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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马克思主义战士彭述之
——对彭述之政治思想和活动的评价
《十月评论》编辑部
1983年12月15日
彭述之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斗的一生，是无畏地对抗着各种政治逆流而泳进的一生！
从1920年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时候起，他便从无间断地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一直为之而斗争，达63年之久。就从事革命运动时间之长，所受艰苦打击之多，坚持斗争意志之强，保持革命者常态之恒而言，确实是革命史上罕见的。
彭氏之有这样的表现，与他的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经验知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革命乐观主义、个人的优良本质等等分不开。
他既然已把自己毕生的力量贡献给了全人类的解放事业，由此带来对这个事业的贡献，是显著的、不能抹煞的。以下，我们将从他一生政治活动的几个时期，评述他的主要政治思想、活动和贡献。
（一）参加中共和领导革命时期（1920—1928年）
彭氏在这时期的政治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大体上接受了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经验，尽管未很成熟。正如当时的中共还很年青一样，彭氏本人也很年青，而且只有几年的政治活动经验。尽管这样，在1925年，他已担负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职务，为中央局5名委员之一，兼负宣传部长职责，亦即负有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重责。这时期，正值中国爆发第二次大革命，他也是这次革命的实际领导人之一，包括共同参与策划成功的上海工人暴动。
这次革命本来是大有成功希望的。但由于当时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所制定的机会主义路线，并以命令强迫中共接受，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既大力扶植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势力，又压抑了工农及中共力量的应有蓬勃发展，以致为蒋介石（随后又为汪精卫）所叛卖，使革命归于惨败。在这次革命失败的责任上，从陈独秀到彭述之以及其他的中共领导人，虽然要不同程度地负有执行错误政策的责任，但主要的责任应该由当时的共产国际，特别是斯大林负起。（斯大林是当时共产国际错误路线政策的制定者和发号施令者。）
而在整个执行过程中，陈独秀、彭述之等领导人，实际上仍然不同程度地提出过反对意见和对抗性的建议。尽管这些意见和建议总是被国际代表所拒绝，不能超越出莫斯科的命令，又尽管它们没有被提议人坚决推行到底，没有冲破共产国际的纪律束缚，而是一再迁就、搁置（这种迁就或多或少也是一种错误），但是，它们本身仍然具有进步意义，且多少发生过良好的影响。
彭述之在这方面的表现是比较突出的，曾作出了不少值得赞扬的贡献，现分述一些事例如下：
第一，在革命准备时期，他向中共中央提出了三项重要建议：
1．拒绝孙中山的下述要求，即：共产国际给中共的决议和训令，必须交国民党中央（或国民党设立联络委员会）审査。彭氏这个建议被采纳了[1]，从而帮助中共不再对国民党完全顺从的态度。2．建议成立工人运动委员会，以专门负责全国工运工作。3．加强党的地方组织，并从莫斯科调回同志负责这些工作。后两项建议也为中共中央所接受和实行，替以后的革命准备了一些有利条件。
第二，同一时期，他在政治上宣扬马列主义的重要理论主张，对抗右倾的孟什维克思想：
1．指出“列宁主义是我们的武器，十月革命是我们的大道。我们来练习我们的武器——列宁主义，我们来走向我们的大道一一十月革命”。这就是说，中国的国民革命，应依照列宁主义的政策，遵循十月革命的道路，不断地走向社会主义革命。[2]
2．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配作领导者，也只有它能作领导者。”“……中国工人阶级的使命绝不限于国民革命，绝不限于消灭帝国主义与军阀，它自有它更伟大的使命，最终的目的——无产阶级革命。”[3]这篇文章的思想，在发表前影响了陈独秀的意见，促使他从以前主张“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是目前需要而且可能”[4]，转而认为：“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给我们的总教训是：社会各阶级中，只有最后的一阶级——无产阶级，是不妥协的阶级……”。[5]
这些正确思想，既然时常在党的机关报和理论刊物上公开传播，自然会对党内外产生建设性的影响。
第三，在革命时期，彭述之继续图谋要为实行马克思列宁主张、对抗蒋介石的反革命，而作宣传鼓动。例如：
