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一）办公室和兵营
　　（二）英国文化
　　（三）《神圣家族》
　　（四）社会主义的奠基

（一）办公室和兵营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20年11月28日生在巴门。和马克思一样，他不是从父母的家中取得自己的革命观点的。他走上革命的道路，也和马克思一样，不是由于个人的穷困，而是由于卓绝的智慧。他的父亲，一个殷实的工厂主，是一个保守分子和正统派信徒；在宗教方面，恩格斯比马克思有更多的障碍需要克服。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上中学，但是在毕业考试前一年就离开了学校，从事商业。像弗莱里格拉特一样，恩格斯成了一个能干的商人，虽然他从来不曾把这“该死的商务”放在心上。当他还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在不来梅的领事洛伊波德的商行里当练习生时，他在写给格雷培兄弟的信中，便初次显露出他的为人；格雷培兄弟是他在中学的同学，此时正在神学系学习。这些信中很少谈到商业和生意，却用开玩笑的口吻暗示地提到同学们的欢聚痛饮，恩格斯在年轻的时候就像后来在老年时一样，喜欢和朋友们一道开怀畅饮；他在不来梅市政厅的地下室酒店里，虽然不像豪夫那样耽于幻想，也不像海涅那样引吭高歌，却常以豪放不羁的诙谐语调谈述这家名声悠久的酒店里举行的“豪饮”。

　　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最初曾在诗歌方面一试身手，但是他也像马克思一样，很快就意识到诗人的桂冠不是他能够得到的。他在1838年9月17日——那时他还不满十八岁——写的一封信里曾说，由于受到歌德“给青年诗人”的劝告的影响，他放弃了关于自己在诗歌方面负有使命这种信念。这里他指的是歌德的两篇短文，在这两篇文章中，这位伟大的长者解释说，德国语言已经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每一个人都可以轻松愉快地用诗歌来表达自已，因此，任何人都不应该把这种才能看得了不起。

　　歌德用四句诗结束了自己的劝告：

“青年们，请注意：

当心灵翱翔之际，

缪斯只会相伴随行，

而不会在前指引。”

　　年轻的恩格斯感到歌德的劝告对自己非常适用；它告诉他，他的诗对艺术不会有任何贡献。因此，他决定把诗歌创作仅仅当作像歌德所说的“愉快的消遣”，并且仍不时把自己的诗送到杂志去发表，因为“别的青年人都是这样做的，他们也是和我一样的蠢材，甚至是比我更大的蠢材；同时也因为，我这徉做，并不会提高或降低德国文学的水平”［《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264页。］。恩格斯说话时常用的那种德国大学生式的不拘仪节的语调，就是在青年时代也不带有轻浮的意味。在这封信里，他请求自己的朋友从科伦给他寄一些民间读物^[98]——《齐格弗里特》《滑稽大王欧伦什皮格尔》、《海伦娜》、《屋大维》、《乡下佬》、《海蒙的孩子们》、《浮士德博士》。他还写道，他在研究雅科布·伯麦^[99]。“这是一个神秘的、然而思想深邃的人。如果想对他有所领悟，就必须下苦功夫钻研他……”［《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265页。］。

　　正是这种寻根究底的欲望不久就使年轻的恩格斯抛开了“青年德意志”的肤浅文学。稍后，在1839年1月10日［恩格斯的信的日期是1839年1月20日。］的一封信里，他攻击了这些“花花公子”，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作品都是虚构的。“这个泰奥多尔·蒙特胡乱写什么他偶然想到的‘用跳舞来表现歌德的’塔里约尼小姐；他从歌德、海涅、拉希尔和施梯格利茨那里剽窃了一些东西来装饰自己；他还写了些关于蓓蒂娜的极端可笑的胡说。然而这一切是这祥地时髦，以致任何下流作家、任何虚荣淫荡的年轻太太小姐都必定喜欢读它……还有亨利希·劳贝！这家伙十分起劲地捏选了一些并不存在的人物，写了些不成游记的游记，简直是胡说八道。真是可怕！”［《马克思恩格斯早斯著作选》，1956年课文版，第273页。］恩格斯认为，文学中的“新精神”是从“七月革命的霹雳”以后开始出现的，而七月革命^[100]是“解放战争时期以来人民意志的最光辉的表现”。他认为，这种精神的代表人物是倍克、格律恩、雷瑙、英梅尔曼、普拉顿、白尔尼和歌德，还有谷兹考；他确信谷兹考是高于“青年德意志”派的其他著名人士的。从1839年5月1日的一封信可以看到，恩格斯曾经给这些“顶顶了不起的、正直的人”所出版的《Telegraph》（《电讯》）杂志写过一篇文章^[101]，但是他要求编者对他的作者身分严守秘密，因为否则他就要陷于“难堪的窘境”。

