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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政权将由什么来接替？
拉尔夫·米利班德
［伦敦经济学院社会科学教授、《社会主义纪录》年刊主编。本文原载于《社会主义年鉴》1991年年刊］
（1991）
1989年下半年，东欧和中欧的共产党专政被推翻了，这是人民起义的结果，这些起义与世纪发生的那些自发的、和平的革命属于同一类型，而它们的高度和平性质则使它们更加值得重视。这些政权被推翻得如此之快，说明他们极端不得人心，在人民中不能获得哪怕是很少一点的支持。在苏联放弃对它们的保护以后，由于持续不断的群众示威，它们本身的警察机构和军事机器很快就陷于瘫痪了。
一
但是，像在任何一次革命中一样，这些变革提出了一个问题：由什么来接替已被推翻的政权？
问题基本上涉及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有待建立的政治制度的类型，第二个是有待建立的社会秩序的本质。所有的共产党的（或曾经是共产党的）政权，首先是苏联所遭到的危机同样也提出了这两个问题。
世界上的许多次革命曾带来政治制度的变化，但很少或根本没有对社会制度产生影响：最近几年拉丁美洲取得的民主主义成就是这一方面的例子。在那里，专政也被人民起义推翻了。但是经济的、军事的和行政的权力集团却保持不变，只有不多的人事变动，尽管这些集团是支持原来的专政并且也受到专政的支持。新的政治制度与它们所取代的制度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社会制度仍和从前一样，是与他们格格不入的，是压迫性的。
就共产党的政权而言，经济的、军事的、行政的和政治的权力是非常密切地互相联结的，因此政权的崩溃必然会立即提出社会制度的问题，而且首先涉及以（至少是最重要的经济行为手段）的公共所有制为基础的国民经济。
至少在一个例子上，也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例子上，由于共产党政权被推翻而提出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这个国家应并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意味着它也将完全加入联邦共和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并将对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遗留下来的国有财产实行私有化。要把数目多达8000家的国有企业投入市场出售，需要相当长的时期，但无论如何，这个目的是确定不变的。
对于其他的共产党政权或者曾经是共产党政权来说，情况更为复杂，但主要趋势是要创立这样的国民经济，其中的工业活动、金融活动和商业活动的手段至少大部分将私有化并由本国的或国际的企业控制或占有。西方各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它强大的保守势力持久地促进这一趋势，一批市场经济理论家和“顾问”又推波助澜。这些势力和人们充分利用了共产党政权的失败，企图把由“弱肉强食的规律”产生的经济政策强加给后继的政权。
这简直是要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这些国家发生的社会革命完全取消。这些革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自上而下进行的，甚至是从外国带来的，但它们仍旧是真正的社会革命。它们摧毁了战前在大多数有关国家中存在的专制的或半专制的结构。它们也摧毁了社会等级制度，而除了在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外，这些国家的绝大多数（很大程度上的农村的）居民曾由于这种等级制度而处于最恶劣的受奴役地位。
在1945年以后的若干年内，人们曾保持在可怕的战争年代产生的这种希望：在旧的、名誉扫地的战前政权的废墟上能够建立一个民主的、平等的制度。关于是否真正有过这种可能性，是存在争论的。即使确实有过，但在冷战开始而且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所有国家（同样还有独立的共产党国家，如中国）都被强迫接受斯大林模式的政治和经济组织以后，这种可能无论如何已化为乌有了。但是这些政权在最初的几年里曾表现出两个方面。（不管这种说法今天多么不合时宜）：一方面它们实行了凶恶的残酷的压迫，另一方面，它们在经济增长、现代化、教育、福利和在为迄今严重受到歧视的多数人创造新的可能性方面决不是没有成绩的。那种认为东欧和中欧的共产党政权的所有领袖都不过是坏蛋和唯唯诺诺的人的看法也是不正确的。相反，他们中有许多人曾在本国多年从事反法西斯斗争并且因此遭到严重的迫害。他们和他们的接班人的悲剧在于：由他们建立或接受的制度是以不受控制的权力为基础的；这个制度十分清楚的表明：这种权力多么严重地使人腐化以及在它影响下对经济的领导是多么浪费而且归根到底是多么缺乏效率。