1．针对1925年9月20日上海总工会被封事件，他在《向导》著文指出：“我们曾屡次说过，要想把中国民族从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一封建军阀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只有中国的工人起来奋斗，起来作领导才有可能。”上海几十万工人“将来再进一步，就要走上武装暴动的道路，……就要学彼得格勒工人的榜样，由二月革命而至十月革命。”[6]这个估计，不到半年便被证验了；但革命却不幸被斯大林的机会主义政策所叛卖。
2．为要走到十月革命之路，他在1927年初写了《列宁主义是否不适合于中国的所谓“国情”？》刊在《向导》上。经过详加分析后，他的结论是：“……证明列宁主义之理论和策略特别适合于中国”。他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但这个革命绝不限于民族民主，必然很快的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来。”“所以我们应了解‘永续革命’〔即“不断革命”一一引者〕的意义，要从国民革命作到无产阶级革命。”[7]
3．随后不久，中国工农日益觉醒，群众运动日趋高涨，上海工人并且举行了几次的起义，第三次暴动更建立起工人的政权。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加紧进行其反革命活动。彭述之针对这种情势，在《向导》上又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指出国民党内蒋介石所代表“温和派”的反革命倾向和行为，以图引起党内外的高度警惕，加速用革命来制止反革命。[8]
第四，在这段革命时期中，彭述之在组织上曾作过努力，企图改变中共当时所执行的错误路线政策。具体的表现有：
1．在蒋介石于1926年3月20日发动政变后，陈独秀等领导人“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9]彭述之能获“特派”为中央的代表前往，显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同陈独秀是相一致、获得陈独秀等人信任的。结果虽然力争仍不能使国际代表同意（后者不敢违抗斯大林的意旨），但无论如何表明他们是有过这个正确主张，且力图实现，以纠正斯大林的错误的。
2．为贯彻上述主张，陈独秀和彭述之在同年7月举行的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上，正式建议中共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以便能独立领导群众运动。这个建议又为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所拒绝采纳。[10]
3．1927年北伐军占领上海前后，彭述之、罗亦农、陈独秀认为，中心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的力量若不能战胜蒋介石的军事势力，蒋介石必然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屠杀群众，势必引起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的失败。当时由彭述之“亲到汉口向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负责人陈述意见和决定进攻蒋军的计划”。[11]
以上三次建议如果能够付之实行，后来的事变发展就可能完全不同，革命就很有可能最后得到胜利。尽管它们都遭到了拒绝，但这些都可表明：革命失败的主责，不在于陈独秀和彭述之，他们反而曾在防止革命失败方面努力过，作过贡献。
第五，当中国革命已被国民党绞杀了之后，以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于1927年12月初命令北方区委在北京和天津举行暴动。彭述之当时身为北方区委书记，断然以客观条件未成熟为理由，拒绝执行这个盲动冒险主义命令。彭氏虽由于这一抗命而遭撤职，却因而避免了当地党员和工人先锋份子的白白流血牺牲。
彭述之在这时期的言行，可详见于已刊登了的文章（主要是在《向导周报》）、当时的文件及会议记录（虽然一般还未公布）、历史书籍等等。将来，定会有更多的历史资料被发现或公开出来，因而会证实或澄清一些现时仍有争议性的史实，和仅凭后来记忆而叙述的问题。
（二）推动和领导中国托派运动时期（1929一1949）
彭述之、陈独秀，以及其他许多旧领导干部，当革命失败后，都在思索、探寻革命失败的原因，以便汲取教训，提供中国和其他国家工农作为借鉴。托洛茨基对这方面的意见传到他们的手里，顿然使他们思想打通，产生共鸣之感；托氏的批评，部份是他们所作出过，另一部份则是他们模糊地想作而还未能作到的。因此，他们欣然地全部加以接受，并愿为之而斗争。尽管他们深知自己势单力薄，又面对各种各类阶级敌人、政治敌人的镇压、迫害，彭氏（还有他的战友）却都无所畏惧，毫不妥协地决为真理而艰苦战斗。
