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密利本德 社会主义的似合理性 New Left Review I/206， July-August 1994 应当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历史比它更为久远的一场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而从另一方面说，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赋予这场运动以充分的含义。在资本主义社会，民主的理念无论就其范围还是就其内容而言，都受到极大限制，从而减少了它对既存政权和特权的威胁。相反，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大大地扩展民主的范围。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是十九世纪缺乏热情的民主预言家。在他为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写的序言中，托克维尔说，他使之与他认为已在美国发现的“身分平等”相等同的民主，在欧洲也在迅速发展起来。他这样写道：“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正在我们中间进行。谁都看到了它，但看法却不相同。一些人认为，它是一种新现象，出于偶然，尚有望遏止；而一些人断定，这是一场不可抗拒的革命，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历史上已知的最经常的、最古老的和最持久的现象。”而且，在1848年他为该书第十二版写的序言中，他也曾这样问道：“认为已经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国王的民主会在资产者和有钱人面前退却，岂非痴心妄想？”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之中，统治阶级自十九世纪以来一直竭力篡改和歪曲托克维尔的预言，而且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社会主义就是为实现民主而斗争的同义词。 如果这样来理解，那么社会主义就是在生活的一切领域深化和扩展民主的斗争的组成部分。它的进步并不记录在某个预定的历史过程之中，而是为扩大民主权利而持久地自下而上施加压力的结果，而且这一压力本身又是以下述事实为依据的：处在社会金字塔下层的绝大多数人，如果要反抗和限制他们不得不受其支配的政权的话，那么就需要这些权利。 然而，这还不够。社会主义所寻求的不只是限制权力，而是把最终废弃权力作为社会生活的组织原则。无论是否出于偶然，这终究是马克思所言。这一观念无疑就人类自愿达成互助协作的能力下了一个很大的赌注，而且也许被作为荒唐可笑的“乌托邦”而被拒弃。社会主义者则认为，无论从多么长远的观点看，它都构成社会主义诺言的一个基本内容。 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说，民主、平等和社会化都应被看作是达到最终界定社会主义含义的目标的手段，即实现比在以统治和剥削为基础的社会中所曾实现的更大程度社会和谐这一目标的手段。这一和谐将以所谓公民道德为基础。根据这里所说的公民道德，男人和女人将自由地接受公民的义务，并要求其应得的权利。而且，他们在培植和发展一种社会化的个人主义时不会有任何大的困难。在社会化的个人主义看来，他们表现其个性时将充分考虑和重视社会生活所加诸它的约束和局限。 根据人们恰当赋予社会主义的含义，共产主义政权的实践在极大程度上显然是对这个含义的否定而不是肯定和确证。它们确实使主要的经济活动手段（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所有的经济活动手段）归社会所有。然而，它们同样也表明，如果没有民主，这无异于独裁主义的集体主义。这些政权或制度也不是平等主义的，因为它们创造出一系列权力和特权的结构，而这是对任何身份平等观念的嘲弄。共产主义的政权被左翼描绘成社会主义的或者是蜕化变质的工人国家，或被描绘成国家资本主义的，或者是官僚主义的集体主义的，等等。不过，无论如何，显而易见的是，它们至多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可怕的畸形，而且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对社会主义的彻底否定和拒斥。 在当前这一历史阶段，几乎没有必要坚持认为［注：本句易让读者误解，疑应译为“几乎无需强调”之意——上传者］，社会主义核心命题的实现，甚或向着这些命题的实现所取得的进步，肯定将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事业，充满挫折、危机和压力。而且，对于通过社会革新所能做的事情的范围，不少左翼现在都已接受了从前由右翼培植而成的一种“认识上的保守主义”。 对这一状况的恰当回答并不是否认社会主义建设所提出的问题，而是要弄清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或至少首先是如何减少和淡化这些问题——假定这些问题的解决或减少不只是可以期望的，而且也是现实可能的——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的根本。 在出现的所有问题当中，就其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所提出的疑义的针对性而言，有三个是尤为重要的。相比而言，其他许多问题就不怎么具有挑战性。 首先，历史（不只是最近的历史）本身向关于人类扩展和普及社会主义事业的能力的根本的乐观主义——这是从启蒙运动时代继承下来的对人类无限的不断完善的能力的一种信仰；或者用更具现代色彩的术语说，它是这样一种信仰：人类完全能够把他们自己组织成为互相协作的、民主的、平等的和自治的共同体，在这样一些共同体中，肯定不会消除所有的冲突，但是，在这里它们将变得越来越少见，越来越缓和——提出了挑战。