共产党政权尝试过一系列经济改革，企图摆脱指令式经济的僵化的束缚。但权力制度及其官僚主义机构保持不变，这使一切对付日益加剧的危机的尝试都遭到失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一个功劳是，他在掌握权力后不久就认识到，以扩大民主为方向改革政治制度，是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尽管还不是足够的前提条件。
去年的变革摧毁了从斯大林主义产生的权力结构。保守势力迄今仍在苏联的行政、军事和经济制度的各个方面维持地盘，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处于守势。在东欧，一些曾在旧政权中占据领导地位的人在新的情况下仍旧身居要职。但为此他们必须否定过去，而且他们很容易受到攻击。简而言之，1989年的革命（以及苏联的改革）为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腾出了位置。问题仅仅是：怎样来占据这些位置？
二
在选择取代共产党政权的政治制度时，人们把西方形式的民主制的这种或那种变型当成了模式。可以把这种制度理解为这样一种政权，它的基础是公认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政治竞争、定期选举、议会会议、官吏承担报告自己工作的义务、法官不受行政机关指令的约束、法官以及公民能够诉诸法律手段来对抗国家的专横行为等等。在具有深厚的法制传统和牢固的、独立的公民机构要求，并且会产生一种舆论，而通过普选产生的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此是不得不加以考虑的。
西方色彩的政权的这些特征与作为共产党政权特征的统治形式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一对比的效果显然大大有利于前者。另一方面，在描绘西方类型的政权时通常使用的民主这一概念，受到浓厚的意识形态影响，留下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运用这一概念的政治家和评论家回避了一个情况，即西方色彩的民主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范围内运作的，由此就产生出它的重大的、甚至是会影响活动能力的局限性。民主制的一个前提是生活情况大致平等，这才可以使任何社会集团都不能在作出决策时从根本上拥有持久的权力优势和影响优势。但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权的主要情况恰恰不是这样。在这种制度下，公民在收入、财富、权力、影响等方面的不平等的程度在各个国家是不同的，但在任何一国都不是可以简单地加以忽视的。与进步的资本主义世界相比，在美国、英国和法国这些不断歌颂自己的民主宪制的国家里，这种不平等特别明显。
作为国家行使职能的资本主义关系是：对巨大财力的控制处于相对说来占少数的人的手中，他们因此拥有强大的权力，他们的几乎唯一的目标是使自己的企业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自由经营的辩护人往往声称，似乎很大范围的中小企业都可以自由经营，它们彼此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实际上今天的资本主义当然是受大康采恩友配的，谁控制了这些康采恩，就可以作出决定，这些决策不仅对于企业本身，而且也对它们所在的城市、它们所在的地区以及它的国民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些决策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是：它所涉及的人几乎或者根本对此不能产生任何影响。西方色彩的民主制通常不超出理事会一级的范围，它对企业的经济关系几乎不起作用。
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还声称，在领导层作出的决策是符合公共福利和普通利益的，因为有一只由市场指引的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的全部经验证明这种说法是撒谎。资本主义经营只要被允许不受控制地行动，它对为它工作的人、对它的顾客以及所有其他的人一定会成为威胁。这是不避免的，因为它的活力来处私人的赢利企图。任何其它考虑——对就职者的劳动保护、环境负担、产品伪造、公共利益——都必然要过了很久以后才提出来，而且不言而喻要成为赢利祭坛上的牺牲品。
