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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Remarks on the Question of Organisation
组织问题总论
安东尼·潘涅库克（Anton Pannekoek）
（1938年）
翻译：黎纳 校对：龚义哲
出版于：《活的马克思主义》（Living Marxism）第四卷第五号. 1938年11月
文章来源：www.marxists.org/archive/pannekoe/1938/general-remarks.htm
组织起来是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首要原则。因此，组织形式问题是工人阶级运动实践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显然，这些形式取决于社会条件和斗争目标。它们不仅不能只是理论家的发明，而且必须由工人阶级根据自身的需求自发的建立起来
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工人们首先建立了工会。孤立的工人对无法同资本家对抗，所以他不得不和他的同伴们联合起来为自己的劳动权益讨价还价。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与工人的利益是矛盾的，他们之间进行阶级斗争的根源在于他们之间进行产品分配的问题。在一般的资本主义中，工人所能获得的的份额是他们劳动力的价值，即维持他们劳动能力再生产所必需的部分。而产品的剩余部分都被资产阶级无偿占有了，这部分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家为了增加利润，往往会设法降低工资，增加劳动时间，从而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无权无势，工资被压低到生存最低限度以下;劳动时间被极大延长，直到工人阶级的身体和精神健康恶化，从而危及社会的未来。在资本主义中，为了获得正常的工作条件，建立起了工会和管理工作条件的法律（这些权益是工人们通过艰苦斗争获得的）。资产阶级自己也认识到，有必要利用工会把工人的反抗引向“正规”渠道，以防止工人突然爆发革命 。
同样地，政治组织也在成长，尽管不是所有地方的政治组织都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发展起来的，毕竟不同国家的政治条件不同。在美国，没有封建制度束缚的农民、工匠和商人可以在一个有无限可能的大陆上扩张，征服自然资源，工人们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和其他人一样，都具有为个人利益而斗争的资产阶级精神，这种条件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因此除了在极少数的时刻或在最近的移民群体中，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需求。另一方面，在欧洲国家，工人被新兴的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斗争拖入了政治漩涡。他们很快就不得不成立自己的工人阶级政党，并与部分资产阶级一道为了政治权利而战：争取组建工会的权利，争取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制度。一个政党的宣传需要一个总的原则，而同其他政党的斗争需要一种对社会未来有明确看法的理论。欧洲工人阶级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著作中找到了自己的理论，通过阶级斗争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这一理论被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所接受；在英国，由工会组成的工党，有着类似但更为模糊的主张，其目标为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英联邦。
在他们的纲领和宣传口号中，无产阶级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终结果；工人阶级对压迫者的胜利便是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但只要资本主义持续下去，实际斗争就必须集中在眼前的需要和资本主义标准的维护上。在议会制政府的领导下，议会是社会各阶层利益交锋的战场；大小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农民、工匠、商人、资本家、工人，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各个阶层的利益由他们的代表在议会中捍卫，所有阶层都卷入了权力斗争并且都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工人们必须参加这场斗争。社会主义政党或工人政党等的特殊任务便是通过政治手段为资本主义内部工人的迫切需要和利益而斗争。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获得了工人的选票，并在政治上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
