工具。这就是说，基佐等人对社会存在的两个因素（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或阶级斗争的两个方面（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之间相互关系，即对政治以经济为基础，同时又反作用于经济，已经有了初步的正确的观点。
第三．提出了人民、整个民族应当成为历史主人公的思想。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既然认为理性支配世界，那么具有理性的杰出人物、立法者在他们心目中就成了决定历史命运的主要力量。复辟时代历史学家（例如梯叶里）断然否定了这个唯心主义观点。他们指出，“旧的学派对国王的世系注意过多。它没有给人民群众的任何独立活动留下余地”。真正的历史应该是“民族的历史、公民的历史”。“在‘公民’群众中，有特权人物和贫苦百姓，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历史学家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后者的生活上。”[38]
把圣西门与基佐等人放在一起，同属于利益史观的代表，因为圣西门是复辟时代历史学家的老师和先辈。无论在所有制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原因、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的基本事实问题上，还是在社会发展的规律性问题以及其他历史观重大问题上，基佐、梯叶里都应当把自己的基本观点归功于圣西门。
当然，两者也有不同。例如，圣西门超过了他的学生，他没有停留在财产关系是整个社会制度的基础这个结论上，而是继续前进，得出了产业发展的需要决定财产关系的状况和变化的结论。这就使他接近于生产规律实质上归根结底决定着社会的发展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当然他只是有些地方接近于这个原理罢了。而且和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一样，他也陷入法国启蒙派曾经陷入过的同一性质的矛盾。法国启蒙派哲学的基本矛盾是．意见决定于社会环境（政治法律制度）；社会环境又决定于意见。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进一步认为，政治法律制度由所有制关系，由社会阶级和等级的现实经济利益决定。但产生社会阶级和等级的来源是什么？造成特定所有制关系的原因是什么？是征服。而决定作为政治行为的征服的又是征服者的意志和意见。圣西门更进一步，他说，决定所有制关系的原因是产业发展的需要。但为了生产，必须有劳动工具，而工具是理性和智慧的产物。这样，启蒙思想家关于意见、“教育”完全支配世界的观点更牢固地得到了证实。
人们绕了一个比一个更大的圈子以后又退回到法国启蒙派原来的出发点。但他们毕竟不是原地踏步，而是前进了。这个时期历史观的发展经过了一个螺旋式的历程。如果提出所有制关系决定社会政治制度是历史观向唯物主义前进的一大步，那么圣西门偶尔接近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根本原因的思想就向最后建立科学的唯物史观靠拢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只是圣西门这一步的跨度实际上是很小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普列汉诺夫在叙述唯物史观发展过程时把空想社会主义者放在基佐、梯叶里等人之后，尽管按年代顺序以及基本思想继承关系说，这些历史学家应在圣西门之后。
向科学的唯物史观靠拢的最大的一步是黑格尔迈出的。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产生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极为关键的。普列汉诺夫在一系列哲学著作，特别在《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一文中，对此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述。就社会发展动力问题而言，可以用以下三点来说明。
首先，黑格尔全面地制定了辩证法，并且开始用这个强大的认识工具去分析社会现象。他第一个试图阐明人类全部历史乃是一种有内在联系的、通过对立面不断斗争的发展过程，它服从于某种必然的规律性。尽管他的一切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但是他的那些深刻的方法论原则为后人科学地考察社会发展动力问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理论前提。正像恩格斯所说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39]比方，如果没有谢林、黑格尔对自由和必然、客观规律性和人的自觉活动的辩证观点，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全面正确解决显然是不可能的。
其次，黑格尔在说明自己关于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法权关系和国家形式对社会经济状况的依赖性的观点时，不仅继承了复辟时代历史学家和圣西门等人的基本思想，而且大大强化了他们的理论深度。圣西门和他的学生们主要研究罗马帝国崩溃后的西欧史，他们的那些历史哲学结论正是从概括这一时期历史事件中得出来的。黑格尔则不同：他的《历史哲学》上起古代东方，下迄当代日耳曼世界，包括欧亚非各洲。“他在历史哲学上的不变手法开始时稍微模糊地援引绝对观念的属性，接着就更详细得多地、而且是自然更令人信服得多地说明所讨论的那个民族的财产关系的性质和发展。”[40]因此，他的历史观中的前述唯物主义因素就远远超出了一个时期一个地区的范围。加上黑格尔是作为哲学家，而不是作为历史学家或社会思想家提出这些思想的，这也就必然会使他的结论更有概括性。
最后，黑格尔跟自己的前辈和同辈十八至十九世纪初期的启蒙思想家、历史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他“力求把社会生活中一切作用着和互相作用着的力量归结为普遍的和统一的源泉”。[41]这些前辈和同辈都是折衷主义者，始终在意见、政治制度和财产关系等互相作用着的诸社会因素的矛盾迷宫中困扰着。他们都不懂得，“互相作用着的双方不能当作直接的材料，而应该理解为某个第三者的、‘更高的’东西的因素。”[42]一旦这个既决定意见、政治制度和财产关系本身，又决定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第三者”弄清楚了，归根到底引起人类历史运动的那个根本原因，即决定所有制状况的那个潜藏的力量也就揭示出来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当然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不是在物质生产中而是在绝对观念中去找这个“第三者”。过去的思想家们在上述因素相互作用的矛盾迷宫中折腾了一阵子之后都相继回到了意见决定一切的唯心主义人性论老巢。黑格尔的巨大历史功绩，不仅在于他明确提出弄清楚“第三者”这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课题，而且还在于正确指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历史发展的动力不在人性之内，而在人性之外——尽管他看作“第三者”的这个绝对观念不过是人性的一个方面即逻辑思维过程的抽象。