他在这段时期的思想、活动和贡献，可以概括如下：第一，在中共内部进行思想政治斗争，宣传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和主张，以图争取中共党员干部的支持，进而改变当时的盲动冒险主义政策，同时争取党内民主。这个斗争虽然招致党领导的压制，陈、彭等人被开除党籍，但也争取到几十个党干部的响应（例如81人共同签署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它由陈独秀、彭述之和尹宽所共同起草，是一份富有理论和政治意义的重要历史文献）；随后又争取了上海很多的重要工人支部脱离中共，参加左派反对派（托派），这些工人同志在上海工运中占有地位，领导了几次重要的罢工，且得到了不少的胜利。
第二，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托派组织多次被破坏，彭述之被捕后，在5年监禁中，研究了许多马列著作，并与陈独秀（他同在狱中）、刘伯庄等人在民主斗争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国民会议与苏维埃、不断革巧论与国民会议等问题上，发生了歧见和争论，互相进行了文字上的论辩。在这些重要的政治、理论问题上，彭氏运用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观点和方法，写了几篇长文（或信），指出对方（特别是陈独秀）意见错误之所在。举陈独秀对国民会议的意见为例来说，他认为无产阶级须绝对“解决”国民会议与土地问题等民主任务；彭氏则认为，土地问题是绝对需要解决的任务，而国民会议之召开只是“或然的”。陈氏认为，只有为国民会议而奋斗，只有号召群众为召集它而暴动、而夺取政权；彭氏则认为，在革命潮流到来时，必须组织苏维埃，国民会议口号那时只是“辅助的口号”，藉着它鼓动群众拥护苏维埃，参加苏维埃所指挥的暴动。这些争论问题，不但有理论教育意义，而且是有现实政治意义的。
第三，在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内部，由彭述之所领导的多数派，对抗战的基本立场是：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日本是帝国主义国家，日本侵略中国是极端反动的，中国抵抗日帝侵略的战争则是进步的；即使它后来同日美帝国主义战争纠缠在一起，也不会丧失中国抗战的进步性。托派和中国工农大众一样，都坚决支持中国抗战，反击日帝。他们主张必须实行土地革命、八小时工作制，实行言论出版等一切民主权利，彻底改善工农大众的生活，发展阶级斗争，以发动工农群众起来抗日，才能决定性地打败日帝。当时，各地托派份子，曾积极投入抗日运动中，为了实规上述主张而进行宣传、鼓动，以及组织群众等工作。
彭氏及其同志，一方面，对于操纵着抗战指挥权的国民党政府，在支持它的抗日行动的同时，批评它的应战错误政策，以作好将来由革命领导取代（打倒）它的准备；另一方面，又批评中共的阶级调和合作政策，反对中共停止推行土地革命，反对它之完全屈从于蒋介石国民党、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取消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名义及番号、接受国民党政府的统辖，等等。
对于苏联，彭述之他们则仍然坚持一贯的态度，即，仍认定她是堕落了的工人国家，在她受到帝国主义进攻时，应无条件地加以保卫。上述的中国托派正式立场，同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领导机关的立场相一致。
陈独秀当时主张，应该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因而反对托派在机关报上批评国民党。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认为是民主国家反对法西斯轴心国的战争，主张在英法等国内放弃“失败主义”立场；而对于苏联，则认为她已不是工人国家，放弃对她的保卫态度。在曰美战争爆发前夕，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内的少数派认为，抗战将“主要地变成为帝国主义战争之一部份”，因而主张对中国抗日战争采取“革命的失败主义”立场。而对于苏联，他们有的人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有的人后来则认为是官僚集产主义的国家。即是说，苏联不再是一个堕落了的工人国家。-
彭述之当时同刘家良一起，在政治上对上述几种意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保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立场。（他们为此而写的文件，几乎全都收集在4册《保卫马克思主义》中。）
第四，在内战时期，彭述之领导下的中国托派组织，首先从日帝占领时期的隔离孤立中恢复了联系，团聚了分散各地的托派份子，重新整顿和发展了各地的组织，进行反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民主的斗争。他和他的同志在上海出版了两份公开刊物，对上述两方面的工作起了不少作用。在组织有相当发展的基础上，召开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彭氏为该大会起草了党纲草案，经过会前全党讨论并在大会修改后被正式采纳。
