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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锡兰社会平等党总书记古尼华道那同志的一封公开信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廿七日）
亲爱的古尼华道那（Goonewardena）同志：
当我听到你们的党被中国人民政府正式邀请派遣代表前往中国访问时，我曾代表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组织，于本年二月廿二日写信给你，希望你们访问中国的代表们，「利用这次访问中国的机会，向中国群众表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正面立场，以此澄清他们对于我们的，即官方宣传的误解」。并「特别希望你们前往访问中国的代表们，向中共提出如下的要求：
「释放一切被监禁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恢复他们的名誉。（他们曾是以「反动派」的名义被逮捕和监禁的。）
「允许托派的组织合法存在与活动」。
但我代表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包括关禁在毛政府的集中营的上百名同志和同情者们）这个迫切而合理的「希望」和「要求」，竟得不到你的任何回音！
虽然如此，我还是在期待着，或许你们的访华代表们将以言行的事实来答复我的信？
迄至今年七月初，我读了从中国寄来的本年五月份的「人民日报」，其中记载了你们的代表团所表示的态度和言论。这不但与我的「期待」和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希望」不符，简直是相反。因此我当时曾拟再写一信给你，批评你们访华代表团的言行。但有同志对我说：「还是等一等吧，也许锡兰党访问中国的代表中，会有人发表访问后的观感，如哥文（Golvin）同志访苏回来后所发表的。哥文的文章发表于1957年6月某期Militant（战士报），他从实地考察证明苏联的政治革命之不可避免」。我接受了这位同志的提议，一直等到九月末，还未见到你们的代表们访华回来后任何文字的发表。于是我又着手写信给你。
恰在此时，又有一位法国同志来告诉我，说你已来欧洲旅行。他并转述你有意想见我。于是我的信又中止下来，意在见了你本人后再说。但你虽在欧洲旅行了将近两月，却找不出一点时间来履行你有意见我的诺言！
尤其是最近从英国方面的同志知道，你们的访华代表之一，Rad Soyza同志，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九月十七日）报告关于中国的访问而答复问题时，竟说：「中国托派没有正式接触锡兰社会平等党」。这便迫着我再也不能缄默下去了。
以上是表明我迟至此刻才来给你写这封公开信的原因。
现在让我将你们的代表团在访华过程中所表示的态度和言论，从《人民日报》上摘录下来，附以必要的批评。
中国《人民日报》披露有关你们代表团访问的消息，一共有四次（见1957年5月16、17、19和31日的该报）。其中较重要而值得注意的是5月19和31日的记载。因为19日的消息标明，「刘少奇以人代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资格宴请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并和你们的代表们「交换许多意见」。31日的新闻标题为「锡兰新平等社会党代表团告别晚宴，」并指出「有周恩来总理出席」。
在5月19日的宴会上，关于你们代表团与刘少奇的谈话有如下的记录：
「宾主进行了长时间的畅谈，」
「刘少奇委员长向客人们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说，我们两团应该友好合作。
「佩雷拉（Perera）说：……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亚洲击退任何侵略的堡垒。
「刘少奇说：中国是大国，但还不是强国。
「佩雷拉说：可是亚洲国家都仰望着中国。他认为中国和印度应该是保卫亚洲国家不受侵略的国家。
「谈话大家都认为东方人应该防止帝国主义重新抬头。佩雷拉说：美帝国主义接受英国与法国的许多教训，他的侵略更狡猾。刘少奇说：美国更强大。因此大家应该联合起来，集中力量才可以同它进行斗争。
「客人们还谈到，亚洲许多国家的经济是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的，因此应该进行经济合作。主人表示同样的看法，宾主都认为中锡两国是遵循着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贸易来往。客人们认为中国在贸易中很慷慨，特别卖大米给锡兰。……
「佩雷拉谈到锡兰政府积极的中立的外交政策，我们是拥护政府的外交政策的。
「客人们表示，中国在短短期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要研究和学习中国的经验。刘少奇请客人们在中国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都要看。他说：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很多。官僚主义很厉害。
「刘少奇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有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官僚主义。问题是如何对待官僚主义。我们是坚决反对它的。但是进行这种斗争要适当，不要过火。
「刘少奇说：现在我们全国各地工厂、农村、学校和机关，都在评论缺点和错误，矛头是指向领导者。………
「佩雷拉向刘少奇赠送了礼品，并表示锡兰人民和新平等社会党对中国人民的敬意和友谊。刘少奇表示感谢」。
在5月31日的「告别宴会」上，《人民日报》记载的摘要如下：
