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乔治·诺瓦克
保卫恩格斯
〔美〕乔·诺瓦克
〔来源〕原文载于《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5年第二辑。
〔作者简介〕乔治·诺瓦克是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成员，长期从事记者、编辑工作，从六十年代初起开始在美国一些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发表了大量著作，其中主要的有：《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道主义的两种对立观点》（1965）、《唯物主义的起源》（1965）、《经验主义及其发展》（1968）、《马克思主义逻辑学绪论》（1969）、《民主和革命》（1971）、《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1973）、《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1975）等。本文译自他的论文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争论》（1978），它是以1975年在社会主义工人党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为基础写成的，收入论文集以前曾经发表在1976年2月23日的《洲际通讯报》上，译文略有删节——译者注
我想集中谈一下弗·恩格斯和他对制定辩证唯物主义的贡献，因为这位参加创造科学社会主义的导师最近几年遭到了火力很猛的攻击，说他把马克思的思想引上了错误的轨道，歪曲了马克思关于哲学的教导。他被指责以机械的方式歪曲马克思的方法，从而成为社会民主党倾向和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先驱。这种捏造已为东西方的新左翼思想家们所广泛接受和大肆渲染，因为他对这些批评家们想要推翻和抛弃的那些辩证唯物主义因素起着暗中破坏的作用。
这个混杂的派别用“分割策略”来对付马克思思想，虽然他们分割的方式不尽相同。最放肆的分割者通过发现年轻的马克思和成熟的马克思之间有矛盾，把马克思本人一分为二。马克思被认为在早期人道主义著作和发表《资本论》之间的时期里使自己的观点发生了朝错误方向的变化。他们毫无根据的在马克思的正常成长过程中引进了一个急剧的突变，其实马克思在这一过程中从一个十年到下一个十年不断加深了他对许多事物的认识。
然而，大多数修正主义者认为马克思没有曲解自己，或者只是说他模棱两可而放过他。恩格斯则被作为罪魁祸首，被指责为马克思的真正信念的首要歪曲者而遭到主要的攻击。对恩格斯的指控的核心，是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实质上不同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真正的，创新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只有在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样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著作中才能找到。按照这种主张，这种以人性为中心的实践哲学被恩格斯著作里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决定论的，机械的，实证主义的和唯科学主义的解释所歪曲和取代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这种被伪造出来的对立，不符合关于他们的关系的基本事实。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一个骗局；严肃的社会主义者应该警惕不要上当。1844年夏天，恩格斯第一次在巴黎拜访马克思，他后来写到：“我们发现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完全一致；这是我们开始共同工作时的情形。”这种情况不间断地一直持续到马克思在1883年逝世为止。
历史很少目击过如此亲密，和谐和经久不衰的精神和政治方面的伙伴关系。他们的通信证实，在他们著作中得到表现的许多主题有很活跃的思想交流。虽然恩格斯谦逊地给自己安排了为马克思当“第二提琴手”的作用，但辩证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是一种集体创造。恩格斯和格·普列汉诺夫后来把这种综合的东西称作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共同详尽阐述了它的基本原则。他们后来写的东西，无论其形式是报刊文章，宣言，小册子或书，多数都事先讨论过或经过互相间的彻底的，批判性的仔细检查。
无论他们在这样那样的小事情上有过什么样的意见分歧，在他们四十年的合作中没有关于任何重要理论或政治问题的争执的记录。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如此熟悉，以致只有他才能被委托把《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整理出来。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马克思在世时发表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完备的说明，是《自然辩证法》的一个初步草稿，两本著作的理论观点完全一样。《反杜林论》是在马克思坚决要求下写的。恩格斯在这本书付印之前把它念给马克思听，马克思赞同其中的每一个字。第二编第十章是马克思写的。因此，对这本书中的思想的任何异议，事实上不仅是不同意恩格斯，同样也是不同意马克思。恩格斯在为这本书第二版写的序言中已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顺便指出：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所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如果没有他的同意就不会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1]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第一版序言中同样指出，他写该书时曾广泛地利用马克思的观点和结论。
他们逝世后，神话的编造者企图使一位革命家和另一位革命家相斗。这一策略并不新颖。恩格斯在1883年4月23日，即在马克思逝世后不久写给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信中就说过：“1844年以来，关于凶恶的恩格斯诱骗善良的马克思的小品文，多得不胜枚举，他们与另一类关于阿利曼—马克思把奥尔穆兹德—恩格斯诱离正路的小品文交替出现。”[2]