总之，普列汉诺夫在论述马克思天才地发现唯物史观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时，充分地、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科学的唯物史观的产生是一百多年来西欧先进思想家研究成果的合乎逻辑的必然产物。或者正如普列汉诺夫自己所说，这段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的理论为什么出现了，为什么必定要出现，它回答了直到这时为止尚未解决也无法解决的问题，以及，因此，它的真正意义是什么。”[43]
（五）
普列汉诺夫在本书第五章中全面、系统、通俗地考察了社会外部和社会内部几乎所有要素在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为了揭穿米海洛夫斯基等人“主观”社会学的错误，驳斥他们攻击马克思历史观“狭隘”、“片面”的指责，以“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是具体的”这一思想为中心，尽可能充分地逐个阐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各种原理。所谓以“真理的具体性”原则研究社会，意思是把社会当作一个具体的整体，而不是只强调、只考察某个或某些社会因素。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因素其实都是抽象的产物。站在这个观点上看社会，都是分析的、片面的。马克思主义要求在尽可能多地分析诸社会因素之后，把它们整合起来，这样来考察社会，才是综合的、具体的。他从类人的祖先进化为人开始自己的叙述。首先他说明工具的使用即人的劳动和生产活动在从猿到人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指出地理环境对这一过程和早期人类社会演化的重大影响，然后谈到任何社会的基础是生产力，是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经济，接着从一般的人类社会转到任何社会的周围环境即与周围其他社会的相互关系。然后转到家庭、家族制度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转到法和法的概念及其与社会需要和生活实践的关系，转到法、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转到阶级和阶级斗争，转到社会心理，转到社会心理与思想体系，特别是高级思想体系如科学、哲学、宗教、文艺、美学等等的关系。往下谈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最后谈到马克思的历史观是最懂得理性价值、最重视理性作用的哲学，谈到马克思哲学的“实践”性，谈到它是“行动的哲学"，还谈到马克思的哲学没有结束真理，而只是为发现新的更多的真理开辟了最广阔的前景。
贯穿第五章的整个阐述有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第一，普列汉诺夫在每一个适当的地方都引证了马克思本人的原话，来说明某个或某些唯物史观原理，随即驳斥对手的歪曲或误解，并且对这些原理作出通俗的阐释和进一步的发挥，甚至提出了新的原理和命题。
第二，在许多地方他都引证了当时民族学、历史学、文化史学、社会学、法学、地理学、经济学、美学、文艺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著名专家专门研究的成果和旅行家的证言来说明马克思历史观的正确。这是本书第五章另一最有学术价值的内容。
第三，通过对上述专家的引证以及对米海洛夫斯基等人有关错误观点的批判，使读者加深了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认识。
本书第五章主要是叙述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在叙述过程中顺带驳斥了米海洛夫斯基等“主观社会学者”在各项理论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指责。在“结论”中作者则用“比较-历史的方法”首先介绍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在德国是否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上如何攻击马克思、恩格斯的，然后分析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米海洛夫斯基等俄国自由民粹派分子在俄国是否可以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同一问题上如何攻击马克思的俄国学生们的。通过比较，作者发现米海洛夫斯基等人的议论没有一点新东西，完全是重复此前德国人说过的思想。如果说在第五章中通过对俄国“主观社会学”的批判，切实详细具体地阐释了作者对唯物史观史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身的种种观点，那么在“结论”中，普列汉诺夫把重点完全放在批判俄国自由民粹主义者们在俄国资本主义命运这个“实践理性”问题的观点上。至于问题本身几乎没有多着笔墨。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俄国是否可以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他已经在《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中详细批判过了，这里无须重复。二是本书的主题，正如书名所示，是论述“唯物史观的发展问题”的。过多的重复会干扰、冲淡主题。只要简单指出“主观社会学”的理论观点如何导致实践上有害的政治“结论”就足够了。