　　“青年德盘志”派所发表的争自由的宏论，并不能使恩格斯看不到他们的作品之缺乏艺术价值。但是他绝不因为这一点而宽恕反动派和正统派对“青年德意志”的攻击。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完全站在受迫害者一边，甚至自己也署名为“青年德意志”分子。他威吓他的朋友说：“让我告诉你，弗里茨，既然你就要成为牧师了，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一个正统派教徒；可是，如果你成了一个虔诚主义者^[102]，咒骂‘青年德意志’……那么，小心点，你可得和我打交道了。”［《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281页。］他对白尔尼特别怀有好感，也是由于这种感情所致。年轻的恩格斯认为，白尔尼攻击告密者门采尔的那部著作^[102a]，以文笔而论是德国最优秀的一部著作。同时，也是由于这一点，他有时骂海涅是“肮脏家伙”。确实，当时正是反对这位诗人的情绪高涨的时候，甚至年轻的拉萨尔也在他的日记里写道：“这个人竟抛弃了争自由的事业！这个人从自己头上扯下了雅各宾派的小帽，而把一顶饰有金银丝条的礼帽戴在他的尊贵的卷发上！”［《拉萨尔日记》，彼得格勒，1918年，第127页。］

　　但是，既不是白尔尼，也不是海涅，更不是任何其他诗人给年轻的恩格斯指出了他的生活道路，而是他的命运把他铸造成他所成为的那样一个人。恩格斯生在巴门，长在不来梅。这两个城市都是北德意志虔诚主义的堡垒。摆脱虔诚主义束缚的斗争，就成了贯穿着恩格斯光荣一生的争取解放的伟大斗争的开端。当他谈到自己对儿时的信仰进行的斗争的时候，他的语调的柔和是他通常所没有的。他写道：“我每天、几乎整天都在祈求真埋；自从我有了怀疑以来我就开始这样做，但是我仍然不能回到您的信仰上来……

　　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禁不住热泪盈眶，心情异常激动。但是我感到，我是不会毁灭的，我会回到我一心渴望着的上帝身边。而这也是圣灵的见证；对此，我敢以生命来担保，哪怕圣经里说过一万次相反的话。”［《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309页。］在这种精神磨难下，青年恩格斯离开了当时正统派的首领亨格斯坦堡和克鲁马赫尔，很可能由于踌躇不决，中途在施莱艾尔马赫尔那里停留过一个时期，而最后走向了大卫·施特劳斯；这时他向他的学神学的朋友们承认说，他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了。恩格斯写道，一个普通的理性主义者，或许能够丢开施特劳斯关于奇迹的自然观，丢开他的平淡无奇的道德说教，而钻回正统派的紧身衣里去；但是哲学的思辨却不能从那“披覆着朝日光辉的高峰”，降落到正统派的“烟雾迷漫的溪谷”。“我正处在变成一个黑格尔主义者的边沿上。我会不会变成黑格尔主义者，我确实还不知道，但是施特劳斯已经为我解释了黑格尔，我以为这是合情合理的。此外，他（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简直好像正说在我的心坎上。”［同上书，第330页。］同教会的决裂，直接导向政冶上的异端。当恩格斯谈到一个牧师在布道时称颂迫害“煽动者”的罪魁、当时的普鲁士国王时，他像莽汉潑息^[103]似地厉声叫道：“只有当皇帝被人民的耳光打得晕头晕脑时，只有当他的宫殿的玻璃窗被革命打得粉碎时，我才能期望他办些好事。”［同上书，第338页。］

　　抱着这样的观点的恩格斯，当然超越了谷兹考的《电讯》而达到了《德意志年鉴》和《莱茵报》的水平。当1841年10月到1842年10月期间他作为志愿兵在柏林的近卫炮兵营中服兵役的时候，他就不时给这两个杂志写稿。炮兵营的驻地是在库弗尔格拉班，离黑格尔曾经生活并老死其中的那所房子不远。他最初用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这个笔名，是为了避免引起他的保守的正统派家庭的不安，而当他穿着“王家制服”时，他就有更重要的理由来保持这个笔名了。1842半12月6日，谷兹考为了安慰一个被恩格斯在《德意志年鉴》上严厉批评过的作家^[104]而写信给这位作家说：“遗憾的是，把弗·奥斯渥特引进著作界的这个不幸的功劳是属于我的。几年以前，一个名叫恩格斯的店员，从不来梅给我寄来关于乌培河谷的通讯。我修改了这些文章，删掉了过分尖刻的人身攻击部分，把它们发表出来。此后他又寄来一些别的文章，我不得不经常给他改写。突然间，他对我的修改提出抗议，开始研究起黑格尔来，把奥斯渥特这个名字据为己有^[105]，给其他的刊物去写稿了。就在他批评您的那篇文章出来以前不久，我还往柏林给他寄去十五个塔勒哩。这些新手差不多全都是这样的。他们全靠我们才学会了思考和写作，而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却是精神上的弑父。当然，如果没有《莱茵报》和卢格的刊物去加以迎合，这种恶行本来是不会发生的。”很明显，谷兹考的这番话与其说像饥饿之塔里年老的穆尔^[106]的悲叹，不如说像母鸡着见它孵出的小鸭离开自己向水中游去时的略略惊叫。