的确，时至今日这种无稽之谈已被鼓吹得越来越荒唐。有人说，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继续了恩格斯的错误。普列汉诺夫在1905、1914和1917年的恶劣行径和考茨基从1914年以后的背叛的原因，至少可以部分地追溯到他们的导师的哲学偏差。更有甚者，恩格斯被说成为斯大林主义学派所散布的那种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养料，因为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使人类个体从属于自然和历史的规律。最后，列宁被指责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里发展了这种庸俗的唯物主义思维方法，虽然他在《哲学笔记》中已开始醒悟过来。
如果我们要相信这幅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漫画的话，那么欧洲社会主义思想的所有主要代表人物，从恩格斯到列宁、罗莎·卢森堡到托洛茨基，全都误解了马克思的思想并且走入了歧途，直到这些当前的批评家出来才使问题得到正确的理解。
这些由种种歪曲构成的大杂烩被大学里的马克思学家拣了起来，他们乐于把这种错误的信息传播给天真的学生和粗心的读者。英国哲学家安东尼·昆顿，在1975年5月29日《纽约书刊评论》上一篇关于最近出版的论黑格尔的书的评论文章中，是这样讲述这个故事的：“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中，被斯大林的奴隶国家的神学装饰弄得已得不到人们的信任的官方的马克思，正是幼稚的实证主义者恩格斯解释的写《资本论》的唯科学主义的晚期马克思，恩格斯的任务是把马克思的历史和社会理论演绎成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全面哲学。”昆顿自然更喜欢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梦想中的马克思的自由主义形象，据他说，他们强调“人是自身和世界的创造者。”和这个新近流行的马克思不一样，原来的马克思知道，虽然人类的确创造了自己，但是人类却没有上帝般的创造世界的能力——人类只能改造世界。人类的力量只限于使自然界的物质为人类的需要和目的服务。这位牛津学者很直率地指责成熟的马克思同恩格斯一起是最早犯唯科学主义（这是唯物主义的夸张的委婉词）罪过的人。许多半通不通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这样坦率或心口如一。这些胆怯的反偶像崇拜者把榔头挥向马克思本人的花岗石雕犹豫不决。他们害怕怀疑他的权威，认为他对自己的同伴的犯罪毫无过错。
改良主义社会主义者乔治·李希特海姆在他的题为《从马克思到黑格尔》的最近著作中，提供了这种歪曲推理的一个可笑的例子。他表示反对他所谓的“被恩格斯发明，被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命名为‘辨证为唯物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特别的本体论体系”[3]。李希特海姆写道：“《反杜林论》和最终于1925年以《自然辩证法》为题发表的论自然哲学的文章所提出的‘辩证’唯物主义或一元论，同马克思自己的观点只有极微弱的联系，虽然马克思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这个论题的阐述并未提出反对意见，也是他的传说中一个具有一定重要性的事实。”[4]
这种未经思考的议论不仅粗暴的否定这一对伙伴之间的工作关系的性质，而且无视马克思的整个性格。这位富有战斗性的唯物主义者对如此亲密的同事对他的哲学方法的歪曲是不会无动于衷的。他不会不对这种攻击提出自己的反对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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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上解决了他们的基本哲学原则之后，在阐述他们的共同思想方面进行了分工。马克思埋头于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的艰苦劳动，恩格斯则着手把他们的哲学立场通俗化。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是《反杜林论》（从其中抽出一部分编成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后来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最后是《自然辩证法》，到他逝世时还没有完成。除开作为应用他们方法的最高范例的《资本论》以外，这几部经典著作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的主要来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以前的哲学思想中保留了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辩证逻辑，使之成为他们的系统思想的基石。他们在哲学中进行的革命的特殊性质，就是把这两种互不联系的成分融为一体，作为一种认为工人阶级必须改造社会并为这一解放斗争提供理论指南的综合的世界观。唯物主义被从自然现象扩展到社会现象和思想过程的发展；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被颠倒了过来，并在运动物质普遍发展的现实中被赋予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把哲学与阶级斗争和政治活动联系起来，把它变成为革命无产阶级通过阶级行动改造世界的斗争中的一件武器，并且把日益丰富的关于自然、历史和精神的科学认识的成果吸收到它的原则中来，从而对哲学重新下了定义，并使它恢复了活力。
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拥有不同哲学的观点的毫无根据的说法，把恩格斯当作代替马克思本人受罚的人。对恩格斯的立场提出的反对意见，实质上是针对他们两人共同持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的。诽谤者应该从暗处站出来，直截了当地向马克思挑战。
如果对恩格斯的所有批评都被认为是正确的，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没有多少能完整地保留下来。批评者竟然从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下手。唯物主义哲学从它在古代发端的时候起，一直是建立在一种对现实性质的独特解释的基础之上的；它在辩证唯物主义中的最高表现也毫不例外。唯物主义认为，唯有建立在运动物质的基础之上，自然界才有自足的存在；人类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从客观世界中产生出来并且依赖于客观世界的。相反，唯心主义否认自然界是第一性的，使它从属于精神。例如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界是逻辑过程的异化反映，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儿子生出母亲。这是哲学史中两个根本对立的阵营。然而，它们的对立立场并没有穷尽这个领域的一切可能。一大批各种各样的思想家和流派以这样那样的理由拒绝明确地站在这一边或那一边。他们试图把来自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观点的成分合并在一起，他们不稳定地摇摆于这两极之间。
