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奥托·鲍威尔
Between Two World Wars?
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吗？（摘录）
——世界经济的危机、民主的危机和社会主义的危机
﹝奥地利﹞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
（1936年）
这是鲍威尔的最后一部著作，内容相当于他准备写的《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书的第二、三、四卷（第一卷已于1931年出版，书名为《合理化和非合理化》）。本书分三章：《世界经济的危机》、《民主的危机》、《社会主义的危机》。这里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危机》的前四节。鲍威尔在其中论述了他的"整体社会主义”思想。——编者注
社会主义的危机
革命的和改良的社会主义
自世界大战以来,国际社会主义分裂成两个相互敌对的阵营——革命的社会主义和改良的社会主义，二者水火不相容。两个阵营的观点都已僵化成教条主义。但是，过去几年发生的震惊世界的事件——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苏联经济的迅猛发展、法西斯主义在中欧的胜利以及战争的威胁——动摇了双方15年来僵硬坚持的原则。在世界工人阶级新的经验的基础上，使改良的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相互对立的原则必须重新受到检验。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必须从这两个社会主义党派的产生历史出发，以便用这一历史的成果来对照我们时代发生的事情。
现代工人运动和现代社会主义产生于一个这样的时代：经济上处于从家庭手工业和手工作坊到工厂的过渡时期,政治上经历了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
不敷温饱的工资，12小时甚至14小时的工作时间，大批的童工和女工，工人在生病、失业和年老时没有任何保障，禁止组织工会和罢工，工人对工厂企业主的专制无能为力，工人在国家中没有任何权利，住宅和卫生条件十分恶劣，文盲和酗酒，这就是当时工人阶级的状况。没有文化，没有组织，没有权利，工人既不能在企业中反对单个的资本家，又不能在国家中反对资产阶级来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是，他们的绝望有时以猛烈的方式爆发：激烈的罢工，与国家机关的暴力冲突，抢劫，恐怖行动，起义的尝试。
这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资产阶级进行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斗争。在革命斗争中，它以全体人民反对统治者的代言人姿态出现。它把工人阶级也拉进他们的斗争。在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中，都有无产者在战斗，都有无产者牺牲。“失去的只是锁链”的工人阶级是资产阶级革命中最勇敢、最激进、最勇往直前的战斗者。
但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却让无产阶级大失所望。在1830年巴黎七月革命中无产者在街垒中斗争，但是结果只是国家政权从土地贵族手中交到金融贵族手中，无产阶级仍被排除在所有的公民权利之外。工业工人支持英国自由主义争取改革法案和改革国会选举权的斗争，然而1832年的改革法案虽然废除了土地贵族的选举优先权，但这只是为了扩大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权利，广大工人仍然没有选举权。有了这些教训，工人阶级发起了独立的斗争——不再是仅仅跟在资产阶级后面反对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是同时把矛头指向了资产阶级本身。巴黎七月革命之后发生了里昂纺织工人起义。而英国的改革法案之后产生了宪章主义，这是工业工人阶级要求普遍的和平等的选举权的第一次大规模群众斗争。
现代社会主义是与工人阶级第一批大规模的独立的阶级运动同时产生的，却不依靠这一运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到了无产阶级可怕的大饥荒，看到了小市民和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他们经历了现代资本主义第一批严重的危机。他们意识到，资产阶级革命只是用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奴役来取代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奴役。他们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理想景象与他们所生活的资本主义现实的野蛮状态相对抗。
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拒绝参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的阶级斗争；这一阶级斗争只能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并不能实现社会主义。他们同样拒绝把希望寄托在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上。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要求政治权力的斗争在他们看来是毫无意义和毫无用处的，因为问题并不在于要改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要用社会主义社会来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当时的社会主义相信能够超越斗争着的阶级；他们根本不去参与阶级斗争，而是相信仅仅通过对社会理智的呼吁或者通过小规模试验的宣传作用能够把人类带向一个结束所有阶级斗争的社会制度。因此，当时的社会主义与工人阶级的现实运动相对立：在法国，傅立叶的追随者与团结在《改革报》周围、联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为争取普遍选举权而斗争的工人相对立；在英国，欧文的学生们则与宪章派相对立。但是这种对立后来渐渐消失了。
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比法国和英国的要晚半个世纪开始。当法国已经由1830年七月革命中产生的资产者王权（Bihgeikiinigtuin）执政时，当英国年轻的工业资产阶级已经在1832年改革法案的基础上开始掌管国家权力时，在德国仍存在着专制主义、封建贵族特权以及国家分裂状态。德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坚决反对德国的现实。他们在寻找一种能够摧毁古老腐朽的封建专制社会的力量。在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1]中他们找到了这种力量，这一阶级被他们非人的生活条件所迫，负有摧毁整个国家和社会秩序的使命。德国激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
但同时，他们的目标也超越了资产阶级革命。法国七月革命和英国改革法案的结果使他们认识到，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并不是他们所渴望的理智的王国，而是资本的统治。在与德国现实的全面对抗中，德国激进的知识分子希望，即将来临的德国革命“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2]德国革命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把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贯彻到底，他们从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中得出了社会主义的结论。
在工业资产阶级反对土地贵族的斗争时期，为了证明土地贵族的地租是以占有他人的劳动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为了反过来证明资本家剥削他人劳动所得的利润并不比地主的地租少，英国社会主义者“掌握了这个被揭露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3]。法国大革命高举自由和平等的大旗；法国的社会主义者相信，自由和平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德国哲学把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个原理普遍化，指出当个人只求一己之私利时，他们之间的对抗会造成任何人都不想要的后果，因为它们实现了一个理性国家的“客观精神”；德国的社会主义者借用这一学说，认为为了维护本阶级利益的阶级斗争会带来它们不想要的后果，即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实现理性的共同体。无产阶级的革命在他们看来是粉碎旧社会并由此实现哲学家的理智国家的工具，是一种解放，哲学是它的头脑，无产阶级是它的手臂。“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4]
这样，首先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只要无产阶级现实的阶级运动还停留于“仅仅”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要求改善无产阶级状况的水平上，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就对此毫不感兴趣。提髙工资，缩短劳动时间，保护工人的健康——这些都是工人的生存问题；革命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并不关心这些。只有当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能够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从而使革命的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理想得以实现时，并且也只有在这一程度上，它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似乎只是一种工具，用以实现革命的知识分子的理想——无产阶级只是哲学的手臂。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快就跨越了革命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这一发展阶段。他们认识到，不能说阶级斗争仅仅是实现哲学的手段，相反，哲学只是阶级斗争的映象，只是斗争着的阶级的武器。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无需实现任何理想”，也就是说，实现社会主义各派创建者的未来规划或关心政治的哲学家的理想并不是它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斗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只为实现它的直接利益：为了多得一小块面包，为了多一点健康，为了多一点自由。但是无产阶级在斗争中会遭遇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反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然法则本身会一再摧毁它的斗争所取得的成果，并一再将它击退；它的自身利益会一再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和国家制度的利益产生矛盾，因此最终它必将起来反抗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并通过革命斗争试图推翻这个世界，建立自己的世界。只有无产阶级的现实的阶级运动才能最终推翻和消灭这个社会，这是由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生活条件发展出来的，因此，“比其他众多无产者更懂得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过程和一般结果”的社会主义者，不应脱离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宜接经济和政治目的而发起的现实的阶级运动，也不应“用教条主义的方法规定”无产阶级现实的阶级运动的“过程”，而应该在这场阶级运动中使从这一运动本身产生的发展成为自觉的，并以此来促进其发展，即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要求改善经济和政治条件的斗争发展到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斗争。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克服革命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理解革命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立场，消除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之间的鸿沟。
与此同时，年轻的革命社会主义据此确定了自己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战略方针。它给无产阶级指明了道路，首先支持资产阶级反对旧势力的斗争，同时充分利用资产阶级革命动摇社会和国家生活，以便在与资产阶级一起取得对旧制度的胜利后把矛头指向资产阶级，然后也把它推翻，夺取国家政权，并用以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因此，1848年巴黎工人在二月通过街垒战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后，六月就试图通过街垒战推翻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1870/1871年在色当与资产阶级一起宣告成立共和国后，他们在三月就又一次举行公社起义，企图夺取资产阶级共和国。
但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是支持资产阶级革命，以便在胜利后使革命超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限制，所以，只要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一结束，就不能再使用这一战略。现在必须发展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工人运动。这种情况首先发生在英国。
英国在19世纪30和40年代虽然没有发生过起义，但也经历了暴风雨般的革命发展。工业资产阶级在1832年利用改革法案动摇了土地贵族统治的政治基础，在随后的几年里，通过反对谷物税的激烈斗争摧毁了土地贵族的统治并以此实现了贵族统治的老英国向现代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英国的转变。在资产阶级革命发展的这一阶段，宪章主义在工业资产阶级背后暂时发展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威胁。但是，随着工业资产阶级对乡村贵族的胜利，随着1846年谷物税的取消，资产阶级革命在英国结束了。这样，宪章主义发展的革命氛围也就消失了。它未能从所遭受的总罢工尝试失败中恢复过来。相反，在资产阶级革命发展阶段结束后，英国工人又有了另外一个活动领域。他们把1847年从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战争中得到的十小时法案作为宝贵的战利品带回家——从法律上缩短工作时间，这是英国工人阶级经济和社会地位提高的基础。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大淘金以及在大陆上的大规模铁路建设的促进，1847年的经济危机之后不久就出现了经济发展的繁荣时期。英国工人利用这种经济繁荣在工会斗争中要求提高工资。英国工人政治性的阶级运动消亡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工人阶级中失去了影响力。英国工人阶级全力专注于其工会、消费合作社和互助储金会的强有力的发展，专注于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的工会斗争，有时也关心影响公众舆论和选民的意见，并以此来影响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党，使它们承认工人阶级可以改善工会权利和工人保护立法，可以扩大其政治权力。这样，在英国首先出现了一个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它的斗争目标不是夺取国家政权或是变革社会制度，而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部循序渐进地逐步改善工人阶级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状况。
显而易见，这一运动的节奏和意识形态一直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决定的。80年代长期使人们陷入贫困的大萧条使英国出现了大规模的贫穷现象，社会主义思想随之又开始影响英国工人阶级。当80年代末这一长期萧条结束后重新出现的经济繁荣为工会斗争提供了新的机会时，非熟练的工人们奋起反抗；“新工联主义”扩大了工会的活动范围,给工会的斗争提供了更大的动力。当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通过法庭判决和法律措施来限制工会的发展时，工会在本世纪初结成了一个独立的工党；工人阶级独立的政治性的阶级运动在经历了50年的中断后又重新出现了。战前的最后几年，物价上涨降低了工人的实际工资，广大群众中出现了“劳动骚乱”；场大规模工资斗争的浪潮席卷了整个英国。战争和随后在大陆上发生的几次革命给工党灌输了社会主义思想；从80年代以来逐渐重新进入工人阶级进步阶层的社会主义思路现在决定着工党的纲领。英镑稳定后，一场严重的工业萧条压低了工人的工资，工会再次以强有力的工资斗争进行反抗，这一斗争在1926年的总罢工时达到高潮。总罢工失败后，工人们再次把希望寄托在政治活动上。对前两届工人政府的失望促使工党具体制定了他们的社会主义改良纲领。这整个发展的结果是，宪章主义消亡后，仅限于工会活动的英国工人阶级最终不得不再次建立他们强大和独立的工党，不得不以工党的斗争重新开始了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这一斗争也重新以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为目标。但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英国社会主义已不再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了。它是一种改良的社会主义，它并不希望夺取并巩固国家政权，而仅仅希望充分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和权利，逐步地、和平地、合法地对现存的社会制度进行改良和改造，逐步地、和平地、合法地从资产阶级民主发展到社会主义民主。
在欧洲大陆上，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直到1870—1871年才以法国波拿巴主义的倒台和新的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告终。巴黎公社被镇压结束了这个革命的时代，中欧和西欧长达半个世纪没有战争和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革命气氛消失了。现代武器技术的发展加强了国家政权，使任何暴力起义变得毫无希望。无产阶级长达半个世纪没有机会发起革命攻势。
尽管如此，欧洲大陆上的工人政党还是受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在法国，巴黎公社被镇压后，工人运动一直处于国家权力的重压之下。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国家权力试图通过反社会党人法、宣布紧急状态和戒严等警察手段来压制工人运动。在大多数国家工人仍没有选举权,仍在为争取民主平等而激烈斗争。各地的工人阶级仍对暴力镇压工人运动并且拒绝给予工人民主平等的国家权力采取尖锐的敌对态度。因此工人们仍旧处于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迎来革命性的解放。所以马克思主义仍是欧洲大陆上主导的理论，但在英国的工人运动中却从来未能得到承认。
但是，革命仅仅是对未来的希望。在日常斗争的实践中，欧洲大陆的工人政党别无选择，只能促进工会的发展，现在欧洲大陆的工会也能逐步实现提高工资和缩短劳动时间了；只能为工人争取政治权利并利用这些权利；只能在选举斗争和国会斗争中争取改善工人保护立法和工人保险，争取改善工人阶级的卫生和文化生活条件。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理论仍是革命性的，只不过在长时间的和平时期它的日常实践被迫只能局限于争取法律武器的斗争，依靠法律手段的斗争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进行改革的斗争。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那篇著名的前言中研究了这一发展阶段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状况。他的书信说明了为躲避审查在前言中只能暗示的东西。他解释了国家权力怎样通过武器技术的发展得到了加强。只有当部分国家暴力机关和国家军队在内战中拒绝对无产阶级开战，或干脆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无产阶级才能在内战中取胜。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在一些重要的国家，待别是德国，发展得很迅速很稳定。这种发展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会被中断，即无产阶级被诱骗与国家的刺刀相对抗，从而为国家权力提供了在大屠杀中扼杀工人运动的机会。但是如果无产阶级停留在合法斗争的层面上，没有被诱骗提前发生暴力纠纷，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就会“在世纪末成长为国内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当然它也不会幸免于暴力决战。一旦社会民主党在人民中占大多数或者即将占大多数，国家权力就要通过政变谋求剥夺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选举权利、宣传自由以及组织权利。那时，工人阶级当然必须用暴力抵抗统治阶级的暴力政变。但是那时无产阶级在暴力斗争中取胜的前景就要好很多。因为社会民主党已赢得多数或几乎是多数的人民，而且多数或几乎多数的士兵也会出于同情站到人民的一边。然而恩格斯认为统治阶级仍有可能通过一场战争来寻找出路。那时，战争会创造出一种革命局面，被进行战争的政府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将会夺取政权。由此可见，恩格斯决没有放弃这样一个信念，即要在阶级之间的内战中做出最终的决断。但是他建议工人政党尽可能推迟这一最后的决战，直到他们通过和平和合法的宣传，在运用法律手段争取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日常利益的斗争中，能够将大多数人民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这样他们就可以期待在决战时刻能够把国家的部分武装力量拉过来并以此制胜。