不过，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不犯任何错误的政党和个人。对于一位革命家和政党领袖的彭述之，在我们客观地肯定他所作出过的历史作用和贡献的同时，他（以及由他领导的组织）所犯有的错误，也应给予恰如其份的评断。
他（和他领导的组织）在这个时期的错误或工作上缺点，我们认为主要是：一、完全没有估计到中共会胜利地夺取得全国政权，低估了内战在客观上的革命意义；二、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公开宣传鼓动工作上，提出了要求“国共双方无条件停战”口号，这客观上是把国共双方平列对待，犯了策略运用上的错误。当时，应该要求和平，只要国民党立刻停战，只反对它进行内战。对于国民党的极端贪污腐败，专制独裁，培植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残酷剥削压迫工农大众，造成人民的无限痛苦，等等，彭氏及他的组织，已经在刊物上如实地揭露、大力地抨击、谴责；而在该组织所作的关于中国内战的决议中，也表明了支持中共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基本态度。因此，上述的错误，不是基本原则性，而是策略性的。
对于上述的错误，彭氏本人在1951年11月向第四国际第三次世界大会所作的《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中，已经作出了目我检讨和批评。[12]
（三）推进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时期（1950—1983年）
一、彭述之在1950年初被迫出国，从1951年起，至1979年止，除了在国际分裂时期（1953至1962年）负责“国际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外，长期担任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彭氏在1979年的第四国际世界大会上，由于年事已高，受任为国际领导层顾问。在这30多年中，除了在负责书记处职责期间共同领导日常工作外，对这期间国际上发生的不少重大事件和问题，他曾提出过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对国际领导层之确立政治立场和方针等，提供了帮助；对于国际运动内部某些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倾向，也进行了严肃的思想斗争。
这里举出一些事例来说明：
1、50年代初期，第四国际领导人之一的巴布洛，提出了修正托洛茨基主义关于苏联及其官僚层论断的意见，认为变态工人国家会持续几个世纪，官僚层可能自我改良；彭氏认为，“堕落的或变态的工人国家，绝对不可能延长几个世纪，而只能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初期的一些特殊条件所产生的‘暂时的和过渡性质的现象’”。对于苏联官僚层，彭氏则认定它是不可能自我改良，不可能代替群众的政治革命的。[13]此外，彭氏也反对巴布洛在50年代初期认定中共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坚持它是斯大林主义的党。
2、在拉丁美洲采用游击战路线的问题上，彭述之一直坚持认为：农村游击战路线是不能代替马克思一一列宁主义所指出的传统革命道路：俄国无产阶级十月革命的道路的。如果在没有群众兴起、支持的情势下，孤立的游击战势将遭到失败的打击。
二、更突出的贡献，是他对国际重新统一所作出的重大努力。从1955年起，他便致力于这个工作，并为此写了好几封长信，向国际委员会领导和美国党领导人提出这个建议，反复详论国际统一的必要性。经过合力同反对统一的一些组织的领导人的斗争，笫四国际的重新统一终于在1963年达成，结束了十年严重分裂的状态（尽管还有一些组织没有参加这次统一）。彭氏的这一努力，充分显现出他之完全忠诚于第四国际事业。
在进行统一的努力时，彭氏曾经反对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在组织上拒绝统一的宗派主义态度和政治上的教派主义；后者认为古巴不是一个工人国家，卡斯特罗政权是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政权之一。彭氏则从古巴实行了国有财产制，断定它是一个工人国家；卡斯特罗政权在排除了资产阶级之后，已转变为工农政府。
三、他对新中国建立后发生的重大事件，大都及时作出独特的分析、主张，这些分析不同于当时许多人（包括托派运动内部某些人）的意见，抗拒着中共的强大思想压力，它们大都经得起时间的证验。彭氏运用他对中国问题的深刻了解，奋力对抗各种思想逆流，并力图协助第四国际运动对中国各种问题作出正确的立场。
关于这方面，可以举出以下的事来看：
1．他列举出各方面的重要事实，证明中国存在着特权官僚层；中共的政权是官僚专政，而不是马克思所主张那样的无产阶级专政。他认为必须经过工农群众反官僚的政治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政制。
2．在中国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以后，有许多人都表示赞同，支持中共这个政策。彭述之则相反地认为：中共之推行它，完全是采取强迫命令手段，根本违反农民的自愿的；这种“一大二公”，也与生产力和物质水平不相适应。因此，他主张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容许他们退出或重组公社。
