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密利本德
英国的新修正主义
The New Revisionism in Britain
拉尔夫·密里班德（Ralph Miliband）
李世书 译
自从70年代末以来，尤其是自从1979年5月撒切尔政府上台以来，大量左派的著作已经发表，它们描述了整体遭受困扰的工党和劳工运动的问题。自保守党在1983年6月取得第二次选举胜利以来，寻求解释——并且寻找解决的办法——已经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当保守党非常引人瞩目地上台执政的时候，人们毫不奇怪地认为它是一个特别保守的政府——无视群众的失业，无视公用事业和社会福利的减少，并且明显无力阻止更不用说扭转英国的经济衰退了。显然，对于整个左派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时期。并且很自然——然而是很值得的——这样的时代将产生认真的思考和反思：是什么错了以及能做些什么？然而，我认为，在过去几年中，在左派著作中占据特别支配地位的倾向并没有对现在所面对的问题提供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法：他们借用约翰·韦斯特加阿德（John Westergaard）的用语建立了一种“新修正主义”理论；①并且这种新修正主义标志着从一些基本的社会主义立场的一种非常显著的倒退。这非但不能提供一条走出危机的出路，反而成了这种危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并且对近年来已经严重影响左派力量的不安、混乱、迷失自信甚至失望都没有任何帮助。当然，这种现象不仅限于英国，并且显然在其他国家也已经出现了更具危害性和破坏性的形式，最为显著的是在法国，他们不仅提出了一种“新修正主义”理论，而且是一种大规模地倒退到反社会主义的歇斯底里、蒙昧主义、宗教信仰主义和世俗主义。这种极具危害的形式在英国没有发生过，因此人们一定会感到庆幸：至少，它没有发生在我在这里所关注的著作的作者中的任何一个人身上。
在《思想的领域》这本著作中，我打算去发现由属于不同世代、传统、党派和运动的人们提出并强调的各种不同的重要立场和观点，他们在许多重要议题上的观点不一定相互一致；当然，这种掩盖了人们关心程度的分歧只是在可以确认的思想的领域内起作用。如同我所理解的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鲍勃·罗戊森（Bob Rowthorm） 、比尔崔克斯·坎贝尔（Beatrx Campbell）、拉斐尔·萨缪尔（Raphael Samuel）、格瑞斯·斯特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尚塔尔·莫菲（Chantal Mouffe）、欧内斯托·拉克劳（Ernesto Laclau）、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巴里·辛德斯（Barry Hindess）等以及其他一些人，在《今日马克思主义》、《新社会主义者》和《新政治家》等刊物以及其他一些出版物中，我注意到他们的观点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是，我也发现了他们在研究的方法、倾向和所关注的问题以及在所做的某些仍然重要的流行的批判上有着显著的相似性。
第二次复兴
这种新修正主义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运动在英国第二次发生。第一次出现在50年代，并由于胡·盖特斯克尔（Hugh Gaitskell）的重建工党的右倾方向的努力而达到高潮，它从工党在1951年、1955年和1959年的选举失败中吸取力量，而这些失败并不是由于他们造成的。真正的原因是工党（和行业协会）的领导人决心摆脱他们的社会主义承诺，他们对右派政策的支持超过左派，从而使右派的政策占据主导地位。选举的失败反而增强了工党领导人的某种信心，他们认为这种社会主义的承诺是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选举的术语障碍。
当代修正主义在它的起源、人员构成及其宗旨上具有与过去非常不同的内容。大多数人认为，工党的新的选举失败应该是痛苦地探讨工党在工人阶级中的支持下降的原因的一次重要机会；而且这种探讨又部分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社会主义方案和实践的非常大的怀疑。在这方面，英国的新修正主义和一些受到各种不同因素影响的国际现象连接起来：“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实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的问题，毛主义幻想的破灭，柬埔寨和越南战争胜利后的痛苦后果，欧洲共产主义希望的凋萎，源于对传统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党团的局限性的不满而出现的“新社会运动”，对在激烈社会变革中工人阶级成为革命主力军的能力的逐渐怀疑，以及随之发生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等等。对于英国则更为特别，这里同时有许多“撒切尔主义”留下的创伤，并且甚至更为不幸的是其赢得选举的能力。
构成新修正主义主要成分的这些人并不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其中的有些人，像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鲍勃·罗戊森等人都是共产党员，并且已有多年的党龄。其他的人，像斯图亚特·霍尔和拉斐尔·萨缪尔等人都是50年代新左派的主要成员：他们都是并且始终坚定地从事着激进的社会变革运动。另外的一些人则属于工党的不同派别、女权主义运动以及和平运动组织，或者三者都属于。他们中的许多人与一个或多个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保着紧密的关系。他们中没有人正式放弃社会主义信仰，相反，他们相信他们正在通过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所表达的疑问、他们所提出的批评和他们所指出的方向推进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那么为什么我说他们是对社会主义立场的倒退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将依次选取四个紧密相关的问题，这四个问题对工人运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并同时是我正在考察的思想领域的中心问题：“阶级政治”的意义和重要性；国家问题；社会主义策略和工党；一些与国防和外交政策相关的问题。我打算进行一些评论，而在我开始评论新修正主义之前，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相当多的反对。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1978年9月发表了纪念马克思的演讲《劳工的进军停顿了吗？》，这一文章首先发表在《今日马克思主义》上，并在这份杂志的以后几期上引发了共产主义者和其他一些人的很多批评性评论。其后，反对新修正主义的作品主要来自于像《劳工先驱》和《伦敦劳工简报》这样的劳工左派杂志，来自于像托尼·贝恩（Tony Benn）和埃里克·海弗（Eric Heffer）这样的劳工左派人物，以及来自于托洛茨基分子主办的杂志，例如《社会主义工人》和《社会主义行动》。但是主要的反对还是来自于共产党内，尤其是来自于一个非常传统主义的杂志《晨星》，以及一些独立的党团成员。本文相当大地受益于我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在这些不同的地方发表的有关新修正主义的文章；然而，我将在这里进一步推进对新修正主义的评论，这与迄今为止所有对这个问题的表述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相当大的不同。