“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把这个日益增长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那一天。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遏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使它同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像1871年在巴黎那样流血。”[5]
这样就产生了前几年所谓的“等待主义”，一种等待的理论和政策。人们在日常实践中满足于改良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斗争。但是人们期望，在工人运动这一日常斗争中的发展会最终促使统治阶级自己采取应对措施，这将创造新的革命局面，给无产阶级在反对统治阶级暴力干涉的暴力斗争中取得胜利带来希望。这一时期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把当前的改良主义实践的现状和革命的未来前景结合起来的。
德国反社会党人法因为工人阶级的顽强反抗而失败;法国的社会主义重新获得公社失败后失去的运动自由，迅速强大起来;而比利时和奥地利的工人正处于前景广阔的选举斗争中——恩格斯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写这篇前言的。在前言发表的同一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一个繁荣时期，这使工会有机会在工资斗争中取得较大的胜利，并削弱资产阶级对扩大社会立法的抵制。在这一给工人运动改良主义日常实践带来巨大成功的繁荣时期，工人运动的改良主义实践试图挣脱革命的未来前景的束缚。如果像恩格斯自己承认的那样，反对国家权力的革命斗争在短时间内是毫无希望的，那么谈论和梦想它还有什么意义？这样只能给统治阶级最反动的阶层提供借口，可以拒绝承认工人的政治平等权利并用暴力的镇压措施控制工人阶级。有必要放弃所有吓跑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意识形态和惯用语；从原则上承认——这在实践中本就是不可避免的——工人愿意只通过法律手段而不拿起革命武器进行斗争；这样就能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之间的鸿沟上搭起桥梁；考虑联合这些党派实施政治和社会改良，与他们组建实施和执行这些改良的联合政府，并以这种方式，从一个改良前进到另一个改良，逐渐“挖空”资本主义，逐渐把社会主义的元素融入当今的社会制度，逐渐使社会制度接近社会主义理想。
改良主义，或是像在德国所说的修正主义，以这些观点与欧洲大陆工人政党传统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相对抗，但它却从未放弃社会主义的斗争目标；改良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让·饶勒斯的言论和文章充满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热情洋溢的和令人振奋的宣传。但是改良主义却放弃了只有通过政治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它把当时资本主义的现状看作是整个资本主义将长期维持的状况，一方面无产阶级不可能通过一次革命斗争取胜，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繁荣时期给无产阶级提供了较多的机会，使它们可以通过民主基础上的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为工人阶级获得重大的让步。
通过与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或社会主义者加入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来取得“积极成效”，这种可能性在当时无论如何还是很有限的。只要工人政党在改良主义的领导下做出这样的尝试，无产阶级大众立刻就会对他们失望。工人阶级的广大阶层出于失望干脆避开了这种议会政治的斗争，只把希望寄托在工会身上。由于对改良主义的日常工作成果不满意，他们希望工会发展成社会革命变革的工具。既然反对国家权力的武装起义没有希望，那么就该用总罢工推翻资本主义世界。“革命体操”此起彼伏，日益升级的罢工将引起总罢工。这就是革命工团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出于对改良主义试验的失望，罗曼语国家的部分工人成为这一学说的追随者。但是经验很快就指出，这种“革命体操”只会导致失败，使工人阶级丧失信心,从而削弱工会自身的力量。曾暂时受革命工团主义影响的工会很快就不得不使它们的实践与英国工会和欧洲大陆的改良主义工会的实践相适应。
马克思主义的“等待主义”不仅与改良主义而且还与革命工团主义相对立。但它是用什么来与它们对抗的呢？“等待主义”也认为目前有必要避免一切没有胜利希望的革命活动。除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争取工人日常利益的日常斗争中保持运动的持续发展外，它也不能给工人阶级指出其他的道路。但是由于对今后的革命局面怀有希望，它认为党的最重要的任务是“使无产阶级摆脱其他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保持对革命灾变的期待和对当今社会的完全否定”[6]。因此，人们拒绝与资产阶级政党联合，拒绝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社会主义议员拒绝批准预算。“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的”、“革命的”战略那时并不要求社会主义运动积极准备社会革命；它那时只要求——正像西洛内不无道理的嘲讽那样——“拯救自己的贞操”。在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数年来关于南德几个小邦的邦议会中社会民主党议员应该支持还是反对邦预算的争吵无尽无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在这一发展阶段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卡尔·考茨基；这一阶段虽然没有给当时的工人运动提出任何革命的任务，但是为了将来革命的前景仍要使工人政党与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政党保持敌对关系，这一阶段在期待未来与革命结婚的时候，打算“拯救自己的贞操”。
当时的工人政党继承了从前的领导阶层，他们虽然也不希望在资产阶级革命结束后再有直接的革命任务，但仍旧满怀着旧的革命社会主义的思想、旧的革命远景设想以及旧的革命热情。（代表人物是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盖得、拉法格和瓦扬）但是从资产阶级革命结束后几十年的工人斗争的现实实践中产生了一个新的领导阶层：能干的宣传家，议员，工会职员还有合作社职员。这一新的领导阶层在言语上坚持党的革命社会主义传统思想遗产，拒绝新出现的改良主义；他们这样做是出于一种与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策略相联系的保守主义，是出于一种机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并不愿意与心系革命社会主义的老一代领导者的思路以及受老一代领导者教育的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的传统观念产生矛盾——，是出于对在群众面前承担巨大责任的胆怯，这种责任是它在走改良主义推荐的新的策略路线时所必须承担的。但是这一领导阶层没有经历过任何革命。他们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工人阶级争取日常利益的日常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思想不是来自传统的革命财富，而是在争取改良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他们的思想是改良主义的。他们与那些明确的改良主义者的区别仅在于，他们不敢从改良的实践中得出最终的思想上和策略上的结论。如果在没有任何大的历史使命的和平时期,他们愿意口头拥护传统的革命社会主义，但每逢紧急的革命危机，即在“拯救自己的贞操”已不再够用，需要积极进行革命时，就会暴露一个事实，那就是，尽管晚一些，尽管是在不同的道路上，或是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外衣下，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也跟英国一样变成改良主义的了。
1914年8月4日揭露了真相。十多年来，革命的社会主义一直盼望着，一场欧洲战争会使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再没有机会进行直接革命活动的无产阶级有可能利用战争中资本主义社会的动荡以及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革命地夺取国家政权，并以此来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如果社会主义确实坚持革命的未来前景，它在战争开始时就必须宣布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应对战争负责。它必须说明，发起战争的政府没有能力带领民族走向迅速的和持久的和平。它必须准备利用战争过程中或是结束时一定会出现的革命局面，哪怕是它已被迫处于非法状态。但是事实上，社会主义政党被战争吓倒了，停止了对资本主义政府的斗争。在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它们加入了进行战争的政府。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批准了战争拨款,而正是这些社会民主党人不久前还把巴登邦议会对邦预算的批准视为背叛革命社会主义的象征。社会主义政党并不寄希望于战争中会出现革命；不如说它们希望，它们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能换来统治阶级对工人阶级的让步。这样，面纱就被撕掉了。事实被揭穿了：尽管在欧洲大陆上，人们嘴上还承认革命的未来前景，但内心早已完全放弃革命了，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也早已变成改良主义的了。
共产主义者认为通常可以把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解释成“工人贵族”的实践和意识形态。关于这一点以下的说法是正确的：事实上改良主义只有在这样的国家才能发展起来，即享有民主权利的工人阶级能够利用相对有利的经济局面，在工会和政治斗争中取得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成果；也就是说只有在工人能够在卓有成效的斗争中根本改善其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国家和时期。属于这种情况的地方在领导层和群众中就会发展起特殊的改良主义意识形态：相信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能够取得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大的成功，这样，无须革命的爆发就能“挖空”资本主义。由此可见，这种意识形态的承载者事实上是在成功的斗争中经济上升的工人。但这不是工人中的少数，不能被称作“工人贵族”，而是西欧和中欧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大批工人。
在欧洲所有国家中，只有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坚持了革命的性质，这个国家就是俄国。因为俄国还没有发生资产阶级革命。那里仍存在着专制主义；那里资产阶级仍处于与专制主义国家的尖锐对抗中；那里资本主义所有制在农村还没有形成；因此那里的农民还处于与现存的土地所有制和土地分配的革命对立中；那里工人还没有权利使他们有可能在法律基础上运用法律手段进行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因此那里的工人还处在与国家的尖锐的革命对立中；那里仍有革命的氛围，与1848年革命前的德国不无相似。那里的社会主义是革命的，西欧和中欧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也曾经是那样。
在俄国还存在着极端反对俄国现实的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像德国19世纪40年代的革命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们也把希望寄托在“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身上，这一阶级将会突破沙皇俄国的现状。他们也希望，即将来临的资产阶级革命会把他们的国家“不但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也正是他们把革命的社会主义带给了工人群众，向工人群众介绍了革命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即《共产主义宣言》[7]的战略思想：首先支持反对沙皇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以便在沙皇主义的废墟上，把它推进到无产阶级革命。如同德国19世纪40年代的社会主义一样，俄国的社会主义也是革命的，因为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德国19世纪40年代的社会政治状况是相似的。对俄国的社会主义来说，社会革命不仅是一个未来前景——人们承认社会革命，但在日常实践中只能进行争取资本主义改良的斗争，对它而言，革命就是直接的实践任务，因为它在反对沙皇权利的斗争中没有任何合法斗争的可能性，被迫转入非法活动，被追捕和迫害，只能用非法的、革命的手段进行斗争。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分裂。但是两个派别——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都与沙皇制度进行斗争。他们在俄国首先要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上是一致的。他们一致认为，只有当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成为西欧和中欧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在经济进步的欧洲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信号时，它才能进一步发展成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导致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孟什维克是俄国社会主义的欧洲变种。它的理想是以西欧和中欧的工人政党为榜样组建一个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党。革命的俄国社会主义的小团体首先是由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学生组成的，但是一当工人参加运动，他们就愿意接纳工人加入这些组织。它认为，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沙皇制度是首要任务，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国家政权不可避免地要落到资产阶级手中，而无产阶级则不得不组织成与资产阶级政府相对的、在野的、利用合法斗争途径的群众党，正像西方的无产阶级群众党成为与资产阶级政府相对立的，利用一切合法途径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合法的政党一样。而布尔什维克是具有俄国特色的，在俄国的特殊情况中产生的俄国社会主义的变种。它主张，严格保密的，确保革命行动严格由中央领导的，仅仅由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职业革命家”组成的革命团体不应该接受只参加了工人运动、完全未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工人加入组织，而应该领导他们。他们不应该把革命行动仅仅局限在争取工人阶级直接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斗争上——这不仅仅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没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工人群众目前所争取的——而应该尝试把它进一步推向争取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斗争。俄国首先要面临的无疑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中，为了扫除残留的封建主义，在战争和内战中战胜国内外的反革命，取得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需要巴黎市郊无产阶级的暂时的恐怖专政；同样，在俄国为了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也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俄国革命保持孤立，无产阶级专政当然只会是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的一个暂时阶段，就像1793年一样。但是，如果俄国的革命通过夺取政权和俄国无产阶级的实际行动成功地唤醒了西欧和中欧的工人阶级，引起了西欧和中欧的无产阶级革命，那么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就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了。
可见，当世界大战引起革命时，各社会主义政党在革命进程中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特性。在中欧，无产阶级受社会主义政党领导，这些政党在1871年到1914年的和平时期逐渐变成改良主义的了。这些政党在争取民主和争取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社会改良的斗争中变得强大起来。革命到来时，他们按照自己全部的传统和所有习惯利用了革命，以实现民主并利用民主进一步扩大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改良。这就是说，中欧的社会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胜利后，立刻重新开始了他们十几年来所被迫进行的改良主义实践。卡尔·考茨基，战前“革命”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代表，现在却反对马克思的这一原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会是其他。他提出这一论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政府一般将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联合政府。[8]正是当他这样采纳改良主义关于通往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的基本观念时，他再一次揭示了，战前20年中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只是西欧和中欧工人政党在几十年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改良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的传统外壳，只是一个宽松的外壳，只要大革命的震撼不再允许中欧工人政党掩饰其本质，这层外壳就会由于对改良主义主要观点的公开承认而崩裂。俄国则完全不同。在那里无产阶级在革命进程中处于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满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社会改良，它超越资产阶级革命，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它最初在党组织内实现的组织原则，即不接受参加运动的工人加入组织而是让一个觉悟的、受过教育的社会主义者组成的组织领导他们，现在被运用于国家。它使革命群众服从一个革命的国家政权的专政，这一政权自觉地把强迫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变革当作自己的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它违背自己原来的期望而认识到，可以“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虽然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它所希望的那样引发西欧和中欧的无产阶级革命。
但是，一当法西斯主义在中欧取得了胜利，打败了工人阶级，剥夺了他们的权利，摧毁了他们的组织,无产阶级的处境就改变了。因为他们的所有合法的斗争手段都被剥夺了，只能用革命的手段继续斗争。因为他们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必然要随着法西斯主义反革命而告结束，它们的斗争目标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而是社会主义民主，而它的前提条件必须通过暂时的无产阶级专政来创造。因为法西斯主义向他们展示了一个阶级是怎样利用自己的胜利来完全镇压被战胜的阶级的，当他们自己取得胜利时，他们也会尽力效仿这一做法，以便通过彻底清算资本家阶级来防止反革命的重复发生，并且在无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建立完全民主制。
这样，在法西斯主义的基础上又重新产生了革命社会主义。但是现在它是在比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革命社会主义更高的阶段上产生的。它是在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工人阶级通过几十年改良主义斗争显著提高了的文化水平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在俄国大革命的经验基础上产生的。
我们来总结一下:革命的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主义。西欧和中欧的资产阶级革命一结束，在整个西欧和中欧就发展起一种尽管披着传统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外衣、实质却是改良的社会主义，它取代了旧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直到法西斯主义战胜了中欧的工人阶级，这里才在较高的发展阶段上重新产生了一种革命的社会主义。只有俄国的情况不同。那里的社会主义直到1917年还是革命的，因为那里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它也没有变成改良主义的，因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由于历史原因（我们以后还会谈到），没有建立起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而是在几个月后被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被无产阶级专政取代。