这些折衷主义者通常躲过先有自然界还是先有社会和精神现象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实践哲学的人道主义代表人物站在这类人的左翼。他们认为，无论自然还是思维都不是现实的本质，人类活动才是现实的本质，因此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支柱。他们认为这种中间的立论优于他们所谓的庸俗唯物主义或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然而，他们的观点未敢面对对确定实践同外部世界的基本关系的需要。当被逼得很紧时，大多数实践派往往用下述这种说法来摆脱这个问题，即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不需要确定的回答，因为自然界和思想在实践中并通过时间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虽然这在实际上是对的，但是物质和精神、客观和主观在存在中谁居先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这种模棱两可和含混不清的态度，实际上是向唯心主义作了一半的让步，因为唯心主义认为，没有无主体的客体，客体只是主体所投下的影子或“反思成分”——这个主体在哲学史上有各种不同的叫法，如上帝，精神，心，我们，词儿等等。
法兰克福学派的所谓“批判理论家”认为，因为客观世界本身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客观世界不能同主体割裂开来。由于他们只是通过人类主体的中介来看客体并且把决定论作为形而上学的偏差加以拒绝，他们就重新回到了黑格尔左派的立场，这种立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作为桥梁在他们思想发展的早期就抛弃了的。
唯物主义教导说，自然界在人类主体之前和之外具有客观现实性。这个最重要的前提已经被自然科学的发现所证实，从天体物理学到生物化学的各种自然科学已经说明宇宙几十亿年以上的演变情况。地球及其较低级的有机物在人类及其特有的生产活动登上舞台以前，已经历过一段漫长的历史。
诚然，在人类及其特有的生产活动登上舞台以后，实践成了社会历史的推动力。但是它不能被认为是物质存在的基础。实践派倾向于使社会生活凌驾于产生出它的自然母体之上。我们人类的活动、成就和进一步的发展是我们注意的焦点，我们赋予它以较高的价值是对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就缩小我们对整个现实的视野。人类中心论同关于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观点一样已经过时。现在，火箭正在进入外层空间，研究者们正在遥远的星球上寻找生命的迹象，科学家们正在更深入地探索原子的秘密，在这种时候仍持人类中心论的观点，是极其狭隘的。
例如，被昆顿称为“这个思潮的最积极和最热情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希特海姆写到：“在其自身之中和为其自身而存在的外部世界，同以确定人们已使自己成为什么为着眼点探讨历史的唯物主义，是毫不相干的。”[5]这正像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提出的“存在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和“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6]发现自然是社会的工作，自然的概念是社会历史的范畴，但不是自然本身。科拉科夫斯基在《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中也告诉我们：“世界是人类的产物”。[7]最后，法兰克福学派较为年轻的成员施米特写了整整一本书讨论“马克思著作中关于自然的概念”，在其中说“自然只是通过历史的中介才对人存在着”。[8]他把恩格斯及其“自然主义化了的黑格尔主义”同使自然从属于“通过社会劳动对它的占有”的马克思对立起来。他写到：“自然只能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出现，因为历史只能着重谈到人。历史首先而且直接地就是实践。”[9]这只有一半是真理：对人类史来说是对的，但对自然史说来则不然。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互相制约”。[10]施米特忽视了“只要有人存在”这个决定性的限制成分。几百万年以前人类还不存在，虽然自然已经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唯物主义是以这一事实作为基础的。它包括了，然而超出了真正人类史的地平线。
我们能够同意其他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者的说法，即人类生活的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革命理论和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的教导中居中心地位。但是这里的问题不是唯物主义哲学的中心，而是它的圆周，即它关心的整个领域。辩证唯物主义只涉及人类特有的东西还是涉及全部现实？恩格斯的大多数批评者认为，更广泛地关心本体论，存在的理论，是黑格尔主义的一种陈腐的形而上学遗风；马克思主义只限于社会经验。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只看作历史唯物主义的狭隘观点，是毫无根据地抹去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这个问题有影响深远的含义。世界观和科学过程本身，只有当它的最初的实践者把泛灵论、宗教、目的论及其他以人类为中心的观念完全撇开的时候，才有可能成立。这些最初的实践者学会把自己与自然，把自然与自己分开来，客观地、按世界的本来面目（它有独立的存在并按自己的规律运动）来对待它。
卡尔·克拉勒曾经编辑过一本论述从卢卡奇到马尔库塞的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论文集，按照他的看法，这些人的显著成就在于他们“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核心中的人类意识、人类主观性”。[11]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不需要注入任何主观性。但是这些批判理论家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所坚持的决定论和规律性是社会民主党的宿命论和斯大林主义的极权主义的来源，觉得若是没有主观性，社会主义运动就不能改变方向。麻烦的是，他们给了马克思主义以这么大剂量的主观性，以致使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失去平衡。