　　正像营业所的职务把恩格斯变成了一个能干的商人一样，兵营里的训练也使他成为一个优秀的军人。从他服兵役的时候起直到他生命的终结，军事科学始终是他所爱好的一门学问。经常地和现实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一点幸运地填补了他的哲学意识在思辨的深度上可能有所不足的地方。在服志愿兵役的时候，恩格斯时常参加柏林“自由人”的欢聚痛饮，有时也参加他们的斗争，为他们写了几本小册子。当然，这还是在“自由人”的运动堕落以前的事情。1842年4月，莱比锡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恩格斯的一本五十五页的匿名小册子，题为《谢林和启示》［《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394-445页。］。在这本小册子里，他枇评了“反动派对自由哲学的最新图谋”。恩格斯就是这样称呼在柏林大学开设讲座、想用自己的启示学说把黑格尔哲学排挤出去的谢林的企图的。卢格以为这本小册子是巴枯宁写的，他大加赞美地说，“这个可爱的青年把柏林所有的老蠢材都抛在后面了。”［A. Ruges, Brifwechsel und Tagebuchblätte aus den Jahren 1825—1880（卢格：《1825—1880年间的通信和日记》），第1卷，柏林，1886年，第273页。］实际上，恩格斯的这本小册子在最极端的结论上也还是代表着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虽然另外一些批评家不无道理地认为，它与其说是采锐的批判，不如说是一种诗意的哲理的倾诉。

　　差不多同时，在布鲁诺·鲍威尔被解职这个新的刺激之下，恩格斯在苏黎世附近的诺伊闵斯特同样用笔名发表了由四章组成的《基督教英雄叙事诗》，讽刺了战胜“恶魔之首”而使之“大为惊恐”的“信仰的凱旋”。在这首诗中，恩格斯充分利用了青年人藐视吹毛求疵的批评的权利。他描写自己以及描写尚未面晤的马克思的那些诗句，使我们可以窥见这个作品的风貌的一斑：

“那走在最左面，穿着胡椒色的神子，

怀着胡椒般辛辣的心的，

长腿的人是谁？是奥斯渥特——山岳党人!

不论何时何地，他都坚决而凶狠。

他只擅长一种乐器——弹奏断头台这种琴，

他只爱唱一首抒情调，

其中不断重复着一句叠韵：

Formez vos batallions! aux armes, citoyens! ［“摆好你们的队伍，拿起武器，公民们！”］

……

谁跟随在他^[107]身后，风暴似地疾行？

是面色黝黑的特利尔之子，他有一颗暴烈的心。

他不是在走，不是在跑，而是在风驰电掣飞奔。

鹰隼般的眸子，大胆无畏地闪烁，

紧攒拳头的双手，愤怒地向上伸，

好像要把苍穹扯下埃尘。

不知疲倦的力士一味猛冲，

好一似恶縻缠了身！”［《马克思恩格期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482、483页。］

　　恩格斯服完兵役之后，在1842年9月底［恩格斯是在1842年10月10日前后从柏林回到巴门的。］回到父母家中，两个月以后，又从那里动身前往曼彻斯特，到他父亲与人合伙经营的大纺纱厂“欧门—恩格斯”公司里去当一名办事员。路经科伦的时候，他访问了《莱茵报》编辑部，在那里第一次会晤了马克思。但他们的这次会见是相当冷淡的，因为这事正好发生在马克思同“自由人”决裂的时候。恩格斯受鲍威尔兄弟的信的影响，对马克思存有成见，而马克思则把恩格斯看成是柏林“自由人”的同道^[108]。

（二）英国文化

　　恩格斯这次在英国住了二十一个月，这段时间对恩格斯的意义，正像巴黎生活的一年对马克思的意义一样。他们两人都出身于德意志哲学学派，并且从这种哲学出发，在国外达到了同样的结论。不过，马克思是通过对法国革命的研究理解了当代的斗争和要求，而恩格斯则是通过对英国工业的研究做到这一点的。

　　英国也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甚至比法国还早一个世纪，但正因为如此，它是在远不如法国成熟的条件下实现这个革命的。革命的结局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妥协，它们共同建立了一个帝国。英国的“中产阶级”用不着像法国的“第三等级”那样对王权和贵族进行长期而顽强的战争。在法国，历史科学只是在回顾过去时，才理解到“第三等级”的斗争实际上就是阶级斗争；而在英国，当无产阶级在1832年的议会改革法案时期开始同统冶阶极作斗争的时候，阶级斗争的思想就仿佛从新的源泉涌现了出来^[109]。

　　其所以有这种差别，是由于大工业在英国比在法国根基深得多。它是在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发展过程中消灭了旧的阶级，创立了新的阶级的。在英国，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结构比在法国要清楚得多。恩格斯根据历史，并根据对英国工业的本质的研究，理解到经济现象——这种东西直到当时为止还根本不为历史科学所重视，甚至为它所轻视——是历史的决定性力量，至少在现代社会中是如此。他理解到，经济现象是现代阶级矛盾产生的基础，而这些由于工业的发展而充分发展起来的阶级矛盾，本身又成为政党、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成为全部政治史的基础。

　　此外，恩格斯还由于职业的缘故首先把注意力放在经济关系方面。他给《德法年鉴》撰稿，就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开始的，正像马克思是从法哲学批判开始的一样。他那篇短小的论文尽管还带着青年人的火气，却已证明了他的判断的异常成熟［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596-625页。］。只有德国教授才会把这篇文章叫做“极端混乱的小作”；马克思却非常正确地称它为“天才的大纲”^[110]。这正是一篇“大纲”，因为，恩格斯关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理论的议论还发挥得很不透彻，甚至也不完全正确，而他反驳这些理论的许多道理，可能有一部分已经是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说过的。但是，试图从资产阶级经济矛盾的真正报源——私有财产——来引伸出这一切矛盾的做法，却是真正天才的。由于这一点，恩格斯远远超过了蒲鲁东，因为蒲鲁东只是企图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反对私有财产。恩格斯在这篇文章里谈到资本主义竞争的灭绝人性的影响，谈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11]，谈到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增长的狂热性，谈到危机和工资规律，谈到科学的成就（这些成就在私有财产的统治下从解放人类的手段变成了进一步奴役工人阶级的手段），等等。他所谈到的东西包含着科学共产主义在经济学方面的茁壮的根苗，而恩格斯确实是第一个发掘出这些根苗的人。

