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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1]
保尔·列维
1918年12月30日
关山难 译自《列维选集》
我知道，要发言支持国民议会选举[2]实属不易。我也知道，现今的困难处境正是我们一手造成的。对我们来说，不论是支持国民议会还是委员会体系，要想在报纸上自由发言，都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既然支持国民议会的决议已经做出，那么关于我们的立场的问题就沦为次要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在于正在将其自身摆在反对国民议会的立场上的公众情绪……人民正在尽力证明，革命精神正在各省蔓延，而且也应该蔓延至柏林。而正是在柏林，他们已经开始误入歧途。对这个问题，必须镇而静之地加以思考。
我们都同意，一切权力都应该基于一个委员会体系的政府，而非国民议会。无产阶级被迫要摆脱现今的混乱形势，并创造处理经济和政治事务的新方式。自不待言，委员会宪制这个从东方来的、由那里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所孕育的概念，必然要在德国无产阶级的头脑中具有一种强大的魅力。同样，自不待言，无产阶级深知，只有在一个委员会体系的基础上，其自身才能真正紧握住政权，才能真正在国家和社会两个层面抓住权力。自不待言，且人人赞成，只有宪法委员会的模式能够带来伟大的团结。在这样的团结下，理想与行动将手挽着手并列前行，而无产阶级也不再会被仅仅限于在通过国民议会里的代表们投票之后就将整个行政权力交付给由专家和文官组成的团体；只有委员会宪制能带来这样的一种可能：将社会主义精神渗入整个国家和经济的结构中去。同样自不待言，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只有在这个主张下，只有在对整个国家和经济结构的活生生的把握中，社会主义理想才能在无产阶级自身内部发展壮大。也只有在这活生生的斗争中也只有在这场活生生的斗争中，人们才会意识到：他们能用社会主义精神填充社会主义的容器。此外，党员同志们，假设我们有片刻怀疑，哪怕仅仅是在理论上去犹豫我们究竟到底应该支持委员会宪制还是国民议会，那么，德国的政治发展就会立刻沦落到注定要以无产阶级的失败而告终。
国民议会是反革命的旗帜。国民议会是反革命在其构想中要谋求建立的堡垒。在这堡垒中，他们打算在保持其防御力量毫发无损的状态下抽身而退：同艾伯特和谢德曼一道，同他们所有的将军们一道，同兴登堡和格勒纳[3]一道，同其全部经济力量一道，同施廷内斯、蒂森和德国银行的理事们一道，反革命意图在国民议会中寻求存活。他们需要国民议会这只锚来再次稳定住他们漂流不定的破船。同志们，这一切我们都完全清楚。在这个问题上你们同我们没有哪怕一点的区别。我们相当清楚，无产阶级在其通向胜利的道路上必须迈过国民议会的尸体。我说，“尸体”，尽管这个词在柏林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臭不可闻了。同样，对于其他问题我们也不感到丝毫疑惑。正如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艾伯特和谢德曼所期望的那样，国民议会将成为一件掌握在反革命手中的现成的工具。毫无疑问，在这个国民议会中，意志坚决的革命浪潮的代表们将发现自己屈居少数。尽管如此，党员同志们，我们仍然建议，你们不应忽视这次国民议会选举。我们向你们提议，我们应尽全力参与竞选。
喊叫声：“绝不！不！”
让我说完！等我说完之后你们再说“不”也不迟！我们向你们提议，我们应参与这次选举，用你们在每一场斗争中所展现出来的斗争的决心、力量和意志，与反革命斗争到底，我告诉你们，与他们争夺每一个他们至今用来与你们作对的国民议会席位。
喊叫声：“白费力气！”
同志们！你们说这是白费力气。是的，这位同志说得对。如果反革命在我们眼前所树立的这些国民议会席位能毫不费力地在不用我们非得像狂风骤雨一样地去斗争的情况下就被夺取，那么卡列特同志说的就很对。只要资产阶级还没准备好这样做，只要他们仍然强迫我们去斗争，那么，为每一个为他们所占据着的席位而展开斗争就是我们的任务。
插言：“要用革命的手段！”