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活动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作出正确的平衡说明的第一个思想体系。它把客体主体关系看作是对立面的统一，在一定条件下一方能被转变成另一方。在燧石被凿成手斧，从而使物质原料与主观的（人的）劳动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同一过程中，工具及其目的的概念被制造者客体化为人工制品本身。在自然物被人化的同时，观念变成了物质。客体主体关系的主要基础在于人类和生产活动涉及的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这里，自然对人类主体说来是客观的；客体主体关系随着自然力被劳动转化为社会用途而发展。历史的本质在于自然被人类的生产活动逐步改变和人类本身随着生产力的增长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早期的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把我们在其中生活，工作和思维的人造环境称为“第二自然”。他们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这个领域的现象上，试图抹杀本来的和基本的自然。他们这样做时，认为人类历史和社会生活中的主观因素比客观发展条件更为重要。
历史唯物主义教导说，凡是主观的（人的）东西，是受客观现实、规律和必然性支配的。这被概括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句话中。这不是像某些批评者说的那样意味着，主观因素可以忽略或没有力量。完全相反，主观因素在人类事务中无所不在，根据物质环境的不同情况能起或多或少有影响的作用。在历史决定过程中的高潮时机，主观因素甚至能起决定性的作用（我在《个人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一文[12]中曾对此有所讨论）。承认这一事实，就必须建立革命党，这是大多数新左派的实践鼓吹者们拒绝得出的结论。他们的主观性害怕接受这一客观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因素相互作用的观点为主体的有效行动提供了充分的余地。主体（主观）和客体（客观）一样，是一个相对的范畴，它所指的范围是变化的。它能够指相对于自然环境而言的人类集体，或是特定社会形态内部的一个阶级，阶级的一个政党，一个意识形态流派，或是单个个人以及他或她的意识。作为一种物质的有机体，个人对他或她自己和其他人来说是一个客体，而作为一种社会的存在物，她或他是一个有自己内心的心理和精神生活的主体。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阶级斗争学说和革命行动指南，丝毫不贬低人的意志和首创性在一切方面所能起的作用——通过人们深思熟虑的干预，能够从改造他们的居住环境到形成改变社会关系，改变事变的进程。但是人们至今只能在历史创造的条件下去做这一切，这些条件合法地决定了人们改造力量的性质、方向和规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些条件将受到我们的集体控制，可是现在还没有。
和实践派理论家争论的关键，这一争论的实际政治意义在于，他们往往夸大主观成分，低估现实客观条件的支配地位。这种片面性导致政治上的唯意志论，极左倾向和冒险主义。例如，卢卡奇那些收集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文章就反映了列宁等第三国际领导人在1921年曾反对过的极左路线。这并没有阻止卢卡奇转变方向，脱离匈牙利共产党内的政治行动主义，并且在二十年来中使自己适应斯大林主义制度（虽然是咬紧牙关的）。在理论和政治中的极端主观主义能够很容易变成它的对立面。正像美国六十年代许许多多的极左明星，从伦尼·戴维斯和汤姆·海顿到博比·席尔和埃尔德里奇·克里维尔所表明的那样，这种主观主义往往以投降于现存力量而告终。
客体主体关系的哲学问题可以回溯到古希腊人那里。第一批唯物主义者，从泰勒斯到原子论者，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物质存在物的性质上。诡辩派和苏格拉底抛开这些宇宙论的思考，集中注意社会，道德和逻辑问题。他们教导说，人类首先必须知道自身。不管这种转变是如何片面，它在当时是哲学思想发展中的必然的一步。注意力在现实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之间的这种变换，在哲学发展的以后一些阶段上在更高的水平上反复发生过。马克思主义本身在其具体的形成过程中，也是先考察最迫切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后来才开始考察由自然科学的发展所提出的理论问题。不管这种过分强调在哲学思维的以往阶段上是多么的有道理，甚至不可避免，实践派在这么晚的今天扔来重复这种片面性，就是一种倒退了。波兰哲学家亚当·沙夫在哲学传统中正确地区分米利都路线和苏格拉底路线，然后就错误地敦促马克思主义者摒弃米利都派，采取苏格拉底的人道主义的出发点和世界观。但是苏格拉底是唯心主义的鼓舞者，他是希腊思想离开了唯物主义。沙夫要人效仿苏格拉底，就是要迫使社会主义者走这同一方向。如果古代的榜样适合的话，那么我们和列宁一样，推荐唯物主义先驱者德谟克利特和卢克莱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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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实在的独立存在，客观条件的第一性和认识的客观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构中都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以人的头脑能够或多或少地正确反映周围世界的原则为基础的。这个原则同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存在的概念不能分开。我们感知的事物的性质和关系，通过逻辑思维的抽象和概括能力形成概念。我们的真正观念的内容符合，也就是越来越接近客观上存在的东西。