改良主义不是单纯地误入歧途。它不是像列宁所说的“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9]。它是在一种历史情况下工人阶级自己的策略和意识形态。这种历史情况是：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看起来毫无希望，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有很大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运用法律手段成功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一阶级斗争的改良主义实践的历史成就是巨大的。我们在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描述中就已经提醒不要低估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文化、组织以及阶级意识的显著提高，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基础上几十年改良主义斗争的结果。但是，改良主义实践也必然不可避免地带来改良主义意识形态并向工人阶级灌输。改良主义以前是现在也是资产阶级民主基础上的工人运动的意识形态和策略，是通过以前的革命的工人运动取得的；正是它的成就招致了法西斯主义反革命，而法西斯反革命的胜利又引起了新的革命的工人运动。它是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革命的社会主义之间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而且硕果累累的发展阶段。
在法西斯国家产生的新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着手在工人阶级新取得的经验基础上确定自己的理论和政策。在德国法西斯主义胜利时期，一个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发展出来的年轻的革命社会主义团体用其理论性的宣言和宣传小册子“新开始”给了这项工作最初的强烈刺激。
“新开始”产生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时期，产生于工人阶级最惨重的失败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崩溃的时期。它从工人政党的发展史中探索这一崩溃的根源，得到了重要的认识。它正确地认识到，旧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西欧和中欧资产阶级革命结束后变成改良主义的了，它在欧洲大陆的革命的意识形态只是它的改良主义本质的外壳；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实践在战后合乎逻辑的出现是由于其改良主义的特性，这是在战前尽管还存在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情况下就已发展起来的。它准确地认识到，战后德国共产党的政策是以对德国工人群众的觉悟水平作出“主观主义”的自我欺骗的估计为基础的，也是由于这一自我欺骗而失败的。但是“新开始”把这些正确的认识建立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旧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最后的、最成熟的阶段的思路之上，也就是建立在俄国社会主义在俄国革命胜利前发展起来的思路上。
20世纪初俄国工业工人开始行动起来。他们以一系列的大罢工来反抗资本主义的剥削。同时，主要由知识分子和学生组成的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革命者的小团体也发展起来了。也就是说，像我们已经看到的，英国、法国和德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也暂时存在过的局面又重演了：一方面是自然的，“自发的”，但是并非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另一方面是主要仍由激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承担的社会主义。在这一时期列宁写道：社会民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的理论中发展起来的。”[10]“工联主义意识”停留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局限内；在这一发展阶段，工人所从事的仅仅是一些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可以实现的任务。他们因此处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只有当激进的资产积极知识分子传播给他们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学说时，工人阶级才能认清他们的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他们只是因此才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获得真正的阶级意识。
毋庸置疑，科学社会主义不能由工人自己而只能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展起来——同样，天赋人权的，经济的和哲学的理论，这些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不是由资产阶级工厂主和商人，而是由他们中的智者发展起来的。每个阶级在其意识形态的发展过程中都需要知识分子的工作，知识分子在头脑中冲破了这一阶级在历史实践中必须冲破的界限。但是，因为列宁不把改良主义——或者像他当时所称的“工联主义意识”——看作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一个发展阶段，而是看作“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它就达到了一个悖论：工人阶级只能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他们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只能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引向无产阶级阶级意识。
“新开始”是以列宁的这种思想为出发点的，在这种思想中，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特有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仍在起作用。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不可避免地被灌输了资产阶级的思维方式，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即使他们对资产阶级宣战，也仅仅把目标设定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可以实现的范围内。尽管他们结成了大规模的群众党，他们仍旧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仍旧把斗争目标设定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大规模的群众党是受“其群众成员的意见和想法控制”的，从而也就是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控制的。只要无产阶级群众的社会存在仍保持在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框架之内，他们的意识就不可避免地要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只要无产阶级的行动是由民主主义的群众党，即由“其群众成员的平均意见”决定，他们就会不可避免地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并把斗争目标局限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部可实现的范围内。[11]因此，中欧无产阶级大规模的群众党没有能力使1918年的革命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限制，因此他们不能阻止法西斯主义的资本主义反革命。不是单个领导者的“背叛”，而是产生这些领导者并且自愿跟随这些领导者的群众的觉悟水平本身宣告了这些大规模的群众党的失败。只有当有觉悟的、受过教育的社会主义者骨干在群众中产生影响并且使群众的行动有意识地和有计划地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限制（也是群众觉悟本身的限制）时，只有当行动不再由群众的“平均意见”本身决定和限制，而是受积极的少数人（工人阶级中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先锋队）的社会主义目标意识的引导时，只有那时工人阶级自然的、自发的运动才能向前推进，直到冲破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限制。
实际情况是怎样的？改良主义产生于这样一个时代，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的每次尝试都毫无希望，另一方面工人能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所承认的权利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大大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和影响。当时在工人阶级内部缺少目标明确的革命社会主义者的骨干吗？不可能。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盖得，拉法格和瓦扬当时培养了一批革命社会主义者的骨干。但是在给定的历史情况下，即工人阶级没有革命行动的机会，但却有着广泛的和成效卓著的改良主义活动的空间，革命社会主义者的骨干只能造成用革命的意识形态包装改良主义的实践的后果。另一方面，一批新的领导干部从改良主义实践本身中脱颖而出，他们成为自觉的、坚定的改良主义的承担者。人类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的意识。只要历史情况不给无产阶级提供其他可能性，只让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争取改良，任何革命骨干都不能引导群众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限制。只要革命骨干试图“不从阶级运动的现实因素中寻找”无产阶级行动的目标和方法，“而是按照教条的原则规定运动的过程”，他们注定要遭受充当无权的宗派的命运。领导干部不能把与当时群众运动状况不相符合的方法和目标强加给它；不如说群众行动本身会从群众中造成一批其意识形态与群众当时的行动状况相适应的领导干部。
只要群众没有革命的机会，革命干部就很难把群众行动拉到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中去，而一旦事件本身把群众动员起来进行反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革命，这些干部就很难限制群众自然的、自发的行动。1917和1918年布尔什维克相信，“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夺取政权后还对没收资本家的财产和工业企业国有化望而生畏。他们满足于“工人监督”。但是，革命的武装的工人的自发行动使资本主义生产无法继续进行，工人把企业主轰出了企业；苏维埃专政不得不事后对工人群众自发完成的剥夺资本家财产予以批准。
“新开始”产生于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巨大压力下。群众运动是不可能实现的。一小批坚定勇敢的社会主义者骨干除了对其成员进行教育外无事可做。他们变不利为有利，他们教导说：关键时刻仅取决于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精英对社会主义目标的明确意识。群众总是只把目标设定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因此大规模的群众党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也冲破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界限。只有在地下活动时期有计划培养的、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目标明确的领导干部才能在群众参加运动时推动运动冲破资本主义的框架。
这种思路中肯定蕴藏了一段过去的事实。“共产主义宣言”早就为目标明确的社会主义者——这些人“比其他众多无产者更懂得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过程和一般结果”——安排了这样的任务，即在工人群众中，作为他们当中“最坚定的，永远进步的部分”发挥作用。但是，受社会主义教育的干部与自发行动的群众之间的关系随着历史的发展改变了。有时群众意识会远远地落在受过教育的干部的社会主义目标意识的后面。有时群众意识也会冲到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干部的社会主义目标的前面。不管干部受过多好的教育，目标多么明确，还没有一个干部能把不符合群众当时的生存和斗争条件的斗争目标和斗争方法强加给他们。
在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主义发生变化了。在俄国革命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的同时，在法西斯主义国家刚刚从工人阶级的失败中发展出一种新的革命社会主义的同时，改良社会主义在民主国家继续生存。不同国家工人阶级的社会和政治存在是如此的不同，他们的社会主义意识发展得也各不相同。只要不同国家工人的社会和政治存在、生存条件和斗争条件还存在根本的区别，不同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发展的差异就无法消除。但是，尽管不同国家工人的方法和意识形态也不同，仍旧有必要把所有国家的工人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战争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只要改良主义者还是仅仅把革命的社会主义看作是对个人和精神自由的伟大文化财富、对民主自决和对人性的背弃，只要革命者还是仅仅把改良主义看作是对社会主义斗争目标的背弃，是沉溺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尽管这也是工人群众自己的意识形态），是对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背叛，他们的联合就不会成功。只有一种观点能实现无产阶级力量的联合，即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方法把社会主义的政策和意识形态看作是资本主义内部工人阶级各个时期的状况和斗争条件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从而把革命的社会主义和改良的社会主义理解成同一个社会主义、同一个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表现形式。
两次革命
1914年8月4日，战前包裹着欧洲大陆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实践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外壳破裂了。工人政党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交战服务，这一行为遭到了仍然忠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思想家的反对。战争初期，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与充满战争狂热的工人群众的情绪一致，但当战争带来的牺牲和痛苦越来越大时，就有越来越多的人随着战争的进程开始反对战争，因而也反对支持交战的工人政党。由此他们接受了战争伊始就反对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的战争政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领导。社会民主党因此在思想上分裂了，而且在许多国家，首先是在德意志帝国，在组织上也分裂了。如果这一分裂只是由围绕对待战争的态度展开的争论造成的，那么它在战后还能再次消除。但实际上在工人政党围绕战争政策展开的争论中隐藏着更深的矛盾。这个矛盾在战后的革命中公开暴露出来。俄国革命和1918年中欧革命相反的过程使国际无产阶级分裂成互相敌对的两派。它先是导致了国际社会主义的分裂，这一分裂不再是仅仅由围绕对待战争立场的争论引起，它一直持续到战后，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因为俄国和德国革命相反的过程是造成战后工人阶级分裂的根本原因，所以我们为了理解分裂问题，并且由此再来理解消除国际社会主义分裂的问题，就必须先来回忆一下这两次革命过程对立的原因。
俄国革命在短时间内就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它以极其沉重的代价实现了并且还在实现着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到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巨大的、暴力的转变过程，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德国革命仍旧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德国工人1918年争得的共和国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在15年后屈服于最残暴、最野蛮的法西斯主义。如何来理解这两次革命发展的对立呢？
广为流传的共产主义宣传很快给出了答案：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岀色领导下带领俄国工人取得了胜利；德国社会民主党出卖了德国工人。恩格斯在阐述1848年革命失败的起因时已经对这种愚蠢的解释作了回答。恩格斯写道：“1848年2月和3月突然爆发的运动，不是个别人活动的结果，而是民族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每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对这种要求和需要的认识程度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已清楚地感觉到，——这已经是一件公认的事实。但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来出卖自己。”[12]广为流传的共产主义论证，例如当人们按照“新开始”的意义把它升华为以下这种理论时，也比这好不了多少：一个大的群众性政党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从它的历史和本质来说，是没有能力带领工人群众向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发起冲击的，因为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从而也受到资本主义世界的思想控制的群众永远只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范围内设定他们的斗争目标；只有那些自觉的、受过教育的社会主义者中的骨干才有能力领导群众，使群众的行为超越他们自己的、由资本主义环境决定的思想，只有布尔什维克类型的政党中的骨干才能使革命突破资产阶级的框框。再例如，罗森贝格的《德意志共和国史》把德国工人阶级的失败解释为不仅是由社会民主党人的错误，而且也是由共产党领导的错误造成的。如果人们满足于这一解释，那么这说明他们也没有真正理解这两次革命相反的过程。因为尽管双方的错误都是不容否定的，但是面对所有这些解释，仍旧必须想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提醒，要去“研究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13]
俄国革命和德国革命的初期发展完全相似。俄国和德国一样，革命的领导权起先落在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手里：俄国是掌握在孟什维克和右派革命社会党手里，德国则掌握在社会民主党手里。这两个国家的工人中都有一个共产主义少数派反对这一领导权；它在俄国由布尔什维克和左派革命社会党领导，在德国则由斯巴达克同盟、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和“革命工长”领导。这两个国家中工人阶级的革命少数派都试图通过暴动来夺取政权：在俄国是1917年7月，德国是1919年1月。暴动失败后，这两个国家的革命运动都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反动势力加强，共产主义少数派遭到追捕。但从这时开始，两次革命出现了巨大的差异。
俄国的七月暴动失败后,布尔什维克也被迫处于不合法的状态,他们的报纸停刊，他们的印刷厂和政党所在地遭到查封。那里的舆论在7月也转向了反对布尔什维克。七月暴动后，特别是连士兵也对布尔什维克持激烈反对的态度。曾在7月3日打着布尔什维克标语在街上游行示威的军团这时要求在一周后对“威廉的走狗”施以最严厉的惩罚。但是俄国的这种倒退在几周内就消失了。8月，布尔什维克的洪潮就再次上涌。9月，布尔什维克掌握了绝大多数最重要城市的苏维埃，与之结盟的左派革命社会党人掌握了大部分农民苏维埃。10月，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大多数已是布尔什维克党人了，布尔什维克没有遭到任何前线军队和两个首都的卫戍部队的抵抗，已经能够夺取国家政权了。
德国的情况完全不同。那里的共产主义从1919年7月的挫折恢复过来要慢得多。那里的立宪国民大会的选举表明，德国工人的极大多数是支持社会民主党的。那里的民主制已经赢得稳定下来的时间，因此能够轻而易举地抵御后来共产党人的暴动尝试。布尔什维克在7月的失败只是一个插曲，它的影响在几个星期以后就被消除了，斯巴达克派在1月的失败却是德国革命的马恩河战役。