人们要充分认识这一点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然而，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是——而且也不能不是——没有任何不能改变的咒语使人类注定处于永远的分裂和倾轧之中。 一切历史，而且当然地二十世纪的历史，似乎对任何这样的乐观主义都作了严厉的反驳。黑格尔曾经说过：“历史是一个屠宰场。”而且，他曾重复约瑟夫·德·梅斯特尔（Joseph de Maistre）的断言：“历史的纪录中散发着血腥的臭气。”这一论断从来没有象在本世纪这样真实。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千千万万人悲惨地结束了他们的生命，纳粹灭绝人性的集中营，斯大林主义的残暴纪录，象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美国在朝鲜和越南发动战争所造成的大规模杀戮，由于在前南斯拉夫地区进行的“种族清洗”所造成的屠杀，1945年以来伴随着残酷和暴虐的难以计数的其它人为灾难和战争，所有这一切似乎否证了社会主义的乐观主义而证明了右翼的悲观主义。显然，在其日常生活的进程中，人类彼此施虐的残暴行为也是如此。 这一系列数不清的可怕事件一直困扰着任何献身于社会主义所代表的那种事业的人们的问题是很显然的：难道这就是构成以协作、社会性和利他主义为基础的社会的人材吗？或者相反，它没有引起对建设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那种社会秩序的可能性的最深刻的怀疑主义吗？人类趋向完美的观念不是天天都被赤裸裸的和无可辩驳的现实所否定的一个幻想吗？因此，满足于在资本主义民主社会己确立的那种社会秩序中进行改良，而不是竭力争取对社会进行注定要失败的大规模彻底的重塑，这岂不更合理一千倍？ 对此问题可作如下反驳：社会主义并未声称对人类的所有问题都提供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它也没有允诺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秩序——的确是一个世界———在这种社会秩序中，永远都是甜蜜和光明。但是，这是轻而易举的。因为，甚至一个不怎么雄心勃勃的计划也需要正视冲突的逐步减少和社会和谐的观念是不是危险的“乌托邦”这个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应强调几点，以表明这种情况并不象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全然无望的。 其中一点是，大规模的集体流血——它构成历史纪录如此大的一部分内容——从来都不是从下面发生的纯粹自发的行动的结果。“我们都有罪”这个很随意的观念，以及把罪恶归因于人性的做法，都掩盖了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大规模屠杀的发动和组织几乎总是来自上面。决定建立毒气室、组建古拉格、制订极左冒险政策的，策划使朝鲜“回到石器时代”的轰炸的，决定对越南和柬埔寨进行饱和轰炸的，为“种族净化”提供依据并组织这一活动的，都不是“群众”。绝大多数此类集体行动，都是掌权者为了追求他们的卑劣目的和幻想而发动和组织的。至少不能让“群众”对导致大屠杀的决定负责。事实上。广大的“平民”没有直接参与这样的屠杀，就是有也极少见：甚至在极端恐怖的时期，大多数人也只是充当通常以他们的名义所进行的活动的旁观者。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平民”一般说来至少是默认或勉强同意当时所施行的恐怖，并且经常为那些凶手喝彩。面对强权，主动表示反对的多半限于少数人，而且，政权越是残忍，这个少数也就越小。而且，一旦作出决定，掌权者就再也不会觉得为实施暴行而争取人民有何困难。根据他们的命令，只要对其他人施以暴虐、拷打和处死就被认为是足够了。执行这样一些命令的队伍从来都不缺少新的成员，包括志愿者。而且，这样一些队伍从来也没有多少脱逃者。在从事实战的部队的非常不同的情况下，大屠杀的参与者在“要么杀人，要么被杀”这个口号中发现了进行自我辩护的理由，而且在他们认为正为之献身的无论什么神圣的事业中还找到了其他根据。 大规模暴行的实施对象从来都不限于人类中哪一个特殊部分。在特定条件下，许多人——也许多数人——可能被引导或驱使去参与集体屠杀，即使只有少数人才可能被指名去这样做。但是，由此而推论人类本身不能逃脱这样的屠宰场，并且注定世世代代直到时间终止被增列在集体暴行的目录中，则是一个非常大的而且不可原谅的跨越。更为合理的看法是，如果没有任何乌托邦的幻想，那么，应该能够创造出一种环境和条件，在这种环境和条件之下，集体的残暴将被视为这样一种令人憎恶的行为：由于它将引起反抗，它就不可能得逞。的确，有人也许会说，正是由于存在如此之多的邪恶，才使创造一种能够征服或至少是减弱邪恶的条件成为必需。而且，说不能做到这一点，或罪恶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环境的组成部分，是不可征服的，就无异于一个绝望的忠告。 这一点也适用于男男女女彼此施与的或对儿童甚至动物施加的个人的残暴和虐待行为。在这里，认为这样一些行为要由深深地根植于人性之中的性格特征来解释的观点，要比认为它们主要是由安全无保障、失意、焦虑和异化——这都是以统治和剥削为基础的社会所固有的——造成的看法似乎更不值得赞同。与种族、性别、宗教以及其他许多形式的伤害行为血脉相联的“阶级伤害”，很容易为对人类关系产生深刻的不利影响的病态的、可怕的畸形卖命。这个问题只能在下述社会中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这些社会创造条件促进团结、协作、安全和尊重，而且，在这些社会中，所有生活领域的种种基层机构都赋予这些价值以实质内容。社会主义正是要努力发展这些条件。集体和个人的暴行是一个可怕的普遍的现实。但是，它也遭到强烈的反对。的确，人们现在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更加厌恶和痛恨暴行：有许多过去甚至最近的过去很容易被接受的，如种族和性别的压迫和歧视，以及由国家代理人犯下的可怕罪行，现在遭到积极有力的谴责和反对。可以创造能够使集体和个人的恶劣行为愈益减少和消亡的环境条件，这绝对不是“乌托邦的”空想。 