实践派理论家们把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关于存在的理论）和认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割断，从而破坏了这种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前提。李希特海姆争辩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哲学唯物主义不同，与他们的“站不住脚的关于感性认识的理论”“没有任何联系”。[13]这种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有分歧，从而偷偷抛弃他们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企图，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马克思在1873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二版的跋里曾明确说：“我的看法……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4]施米特说这一说法是“不幸的”。对认为马克思并没有持有与恩格斯同样的反映认识论的论点说来，马克思这句话确实是不幸的。
批评者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那种认为人们消极地接受在头脑中以物体的直接复制品或镜子映像出现的感觉和知觉的立场混为一谈。这种对认识的简单化的和机械的解释，是经验论者，感觉论者和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所特有的。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德尼·狄德罗把头脑比作蜡，事物在其上留下自己的印痕。辩证唯物主义远远超出了这种粗略的、不完善的理论。它把人不是看作环境的单纯直观者或者对环境所给予的刺激的反应者，而是看作行动者、探索者和斗争者，他们从事劳动及其他他们的思想指导的实际活动，并且按照不断的变化的历史情况和社会关系发展了他们的概念。在认识过程中，能动的、生产的主体加工出概括、观念模式和范畴，他们在社会实践中受到的检验时显示是否符合事物的本质特征。认识从原始的无知到今天的科学的整个发展，是人类理性的创造能力和社会性质的见证。
认识作为不断发展的人的一种能力和产物，有其主观的方面。但是，如果我们的感觉、知觉和思想并不真正反映在我们之外发生的事情，并不提供关于实在的现象、条件和规律的可靠信息，那么认识过程就会比无用还要更坏。原子物理学处在今天科学研究的最前线，科学和社会花了二千五百年的功夫才制订关于物质的原子结构的理论；关于宇宙的这一方面还有大量的东西需要研究。但是无可否认，我们现在知道原子的确存在着。它们的许多特性，我们是通过验证关于它们的内容的假说得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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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特别喜欢提出这样一项指控，说恩格斯是一个轻视政治和其他力量的相对独立性的片面的“经济决定论者”。根据恩格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写给康拉德·施米特，弗兰茨·梅林及他同他通信的人的一系列信件，这一指控是特别站不住脚的。恩格斯嘲笑了把一切社会现象单纯地归结到经济原因，忽略社会决定过程中从物质基础到高级精神现象一切因素多方面相互作用的那些人。不过，恩格斯从来没有忘记补充实践派理论家通常忽视的事情：在历史发展中，经济条件最终是决定性的。正像他在给约·布洛赫的信中说的那样：“这里表现出一切因素〔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宗教的等等〕间的相互作用，而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15]他说“这些先生们缺少的是辩证法”，这话不仅适用那些只看到经济原因、忽略上层建筑因素影响的机械论者，而且也适用于那些拒绝承认经济在社会文化特征形成中具有决定作用的唯物主义背离者。
恩格斯可以很容易的摆脱指责他对社会因果关系采取机械的态度，因为他甚至对自然过程也没有持机械观点。他对实在的两个部分都采用一贯辩证的方法。批评者们的指责不是针对他的所谓机械的思想，而是针对他坚持认为不管是人类事件还是物质现象都受规律支配的观点，这个观点对科学方法说来带有根本性，但是对非唯物主义的人道主义者来说则十分讨厌。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主张，通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已经从它的幼稚的空想主义发展成为一种彻底科学的世界观。这一主张遭到恩格斯的敌人的怀疑或贬斥。他们否认马克思主义像自然科学一样，是以对客观现实的正确认识为基础的科学理论。更激烈的批评者们说，科学社会主义是严重的用词不当。按照他们的意见，作为一种为促进特定阶级的目的和利益而制定的意识形态，并不拥有可以客观证明的正确性。这是列茨克·科拉科夫斯基、恩斯特·费舍尔和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共同思路。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充分科学的思想方法，而是按照人道主义精神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体系，恩格斯和接着是普列汉诺夫、考茨基以及列宁把这个体系变成了后来被斯大林主义利用的富有欺骗性的实证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意识形态。
费舍尔在他1966年发表的《艺术和共处》一书中说，马克思主义并非纯粹的意识形态，而是科学和乌托邦幻想的混合物。恩斯特·布洛赫的希望哲学把乌托邦唯心主义当成马克思主义的轴心。几十年以前，悉尼·胡克争辩说，因为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在社会上中立的自然科学，包含着无产阶级狭隘的和主观的阶级利益，因此它不可能是一种客观的科学。他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看成是有助于劳动阶级的斗争活动的一套实用主义指示。
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科学客观真理和工人阶级利益之间的对立；这两者是不可分的。马克思主义者既是它的革命社会主义队伍的世界观，又是一种能提供关于现实的最正确和可以修正的解释的科学思想方法。这使它具有罕见的革命性。它的科学性的凭证不仅来自理论考虑，而且来自由世界社会的现实发展（如当前的经济危机）所提供的的实际证明。科学预见与猜测和直觉不同，是建立在对实际存在的受规律支配的因果联系的研究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经受了这种实际的考验。它作为无产阶级活动的可靠而有效的指南的价值和他对预见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主要趋势的用处，已被阶级斗争的正反面经验所证实。