随着资本主义的现代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小作坊已经被拥有成千上万工人的大小工厂所取代。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工人阶级人数的增长，工人阶级的组织也不得不扩张。工会从原先的地方团体发展到拥有数十万会员的全国性联合会。为此他们不得不筹集大笔资金来支持工人运动，还有更大的开支用于社会保险。组织内的一大批管理人员、行政人员、总裁、秘书、编辑，形成了一个由组织领导人组成的官僚机构。他们主导工人与老板的讨价还价，成为熟悉斗争方法和斗争环境的专家。最终，他们成为了组织真正的领导者，组织的主人，资金的主人和宣传机器的主人，而成员们自己却失去了很多权力。历史上有许多例子表明，工人组织发展成为控制工人的权力机器；当组织规模过大时，群众便会失去对组织的控制权。
政治组织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其从小的宣传团体发展成为了大的政党。议会代表成为了党的主要领导人。他们必须在代议制机构中进行“真正的战斗”；他们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组成编辑、宣传和行政人员：他们所拥有的影响力决定了党的斗争路线。尽管党员可以派代表在党代会上辩论，但这只是徒有其表的权力，其对党的路线所能造成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这种组织的性质与其他政党相似——即那些试图为自己的口号和权力赢得选票的政客组织。一旦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在议会中拥有大量了代表，它就会与其他政党联合起来反对反动政党，形成多数派。很快社会党人便能获得部长、国家官员、市长和市议员等职位。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为工人进行统治并且反对资产阶级。议会真正的政治权力甚至议会多数仍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社会党人部长必须代表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即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可以尝试为工人的切身利益采取措施，并试图诱使资本主义政党默许。他们成了中间人，扮演者阶级斗争的调解者的角色，恳求资产阶级为了工人的利益同意一些小改革，然后试图说服工人，这些是他们应该接受的重要改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政党作为掌握在这些领导人手中的工具必须支持他们，同时也不会号召工人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斗争，而是要安抚他们，使他们远离阶级斗争。
事实上，工人们的斗争条件已经恶化。资产阶级掌握的权力随着资本的增加而大大增加。资本愈发集中在少数金融和工业寡头手中，即老板们自己的联合体（托拉斯），使工会面临着一种强大得多，甚至几乎无懈可击的力量。各国资本家对市场、原材料和国际地位的激烈竞争使其必须将剩余价值的增加部分用于这种竞争，而军备和福利开支的增大，利润率下降，迫使资本家提高剥削率，即降低工人的劳动条件。因此，工会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旧的斗争方法开始变得毫无用处。在与老板的谈判中，组织的领导者很少取得成功;因为他们清楚资本家的力量，也因为他们自己不想斗争——因为这样的斗争可能会使组织失去资金和整个组织的存在的合法性——他们必须接受老板提出的要求。因此，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平息工人的不满，并捍卫老板们的提议，将其视为重要的任务。在工会中，工人组织的领导人也成为了对立阶级之间的调解者。当工人们不接受这些条件而罢工时，领导们要么进行反对，要么让这场虚假的斗争尽快结束。但是，斗争本身是不能被停止和减少的，阶级对立和资本主义的镇压力量在增加，所以阶级斗争必须继续，工人必须坚持斗争。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绕开工会自发的组织罢工等行动，而且常常反对工会领导人的决定。有时工会领导人会成功地重新控制这些行动。这意味着这场斗争将在资本家和工会领导人之间的一些新安排中逐渐平息。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这种干涉，这种自发的罢工就会获胜。工人阶级收到的来自方方面面的限制太多了。资本家对矛盾爆发的恐惧只是间接地助长了他们的谨慎。但是这些罢工证明了资产阶级和劳动者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停止的，当旧的形式不再适用时，工人们就会自发地尝试和发展新的组织形式。在这些自发的行动中，对资本主义的反抗也是对旧组织形式的反抗。
工人阶级的目的和任务是消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其最高发展阶段带来了其日益深重的经济危机、帝国主义侵略扩张、军备竞赛和世界大战，这在工人的头顶上投下了痛苦与死亡的阴霾。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阶级斗争继续抵抗和反抗这些压迫，直到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为止。