3．在中共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又有许多人加以拥护。彭氏则认为，这个“革命”是毛泽东清除党内异己派系、重新夺回党领导权，以便于推行他自己的路钱政策，因而是没有进步意义的。后来他更进一步指出，在“文革”中涌现出的群众力量，会摆脱毛派的控制，转而反对整个官僚统治，而这便是他特别重视中国事变发展的另一原因。[14]
在较后期间，他接受了一连串的访问，解答中国所发生的事件的意义和问题。[15]
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彭氏在接受访问中指出：这次示威“显然是自发的”“反官僚独裁的政治革命的前奏曲”；邓只“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和妥协者”。据目前所知，他最后接受访问的，是谈论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异议运动）。他从这个运动的兴起中，看到了中国将来爆发工农反官僚政治革命的曙光，这个政治革命，是他长期以来坚认为必要、同时深信会胜利，以便扫除人类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主要障碍物的！
尽管在彭述之的一生中，也曾经有过错误和缺点，然而，从他的全部政治生涯及言行来看，他始终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他长期坚持马列托主义的政治组织原则，紧守传统的正确立场，对错误倾向或主张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来看，他确实是一位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战士。他毕生自始至终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为了这个事业而宁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充份反映出他对绝大多数人类的同情和热爱；而自己一生却过着艰难、刻苦、严肃的生活。他终生的斗争事迹，显示了他对人类解放事业所作出了的重大贡献。他个性刚强，而心地却善良。他留下这许多的典范供我们效法，以及供一切无产阶级战士研习，他定会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他所未完成的伟大事业，也定将最后得到完成的！
注译：
[1] 这项采纳，可见于瞿秋白著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中（《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第716页）。
[2] 彭述之：《十月革命与列宁主义》，刊于1924年11月7日的《向导》，转引自《彭述之选集》第一卷第166页。以下5注引文同样转引自该书。此外，本文部份资料系引用自彭述之的回忆叙述，但没有一一注明。
[3] 彭述之：《谁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原刊于1924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季刊》。
[4] 见陈独秀著的《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一文，刊于1923年12月出版的《前锋》月刊。
[5] 见陈独秀着《二十余年来国民运动的总教训》。
[6] 彭述之：《上海总工会被封与上海工人今后的责任》，刊1925年10月5日的《向导》。
[7] 刊1927年1月21日的《向导》。
[8] 例如：1927年3月6日刊出的《目前革命右倾的危险》，同月12日刊出的《南北妥协问题》，同月18日刊出的《读了蒋介石二月二十一日的讲演以后》等文。
[9]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见王健民著《中国共产党史稿》第2编第106页。
[10] 彭述之：《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第二次革命简史》，见《彭述之选集》第一卷第73页。这次会议特别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议决案》，认为两党“组织关系的正当形式问题”“是下次大会问题”：这显现出，退出国民党的建议，曾在这次会议上提出过；它批评“有些同志认为”应当退出，又表明了这不仅仅是陈独秀个人的意见。（见王健民着《中国共产党史槁》第1编第222，223页。）
[11] 同注[9]107页。
[12] 见《彭述之选集》第三卷第64页。
[13] 见彭述之：《对巴布洛主义的检讨》。
[14] 关于这些问题的详细论述，可见于《彭述之选集》中文版第3卷的有关文
[15] 见《彭述之选集》中文版第三卷各访问记。
原载《十月评论》84期，1983年12月出版
感谢 墨绖而歌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