像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存在主义这类思潮否认哲学必须以科学为基础。他们把那种特征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或最多是社会科学的某些分支。他们说，哲学不像自然科学，不关心一般世界的性质和规律，而只关心人类的活动、希望和价值观念。如果一般哲学与现实的整体没有内在联系，那么辩证唯物主义的处境完全相同，也失去了科学的正确性。实践派思想家们同意，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拥有与科学的特别分支相同的地位。这就是他们把“唯科学主义的”恩格斯和人道主义的早期马克思对立起来的用意。像阿多尔诺这样一些人要把哲学和科学割裂开来，就是为了保护主观性。
他们为了支持这种主张，有时指出下述这样的情况，即哲学内部本来包含有从天文学到心理学的许多科学分支，它们都已陆续自立门户。这一分离的过程使哲学除了保有人类价值观念的领域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内容。哲学的处境可怜的像李尔王一样，他把自己的全部财产分给了几个女儿，落得一无所有，求助无门。这幅关于哲学和科学之间相互关系的图画，只描绘出它们演变的一个方面。科学一门接一门地从哲学分离出来，可是各门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在许多点上彼此更接近了，如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所证明的那样。这些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及其结果，已经为受科学指导的哲学思想的范畴提供了更全面、更坚实的基础。在特殊活动领域中发现的规律，已经为阐述和检验宇宙中最一般的运动规律提供了基础。
这使我们想到反恩格斯运动中最引起争论的问题及其主要目标《自然辩证法》。这本书被当作证明辩证唯物主义不科学的头号展品，并且被作为出自马克思主义黑格尔遗产的一种荒诞的形而上学残余而加以拒绝。正因为如此，更加必须说明恩格斯在这部片断性的和未完成的著作中想要完成的事情。《自然辩证法》不是像反恩格斯势力所说的那样是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一种加在页边的补充，或者说一种赘疣。它是现代唯物主义的完整世界观的一个组成部分。
让我们来看看这部著作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中所占的地位。如同从德谟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经过托马斯·阿奎那到勒奈·笛卡儿和黑格尔这些哲学巨人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制定一种包括物质世界、社会和这两者的认识在内的实在的同意作系统的解释的必要性做出了反应。他们不像形而上学家，并没有提出一种封闭的、固定的、终极的哲学规律结构。他们想要做的是对运动中的物质提出一种他们当时的科学认识和理论思维所许可的清晰而连贯的理解。这种综合能成为进一步分析的强有力工具。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系统地陈述了支配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在其他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指出了决定自然和控制资本主义前时期人类进程的普遍规律。在工人阶级运动最紧迫要求的驱策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必须开始对社会活动的推动力进行分析。他们只要有可能，就继续考察广大的自然领域以及自然科学的发现，把它们当作对他们世界观的进一步考验。这下一步是他们的理论思维的逻辑延伸。
这一巨大的任务包括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估计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就像他们在社会科学中从政治经济学开始做的那样。按照相互同意（他们的来往信件中可充分表明这一点），恩格斯着手研究自然科学的结论，看他们是否并以什么方式表明世界上存在着辩证的规律和范畴。他并没有试图把这些逻辑规律强加在自然现象上，而是设法找出科学研究从一个接一个领域中抽出的事实所实际表现出的运动规律。他先考察了非有机科学，然后考察了有机科学。
收集在《自然辩证法》中的笔记，是围绕着下述关键概念安排的：物质世界包含不同层次的各种运动形式，其中每一种都有自己独特的和不能还原的特性。这些运动形式不是像信奉牛顿学说的定数论者所认为的那样一律通通是机械的，虽然机械规律在宏观宇宙中广泛起作用。有许多其他的各种不同的运动类型——化学的、电子的、生理的等等，它们是由各个领域的结构和特性决定的。所有这些运动形式在物质上是相互联系的，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在转化过程中能量不变，虽然形式发生了变化。
各门科学论述自己领域所特有的规律。但是有更普遍的规律贯穿这些特殊的运动形式，它们就构成自然辩证法。例如，有一条规律是量转化为质，另一条是可能性通过盖然性变为绝对必然性。辩证方法要求，对每一种不同的运动形式的基本特点，不仅要像部门科学的专门家那样就其本身进行具体的研究，而且要就其一般性、就其相互决定和相互转化进行研究。这种研究中最重要的地方是联结两种运动形式，越过它就要发生质变的分界线，如机械运动产生热，电引起机械运动。自然界的辩证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了物质的更高组织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注意事物发展中的那些临界的转折点，在那里事物向其对立面转化。在宇宙发展中的两次最重大的转变，是从无机向有机即从物理化学过程向生命过程的飞跃和几十亿年以后从动物向人的飞跃。在人类历史上两次最重要的转变，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描写的从文明以前的制度向文明制度过度和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及其他著作中所设想的从阶级形态向社会主义未来的过渡。《自然辩证法》没有把自己限制于对物质世界进化过程的研究之中，而正如唯物主义人道主义应做的那样，朝着我们人类是如何创造的这一顶峰前进。上帝造人的神话被摒弃以后，人是怎样和凭什么手段被产生出来的这个人类起源之谜曾使研究者们困惑不解。在收在《自然辩证法》中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恩格斯概述了对这个问题的唯物主义的和辩证的答案。劳动的社会起源论表明，宇宙发展过程如何由他自己的规律在几百万年以前导致从自然中产生出它的对立面，即作为社会存在物有自己特殊的活动方式和发展规律的人类。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这一杰出成就，已被许多科学发现所证实。
劳动的人化理论完成了自然辩证法。恩格斯写道：“在劳动的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锁。”[16]对劳动进程的这种进化论分析使《自然辩证法》的结尾部分与《资本论》的开端相联结。前者说明了劳动如何创造人类，而《资本论》第一章分析了作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相结合的产物的商品的特性。后来马克思关于劳动活动的叙述，一直追溯到人类为争取生存与自然斗争的最初时期。