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特征是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因为他们是生产资料的主人，所以也是产品的主人，他们可以通过攫取剩余价值的手段对工人阶级进行剥削。只有工人阶级自己掌握了生产资料，这种剥削才会停止。等到工人们完全控制了他们的生活条件，也就是他们生产生活所需的一切，便形成了工人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社会就是人类社会。这是一个需要整个阶级主体共同完成的过程。首先，每个工厂，每个工业区，都是一个工人集体，必须以一种有组织的方式把他们的生产活动结合起来。此外，世界总生产也是一个集体的过程，所有独立的工厂必须合并成一个生产的整体。因此，当工人阶级掌握了生产资料时，它就必须同时创造一个一致的生产组织。
有许多人把无产阶级革命看作是一系列连续的阶段：首先是推翻旧政府和建立新政府，然后是依法征用资产阶级掌握的生产资料，再然后是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建立新的工人阶级组织。但是这样的阶段论只会导致某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当无产阶级逐渐上升到统治地位时，它便会同时发展自己的组织和新经济秩序的形式。这两种发展是不可分割的，是整个社会革命过程的一部分。工人阶级组织能够成为一个强大的团体，能够联合群众开展行动，这就已经意味着革命开始了，因为资本主义只能统治无组织的个人而无法彻底统治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群众。当这些有组织的群众在群体斗争和革命行动中站起来，现有的权力机关被瘫痪和瓦解时，原政府的领导和调节职能就落在工人组织身上。而眼前的任务是进行生产，延续社会生活的基本进程。革命阶级同资产阶级及其机关的斗争，是同工人夺取生产资料和将其应用于生产是分不开的，因此，团结工人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组织，也是用于进行新的生产过程的组织。
很明显，从资本主义扩张时期继承下来的工会和政党的组织在这里是无用的。他们发展成为了领导人手中的工具，而这些领导人不能也不愿意从事革命斗争。为了革命斗争，工人们需要新的组织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他们把行动的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试图从理论的角度建构或想象这些新的组织形式是毫无意义的；它们只能产生于工人自己为主体的实际斗争中。新的组织形式已经在这些斗争中萌芽了；我们只要看看工人阶级的斗争实践就会发现，处处都有工人阶级同旧势力斗争的星火。
在自发的罢工活动中，工人们可以通过例会自行决定一切事宜。他们选举出罢工委员会作为罢工活动的中央机构，但这些委员会的成员是可以随时召回和撤换的。如果罢工蔓延到许多不同的工作场所，他们通过由所有由不同工厂或车间等派出的代表组成的更大的委员会从而对罢工活动进行协调。这样的委员会不是根据自己的意见做出决定和对工人阶级的活动进行规定的机构; 它们只是信使，传达它们所代表的群体的意见和愿望，，反过来，它们也会把其他群体的意见和论点带到例会中进行讨论和决策。他们不能扮演工会或者政党的长期领导者的角色，因为他们可以随时被他人取代。工人们必须自己选择他们的道路，决定他们的行动;他们通过委员会把整个行动，包括所有的困难、风险和责任，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当罢工结束时，委员会便自行消失了。
现代产业工人作为政治革命动力的仅有的例子是1905年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在这两个例子中，每个工厂的工人选出代表，所有工厂的代表一起组成名为“苏维埃”的委员会，对政治局势和必要的行动进行讨论。这里收集了来自各个工厂的意见，协调了他们的愿望，并进行决策的制定。但是，虽然委员会通过行动对革命活动产生了强大的指导性影响，但其并不是真正的指挥机构。有时整个委员会被当局逮捕，便会由新代表进行重组；有时，当当局因总罢工而瘫痪时，苏维埃便会充当地方政府，各个职业的代表都代表自己所在行业的利益加入了苏维埃。这便是工人在革命运动中发展新的组织形式的鲜活例证，虽然苏维埃这种组织形式并不十分完善，工人阶级还需要在运动中摸索和尝试新的方法。但是俄国革命的例子证明了以工人委员会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是完全可能的，这种可能性只能在当所有工人都因自身生存受到威胁从而参加到革命活动当中，并且真正参与决策，完全致力于革命斗争的情况下才能展开。
革命后，这个委员会组织便消失了。因为在俄罗斯，拥有大工业的无产阶级中心依然是原始农业社会海洋中的小岛，在广大的农村地区资本主义还没有开始发展。因此发展资本主义的任务便落到了共产党的肩上。与此同时，政治权力也集中在了它的手中，苏维埃被削弱为只有名义上的权力的下属机构，成为了政党手中的工具。
旧的组织形式，即工会和政党，以及新的委员会（苏维埃），分别属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功能。前者是要维护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益与地位，这种组织形式是资本主义上升与扩张时期的产物。而后者必须确保工人的完全统治，从而摧毁资本主义及阶级分化，这种组织形式则是资本主义衰落时期的产物。在一个欣欣向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能产生委员会组织的，因为工人们完全忙于通过各自手段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而这在当时是可以通过工会和议会斗争实现的。但在一个腐朽且危机四伏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努力都是无用的，对它们的信任只会阻碍群众自发性和阶级意识的发展。在这种局势紧张且阶级矛盾迅速激化的时期，一旦出现罢工运动扩散到整个国家，对整个政权的根基进行冲击（或由于战争或由于政治危机），政府的权威崩溃和群众开始自发行动时，那么旧的组织形式对群众中发展出的的新的自发行动的形式来说无疑是一种桎梏。