　　他本人对于自己的功绩的评价是过于谦虚了。有一次他说，给他的那些经济原理作出最后的、精确的表述的是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此我们所有的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快些。”［参阅《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卷，第384页。］他又说，他所提出的一切，马克思迟早也都会发现的，实际上，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在应该进行并且确实进行了决战的那个领域内，恩格斯是给予者，而马克思是承受者^[112]。在哲学方因，马克思无疑有着更高的天赋，首先是受过更有系统的思维训练。如果有人想做一次与历史研究毫无共同之处的“假如和倘若”这类孩子式的猜谜游戏，那么就可以在这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恩格斯是否能够像马克思那样解决以较复杂的法国形式出现的他们两个人的共同任务？但是，恩格斯同样成功地解决了以较简单的英国形式出现的同一任务，而他的这一功绩是没有得到足够估计的。然而，如果单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评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那么有些地方是可以引起异议的。使这一批判具有特色并且标志着重大进步的那个东西，作者是得自黑格尔的辩证法的。

　　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第二篇文章，也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哲学的出发点。他在这篇文章里描述了英国的状况，评论了卡莱尔的一部著作，指出这部著作是文学界全年的收获中唯一值得往意的书。英国文学的这种贫乏同法国文学的丰富形成鲜明的对比，恩格斯就这一点谈到了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精神的枯竭。他断言，有教养的英国人——大陆上是根据这些人来判断英国的民族性格的——是执迷子种种偏见、主要是宗教偏见的世界上最可鄙的奴隶。“只有大陆上不熟悉的那一部分英国人，只有上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野，道德败坏。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他们还是可塑性的材料；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也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还有前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坂社1956年版，第1卷，第628页。］恩格斯指出，像马克思所说的，哲学正开始扎根于这块“纯朴的人民的土壤”。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没有一个体面的作家敢于翻译它，也没有一个有名望的出版商敢于出版它；但是，一位社会主义的宣传家却把它翻译出来，以每册一便士的售价在伦敦、伯明翰和曼彻斯特的工人当中销售。

　　恩格斯译出了卡莱尔用最阴暗的色调描绘英国状況的这丰“书中经常可以碰到的奇美的段落中最精彩的几段”。但是他引用了布鲁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的说法来驳斥卡莱尔所提出的解救办法：一种新的宗教，泛神论的英雄崇拜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他证明说，宗教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费尔巴哈收入《轶文集》中的《纲要》所永远埋葬了的泛神论，也是如此。“历来总是提出这样的问题：神是什么？德国哲学这样回答问题：神就是人。人只须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这样的话，他就会猜中现代的谜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卷，第651页。］正如马克思把费尔巴哈的人解释为人的本质，即国家、社会，恩格斯认为人的本质就是历史，历史“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切”，我们比过去的一切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加重视历史，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历史终究不过是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罢了。

　　根据恩格斯和马克思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各两篇）来採溯一下，看看他们两人怎样产生同样的思想，而又各具不同的色彩，那是非常有趣的。他们的思想，一个浸浴着法国革命的光辉，另一个浸浴着英国工业的光辉，——这两者都是开创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历史的伟大历史变革。尽管色彩不同，他们的思想在本质上却是一样的。马克思从人权推演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无政府本质，而恩格斯则用下面的话来解释竞争这个“经济学家的主要范嗜，他的最宠爱的女儿”：“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只有周期性的革命才能给它开辟道路的规律呢？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的盲目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同上书，第611、614页。］马克思得出结论说，只有当人把自己的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并因而成为类的存在物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实现。而恩格斯则说：只有像人那样有意识地进行生产，而不是像分散的原子那样无意识地进行生产，才能终止一切人为的无根据的对立。

　　由此可见，他们的思想的一致，达到了几乎连用语都不谋而合的地步。

（三）《神圣家族》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是他们同自己的哲学良心进行的一次清算。这次清算采取了和《Allgemeine Literatur Zeitung》（《文学总汇报》）论战的形式；这家报纸是布鲁诺·鲍威尔同他的兄弟埃德加尔和艾格怕特于1848年12月在沙洛顿堡出版的。

　　在这个刊物上，柏林的“自由人”企图论证他们的世界观，或他们称之为世界观的东西。弗吕贝尔曾邀请布鲁诺·鲍威尔合办《德法年鉴》，但鲍威尔终于没有下定决心参加这个刊物，而是继续牢牢地抓住自己的哲学的自我意识不放。鲍威尔的这种固执，实际上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个人的自我意识被马克思和卢格所深深触痛。他关于“已故的《莱茵报》”、“激进派”、“1842年的聪明人”的那些辛辣的说法，从他的观点来看，是有实际根据的。《德意志年鉴》和《莱茵报》刚一从哲学转向政治，就被浪漫主义反动派迅速而彻底地加以摧毀，而“人民大众”对这场“精神”的“大屠杀”又采取完全冷谟的态度，这一切都使得鲍威尔深信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他看到，唯一的出路是回到纯粹的哲学、纯梓的理论、纯粹的批判上去，而在思想意识的九宵云外，他是不难把哲学捧为世界的全能主宰的。