阶级政治
“阶级政治”已经成了被新修正主义最强烈地加以拒绝的整合，最为重要的是，它已经不再支持坚持工会工人在挑战资本主义权力中应具有“优先原则”的主张和创造一个根本不同的社会秩序的任务。
拒绝接受“优先原则”这一观点是出于许多不同的反对理由：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已经拒绝担当被马克思和现在的马克思主义者设定的革命的角色，而且他们也没有给出希望工人阶级担当的那个角色的任何具体指示；相反，工会工人的目的（那些工人仅仅是工人阶级的少数）一直是并永远是极为有限的：“经济主义的”、地方性的、社团的，而且由此而来的、声称代表它们的工会工人及其代表机构——行业工会和党团——不能真正去完全满足社会上所有被压迫和被剥削人群的需要和渴望，而且工人阶级因此也不是那种“普遍的阶级”，不是自己的解放必定意味着所有这类人群的解放的那种人；作为一种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科技发展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相结合的结果，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迅速消失；基于民族、种族、性别、性偏好、经济关系与和平斗争，“新社会运动”至少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和激烈的挑战，事实上是一种更巨大和更激烈的挑战——对于现存的社会秩序与工会工人相比较而言。不是所有属于思想领域的这些人，包括新修正主义，一定会赞成所有的这些主张，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赞成这些主张的某些部分。根据新修正主义的观点，的确到了适合提出告别工人阶级的“优先原则”的时候了，因为这一概念是陈旧的、令人费解的和危险的，应该用一个基于利益、（利害）关系和“话语”的多样性，源自于一种社会阶层、集团和运动的多重性，以及没有等级的专横和自负并在不断改变着同盟的模式的斗争性等类型的概念来置换它。
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对有关这些重要问题的真知灼见以及有关传统的和自满的社会主义概念作非常必要的修正和批判，并且否认任何一个关心社会主义进步的人都必须极为认真地对待新修正主义提出的许多问题，那将是很愚蠢的。但是，这既不能掩盖新修正主义所表达的所有根本错误的东西，也并不意味着工会工人在挑战资本主义权力中担当了什么角色。
工人阶级的重新组合
近年来，随着传统产业部门工人数量的下降和白领阶层、配送、服务以及技术部门工人数量在相当程度上的进一步增长，工人阶级已经经历了一个加速重新组合的过程。这一现象没有什么特别的新东西：通过作为工人阶级重要组成分的农业工人真正戏剧性的消失，这一重新组合过程一直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中进行着，最为显著的是在20世纪。但是，无论如何，工人阶级的重新组合与它作为一个阶级的消失完全不是同一个意思。相反，完全有理由认为处于生产过程从属地位的工薪阶层的数量已经有所增加，由于他们的从属地位，他们组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并由于他们的巨大人口数量，他们构成了工人阶级的最大部分。
这一工人阶级与一百年前或者50年前甚至25年前的工人阶级并不完全一样。但是，从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他们在生产过程中非常有限的或者不存在的权利与义务、他们完全依赖出卖他们的劳动力而换取生活费用以及他们的收入水平等这些情况来看，他们作为“工人阶级”仍然与他们的前辈一样。由失业工人组成的那部分人以及另外一些不在生产过程中的完全或者主要依靠社会福利救济金而生活的人，也属于这种工人阶级。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产业工人阶级从那种场景中消失还要很长的时间。换句话说，宣称告别工人阶级是非常草率的（行为）。
也没有任何一种合适的理由让人们相信，这种重新组合的工人阶级不能实现社会主义者一直追求的所谓的承诺和“阶级意识”。当代工人阶级已经最终与资本主义一体化，或者说当代工人阶级已经不可挽回地顺从于资本主义，或者说当代工人阶级已经不可改变地分裂为对立的和冲突的原子，这些永远循环的概念在今天如同在昨天一样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新社会运动
这也与下面的理解相关，即工人阶级包括很大数量的同时也是“新社会运动”成员的人，或者是这一运动设法影响到的一部分选民；他们作为工人阶级的成员资格构成了他们的社会身份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说，这将不会陷入“阶级还原论”，而修正主义很可能把它归罪于马克思主义者。这似乎是一个有关为什么应该称作“阶级关系论”的具体例子，或者是坚持关于阶级是“社会存在”中关键性和决定性因素的主张。
这一观点必须进一步展开。对于女工、黑人工人或者同性恋工人来说，可能他 （她）们的内心会感觉到他们就是妇女或者黑人或者同性恋者，他们给了他们自己以规定，并且那就是他（她）们所体验过的被剥削、被歧视和被压迫。即使他们的这种感觉是真的，即使这是一个最为重大的事情，但是这一事实也不能拿来意指它就因此是现实的一个准确表现。以妇女、黑人和同性恋者作为剥削、歧视和压迫对象的这种现实，也是由于他们是工人并被固定在生产过程和社会结构的一个特殊位置的事实而形成的。上流社会的妇女、黑人和同性恋者或许也经历着剥削和压迫，但是他们的处境是不同的。白人女工正经受着过分的剥削和双重的压迫；然而黑人女工经受的剥削和压迫是她们的三倍——作为黑人、作为妇女和作为工人，而且这些多重压迫显然是复合的。使社会形成性别和阶级对抗，制定有关同性恋者或者种族或者无论任何一种“社会存在”的同一的规定标准，并且不考虑甚至轻视阶级存在的实际状况，（以上这些）都会使目前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的分裂进一步加深。
地方主义、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严重地存在着。然而，这不会妨碍人们重新记起它们在斗争中已经许多次或者至少部分地被克服；不同职业场所的工人，男人和妇女，黑人和白人，他们有时团结一致反对共同的敌人；即使那数百万的工人，通过他们共同支持的政党，他们强调的不是部分的和不一致的东西，而是阶级的团结与共同的宗旨，他们的所有分裂和分歧也都被联结在一起，即使（这种联结）是脆弱的；并没有一种内在的冲突一定会把工人与工人永远地分开。