在向东欧、苏联和曾经属于东方集团的其它国家提出革新方案时，必须把上述考虑当作背景。
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国有财产的私有化显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造成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他们的目标与他们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同类的目标不会有所区别。这一新阶级的成员来源还不十分明确，因为这个阶级刚刚开始形成。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中有许多人会来自己经名誉扫地的特权花名册阶层，因为这些人现在已经找到门路，有种种合适的关系，自己有钱或者可以弄到贷款。此外还有那些影子经济中或黑市上发财的人，而且肯定会出现一群新的企业家，他们将贪婪地利用以优惠价格出售迄今属于国有财产的工厂、地产、设备和其它资源的机会。人们常常拿1921年列宁在苏联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来作比拟，这是错误的：新经济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对国有财产和国家对最重要的经济活动的手段的控制表示怀疑，而现在恰恰是要对这些（以及一切其它的）手段实行私有化，而且有许多企业会被外国康采恩买去，那时当地管理人员将成为远处的财产所有主和支配权拥有者的代理人和职员，而这些所有主对于该国的需要和要求是更加漠不关心。
不管怎样组成，肯定会出现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这个阶级就其本质来说与由共产党政权的“国家资产阶级”构成的“新阶级”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基础是对私有企业的占有和控制，而不是国有企业。但正是由于他们的独立的权力地位，他们作为阶级是远为更加巩固的。
这个新的资本家阶级将和到处的资本家阶级一样，力求获得最大限度的、摆脱那些麻烦的限制的自由，这些限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认为自己有责任对私有企业主施加的。在雇主与雇员关系、工资、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劳动保护、消费者保护、环境问题等方面，更不必说在象工作场所的民主程序这样棘手的问题以及所有其它能够影响赢利的事情方面，这个新的资本家阶级都想自行其是，为所欲为，并且会把任何“干预”都攻击成不能容忍的、向糟糕的旧时代的倒退，甚至是共产主义影响尚未彻底消除的标志。
这些企业家的所有企图肯定是行不通的。许多方面特别是工人和工会都将反抗他们。在共产党统治下工人听到的关于他们的权利和权力的甜蜜的废话始终是绰绰有余的。实际情况却完全不一样。但是，关于工人应当有权利和权力的福音却不会被忘记，在工人摆脱了共产党的专制的企业领导以后，他们不会毫无抵抗地忍受他们的新的本国和外国老板的专制的企业领导。
共产党以后的政权所建立的政府将受到巨大的压力，要它们听任“市场的力量”自行其是。这些政权中的大多数现今已是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员，或者已申请加入。从所有迹象来看，它们完全愿意采取这些组织的成员资格所要求的基本立场。这主要涉及采取以下形式的政治措施，即大大缩减公共开支，对本国和外国企业给予税收优惠，私有化和解散（企业）以及（按照独家、企业主和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的解释的）资本主义理性看来还会提出的其它要求。而这种理性并不包括充分就业和劳动权的概念。也不包括这样的设想，即主要应由国家来保证社会和集体在保健、教育、交通、环境、闲暇时间等领域提供的服务和经费处于较高水平。与此相反，这种理性希望尽可能广泛地消除生活的商品性（非商品化）并且把金钱关系确认为社会关系的基本机制。今天在所有的地方，在政府危机或其它情况下，都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高失业率、不断上升的物价、社会福利的削减以及一切其它与市场统治相联系的弊病现在都成了为获得“健康经济”所必须付出的一部分代价，而这一代价主要将由那些最无能力支付的人来付出。而“健康的经济”这一概念本身又是和一些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回避了事情真相的假设相联系的。