如何来理解这种差异呢？难道我们应该把它解释成，这是因为诺斯克在一月出于对职业军官专业技能的市偿般的尊重，出于对社会民主党工人武装的市偿般的恐慌而求助于志愿军，把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托付给这些反革命的皇帝的军官？但是如果整个帝国的工人都向共产主义的旗帜靠拢，并在它的带领下展开斗争，就像俄国在7月后的几个月内发生的一样，诺斯克的几千名志愿军就无能为力了。或者我们应该这样来理解德国和俄国发展的差异：德国不存在像俄国的布尔什维克这样老资格的、坚定的、有出色的领导能力的革命政党？但是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在1919年像俄国工人在1917年一样，充满了革命激情和革命斗志，那么他们也可能在一个稍逊一筹的政党的领导下取得胜利，起码能把革命继续进行下去。因此不能这样解释。不管人们对一个自觉的领导层对革命的群众进程的影响看得多重，仍旧不能把两次革命过程的对立仅仅或主要理解成是由于双方革命领导骨干的素质的差异。德国工人阶级在1919年1月后的表现与俄国工人阶级在1917年7月后的表现完全不同，需要另作说明。显然可以这么来解释，即德国革命缺少一种巨大的、以不可抗拒的自然力发生作用的、使群众的思想、行动和意愿革命化的动力，而把俄国革命推进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正是这种动力。
只要想起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表现与在德国革命中的表现是多么的不同，对这一动力的认识就会有很大的进展。1917年，俄国的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在农村建立起资产阶级所有制。土地公有和半封建性质的租佃关系仍然存在。人们还没有忘记农奴制废除后随之而来的大量土地掠夺。工人革命唤醒了那里的农民群众。农民在沙皇制度倒台后贪婪地抢夺地主的土地。大俄罗斯地区早在3月份就开始出现农民起义，乌克兰在夏末也发生了起义。农民用暴力将地主的土地据为己有。他们赶走为地主干活的战俘，占有了收成。有些地方的农庄被烧毁，地主的农庄建筑物被洗劫一空，牲口和财产都分给了农民。当临时政府在镇压了七月起义后试图镇压农民群众运动时，它恰好使农民投入革命领袖的怀抱。这一伟大的扎克雷起义，这一系列的农民起义动摇了国家和社会秩序，使由农民和他们的后代组成的军队革命化。它向城市工人的革命提供了几千万农民的支持。
德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德国农民早就不再与大地主保持自觉的、革命的对立了。战争时期的征调越多，战争中心的经济就更加激化了城市与农村的矛盾。德国革命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一处发生地主的庄园被烧、土地被农民占有、地主的财产被农民洗劫一空的情况，但是德国农民对战争中心的征调的抵抗却愈来愈坚韧顽强了。对战后时期的德国农民来说，他最主要的斗争目标不是占领地主的土地，而是能再次获得对他的劳动产品的自由支配权。尽管他在战败时期反对领导战争的旧势力，但是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很快就会成为需加防御的敌人，反对社会主义、保卫财产自由的资产阶级则成了他们的天然同盟者。农民在这里为重新兴起的资产阶级政党提供了群众基础。在俄国,无产阶级能够依靠革命的农民，而在德国，资产阶级的复辟却在农民那里取得支持。
但是尽管这个差别十分重要，用它来解释俄国和德国革命发展的相反过程仍然是不够的。在工业高度发展的德国，农民的行为影响革命进程的程度毕竟不可能和农业的俄国相同。这两次革命进程的差别其实也应该首先从一个事实来理解：俄国革命是在战争时期爆发和扩大的，而德国革命却发生在战后。
1848年后，欧洲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民革命不是作为战争的后果而取得胜利的；而且人民革命总是在那些战败国而不是在战胜国内取得胜利。1870年至1871年，法国受到了革命冲击，德国没有；1905年至1906年，俄国受到了革命冲击，日本没有；1917年和1918年，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受到了革命冲击，法国和英国没有。1848年以后，总是当战场上的失败使军纪松懈、统治阶级用来镇压人民的暴力机构瓦解时，人民革命才能发生和取胜。
在世界大战中，首先是奥匈帝国的军队由于老哈布斯堡帝国内的民族矛盾而被分裂、削弱和击溃。但是德意志帝国的军团一再对被打败的哈布斯堡军队施以援手并重新夺回他们的失地，德意志国家的这种支援一再成为他们稳固的后盾。沙皇军队在战争中的形势更加不妙。他们软弱的原因在于俄国经济的落后。俄国的工业无法应付现代技术战争的巨大需求。俄国的交通工具无法满足战争的需要。在一切领域都随着资本主义大工厂的发展而发展的组织技能在俄国太落后了，它无法完成现代战争经济和现代军队后勤的组织任务。学校教育的普及化和民主才使各国人民的心中充满了民族意识；由不识字的俄国农民组成的大部分俄国士兵比西欧和中欧的人民群众更加不易受战争民族主义的思想和感情的影响。所以沙皇的军队在1915年遭到了沉重的失败。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军队直到战争结束还继续留在敌国，俄国的军队却在1915年就不得不撤出沙俄帝国的整个西部地区；1916年，他们试图重新占领西部地区的努力落空了。尽管德国军队面临困难和窘境，但一直到1918年8月他们还把自己当作胜利者；自从俄国在1915年遭到失败后，俄国军队就失去了对领导者和进行战争的政府的信任。
1917年的二月革命并不是一个政党的行动，也不是布尔什维克的行动。自发而强有力的反对食品供应不足的游行示威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参加后发展成了革命。俄国军队在战争期间就已经站在了革命群众的一边，这是俄国战败带来的影响；德国军队直到战争结束仍然牢牢掌握在他们的领导人手里，这是德国胜利的结果。所以俄国革命在战争中间爆发，而德国革命到战争结束时才爆发。但两次革命的整个过程正是由此决定的。
革命爆发后,俄国资产阶级还想站在法国和英国的一边，继续推进战争“直至结束”，直至胜利。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敢和中欧两强国单独缔结和约；他们害怕俄国退出战争可能会使普鲁士—德意志帝国主义有机会打败法国和英国，取得对欧洲的统治权。但是俄国人民群众想要和平，——立即能实现的和平，不惜一切代价取得的和平。这促使他们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向布尔什维克靠拢。
连续几个月来，经济继续遭到破坏，食品供应的困难增加，物价上涨。人民群众愈来愈相信：只要战争还在持续，就无法摆脱日益加剧的困境！工人、职员、小市民、农民——所有的人都强烈呼吁和平，不要别的，只要和平。士兵首先要求和平：后方的守备部队士兵不愿意再上前线，前线的士兵不愿意再战斗。“任何一个苏维埃和部门的会议，任何一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都以这样的场面开始：要求立即实现和平的前线代表团列队通过；大声朗读来自战壕的士兵们的要求；四处传看那些震撼人心的前线生活的照片，内心痛苦不堪的人们的照片；会场走廊里人们高声请求和恫吓：还我们和平！如果你们不能给我们和平，那么我们自己来争取！”后方守备部队的士兵发誓：“宁可在这里的街垒中死去，也不要上前线。”前线的士兵要求：“只求结束战争！其他都是多余的！政党、政治、革命，——所有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无关紧要。我们支持任何一个指明和平出路的人。”[14]
人民群众这种不惜一切代价要求和平的强有力的运动导致了布尔什维主义的上台。因此布尔什维主义能够如此迅速地走出七月暴动失败的阴影；继续进行战争，经济的持续恶化，人民群众日益加剧的对战争的反抗，这一切月复一月地促使新的追随者向布尔什维主义靠拢。因而布尔什维主义能在8月和9月赢得绝大多数工人的支持，同时能在士兵中迅速扩大影响。军队不愿再为继续进行战争的政府作战。当彼得格勒的工人为夺取政权而在10月份占领了这个城市时，多数军团宣布“中立”。在政府能够集合起来保卫冬宫的少数军队里，大部分人在第一枪打响前就已经离开了。而要将政府成员逮捕并拘禁，几乎不需要“阿芙乐尔”巡洋舰的开炮。当克伦斯基把军队从前线调往彼得格勒时，只要派几个宣传员到军队里，就足以说服他们赞同推翻克伦斯基并参加革命……
正像十月革命只有在战争过程中才有机会获胜一样，要保卫年轻的苏维埃政权也只能通过战争的继续进行来实现。俄德战争中俄国的失败成全了二月革命，俄国继续进行毫无希望的反德战争导致了十月革命，而德国在对抗西方强国战争中的失败又把年轻的苏维埃政权从最危险的干涉，从邻近的，即留在俄国领土上的普鲁士德意志军国主义的干涉中拯救出来，从而保证了它的稳定。
当革命在德国爆发时，战争结束了。德国军队在1918年的圣诞节前就被遣散；这里从一开始就缺少一支在战场上被击溃的，却受到革命动员的军队的革命爆发力，正是这种革命爆发力曾在俄国革命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在俄国，对战争的厌倦和不惜一切代价求得和平的愿望把群众推向无产阶级革命；在战后才爆发革命的德国，群众对战争的厌倦产生了相反的结果。人们已经经历并承受了四年难以形容的痛苦，现在渴求安宁。继续进行革命就意味着发动内战并且导致战胜国的干涉。这意味着刚在黑白红三色旗下失败的战争又在红旗下重新开始。斯巴达克同盟的成员认为，当人们想让协约国的军队去德国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时，军队会发生暴动，——谁能预见这些呢？群众太累了，他们在四年战争后渴求安宁，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对继续流血的极度厌恶，因此不敢去冒这个大险了。正像对战争的厌倦在德国产生了与俄国相反的结果一样，食品匮乏也在德国产生了与俄国相反的结果。在俄国，饥饿促使人们向布尔什维克靠拢；他们希望战争结束能立即解决食品匮乏问题。在德国，食品匮乏加强了人民群众对安宁的渴望。在这个四年前就遭到封锁、来自国外的食物供应被切断的国家，食品匮乏很明显只能通过缔结和平条约和解除封锁得到解决；饥肠辘辘的人们把他们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和平，他们害怕关于第二次革命、内战、最后甚至会是反对战胜国的革命战争的想法，因为内战和革命战争会阻碍和推迟和平条约的缔结以及由此带来的封锁的解除。在俄国，经济随着战争的进行继续遭到破坏并起革命化作用；而在德国，战后几个月内就开始了经济重建。被遣散的士兵和从战争工业中出来的人们再次找到了工作。他们把精力都集中到工厂中的争取提高工资的运动和为改善工作条件所作的努力上。所以群众的情绪甚至在十一月革命高潮之后就很快出现了低潮。号召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民主的共产主义骨干只能吸引德国工人阶级的极少数人。
革命的过程总是取决于它是不得不在战争中发展起来还是能在和平中向外发展。法国大革命，正如恩格斯所写的那样，“反对同盟的战争对它有重大影响，革命脉搏的每一次跳动都是由这种战争决定。同盟军队入侵法国，这就引起迷走神经占优势，心脏就跳得比较剧烈，革命危机就临近。同盟军队撤退，交感神经就占优势，心脏就跳得比较缓慢，反动分子又占上风，平民们（未来无产阶级的先驱，只有他们的毅力才拯救了革命）则受到了训诫和压制。”[15]1848年的法国革命缺少决定法国大革命过程的那种革命战争的动力。马克思关于1848年的法国共和国写道：“共和国面前一个民族敌人也没有了，于是也就没有什么重大的外部纠纷可以激发起活力，加速革命过程，推动临时政府前进或将它抛弃……共和国不论在国外或国内都没有碰到什么抵抗。这种情况就使它解除了武装。”[16]1792年至1793年的法国革命与1848年法国革命过程的不同可以解释为：1848年的革命缺少像1792年至1793年革命那样能使革命突破一切资产阶级怯懦的框框的强大动力。这一马克思在1850年就已经达到的认识给出了理解1917年俄国革命和1918年德国革命的相反过程的答案。
马克思密切联系这一点而写道：“正是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产生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从1848年年中开始逐渐重新到来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是新近加强了的欧洲反动派的振奋力量”。[17]这一认识也向我们给出了理解最近两次大革命不同之处的答案。在战争时期发生革命的俄国，经济的进一步破坏与革命同时进行，而经济的破坏又进一步推动了革命。在战后爆发革命的德国，很快就开始了经济重建，工业的繁荣不久就平息了革命的浪潮。
如果比较一下1918年至1919年的奥地利革命和匈牙利革命，我们将会证实革命过程对战争的依赖性。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随着哈布斯堡王朝的倒台而丧失了对武装力量的支配权。这两个国家的士兵都服从无产阶级政党的命令。但是这两次革命的发展过程完全不同。人们肯定不能这么来解释它们发展过程的差别，即1919年与共产党人联合并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匈牙利社会民主党要比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来得更加革命，并吸收了一批更加革命的有觉悟的社会主义骨干。
当从老哈布斯堡帝国内的民族主义革命中产生的民族国家即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在战后夺取历史上属于匈牙利的大部分领土时，倒台的匈牙利各个统治阶级主要关心的是：封建领主想在受到威胁的地区挽救他们的大庄园；中上阶层想要挽救他们在这些地区的官职和权力地位；资产阶级想要挽救他们在这些地区的市场和进行剥削的地盘。对这些统治阶级来说最首要的任务是保卫国家，向那些威胁匈牙利领土主权的、在奥匈帝国分裂后成立的国家开战。但是统治阶级不再能领导这场战争了。战争只能由革命士兵，因此也只能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所以在国家最糟糕的窘迫时刻，在战胜国要求匈牙利撤出有争议的地区并把它转交给新的民族国家时，统治阶级的执政集团亲自把政权交给了无产阶级，让它来领导反对民族国家的战争。在这种形势下，匈牙利社会民主党才联合匈牙利共产党，共同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开始与各个民族国家作战。匈牙利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次尝试，它想使匈牙利在统治阶级的领导下输掉的战争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继续进行，——但这次尝试在几个月内由于战胜国的军事优势理所当然地失败了。
奥地利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迎来了战争的结束。四年战争后，国内没有食品，也没有煤。食品和原材料的匮乏比匈牙利要糟糕得多。战胜国在停战协议中也保留了对奥地利的封锁；奥地利只能通过它们得到食品和煤。当捷克斯洛伐克在边境拦截了几辆本该开往维也纳的运煤火车时，维也纳的电厂和有轨电车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停工了。当南斯拉夫拦截了从的里雅斯特开往奥地利的食品运输车时,奥地利的食品供应站在接下来的一周中无法发放城市居民赖以勉强维持生活的面粉和板油。任何一个奥地利人都明白：当我们反抗战胜国时，它们甚至不需要派一个营来对付我们；他们只要切断我们的煤和食品供应，就能在14天内迫使我们投降。在这种情形下，奥地利的资产阶级——在他们能够利用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间矛盾的克恩腾州除外，——不敢保卫那些被邻近的民族国家占领的地区，不敢采取武装抵抗来反对它们的占领。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不敢反对战胜国公开宣告的禁止革命冲破民主制限制的异议。在匈牙利，抵抗国家敌人的尝试促成了无产阶级专政，而在奥地利，对国家敌人的极度软弱无能和对他们的依赖使革命保持在民主的范围内。
以农业为主的匈牙利对来自外国的食品供给的依赖程度与以工业为主的奥地利不一样，因而对战胜国的依赖程度也不像奥地利那么深，这决不是一种偶然，——正如下面的事实也不是偶然一样：资本主义落后、以农业为主的俄国要比工业德国更早屈服于战争，更早进入革命，因此在战争中爆发和发展的俄国革命与直到战后才爆发、不是由战争本身推动的德国革命比起来，它的继续向前冲击的能力要大得多。“在资产阶级躯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的早一些”，[18]马克思已经作出了预言。
一切根据从事行动的领导人和政党的素质，从他们的错误、过失和幻想，从是否存在受过革命训练、有觉悟的社会主义骨干这些方面来解释1917年和1918年这两次革命过程的差别的尝试，都只是停留在表面。它们背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和19世纪的革命经验中得出的宝贵认识。下面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社会民主党是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并且为资产阶级民主而进行的数十年斗争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数十年的改革实践使得改良主义的思维方式占据了他们的头脑，在革命的时刻它只能尝试去完成那些他们在战前几十年和平的发展中已经争夺到的东西，即民主和社会保护立法。但是如果在革命过程中，中欧的无产阶级群众通过事件本身，通过持续的战争和经济的不断毁坏，通过士兵革命和农民起义，像在俄国那样经受革命化的话，那么那里的社会民主党就会像孟什维克被布尔什维克压倒一样,或者被斯巴达克派或者被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压倒，要不就是，它们一定会像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在1919年3月那样使自己去适应群众的革命情绪。中欧的社会民主党在革命中继续掌握对绝大多数无产阶级群众的领导权，并把革命保持在民主制的范围内，而因为这种民主制不能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它还是会再次成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并替反革命做好准备，这些情况并不能归咎于中欧缺少有能力并愿意带领群众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发起攻击的革命骨干，而是应当归咎于事件本身和社会条件；中欧革命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社会事情使群众的革命存动停留在那同一个范围内，也就是几十年改革实践的习惯使社会民主党的想法和目标设定保持在其中的那个范围之内。
列宁曾经说过，“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这个事实使我们有可能超越其他国家”。托洛茨基也表达了同一个意思：“俄国这么晚才完成它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就迫使资产阶级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转变。”[19]实际上，沙皇俄国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后导致了俄国军队在战场上的惨重失败；失败使革命在战争时期就已经兴起，并在战争的向前推动的力量下发展。俄国还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这一事实，实际上不仅保持了俄国社会内的革命氛围（这种革命氛围使二月革命的胜利在战争时期来得更加容易，并从而使革命处于战争的压力之下），还产生了这样的后果：二月革命激起了农民的暴动，这一暴动使军队革命化，并且为无产阶级革命在革命士兵和农民中奠定了广大的群众基础。人们也许还可以补充说，俄国还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这一事实使那里的社会主义不会发展成改良主义（资产阶级革命结束后，在中欧和西欧，这种发展趋势已经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得到了贯彻），并且强有力地和生机勃勃地保持了那种作为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发展时期的特征的革命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在1917年做到了带领革命群众以革命方式夺取政权）。人们由此认识到，以下情况也分别地参与决定俄国革命的过程：它在那里恰好由于沙皇俄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落后而遇到了一批比其他国家更强大、更坚定、更适合领导群众的、自觉的、受过教育的革命社会主义者骨干，但是当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时，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早就过去了，社会主义已有40多年不再能够开展革命斗争了。不过，这批革命骨干毕竟只有在以下的条件下才能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与资本主义更加发达的国家相比，那里的促使革命发展的社会条件本身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使群众投入运动，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把群众向前推进，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使群众追随革命骨干并接受他们的领导的。
国际社会主义的分裂本身就是产生于世界大战的几次革命的相反的发展过程的一个结果，它导致人们把这些革命的相反的发展过程的原因归结为从事行动的政党的功劳与过失。这种对革命过程和结果的解释成了无产阶级内部分裂与不和的持续不断的源头。因此，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上来，即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来解释，而不是从“ 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来解释革命的过程和结果，是从内部，从思想上克服无产阶级分裂的一个先决条件。但这一回归并不排除它其实是要求这两个由国际社会主义的分裂产生的大党能以严格的自我批判来克服那些不恰当的判断、错误和幻想，而这些不恰当的判断、错误和幻想到处都是从革命的相反的发展过程，从革命结果的差别和由此引起的社会主义的分裂发展而来的。当我们现在转向研究战后社会主义的分裂历史时，我们将会通过历史本身来了解这些不恰当的判断、幻想和错误以及如何克服它们。
社会主义的分裂
由世界大战引发的这些革命恰好因为俄国无产阶级是一个经济、社会和文化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而把它推上了世界无产阶级的巅峰，使它恰恰能比资本主义更加发达的国家的工人阶级更早夺取政权，开始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却反对这种认识。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难道没有说过：“工业发达国家给工业不发达国家指出了它们未来的形势”？难道马克思没有说明，是资本主义发展本身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向公有制转变创造了前提条件？当“资本垄断开始束缚随着它而繁荣发展的生产方式时”，这个前提条件才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成熟，社会革命才有可能发生？那么人们能够相信现在社会革命恰恰能在一个资本主义发展要比西欧、中欧和美国落后得多的国家开始发生吗？工业不发达国家能为工业发达的国家指岀它们未来的形势吗？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因此认为试图在落后的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是一个乌托邦主义的冒险。它认为这一尝试不久就会失败。它认为，与1792年巴黎“早期无产阶级”的专政只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短暂阶段相似，无产阶级专政顶多只能成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短暂阶段。当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于1921年在农民反抗和城市饥荒前退缩，不得不恢复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并允许国际资本在苏联发展工业时，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认为：现在俄国发生了向资本主义的退化，几年之内将会证明布尔什维克专政只是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一个暂时阶段。所有这些观点在今天都被历史本身推翻了。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正在苏联发展起来，它的生产和劳动生产力以闻所未闻的发展速度所表现出来的发展活力超出了最大胆的期望。只有那些不能从新的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中学习的人”才会在今天还牢牢抓住那些在1917年到1921年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错误判断不放。