没有任何东西足以消除工人们所经历的日常歧视和压迫。但是，这一点仍然是重要的，就是说社会主义者不要自己把它建造成一种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能够期望的最好情况是在两个天然地对抗着的合作者之间锻造（一个）暂时的和相互怀疑的联盟。强调共同的需要，调和分歧，这不仅是很值得做的，而且也是非常合理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这些是前面的著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在《采访韦格安·皮埃尔（Wigan Pier）》中，比尔崔克斯·坎贝尔告诉我们，她开始了她“作为那种认为‘那不是男人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的女权主义者”的旅行，她的旅行使她确信，“男人和男性，在他们的每一天中，通过他们个体的表现，组成一个系统地反抗他们自己共同体和阶级内的女性的集团。不但个体的男人而且政治运动中的男人在工人阶级内所做的事情都是应受到责备的”。①无疑“体制”不能解释，更不用说辩解等其他事情了。但是至少在社会主义者看来，这也不会得出那种反对“男人”的集体性别犯罪的笼统的和绝对的结论。
比尔崔克斯· 坎贝尔写道，“存在于工作、游戏和政治中的男性崇拜”，“仅仅在男人的那种具有隐秘规则的排外结构中兴盛起来，这使妇女成为他们共同体内的外来物”。②然而，当她出版这部著作的时候，那些被假定在他们自己的共同体内的外来物正在组织他们宏大的支持团体，并与在生产一线的矿工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并且，这里似乎没有来自矿工针对妇女们正在从事的事情的“反抗的体制障碍”，而是正好相反。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甘愿冒着招致更多嘲笑、过多辱骂和蔑视的工会运动，不会完全地不注意这种通过逐渐缩小而发生的形式变化。性别主义、种族主义、歧视和地方主义在劳工运动中确实广泛存在，但是它们被普遍（不总是）公认为发生了形式的畸变，并看作是违反了他们所声称的运动的价值和主旨。当然，正确的应该是，确认和声明都还不够，有意义的是真实的实践。在这一点上，（这一运动）还将会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相信一种运动会传统地被白人男性工人阶级所支配，产生于一个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环境，在一个拥有很长的帝国主义历史的国家里，遵从产生于那种环境和历史的强制力与形式的畸变，力争从已经被消除的困扰他们的所有缺陷中跃进到理论的和实践的王国，这将是对“劳动形而上学”的真正放纵。这种观点不是回避这些缺陷，而是通过确信它们是可以补救的，通过确信对于实现更接近于它们所声称的目标没有不可克服的障碍，而与它们作斗争。
斗争的历史
然而，这些或许正是争论的问题所在，对于认为工人阶级一贯地拒绝担当由马克思所设定的革命角色的言论，乍一看似乎没有什么好争论的。毕竟，清楚明白的历史证据是，在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已经取得了革命的成功。
然而根据最近的调查，事情可能并非如此简单。对于那种简单粗暴的主张，工人们从来都没有遵从过，并且从来都没有打算遵从。革命角色论忽视了下面的事实，即在20世纪的整个欧洲，数量庞大的工人已经多次展示了一种具有清楚的革命目的或者至少具有较强的革命内涵的富于战斗性的行动主义——在1917年的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后几年的东欧、奥地利、德国和意大利，在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也有不同的情况，英国、法国或者美国的工人阶级就缺乏富于战斗性的行动主义。同样，那种粗暴的主张也忽视了下面的事实。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抗纳粹分子对整个欧洲的占领——最为显著地是在法国、意大利、希腊和南斯拉夫——主要地是一场工人运动，这一运动不仅是由民族解放的愿望所推动的，而且也是由一种彻底的、革命的社会复兴愿望所推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数百万工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支持着向他们保证实现这一社会复兴的政党，这也应是整个历史叙述相应的一部分。并且，在战后年代里，也曾经有这样一些时刻——在意大利、法国、葡萄牙、希腊和英国——那个时候大批的工人表现出了和较早时期工人们所表现出的相同的那种富于战斗性的行动主义。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革命“模式”是正确的：这仅仅是把一种必需的矫正器介绍给一种系统地强调工人所从事的阶级斗争的强度和范围的历史叙述。
不管怎样，这里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理由使他们声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要比通常所公认的担当着更为重要的“革命”角色。这是极端重要的角色，这种角色是由成就了标志着资本主义历史性进步的改良运动的劳工担当的，然而人们却从来没有给予它应有的重视。“生产关系”，并且就生活关系方面而论，对于绝大多数工人来说要比一百年前、甚至比50年前的人们遭受到的压迫少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阶级斗争和来自下面的对雇主与政府的压力，以及工人阶级经过它的代理机构而施加在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上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这里不包括“冬宫风暴”，这当然也不会产生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性变革。但是它的作用和结果要比诸如标榜为“经济主义的”和“社团的”之类的口号所传达的东西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已经取得的进步并没有结束剥削和压迫，尤其是对于妇女和占少数的种族或者民族来说。这一点是需要指出来的。但是它不应掩盖这些进步所带来的利益，也不应掩盖他们为提升期望和促进更进一步的需要与进步而努力的程度。抛弃作为一种“普遍的”阶级的工人阶级概念的做法可能是正确的；可是事实上仍然是，工会工人在他们提出的多种需要和他们所进行的多种斗争中.并不简单地是在为自己的直接的、“经济主义的”和“社团的”目标而战斗，而是在为整个工人阶级和许多远不及工人阶级的人而战斗；他们的斗争包括了许多“新社会运动”的目标，并且能够更全面和更有效地实现那些目标。