从根本上说，你们所有的插言，说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也许你们会容许我提前对那些离题不算太远的异议做个讨论。你们说，进入国民议会，参与竞选，是完全无益的白费力气。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了你们的意思，那么，你们其实是在说，国民议会将只不过是个空谈俱乐部，正如帝国国会曾是个空谈俱乐部一样。议员们坐在那高谈阔论，发表漂亮的演说，然后各走各路，而这一切为革命毫无益处。请不要觉得这是一种独创的异见，也请不要觉得我们没有把这情况虑在内。这一异议并不离题太远。我请求你们加以思考：在帝国国会中的议会政治的历史——它的缺陷在哪里？帝国国会中的议会政治的缺陷和社会民主党人的缺陷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被寄望去在一个没有任何革命形势的时代里，在议会中如革命者一般行动。比如，读一读倍倍尔在1890年代甚至本世纪初发表于帝国国会中的演说吧。他们被寄望于在完全没有革命的时代制造革命。他们将自己局限于谈论和预言那可怕的革命，而革命的措辞同工人阶级及全国革命形势的缺乏之间明显的矛盾注定终将使社会民主党那一撮人的外部活动逐渐停止——我们全体都为此而痛恨帝国国会。
但今天的形势又如何呢？如果你们的代表们进入国民议会，难道他们将仅仅只是站在那儿预言将来的革命吗？难道这形势不反而将是，你们的代表们——即使在议会中你们只有两个代表——将会雄赳赳气昂昂走进那房间，像腓特烈大帝在伦敦的大使一样说道：“我们的背后正挺进着数百万德意志人民”吗！如果他们现在进入议会，难道他们不能在天平上掷下一个更有分量、不仅仅是道德的，更是物质的砝码吗？你们说无产阶级应该办成一切。他们应该揣着手雷走上街头。是的，同志们，但这件事排斥其他的可能吗？你们不正是在向我证明在国民议会中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和不证自明的补益吗？
这恰恰正是你我两党于国民议会中之所见的不同。你们眼中所看见的仅仅是一个跛足的形象——国民议会曾经是且不得不是这样的形象，只要无产阶级还不处于革命的形势下。而今我们有了一个不同的形势。今天，你们的代表进入国民议会，不是去发表演说，不是去闲聊，不是去提出改良的动议，不是去在委员会中与其他代表谈判，不是去犹犹豫豫踌躇不决。他们将站定了，同站在他们这些无产阶级代表背后的公开的力量的威胁一同斗争。
插言：“要这样我们就留在独立社会民主党了！”
不，尊敬的同志们，不，同志们，从根本上将我们与独立社民党区分开、将那位插言的同志与我们分开的，正是我们说独立社民党从来不曾准备好向天平上投下渴望牺牲的革命意志的伟力。它从革命斗争的最终结果前退缩了，而且，正是因此，它在未来也不可能准备好去写下那些必须被写下的结果和结论，而面对这结果和结论时我们从未退缩。
我还要说，党员同志们，如果今天你们给资产阶级这个机会去组织国民议会——一个他们在其中会面时你们却被隔离在外的国民议会的话，那么你们还有得选吗？你们将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带着武装力量走上街头，然后，如果你们能办到的话，将他们的代表驱逐掉。这就是你们唯一的选择，想想，如果你们拥有所需的一切物质力量的话，想想你们在国民议会召开的地方拥有物质力量的话，那是又会发生什么呢？那时国民议会就会被赶走，而你们所有熊熊燃烧的欲望都会得以满足。然后请你们告诉我：仅仅靠把他们赶走，你们就击溃了资产阶级的真正力量、反革命的真正力量了吗？我说不是！你们尽可以将国民议会赶走，你们尽可以将400名德国资本家扔进监狱、把他们在哪个安全的地方关押起来，但反革命还将继续进军，一如那400名资本家还同他们在一起一样。
你们的岗位在别处。你们要攻进资产阶级为了对抗你们而掘出的每一条战壕，同心协力对他们展开狂风骤雨般坚强的斗争。你们还要同这议会中的一切攻击斗争再斗争，而且我说，用一条与之前的斗争不同的方式，用与演说不一样的方式，去展开这斗争。你们出现的时候要带着这样的信念：在你们之后伫立着无产阶级的伟力。只有在这些斗争中，党员同志们，你们才能在道德层面上征服敌人；只有在这些斗争中，事情才会发展到，当你们被迫要用物质力量战胜敌人时，你们物质斗争的结果即是资产阶级在其亲手所建立的堡垒中的政治性失败。而这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的末路。如果你们乐意，你们尽可以说这并不是从政治上对他们的击败。但你们可以再斗争中战胜他们，那时资产阶级将永远失去在德国的地位和力量。在俄国，正如你们所知，布尔什维克们总是参与每一次国民议会选举。布尔什维克们，尽管他们知道他们只有可能在国民议会中屈居极少数，他们仍然这样做了。而只有在选举的形势发展到其意味着国民议会已经在客观上为俄国到达的境地所淘汰的地步，布尔什维克们才将国民议会赶开。