三
原共产党国家中的资本主义复辟将导致新的资本家阶级和控制国家的人们之间的伙伴关系。像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这种伙伴关系并不能摆脱互相抗争的目标、紧张情况和冲突。资本家追求的利益有可能与国家掌权者的利益相冲突，但目标相重合的方面不是很多的，市场方针的影响也是很强大的，足以保证伙伴之间适当程度的一致。无论如何，外部势力所施加的压力将持续不断地补充来自国内资本主义力量的压力。
由资本家为一方，掌权者为另一方组成的权力集团将像所有这类权力集团所设想的那样，力求保持、捍卫和巩固赋予他们以财产、地位、特权和权力的那一制度。这样的目标在阶级社会中会对政治制度的运行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上面已强调指出的那样，新的资本家和新的国家掌权者在贯彻他们的意旨时将遇到工人和其它方面的反抗。这类反抗在许多原共产党国家中已经表现为居民的零星罢工和其它表示不满的行动。如果市场统治的消极后果日益明显，这种情况还会增加。不仅如此，这些国家从1989年发生革命以来进行的选举清楚地表明，居民固然拒绝了以前的政权，但决没有拒绝由这些政权宣布的社会成就，这些成就尽管还很不完善，但曾使居民在保健、教育、住房和交通领域得到了保障。许多新掌权者对市场经济的热情并未得到群众的赞同，他们理所当然地对他们面临的后果担心。他们可能对于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必须做什么事并没有很大把握，但是已经感到，就他们自己的生活而言，市场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
政府看到自己面对居民对它们的政策的反抗，同时又受到强大的国内和国外势力的驱使，不得不继续执行这一政策，这时它们才认识到，人们据以界定资本主义民主制的那些民主形式已愈来愈不适用。因此它们在有强制作用的政治逻辑的支配下，不得不减少这些民主形式的效用。要做到这一点，有一种可能性是通过损害立法机关和其它抗议与抵抗的来源来加强行政机关的权限。另一种途径是削减工会的权利和其它权利，例如限制罢工权。最后，还可以扩大警察的监视和限制下面对不得人心的政治措施的抗议的权力，尽管已不再能把抗议和反抗议说成“由莫斯科指挥的”而而置之不理，但是把抗议者抹黑，说他们是共产党人，煽动家和打算破坏本国改革的罪恶势力的代理人的做法还是很流行的。一切资本主义民主制政权尽管声称信守多元主义和言论自由，却总是努力阻挡、扭转、削弱并且往往压制令它们讨厌的表示不同意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由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引发的危机当然会加强这一政权的镇压倾向。这一说法对于曾经是共产主义的政权也是适用的。换一种说法：资本主义复辟将很有可能寻致在民主改革的结构内部悄悄向专制发展，导致歪曲和挖空这些民主形式。那时在这些国家里，国家机器将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首要资本主义势力的家奴而主持工作。它对于国际资本主义将是软弱的，但这却不妨碍它对于本国的公民以强硬的姿态出现。拉丁美洲提供了许多这种在国外软弱和依附、在本国却拥有强大权力的例子。
除此之外，在包袱很重的政治制度下出现的危机条件也为自封的救世主的出现提供了土壤，这些救世主夸夸其谈，发表民众主义的解救民族的言论，狠狠鞭斥形形色色合适的替罪羊。这意味着，东欧的资本主义复辟将为专制主义运动的兴起（当然是在一个民主的标签下）提供土壤，这种运动企图再次使“强有力的”政权出现，这种政权是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在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特征。
种族和民族的紧张关系加强了这种企图，而共产主义政权的消灭往往以一种传染力的形式使这种紧张关系重新出现。共产党政权显然未能做到消除这种紧张关系，而只能阻碍它公开爆发。苏联的若干部分的不同的民族集团之间爆发了流血冲突，这明显地说明了共产党政权在这方面的失败的程度。虽然苏联公民好几个世代以来都首先受到忠于苏联的训练，但地方上的情况却使原来的弊端和对立继续存在。东欧的情况也相似，那些新政权接受了民族的、人种的、宗教的和种族主义的敌对和偏见这一令人痛苦的遗产，而反犹太主义在其中占主要地位。