「周恩来出席了宴会，佩雷拉对锡兰新平等社会党（L.S.S.P）代表团在中国受到亲切的款待和热烈的欢迎表示感谢。他说：这次代表访问中国是愉快的，有收获，并且有很大的兴趣。
「佩雷拉说：这次代表团的访问中国，相信已增加了中锡两国的了解，促进了彼此的善意，巩固了两国的友谊。
「佩雷拉说：锡兰和中国一样渴望和平、锡兰将和印度、中国一起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战争……」
从上面这些颇为冗长的摘录中，也就是从你们的代表团与刘少奇和周恩来（他们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共的两个领袖）的全部谈话中，不但没有看到你们的代表们向刘与周询及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命运，而且也没有表现出他们是代表托洛茨基主义者（虽然他们是以托洛茨基主义者的L.S.S.P的名义被邀请去访问中国的），向中国群众表示应有的革命态度和主张，表示他们代表锡兰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工人和农民的任何革命的意向或愿望。
你们的代表团的发言人所发表的一切言论，如上面所指出的，很明显地只是站在国家的和平的立场上，好像他们是代表锡兰的现时的统治者，与中国官方进行一些外交式的交换意见，呈献一些颂词。这不但与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访华时所发表的意见毫无差别，即与尼赫鲁、苏加诺和吴努们的许多代表团在访华时所表示的态度和言论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当你们代表团的发言人佩雷拉同志谈到「中国和印度应该是两个保卫亚洲国家的国家」时，他竟忘记了尼赫鲁的印度与毛泽东的中国之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者仍然是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而将「保卫亚洲国家不受侵略」的命运寄托在它身上。未免令人惊奇！当他谈到「亚洲许多国家的经济朝着一个方向发展，应该进行经济合作」时，他完全忽视了你们的锡兰和印度等国家还停留在资本主义统治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统治的印度和锡兰怎能与已经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进行经济合作呢？」
尤其当佩雷拉「谈到锡兰奉行积极的中立的外交政策」，你们的党「是拥护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时候，这表示他完全不懂得尼赫鲁和班达兰乃克（Bandaranaike）等所谓的「积极的中立的外交政策」，仅仅是他们代表本国资产阶级的基本利益在「中立主义的积极的外交政策」的幌子之下，取得克里姆林宫的官僚与本国斯大林主义党的支持，以妨阻和瘫痪工农群众走上革命的解放道路而已。
当佩雷拉谈到「锡兰和中国一样渴望和平。锡兰将和中国、印度一起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战争」时，他竟没有提到，甚或没有暗示锡兰和印度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夺取政权的革命意向和需要，以此为有效地「反对战争」，达到「和平」之唯一手段。这证明他完全忘记了列宁与托洛茨基对于「和平与战争」的基本观念，就是说：在帝国主义时代，如果先进国的工人阶级和落后国的被剥削群众，不联合起来，以革命的行动去摧毁帝国主义，首先是摧毁本国的资产阶级，剥夺它们的财产，则战争是绝不会终止，真正的和平是不会实现的。你们的代表团主张同班达兰乃克统治的锡兰与尼赫鲁统治的印度去争取「和平」，「反对战争」，试问这与克里姆林宫所指挥的各国斯大林党对于「战争与和平」的立场有什么不同？！
其中含有讽刺意义并令人惊奇的是，当你们的代表们恭维中国的「巨大成就」，表示「要研究和学习中国的经验」时，刘少奇却教导他们「在中国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都要看」。他甚至说：「中国的缺点和错误很多，官僚主义很厉害」。而你们的代表们对此竟然默不作声！
难道你们的代表们不知道或不承认中国是在斯大林主义者的官僚主义的统治之下吗？即令他们以前不知道或不承认中国的官僚主义，至少刘少奇已被迫地告诉他们了。而且当时，即你们的代表访问的时候，正是学生、工人、农民及一切知识分子反对和抨击中共的官僚主义最激烈而达到高潮的时候，如刘少奇在他的谈话中所承认的。假如你们的代表们没有忘记他们自己是反斯大林党的官僚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便应当利用刘少奇自己谈到官僚主义这个绝好的机会，援引马克思、列宁（即令不援引托洛茨基）对于防止工人国家官僚主义化的主张，如工人阶级的充分的民主，一切行政和经济及文化机关，由工人和贫农自由选举的苏维埃或委员会直接管理或监督，一切行政的官吏和经济机关的管理员的薪金不得超过技术工人的工资，……向刘少奇，同时也就是向中国工农群众及革命的知识分子指出：只有根据马列的这种主张，才能有效地「适当地」「进行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并进一步消灭官僚主义。刘少奇所谓「不要过火」，正是站在官僚主义者的立场上，企图以「过火」之罪名压抑工人群众的民主，继续其官僚的统治。这是应当给他揭破的。假如你们的代表团能够这样做，在当时中国正被卷入暴风雨般的批评中共官僚主义的「大鸣大放运动」中，将发生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广大的群众中替托洛茨基主义赢得了尊敬和向往的。很可惜，你们的代表团竟放弃了这样的一个绝好机会！