恩格斯除了全面说明了客观的自然辩证法以外，还大量谈到科学认识本身发展的辩证的、也就是矛盾的方式。他在学者们近年来大力探索的这个科学史的新领域中是一个先驱者。
从与我们的题目有关系的这些考察中可以得出哪些结论呢？第一，自然进化的辩证法本身过渡到了社会进化的辩证法，这是具有极重要意义的质的飞跃。前一个过程对后一个过程说来，是物质根源、先决条件和必要的基础。实践派理论家们否认自然辩证法的存在或缩小其意义，他们把关于主体客体关系的辩证法当作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全部和终极内容。事实正相反，自然辩证法是先于主体客体关系而存在的。虽然这两种辩证发展方式在人类历史中相互合作地起作用，后者却是依赖于前者的。这是唯物主义的头等原则。
第二，自然辩证法不是恩格斯背着马克思或在马克思逝世后悄悄塞进辩证唯物主义的他自己的发明，这是他们共同探讨出来的概念。在《资本论》里，马克思求助于量变质变规律，说它已在自然科学和其他领域里被证实是正确的。[17]
第三，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它，马克思主义哲学将是不完整的，将只不过是缺少牢固和和谐的自然科学成果基础的社会学或人类学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了外部世界的质的多样性当中的物质的统一性，近视的实践派理论家把辩证法规律的作用从自然过程中排除出去而把它局限于社会现象，正是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和普遍性。他们把实在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部分——物质部分没有辨证规律，社会部分则由于有人的积极活动而受辨证规律支配。
例如存在主义者莫里斯·梅洛-庞蒂与萨特一样，坚持认为物质没有什么生产性或新颖的原则。他写道：“若自然是辩证的，那就是因为自然是人所感觉到的和自然是不可分割地同人类活动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18]相反，马克思所清楚说明了的，是自然辩证法独立地起作用，它大大先于人类的存在、知觉和行动，而且这一切事实上是由它产生出来的。施米特说：“只有认识世界的过程，而不是自然本身，可能是辩证的”[19]这两个评论者对基本上是客观的辩证过程进行了主观主义的解释。
过去一百五十年来自然科学中的革命，已通过工业技术的影响改变了世界。这样的大规模的革命发展必须被吸收到最革命的阶级的哲学中来。这一事实迫使社会主义思想把一切领域的科学成就包括进去。
可能要问：自然科学家们是如何利用辩证方法来理解自然的呢？在这方面苏联和英美科学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除了本世纪三十年代的著名遗传学家H·J·穆勒以外，美国科学家认为它是没有用的，正如大学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的教导对经济学没有用一样。他们的经验训练和实证主义世界观使他们深信自然里除了物理，化学，生物学等的特殊规律外，没有普遍规律；寻找这些规律的努力也是没有价值的。
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是为了回答两个有关的问题：有没有把天文学、遗传学、电子学这样有限领域里的特殊规律交混在一起并且从其中产生出更一般的运动规律？普通的科学家同实证主义哲学家一样，对这个问题连提都不会提出，更不用说提供答案了。马克思主义则提出这个问题并作出回答。它认为，特殊运动规律与辩证规律之间的关系可以同算数与代数之间的关系相比。一个的概括性和抽象性水平比另一个高。有没有在存在的三个部分——自然、社会和思维过程内部都起作用的普遍可以运用的运动规律？马克思主义作出肯定的回答，并且力求发现和描述这是些什么样的规律。大多数其他的哲学作出的否定的回答，并且认为辩证唯物主义者是白费力气。大多数实践派理论家也是这种观点。
在斯大林统治下强加给科学的蒙昧主义眼镜，对认真研究自然的辩证特性形成了很大的障碍。相对论物理学、遗传学、化学，共振论和控制论的进展都被拒绝了，理由是这些理论不符合象安德烈·日丹诺夫那样的苏联思想权威所独断制定的规定。斯大林主义以捍卫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名义，把这些发现当作唯心主义的错误，加以惩罚和禁止。这样，斯大林主义就如同它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名誉一样，也使自然辩证法丧失了人们对它的信任。
斯大林逝世以来，对大多数苏联自然科学家来说形势已经缓和。其中最优秀的分子已完全摆脱这些禁忌的束缚，坚决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已能比较灵活和创造性的运用那种方法。哥伦比亚大学学者洛伦·格拉哈姆对今天主要苏联科学家当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相互作用的情况做了很充分的说明。他的结论是：“当前苏联的辩证唯物主义是一项令人产生深刻印象的思想成就。把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早期的提示推敲整理成为对自然的系统解释，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最有创见的创造。毫无疑问，辩证唯物主义在它的最能干的倡导者手中，是一种理解和解释自然的真诚而合理的尝试。按照广泛性和发展程度，对自然的辩证唯物主义解释在当今的各种思想体系中没有匹敌者。的确，必须跳过好些世纪，到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规律图表或笛卡尔的机械哲学中才能找到按阐述的精确和结构的完整能够与辩证唯物主义匹敌的建立在自然之上的体系。”[20]这一见识广博的论断比恩格斯的批评者们草率的摒弃自然辩证法的价值更有根据的多。这些批评者们对当代自然科学的进展所提出的广泛理论问题很少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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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变得很流行的对马克思主义的非唯物主义的解释，其主要灵感源泉是格·卢卡奇的论文集《历史和阶级意识》。卢卡奇在那里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任何关于自然的理论没有关系，而是完全关于人类历史的有阶级性的解释和关于社会的说明。卢卡奇指控恩格斯是一种经验主义，唯科学主义和愚蠢的唯物主义，也就是一种资产阶级哲学的代表人物。1926年被开除出党的一个德国共产党极左领袖卡尔·科尔施也把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化了，虽然它不是在所有问题上同意卢卡奇的观点。