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在1918年到1920年间还认为，世界大战、1917年和1918年革命给了资本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为社会主义开拓了道路。但是它认为无产阶级通过革命专政来强制完成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是不可能的。它认为这种取消了个人的自由权利和人民的民主自决的专政虽然在落后的、从来不知道自由和民主机构的俄国是可行的，但是几十年来一直享受着个人自由权利、能够借助民主的选举权决定自己事务的各国人民是无法忍受专政的。它相信，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工业无产阶级在人民中占的比例要比俄国大得多，这一无产阶级几十年来受到社会教育和文化教育并且已经成熟，在这些国家，为了在民主的基础上用民主的斗争手段逐步扩大无产阶级在民主国家内的权力，从而把社会有机体本身逐步改造成社会主义的社会有机体，他们能够而且必须利用民主机构。马克思难道没有在他的重要著作的序言中说过，“现在的社会不是稳定的晶体了，而是可转变的、一直处于转变过程中的有机体”？难道人数众多、几十年来由社会民主党的教育而获得阶级觉悟和对自己的社会主义使命的认识的无产阶级不能并且一定不会利用民主机构逐渐把当今社会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吗？今天，历史同样推翻了这个错误。由中欧无产阶级建立的民主共和国，由于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基础以及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存在的意识形态，几年之内就变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最终屈服于法西斯主义。今天，希特勒德国给全世界上演了一出可怕的戏：一个几十年来一直享受着自由权利、行使着民主选举权的民族，一个有着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社会主义群众组织的国家，一个工人群众享受着最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国家，在怎样忍受一种专政。
但是当布尔什维克接受权力时，他们也深信，如果短期内社会主义革命无法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取得胜利，他们就没有能力保持权力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当然他们期望战争能在各处引发无产阶级的革命。因为革命在战败的俄国取得了胜利，所以他们相信革命也会在战胜国取胜。因为战争把俄国革命推向了无产阶级专政，所以他们相信无产阶级也能在那些战后才爆发革命的国家，甚至在那些在战后没有爆发革命的战胜国建立专政。在匈牙利和巴伐利亚的苏维埃专政时期，布尔什维克抱着热情洋溢的希望。1919年5月1日，在新成立的共产国际的宣言中，季诺维也夫宣告：“不出一年，整个欧洲都将属于苏维埃。”要断定历史是多么惊人地推翻了这种空想，已是多此一举了。
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发展的几个月内就战胜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党，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一旦他们赢得了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他们就能夺取国家政权。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只是必须在一切国家用共产党来对抗社会民主党，战胜社会民主党，为共产党赢得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他们就能在各地获得专政权力。因此他们到处使想要效仿俄国革命这一伟大榜样的社会主义者，对为民主制展开的斗争结果感到失望的工人聚集在自己周围，在所有的国家引起分裂，在所有的国家挑起激烈的同室操戈。但是这种像在俄国推翻孟什维克一样在西欧和中欧推翻社会民主党的妄想，很快被证实是一种幻想。共产党在欧洲大多数国家以脱离工人群众的小宗派形式存在。在少数他们有可能聚集并掌握较多的群众的中欧和西欧国家，他们成了与社会民主党斗争的无产阶级反对党，但是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不愿意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展开一次严肃的大有希望的斗争。在那些缺少曾使俄国得以实行专政的那种历史前提条件的地方，建立共产党既不能创造这种前提条件，也无法替代它。
其实在战后最初几年，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一一尽管他们走的道路完全不同——就犯了同一个错误；两者根据对战争所引起的社会大动荡的印象，都低估了资本主义的抵抗力量。社会民主党人相信用民主的和平手段能够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却向社会民主党人指出，他们是多么懂得将民主转变为他们的统治工具的，而一旦这种统治工具不再让他们满意，他们就能最终消灭民主本身。共产党人相信自己能够在各地利用由战争引起的资本主义社会动荡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际上除俄国外，资本主义在各国都强大到足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的程度。当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还在为战后几年的危机是能够和应该使用民主的手段还是革命的手段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而争论不休时，资本的胜利反攻已经开始了。
1919年1月和3月，德国共产党起义以惨重的失败告终。5月，慕尼黑苏维埃专政瓦解。6月，匈牙利苏维埃专政瓦解。但是工人阶级还没有感到自己被打败了。1920年，即从经济恢复转向第一次战后危机的这一年，出现了一系列无产阶级起义；它们都以重大的失败告终。3月，德国工人总罢工挽救了受到反革命卡普暴乱威胁的共和国；但是在矿工试图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鲁尔，他们遭到了血腥的镇压；在巴伐利亚，反革命专政在卡普暴乱时期得到了巩固。5月，法国工人集体罢工以失败告终。8月，红军试图经过波兰架起俄国革命和德国革命之间的桥梁，却在华沙的城下失败。9月，50万意大利工人占领了工厂，其中大部分都是武装工人。但是在意大利军队已经与法西斯主义密切勾结、他们的兵工厂已经为法西斯军队提供武器的时期，在农业劳动者激烈的工会斗争不仅已经促使大部分的大地主而且也促使大部分中小农场主转向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时期，在足足有三分之一的意大利工人既不受社会主义也不受共产主义的领导，而是受天主教会领导的时期，在乔利蒂的自由主义政府回避任何反对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工人的挑衅、不使用它的武装力量来反对他们、并且向工人许诺作出重大让步作为他们撤出工厂的代价的时期，工人方面不敢从占领的工厂进攻国家武装力量，不敢把占领工厂运动发展成围绕国家政权本身的斗争，所以占领工厂运动必然在几个星期后中断，却没有取得任何成果。12月，捷克斯洛伐克的群众罢工毫无结果地失败了。1921年，工人阶级在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展开的工资斗争遭到了沉重的失败，开除不列颠罢工矿工事件是其中最大的一次。德国，共产党的三月暴动失败。苏维埃政府在喀琅施塔得起义之后，用新经济政策（NEP）实行退却，再次在俄国经济中给资本主义让出一席之地。1922年，从不幸的占领工厂运动以来突然兴起的法西斯主义已经在意大利取得了政权。与此同时，货币的急速贬值使陷入绝望的奥地利人民投入国际金融势力控制的怀抱；一方面由于国际金融寡头的控制，另一方面又由于工人阶级在这时开始的稳定危机中遭到削弱，奥地利共和国也开始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了。
在这些年里，工人阶级一次接一次遭到沉重打击，他们已经被迫使处于守势，无产阶级政党却仍旧像在1918年或1919年那样，继续为此争论：无产阶级能够和应该用民主的斗争手段还是反对民主的革命手段来夺取政权，从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1920年的6月和8月（这一年工人阶级已经遭受了一系列沉重的灾难性失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布“中派主义”为需要战胜的主要敌人，并且以此着手分裂那些也试图加入共产国际的社会主义政党。它规定了后果严重的“加入共产国际的21个条件”，这些条件是分裂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哈雷，1920年10月）和法国社会党（图尔，1920年12月）的手段。德国独立民主党、法国社会党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曾试图在右派社会主义政党和共产党之间架起联系的桥梁；1921年,它们在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的领导下联合组成“维也纳协作组”，即“第二半国际”，并在下一年邀请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到柏林举行联席会议；但是这次尝试由于布尔什维克幻想他们只有在反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斗争中才能创造无产阶级革命的先决条件而失败了。当然，1922年在无产阶级遭到失败后曾有一小段时间出现过一种假象：似乎莫斯科自身想让在革命进攻时期被摧毁的无产阶级力量再次团结起来进行共同防御；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11—12月）提出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口号。但是“统一战线”的政策很快就只成了号召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反对他们自己的政党的工具，成了企图分裂的工具，而不是真正实现统一的工具。这是因为，尽管无产阶级遭遇了失败，但是由战争开始的革命过程仍旧没有结束。在共产主义寄托下一步和最大希望的德国，仍旧面临一场严重的革命危机。在这场即将到来的决定性危机中，共产主义还在为争取群众的领导权而斗争。
危机在鲁尔战争后伴随着德国货币的完全贬值来临了。饥饿、绝望和惊恐似乎使德国进入了革命的状态。实际的情况如何呢？巴伐利亚的反革命专政作为与德国政府对立的政府出现。巴伐利亚的国防军接受巴伐利亚政府的领导并宣布不服从德国政府。依靠反革命力量支持的资本主义大企业没有被吓倒，竟在危机时期要求并实行了突破八小时工作日。德国政府不敢与反革命的巴伐利亚反对党斗争。它把整个国家的行政权委托给国防军，而国防军刚刚合并了种族一法西斯主义的自卫队即“黑色国防军”。它违法取缔了萨克森和图林根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的工人政府。主动权完全落在了反革命手中而不是无产阶级手里。当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工人政府被推翻时，由于工资每个小时都在贬值而陷于绝望、只是为争取每天的面包发愁的、精疲力竭的、气馁的工人阶级没有采取任何反抗。当汉堡几百个共产党人涌向警察局时，工人们无动于衷。危机以德国无产阶级的完全失败告终。
这样，世界大战所引起的严重的社会动荡暂且告一段落。它没有像社会民主党所希望的那样，使工人阶级有可能向民主的形式注入社会主义的内容。同样没有像共产党人所认为的那样，允许无产阶级在各地争得革命专政。随着鲁尔战争的结束，马克的稳定，道威斯计划的执行和大量美国资本向德国的注入以及经济繁荣的开始，一个崭新的时期拉开了帷幕。共产国际本身就确认了“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
这一繁荣再次使工人阶级极有可能为提高工资、扩大社会立法和社会管理而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但是，一旦经济繁荣再次为改良主义实践提供有利的时机,社会民主党就再次得到增强，但是他们的改良主义幻想也加强了。虽然人们知道，繁荣之后危机会再次到来，但是人们根据类推法设想这些危机会像战前危机一样是相对轻微和短暂的；我们之中没有人预料到1929年会出现那次如此普遍、沉重和后果严重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动荡。因此社会民主党认为民主制度得到了巩固。所以它为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渐进、和平的发展做好了准备。
共产党人也不得不确认，无产阶级直接为政权斗争的时期已经结束了。但是他们从工人阶级的失败中能吸取什么教训呢？“革命胜利的客观前提条件已经存在。只是缺少一个主观因素，缺少一个坚定的、做好斗争准备并且有觉悟的工人政党”。换句话说:缺少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相信用这些可以解释无产阶级的失败。共产党人甚至在俄国也是遇到了一种允许无产阶级建立专政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向前推动着工人群众，工人阶级能够得到农民暴动的支持，军队拒绝给予统治阶级任何援助。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前提条件1919年1月在德国就已经存在，甚至在1921年3月或1923年还存在，或者认为这一前提条件在意大利1920年工厂占领时期就已完全像1917年10月在俄国那样存在或哪怕仅仅与之相似，这些都是自欺欺人！不从决定群众思想状态和行为的革命的社会发展条件，而从缺少“真正的共产党”来解释大的革命群众过程的结果，这是自欺欺人！共产党人从错误的解释中得出结论：现在要做的只是进行不可调和的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赢得群众的斗争，这样，群众在以后的革命时期内就能处于他们的领导之下了。但是他们同时也已得出结论：他们必须使西欧和中欧的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他们从莫斯科下令撤换一些共产党的领导班子，给从美国到中国的不同国家确定无产阶级策略的规则，从而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瓦解、分裂、削弱，把它们已经赢得的大部分群众推向社会民主党，让大多数共产党遭受无能的宗派的命运。他们固然比社会民主党更加正确地估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7月至9月）还在繁荣时期的中期就准确地预言，“资本主义稳定所包含的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极度尖锐化”；但是他们没有预见，危机没有首先引起无产阶级新的革命进攻，反而招致了法西斯主义的反革命进攻。他们并没有把法西斯主义、而是把资产阶级民主视为工人阶级在新的革命时期将必须战胜的敌人，把社会民主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视为在新的危机将要引起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主要障碍。
所以在新的时期，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但是现在斗争的性质改变了。由于革命的形势暂时已经过去，所以这个原来引起工人阶级分裂的有争议的问题,即工人阶级能用哪种手段夺取政权，就失去了它直接的紧迫性。与此相比，繁荣为争取更高工资、更好的劳动条件、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改革的斗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所以共产党人把他们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转移到了改良主义工人政党的这一最具有它们本身特点的领域。在每一次工资斗争和争取社会改良的斗争中，他们都试图超越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要求。他们试图利用每次机会挑起罢工和街上的流血冲突，而不去权衡成功的希望。每次斗争结束时,不管斗争成就多大，他们总是指责工会和社会民主党背叛工人阶级。从他们的表现来看，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内进行的经济和文化斗争就像不是由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当时的情况决定，也不是由资本和劳动的力量对比决定，而仅仅是由工会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意志和勇气来决定的。他们指责社会民主党背叛工人阶级，不再是因为它不敢革命，而是因为它在自己特有的领域，在它取得最大成功的领域，在改良主义斗争的领域每天都在背叛工人。共产党人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在战后革命时期曾是围绕利用革命形势的方法和目标而进行的严肃的斗争，现在却成了以一切蛊惑人心的手段进行的竞争斗争。但是文化水平最高、判断能力最高而由此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阶层却厌恶这些愚蠢的煽动;它把共产党的影响缩小到最贫困的、根据绝望的情绪行事的无产者阶层之中。不权衡胜利的希望就把工人阶级卷入斗争或者让工人阶级坚持已经变得毫无希望的斗争，这些尝试导致了令人失望的失败:已经相信共产主义的工人阶层再次脱离了它，共产党对组织在工会中的工人的影响削弱了。
共产党人认为在工业繁荣的时期，仅仅通过蛊惑民心的宣传（这种宣传试图利用陷入极度贫困的无产阶层在冷静评价经济和政治的力量对比，理性考虑斗争条件和成功的可能性方面的无能），通过只会导致惨痛失败的“革命体操”策略，就能够赢得工人群众，但这种信念是一种幻想。但是社会民主党在这两大工人政党间的竞争斗争中往往失去宝贵的工人阶级组成部分。一方面，它失去了热情的社会主义者，这些人充满了社会主义理想，不愿满足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内仅仅从事改良主义工作；这些是受到俄国革命变革的榜样吸引的真正的革命者。另一方面，它失去了最贫穷的工人阶层，他们很少能够理智地冷静地权衡斗争条件和成功的可能性，却充满了最强烈的革命情绪，他们一直是工人运动中向前推进的革命分子。社会民主党因此愈来愈向右发展，——比战前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曾经承认的还要更加右倾得多。
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权问题而展开的激烈竞争斗争毁掉了阶级团结的感情。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民主政党一起反对共产党的冲击，捍卫资产阶级民主。它为了在议会的交易中为工人阶级争取社会改良而与资产阶级政党在议会中合作。社会民主党觉得自己与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比与共产党的阶级同志更加贴近。在那些它与资产阶级政党长期共同执政的地区或依靠资产阶级政党的选票而建立起少数派政府的地区，它被迫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暴力工具来镇压共产主义的无产者；在那些地区，它的领导层在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和生活方面也接近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的风气和陋习。因此，尽管在不同的国家程度不同，但社会民主党愈来愈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基本支持者，成了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成为一个“（拥护）制度的政党”，——当随着工业繁荣的结束，通过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的权力地位为工人阶级赢得积极成功的可能性走到了尽头的时候，当法西斯主义开始利用那些在危机中陷入极度贫穷的群众的反资本主义情绪来反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时候，上述这种发展的后果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了。
共产党人在他们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援引俄国苏维埃的榜样作证。他们闭口不谈1917年在俄国使无产阶级能够取得专政的特殊混乱的局面，——他们表现得就像，只要无产阶级信任他们的领导，它能在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间取得专政。他们闭口不谈苏联内部变革过程中需要付出的巨大牺牲，——即使在苏联不得不经历极度贫困的那一时期，他们也把苏维埃俄国说成是“工人的天堂”。他们没有把唯一能在俄国完成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伟大转变过程的恐怖专政看作是为争取一个实现最完美的自由和人性的社会所必需的、不可避免的过渡时期；没有把对个人自由、对个人的精神自由和对全体人民自主的压制看作是社会发展必然带来的一种沉重的、但是暂时不可避免的牺牲，而这是为了获得最完美的个人自由精神和全体人民真正的自主的，他们却诉诸群众的憎恨、暴力和仇恨本能，大肆赞扬专政和恐怖，大肆赞扬对个人自由和集体自主的压制，就像它们不是社会革命暂时的不可避免的手段，不是必须为向社会主义的发展付出的沉重代价，而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本身一样。当面对法西斯反革命而捍卫自由已经变得很有必要时，他们还讥讽信奉自由是一种资产阶级偏见。但恰恰因为共产党人每天都在援引苏维埃俄国为证，才把社会民主党置于苏维埃俄国的对立面上。大多数社会民主政党都对俄国伟大的社会革命采取一种完全不理解的态度。因为共产党人把苏维埃俄国称为“工人的天堂”，所以很多社会民主党人相信，应该只向群众描述恐怖统治的残酷，描述俄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即使在苏联已经度过最艰苦的贫困时期并开始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许多社会民主党人还是对在苏联发生的世界性历史事件持不理解和敌视的态度。他们自社会民主党成立起就把生产资料公有化视为他们的目标;但是他们讨厌这个已经真正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国家。他们几十年来都在从理论上讲解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但是当苏维埃俄国经济的巨大发展能力开始在实践中证明这一优越性时，他们却不去用这些给人深刻印象的历史事实向人民群众指出这种优越性。因为俄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走上了一条与他们期望和愿望完全不同的道路，所以他们反对这一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当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开始实现的地方的社会主义时，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意志就完全黯然失色了。