构成这一遗产的一部分是由多种紧张关系构成的，它们深深植根于地区之间的经济不平衡，并且通过由压迫、歧视和贫困产生的弊端而得到加强。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假设，由市场作为起组织作用的生存原则来指引的政权能够更加有效地对付这些问题中的某一个问题。这也会助长掌权者对民主形式的不耐烦情绪，并且加强许多人的这种印象，即这些民主形式是一种奢侈品，而如此分崩离析的并且受到这些争端侵袭的国家是无力承受这种奢侈的。
在实行市场方针的国家里，竞争和个人对物质优先权的追求被看成是最高尚的德行，它们从定义来说是不允许一种道德观念产生的，而共产党政权由于它的社会主义词藻和实际之间的矛盾也没有使这种道德的实现。这些国家能够作为意识形态上粘合剂而提出的最好的东西只是民族主义，它很容易被引入排他的、进攻的、歧视外国人的沙文主义。1989年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自由和民主的名义进行的，人们曾经努力作了大量的宣传，以便使关于自由经营是自由和民主的基本前提的看法得到承认。实际上资本主义复辟不如说是会创造这样的条件，在其中自由经营可以繁荣发达，而自由和民主却反而会被大大削减。
四
在原共产党国家，由几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合法根据的、实行镇压的政府来领导的指令式经济效率极其低下。毫不奇怪，经验助长了认为唯一可以设想的代替方案是这一国民经济的全盘私有化的看法，而在西方，有为数不多的有影响的人发表意见，向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和居民担保，私有化与市场的不受限制的统治相结合将是唯一能代替到全面控制的国民经济的抉择。
但这种“非此即彼”的主张应当被看成实际上只是一种装成客观判断的宣传和偏见。问题不在于是否应有市场，而不如说是在于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应当占有的地位以及需要对它进行调节的程度。甚至最积极鼓吹市场的人也承认有些领域是不允许市场和自由经营活动的，例如国际和内部安全事务。他们中的许多人大声疾呼，认为国家必须不惜代价为积累武器做更多的事，他们也属于那些极其慷慨激昂地督促国家扩大和加强警察权限的人们之列。他们只是反对国家干预资本家的特权而已。
反对他们的社会主义者也并不迷恋国家，而只是宣称，国家必须为广泛的集体服务如保健、教育和交通、提供生活方便、环境保护、迅速的和廉价的司法等等承担责任，而这一切加起来应当决定生活的质量和实在的公民权利，而且不应当受到市场规律的支配。
在生产活动方面也已表明，鉴于资本主义经营的“非社会的”和“反社会的”动力机制，一定程度的调节和控制始终是绝对必需的，而尽管资本主义企业主声称讨厌国家，尽管市场规律在起支配作用，资本家却总是国家（以津贴和保护主义形式的）补助的最贪婪的受益者。因此人们这样考虑是有好处的：最近几年大受称赞的自由经营制的范例——例如南朝鲜和台湾，更不必说日本了——不如说应当被看作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范例。简而言之：国家干涉主义迄今到处都是资本主义历史的基本的决定性组成部分，问题仅仅在于使这种干涉主义为社会服务而已。
目前左派中普遍取得一致的看法是，国家不能把计划贯彻到经济活动的每一细节，至少不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做到这一点。但这不等于说，一个由经过适当的协商讨论而自由表达出来的人民意志授权的民主制国家不应当规定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优先项目并且为这些项目的实现制定计划。今天的国家已在许多领域如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卫生和教育机构方面承担了这一任务，它也在军火制造方面非常热心地制定计划。在这里也有一个古怪的意识形态上成见，即认为计划从定义上说就是不受欢迎的。恰恰相反，在真正为社会服务的国家手中，计划是一个重要的工具。
关于“是私有经济还是公营企业”这一问题，关键也决不在于应否有一个私营成分，而是在于混合经济制度的“混合比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混合经济制度经常是拥有（主要限于基础设施的）辅助性公有经济成分的极其强大的私有经济的一种“委婉说法”。而且最近10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化努力已使这一公有成分进一步减少和削弱了。