　　《文学总汇报》的纲领，就其尚可理解的内容而言，曾由布鲁诺·鲍威尔综述如下：“迄今为止，历史上的一切伟大活动之所以从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就是因为它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换句话说，这些活动之所以必然遭到非常悲惨的结局，是因为它们的主导思想是这样一种思想：“它必须满足于肤浅的理解，因而也就必然指望博得群众的喝采。”“精神”和“群众”对立，是《文学总汇报》上所有的交章的中心思想。这个报纸说，精神现在已经知道它应该到哪里去寻找它的唯一的对头，——就是要到群众的自我欺骗和软弱无力中去寻找。

　　因此，鲍威尔的报纸对当代的一切群众运动，对基督教和犹太教、赤贫现象和社会主义、法国革命和英国工业，都抱着一笔抹杀的蔑视态度。恩格斯在谈到这个报纸的倾向时，他的评论还不算太不客气：“它是一个老太婆，而且将来仍然是一个老太婆；它是年老色衰、孀居无靠的黑格尔哲学。这个哲学搽脂抹扮，把她那干瘪得令人厌恶的抽象的身体打扮起来，在德国的各个角落如饥似渴地物色求婚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22页。］黑格尔哲学确实已被鲍威尔兄弟弄到荒诞绝伦的地步。在黑格尔那里，绝对观念只是事后才作为创造的宇宙精神出现在哲学家的意识中的，这样，他实际上就是说，绝对精神只是在想像中创造历史的。因此，黑格尔會经十分坚决地防止一种错误的理解，即认为哲学家本人就是绝对精神。而鲍威尔兄弟和他们的信徒却恰恰相反，他们以为自己就是批判的化身，绝对精神的化身，而绝对精神是通过他们有意识地实现它的宇宙精神的作用，以与其余的人类相对立的。这种幻梦，即使在德国的哲学气氛中，也必然会很快地破灭，因为就是在“自由人”的圈子里，《文学总汇报》也受到相当的冷遇。不管是本来就袖手旁观的科本，还是施蒂纳，都没有参与这个报纸。施蒂纳甚至还暗中准备清算它。既然连梅因和鲁滕堡也拉不到，于是除了唯一的一个孚赫以外，鲍威尔就只得同“自由人”的第三等角色——一个荣格尼茨和一个笔名为施里加的普鲁士中尉冯·齐赫林斯基——为伍了。齐赫林斯基活到1900年才死去，死时是步兵上得（整理者注：中文原版如此）。不出一年，这整个海市蜃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一个人为它哀悼。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批判《文学总汇报》的时候，它不但已经死去，而且已经被人速忘了。

　　这个情况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第一部合作的著作——《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这是他们自己给它的命名），或《神圣家族》（这是出版人建议的名称）——是非常不利的。反对者立刻就嘲笑作者，说他们是在打落水狗。甚至恩格斯本人在接到印好的书时也表示说，书是好书，只是篇幅太大了。这本书在论述批判的批判时所持的那种极端轻蔑的态度，同它的二十二印张的篇幅大大地不相称。此外，恩格斯还认为该书的大部分内容将是广大公众所不能理解的，因此将不会引起一般人的兴趣。在今天，这个见解比在当时还要正确。然而，这书现在却具有一种在它出版时所体会不到的、至少是不如现在体会得这样深刻的魅力。

　　一位现代的批评家在指出这书的一切缺点（如词句上的吹毛求疵、无谓的争论，甚至思路的骇人的迂迴曲折）之后说，它包含着某些最辉煌的天才的流露；这些章节，以形式的精巧和语言的洗练来说，是属于马克思的最优秀的著作之列的。

　　马克思在该书的这些章节里，表现出是一个善于以事实击败空想的创造性批判的能手。这种批判，在它摧毁的时候也正是在创造，在它破坏的时候也正是在建设。马克思以他关于法国唯物主义和法国革命的辉煌的论述，反驳了鲍威尔关于这些历史现象的批判的空论。针对着布鲁诺·鲍威尔关于“精神”和“群众”、“思想”和“利益”的对立的胡言乱语，马克思冷冷地反驳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任何在历史上捍卫自己的群众利益，当它以思想的形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时，总是远远地超出自己的实际界限，而和全人类的利益混同起来这就是傅立叶称之为每个历史时代的色调的那种错觉。“资产阶级在1789年革命中的利益决不是‘不成功的’，它‘压倒了’一切，并获得了‘实际成效’，尽管‘激情’已经消失，尽管这种利益用来装饰自己的摇篮的‘热情’之花也已经枯萎。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103页。］资产阶级在1830年^[113]实现了他们在1789年的愿望，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政治启蒙运动现在已经结束。他们不再通过立宪代议制来致力于实现理想国家、世界福利和达到全人类的目的，而是把立宪代议制看做他们的排他的权力的官方表现和他们的特殊利益的政治上的确认。只有对于那些其政治观念不符合于其实际利益的群众来说，这次革命才是失败的。因此，他们的真正的生活原则和革命的生活原则并不一致。群众获得解放的现实条件，和资产阶级借以解放自身和整个社会的条件是根本不同的。