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力就这样受到了极大的削弱。一方面，人民把社会民主党看作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虽然它已经成了资本主义体系内的一个“制度政党”，它的活动仅限于为工资和社会养老金讨价还价。另一方面，它认为共产党人的名誉已经败坏：共产党人利用绝望的群众没有判断能力而进行煽动，采取了肆无忌惮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政变策略，却没有权衡是否有成功的希望，因而导致了无产者阶层的失败和巨大的不幸。所以当1929年危机爆发，人们陷入贫困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未能利用群众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却被法西斯主义钻了空子。
作为危机的后果，当德国的民族法西斯主义威胁到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时，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把一切希望寄托于民主的合法性。它支持布吕宁政府（它的通货紧缩政策把民众推向民族法西斯主义那一边）的专制。希望布吕宁能阻断民族法西斯主义夺取政权的道路。它所经历的却是，正是支撑布吕宁政府的那同一个阶级，一夜之间就把政权转交给了希特勒。它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曾给它带来沉重牺牲的普鲁士联合政府身上，希望受它支配的普鲁士保安警察会在法西斯主义面前捍卫民主；所经历的却是“一个少尉带十个兵”就足以把这一联合政府从这个臆想的权力地位上赶下台。
而共产党人的表现却像是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在法西斯主义直接威胁到民主时，他们仍旧把民主视为他们要打倒的敌人，仍旧把社会民主党看作“主要敌人”，而不是法西斯主义。当法西斯主义在德国要消灭民主，工人阶级面临被镇压的命运时，他们当时还没有发现法国共产党今天在法国运用的，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政党联合组成反法西斯主义同盟——“人民战线”，从而强有力地阻止法西斯主义的策略。他们还不准备支持一个为了能阻挡法西斯主义道路而建立的民主政府。在国会中，右边有一个巨大的民族—法西斯阵营，左边有一个巨大的共产党人阵营，这两者都拒绝支持任何一个议会制民主政府，所以一切议会制民主政府在德国都是不可能成立的，立法机构没有执行能力，所有权力都落到了行政机构手里，发展趋势必然会让权力从布吕宁经过巴本和施莱歇尔而转向希特勒。
但是当希特勒上台时，两大工人政党同时丧失了斗争能力。两者都屈服于反革命，甚至不敢尝试反抗。德国的共产党的革命者同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者一样屈服于法西斯主义，丧失了反抗能力和斗争能力。法西斯反革命恐怖使两者遭受同一命运。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之间长达15年之久的激烈斗争的结果，只剩下共产党的工人和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之间的互相憎恶；这种互相憎恶即使在集中营里，在虐待双方的纳粹冲锋队的鞭子面前仍旧可耻地继续存在。
我们对战后时期两大无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的批判是不是过于严厉了呢？我们承认，我们也要分担这里确认的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错误，只有那种把从极大范围的历史经验中学不到任何东西当作正派行为的人，才害怕这种后悔。我们只希望，从另一方面，即从共产党方面来讲，也不缺少坦率承认和批判自身过去所犯的错误判断和失误的勇气。因为在今天，克服这些失误在双方都已经成为一种可行和必要的任务。德国工人阶级在战前是所有国家的工人的学习榜样；战后也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提供了最大的社会民主党和最大的共产党，德国工人阶级被镇压给国际社会主义造成了极大的震动，使它陷入严重的危机。在长达15年的同室操戈的战争中发展起来的、僵化和教条化的观点在这两个党中都已开始动摇了。为了让社会主义在痛苦的分裂时期以后重新统一和走上新的道路，双方克服错误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德国的两大工人政党不经过斗争就屈服于民族法西斯主义；德国工人甚至在没有一个工厂起来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情况下，放弃了自己的大工会；两大社会主义政党甚至在没有射出一发子弹的情况下就都被摧毁了。所有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现在，全世界资本主义反动派都在想：“无须害怕！再也没有人愿意为社会主义献出生命了！人们可以击垮社会主义政党，却不会有工人起来保卫它们！”当时最右倾、最拥护和平主义的、最赞成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也认为：“如果法西斯主义能够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地消灭社会主义政党，工人阶级哪怕斗争条件多么糟糕却不起来保卫它们，社会主义就是在全世界失败了。”当时主张和平行动的英国工会成员，最右倾的斯堪的纳维亚和荷兰的改良主义者认为：“宁可敢于在如此不利的斗争条件下进行绝望的斗争，也胜过毫无抵抗地屈服于暴力！”
本着这一信念，奥地利工人行动起来了。当多尔富斯政府开始打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时，1934年2月12日，由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和领导的保卫同盟举行起义，进行了一次英勇的绝望之战。
奥地利的保卫同盟被打败了。当时许多人认为奥地利的工人阶级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的斗争开展得太晚了。实际上在1933年3月，当多尔富斯关闭议会、建立起他的政府专制时，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就被吓倒了。它相信多尔富斯的诺言，即他愿意在几周后恢复符合宪法的状态。它不相信，仅仅关闭在经济危机时期就已丧失众党的议会就足以促使群众起来革命。它害怕无产阶级的起义会促使执政的教会法西斯主义者和在野的民族法西斯主义者联合（这两者在当时还没有像以后那样不可调和地互相敌视）,会把德国的民族法西斯主义引入奥地利政府，从而使奥地利屈服于希特勒德国。所以多尔富斯赢得了时间，可以稳定他的政府专制制度，加强他的暴力工具，在11个月的镇压时期内大幅度削弱工人群众的斗争力量。当保卫同盟在1934年2月12日起来反抗时，他们只能在与如果在1933年3月15日起义相比远远不利的条件下展开斗争。这个经验给各国的社会主义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得出结论：“不要太晚开展斗争！当必须斗争时，在法西斯主义还能打垮工人阶级前就开始斗争！”
这一教训深深地影响了发生在西班牙的事件。西班牙在1931年经历了一场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自由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推翻了君主政体；他们没有流血牺牲就能取胜，因为军队的军官听从自由资产阶级支配。但是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阶级矛盾变得尖锐，两个阶级间的武装决战似乎已经无法避免。西班牙工人阶级受奥地利起义教训的影响，不愿意太晚动手。1934年10月，阿斯图里亚矿工起义。然而他们也失败了。工人阶级再次取得经验：如果国家权力的武装力量自身没有在斗争过程中瓦解，没有拒绝服从或不站到起义者这边来的话，他们就无法在反对国家权力的武装斗争中取胜。
在德国，不仅是社会民主党，甚至共产党，尽管他们有一套革命的言语和意识形态，也不敢对民族法西斯主义采取武装抵抗；汹涌澎湃的民族法西斯主义群众的大潮使整个工人阶级丧失了勇气，以致甚至它的最革命的阶层也毫不抵抗地投降了。在奥地利和西班牙，社会民主党工人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下拿起武器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英勇反抗。认为社会民主党只会进行改良主义斗争，不会开展革命斗争，唯独共产党有能力领导革命斗争，这种过于简单的公式一方面通过奥地利和西班牙事件，另一方面通过德国的事件被推翻了。这再一次指出，传统、意识形态和言语并不能像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状况那样决定群众在社会发生巨大变化时刻的行为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但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在奥地利和西班牙都失败了。这些失败表明，当法西斯主义先掌握了国家的暴力工具时，工人阶级就无法抵御法西斯。这个经验给国际社会主义提岀了一个任务：预先防止国家权力为法西斯主义服务。
法国的无产阶级首先面临这个任务。1934年2月6日，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的左翼政府由于法西斯主义者在巴黎街上的骚动而被推翻。2月12日，在奥地利保卫同盟开始起义的同一天，法国工人阶级用一天的总罢工来抗议法西斯主义者的暴力侵袭。法国人民中掀起了激烈的运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工人、民主的资产阶级和农民举行示威抗议法西斯主义，联合成立“警戒委员会”，共同对付面临的危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工人要求他们的政党建立战斗同盟，共同对抗法西斯主义。两大政党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够回避群众的激烈自发运动。两大法国工人政党建立起“联合行动小组”。它首先组织了大型的对抗法西斯的群众集会，但是它很快就认识到，单靠群众集会不足以阻挡法西斯的道路。它必须完成一个任务，即把“无产阶级统一战线”与民主的资产阶级和农民联合起来，扩大为“人民战线”，在选举中组织“人民战线”内的政党和组织的互相支持，使它们以建立一个“人民战线”的政府为目标；这个政府应当解散法西斯主义联盟，解除它们的武装。
在法国事件的影响下，共产国际修改了它的整个策略。它亲眼见到，德国共产党拒绝给予受到法西斯威胁的民主以任何支持，从而使法西斯更加容易取得胜利，后来自己又毫无抵抗地屈服于胜利的法西斯主义，被它解散和击溃；如果它的支部在其他国家再次重复德国共产党这样后果严重的蠢事，它将无法向群众交待。当问题已只是涉及在资产阶级民主和法西斯主义之间作出选择时，它还在和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斗争；它现在不得不承认，尽管资产阶级民主无疑是资产阶级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但是无产阶级的生死攸关的利益仍旧要求在法西斯主义这一资产阶级统治最终的、野蛮的、最强劲的形式面前捍卫“民主主义的自由”。它知道，德国的民族法西斯主义在镇压德国工人阶级之后，已威胁到苏联。苏联在受到希特勒德国和日本的同时威胁后，开始寻找同盟者一起反对法西斯政权迫在眉睫的进攻；它加入了国际联盟，并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同盟条约;在那些民主国家内，愿意与苏联结盟捍卫和平的民主派是否能维持自己，这些国家是否落入法西斯主义之手，而这种受反社会主义情绪控制的法西斯主义将使希特勒德国可以在东部为所欲为，这些对苏联来说并非无关紧要的。苏联的同盟者是否在西部充分备战，这对受到德国、波兰和日本威胁的苏联来说决不可能是无关紧要的；当1935年5月法国总理赖伐尔在莫斯科签署苏法“互助”条约时，斯大林向他证明，他“完全理解和赞同法国所推行的，将它的武装力量保持在安全所必需的水平的国防政策”。
这样，1935年夏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实行了一个彻底的转变。从前共产党人把资产阶级民主制作为敌对的阶级力量的组织来反对，现在代表大会却声明，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是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最后残余”，反对法西斯主义对它的进攻。从前他们把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主要敌人”、“资产阶级的主要支柱”来反对，现在他们却向所有的社会民主党提出建立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对战争的统一阵线。从前他们把同资产阶级政党的任何联合行动都作为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背叛”来反对，现在他们却到处要求建立旨在把民主的资产阶级和农民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人民阵线”，并且声明要支持“人民阵线”的政府。
共产国际就这样同它的整个过去决裂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同时也发生了分裂，以致无法作出决议和采取行动。
法西斯国家内属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各政党中，一种新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正在发展起来，这种社会主义要求同共产党人建立统一阵线，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通向社会主义民主制道路上的一个必要阶段，它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苏联的巨大的社会变革上。在受到法西斯主义威胁的法国，社会党同共产党结成了联盟，而且双方就“组织上的统一”即两党根据革命纲领的合并进行了谈判。尽管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内部，在法西斯国家和直接受到法西斯主义威胁的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支部中，一种革命的左倾社会主义正在发展起来，但是同时民主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首先是英国、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却更加右倾了。这些国家几十年来已不再有任何革命动荡；这些国家拥有旧的深入人心的自由主义机构和议会制机构；这些国家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在欧洲是最高的，生活水平相对说来也是最高的。因此，不言而喻，这些国家工人群众的思想状况与法国不同，在法国，伟大的革命传统在继续起作用，而法西斯主义已成为远为直接得多的危险，工人的生活水平低得多；这些国家与中欧各国更加不同，在那里，工人阶级经历了战后时期的革命和法西斯的反革命。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1933年希特勒得势后也不是没有看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式的审慎态度、它同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的政策并没有阻止资产阶级政党对共产主义抱极端仇视的态度；不是没有看到，德国资产阶级资助、支持了法西斯反革命取得胜利，镇压和驱散了这样审慎的、这样政治家式的、这样忠实地为国家服务的社会民主党。但是1934年，在西班牙和奥地利的武装起义失败后，各右翼社会党从经验中得出了结论，认为在奥地利和西班牙由于把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搞得过分尖锐，导致用暴力解决，从而使工人阶级遭到了失败。现在它们认为，它们必须在民主的法制基础上执行一种明智的审慎的政策，必须指出民主的道路对任何国家、在任何时代、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唯一可行的，并且不必为了防止本国的资产阶级转向法西斯主义而同共产党人联合，从而损害自己的声誉。
这样，社会主义的危机正在公开化：一方面，共产国际不得不同它的整个过去实行决裂，另一方面，联合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中的各党正在分道扬镳，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中的分歧愈来愈尖锐了。
这一社会主义危机不能机械地通过多数决议来解决，因为这些决议会试图迫使有生命力的大党走上它们认为危及生存的道路。这一危机只能通过发展本身来克服。
共产党人在1917年到1923年的革命时期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政治目标，这个目标同社会民主党的具体政治目标是对立的；他们认为，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的动摇通过战争到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那时在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存在着实际上的政治上的对立。此后在1923年到1933年这一时期，这种对立的性质起了变化。革命阶段暂时过去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再是直接的迫切任务了。但是，当社会民主党在这一阶段试图利用它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实力地位为工人阶级争取积极成果的时候，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认为他们的直接任务只是进行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努力把工人群众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当社会民主党试图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当前的政治事件的时候，共产党人只提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宣传任务：同社会民主党争夺对群众的领导权的斗争。1934年，法国实行统一行动以后，情况就不同了。1935年共产国际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确定的新策略不再把共产党人的任务局限在单纯的宣传上，它向他们提出了各种直接的当前的政治任务；现在他们也想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当前的政治事件直接施加影响，以便阻止法西斯主义在民主制国家中获胜，以便在法西斯主义获胜的地方把它打败，以便防止战争。但是，这些当前的政治任务同样也是社会民主党面临的那些任务。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为同样的当前目标而并肩斗争，那么，两党即使没有就统一行动达成形式上的协议，也会发展成事实上的联盟。
这种实际上联盟的情况，不仅发生在各个国家内部，而且也出现在国际政治方面。在1933年以前，苏联一直置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系之外。但是，自从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并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同盟条约以后，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就和西欧的工人政党生活在同一个国际关系的世界之中了。西欧社会民主党和俄国布尔什维主义这两者就在同样的基础上为维护和平这同一的目标而斗争着。即使这两个国际没有通过形式上的统一行动互相结成联盟，但它们对当前的世界政治问题毕竟采取同样的立场；因此，尽管违背它们的愿望，它们终究成为事实上的盟友了。
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不得不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中一再提出同样的当前要求，完成同样的当前任务，为同样的当前目标而斗争，这种情况必定使他们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彼此接近，削弱不利于他们联盟的各种障碍。
但是，这种发展由于工人阶级的两大政党之间的竞争关系而遇到阻碍和困难。只要这两个政党还为争夺对群众的领导权而进行斗争，它们就会一再使它们的原则性思想体系互相对立起来。如果不能在一种更高的统一中扬弃民主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这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那么，无产阶级统一阵线的发展就会受到阻碍，在这种统一阵线已经建立起来的地方，它的存在始终会受到威胁。
使对立的政治思想体系互相结合起来，那是不够的。问题恐怕也不可能只是在于，从表面上把无产阶级两大政党的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调和一下，使它们达成妥协。时代本身向社会主义提出的任务，不如说是要以新的更高的合题来克服和统一社会民主党的命题和共产党的反命题。尽管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为直接的当前任务的斗争中的联盟十分重要，但是，如果不能以一种既把社会民主主义又把共产主义结合在自身中的整体社会主义来克服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片面性，这种联盟还是保持不住的。如果说历史使社会主义思想发生了分化，那么今天就是使它成为一个整体的时候了。必须超脱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僵化观点，发展一种能够克服这两者在历史上形成的特殊性和局限性而把它们包括在内的整体社会主义。
整体社会主义
自从德国社会民主党破产以来，英国工党、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法国社会党成了世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中的三个最强大的政党。英国工党是改良主义的最纯粹的体现。苏联布尔什维克党是革命的共产主义的首脑。法国社会党处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地位。
