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密利本德 东欧经济向什么方向发展？ 商鼎 节译 译注：拉尔夫·米利班德，英国论敦经济学教授，《社会主义纪录》年刊主编之一，“新马克思主义派”代表人物之一。
本文译自德国《新社会法兰克福杂志》特刊《未来社会主义》第2辑1991年波恩德文版17—25页。 一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被推翻后，将由什么样的政权和社会制度来接替？对于这一问题，至少在民主德国已经有了答案。这个国家已并入联邦德国，这就意味者它将完全并入联邦德过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对从前的国家财产实行私有化，尽管全部售出8000个国有企业还需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对间。对于其他的共产党政权或者原属共产党的政权来说，情况比较复杂，但主要趋势是要创立这样一种国民经济，在其中至少将对大多数工业、金融和商业活动的经济手段实行私有化并使他们受国内或国际企业控制，或归这些企业所有。这一趋势不断受到西方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强大的保守势力的推动，也受到一批鼓吹市场经济的理论家和“顾问”的支持。 这里涉及的问题是要彻底取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这些国家发生的社会革命。大多数国家的这种革命自上而下进行的，或者甚至是由外国带来的，但它们仍旧是真正的社会革命，摧毁了战前的专制机构或半专制机抅，并摧毁了社会等级制。这种等级制曾使这些国家（东德和捷克除外）以农业人口为主的绝大多数居民处于极端恶劣的受奴役状态。 在1945年以后的若干年，人们曾经希望在战前政权的废墟上建立一种民主的、平等的制度。由于东西方冷战和苏联把斯大林模式强加给这些国，这一希望破灭了。尽管如此，东欧各国共产党政府在最初年代仍表现出两个方面。一方面它们实行了严酷的压制，另一方面，它们在经济增长、现代化、教育、福利以及为多数过去受严重歧视的人们提供新的可能性等方面的战果是决不能抹煞的。同样，也不能说这些政府所有的领导人都是坏人和唯唯诺诺的人。他们中有许多人曾在本国长期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并且因此受到严重的迫害。他们和他们的接班人的悲剧在于，由他们建立的或接受的体制是以不受控制的权力为基础的。这就导致腐化。它对经济的领导也因此造成浪费并缺乏效率。这些政府曾尝试进行一系列经济改革，但都由于官僚机构的阻碍而失败。 二东欧国家在确定代替共产党政权的政治制度时选择了西方类型民主制的这个或那个变种作为模式。西方类型的民主与共产党统治的各种形式是截然对立的，而这一对比看起来显然完全有利于西方制度。但另一方面，人们在描述西方特色的制度时通常使用的民主这一概念都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留下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运用这一概念的政治家和评论家忽略了这一情况，即这种民主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框架内行使职能的，因此也就受到重大的、甚至瘫痪性的限制。这种民主制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公民的生活情况大致平等，从而使任何社会集团都不能经常拥有过大的权力和影响。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统治下的情况恰恰不是这样。各个国家的公民在收入、财富、权力和影响等方面的不平等程度是不一样的，但在任何一个国家对这种不平等都不能等闲视之。相对说来，在美国、英国和法国这些不断以自己的民主宪制自诩的国家，不平等情况特別明显。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巨大的财力集中在较少数的人的手中，他们因此拥有强大的权力，他们的目的几乎只是为他们的企业和他们自己谋求最大利润。自由企业家经营制的鼓吹者常常把这种制度说成似乎涉及广大的处于激烈竞争中的中小企业。实际上今天的资本主义是受大康采恩支配的，谁控制了这些康采恩，他就能作出决定，不仅是为他的企业，而且是为他所在的城市，他所在的地区，他的本国并且往往为远在他的本国国界之外的人们作出决定。西方特色的民主制通常不超出董事会层次，它对于企业的经济关系是无能为力的。 资本主义的辩护士还声称，高层作出的决策是与公共利益吻合的，因为有一只由市场指引的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资本主义的全部经验证明这是谎言。资本主义企业家经营制只要能不受约束地行动，就意味着对那些为它劳动的人，对它的顾客的威胁。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的动力机制是谋求利润。任何其他的考虑如劳动保护，环境污染，产品掺假，公共利益都必然远远被放在次要地位，而且不言而喻，要成为赢利目标的祭坛上的牺牲。 三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对国有财产实行私有化的一个明显后果是会创造出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他们的目标与他们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对手的目标没有差别。这一阶级刚刚开始形成，它的成员的来源还不很明确。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中有许多人将会来自已经名誉扫地的列入花名册的特权阶层，因为这些人有合适的关系，自己有钱或可以借到钱。此外是在影子经济或黑市交易中发了财的人。肯定还会出现一批新的企业主，他们会贪婪地利用这个廉价出售工厂、土地、设备和资源的机会。人们常常拿这种做法与1921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相比，但这是不恰当的，因为新经济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对国有财产和国家对经济活动最重要手段的控制表示怀疑，而现在正是要对这些手段实行私有化，而且有许多企业会被外国康釆恩买去，当地的经理那时将成为远处的财产所有主和支配权拥有者的代理人。 总之，不管怎样组成，反正要出现一个与“国家官僚”在本质上不同的新的资本家阶级，他们依靠的不是国有企业，而是对私有企业的占有与支配。正是由于他们的权力的这种独立性，他们作为阶级会是很巩固的。这个新的资本家阶级将象到处的资本家阶级那样力求尽可能摆脱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认为有责任对私营企业施加的限制。就劳资关系、工资、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劳动保护、消费者利益保护等方面来说（更不必说会对盈利产生影响的劳动场所的民主行为了），这个新的阶级希望能为所欲为并且会把任何“干涉”斥为过去的坏日子不能容忍的旧病复发，甚至是斥为共产主义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的表现。