像前面所指出的你们的访华代表团所表示的态度和言论，在中国工农群众和革命分子中一定引起了不少的怀疑和混乱。首先他们将感到锡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与中国斯大林主义党的立场没有什么不同。因而引起他们对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主张的迷惑。另方面，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正利用这个机会向中国的群众暗示：你们看，这是L.S.S.P.的代表们，锡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他们在各方面都表示同意我们，称赞我们，「要学习」我们的「经验」。这与中国托派被攻击的「以左的面貌干反革命的勾当，」是多么不同啊！
尤其令人奇怪的是：你们的代表们和刘少奇与周恩来谈到了许多问题和事物，甚至连中国「卖大米给锡兰」的事情也谈到，却没有一句话提到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被迫害被监禁的事情。难道你们的代表们认为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之被迫害被监禁是无足轻重的事，不值得你们注意和关怀，不值得你们向中共提出质问与要求吗？
我想你一定不会忘记，当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于1956年4月访问英国时，英国工党那些最保守的领袖们，甚至也向前者提出了释放东欧各国的社会党人，他们的同志的要求。为什么你们的访华代表们，连英国工党领袖们那种对同志的关怀都缺乏呢？
假如你们的代表们没有放弃或忘记托洛茨基的国际主义，他们是绝对应该，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向中共的领袖刘少奇、周恩来，乃至毛泽东（据说，你们的代表团曾得到毛的特别引见）正式提出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被迫害和被监禁的问题，要求释放他们，并允许中国托派合法存在与活动的。
首先，你们的代表们，可以根据你们的党，锡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虽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不但没有被迫害，被监禁，而且还能够合法存在与活动，参加选举、被选为国会议员，甚至得到中国人民政府正式邀请访问。为什么号称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反而要迫害与你们同样的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不容许他们合法存在与活动呢？而且中共既已允许一切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合法存在与活动，并参加了政权，为什么要特别迫害站在工农群众利益上发言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呢？
假如中共的领袖们拒绝你们代表团的要求，说中国托派「犯了反革命的罪恶」，如他们一向所宣传的，那你们的代表便可以乘此机会要求中国人民政府对中国托派来一个公开的审判，让你们的党和其它各国工人群众的组织派遣代表观审，以明真相。这样，不但会在中国广大的群众和舆论中发生巨大的影响，给中国被迫害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以有力的援助，而且还给全世界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一个勇敢而光荣的贡献。你们的代表团为什么放弃这种光荣的任务呢？不错，你们的访华代表团员之一，Bernard Soysa同志曾说：「The Chinese Trolskyists have no Official contact with the L.S.S.P.」（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与L.S.S.P.之间并无正式接触）。也许他们以此为理由来辩称他们在访问中国时所采取的立场。但事实是：我在本年二月廿二日，即你们的代表去中国以前的两个多月，已「代表中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写信给你，和你们进行「official contact」，希望你们的访华代表团向中共提出「释放一切托洛茨基主义者」，「允许托派组织的合法存在与活动」了。这证明你们的代表团不向中共提出如上的要求，是明知而故意无视的。此种对同志，对中国几百个托洛茨基主义者被迫害的重大事件的毫不关怀和轻视的态度，究竟怎样解释呢？
此间有位同志（他是与你们有过「正式接触的」）替你们的访华代表团辩护说：锡兰的党准备在不远的将来走上政权，因为自己的国太小，必须获得中国那样的大国的支持，因而不愿在中共面前表示激烈的革命态度和主张，更不愿因中国托派被迫害的问题与中共发生争执或破裂。假如此种辩护是反映了你们的倾向，那我便不得不向你们提出忠告：正因为你们的国太小，你们的党如要走上政权，尤其是维持政权，便应特别站在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立场上，以此去赢得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和苏联）的工人阶级的支持，特别是印度工人阶级的援助，才有可能。把希望寄托在中国或苏联的斯大林党的统治层上，其结果只能是一负数。这是值得你们加以严肃地考虑的决定性的问题。
就我个人说，我是一向尊敬你们的党在运动中所获得的成就的。但当我看到你们的访华代表表现的那些错误观念，那种离开国际主义的民族保守主义的倾向，却不得不给以如上的批评。如果你们的党，能够根据同志的批评来检讨一下你们的访华代表团的言行，以至你们整个党的方针，我相信，这对于你们的党，对于我们的整个运动，都是很有益的。
友好的彭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