通观全书，凸显在我们眼前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把原理的研究同对该原理的历史探讨融为一体。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中最珍贵的东西是把深刻的和多方面的研究人类思想发展过程同解决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结合起来。像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大哲学家一样，他力图通过分析哲学史上、思想史上种种学说或当今各派思想以便得出、验证、丰富、发展自己的理论，或者批判自己所反对的理论观点，把哲学史、思想史过程的考察看成是自己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他认为哲学史好比“真理的根”，“围绕真理的根挖掘总是有益的”。在他那里从来没有一个哲学史问题仅只具有历史意义；他从来不作孤立的历史考证。在他那里也从来没有一个重要的论点或原理不是通过对哲学史各派学说的辩证分析而得出的。读过他的著作的人都对他的“旁征博引”印象特别深刻。他这样做绝不是为了显示他的博学，而是为了更鲜明有力地论证某个思想。可以说，包括本书在内的、他的大多数哲学著作都是史论结合的典范。
本书三联书店，1973年单行本的两篇附录，即《再论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再论三段式》和《对我们的反对者讲几句话》，这里没有收入。但其中关系重大的三处论述，则完整地摘录，放在本书正文适当地方的注释中，并略作评论。
本书收录了四个附录。都是与唯物史观史密切相关的，是对本书前四章的重要补充。而且最后三篇（即附录二至附录四）不知什么原因竟然没有收进五卷本《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大概跟前苏联普列汉诺夫研究专家们对普列汉诺夫在唯物史观史和地理环境理论方面的巨大贡献认识不足有关系。我们在每篇附录前面都写了一段“译者按”语，对收录它的理由作了简要的说明。
本书引证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一律按照普列汉诺夫本人的译文翻译，同时标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卷次页码。所引其他文献，凡有中译本的也几乎全都注明了出处，以备查考。
本书重译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三联书店1973年单行本。这个译本虽然对博古的译文作过两次修改，仍然有不少误译、漏译和译得不准确的地方。对此我们尽可能作了补正。当然，学海无涯，译事艰难，本书译文难免不有错舛和不当的地方，敬请读者和方家不吝指正，以便再版时修改。
为了帮助年轻读者了解普列汉诺夫其人，我们收录了“普列汉诺夫生平简介”。
本书注释有三种。一，作者原注；二，俄文版编者注；三，译者注。为使读者阅读方便，我们统一使用“[1]、[2]……”表示，并在每条注释后面标明注释的类型。正文和注释中方括号（【】）内的文字为译者所加。
为了便于读者查找，还编了“人名索引”，放在本书末尾。
本书全部文稿均有李清贤女士帮忙打印，谨致谢忱。
王荫庭
2010年11月于南京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9卷，第379页。以下凡引此书均指中文第1版。
[2] 同上书，第383页。
[3] 同上书，第36卷，第301页。
[4] 同上书，第38卷，第236页。
[5]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1页。
[6] 转引自恰金：《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分析》，1977年俄文版，第7页。
[7]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第66页；第16卷，第267页；第32卷，第84页。
[8] 《回忆列宁》，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48页。
[9] 克鲁普斯卡娅：《论列宁》，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黑体是引者加的。
[10]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3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页。
[11]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53页。
[12] 《拉萨尔评传》，载《马列主义编译资料》，第13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2页。
[13]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55页。
[14] 同上书，第154页。
[15] 本书第656页。（以下凡标注的本书页码，均指本书边码，——译者注）
[16] 本书第608页。
[17] 本书第689页注释。
[18] 普列汉诺夫《车尔尼雪夫斯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71页。
[19] 本书第689页注释。
[20]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07页。
[21]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62页。译文有改动。
[22]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81页。
[23] 同上书，第664页。
[24] 本书附录一第一讲。
[25] 本书附录二，第二节。又见本书第514页注释。
[26]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735、737页。
[27]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744页。
[28] 《普列汉诺夫遗著》，俄文版第5卷，第251-252页。
[29] 本书附录一。
[30] 本书附录一。
[31] 同上。
[32] 本书附录一。
[33] 同上。
[34] 本书附录三。
[35]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74页。
[36]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24页。
[37] 同上书，第527页。
[38] 参见本书附录三。
[3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46-347页。
[40] 本书第599页。
[41]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95页。译文略有改动，
[42] 同上书，第三卷，第734页。译文略有改动。
[43] 本书第6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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