尽管如此，我们也仍然不能期望在整个历史进程中一直在作祟的恶魔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再施展其罪恶的魔力；而且，反对这些恶魔的斗争必定要对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方式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更确切地说，这场斗争直接关系到一个开始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前进的社会所需要的政体的形式。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国家的权力将受到种种制约。但是，正如我们在后面也将讨论的，认为国家权力，因此国家的强制，在事务性的管理中将不再占据重要地位的观点无异于幻想，至少就不远的将来而言是如此。当不再需要国家强制，而且当国家确实“消亡”的时候，这一天也许会到来；但是，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它仍将是建设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自然的分工，抑或自然的局限对社会主义的乐观主义提出挑战的另一个问题，是罗伯特·迈克尔斯（Robert Michels）很久以前所说的“寡头政治的铁律”。社会主义建立在这样一种观点之上，即以真正民主的方式分配和分散权力，从而自治将成为主要的管理形式，是完全可能的。形形色色的精英论宣称，这样一种期望是非常荒唐的。据说，这种期望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权力仍然牢牢地集中掌握在相对少的一部人手里，那么少数人的统治就是人类环境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特色。而且，无论革命者和改良者的意图如何，他们实现民主分权的愿望多么坚决。少数人的统治无疑也将使他们的企图和努力付诸东流。 关于少数人统治具有必然性的这个断言有两个前提，其一是：在任何社会，在依其专权的品性而注定成为少数的人与由于缺少选定和组成从属人口所需的品性而注定成为多数的人之间有着“自然的”分工。所需的品性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化，而且，特殊的优点也许被归因于体力、勇气、智力或专门知识，或者是财富、狡诈，或者是这些因素兼而有之。然而，无论怎样，品性的不平等分配将使少数人的统治永久化。这个少数可能会受到挑战和反对，但是挑战——如果取得成功的话——的结果也总是一个占据统治地位的少数被另一个占居统治地位的少数所取代。正如帕累托曾经指出的：“历史是贵族政治的墓地。” 另外一个前提出自一种关于组织的性质的观点。该观点声称，在任何组织中，权力将不可避免地集中在相对少数的人手里。而且，享有这个权力的人还将希望保持和扩大它，并运用他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避开对他们所处的优势地位的任何挑战。迈克尔斯系统表述了他所说的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寡头政治的铁律”，并十分关切地指出，被认为是工人阶级解放的一个手段的，实际上却成了党的领导者控制该党的工具。但是，正如迈克尔斯所说，这一思想可以很容易地被运用于任何形式的组织。精英统治是不可避免的。 这些观念对社会主义的民主目标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害呢？而且，共产主义的经历，以及其它方面的统治经历，甚至以民主的名义进行统治的经历，难道不就证明了少数人统治是不可避免的学说的正确性吗？ 毫无疑问，任何形式的组织都必然要把一定的权力归于某些人；而且对于那些比别人更有能力、魄力、意志、雄心或其他什么的人来说，这个权力很可能越来越大。积极行动主义的癖好也不是人人都有的。情况很可能是这样，即那些被赋与权力而且这个权力愈益膨胀的人，将发现权力的运用是非常合乎自己意愿的。而且也将因此牢牢地掌握自己手中的权力；他们还将为自己的这些行为找出种种绝妙的理由。 真正的问题在于，是否可以对那些被委以权力的人进行控制和约束，以使他们不能组成寡头政治集团。这并不简单地是一个遏制权力行使的规则和规程问题，因为规则和规程总是可以被用计避开的。更为重要的是在其中行使权力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道德的环境条件。在各种严重的不平等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的社会中，权力确实不可避免地要采取集中的和寡头政治的形式，不管民主的雄辩是多么响亮。掩盖这一事实的形式上的程序是多么精致。但是，积极行动主义的癖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且，如果条件有利，它很可能扩展。在正创生着一种身份平等主义，而且公民深深地意识到其民主权利，包括他们自愿和有效地进行参与的权利的社会中，没有必要把领导变成寡头统治。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想法。不过，寡头政治的趋向将长久持续下去。但是，对一种趋势是能够反抗和战胜的。寡头政治的铁律是一个不同的问题；而且，我们没有多少理由认为，如果有合适的环境条件，这样一条规律必将无可改变地左右权力的行使。 对社会主义乐观主义的一个不同的挑战最近几十年来已经占据政治日程之首，它就是对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态危险所作的“新马尔萨斯主义的”理解。根据这个理解。人口增长、资源的侵蚀和枯竭，使这个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如此迫切需要的发展变成了对地球上的生命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而且，发达国家本身奉行的极端的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对于这一威胁的加重也起了灾难性的作用。 