　　布鲁诺·鲍威尔断言，国家把市民社会的各个原子连接起来。马克思反驳他说，把市民社会的原子连接起来的是下面这个事实：他们只是在观念中、在自己的想像这个天堂中才是原子；而在实际上，他们是和原子截然不同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们不是神类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利己主义的人。“在今天，只有政治上的迷信，才会以为国家应当巩固市民生活，而事实上却相反，正是市民生活巩固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址1957年版，第2卷，第154页。］针对着鲍威尔轻视工业和自然界对历史认识的意义的论调，马克思反问道：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初步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 “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同上书，第191页。］

　　正像马克思在批判的批判面前捍卫法国革命一样，恩格斯在批判的批判面前捍卫英国工业。这里他所要对付的是年轻的孚赫，这人在《文学总汇报》的所有撰稿人当中还是比较重规尘世的现实的。看看恩格斯当时怎样正确地阐释了资本主义的工资规律，是很有意思的；二十年后，当拉萨尔又煶出这个规律的时候，恩格斯把它称做“腐朽的李嘉图规律”而打入地狱。尽管孚赫有着恩格斯所揭露的那样一些重大错误，——他在1844年还不知道英国的结社法已经在1824年被废除^[114]，——但是恩格斯自己有时也有些在文字上吹毛求疵，他在一个主要之点上也犯了错误，虽然这个错误和孚赫的恰恰相反。孚赫嘲笑艾释黎勋爵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15]，说它是不能根除罪恶的“肤浅的中庸的措施”；恩格斯却认为它是彻底激进的原则的一种表现（虽然是极微弱的表现），因为这种措施不仅能够砍伤对外贸易并从而砍伤工厂制度，而且能够挖它的老根。恩格斯以及马克思当时都把艾释黎勋爵的法案看成是把反动枷锁套在大工业头上的一种企图，而这个枷锁必然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一次又一次地被打碎［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13—18页。］。

　　恩格斯和马克思都还没有完全摆脱他们的哲学的过去，在序言的一开头，他们就提出费尔巴哈的“真正的人道主义”来反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他们无条件地承认费尔巴哈的天才结论，承认他为批判一切形而上学创造了伟大而巧妙的基本原理的功绩，承认他用人来代替了旧的哲学赝品，包括那无限的自我意识。但是他们通过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向前走得更远，走向了社会主义；通过抽象的人走向了历史的人，并且以惊人的洞察力解决了社会主义的各种最复杂的问题。他们揭露了饱食终日的资产阶级玩弄社会主义词句的秘密。甚至人们的贫困和被迫接受布施这种最深的耻辱，也成了金钱贵族和文化贵族的赏心乐事，他们的利己主义得到满足，挑逗起他们的自大狂。法国和德国的大批慈善团体，英国的许多以慈善为目的的唐·吉诃德式的义举，形形色色的音乐会、舞会、演出、舍饭，乃至于为救济受灾者举行的募捐等等，其意义都在于此。

　　在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当中，傅立叶对《神圣家族》的思想影响最深。但是恩格斯已经能够把傅立叶和傅立叶主义区别开来；他说,被稀释了的傅立叶主义，即《Democratie pacifique》〔《和平民主日报》〕所宣扬的傅立叶主义，无非是一部分资产阶级慈善象的社会学说而已。他和马克思总是一再强调连那些伟大的空想主义者也不理解的东西：历史的发展，工人阶级的独立的运动。恩格斯在反驳埃德加尔·鲍威尔时写道，“批判的批判什么也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英国和法国的工人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22页。］而对于那臭名远扬的所谓“精神”和“群众”的互不相容的对立，马克思驳斥说，广大群众的运动在实践上从一开始就是和空想主义者们的共产主义批判相适应的。要理解这个运动中人的高尚性，就必须知道法国和英国的工人的勤勉好学，他们的知识欲、精神力量和不倦地追求精神发展的渴望。

　　因此，对于埃德加尔·鲍威尔在《文学总汇报》上翻译蒲鲁东著作的拙劣译文，特别是他的那些曲解蒲鲁东的荒谬的评注，马克思感到特别强烈的愤概，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那种认为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赞扬蒲鲁东而几年以后又猛烈抨击他的我法，不过是一神学究式的诡辩罢了。马克思只是反对埃德加尔·鲍威尔抹杀蒲鲁东的真正功绩的那些空论。马克思承认蒲鲁东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开辟了新途径，正如他承认鲍威尔在神学批判领域内有着同样的功绩一样。但同时，马克思攻击布鲁诺·鲍威尔对待神学问题的狭隘性，也攻击蒲鲁东对待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狭隘性。

　　蒲鲁东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把私有制看成是一种内在矛盾，而马克思反驳他说：“私有制，作为私有制来说，作为富有来说，不能不保持自身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能不保持自己的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存在。这是对立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满足的私有制。

　　相反地，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来说，不能不消灭自身，因而也不能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制。这是对立的否定方面，是对立内部的不安，是已被消灭的并且正在消灭自身的私有制。