我们有理由认为，对于工人阶级的情绪化的理想或者对于归属于一种由聪明的经理人虚构出来并被工人阶级自己所拒绝接受的专横的特权的角色，我们并不能做些什么。尤其是工人阶级，男性和女性，黑人和白人，就业者和失业者，年轻人和老年人，他们最为深切地（即使是不平衡的）经受着资本主义的对立、强制和压迫。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倾向于夸大“社会存在”必定在工人阶级中产生阶级和社会主义觉悟的程度。然而，许多新修正主义著作却转向右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谴责经济的或者机械的决定论的坏毛病的同时，它却屈从于另一种不确定的坏毛病。这就导致了一种主观主义，在这里，阶级、组织以及社会本身的观念不再被认为是适当的分析工具。根据这种观点，意识形态变成了超级市场，在那里不同的意识形态观点或者论述都可以自由地得到，工人阶级（假定有这样一个东西）选择其中的一个（或者一些）。实际上，在这种观点看来.“社会存在”事实上是被它自己宣布开除出现实存在的。与上面的这些相反，必须强调的决不是什么“形而上学的”、“目的论的”、“机械论的”、“经济主义的“和“阶级还原论的”——或者任何其他由于“犯罪”而被新修正主义“谴责”的马克思主义者。人们相信，由于资本主义而造成的工人阶级的多重异化必定产生压力、挑战、斗争、冲突，即必定会产生彻底的变革与复兴的思想，甚至很可能会产生社会主义思想。
毕竟，这是发生在自马克思逝世后一百年内的事情，向前追溯时间也并不算很长。不是革命，不是一种流行的“主权在民”（levee masse），而是一种稠密的网状社会机构的创造物——政党、工会、合作社、劳工和社会主义者出版社、协会以及各种类型的集团——形成了一个劳工的世界，并且他们的目的是压力、挑战、斗争和复兴。这一劳工世界的建立不是一个顺利的过程，它的成功的历史充满着更多的失败、挫折和背叛；它的缺点，从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是很容易发现的。但是这个过程已经进行了一年又一年和十年又十年；并且只要资本主义自己存在下去，它也将一直进行下去。的确，在以后它还需要进行一个很长的时间。它可能被分散、分割，甚至暂时地被阻止和被摧毁。虽然如此，它会再一次开始，并且努力向前，原因很简单，压力与挑战在暹罗语中是剥削与压迫的孪生儿。
所有这些论述说明，斗争中的工会工人的“优先原则”产生于下面的事实，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其他的集团、运动或者力量会有哪怕是很小的能力，能够如同工会工人一样向现存的权力与特权的组织发起有效的和强大的挑战。这决不是说，妇女、黑人、和平行动主义分子、生态主义者、同性恋者以及其他人的运动不重要，或者不可能有什么影响，或者他们应该屈从于分裂的身份。一点也不是。这仅仅是说，主要的（不是仅有的）资本主义“掘墓人”仍然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这是必然的、必不可少的“历史变化的力量”。并且，正如人们不停地被告知的那样，如果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拒绝去做那项工作，那么那项工作就不会有人去做；资本主义还将继续存在下去，一代又一代，作为一个受冲突支配的、不断增长的专制的和残酷的社会制度，由于不能人道的和理性的运用资本主义自己建立的巨大资源而受到阻碍——当然，除非这个世界被带入核战争。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和在劳工世界什么也未发生，这证明了这一关于未来的见解是恰当的。
国家
在新修正主义的著作中被提及的最突出的一个主题是国家，在1984年11月，斯图亚特·霍尔断言这一主题就是“社会主义复兴工程的中心战略”，他发现这一问题“在社会主义者中相当混乱”。①这一混乱看来似乎存在于以下的事实中，即社会主义者在一种层面上声称厌恶国家，在另一种层面上对它又寄予极大的信赖。然而，这对我来说似乎并不是混乱的问题，而是一种在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之间的必然的张力，与这一事实相关，社会主义者要求国家从属于社会，还要求国家在资本主义内进行社会改良的斗争，并且将同时要求国家 （即使它处于不同的状态）捍卫和维持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斯图亚特·霍尔发现，为了社会改良的目的而利用国家，已经意味着它的性质的一种变化：“我们仍在谈及‘资本主义国家’。但是事实上，我们已不再认为好像它有一个单一的、不可分割的阶级特征。左派，尽管它有许多浮夸的语言，它的理解也部分地描述了国家的涵义：按需求分配救济金的福利国家；服务社会的需要；重新分配资源给欠富裕地区；提供娱乐——并且全都根据一个普遍的基础，而不是根据‘具有支付能力的市场术语。”②这是对国家采取的福利措施的意义的极大误解。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他们遭受到的剥削和统治的方式，但是这将不会毁坏或者威胁到以剥削和统治为精髓的那种制度。国家在这个领域所做的是施加一种激励与强制。它被单独授权行动，并且它进行行动是依据已经确信它的这种施加激励与强制的行为是加强而不是破坏了国家设法保护的制度。实现国家的“福利功能”并不会丝毫改变它的阶级本质。
并不值得奇怪的是，社会主义者设法延伸了国家的这种福利功能：这种延伸对它自己是有益处的，在马克思的精确表述中，这是一种“劳动政治经济学”反对资本政治经济学的胜利，是一种提高和加强反对资本与国家的需要与期望的方法，是一种增强和扩大市民权利的内涵与外延的手段：总之，这是阶级斗争的一个内在的部分。
新修正主义公开指责“国家主义”和“国家集权的社会主义”；在它反对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高层的权力和底层的被动性等的责难中有很多客观和理性的东西。但是，对于拒绝看到国家对于他们所设法实现的每一件事情都具有（不幸地）决定性的重要性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仍然是危险的。斯图亚特·霍尔显然是正确地驳斥了那种认为“国家的理念控制一切，它同化了所有社会生命、所有民众能量、所有民主主动性，以及那种以统治社会代替统治人民”的观点。①在承认那种角色必须由国家代理时，并且在谈到一种基于“矛盾的现实”以及包含在“在国家内反对国家”的口号中的“困境”时，他同样是正确的。这种观点对于任何社会主义进步观念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社会主义者所希望能够有效地征服和摧毁资本主义的力量是通过国家行为的方式（尽管决不仅仅通过国家行为）实现的，这种国家是作为一种在组织和人员上发生巨大改变的国家。
新修正主义一贯地低估甚至忽视下述事实，即那种包含在社会主义观念中的变革是一项艰难的事业，（它之所以艰难）不仅仅是因为工人阶级可能不支持它，而且也是因为统治阶级反对它，并且即使工人阶级热诚地对待它，它也是艰难的。“统治阶级”不是一个语言形象，它指代一个非常真实和强有力的力量集合。一个紧密的资本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关系，一个阶级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力量联合，它拥有巨大的资源，并坚定而全面地使用它们，联合它的国外同盟者，阻止对它的现有权力的一切挑战。我认为新修正主义似乎并没有足够认真地看待这种力量：许多相关的著作特别缺少关于它的本质与意义的实际认识和分析，以及它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策略的意义。
双重动力