他们的意图当然不可能全部得逞，而是会遭到许多方面的反抗，特别是工人和工会的反抗。 接替共产党政权的政府将受到强大的压力，要它们让“市场力量”起支配作用。它们将坚决压缩公共开支，对国内外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实行私有化，放松控制以及按照银行、企业家和保守的经济学家所解释的那种资本主义“合理性”采取其他措施。这种合理性排除充分就业和劳动权等概念，同样也不承认这样的观点，即主要应由国家来保证卫生、教育、交通、环境、闲暇时间等方面的高水平的社会和集体服务。金钱关系将成为社会关系的基本机制。现在到处都听到政府方面或其他方面的人在说：高失业率、涨价、削减社会福利以及其它一切与市场支配相联系的弊病都是为了达到一种“健康的经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且主要是由那些没有能力支付的人来承担的。这个“健康的经济”概念本身又是与一些受意识形态影响的、脱离客观实际的基本假设联系在一起的。 四东欧和西方许多人设想，代替原来的指令性经济的唯一方案是国民经济的全面私有化和不受限制的市场经济。这种“非此即彼”的主张实际上只是一种宣传和偏见。问题不在于是否有市场存在，而是在于市场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以及霈要对它进行调节的程度。甚至最积极鼓吹市场经济的人也承认有些领域如国防和内部安全事务不能容许自由的企业主经营。他们只是反对国家干预资本家的特权而已。社会主义者也并不迷恋国家，而只是认为国家必须为广泛的集体服务，如为保健、教育、交通、生活服务设施、环境保护等承担责任。所有这些服务都能决定生活质量和保障实际的公民权利，因此不应受市场规律支配。 在生产方面也已表明，资本主义经营的“非社会”和“反社会”的动力机制必须受到一定程度的调节和控制。尽管资本家讨厌国家，尽管市场规律在起支配作用，但是国家经常通过补贴和保护主义使企业主大大受益。近年来被当作自由的企业主经营的范例的南朝鲜和台湾——更不必说日本——不如说应当被看成是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范例。总之，国家干预迄今到处都是资本主义历史的基本的决定性组成部分。问题仅仅在于使这种干预为社会服务。 目前左派的一致看法是，国家不可能把计划贯彻到经济活动的每一个细节，至少不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做到这一点。但这不等于说，由人民意志授权的民主国家不应为规定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优先项目并为完成这些项目而制定计划。今天的国家已在许多领域如交通、基础设施、卫生、教育、军火制造等部门承担了这一任务。因此，认为计划从定义上说就是不受欢迎的看法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成见。相反，在真正为社会服务的国家手中，计划是一个重要工具。 关于“是私有经济还事公营企业”这一问题，关键也决不在于是否应有私营成分，而是在于混合经济制度的“混合比例”。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混合经济经常是拥有（主要限于基础设施的）公有经济成分的，强大的私有经济的一种“委婉说法”。而且最近十年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化努力已使这一公有成分进一步缩小和削弱了。应当用一种以公有成分为主导的混合经济制度来代替指令性经济，也代替自由的市场经济。经济的关键部门连同它们的战略性的工业、金融和商业企业应成为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公共或社会财产，对民主国家承担严格的报告任务，从而按受它的监督和调整。国有制只是社会所有制的一种形式，它适用于大的生产企业和服务企业，同时应尽可能由城市或地区政府领导的地方性企业或各种社会組织和合作机构加以补充。各级领导部门都应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并且将多方面与私营企业竞争，提供广泛的商品、服务和生活方便。国有企业也不应成为“垄断性独家企业”。不如说应当把它设想为尽可能按照“儿家比一家更好”的原则来管理的经济活动领域。 以公有成分为主导的混合经济制度能比私营经济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更有效益，但并不一定如此。但认为它必然是低效率的说法也无非是宣传和偏见。甚至在共产党统治下，公有企业也并不总是无效率的，而且由于那里特殊的经营条件，这些企业的失败经验也不是结论性的。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权制企业的经验也已证明，它们至少可以和资本家领导的康采恩同样有效率，指革新能力和“符合企业精神”。 不过效率并不是人们愿意采用公有成分占优势的混合经济制度的唯一理由。也应当考虑这一决定性事实：通过公有制可以把财富从私人手中转到国家手中，这一事实对于社会的意义与它的武器储备的意义同样重要，实际上远为重要得多。这些财富必须受到一定程度的监督、控制和引导，而这对于私有制是很难做到或者根本无法做到的。国家诚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合适机构，当然这有导致国家权力膨胀的危险。因此必须把国家本身置于民主的控制之下。这首先要求废除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标志的那种权力体系，其核心是集中于经济、金融、交通、商业等方面的寡头手中的人大量权力。把这些寡头所掌握和控制的财富转交给公有经济，是使他们的权力真正社会化的唯一可能性。肯定有人会反驳说，这是一种幻想，因为新的控制者会建立一种新的、更加不民主的权力体系。这种看法是认为一种“寡头制铁律”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作用。但是并不存在这样一种铁律。确实有向寡头制度发展的现实趋势，必须不断对它进行斗争和克服。没有理由可以假定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尽管在原属共产党的国家有一股强大的势力主张私有化和市场统治，但是要把国有财产统统出售给私人买主还是一个长期和困难的任务。有些国家看来已走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但另一些国家还处于未作出最后决定的关头。这就是说，还有时间按社会主义精神来满足由最近的变革唤起的希望。西方的社会主义者迄今很少对苏联和东欧的抵制资本主义思想方式和实践的人给予鼓励，从而实际上把阵地让给了右派，使他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大事渲染自由的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左派的迫切任务是说明这种图景只是右派变的戏法，并且必须致力于促进社会主义性质的代替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