卢卡奇在他漫长的生涯快结束时，重新考虑并拒绝了在他的早期论文中所表达的观点，说它们是以错误的假定为基础的。他并且建议重新回到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理论传统上来，不再把他们与马克思分隔开来。但是人们犯的错误在人们死后还是会留存下来，尽管卢卡奇在他年老而变得更聪明时作了自我批评，但这些错误观点还是获得了自己的生命。
像萨特和梅洛-庞蒂那样的左翼存在主义者如饥似渴地把这写观点拣了起来，他们发现抹去唯物主义客观性和反对决定论符合他们关于个人自由决定自己命运的唯意志论概念。萨特在《唯物主义和革命》一书中进行了反对“关于客观性的神话”的论战，他错误地提出，直到马克思“毁灭性地遇到了恩格斯为止”，马克思一直认为不能把主观性从客观性分割开来。他在更近的一部著作《辩证理性批判》中又重复了这个主题。像阿多尔诺、豪克海默、马尔库塞和他们的学生那样的法兰克福学派名人进一步推进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的反动。从南斯拉夫到匈牙利和波兰，形形色色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对斯大林主义正统观念的反抗中也促进了卢卡奇所创立的思想路线。这些思想已经从欧洲传到了说英语的国家的新左翼知识分子。在美国，《目的》杂志（季刊）是当前马克思和足以黑格尔主义化的最积极宣传者。
这些激进分子可能以为他们采纳的这些观点是新鲜玩意儿，其实对我们这一辈革命者来说已经是老一套了。早在1933年，悉尼·胡克在他的《为了理解卡尔·马克思》一书中就提出了这一套思想。他在序言中认为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和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进一步证实了他“自己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实际历史轴心的假说”。胡克采用了卢卡奇的许多主要论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建立在对客观现实的科学解释之上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不适用于自然现象，而只适用于人类历史：这是一种社会变化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对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科学分析中产生的一组学说；它只是一种没有任何本质的、确定的内容和方法，撇开它特有的结论也是正确的。胡克也象早起卢卡奇和豪克海默一样，对社会主义是阶级斗争在帝国主义时期发展结果的必然性提出疑问；他认为社会主义是觉悟的无产阶级自愿选择的产物。胡克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和立场从他们开始合作的时候就存在着完全的一致。相反，他说，恩格斯在经济学和哲学方面都歪曲了他的伙伴的立场，把马克思的经济学原理变成了一种封闭的演绎体系，把马克思自然主义的能动主义变成了一种简单化的唯物主义；虽然称作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确实机械唯物主义。恩格斯由于没有充分强调能动的实践因素的重要性，保留了关于思想是物质世界的消极反映的粗疏理论，同时也歪曲了马克思的认识论。他说，恩格斯的这些创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被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变成了僵硬的教条。
在本世纪三十年代，胡克自诩为极左翼的自由思想的哲学家，既反对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有反对斯大林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但是，不管他如何自吹自擂，他实际上做的是按实用主义的模式剪裁辩证唯物主义，使之适应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胡克的错误观一出笼就受到了严厉的批判。但是，在三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连续性被割断了，以致现在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些发生在亲卢卡奇派和他们的对立派之间的早起争论。正在把早期卢卡奇的思想重新翻出来的新左派知识分子，若是知道在把恩格斯同马克思对立起来、抛弃自然辩证法以及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为革命实践的社会学方面，胡克是他们的老前辈，可能会感到难为情。
的确，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很好的革命行动理论。但是，它只有是一种建立在对发展的物质条件的真正理解之上的科学学说，才能成为这样一种理论，因为发展的物质条件决定着社会变化和政治活动的性质、范围和有效性。修正主义者把全部客观因素砍掉或者略去，就用实用主义、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取代了真正的唯物主义的方法。
原载乔治·诺瓦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争论》
1978年纽约版
（洞庭译）
初校：前朝书生
重校：昨日霓虹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4页
[3] 乔治·李希特海姆：《从马克思到黑格尔》1971年伦敦版第4页
[4] 同上书，第67页
[5] 乔治·李希特海姆：《从马克思到黑格尔》第69-70页
[6] 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1971年柏林版第XVI页
[7] 列茨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和其他》1971年伦敦版第78页
[8] 阿尔弗莱德·施米特：《马克思著作中关于自然的概念》1962年法兰克福版第193页。
[9] 同上书，第193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1页
[11] 狄克·霍华德和卡尔·克拉勒编《人所不知的方面》1972年纽约版第7页
[12] 收在《理解历史》一书中（1974年纽约版）
[13] 李希特海姆：《从马克思到黑格尔》第70-71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16]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54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42-343页
[18] 莫里斯·梅洛-庞蒂：《意识和无意识》1964年埃文斯顿版第274页
[19] 阿尔弗莱德·施米特：《马克思著作中关于自然的概念》第195页
[20] 洛伦·格拉哈姆：《苏联的科学和哲学》1972年纽约版第4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