生态学家所指明的危险是够真实的了。不过，真正的问题是“新马尔萨斯派”所坚持的这样一个主张，即人类受它不能控制的力量所支配。这一点肯定要引起社会主义者——他们没有沉迷于对这个威胁的各个方面所作的愚蠢的轻视——的争论和辩驳。如泰德·本顿（Ted Benton）所说的，“新马尔萨斯主义”对于“社会的组织中的质的差别”轻描淡写，“认为在大规模的自然或半自然的量的趋向和界限面前，它们只具有第二位的因果重要性。”实际上，“社会的组织中这些质的差别”，就生态学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危险来说，是头等重要的。共产主义政权的经验丝毫未削弱这一论点。它们自己有关环境的记录确实是骇人听闻的。但是，这也只是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这里正如在所有其他领域一样，独裁主义的统治和对不同意见的压制肯定要导致可怕的后果。共产主义的统治者被强烈的生产主义的冲动所驱使；他们把工业增长看作是他们的最优先考虑的事。而且，他们还可能放纵这些冲动，并可以泰然地对环境造成极大破坏而不受惩罚。 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追求利润的冲动是生态浩劫的主要根源。正如在其他领域一样，在这个领域中，正是制度的性质促使那些操纵它的人把除利润之外的任何考虑都至多视为居第二位的。 无论是公司社团还是政府，现在都声称它们关心环境，许多国际机构也都作了这样的表示。它们为此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并在会议上通过了许多颇为虔诚的决议案。但是，解决生态威胁、资源枯竭、地球上人口过剩这样一些问题的任务，要求那些操纵着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分别给予非常不同的优先考虑，更不用说公司社团了。它需要这样一种社会的组织：其首要原则并不是竭力寻求私人利润的最大化。而且，它还要求对经济生活进行一定程度的公共干预——无论是对掌握公司和国家权力的人来说，还是对受新自由主义原则鼓舞的国际机构而言，这都是被诅咒的对象。 这并不是要低估和轻视上述危险存在的现实以及有效地对付这些危险的任务的艰巨性。不过，真正的问题实际上并不是污染、资源匮乏或人口过剩的事实，而在于一个受资本主义规则支配的世界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对付它们。从这方面说，悲观主义的存在是有道理的。断言社会主义立刻解决地球上所面临的问题是没有根据的。然而，断言社会主义——就它确实主张干预和挫败资本主义趋向而言——提供了一个运用一切所需要的决定解决这些问题的机会，至少是正当合理的。但是，这是就长期而言的。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必须参加到反对威胁着我们地球的所有力量的斗争中去。 陈旧的肮脏东西在估价社会主义的似合理性时，关键是要考虑到人们赋予它什么样的含义，或者说用它来意指什么。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一种半宗教的、救世主义的社会主义观。这种观点认为，它将扫除所有罪恶，解决一切问题，结束一切冲突，并最终解除一直折磨和困扰着人类的一切重负。社会主义意味着赎身，意味着重塑这个世界，创造一种新的男人和女人。持这种观点的人也承认，这不是一朝一夕突然实现的，但是在旧秩序被荡涤之后，它们的实现就不再是很遥远的事情。 这种同当前彻底决裂并完全扫除世界上一切邪恶的东西的观点，长久以来一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此外，还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导出这样一种观念——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话说——“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1]这里的问题不在于革命是不是达到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唯一道路，而在于它有没有使革命者或社会抛除陈旧的肮脏东西。在专制独裁制度之下，革命很可能是迫切需要的，而且也许只有它才能开辟通向伟大进步的道路。正如列宁曾经说过的：“革命是被压迫者的节日。”但是，节日不能持续很长时间，而且革命经常伴随着拼死的抵抗。因此而导致的混乱和苦难对于革命的救世性质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对它有深远而持久的不利作用。无论怎样，抛掉陈旧的肮脏东西显然比革命更重要。而且，马克思本人在他1857年《哥达纲领批判》中也曾说：许多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2]这就把革命置于一个现实主义的远景之中。对以下两者作出区分是十分必要的：一是在短期和中期可以期望的，一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他们是在这样一个世界中被培养起来的，在这个世界中，诸如协作、平等主义、民主和社会性这样一些价值已经成为居支配地位的常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努力而可能实现的。 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是更为直接和激动人心的，而且把任何其它的东西都看作是一种危险的和信誉扫地的改良主义。对这些人来说，上述长远的图景肯定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在他们看来，如果没有革命的激变——在这场激变之后必须毫不迟疑地创建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社会主义就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有两个不同的前提。