战前法国各工会是在革命工团主义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它们的发展与社会党无关。因此，法国社会党从来没有像英国工党和中欧的社会民主党那样成为一个群众组织。同样，它的思想体系和策略从来没有受到那些群众的影响，这些群众加入社会主义运动，为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部进行争取当前利益的斗争，以便迅速取得成果。它一直是目标明确的社会党人的一个比较狭小的思想一致的团体，它在工人阶级内部进行活动，力图领导工人阶级，但从来未能把工人群众联合在它的各个组织中。正因如此，它从来没有像中欧社会民主党的那些同工会联系密切的群众组织那样，或者像以工会为支柱的工党那样彻底地向改良主义屈服。它在第三共和国的民主基础上的战斗传统固然在它内部继续起作用，但是同这些传统相联系的是法兰西民族的伟大革命传统。饶勒斯的改良主义固然在它内部继续起作用，但是盖得和拉法格的马克思主义、瓦扬的布朗基主义也在继续起作用。法国的议会民主制的机制一再使改良主义集团离开社会党而向右转，并从而加强了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在它的队伍中的优势。一方面，新社会主义者分离出去，另一方面，同共产党人采取联合行动，这就推动了这一发展。在法国社会党的思想体系中无疑存在着一种观念的强大而有发展能力的萌芽，这一观念是超脱于改良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对立之上的。
在法西斯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中，存在着类似性质的发展萌芽。它们的干部来自被战胜和被粉碎了的改良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群众性政党。但是他们由于这些政党的失败而革命化了，他们在法西斯主义的恐怖下被迫进行革命斗争。在他们那里，民主主义和改良主义发展阶段上的传统是同新的革命的方法和宗旨联系在一起的。
最后，在两个国际之间存在着一些小的集团，其中一部分，如德国社会主义工党，从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向左转了，一部分从共产国际中分裂出来向右转了。它们也在为那样一种观念而斗争，这种观念将在自身中克服国际社会主义两大营垒的僵化的教条。
现在的任务是，将这些形形色色的萌芽发展成一种统一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这种理论和政策要使由于世界大战及其后果而分裂的东西整体化。我把那种要克服世界无产阶级的分裂的统一观念称作整体社会主义的观念。但是，我采用这种说法绝不是想同法西斯时期以前意大利社会主义的那一自称整体派[20]的派别发生什么关系。当代的整体社会主义只能从我们时代的问题中发展起来。
我们一方面看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工人运动：英国工党，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比利时、荷兰的富有成果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美国工会，澳大利亚各工党——所有这些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工人阶级运动是民主的和改良主义的。我们另一方面看到为争取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而进行的目标明确的斗争，这种斗争在苏联变成了现实，这种斗争支配着法西斯国家的革命的社会党干部，这种斗争在法国和西班牙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中起着作用，这种斗争影响着远东的革命运动。改良主义的阶级运动和目标明确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任何争取发展一种整体的国际社会主义的斗争都必须从这个问题出发。
马克思和恩格斯克服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存在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他们的认识向工人运动指明，它的目标必须是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他们的学说向社会主义者指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只能是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结果。但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是不会因此而一劳永逸地被克服的。不如说必须在阶级斗争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反复地重新完成马克思主义的特殊贡献，也就是使工人阶级运动同争取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斗争结合起来。
工人阶级总是并且到处都是首先为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直接的当前利益而斗争。目标明确的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而斗争。在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的一切发展阶段上，群众和目标明确的社会主义者之间都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前者为满足自己直接的当前利益而斗争，对于后者来说，为工人阶级的直接的当前利益而斗争并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而斗争的一个阶段，是争取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一种斗争手段。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职能就是克服这种一再出现的紧张关系，它的历史功绩和历史任务过去和现在都正是把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基础上运用民主权利和民主机构，以争取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多的社会保障、更高的文化。在取得巨大成果的时期，它暂时认为，它能够通过这条道路逐渐“挖空”资本主义，接近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它在工会斗争和议会斗争中造就了一个领导阶层，这个阶层完全醉心于争取更高的工资、更有效的社会保障的当前任务，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机制为工人阶级的当前斗争所设置的客观障碍，而且不能想象与它所习惯的、它所熟悉的、它本身已经适应的斗争手段不同的另一种斗争手段。与此相反，目标明确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不会通过从一种改良到另一种改良的逐步改造而被战胜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只有通过革命的爆破才能取胜。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个发展阶段上表现为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
在法西斯主义得逞，工人阶级的一切合法斗争手段都被剥夺，因而工人阶级只能用革命的手段进行斗争的地方，这种对立看来似乎是被克服了，但实际上仍旧以革命宗旨为外表而继续存在。一种人认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革命只是使工人阶级重新获得为其当前利益而斗争的自由的一种手段，另一种人认为，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革命是夺取政权以便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手段。
的确，甚至在无产阶级已经建立它的专政并且已经对社会制度实行改造的地方，原有的对立仍在发生作用。一些人认为，问题在于要以工人群众尽可能小的牺牲来实现社会改造，从而尽可能快地提高工人群众的生活水平。另一些人认为，问题首先在于尽可能迅速和尽可能彻底地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哪怕工人阶级必须为此付出重大牺牲也在所不惜；只有当社会变革过程进行得相当深入，足以防止内部的一切反抗和外来的一切侵略的时候，劳动者才应当收获他们的果实。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内部的派别斗争史和苏维埃专政同苏联工人群众的关系变化史，都充满这种在专政之下继续存在紧张关系的事例。
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之间紧张关系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阶级，它像资本主义社会其他所有的阶级一样不能放弃维护它在这个社会内部的阶级利益；另一方面，它又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这样的一个阶级，它的最终解放只有通过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才能取得。因为工人阶级始终而且必须始终为改善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部的状况而斗争，而目标明确的社会主义者认为，问题不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进行局部的斗争，而在于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整个斗争，所以工人运动同目标明确的社会主义者的关系就紧张起来。而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只能由战斗的工人阶级去战胜，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只能由它去夺取和建立，所以必须不断克服这种紧张关系。
但是，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无非是工人运动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不可避免的思想体系；在这个阶段上，工人阶级虽然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但无论如何已足以利用民主机构为提高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部的生活水平而进行有成效的斗争。正如整个说来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必然不断产生并且必然不断得到克服一样，在这一发展阶段上，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必然不断产生并且必然不断得到克服。
我们已经看到，1929年以来资本主义所经历的世界危机的后果,使工人阶级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条件发生了差别。有一些国家重新有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部进行有效的斗争，因而一切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也保持下来并且加强了，另一些国家从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内部进行有效的斗争，这就迫使工人阶级进行反对现行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革命。因此，改良主义的工人运动和革命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继续存在并且将继续存在下去。但是，联合工人阶级的力量进行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对战争的斗争这一必要性、不久以后一场新的世界战争将使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世界决战成为直接的历史任务这一可能性，都迫使把工人阶级一切有斗争能力的力量聚集起来并使它们互相联合，而不管它们的斗争条件的这些差别，不管被这种斗争条件所决定的工人运动实践的这些差别，不管由这种实践产生的意识形态的这些差别。
由于世界战争，由于俄国革命和中欧各国的革命背道而驰，工人阶级分裂了，这把改良主义的工人运动和革命的社会主义作为对立的两极相互对立起来了。工人阶级经受了分裂的种种致命后果。由于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危险，迫切需要消除工人阶级两个阵营的敌对状态。但是，本身应当包括工人运动两大派别的整体社会主义，不能扬弃改良主义的工人运动和革命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是工人阶级本身的生存条件所造成的。整体社会主义只能而且必须使革命的社会主义同改良主义的工人运动的关系，使改良主义的工人运动同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关系，不致成为对立两极的那种关系。今天应当通过改变这两者的关系来完成那一工作，这一工作曾经是马克思主义最初的理论贡献，并且始终是它的经常的实际任务。
马克思主义在最初时期就试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目标明确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同领导工人阶级为其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当前利益而进行阶级斗争的工人政党的关系应当怎样。《共产党宣言》就这一点写道：“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1]
《共产党宣言》以这样的方式描述了目标明确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应当同当时工人政党建立的关系，也就是同英国宪章派、同法国二月革命前夕为民主而斗争的革命集团和革命俱乐部的关系，也就是同那些还没有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而斗争、首先只是为民主和社会改良而斗争的工人政党的关系。当然，《共产党宣言》向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推荐的策略仅仅在有了虽然还不是革命社会主义的、但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已能在其内部起作用的工人政党的地方，才是适用的。
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另一种情况下产生的。本世纪初，沙皇俄国还没有工人政党，而且也不可能有。布尔什维克党是作为“职业革命家”的一个对群众保密的、在反对沙皇政权的斗争中按集中制领导的非法政党产生的。今天在各法西斯国家产生的党是与此类似的。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秘密政党。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的巨大历史成就诱使人们甚至在各民主国家也建立类似的党，而在那些国家却存在着巨大的合法的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因此，共产党人从1918年以来恰恰做了《共产党宣言》反对做的事情：他们成立了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提出了他们想用以塑造无产阶级运动的特殊原则。他们以此分裂了工人运动。分裂的致命后果我们已经知道了。
在存在着工人阶级合法群众性政党的民主国家中，在也必须同时包括民主国家合法群众性政党的国际中，只有通过回到建党原则即《共产党宣言》上的组织原则，才能够克服这种分裂。这一原则是，革命的社会党人不应当作为特殊政党同工人政党分开，而应当捍卫工人阶级群众性大党内部的革命社会主义思想，应当教育革命的社会党干部坚信：一旦历史的事件使工人阶级群众接受革命思想，推动他们接受革命干部的领导，那么，这些思想就能够掌握工人阶级的群众性大党，这些革命干部就能够实现对工人阶级的全部群众性大党的领导。
改良主义不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不是“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对工人的奴役”。它是工人阶级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策略是无产阶级阶级觉悟在一定的发展条件下和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的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发展状态；只要这种思想体系由之产生的和这种策略与之相适应的斗争条件本身未被克服，马克思主义者也就不能相信自己能够克服群众的改良主义思想体系，破坏群众性政党的改良主义策略。因此，他将认为他在大的工入政党内部的任务，不是成立要夺取这些工人政党的领导或者要分裂这些工人政党的支部，不是反对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为民主制和社会改良而斗争的策略要求，不是诱使工人阶级采取一种导致失败并从而削弱工人阶级的“革命体操”策略。但是，他“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这就是说：他知道，在任何暂时的经济繁荣为工人提供富有成果的斗争可能性之后，就有一场重新破坏这一斗争成果的危机到来。他知道，正是工人阶级在民主制基础上所取得的成果驱使资本家阶级跑到法西斯主义一边。他知道，无产阶级在民主制下并通过民主制取得权利之时，正是民主制面临被资本主义反动派炸毁的最大危险之日。他知道，走向一种完善的、不再受资本统治、不再受阶级斗争威胁的民主制的道路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这就是说：是通过无产阶级政权的，这种政权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必须是足够强大和持久，足以实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向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转变。他知道，只有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改良工作，才能够把工人阶级从剥削和失业中，把社会从法西斯的铁蹄下，把民族从异族统治下，把人类从战争中解救出来。因此，他不赞同在工人阶级群众性政党中由于斗争取得成果而产生的种种幻想。尽管如此，他“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这就是说：他全力以赴地参与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任何一点微小的改良而进行的斗争。他不妄想“提岀塑造无产阶级运动的特殊原则”。这就是说：他承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改良而斗争的策略要求，又不反对这一斗争所要求的策略手段。但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这就是说：如果说，他参与改良主义的群众性政党的斗争，并且使自己适应这一改良主义发展阶段的必要性，那么，他在这一发展阶段上毕竟已经看到这些政党的局限性，他看到，在一些国家，发展今天已将越出这一阶段，将使斗争条件改变，将不得不同改良主义的意识形态、幻想、斗争方法实行决裂，另一些国家明天也将如此。他克服了空间上的局限性，教导工人运动仍然停留在改良主义发展阶段的那些民主国家的工人阶级去了解法西斯国家的革命必要性和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革命成就。他克服了时间上的局限性，教导其生存条件和斗争条件还使改良主义保持主要地位的那些地方的工人阶级，使它了解明天或者后天的历史事件也将迫使它走上另一条道路即革命斗争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是，用这种方式在改良主义工人政党内部和受改良主义工人政党领导的国际内部捍卫革命思想和教育革命干部，从而克服片面的、狭隘的观点，克服作为不可调和的无法统一的矛盾而非辩证地互相对立的观点，这些观点是由于工人阶级两个营垒的分裂而发展起来和彼此针锋相对的。马克思主义把改良主义理解为工人运动同一定的发展阶段的适应，是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是一定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但是，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把改良主义理解为一定发展阶段的结果，所以它认为，改良主义的必要性只是一种暂时的必要性，只是一种一时的必要性，一旦这种改良主义与之相适应的发展阶段本身被克服，这种必要性必定要被克服；而且马克思主义向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甚至在改良主义的发展阶段上就去发展和传播革命思想，就去教育那些将要克服这种必要性的革命干部。在这个观念中，马克思主义超越了改良主义的工人运动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的矛盾，它成为一种整体的、在其本身中克服了对立观点的社会主义，从而成为分裂的工人运动内部的整体化力量。
它必须把为民主而斗争的伟大遗产，把民主社会主义的遗产交给革命的社会主义，这就是：高度评价人权保障、精神自由、集体自决、人性等的不可取代的文化价值；继承文化责任感，来保持、恢复、拯救这些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而受到威胁和破坏的资产阶级时代的文化成果。它必须把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遗产交给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认识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修修补补并不能使人类摆脱剥削、失业、危机、法西斯主义和战争，而只有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只有无产阶级革命和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够做到这点。因此，它必须重视资产阶级民主的伟大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意义，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是几十年来工人阶级漫长的胜利的阶级斗争的结果，是工人阶级经济的、社会的、精神的发展的富有成果的基地。然而，它必须同时认识到，尽管如此,资产阶级民主仍旧只是由资本家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一种形式，哪怕是最高的形式。它必须教导工人群众认识到，只有暂时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最终摧毁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经济势力和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手段,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基础上重建更高阶段上的、更完善形式的民主，从而把人类资产阶级时代的那些伟大文化成果作为不可缺少的财产加以保护。它必须用这种历史观念使民主社会主义的习性和革命社会主义的激情结合成更高的统一体。