　　由此可见，在整个对立的范围内，私有者是保守的方面，无产者是破坏的方面。从前者产生保持对立的行动，从后者则产生消灭对立的行动。

　　的确，私有制在对立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但是它只有通过不以它为转移的、不自觉的、同它的意志相违背的、为客观事物的本性所制约的发展，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这种意识到自已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贫困、这种意识到自己的非人性从而把自己消灭的非人性——的产生，才能做到这点。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地，它也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无产阶级在获得胜利之后，无论怎样都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方面，因为它只有消灭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对立面才能获得胜利。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反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毁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43—44页。］

　　同时，马克思坚决地反对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当他把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归之于无产阶级时，他是在把无产阶级看作神。他说：“倒是相反。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项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兔的、无法掩饰的、相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不是白白地经受劳动那种严酷的但是能把人锻炼成钢铁的教育的。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作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它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45页。］马克思并且一再着重指出，英法两国的无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并且不断努力使这种意识达到完全明确的地步。

　　在《神圣家族》中，除了不断涌出生命之流的许多清新的泉源以外，也可以遇到一些荒芜的不毛之地。论述可敬的施里加的了不起的智慧的长长的两章就是这样的，这两章对读者的耐性简直是一个严重的考验。要最公正地估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部书，就应该把它看成是一部即兴之作，而它显然也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就在恩格斯和马克思初次面识的那些日子里，他们在巴黎收到了《文学总汇报》的第八期，在这里面，布鲁诺·鲍威尔企图隐晦地然而非常尖刻地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所阐述的观点。

　　大概就在这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用一种轻松活泼的讽刺笔调写一本小册子来回答他们的老朋友，并且打算把它尽快地出版。恩格斯当真马上就写完了他自己的那一部分，总共只有一个印张多一点，而当他知道马克思把书写到二十个印张的时侯，他不禁大吃一惊。使他感到“奇怪”和“滑稽”的是，这本书他只写了很小的一部分，而他的名字却也印在扉页上，甚至排在马克思的名字前面^[116]。显然，马克思是以他平素的那种认真彻底的方式来进行这件工作的，就像一句有名的并且非常正确的老话所说的，他大概没有时间把它弄短；此外，也可能是他有意把这部东西写得很长，以便利用超过二十印张的书籍所享有的免于检查的规定。

　　《神圣家族》的作者们告诉读者，他们的这本输战性著作不过是一些独立的著作的先声，在这些独立的著作中，他们将各自阐述自己对现代哲学和社会学说的态度。他们的这个意图是如何地严肃认真，从下面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当思格期接到《神圣家族》的第一本样书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这些独立著作中的头一部著作的初稿。

（四）社会主义的奠基

　　这部著作就是1845年夏天由《德意志年鉴》的前出版人维干德在莱比锡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几个月以前，维干德出版了施蒂纳的《唯一者》［指M. Stirner, 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hum（施帝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1845年在莱比锡出版。］。当施蒂纳这个黑格尔学说的末代后裔在论述资本主义竞争的肤浅理论时，恩格斯却在自己的书中为那些通过费尔巴哈及并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扬弃而走向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几乎所有的——德国理论家打下了基础。他描写了英国工人阶级的可怕的、然而正是资产阶级统治下典型的真情实况。

　　当恩格斯在差不多五十年之后再版这部书的时候，他把它叫做现代国际社会主义在胚胎发育中的一个阶段^[117]。他说，正如人的胚胎在发育的最初阶段还要再现我们的祖先鱼类的鳃弧一样，同样，在这本书中也到处可以找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但是，这一点只是在下述限度之内才是真实的，即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这些痕迩已经比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恩格斯的文章里少了。在这本书里，恩格斯已不再谈到布鲁诺辖·鲍威尔，不再谈到费尔巴哈，而关于“朋友施蒂纳”，也只提到过几次，和他开开小玩笑。可以说，德国哲学对这本书的主要影响决不是落后的，而无疑是进步的。

　　这本书的主要价值决不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下的英国无产阶级的困苦状况的描写。在这方面，恩格斯有毕莱、盖斯克尔等他常常征引的先驱者^[118]。甚至他对于那个使工人群众遭受最可怕的苦难的社会制度的由衷愤怒，他对这种苦难的动人心魄的真实描写，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牺牲者的深厚而真挚的同情，——甚至这一切也不是他这部书中最有代表性的东西。这部书中最令人惊叹并且从历史上看来最有意义的是，这位二十四岁的作者如此透彻地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精神，并且根据这种了解不仅说明了资产阶级的上升，而且说明了它的不可避免的衰亡，不仅说明了无产阶级的贫因，而且说明了它摆脱贫因的前景。这部书的目的在于指出，大工业怎样产生了现代工人阶级，把他们变成了一个在智力方面和道德方面失去人的资格的、降低到一般动物水平的、在生理上备受摧残的种族；以及现代工人阶级怎样由于历史的辩证法（他分别地阐释了历史辩证法的各个规律）而正在成长并且必然要成长到能够推翻自已的创造者的地步。恩格斯认为，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的结合，就是无产阶级在英国取得统治权的道路。

　　但是，只有使黑格尔的辩证法成为自己的血肉并且能够把它从头足倒置的状态搬正过来的人，才能作出这种研究。正因为如此，恩格斯的这部书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而这也正是作者的意图。不过，当恩格斯的书问世时，它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却不是这一点，而是它所包含的纯属事实的内容。如果说，像一位学究老爷带着可笑的自负所说的那样，恩格斯的书使社会主义“有资格上大学”，那么这不过是说，曾经有不止一位大学教授在这部书上碰折了自己生锈的长矛。使得博学的批评家们洋洋得意的，首先是恩格斯曾经预言的那个即将来临的英国革命毕竟没有发生。但是，恩格斯本人在五十年后完全有理由说，他感到奇怪的不是他以“青年人的热情”所作的某些预言没有实现，而是它们竟实现了那么多，虽然不像他所推测的那样是往“不久的将来”实现的。