因为即使一场革命的激变是必要的，事实仍然是：实现它的诺言必是一项艰难的事业；如果极为细心和慎重地从事这项事业，那么它是很可能取得成功的。 总之，这种看法的产生是由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的性质决定的。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可发布命令宣布先前的生产方式的终结。林肯1863年在美国颁布的奴隶解放宣言——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剥夺法令之——是对这一论点的最有力的证明。类似的例证还有沙皇1861年颁布法令宣布在俄国废除农奴制。社会主义，就其自身而言，以废除雇佣劳动作为基本目标；但是，这一废除显然提出了非常不同的问题。把雇佣劳动转变成为在完全不同的非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所从事的劳动，很可能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认为这个转变可以一举完成并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的观念，已被我们有关这样一种唯意志论的可怕经历证明是错误的。正如我们早就明确指出的，在少数的但远非无足轻重的私人部门，或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中，以剥削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将仍然与从它里面解放出来的公共部门长期共存。私有部门当然要服从紧急调控，而且剥削也将因此被减弱，但它还不会被废除。 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总是试图低估在对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和管理中必然产生和出现的问题。我们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可以找到这方面的一个著名的例证。列宁在该书中论述了这个任务将是多么容易——而在布尔什维克掌权以后，这个看法便马上被改变了。（列宁是这样说的：“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来组织大生产，将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将使国家官吏成为不过是执行我们的委托的工作人员，使他们成为负有责任的、可以撤换的而且是领取普通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具有各种水平的技术人员〉……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始自然会使一切官吏机构逐渐‘消亡’，使一种……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种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监督和统计表报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3]斯大林主义的显著特点是一种非常不同的“乌托邦主义”；它确信，社会是每时每刻都可以无限锻造的，而且，随心所欲地塑造它所需要的只是一种钢铁般的意志和无情的领导。这种唯意志论是共产主义思想和实践的一个突出的而且也是灾难性的特点，它促使共产主义的领导者从事许许多多庞大的社会工程计划，但很少顾及或根本不顾及它们必然造成的现实的人的和物质的代价。在斯大林所发动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开始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备受钟爱的口号：“没有什么要塞是布尔什维克不能攻取的”。然而，随之而来的麻烦是，在攻取这些要塞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使其中的许多要塞变成了废墟。 这里有必要重复我们早就指出的一点，即任何严肃的社会主义观今天都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即使是在几乎不可能获得的最佳条件下创造这样一种秩序，都必然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事业，其中充满艰难的选择和巨大的张力。社会主义者总是强调资本主义的矛盾，而且这样做也都是正确的。但是，经验告诉人们，对于作为社会主义事业一个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的那些矛盾也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 由此看来，尤为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习惯和传统，在历史上逐渐形成的具有深厚根基的信念和古老的偏见，由过去继承下来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是现实的固有内容，而且，即使是在最不利的环境中，它们都有惊人的持久存在的能力。后共产主义政权的经历——长期遭受压制的民族的、种族的和宗教的情感的复兴——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一种毫不顾及后果的而且往往导致悲惨结局的——唯意志论（它从一切都是直接可能的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和一种被夸张的言过其实的警告（它很容易变成退却和气馁）之间有一条非常艰难的道路要我们去探索。必须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过程，是在这样一些社会中得到发展的：每一个社会都构成一个非常复杂的整体，对它们的历史都要加以认真研究，而且必须重视它们的复杂性。