它在实践上必须首先为克服无产阶级的分裂而努力。当社会主义的大党和共产主义的大党并存时，它首先必须促使它们采取共同行动，结成斗争联盟。当改良主义的工人大党旁边只有一些小的共产党支部存在时，它可以促进共产党人加入工人大党，可以促进工人大党接受他们。但是，对它来说，统一战线不能成为单纯的口号，统一不能成为偶像。它不能陷入一种幻想，以为把分裂的无产阶级力量简单地相加就足以扩大阶级力量；不能陷于危险的妄想，以为一种组织上的联合如果没有带来最低限度的思想上的统一，竟会是持久的；不能自己欺骗自己，看不到这种联合在某些情况下会引起资产阶级阵营的反抗，这种反抗会使广泛的和强大的资产阶级群众投入法西斯主义的怀抱，从而会成为工人阶级的最大危险。它必须一方面反对死抱住工人阶级两个阵营之间的对立不放而拒绝建立任何统一战线的狭隘态度，另一方面反对看不到统一战线中现实矛盾的幼稚幻想，而是应提出这样的认识：统一战线工作首先是一项意识形态上的任务，即发展最低限度的共同理论认识和共同政治战略的任务，只有在具备这样的最低限度时才能克服在十五年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对立，从而才有可能建立起持久的和有效的统一战线。
它必须首先把战后历史的最重要事实，即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发展的事实置于它必须向工人阶级传播的那一历史观念的中心。
它必须同还一直存在于改良主义社会主义内部的对苏联的那些鄙陋的、庸俗民主主义的偏见作斗争。它必须教导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所领导的工人群众认识到，一种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正在苏联发展起来，这种社会制度以最强有力的、最迅速的发展显示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它必须利用这一发展的一切成就来宣传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它也必须教导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认识到，一旦苏联在现在已经用事实证明社会主义社会不知失业为何物以后，又用事实证明社会主义社会能够使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提高到甚至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那么社会主义思想在全世界就将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它必须教导工人群众认识到，社会主义能否在世界上取得胜利，取决于社会主义能否在苏联坚持下来并得到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苏联的实现，正在把社会主义从一种抽象的思想变为有吸引力的具体范例；因此，苏联必然成为正在临近的社会动荡的中心,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必然集合在这一中心的周围，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必然全力以赴地捍卫它，它的胜利必然使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走向胜利。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遭到最严重的失败和受到最严重危险的威胁的时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这样来加强群众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对本身力量的信心、对自身解放的希望，即向他们指出：在那里，在从波罗的海和黑海到太平洋的广阔领域，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已成为现实！在那里，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成长，世界上的工人们，你们将同这一国家结成联盟去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用未来的社会主义公团的国际联盟克服民族界限！
但是，正因为苏联的胜利发展必须在当代整体社会主义的历史观念中占如此重要的地位，正因为我们深信，除了苏联的内部发展外，没有别的什么将对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前景产生如此强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必须使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集合在苏联的周围，而且必须竭力影响苏联本身的内部发展。苏联发生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过程，只有当唯一能够开始和保持这个过程的专政被废除而由社会主义民主来代替的时候，才会完成。这种民主将使人民群众本身在重新恢复的人权保障、充分的精神自由、直接的集体自决的基础上成为自己的劳动过程、生活过程和文化过程的主人。为了我们的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为了自由（法西斯主义正在威胁这种自由，社会主义必须在新的更高的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比在资产阶级民主下更完善地恢复它）的伟大文化成果，为了社会主义，我们有义务促进苏联向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发展。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在苏联的资本主义敌人面前为它辩护和在工人群众中宣传它的成就。我们不能放弃对苏联当权者的措施进行坦率批评的权利。苏联本身的发展需要一种社会主义舆论在世界上得到发展，这种舆论充分重视苏联的成就的世界历史性伟大意义，它理解苏维埃专政对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发展的历史作用，它竭力动员世界上工人阶级的力量来支持苏联并使他们集合在苏联的周围，但是同时，不管当时在苏联是谁当权，只要他们的措施同苏维埃制度进一步民主化的历史任务发生矛盾，这种舆论就会坦率地批评这些措施，友好地鼓励和呼吁采取各种措施去促进苏维埃制度进一步民主化。
整体社会主义用这种方式竭力使苏联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切身事业，从而教育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准备进行将成为他们本身的事业的社会革命。国家权力空前增长，尤其是国家的武装力量由于现代技术和经济的发展而空前加强，这就使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和平时期看来都不可能获得打碎资本主义国家暴力机器并在其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专政的力量。那种会发展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将几乎只能是一场战争的后果。尽管社会主义的确必须全力以赴地使战争推迟到尽可能遥远的时候，但它也的确必须教育工人阶级准备利用由战争引起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国家、国家暴力机构的动荡而夺取国家政权，从而解放无产阶级。
1914年，交战国的工人政党同本国政府实现了国内和平。它们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战争而必然陷入最严重动荡的时刻停止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解放斗争。这一情景恐怕会在一场新的大战开始时重新出现。
如果大的民族彼此展开流血的搏斗，如果它们为本身的生存而在战场上搏斗，那时民族的激情就会获得一种连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也不能抵挡的力量。那时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将超过阶级意识和阶级敌视。那时无产阶级的群众性大党也会受到民族的群情激愤的压力。
只有在战争过程中，只有在战争的苦难和牺牲日益严重的时候，群众才会逐渐产生敌视战争的情绪。只有那时他们才会接受革命社会主义的忠告，利用由战争引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动荡去推翻资本主义。
没有一个人比列宁更加充分地认识群众情绪的发展：在战争开始时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后来对战争的反抗逐渐加强，最后发展到用革命反对进行战争的政权。1922年海牙和平大会以前，他写了《对我国出席海牙会议代表团的任务的意见》，这比他为公众所写的文章更明确得多地说明了群众情绪的这一发展。他在其中把“我们要用罢工或革命来回答战争”这种论调斥为废话，指出“只有最愚蠢的人或不可救药的骗子”才会以此为满足。他说，“一般工人组织即使自称革命的组织，在真正日益迫近的战争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他要大家回想，世界大战开始时情况是什么样和“为什么情况只能是那样”。他指出，在战争开始时，“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必然是对本国资产阶级有利的”。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在战争期间，“反对战争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保存和建立秘密组织，以进行长期的反战活动”。[22]
但是，工人政党在战争中重新同本国政府实现国内和平这一危险不仅会由于群众在战争开始时充满民族激情而造成。各种新的政治事件正在增加这种危险。如果国际联盟把一个国家斥为侵略者，并且呼吁或者责成另一些国家起来制裁侵略者，那么，反击侵略国的战争，对于进行这一战争的那些国家的工人政党来说，就会表现为一场实现国际法、反对违法破坏和平的神圣战争。这一点会诱使它们为进行战争服务，并在战争期间停止反对本国资本主义政府的任何斗争。如果民主国家进行反对法西斯国家的战争，那么，无产阶级对法西斯主义的敌视就会诱使民主国家的工人政党去同本国政府实现国内和平。如果资本主义国家在战争中同苏联结成联盟，那么，保卫苏联是符合无产阶级利益这一点就会成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国内和平的理由。这样，工人大党在战争中再一次成为资本主义政府进行战争的工具的危险，今天比1914年不是小了，而是大了。
由于这一危险，革命的社会主义必须力求使群众了解，如果他们不利用战争为他们提供的而且恐怕只有战争才能为他们提供的那种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机会，那么，他们在战后就将再一次经历十分可怕而且还会更可怕的危机，十分可怕而且还会更可怕的失业和群众贫困的时代，就将再一次遭到由战争产生的野蛮的法西斯国家的镇压，就将再一次走向新的可怕的战争。
不管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战争期间是像列宁所认为的那样只能通过秘密组织才能完成这一任务，还是能以合法的手段执行这一任务，不管它是能在合法的群众性政党内部执行这一任务还是要被排除出这些政党，无论如何，战争开始时工人阶级中只会有少数人听信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但是，在战争的进程中听信的群众会越来越广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将用这种方式在战争的进程中逐渐成为由于战争的苦难和牺牲而革命化了的群众的领导者。
在世界大战中，“齐美尔瓦尔德分子”即各工人党中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联合起来的少数反对派，同他们那些党的国内和平政策进行了斗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一次新的战争中将必须进行斗争，以反对民主国家中工人大党的又一次迫在眉睫的国内和平政策，但是这一斗争与齐美尔瓦尔德分子在上一次战争中必须进行的斗争并不完全相同。因为社会主义在一次新的战争中的地位由于两个历史事实将有所改变：一个事实是法西斯主义在伟大的德国取得胜利；另一个事实是一个正在成长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苏联得到胜利发展。
民主国家反对希特勒德国。谁在这一斗争中取得胜利，这不可能是与工人阶级不相干的。因为希特勒德国的胜利会意味着欧洲的法西斯化。因此，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暂时有一个共同利益，即战胜希特勒德国。然而，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战争目的，必定而且势将与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战争目的相对立。资产阶级想打败德国，是为了瓜分第三帝国，奴役和剥削德意志民族。但是，它不想让对它本身有危险的一场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国取得胜利。如果它的武装的胜利在德国引起革命，它就会像它在1918年和1919年所做的那样，力求把德国革命保持在资产阶级的限度内，如果革命超越这一限度，它就会使用它在1917年到1919年在俄国和在匈牙利对无产阶级革命所使用过的军事力量手段和经济力量手段，来对付这场革命。相反，民主国家的无产阶级企图打败希特勒德国，正是为了在德国引起无产阶级革命，为了立刻允许无产阶级革命获得没有任何公开和隐蔽的割地和赔款的和平，为了使自己同无产阶级革命联合起来。
资本主义国家在战争中同苏联结成了联盟。如果苏联参与战争，那么，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就取决于苏联能否胜利。它失败了，就会使无产阶级的最大希望破灭几十年。它胜利了，社会主义在欧洲和亚洲将是不可抗拒的。因此，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必须集合在它的周围。谁在战争中反对苏联，谁就是搞资本主义反革命的勾当。他就是我们的死敌。站在苏联一边并同它结成联盟进行斗争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战争中取得胜利，这是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因为这是苏联的利益。这样，同苏联结盟的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暂时具有一种共同利益即争取胜利的利益。然而它们的战争目的是对立的。因为毫无疑问，同苏联结盟的国家的资本家阶级在取得胜利的第二天就必定转而反对苏联，因为苏联的胜利对全世界的资本统治来说是致命的危险。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必将全力反抗这种转而反对昨天的盟友的行为，必须同苏联联合起来反对本国的资本家阶级。
这样，在一场新的欧洲大战的情况下，甚至在那些反对希特勒德国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甚至在那些同苏联结盟进行斗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的战争目的与无产阶级的战争目的也是对立的。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只有在做到以下几点时才能实现它的战争目的。这就是：在战争本身的进程中取得政权，使战争服从它的目的，使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政府为了帝国主义目的而进行的战争转变为反对法西斯主义和保卫苏联的革命战争，从而在战场上赢得社会主义的胜利。
在苏联，无条件和无保留地支持革命的国家实行自卫！在希特勒德国和在所有同希特勒德国结盟的国家、在所有对苏联作战的国家，以革命反对战争！在对希特勒德国作战的国家、在同苏联结盟的国家，只要支持进行战争对保卫苏联和打击希特勒德国是必要的，就支持进行战争，但是，这一支持不是追随资产阶级，而是坚定不移地甚至利用战争的起伏变化在战争的进程中剥夺资产阶级的战争领导权，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使战争服从无产阶级的目的！这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战争期间通过列宁所说的“长期的活动”唤醒、教育、动员工人群众去完成的任务。
堑壕两边的工人政党的这样一种革命协作要求克服一切狭隘的民族观点和民族评价。它要求国际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世界历史的决定时刻使一切民族的特殊利益服从争取社会主义世界胜利的人类利益。这样的国际主义思想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国际中才能得到发展，这个国际包括世界上的工人，不顾他们的生存条件和斗争条件的不同，不顾他们的传统和思想体系的不同，教育他们去进行目标明确的协作。我们今天没有这样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不包括年轻的苏联无产阶级，即有着最伟大的革命传统和最伟大的革命成就的无产阶级。共产国际不包括巨大的、有力量的、体现一百年来无产阶级斗争传统的西欧工人阶级的群众性政党。整体社会主义今天只有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内部得到发展。因为这个国际的松散结构允许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有在它的范围内进行鼓动和采取行动的自由，只有这种结构才使整体社会主义有可能在这个国际内维护自己的观点；共产国际不容许“背离”它的信条，因此力求克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僵化的对立的那种观点没有可能在共产国际中维护自己和得到贯彻。但是尽管整体社会主义因此今天只能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内部发挥作用，它仍旧必须力求克服两个国际之间的对立。如果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中联合起来的工人政党在一次新的战争中动员其全部力量去保卫苏联，利用战争去夺取政权，从而在战火本身中同苏联的劳动群众结成牢不可破的同盟，那么，这一对立就会克服。如果说上一次大战分裂了世界无产阶级，那么，新的世界战争必须把它联合起来，从而实现整体社会主义。
当然，联合不是在战争开始的日子里实现的，那时群众充满最炽热的爱国激情。联合只有在战争期间的逐步使群众革命化的过程中才会实现，它只有作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战争期间必须进行的“长期的活动”的结果才会实现。联合只有在战争进程中通过不同思想的斗争才会实现。如果战争使无产阶级群众革命化，那么，个别的工人阶层和个别的领导集团由于已经完全与改良主义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就不能转向战争所提出的革命任务，仍然袖手旁观，这种情况是很可能发生的。这样，正是战争能够而且很可能将会暂时地引起无产阶级力量新的分歧或者甚至是新的分裂。但是，无产阶级内部的分界线那时将与今天完全不同。来自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这个阵营和来自共产国际那个阵营的人、来自西方今天还是改良主义的工人政党和来自东方革命的劳动群众的人、不会囿于过去成见的人、有能力和有决心去完成任何一次新的战争必定给人类带来的革命任务的人，所有这一切人都会被战火熔铸成一个整体的革命的社会主义力量，这种力量将是人类的争取建立一个整体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者。
译自1936年布拉迪斯拉发德文版第233—336页。
其中部分译文选自《鲍威尔言论》第471—493页。
殷叙彝、张凤凤、高燕等译 |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页。——编者注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编者注
[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Ⅲ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261页。——编者注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编者注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3页。——编者注
[6] 西洛内《法西斯主义》，1934年苏黎世德文版，第45页。
[7] 即《共产党宣言》，以下同。——编者注
[8] 考茨基《无产阶级革命及其纲领》，1922年柏林德文版，第106页。
[9] 参看《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7页。——编者注
[10]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318页。——编者注
[11] W.M.：《干部组织还是群众组织？》，载于《斗争》1934年11月号，第238、240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3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3页。
[14]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7卷，莫斯科1923年俄文版，第39、69、70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312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8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592、593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1版，第114页。
[19]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历史。十月革命》，1933年柏林德文版，第Ⅸ页。
[20] 指20世纪初意大利社会党内的一个派别，其首领是恩利科·费利、奥迪诺·费尔加利。整体派是当时党内改良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激烈斗争的产物。这一派主张，观点截然不同的各个派别应当无原则地相互迁就，以保持党的统一。在1906年党的代表大会上，这一派取得了胜利。从1908年起，其影响开始急剧下降，1912年以后完全消失。——编者注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编者注
[22] 参见《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311—312页。——编者注
感谢 雪球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