统治阶级和它的同盟的力量能够被战胜：但是战胜它需要一个有效的国家。这里说的不是国家主义的、精英主义的、非民主的、大男子主义的(“国家是男性的”)国家，或者认识不到这种标榜所包藏的危险。然而消除这些危险的方式不是去贬低和否定国家的作用，而是设法自下而上地把国家权力与阶级权力结合起来。以一种“双重权力”体制开始担当一系列民众力量的角色——政党、工会、工人委员会、地方政府、妇女团体、黑人利益集团以及各类行动分子，在生产过程中和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以一种民主行使权力，以最大限度的自我管理方式进行管理。但是国家在整个过程中必须起到重要作用。斯图亚特·霍尔得出下述结论：“我们会从不同的地方开始社会的重建，因为国家是不合时宜的管理者。”②她的这一结论是极为肤浅的。因为今天的国家不是一个“不合时宜的管理者”：从上文可以看出，国家已极为严重地被卷入阶级斗争。对于我们必须面对的任何将来，它也不会是一个不合时宜的管理者。它将肯定不会只是如此，不仅要遏制和征服反动分子对社会主义进步的抵制，而且要履行多种不同的职责，包括调停归于“人民权力”题目下的不同的并且可能是冲突的力量之间的利益关系。所以，根据对这一事情的冷静观察，可以肯定的是，在一种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后，人民权力进行自我调整将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并且这是一个（发生了根本转变的）国家，是一个真正民主的、具有代表性的和负责任的国家，这将是制度调整所必须达到的目标。为政治的、公民的和社会的权利提供基本的保护的任务将落在国家和它的各个地方与区域机构身上；并且国家将是反对各种形式的性别歧视与种族主义、权力歧视与滥用的基本力量，甚至在资本主义已经被超越以后，人们也仍将认识到国家的这种重要作用。
工党与社会主义进步
我现在很直接地转向政治问题的讨论。英国新修正主义的一个最为迫切的问题是有关在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人中工党的支持率下降而“撒切尔主义”却吸引了公众支持的问题。像我早些时候所指出的，这一问题是指在1978年9月那个“不愉快的冬天”以及1979年保守党的选举胜利之前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正在探询的“劳工的前进”是否已经停了下来并进行了肯定的回答的问题。同样，这一问题也是1979年1月斯图亚特·霍尔所警告的“独裁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出现的问题，他将这一问题描述为“一种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形式——不同于法西斯主义，它适当地保留了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形式上的代议制机构，并且同时能够构成围绕它自己的一种积极的广泛的一致”①。
其后，这些预先的警告与担心，鉴于保守党在1979年与1983年两次赢得选举胜利，以及工党（和工会）持续无力地提出一种有效的反对“撒切尔主义”的方法，已经得到证明与再一次应验。自1951年起，参加选举投票的工人阶级对工党的支持率下降已经详细地证明了这一点，并且是无可怀疑的。但是那种下降的重要性，它的原因、后果与补救等，都是需要由新修正主义来处理的重要事情，现在看来这还是很成问题的。
“撒切尔主义”
首先，不管怎样，存在着“撒切尔主义”及其对民众的吸引力。从以上情况来看.“撒切尔主义”是一种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保守主义左右摇摆的政策更加有力的阶级斗争形式，具有一种更强的反工会的偏见和一种更大的重申管理权威的决心以及削减工资、减少生活福利费的缓冲作用，对卫生、教育、运输以及其他集体的和福利的公共事业“重新商品化”，增强国家的权威与权力（尽管所有“自由主义者”抗议)，并且通过一种对民族主义狂热的吸引力（尽管英国没有停止对美国的屈服）使它的政策和政纲合法化，同时也不会忘记反对共产主义。这是一项相当艰难的计划，而撒切尔夫人是一位十分有雄心的、果断的、然而心胸狭窄的政治家，如果允许的话，由她本人来推动这项计划将会有一段比她已经走过的路更加遥远的路。实际上，撒切尔夫人是首位向人们传达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印象的英国首相，即她能够在相对令人忧虑的环境里非常舒适地担当起皮诺切特（Pinochit）的角色，或者至少是在臭名昭著的“紧急状态令”的日子里担当起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i ）的角色，当然这都是在民主、自由和法律的秩序下，在与颠覆作斗争和保护宪法的名义下。
这使得准确地评价“撒切尔主义”的民众吸引力变得更为重要。在这里，斯图亚特·霍尔认为这种吸引力在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中既是广泛的又是深刻的，同时她也是这种观点的许多支持者中观点最为明确和最有说服力的一位。因为“撒切尔夫人能清楚地控制把这种［一种自由市场社会］远见转化成为日常生活习惯所产生的后果，她在这方面要超过她的导师［凯斯·约瑟夫先生（Sir Keith Joseph）］。她具有一种平民主义感……它深深刺中劳工运动真正要害的是在那里她有足够的耐心去理解……矛盾的是，她经常会因为设想将来会是卑鄙的、腐败的和丑陋的而感到提心吊胆，我们知道那是为什么。”①并且近来：“新右派兼有新老右派的成分。它吸收系统的和爱国的保守党主义的旧有词汇，但是它把这种旧词汇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种恶性的分支以及市场经济的一种极富侵略性的宗教结合起来。正是这种新奇的结合建立了一种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发动进攻的民众桥头堡。”①
最近几年中许多左派的著作都是以同样的措辞形式来写的，并且很强烈地向人们暗示了“撒切尔主义”已经赢得了很大一部分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的全心全意的拥护——换句话说，在英国已经出现了向撒切尔保守主义巨大的与灾难性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转向。关于这一点目前仍然没有任何转好的迹象。下面这种描述是恰当的——尽管听起来不舒服：我们注意到保守党在投票选举中总是依靠数量极为庞大的劳动阶级的支持，并且常常都是顺利地赢得胜利。由于这种缘故，保守党在鲍德温（Baldwing）的领导下在1931年和1935年的两次选举都取得了更好的成绩，那时候他们赢得了50%以上的选票，超过了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1979年和1983年的选举。事实上，保守党在20世纪50年代的选举中以及在1970年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 ）领导下的竞选中都取得了较好的选举成绩。在1979年和1983年，保守党获得的选票刚刚超过40%；而他们在那时只能设法吸引到几乎不能超过整个选民人数的30%。同样，在1983年选择保守党的选票的百分比要比在1979年要少些。
这些统计数字不是关于显示任何伟大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撒切尔主义”转向的数字计算。也没有民意调查显示任何这样的转向。这也不是自满的理由：它只是简单地表明左派所面临的不是一股保守主义与反动力量的巨浪，而是一种非常显著的工人同工党的异化，这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这种观点很清楚地被以下的事实所证实，即在1983年大选中脱离工党的大多数人是投向了社会民主党或者自由联盟，而不是投向保守党：这些离开工党而选择自由联盟的选票明显地表达了对于公开宣称反对“撒切尔主义”的政党的一种偏爱。