　　在今天看来，这种对“不久的将来”寄托了很多希望的“青年人的热情”，正是恩格斯这部书的一个最大的魅力。有这个阴影，就显不出这部书所放射的光芒。天才的眼光在从现时遥望将来时，要比“健全的”理性看的清楚得多，因而也逼近得多。“健全的”理性很难习惯于午饭桌上不一定有汤这种想法。另一方面，当时除了恩格斯以外，许多人都认为，英国革命已经迫在眉睫。甚至英国资产阶级的主要喉舌《Times》（《泰晤士报》）也是这样说的。但是那些心地不干净的人只是害怕革命中的烧杀抢掠，而社会主义者的先知的眼睛却看到了从旧事物的瓦砾中生长起来的新生命。

　　1844年尾到1845年初的那个冬天，恩格斯的“青年人的热情”不仅表现在这一部书上。当他在铁砧上打造这部书的时候，在他的炉火上还锻炼着新的铁块：除了这部书的续篇（按照恩格斯的打算，它应当成为一部更大的英国社会史著作的一章）外，恩格斯还打算同莫泽斯·赫斯一起出版一种社会主义月刊，然后再出版外国社会主义作家的丛书，写批判李斯特的文章，以及其他许多工作。他不住地催促马克思一起工作，因为他们两人有许多共同的计划。他写信给马克思说：“你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还是尽快把它写完吧，即使你自己还感到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这也没有什么关系；思想已经成熟，我们一定要趁热打铁……现在正是时候了。因此，你一定要在4月以前写完你的书，要像我那样干，给你自己规定一个期限，到时候你一定要把它完成，并设法马上付印。如果你那里不能印，那就把它拿到曼海姆、达姆斯塔德或其他地方去印。但是必须尽快出版。”［《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8页。］甚至对于使他“大吃一惊"的《神圣家族》的庞大篇幅，他也自慰地认为这也不坏。他写道：“现在就把这样多的东西发表出来，那是一件大好的事情，否则，谁知道它还会在你的写字台搁多久呢。”［《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页。］在后来的几十年当中，他有多少次不得不用同样的话来催促马克思啊！

　　尽管恩格斯在催促马克思写作时是缺乏耐性的，但是当马克思的天才进行着艰苦的自我斗争时，当马克思为生活坎坷所折磨时，他却以最大的耐性帮助马克思。马克思被逐出巴黎的消息一传到巴门，恩格斯就认为有必要为他筹措款项，他说：“让我们按共产主义的方式来分担你所付出的额外开支吧。”他通知马克思说，筹款“进行得很顺利”，又说：“我不知道这个数目够不够使你在布鲁塞尔安顿下来，因此，我的第一部关于英国的东西的稿费，我当然非常乐意交给你去支配。这笔稿费我不久就能收到，至少是收到一部分，而我自己没有它也过得去，因为我可以向我父亲借。至少，不能让那帮狗东西因使你陷于经济困难而成到快意。”［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17页。］

　　尽管恩格斯在他的青年时代的书信里用了这样轻松愉快的口气，但是他本人的性格却决不是轻浮的。他那样毫不在乎地提到的“第一部关于英国的东西”，在七十年当中一直是一部极有份量的著作。它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部划时代的伟大文献。当恩格斯写这部书并且用它把那些学院的假发拍打得尘土飞扬的时候，他不过二十四岁。但是恩格斯不是那种在温室里很快地开花结果而后又更快地凋谢的早熟的天才。他的“青年人的热情”是发自祟高思想的真正不熄的火焰，这火焰温暖着他的老年，正如它曾经燃烧着他的青春一样。

　　当时，他在父母家中过着一种只有“头号的庸人”才能希求的“虔敬而按部就班的宁静生活”。但是他很快就厌倦了这种生活，只是他年老的父母的“愁眉苦脸”才使他再一次回到商业方面来。但是他决定无论如何要在春天离开，首先到布鲁塞尔去。由于恩格斯积极地参加了巴门和爱北斐特的共产主义宣传活动，他的“家庭纠纷”更加严重了，他写信给马克思，谈到共产主义者的三次集会，第一次参加的有四十人，第二次一百三十人，第三次二百人。他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共产主义成了人们的主要话题，每一天我们都有新的信徙，乌培河谷的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事实，并且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力量。”［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卷，第18页。］当然，这种“力量”在警察的一道命令之下就烟消云散了，而且它本来就显得够奇怪的。恩格斯自己就说过，只有无产阶级才站在这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外边，而“最愚蠢、最庸俗、最无所用心的人们，对世上的一切都不感兴趣的人们，却开始对它热心起来了。”［同上］

　　这一点和恩格斯在同一时期关于英国无产阶级的前途所说的那些话是不相称的。但是他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从头到脚都了不起的人，他永远向前，朝气蓬勃，目光锐敏，孜孜不倦，同时又脱不了那种同热情而勇敢的青年十分相称的可爱的稚气。