社民党或共产党的发言人常常承认，在革命中，群众的自发行动组织有助于摧毁旧政权；但他们又说，这些机构必须屈服于代议制来重构新的社会。下面让我们对两种社会政治组织形式的基本原则进行比较。
最初的民主在城邦社会中是由全体公民大会行使的。由于现代城镇和国家人口众多，这种公民大会已经不在可行了。人民只能通过选择可以代表他们所有人的中央机构来表达他们的意愿。议会机构的代表们可以自由地采取行动、作出决定、投票、根据自己的意见进行治理，而行使权力的凭靠往往是 “荣誉和良心”。
然而，委员会代表受到群众授权的约束；他们被派来只是为了表达派遣他们的劳动者群体的意见。它们可能随时被召回和更换。因此，赋予他们权力的工人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另一方面，议会议员的任期是固定的；只有在举行选举的那一天，公民才能在投票站行使自己的权力。一旦这一天过去了，他们的权力就消失了，代表们便独立了，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良心”自由地行动几年，只是在这段时间之后，他们必须重新面对选民；但是，他们通常指望着在嘈杂的竞选活动中抓住自己的选票，利用足够迷惑人的口号和煽动性的词语对选民进行“轰炸”。因此，真正决定政治走向的不是选民而是议员。选民甚至不能派他们自己亲自选择的人作为代表；这些候选人往往是由政党介绍给他们的。然后，如果我们假设人们可以选择和派遣他们自己选择的人，这些人又往往不能够组成政府；在代议制国家中中，立法权和行政权是分开的。真正统治人民的政府是由远离人民的投票权的官员组成的官僚机构，其在实际上是独立的。这就是通过普选和代议制来维持资本主义统治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在大多数人民属于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民主不能导致政治权力对工人的征服。对于工人阶级来说，议会民主是一种虚假的民主，而委员会代表制是真正的民主：由劳动者在其中对各项事宜进行决定。
议会民主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重要利益集团对政府施加影响的政治形式。代表们代表某些集团：农民、商人、工业家、工人；但他们并不代表选民的共同意愿。实际上，一个地区的选民不可能存在共同的意愿；他们是不同的个人、是资本家、工人、店主的集合，他们只是偶然地住在同一个地方，但其自身的利益往往是对立的。
另一方面，委员会代表则是由一个同质的团体派出来表达其共同意愿的。委员会不仅由工人组成，有着共同的阶级利益；而且他们是一个自然的群体，作为一个工厂或一个大工厂的一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一起工作，每天都密切联系，有着相同的阶级敌人，在进行斗争时他们会共同行动，而在这种行动中，他们必须以联合的方式行动；不仅在罢工和战斗问题上，在新的生产组织中也是如此。委员会的代表性不是建立在相邻村庄或地这种的毫无意义的分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生产过程中工人组成的自然群体之上的，这才是委员会的社会基础。
但是，决不能把委员会制度与法西斯国家宣扬的所谓法团主义（corporatism）混为一谈。这种制度下不同职业或行业的代表（工人贵族，技术官僚和工人的结合），被认为是社会的固定组成部分。这种形式类似于一种阶级固化、行会固定的中世纪社会模式，其利益集团僵化的趋势甚至比议会制还要糟糕，而在一般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兴起的新团体和新利益诉求很快就在议会和政府中得到体现。
委员会的代表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从事革命斗争的阶级。它只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并且会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代表参与其中。它否定资产阶级在社会中的生存权，并试图通过剥夺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来消灭这一阶级。在革命进程中，当工人们必须担负起组织社会的职能时，这种委员会组织便是他们的工具。这意味着工人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机构。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投票制度，它人为地将资本家和资产阶级排除在选举之外。它是自然结合的工人群体在社会中行使权力，建立起作为社会基础的政治经济组织。在这些由生产过程中各部门的代表组成的工人机构中，剥削者完完全全的失去了政治权力。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同时也是最完善的民主，是排除一切剥削者的真正的工人民主。