插言：“我们现在就这么干！”
你说让我们现在就这么干。是什么让你如此确信全德意志现今已经发展到同志们所相信的、革命的阶段了？当然，也许是的。我们可以在柏林、在莱茵兰这么干，威斯特伐利亚的情况没准合适——也许上西里西亚亦然。然而难道说这三个地方就等于整个德意志了吗？我说不！我说，在国民议会所寻求要建立的权力背后，在你们视为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总崩溃的溃灭的背后，一定有比我刚才提到的三个地区——你们满心以为就代表着整个德意志的图景的三个地区——更多的什么。
起初，当没人站在他们背后时，布尔什维克们参与了他们的国民议会竞选。而只有在俄国的形势进展到这样一个地步，即在整个竞选活动的尾声、在国民议会开始开会的时候，他们才拥有了站在他们背后的力量。而直到那时他们才把注意力集中到驱逐国民议会上。俄国人根本没有像你们所想象的那样发明了这样的一种策略要在一开始就说“当他们聚集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把他们撵走吧！”。正相反，他们做了十全的准备去进入国民议会，要在那里讲话、在那里行动。
在我看来，在这儿流行者的整个构想仍然是一种极度肤浅粗暴的对革命与反革命的观念的构想。这种构想相信我们可以“制造”革命，相信我们只要抓住了反革命的这样或者那样的某种症结就可以把它扼死。不。你得在你要面对资产阶级们的每一个地方发起攻击。你们得去抓住竞选斗争中的每一个席位。
党员同志们！我仅仅要请你们去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不去参加国民议会竞选所会导致的后果。我请你们去想一想——从威廉港来的这位特别喜欢插话的同志，请想一下——确实可能有相当一批人在战争中不得不与我们捆在了一起。这部分人可能会明白为什么要抵制选举。但是想想那些第一次参加选举活动的人——他们是不是要被革命吸进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次政治活动的漩涡中——或那些第一次有了选举权的年轻男女们的巨大的数量。如果你们现在就打出抵制选举的标语，你们就永远无法走近那些在内心里深深同情我们、与我们站在一起的我们明明在短时间内就本可以争取到的蕴藏着巨大力量的人群。而我们，正如吕勒[4]同志所言，不应该要以任何方式对他们做什么愚蠢之举。我们只是要把他们赶到那些真的会利用他们来实现自己的愚行的阵营中——而这就是你们整个策略的“成功”。同志们，你们看起来基本上已经下定了决心了。我只是想严肃地跟你们说点什么，我只想请求你们不要在你们从家里带来的预想的基础上妄做决定。
这问题很严峻。我们都知道，按此时此刻的情形，不管我们在这问题上做的是什么决定，它都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决定我们运动的命运。在这个问题的深刻性和重要性上，我们完全坚持我们的意见。我们不是说，党员同志们，如果你们在这问题上下的决定与我们不同，便就意味着德国革命的死亡。当然，不。但是它将长久地拖着我们运动的后腿。你们要想想这种情况：国民议会召开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它注定将决定德国政治的整个图景，而你们对此无能为力。它将站在整个德国政治运动的核心。你们根本没法阻止所有的眼睛去关注它，而哪怕你们最有力的支持者也将被它牵着走，也将互相打听国民议会里发生了什么。它将会进到德国普罗列塔利亚的意识中，而面对此情此景你们真的要站在国民议会外面去行动吗？
党员同志们！你们想要解散国民议会。那万一，比如，国民议会要是要在像希尔达这样的小镇上召开的话，你们又会怎么说呢？
插言：“那它自己就完蛋了！”
没什么代表着德国资产阶级这样强大力量的东西会自己完蛋。德国资产阶级正在建构它自己，正在积聚着自己的力量，正在创造着以再次镇压革命为目的的组织，然后你们还要来说，“它自己就完蛋了！”它不会！我们的责任是要进到那座建筑里去把我们的火把扔到那些席位上，是要在那儿像在任何其他资产阶级与我们针锋相对的地方一样猛烈地去斗争。这就是底线：不管资产阶级在哪里构建了他们的席位，不论资产阶级在哪里再一次聚集了他们的全部力量，不管在哪里资产阶级们准备好了要再次发起斗争，难道我们都要说我们绝不涉身其中？我告诉你们，这么干，你们要给你们自身和我们的运动带来最巨大的损失。