应当用一种混合经济制度来代替指令性经济以及自由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制度中，公有成分和私有成分的相对地位与上述情况是相反的，经济的关键部门连同它们的战略性工业、金融和商业企业应当成为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公有财产或社会财产，对民主国家承担严格的报告义务，从而接受它的监督和调整。一些不处于很高地位的决策机构也应如此。国有制只是社会所有制的一种形式，它适用于大的生产企业和服务企业，但应当尽可能由城市或地区经营的地方性和地区性企业及合伙企业或者各种社会组织和合作机构来加以补充。所有这些领导层次都应享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并且将多方面与处于低领域的、或在国民经济基层的私营企业竞争，提供广泛的商品、服务和生活方便。也不应当把国营企业设想成垄断性独家企业，不如说应当把它看成尽可能按照“几家比一家好”的原则来管理的经济活动领域。
以公有成分为主导的经济制度能比私营经济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更有效益，但并不一定如此。而认为它必然是效率更低的说法也无非是宣传和偏见。甚至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公营企业也并不总是无效率的，而且由于那里特殊的经营条件，共产党的公有企业的经验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结论性的。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有制企业的经验也已证明，它们至少可以和资本家领导的康采恩同样有效率，有创新能力和“符合企业精神”。
不过效率并不是人们愿意采用公有成分占优势的混合经济制度的唯一理由。也应当考虑到这一有决定意义的事实：通过公有制可以把财富从私人手中转移到国家手中。这一事实对于社会的意义与它的武器储备的意义同样重要——实际上甚至远为重要得多。这些财富必须受到一定程度的监督、控制和引导，而这在私有制和私人控制下是很难做到或根本无法做到的。国家显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合适机构。有理由指出，这会有导致国家权力膨胀的危险。因此必须把国家本身纳入一个民主制的整体之内，要求它严格地履行公布账目和报告工作的义务。
要在民主制社会内实现国家的民主化，首先需要废除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标志的那种权力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是集中在大企业所有主手中和控制这些大企业的企业（即经济、金融、交通、商业等方面的大寡头）手中的大量权力。把这些寡头所掌握和控制的财富转交给公有经济成分，是有效地使他们的权力社会化的唯一可能性。肯定会有人反驳说，这是一种幻想，因为新的控制者会建立一种新的，更加不民主的权力体系并使自己成为关键性因素。但这就是说，要把关于“寡头制铁律”不可避免会发生作用的看法当作神圣信条，并认为民主的监督和有效的报告义务是纯粹的幻想。共产党的经验也为这种对事物的看法提供了论据。但并不存在这种“铁的规律”。确实存在一种向寡头制发展的现实趋势，必须不断地对它斗争和加以克服。没有理由可以假定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占优势的公有成分是创造以合作和集体精神为基本价值的社会的一个基本前提，但确实没有人主张这是一个足够的前提。这只是一个基础，在它之上人们能够通过一种肯定是漫长的和艰难的过程来建立新的社会关系。但是这一过程开辟了人类解放的可能性，而资本主义的精神和实践却挡住走向解放的途径。
在原共产党国家内，企图实现私有化和市场统治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另一方面，要把国有财产统统出售给私人买主还会是一个长期和困难的任务。尽管有些国家，如匈牙利和波兰，看来已经走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但另一些国家，首先是苏联，还处于仍未最后作出根本性决定的关头。这就是说，还有时间可以按社会主义精神来满足由最近的变革唤起的希望。西方的社会主义者迄今很少对苏联和东欧的抵制资本主义思想方式和实践的人给予鼓励。他们实际上把阵地让给了右派，而右派则充分利用机会大事渲染自由的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左派的迫切任务是说明为什么这种图景只是一种戏法，并且必须致力于促成社会主义性质的代替方案。
（原文为英文，殷叙彝转译自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