民众的反应
一些更深入的观察是为了了解近年来民众的态度。首先是850万张选票，它们中大多数来自于工人阶级，在1983年是投给工党的：根据那个时候工党的情况和它的那种摇摆不定的选举方案，那是一个真正值得注意的事实，与那些曾经产生的失败相比更加如此，并且这是对一种恢复了活力的民众支持的非凡力量的证明。
其次，工会的会员人数有所增长，对于这一点，《阶级政治》的作者的观点真正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们指出：“从1969年到1979年，工会会员数从1050万增长到将近1350万，在经过前20年的停滞之后……无论任何民意调查的结果，都展示出作为由会员人数来衡量的工会的声望在70年代通过人口的跨区流动而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上升。”①他们同时指出，其后由于失业工人的大量增加，那种上升的趋势已经有些下降。工会会员人数并不预示着对左派的一种政治承诺，更不用说为“撒切尔主义”给出一种承诺了。归根结底，这种教条式观点的其中一项主题是敌视工会主义。
第三，在评价“撒切尔主义“的吸引力时，必须坚持这样的事实，即在经济学的术语中。这是一种凄凉的、可怕的失败。在一个公认的由阿谀奉承之人组成的圈子之外，没有一个人真正相信那个撒切尔夫人，以及她所有虚张声势的恫吓和傲慢，她为救治英国的经济病症所做的任何事情，或者她的政府会认真地打算去医治它们。唯一能让保守党政权维持下去的东西是北海的石油：没有这个，它可能已经处在令人绝望的困境中了。大多数人都认为英国处在一种凌乱不堪的状态，井且持这种观点的许多人属于工人阶级——比新修正主义表面上思考的要多得多。他们认为“撒切尔主义”执政的六年时间内所做的一切使这种凌乱状况变得更糟糕。
那么，工党的支持率下降意味着什么？人们或许期望着，民众对社会主义复兴的关心将会导致对于那种下降原因进行彻底的探察：事实上，新修正主义已经做的一切表达了对它（工党的支持率下降）的原因的看法——和它的救治方法——不是真正具有启发性作用的。
工党支持率的下降是在一个几乎专门由属于党的右派与中间派的人组成的工党领导阶层领导下发生的，并且很自然地，他们在国内外推行与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相一致的政策。不知为什么，这似乎没有完全超出常情地使人联想到这些政策可能会与不断增加的民众同工党关系的疏远有些关系。当然，这种观点并不是表明，工人阶级大声地要求程度更高的社会主义并厌恶工党，是因为工人阶级的领导者没有提供他们所要求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领导者所推行的那些政策看来似乎是提供给工人选举工党越来越少的理由。令人惊奇的是，让我们再强调一次，如此多的工人仍然信任工党。不过，支持率下降和选举失败的责任不能简单地归咎于诸如威尔逊（Wilson）和卡拉汗（Callaghan）等人，尽管他们的责任是重大的：这一责任肯定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整个政治方向的问题，即社会民主制及其实现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愿望，这种愿望是未曾经过实践尝试的，并将会导致它的一些基本性质的根本转变。
认为这一系列糟糕的记录在新修正主义的著作中没有受到谴责，而且是严厉地谴责，这将是错误的。相反，这些年来在这些著作中对于工党的种种的失败和失职进行了大量的谴责与批判；尽管他们决不能具体地证明（那些）对于工党支持下降所负的责任的正当性，那些（责任）必定被归咎于作为理论和实践的社会民主制度。然而，对于这种新修正主义倾向来说，更有意义和更具启发性的是它所采取的关于“传统”左派在工党党内和党外的斗争的立场。
这种斗争当然是与工党自身一样古老：在1979年以后的几年里让他们的斗争变得特别尖锐的恰恰是威尔逊和卡拉汗年代的凄凉经历，工党中左派的果敢推动它趋向更加激进的立场，而无能的工党领导人却镇压和压制他们的批评。毫无疑问，25年以前，坚持这些斗争的新修正主义者之中的那些人，那时已经是参与政治的年龄了，他们明确地站在工党左派一边，并且仅仅由于他们（真正合法地）相信那个时期工党左派的政策远非足够的左倾才与之脱离。我们不能根据现在工党内的斗争情况去评论他们那个时候的立场。现在人们发现的是一种明显地既独立于工党内的左派又独立于在它之外的左派的超然状态，甚至是极大的厌烦和敌意。较为流行的看法是，那种“传统的”左派尤其是左派中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保守的，是“原教旨主义者”，不愿意面对艰难的现实，同时也是独裁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当然还包括性别歧视主义者；并且许多新修正主义者的著作都暗示或者意味着这些扭曲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无法补救。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一直从事修正主义思想领域具有个性化特点的研究，在这一研究领域中他可能被许多人尊为“传统”左派的杰出代表。或许可以说，他丝毫没有隐藏他对于托尼·贝恩之类的人（Bennites）及其他人的恼火。这些人在1979年以后为争取实行工党内的左派政策而进行竞选。所以，为争取许多在1983年大选以前站在左派立场的人，他在1983年论证道，“一个撒切尔政府比一个改良主义工党政府更可取”，并且他因此觉得“选举变得失去了方向，长期以来。工党领导人和激进主义分子在党外公众面前就一些难以辩清观点的间题相互攻击对方的要害部分，就这一点来说，潜在的工党选票变得令人感到困惑和沮丧就不难理解了。”①
在后来出版的《今日马克思主义》中，埃里克·海弗（Eric heffer)有力地批驳了由许多在左派立场上的人士提出的宁愿要一个撒切尔政府而不愿要一个改良主义工党政府的观点；并且我认为他否定这一观点的立场是正确的。然而，更重要的是霍布斯鲍姆急切否定工党内的分歧，这不仅是有害的，而且看来是几乎无意义的。与这相一致，在1983年3月他写道，决不允许有“无论来自任何一边的、在工党内重新开始的自杀式的内部斗争”。①
左派与“联合”
“自杀式的内部斗争”勿庸置疑是应该避免的，而这种吁请实际上等同于坚决要求一种必需的“联合”。但是这种联合的观点却忽视了“联合”总是在领导阶层关系上的联合这一事实，并且没有艰难的压力与斗争，即使在野的时候也不能期望工党的领导者能够很快地改变政策的方向，更不用说当政的时候了。霍布斯鲍姆说道：“未来一定属干政策转向左倾的工党。”实际上，他正在专心致志于一项庞大的计划，那就是：“不管你喜欢或者不喜欢，社会主义的未来是通过工党来实现的。”②但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要说它到底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需要比他看起来愿意接受的更多的来自左派的压力。这里有一种没有解决的对立：这种论据的主要内容明显地与他称作为“目光短浅的和宗派的激进主义”是不一致的。