社会主义不能立刻抛弃多年来被编织进社会秩序的结构中的一切，因为其中有许多正是自下而上地进行艰苦斗争的结果。但是，它也不堪陷入陈旧的肮脏的东西的泥潭之中。它所要建立的是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但这种新的社会秩序是以连续性和不连续性为标志的。它既植根于当前的现实之中，又不断地努力超越这一现实。本文的主题正在于：社会主义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民主的扩大，而且标志着对它的超越。 社会主义使社会从资本主义的强制需要加诸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许多人嘲笑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成为生产力发展的“羁绊”的见解。正如我们早就指出的，这种情况尚未发生，虽然资本主义强加给生产过程的第一优先考虑的是竭力获取私人利润，而不是为了人道的合理的目的。然而，无论怎样，我们在这里仍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最慈善和仁爱地利用它本身所创造的巨大资源的桎梏。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无疑都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这些改善又受到它们在其中产生的制度的根本性质的削弱和局限。关键是要变革这个制度，并且消除阻碍恰当地利用资源的束缚。它不只是一个物质资源的问题：关于解放的学说远远地超出了这一点，并且包含了社会秩序的每一个方面，更不用说它的道德品性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来就是以统治和剥削——这两个特点对人的关系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为基础的。就此而言，资本主义的社会是极为不道德的社会，这是由其的本性决定的。这一观点是早期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今天非常有必要加以重申。 近些年来，关于社会主义是对社会秩序的全面改造的观点受到严厉的批评或抨击。这些批评或抨击通常来自那些仍然或多或少专注于政治的渐进方面的人。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及其他有关思潮，都分别以自己的方式——无论它们的首倡者的意愿如何——加快了从人类解放的一般学说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退却。用后现代主义的倡导者之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尔（J.F.Lyotard）傲慢不恭的话说，任何这样的“形而上的虚构”都被视为一种危险的幻想。但是，所有重大的社会革新计划，无论多么谨慎和适当，都会招致怀疑、敌视和指责。这一直是保守思想的固有内容，现在也成了相当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内容之一。人们现在把重点放在局部的、地方化的、片面的和特定的目标之上。而且反对全面的、“总体化的”思想。 左翼近几十年来所经受的许多挫折和失望，是产生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共产主义政权的灾难性崩溃，社会民主党和政府空前显著地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一体化，1968年的痉挛所导致的希望的消失，战后资本主义的复苏和充满活力，以及与此相关，右翼近几十年来的自信，它在选举中的胜利，它对市场价值的肯定，对“自由企业”和竞争的优越性的确认，它对与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社会化的个人主义相对立的对社会漠不关心的个人主义的赞美和颂扬。 这对于许多思潮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励或鼓舞——这些思潮对于推翻关于全面替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抉择是可能的甚至是可期望这一信念方面起了推动作用。这一信念被侵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因为，在指出没有替代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现实抉择的同时，它在创造一种促成资本主义丛林中的毒草——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些毒草的名字：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对外来人的仇视和僧恨、排犹主义、种族仇视、原教旨主义、不容异说——开花的思潮的过程中发挥了自身的作用。缺少社会主义所代表的合理抉择的政治文化，导致反动保守的社会运动的不断发展——这些反动的运动不仅包含着这些病状和变态并以它们为生，而且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操纵和摆布它们。 总之，这些运动很可能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不能解决的多重危机而繁荣和壮大，不管资本主义社会的辩护者们胜利的喝彩声是多么响亮。因此，这使得提出一种关于根本不同的社会秩序的主张更为迫切和必要。 （原载英国《新左翼评论》1994年7—8月号，鲁人译） [1] 《德意志意识形态》1982年中文版第68页。 [2]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1972年中文版第3卷第12页。 [3] 《列宁选集》1972年中文版第3卷第212—2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