旧组织形式的拥护者将民主视为唯一正确和公正的政治形式，并且反对独裁，认为这是一种不公正的政治形式。但马克思主义排斥抽象的权利和正义，它解释了人类用以行使政治权利和表达诉求的政治形式是社会经济结构的结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代议制与委员会组织区别的基础。它们分别作为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反映了这两个阶级及其所主导的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性质。
资产阶级民主是建立在由大量独立的生产者组成的社会之上的。他们希望政府能够照顾到他们的共同利益：公共安全和秩序、贸易保护、统一的度量衡和货币体系、有效的执法和司法系统。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以便每个人都能以自己的方式做生意。私人企业占据了社会的全部的注意力，形成了每个人的现实利益，而上述政治因素虽然是必要的，但只是次要的，其只需要一小部分的注意力。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社会存在的基础，也就是生活所必需的一切物品的生产，被划分给了各个独立的公民的私人企业，因此，生产问题必然占据了他们几乎全部的时间，而政治，他们的集体事务，只是一个从属的问题，只为其进行生产和交易提供辅助条件。因此只有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人们才走上街头。但在平时，政治是由一小撮专家所负责的，他们的工作就是保障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必须的一般政治条件。
只要工人只考虑他们各自的直接利益，那么他们也将面临同上述情况一样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他们每天要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几乎所有的精力都在被剥削的过程中耗尽，这种情况下工人几乎没有精力去接受什么新鲜的思想。挣钱是他们生活中最直接的必需活动；他们作为工薪阶层联合起来维护本阶层的共同利益固然很重要，但这仍然是次要的。因此，他们也把维护这部分利益的权力留给了“专家”、即政党政治家和工会领袖。通过以公民或工会及政党成员的身份投票，工人们可以对代表他们的政治家的行动路线产生一些影响，正如中产阶级选民可能会影响他们的政治家一样，但这依然是十分有限的，因为他们的主要注意力必须集中在他们的工作上。
共产主义下的无产阶级民主正以相反的经济条件作为依靠。它建立在集体生产而非私人生产的基础上。生产生活必需品不再是个人的事，而是集体的事。集体事务，以前叫政治事务，不再是次要的，而是每个人思想和行动的主要对象。以前社会所谓的政治——专家的领域——已经成为与每个工人息息相关的切身利益。它不再是生产的保障，而是生产的过程和规则本身。私人和集体事务的分离已经停止。不再需要一个单独的小组或专家组来处理集体事务。通过劳动者选派出的委员会代表，工人阶级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从而使生产者自己管理自己的生产工作。
这两种组织形式的区别在于，一种是建立在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另一种是建立在社会的物质生产基础之上。两者也都建立在生产制度的物质基础上，一个是属于过去的衰败的制度，另一个是属于未来的成长中的制度。现在我们正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开端。在这种垄断资本主义中，旧的生产体系已经在其基础上被摧毁；曾经人数众多的小资产阶级已然被压缩到了消亡的边缘。生产的主要部分是由大批工人集体劳动构成的，但生产的控制权和生产资料及产品所有权仍掌握在少数私人手中。这种矛盾状态是由资产阶级的镇压力量，尤其是政府的国家力量所维持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是消灭旧的国家政权，而其真正的意义是使工人夺取生产资料。革命的过程便是争取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组织的行动和失败的交替，但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逐步瓦解。因此，它是过去的组织体系被未来的组织体系所取代的过程。
我们还只是处在这场伟大革命的开端。过去百年的阶级斗争，并不是这场革命的开端，而只是这场大革命的序曲。它发展出了宝贵的理论知识，找到了能够鼓舞人心的革命话语，为驳倒资产阶级代议制就是最完善的制度这一观点提供了凭靠；它把工人从痛苦绝望的铁笼中唤醒。但是，它的斗争实践仍然局限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工人阶级在领导人的决策和指挥下采取行动，只寻求统治阶级的妥协而非将其推翻。只有突然出现的叛乱，例如违背政客意愿的政治运动或大规模罢工，不时地吹响未来真正由工人主导的大规模自发运动的号角。尽管每一次自发的罢工行动都没有从政党和工会的办公室里夺走领导权和属于工人的口号，但其依然是这种发展的迹象，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一小步。无产阶级运动中的一切现有力量，社民党和共产党，工会，以及一切与过去的资产阶级民主有关的领导人，都谴责这种大规模的自发行动是无政府主义的动乱。因为他们的视野局限于旧的组织形式，他们看不到工人阶级的自发行动中萌生的新的组织形式的胚芽。在资产阶级民主遭到破坏的法西斯国家，这种自发的群众行动将是未来无产阶级起义的唯一形式。他们的目标不是要恢复以前由资产阶级主导的代议制民主，而是向着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