不幸的是，所有被推崇的选择都被所有形式的激进主义永久地加以拒绝。霍布斯鲍姆说道：“当然工党必须重新获得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的支持”，但是它也必须“再一次变成所有人的党，所有的人包括要求民主和要求一个比较好和比较公平的社会的人，包括不考虑阶级分类而把他们归于民意测验员和市场调查员的人：总之，用过去的工党的话说就是‘所有有手和有脑的工人’——不仅仅包括绝大多数靠工资生活的英国人。”③但是工党从来没有得到过“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的支持，也不曾是“所有有手和有脑的工人”组成的党。假如它是那样的话，它在大选时的历史记录就会大不相同了。然而，霍布斯鲍姆要求工党更进一步地超出这种“绝大多数靠工资生活的英国人”，而且要吸引（估计可能）一大部分可靠的中产阶级。
这种吸引中产阶级的方案的困难在于它总是伴随着一种对激进承诺明显的削弱，以及对于左派的一种同等强烈的对抗，这种左派又自然地反对那种消解作用。在他针对与社会党或者自由联盟的选举约定的可能性而提出的著名观点中，或许一定考虑到了下一次选举的情况，霍布斯鲍姆说道：“必须发现一些把反对保守主义的大多数英国人联合起来的方法。”①但是那种争论所指向的那些政策是不大可能实现这种目标的。因为他们要求一个持续不断的探索，探索能够把由于基本观点不同而被深深分裂的人们集合在一起的“原则”—— 一个对于在野时的软弱与优柔寡断和在当政时的无能与失败的完美的处方。同样，在这里必须提到由马丁·杰奎斯（Martin Jacques）和斯图亚特·霍尔在他们的《撒切尔政治选集》的序言中提出的观念，那就是，劳工运动要求的是“构建反对撒切尔主义的最广泛的同盟，首先包括可能十分适度的目标”。②无论对于“最广泛的同盟”可能说了些什么，起码在这里对于“十分适度的目标”是没有什么打算要说的。因为没有什么更可以保证使劳工运动丧失战斗力和解除武装，并且取消劳工运动，确切地说，它的能力是一组包括那种“绝大多数靠工资生活的英国人”的联盟的组织力量。只有一个激进的行动方案才能成为这一个联盟的粘合剂，而这一方案在目标上并非适度的，然而提出这种观点的人都极度地信任和明确地拥护它，甚至可以带来那种霍布斯鲍姆所希望得到的中产阶级的支持。
霍布斯鲍姆作为一个左派坚定分子已经有50年了。他不仅是左派中最有天才和最杰出的知识分子，而且是一个非常正直和正派的人，他对那一次由他发起的论战的回答已经成为一种严肃和适度的模式。他提出整个论战的理由是出于他完全诚实的担忧。在一篇于1983年1月发表的文章中，他写道：“一个平民主义的激进右派走向极右翼化的危险是明显的。这种危险特别严重，这是因为今天的左派被分裂、士气被削弱，并且首先是因为英国人民的大多数已经对政治进程和政治家失去了希望与信赖：包括任何的政治家。”③那种危险确实是够现实的了。但是他提出的对付那种危险的方法在我看来很可能反而是使这种危险更加恶化了。
一个反左派的领域
我现在要讨论在思想领域中的另外一些人，他们具有更加不同的立场。但是他们对左派所进行的斗争的敌视也是非常明显的。因此，拉斐尔·塞缪尔在1984年工党年会前夕发表了一篇题为《贝恩的过去与贝恩的现在》的文章，文章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在贝恩先生富有想像力的世界里……每年的讨论会都呈现出一个活生生的、有感觉的存在特征，一个具有它自己的思想和个性的集体主体……对于工党支持者的极为痛苦的问题——‘是什么出了差错?’——贝恩主义（Bennism）作出了令人迷惑的简单回答：‘会议的决议从来没有得到执行’……对民众过分的溢美之词。或许对于工会也是这样，对于那些离开的人，这些事情既是他们的特权又是他们的义务……这很难不使人想起这些屈尊的典型声调，这是贵族们在宣布他们对百姓的爱时曾经习惯采用的。”他还写道：“这是贝恩先生的悲剧，正是在那个时候他支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像现在所呈现的，在英国像在欧洲其他地方一样（东方同西方一样），它不再是劳动阶级的信念。拒绝承认这一新奇的现象确实是他的浮夸语言作风的根源。”①想从阅读拉斐尔·塞缪尔的文章中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将是不可能的，在工党里曾经担任过内阁职务的人中，没有人能像贝恩那样明晰地、具体地和彻底地谴责英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上层建筑。这几乎使他超越了批判主义。但是诋毁是另外一回事，并且最好把它留给社会主义的敌人。
斯图亚特·霍尔写于1983年春天的文章也表达了同样的情况，在矿工们反对罢工行动的表决通过之后，他在文章中写道：“可以想像的是，人们将要牺牲他们的生计，由于他们的领导阶层所作的毫无根据的保证是对领导者与群众之间关系的错判以及对工人阶级行动的合理性的误解……为了投票表决是否举行一次罢工，矿工们被提供了三个理由：纪念建立了工会的那些人；为了他们的家庭；为了成为男人，他们拥有一份挺胸站立并努力奋斗的责任。多么热烈的情感！可是，在他们往后的发展轨迹以及他们的家庭的和大男子主义的设想中，这些话语作为一种花言巧语还不时地落到我的耳中。这种动机是正确的。然而这里的语言表达却是一种死板的方式。”①在这一著作发表以后不到一年，矿工们举行了罢工，并且罢工持续了一年，而斯图亚特·霍尔也因此写道：“无疑，矿工的罢工使左派失去了巨大的信心和活力。”②
有关比尔崔克斯·坎贝尔的那部分内容，在书中我已经引用过，他把1982年矿工们的拒绝罢工行动看作是一种对“怀疑那种罢工行动是进行阶级斗争的陈旧方式”的证明。这不仅是矿工们自己有怀疑，当然撒切尔政府也有怀疑。
在1984年末。比尔崔克斯·坎贝尔也对特里克·阿里（Tariq Ali）竟敢提出建议感到愤怒，在一本书中她发现“令人厌烦的”是，用特里克·阿里的话说就是：“在英国，一个重大的社会主义方案需要一种具有广泛阶级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上的延伸和把握的联合〔他的意思是指像他自己一样，她在这一点上插入这句话是很有益处的〕……由于领导者的实际的技能、本领和勇气能够联系数百万像贝恩、斯卡基尔（Scargill）和利文斯通这样的人。”③她对此作了如下的评论：“‘三剑客’。这就是一种俗气的极左的精英论，在政治上装扮成一种新的民众干预……特里克的训诫的确是一种古老的政治组织准则的恢复……当然这是一种金字塔现象，先锋队总是处在顶部，并且这里只有很少很少的人。”特里克·阿里很有可能把这种（以及许多其他同一风格的）情况描述为一种对他提出的论点的具有煽动性的夸张的摹仿：“这种向原教旨主义的精英论的进攻是极具煽动性的，因为即使最激进的自由意志论者也不得不尝试变得比大多数国民更开明、更积极和更有组织。避免这一指责的唯一方法将是陷入到完全的消极性和不可知论。”④
比尔崔克斯·坎贝尔在她的文章中同样写道：“这种先锋队的观念变得……反对那种正在引起大伦敦市议会关心的事情，那就是它把资源给予已经从事于改变人们的生存物质条件的极少数民众政治。”这种有代表性的概括表明，那是一个组织，包括领导者，他们强迫性地组成一个“先锋队”，这就能够把资源给予上述那些人。重要的是要理解在这里被注意到的那种思想产生的基础。它产生于一种消极的身份认同：阶级政纲被等同于对多样性的“还原主义的”分解，等同于一种狭隘的“经济主义”，并常常等同于一种男性沙文主义。组织被等同于官僚结构、具有精英主义性质的领导阶层和具有“原教旨主义者”的缺乏远见的基本承诺。换句话说，真正的缺陷和形式的畸变只是事情的一部分，常常却被当作好像它们就是事情的整体一样来对待，并且（这种看法）几乎是根深蒂固的。这是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的。在许多情况一下，这种消极的身份认同导致了对社会主义政纲的完全抛弃。就新修正主义而论，它导致了另外一些事情——例如一种狭隘的草根地方主义，类似于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谓的“好战的宗派主义”，以及对除它自己之外的任何事情的强烈怀疑。这是时常影响左派的中央集权主义偏见的更为引人注意的一面。但是草根地方主义也是一种形式的畸变。比中央集权主义更具吸引力，然而没有能力向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提出一种有效的挑战。近年来，在市政和社区层面上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变和进步；而这些当然是应该受到欢迎和支持的。但是“地方的社会主义”是不能代替社会主义者被激发热情并参入其中的国家政治的。