[1] 译者注：本文翻译自Weber 1993所提供的速记的英译本。水平有限，瑕疵和误译在所难免，欢迎大家指正。
原注：1918年12月29日，斯巴达克斯团于柏林召开大会，到30及31日转为德国共产党（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Spartakusbund)）的成立大会。尽管列维以富有技巧的手段对此难题加以处理，领导层仍然以62对23票败北（译者按：原文为The leadership weas defeated on this question by 62 votes to 23，其中weas查无此词，当为英译本编辑错误，中译以was处理）
[2] 原注：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逊位后，1918年11月10日，行政权力转交与由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三名成员（党领导弗雷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菲利普·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和奥托·兰斯贝格（Otto Landsberg））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三名成员（胡戈·哈泽（Hugo Haase）、威廉·迪特曼（Wilhelm Dittmann）和埃米尔·巴特（Emil Barth））的人民代表委员会（the Council of People’s Deputies）。于12月16-21日召开的委员会大会（Congress of Councils）决定为国民议会于1919年1月19日发动选举。1918年12月29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员自人民代表委员会辞职，由来自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和鲁道夫·威塞尔（Rudolf Wissell）替补。1919年2月13日，国民议会召开，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民主党（the German Democratic Party）和天主教中央党（the Catholic Centre Party）的支持下形成以菲利普·谢德曼为总理的政府。正是谢德曼于11月9日在帝国国会的阳台上不情不愿地宣布了共和国的成立，以免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抢先宣布成立工人共和国。在国民议会大选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得票37.9%，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得票7.6%。
[3] 原注：保罗·冯·兴登堡元帅（Marshal Paul von Hindenburg），在其显赫的军事生涯后，于1916年出任总参谋长。他在大众中的声望是德国右翼的巨大财富，此次如此，1925年及1932年其当选德国总统时亦然。威廉·格勒纳（Wilhelm Gröner），作为武装力量的军需总监（quartermaster-general），主持了德国1918年10月的撤军和同年11月的投降事宜，向艾伯特保证了军队的支持态度。胡戈·施廷内斯（Hugo Stinnes）和奥古斯特·蒂森（August Thyssen）是德国工业家中的翘楚。
[4] 原注：奥托·吕勒（Otto Rühle）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帝国国会代表，追随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反战态度。1920年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KAPD）成立时入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