国际维度
所有这些讨论都是非常狭隘的，而事实是，我们讨论所涉及的那些著作实际上根本没有涉及英国的现实问题。在那里有一个巨大的接近于沉寂的区域。这是所有这些方面最为显著的。这些问题对许多政治议题具有最为直接的影响，这确实使人们全神贯注于被思考的思想领域。
人们或许会假定，这种人的确想要了解关于英国外交和国防政策的某些问题的基本的重新定位，包括英国单方面的核裁军和关闭美国在英国领土上的核基地。他们要求——这也可能是假定的—— 一种关于英国支持在全球范围内限止革命的计划的结果，也即是美国自1945年以来一直从事的被称作反共产主义的行动；而他们当然反对美国干涉中美洲。许多人——或许绝大多数人——也将支持英国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退出。
至于对待苏联的态度，绝大多数相关人士不加怀疑地采用一种尖锐批判性的眼光看待苏联在国内外的许多政策和行动，并且认为在许多方面，苏联和其他苏维埃类型的国家能够真正地从某种被称作社会主义的社会中消灭掉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有一些新修正主义的批评家，他们认为这是对被他们称之为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完全令人憎恨的和令人无法忍受的背离。另一方面，其他一些新修正主义批评家，并不持这种包括上面的观点在内的相类似看法，然而同样很值得庆幸的是，像我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所指明的，在英国的左派中还从来没有任何像恶毒的反对共产主义以及支持美国的国防和外交政策这样的东西，在前毛主义者、前斯大林主义者和在法国以及在另外一些地方的其他前左翼人士之中，这种情况的存在已经是非常值得注意了。
然而，新修正主义对于国防与外交政策所持的立场和承诺有着重大的含义，对于这些含义，新修正主义还从来没有认真地正视过——的确，它根本就没有正视过。有两种含义尤其需要在这里被提及。首先，事实上工党领袖也有他们的承诺和立场。他们反对美国干涉主义的某些项目，例如在尼加拉瓜；并且他们正式地反对——但是谁知道他们又是如何坚定地呢?——在英国的核基地、巡航和潘兴式导弹、北极星飞弹、三叉戟飞机和星球大战。但是他们也仍然是非常坚定地忠实于——这根本没有任何疑问——与美国的联盟和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的承诺。这种联合是解决组织和政策上的松散与摇摆的一种完美方法，就像在1983年的大选战中被如此好的证明了一样。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但是如果问题按照有利于左派的方向解决，那就是说新修正主义必须被假定为他们想要这么做，这将肯定是一种巨大的激励与推动，并且这其中的多数人将必定是来自工党内外的传统左派。在这一点上如同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新修正主义应该把“传统”左派看作是对于它自己的目的必不可少的力量，而不应看作是一种异己的和怀疑的力量；并且同样地，虽然这么说可能是不受欢迎的，直到工会工人阶级认为它应该这样做，他们才愿意真正地采取行动。这不是贬低和平运动积极分子的作用：这仅仅是说，如果有真正的运动，工会工人将必须参加。
第二点与第一点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就是在国防和外交政策上的某些重要的重新定位——而单方面的裁军当然是属于其中的——将很明确地被国内外庞大的保守势力看作是“革命的”。事实上，任何由一个假定的工党政府所做的类似于关闭美国在英国的核基地和放弃英国的核武器库这样的政策的认真尝试，都肯定会激起来自于英国各方面，来自于美国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其他成员国的疯狂反对。
由此就使问题集中在某些相同的因素之上，即在较早时期提出来的有关被设计用来破坏并摧毁现有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政策。反对由一个左派政府对现存的国防和外交政策所作的激进的重新定位，这只有通过大量的动员来自于不同方面的各种力量才能成功地实现：他们的核心将一定是工会工人的力量，包括男性工人和女性工人、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青年工人和老年工人等。并且那种动员将同样需要把国家力量同阶级力量结合起来，把组织机关与领导阶层同地方主动性与基层自发性结合起来。换句话说，为社会主义而斗争和为和平而斗争，两者都要求一种民众联盟的体制：只有工会工人阶级才能形成这一体制的基础。
近来我们听到的关于左派的最普通的口号是：“智力的悲观主义，意志的乐观主义。”这一直是葛兰西的贡献，而这也确实是由他从属于一种非常不同的政治传统的罗曼·罗兰（Ronan Rolland）那里借用来的。这很容易造成左派把只有智慧才适合于当今时代奉为神圣的局面：实际上这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是一个极端错误的口号。因为它告诉我们正是这些原因让我们确信，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指示出它可能是什么，失败比成功的可能性大得多，建立一种不受剥削和统治的社会秩序的希望可能是虚幻的；但是我们仍然必须为实现它而努力奋斗，在一种坚定的悲观失望的心情中，与所有的不平等作斗争。这是一个“高贵的”口号，源于浪漫的激情，但是却没有任何更值得信赖的功绩：因为如果理智告诉我们，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自负的、没有希望的和注定要失败的，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会作更多的努力。然而，这是一种新修正主义的许多思考投射于其中的精神状态。
25年前，当这样的回顾开始展开的时候，在那些最早开始这种思考的人中，并没有什么思想，他们站在一种历史的升降机上，因此不可避免地把他们带到了一个较易于实现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乐土。但是，无论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还是建设一个合作的、民主的与平等的社会方案，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是一种虚幻而已。同样，对于发生在最近25年里由社会主义道路造成的所有重大影响，现在仍然没有任何好的理由让我们相信它。
文章出处：New Left Review, No.150, March/April 1985, p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